1.摧残，还是拯救

    孩子心中的“好时光”

    我这里谈了许多有关“幸福”的话题，表面看似乎与教育没有太大的关系，实际上这正是教育的根基所在。因为我们平时在说到“教育”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背后的东西，其实，真正起作用的、使教育具有力量、更正确、更适合孩子的主要因素就在这里。要是教育者能够关注这些方面，就能真正使孩子幸福，最起码不会为了成人的某个目的而折磨孩子了。

    有一次，我参加儿子家长会，学校从另一个学校请来了一位研究学生心理的专家给家长上课。她说了一件事，她说有个学生问她：老师，中国以前真的有过“文化大革命”？她说有啊。学生说：不可能吧，开玩笑吧，你们成人骗我们吧。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学生说：我妈妈讲那时候整整一个班全都放假，整个学校也放假了，不上课，不写作业，坐着火车想去哪就去哪，还到农村去学农，到工厂去学工，一天啥也不想，不写作业，也不挨老师训。老师，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绝对不可能。她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情况。学生说老师，你们那一代人真是太幸运、太幸福了！你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光。老师，下一次“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来呀？

    那个专家告诉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你们一定要注意孩子学习的动向，要是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来不及了。

    其实，孩子这样说就是对学习反感了，老师与家长就应该寻找反感的原因，而不是硬性监控。

    人之所以成为人，最大的特点是生来就爱探索爱学习，如果方法得当，没有孩子不爱学习的。但是，为什么不爱学习？孩子天生最喜欢唱歌，却不爱上音乐课；最喜欢画画，却不爱上美术课；甚至语文呀、数学呀都不能提，一提就反胃，这是为什么？

    我们中心有个学画的孩子，名叫齐思源，那孩子上小学之前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可是上了中学，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脸色灰黄灰黄，样子挺可怜的。

    有一天我问他：齐思源，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齐思源一脸愁苦地说：老师，我都快累死了，累得不想活了。我问周末是不是也累？他说：更累，作业多得做不过来。我说怎么回事？周末也有那么多作业？告诉老师，都有什么作业？齐思源说：不算英语、数学，光语文，就布置了两篇作文、一百个词、五篇古文。一百个词每个要抄写五遍解释五遍，五篇古文每篇也抄五遍。我说词抄写一遍可以了，抄写五遍也能说通，为什么还要解释五遍？他说那是为了加强记忆。

    我听了真是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我琢磨着，这个老师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老师辛苦，但是周末还有休息的时间，但孩子呢，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学，中午睡不上午觉做作业，晚上作业做到十一二点甚至半夜一两点，就连周末也不得休息。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呢？这样的方式哪个孩子能受得了？这样下去他们的学习能学好吗？身体能健康吗？齐思源说：老师，我太害怕抄课文了，一想起就恶心，就想吐。老师一不满意了就让我们抄课文，发现桌子里有一点碎纸片就罚抄课文，迟到了也要抄课文。我吓得不行，抄不好就不收，还得重抄。有时作业实在写不完，只好装病在家里写。

    我听了非常难受，我说齐思源，既然功课这样忙，你就把画画停了，这样还能休息一下。他说老师，千万别停我的画画，我一星期只有这么一次快乐，要是不画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呢？

    所以我说，现在中国，最苦的不是农民，不是下岗工人，甚至囚犯也算不上。最苦的是孩子。中国的孩子最苦了。

    一个周末其他作业一大堆，还要布置两篇作文！谁能一个周末除了要做其他作业还能写两篇作文呢？齐思源说：他们还算舒服的，另一所中学更要命。我问怎么要命。齐思源说：那是一个特色班，作业多得，把学生逼得……说到这儿，齐思源说什么也不愿谈了，他说谈这些让他很难受。

    我问他的考试情况，他说：上小学时他是班里尖子生，所以考上了重点初中，这次期中考试，数学120分的卷子，考了60分；英语，也是120分的卷子，考了90分。我问语文考了多少，他只说很低，但不肯说出具体的分数，我想大概太低了，不好意思说。

