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天青石贸易之路形成的年代初步确定在欧贝德文化后期。该文化的最早发现地在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乌尔附近的欧贝德村。苏美尔地区是西亚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从人种的角度看，苏美尔人与其后分布于西亚各地的人种没有承先启后的继承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在苏美尔人之后，西亚古代居民按语言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闪米特人(Semite或称塞姆语族人)，如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迦勒底人，腓尼基人、迦南人、希伯来人等；二是印欧语系人，最早来到西亚的有米坦尼人、赫梯人、米底人、波斯人等；三是与以上两大语族皆无关系的人种，如埃兰人、加喜特人、库提人、喜克索斯人等等。［美］费希尔著：《中东史》第12页插图，商务印书馆，1979年；朱龙华著：《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学术界也认为，其中的印欧语系人，就是自上古时代分布于从印度到欧洲广大地区的雅利安系各民族。至于该人种起源于何地，又于何时、经何途径向外迁徙等问题，学术界长期争论，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加之，史料之少，如凤毛麟角，关于雅利安人的结论大都属于推测。然而，比较语言学、考古学材料首先证实了印欧语的广泛传播，俗话说“雁过留声”，“语言是历史的宝库”。L. R．帕默尔著：《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8页。语言的传播可视为雅利安民族大迁徙足迹的历史遗留。
一、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雅利安人起源之研究
雅利安人起源于中亚，这是公元19世纪中叶欧洲学术界风靡一时的观点。时至今日，尚有许多学者继承或支持这一观点。那么，关于雅利安人的学说从何时而起，是由哪些人根据什么理由提出来的呢?
1．比较语言学的兴起
雅利安人起源于中亚这一学术观点，是基于公元19世纪欧洲学者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进展；而比较语言学这一新学科体系的建立，又是以公元18世纪末期欧洲学者研究古语之风为嚆矢的。当时，在欧洲各领域的学者中，盛行着研究诸如梵语等印度古语、增德语(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增德·阿维斯塔》中所使用的圣经语)等波斯古语的风气。对古代语言研究的结果，使许多学者发现了一个规律：东方古语在词汇、音韵及语法结构等方面，与西方古语如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存在着众多的有明显规律的雷同。1786年，德国学者威廉·琼斯最先说明了这一现象并解释其原因说：东方古语和西方古语之所以有如此诸多类似的地方……是因为在所有这些有共同规律的古代语言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它们原本就出于一个系统。威廉·琼斯语出惊人，过去万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如今似猛然醒豁。“出于一个系统”这一观点便成了比较语言学牢固的奠基石。此后，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弗兰兹·鲍普自公元1833年起又对梵语、增德语、希腊语、利塔乌语(古拉丁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日耳曼语等语种的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陆续出版了诸语种之间的比较词典。由于鲍普及其他欧洲学者的不懈努力，在公元19世纪中期，欧洲的比较语言学就作为一门新学科建立起来了。据欧洲比较语言学者的研究，凡在欧亚流行过的上述各语种均属于同一语系，都应该包括在“印度—欧洲语族”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这一总名称之中，简称为“印欧语系”。
2．雅利安人中亚起源说的提出