    齐思源说他早就痛恨学习了。他说李老师，我的敌人是学习。你听听，学习已经成了他的敌人了，这样的孩子能学好吗？

    喂鸡的原理

    我想起陶行知先生有一次到武汉大学讲教育，进教室的时候抱着一只母鸡，听众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老先生要干什么。只见他不说一句话，把鸡放在讲桌上，按住鸡头，掰开鸡嘴，抓了一把米强行喂给鸡吃，无论怎么喂它也不吃。之后，他放开鸡，离开一段距离，那只鸡吃了起来。

    陶行知这才开始了演讲，他说教育跟喂鸡一个原理，如果强迫孩子去学，他是不愿学的，如果放手，不但愿学，还学得很好。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齐思源的妈妈，她不听。她是我的朋友，所以孩子的情况我非常清楚。在齐思源小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妈妈为了让他上一个一流的中学使了不少劲。那时候我就劝她，我说根据我的经验，不要让孩子上那种学校，据我的了解，有些名声越响的学校或许对孩子的发展越不利。我们这里有个样板幼儿园，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想把孩子往那儿送，但是，我们发现，凡是那个幼儿园里来我们中心学画的孩子，不用说明我就能认出来。我常常对新来的家长说：你的孩子是在某某幼儿园上学。家长吓了一跳，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凡是目光呆滞、缩手缩脚、胆小如鼠、没有思维与灵气的孩子，十有八九是从那家幼儿园来的。

    摧残，还是拯救

    有一次，我发现一个新来的女孩，就是从那家幼儿园来的，也就五岁大点，她的凳子下面有一滩水。我说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没画水粉画呀，为什么凳子底下有一滩水呢？那孩子不吭声，照样努力地画画。我蹲下，想看看究竟，这一看把我吓了一跳，原来，那是她尿的尿！一摸裤子，水淋淋的，连毛裤都湿透了。一个孩子尿急了都不敢对老师说一声，尿了裤子还要强作没事儿似的，还在努力地画画，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幼儿园让孩子统一时间上厕所，你想想，几岁大点的孩子，他们的控制能力能不能按着钟点上厕所呢？

    我难受坏了，赶紧让一个老师到街上买来裤子给孩子换上。到了放学的时候，家长来接，一看孩子换了裤子，问怎么回事，我大致说了一下情况，家长脸就阴了下来。我把他推出门外，对他说：你的孩子已经很难受了，你不但不安慰，反倒雪上加霜，你这是爱孩子吗？

    我看过一则报道，说河南郑州一天之内就有两个小学生自杀身亡。小孩子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呢？

    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首先是让人成为人的，是提升人、拯救人的，其次是增长智慧、传达知识的。但是，现在的教育，是教育呢，还是拯救？或者说，是摧残呢，还是拯救？

    我读了那本介绍李圣珍老师的，名叫《每个父母都能成功》的书，我认为那不是一本书，是一幅中国孩子的地狱图。人说苦海无边，看了那本书，就知道什么是苦海无边了。李圣珍老师呢，就像一个菩萨，在孩子的地狱里、苦海里拼命地救，救苦救难……

    2.“望子成龙”的挽歌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那本书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名叫马月的孩子。马月小时候极其聪明，她的智商达到130分以上，远远超过同年龄的孩子。孩子本来很优秀，但她的爸爸妈妈希望她更加优秀，祸根就是在这种想法里埋下了。牙牙学语时，他们就对她开始了学前教育，教她认字教她算术，才四五岁就将她抱到琴凳上学钢琴。为了使女儿不仅仅是优秀，他们还要她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那么大点的孩子就进行思想教育，连唱的歌都是革命歌曲。儿歌不会唱，却会唱《国际歌》。结果呢，女儿与同龄人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格格不入，她不熟悉他们的语言，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她被同龄人看作异类，看作什么都不懂的傻子。

    五岁时，马月被送去学钢琴，那孩子乐感极好，但因手型不能符合要求，常被老师呵斥打骂。这样一来，马月便对老师产生了恐惧，见了老师就紧张，越紧张越弹不好，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她很快就被淘汰出局。

    对一个只有五岁的孩子而言，这应该是她人生的第一个挫折，但据马月自己讲，她的噩梦是从上了小学之后开始的，在她眼里，学校是一个可怕可憎的地方，是一个给她制造了痛苦的地方。因为近视，她看不见黑板上的字，结果考试两门功课不及格，从而成了差生。受到同学百般歧视与欺负，放学路上书包被抢、头发被揪，孩子们一边朝她身上扔土块一边喊：“傻子，快打傻子！”

    你看，在一切以分数为核心的教育体制里，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人才”中的“人”字，然后再丧失那个“才”字。

    在大家的印象中，马月成了一个傻子，而同学的这种印象正是由老师传达给他们的。如果我们要教孩子成为人，即便真是傻子也该充满同情，是不是这样？

    后来，那个班的学生被叫到校长室考朗读，为了不让他人再喊自己傻子，马月预先将课文读熟，可是当轮到她时，翻开书正要朗读，站在一旁的辅导员在校长耳边说这孩子有点傻，可能脑子有问题。这话杀伤力太大，孩子完全愣住了。校长却喊：愣着干吗，还不快读？这一下，马月真傻了，课文成了不认识的“蚂蚁文”。

    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大家围成圈做游戏，因为多了一个人，老师竟让马月出去，当她低着头走出队伍的时候，背后传来一阵讥笑声：傻呆呆的，还想做游戏？马月跑到操场外面，用树枝在地上拼命地写着：我不是傻子，不是傻子……读到这里，我觉得心都要碎了。

    学校举行歌咏比赛。马月想，这次是全班合唱，不会没有我吧？可是排练的那天，老师让她提前回家。她问老师为什么不让她参加排练，因为她在这门课上曾得过满分，这时候，站在一旁的班干部竟说：你傻了巴唧的，上台会给我们班丢分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好学生，从小就被培养起这种为虎作伥的品质。当讨论应试教育是拯救还是摧残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被摧残的不仅仅是弱势群体的孩子，也包括那些所谓优秀的强势群体的孩子。在马月被毁的同时，那个班干部也被毁了，那个孩子在他往后的人生中很难再有同情呀、关爱呀、怜悯呀这些人类最好的品质了。要是没有这些品质，那他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才。

    马月的故事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还不是她如何如何被摧残，而是面对一次次摧残仍然顽强地抗争。那么小一个孩子，为了得到应有的善待，真是百折不挠啊。但是，她的所有努力全部被包括校长、同学在内的强势群体碾了个粉碎，直到她彻底放弃了这样的努力为止。放弃之后，马月便开始逆反的行为报复，比如，将毛毛虫放进那些欺负她的同学的笔盒；故意天天迟到，不做作业，因为她，年级的流动红旗，这个班再也没得到过。结果，小学六年，转了三所学校，父母亲一次次被叫到学校挨训，回去后便将气撒在孩子身上。最可悲的是，连他们也开始怀疑女儿是不是真是傻子。

    有件事给我印象特深，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当舅舅夸他的儿子如何如何聪明、并建议找人为马月查一下智力时，当妈妈的竟然冲进女儿的房间狠狠抽了她一耳光。马月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号啕大哭起来，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竟惹得妈妈这样生气。

    我们说要有承受能力，但得有个限度。生命不能承受无法承受的重量，孩子尤其这样。

    在学校，马月是个所谓的差生，在家里，又是个不争气的孩子，这样一来，小马月便无处可逃了。于是，她开始装病，因为“病”总有好的时候，她想来个一了百了，又装起疯来，就这样，马月为了逃学，竟然逃进了疯人院。到了那儿，她才知道里面比学校还要难受，于是百般央求，自我证明，经过几个月折磨才从里面出来。

    这时，她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证明自己不是傻子进行抗争，那次考试令老师和父母非常吃惊：一个学期几乎没上学，她语文居然考了80多分，数学也考了70多分。妈妈疑惑地带她去做智商测定，几家医院的测定结果几乎是一致的，马月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她的智商指数在130以上。

    但是，即便是这样，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她不但是个傻子，还是个疯子，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她是疯子，进过精神病院。尤为可气的，终于有个女老师对她好，把她当人看，她也对这位老师报以真情的时候，竟被人们怀疑她爱上的那位老师，是个同性恋者。

    这一下，马月完全绝望了，她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她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她就会晕厥在课堂上。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她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道地划伤自己的手。直到有一次，她想彻底摆脱苦难，便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幸亏发现及时，她被救活了，救活的她又将伤口划开。

    幸运的是，马月就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李圣珍老师家里，李老师救了她，还使她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为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马月有个表妹，名叫秋子，用马月的话说，秋子比我不幸多了，因为她没有遇上李老师……