随着欧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日益深入，自然也就会产生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历史上曾经流行或至今仍在广泛区域流行着的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必定会有一种先于诸语的本源母语，这种母语又是什么?在此基础之上，又产生出更深层的思考，即操这种共同的本源母语的古代人种是什么？他们又起源于哪里？也就是说，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上探究其根源的同时，又涉及人种及其起源的问题。据学者们研究，“印欧语系”的最古老形态应该是梵语和增德语等东方古语；据此可以认定这一语系的本源母语出自东方；而亚洲特别是中亚，则是操此种母语的人种的摇篮。例如，著名学者鲍特认为：由于雅克萨尔特斯河(锡尔河)和奥克苏斯河(阿姆河)两大河流灌溉之利，在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以东的这片广阔地区，是操此种母语的民族的发祥地。许多权威学者都支持这一观点。1861年，德国最著名的梵语学者马克斯·缪勒首次提出“雅利安”学说，使中亚起源说更加明确和完善。马克斯·缪勒所谓的“雅利安语”，泛指广布于印度、欧罗巴的同一语系古语言的总称。他认为，使用“雅利安语”者称雅利安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等种族的祖先，曾居住在同一地区——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他们就是雅利安人。在他们尚未迁徙之前，操一种包含各种方言因素的共同语言——雅利安语。由此可见，现在分布于亚欧大陆上属同一语系的任何人种，无外乎就是原居于中亚的某一个地区的雅利安人中一个小民族的后裔。缪勒的学说受到欧洲人的极大尊崇，似乎成为学界的定论，没有人怀疑他的学术思想的正确性。
3．雅利安人起源于中亚北部草原
公元18至19世纪欧洲学者关于印欧语系和雅利安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能一概斥之为：雅利安人是“对印欧语系各族人民的不科学的总称”《辞海》（民族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第197页雅利安人条。。 至于雅利安人的发祥地，当然尚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笔者认为，雅利安人的发祥地在锡尔河以北草原地带为中心的“游牧世界”较为准确；也就是说，其中心地在中亚北部草原，但不排除北到南西伯利亚，东至阿尔泰山及巴尔喀什湖周围地区，西到咸海、里海以北南俄草原及北高加索一带，也有雅利安的分散部落或者是与之相近人种的分布。恩格斯在公元19世纪末期也从事过人类学的研究，他说：“在亚洲……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殖和看管牲畜。”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Ⅳ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5—156页。 恩格斯所说的亚洲三种游牧人中，闪米特人原居地在阿拉比亚半岛，约于公元前3000—前1000年，逐渐分布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的“肥沃新月地区”，包括阿卡德人、巴比伦人、阿摩利人、亚述人、迦勒底人以及腓尼基人、迦南人、希伯来人的祖先；图兰人原居地为图兰平原，故名，是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原居民。显然，恩格斯是把图兰人和雅利安人区分开的，既然图兰人是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的主人，那么，雅利安人的发祥地就不会在河中，而应该在其北方的草原。我们还可以通过下述几点综合分析：第一，位于北纬45°—50°左右的草原地带，其气候和牧场适于游牧。历史上曾先后兴起过西梅利安人、斯基泰人、马萨革泰人、塞人、突厥人等游牧民族。在他们之前，同样游牧的雅利安人兴起于此地是可能的。第二，当这支游牧民族人口增加、畜群膨胀的时候，需要扩大牧场，只有向四周扩张。尤其是在自然条件突然恶化，如遇到气候剧变的寒冷期或干旱期时，求生存——便成为向外迁徙的原动力；踏上征程，才不至于被大自然淘汰。加之，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军事民主制度，军事首长及其亲兵视流血为无上荣光的纯朴观念，马匹、车辆的机动能力，凡此种种皆成为他们向外扩张和战胜邻人的先决条件。第三，据以后印度人、伊朗人的分布来判断，雅利安人的原住地也应在中亚北部草原。因为寒冷干旱地区的游牧人首先看好的是温暖地带的农业区。在古代，西伯利亚冻土带的大森林和沼泽阻碍着任何大规模地向北迁徙，因此，雅利安人必先南下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与图兰人融合为一体，然后才可能南下印度，西进波斯。
二、20世纪初的西方探险事业
许多资料证明，帕米尔高原西侧的居民是印欧语系的伊朗人种；但帕米尔高原东侧居住着什么人种?也就是说，雅利安人在迁入所谓的“西土耳其斯坦”的时候，是否向东越过帕米尔进入中国境内，长期以来，这是个不解之谜。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明确。“比较有把握的一点是，无论在中国古代西域的城郭诸国，还是在锡尔河以南的绿洲地区，直至公元6世纪以前，都还是住着操印欧语的农民。而绿洲农业地区的居民和草原地区操印欧语的游牧人并无种族和语言上的不同。”王治来撰：《论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所引Frye，R．N．The Heritage of Persia． (弗莱伊《波斯的遗产》P43)。《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语言是种族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讲印欧语的古代居民，其祖先是雅利安人，这一点在上节已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属于印欧语系的中亚粟特语和一度在天山南路流行的诸种语言，是已经灭绝了的“死语”，早不为世人所知。公元19世纪末期，尤其是公元20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各国学者在中亚腹地的探险活动，以及对探险者在中亚特别是在我国新疆、甘肃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研究，才使“死语”大白于天下。
众所周知，在塔里木盆地的中部，横亘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流沙年复一年地向边缘地区扩散，无情地吞噬人类可以居住的绿洲地区，远的不说，仅西汉时的36国或东汉时的50余国，如今绝大部分已变成沙漠中的废墟。然而，正是由于这里空气干燥、降雨极少，一旦埋入沙中就不易霉变。例如，1980年新疆考古专家穆舜英发现的“楼兰美女”，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白种女性干尸，鼻梁高尖，眼睛深凹，深褐色的头发蓬散披在肩上。中外学者相信距今4000年左右，楼兰地区最早的居民曾是白种人。至少在青铜时代，他们已在这里繁衍生息，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白色人种集群。据新华社楼兰2003年2月20日电。时隔数千年，少女干尸面部肌肤尚有弹性，头发、衣服等竟完好无损。就这一点而言，干旱的自然环境提供了贮存古物的良好条件。这样，遇有偶然机会(如盗墓者的挖掘等)古代遗物则常常被发现。一些零散的出土物，最先是通过深入亚洲腹地的基督教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
19世纪中叶，正值欧洲所谓“东方学界”研究东西文化交流的热潮时期，他们正为获得研究资料而努力。因此，流入欧洲的出土文物和来自亚洲腹地的传闻，引起欧洲学界的极大关注。其中，最为注目的事件是，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在游历塔里木盆地北缘库车(古代龟兹)的一处佛塔遗址时，从当地老百姓手中购得出自塔中的一些古书物（后命名为“鲍威尔文书”）。鲍威尔将这些写有神秘文字的古书送到当时住在印度的英国学者海尔恩莱处，后者初步认定其年代已相当久远，极有学术价值。于是便将之带往欧洲。研究结果证明：这是一些公元5世纪的医药书籍和时代更古的婆罗谜文、梵文佛教经典。欧洲学界为此而振奋。不久，又有一些贵重资料传入欧洲，它们是1890—1895年法国人杜特列德兰斯和费·格莱纳赴新疆考察时收集到的，是一些写在桦树皮或古纸上的佉卢文写经和古文书，还有一些古钱币、陶俑、陶器之类遗物，出自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古代于阗)。学者们认为，类似的珍贵资料，绝大多数肯定仍旧埋藏在当地遗址地下，应尽快获取。与此同时，有几个欧洲学者为进行所谓地理学研究正在塔里木盆地一带活动，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1870年)、瑞典的斯文赫定(1893年)等。欧洲学界根据他们的报告证实，当地确有不少埋藏遗物的遗址。渴望得到珍贵资料的欧洲学界，痛感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亚洲腹地派出探险队之必要。
1899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西方国家“东方学”会议，俄国的拉德洛夫教授首次倡议成立一个由各国学者组成的“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东方学”年会上，该探险学会宣告正式成立。协会总部设在俄国的彼得堡，各国设立分部，共同从事亚洲腹地的探险事业。