    “望子成龙”的挽歌

    那个秋子，是个高二学生，因为会考两门不及格，打开煤气自杀了。

    秋子的妈妈也像中国大部分家长那样，节衣缩食，风里来雨里去送女儿学钢琴、上各种培训班，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她不能容忍女儿有一点点惰性、一点点娇气、一点点落后，要是女儿有一处做不到便施以严厉的惩罚。当秋子到了十三四岁的“反叛”年龄时，母女间便开始冲突不断。冲突的结果是秋子常常被怒不可遏的母亲赶出家门。

    那时候秋子的父母已经离异，被赶出家门的她要么在深夜的街头徘徊，要么去找爸爸。她想跟爸爸在一起，可是连房子都没有的爸爸没法收留她。秋子只好住到姑姑家里。尽管姑姑对她很好，可是秋子总是摆脱不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据同学讲，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如果不是目前这种只认分数不认人的教育体制，不管孩子的具体喜好、智力的敏感区域等个体情况一把尺子衡量的标准，她也许会成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歌唱家或者舞蹈家的，在学校组织文艺演出中，有一次，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与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投入而得心应手，在那种场合，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但在课堂上，她再也自信不起来了。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万分尴尬，恨不能钻到地缝里藏起来，被老师当众骂为猪脑子、脑积水。她也因此常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眼泪汪汪。在这样的过程中，秋子作为人的尊严一次次被剥得精光。

    就这样，她的自信一点一点被击碎，一到考试就紧张万分，对分数敏感到了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但是一切她从来都不跟父母谈起。后来，有个名叫涛涛的孩子喜欢上她，她终于感受到了一些人间的温暖，却被父亲以“你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还早恋，想不想考大学”为由强行终止了关系。

    到了高二最后，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四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四名。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作为一个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结局呢？

    作为学校，也许不得不这样做，体制就是这样呀，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压倒一切，只有将那些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才能保住学校的名声。但对学生来说，这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吗？被牺牲的岂不成了大多数？那些失败者在他们的一生中也许再也摆脱不了失败的阴影，只能永远失败下去了是不是呢？

    结果，最后的会考她仍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吃了安眠药之后又打开煤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她恐惧的世界，她以自己花季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望子成龙”的挽歌。

    我想马月说得没错，要是秋子遇上李圣珍这样的老师，或许不至走上绝路。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纵使李老师可以救下秋子，她能救下成千上万像秋子一样处在死亡边缘的孩子吗？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我给宋子然的小姨打电话，我说以我现在的力量，这样遥远的距离，我很难把这个孩子挽救过来。因为孩子能不能挽救过来全在他的父母，而改造父母太困难了。这个孩子已经到“病情”与“父母的改变”相互赛跑的程度，而据我们现在的距离，“父母的改变”绝对赛不过“病情的发展”。我让她快把孩子送到李圣珍老师那里，只有她能救宋子然了。她说去了，等待挽救的孩子已经排了一万多了，轮到宋子然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到那时，宋子然大概早没命了。

    人类为什么这样苦难呢？我们提起苦难的时候常常会联想到战争呀、饥饿呀、洪水呀、地震呀……但我觉得，在人类所有的苦难里面，最苦难的要算心灵的苦难、孩子的苦难了……

    每个家长在内心都积累了许多这种事例，但是同样的事情仍然天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所有这些孩子的苦难都在指向一个本质性问题：我们的教育到底是拯救人，还是在摧残人？

    但是，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又很内疚，老师也有老师的难处，比如，美国的班级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我们的班级五六十人甚至六七十人；而报酬，不要说美国，就说香港，小学老师的月薪相当于人民币四五万，比我们的年薪还要多出几倍。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累得精疲力竭，我儿子的老师就是这样，都尿血了，住院了，大家都去医院看她，没过几天又来上课了，第二天又累倒在楼梯上。

    儿子说：我们某某老师想当蜡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你想想，人那样多，课那样多，薪水那样低，身体那样不好，怎么能讲好课呢？就这样，学校还不满意，各种各样的招数，规则呀、名次呀、分数呀，逼得老师只好占课，这节课还没上完，那节课的老师已经在门口站着了。儿子说：妈妈，你知道我现在在练什么功？我感到好笑，一个小屁孩能练什么功呢？问他练什么，他说憋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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