该协会成立前后，给予欧洲学界极大刺激的探险活动还有两起：一是19世纪末俄国、芬兰探险队深入到外蒙古包括鄂尔浑河流域地区，发掘到许多突厥碑文和蒙古遗物，获得极大成功；另一起是1900年英国斯坦因的第一次大规模学术探险，仅在和阗地方进行初次尝试性发掘，就获得上千种令人瞠目的文物，满载而归。其中在尼雅遗址(汉代精绝国)就发现了782件佉卢文书。佉卢文是一种流行于印度西北的俗语文字，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碑上也刻有佉卢文。公元3—4世纪贵霜王朝时期，曾作为书面语流行于我国塔里木盆地一带。此后，欧洲各国竞相以“协会”或“分会”名义向亚洲腹地派出探险队。如英国的斯坦因又相继进行了第二、三、四次探险；德国派出格林威狄尔、利·库克等率领的探险队；法国派出以伯希和为首的探险队；俄国先后派出鄂登堡、科兹洛夫等多批探险队；日本也自1902年大谷光瑞探险后，又相继派出倔贤雄、渡边哲信、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等人追随大谷多次进入我国新疆等地从事探险活动；瑞典的斯文赫定在帕米尔、新疆、西藏、甘肃曾七次探险，1927年瑞典再次派他与贝格曼等人，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之下，以“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名义，从事大规模的探险和发掘。
西方各国在亚洲腹地掠走大量历史文物，获得了探索亚洲腹地奥秘、揭示古代丝绸之路的珍贵资料；在西方，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带来了丝路历史文化的研究热潮和东西交流研究的划时代进步。
三、古语言文字的分类和人骨研究
在西方各国亚洲腹地探险队所获大量古文书中，除了汉语、梵语、回纥语等欧洲学者已经明白的语言文字外，有的还写着当时他们尚不清楚的三种类型的语言文字。第一种现命名为“粟特语”，广布于西域、中亚各地；第二种现命名为“和阗语”，流行于以于阗为中心的丝路南道一带；第三种现命名为“吐火罗语”，流行于龟兹、焉耆等丝路北道一带。三者皆属印欧语。现分述于下：
第一种古语言文字材料，可以说凡在西方探险队涉足的区域均有发现。证明这种语言曾经沿着中亚各交通线在非常广泛的地区流行过。
过去人们只知中亚河中地区有粟特人，粟特人讲何种语言?该种语言有何特征?谁也搞不清楚。流传至今的相关记载也极为简略，如古希腊作家斯特拉波在《地理书》中仅讲到粟特人以及波斯东北一带地方的人讲同一种语言，他并未说明是何种语言；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窣利地区总述”中也仅记述“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72页。唐代中国人将粟特即希腊人所谓索格底亚那译为窣利；读了玄奘的记载可以得知粟特语约有20多个字母，竖行书写，流传甚广等特点。然而，仅靠玄奘的寥寥数语，对了解一门语言，仍不得要领。由于20世纪初的探险与研究，大量的粟特文书，包括用粟特语书写的各种宗教经典、日用文书、日历、碑文等等皆为世人所知。研究证明，粟特语流行的地区十分广泛，从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到甘肃敦煌甚至到外蒙古一带。粟特人擅长商贾之业，也就是说，凡粟特商人足迹所至，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皆流行过此种语言文字。
当时尚不清楚的第二种语言文字，主要出自今日和田(古代于阗)一带出土的古文书中。在突厥人入侵以前，它作为典籍书写和日常用语，曾广为流行过。有的学者根据出土地点，将之称为“于阗语”或“和阗语”；又因这种语言属于东伊朗语系的一种，也有学者将之称为“东方伊朗语”。但这种语言已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像粟特语那样的原始特征已不复存在。因此，也有人认为它或许类似于中国所谓大月氏即贵霜语言。不管怎样，学术界似乎已有定论：该种语言是于阗人所使用的语言，它十分明显地属东伊朗语系。再将之与有关此地人种风貌特征的记载、出土的绘画资料等等进一步参照，我们可以确定古代于阗人属于雅利安人东伊朗系。例如，斯坦因在于阗境内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板画上，画有王、妃、侍女及盛茧之笼，人物容貌及服饰，均属东伊朗人型。
当时尚不清楚的第三种语言文字，基本上是在古代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西域北道一带地方出土的古文书中发现的。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三种语言”是吐火罗语。无疑与吐火罗地方或吐火罗人种有关，也属印欧语系。而且更类似于西方语系；有的单词更类似于欧洲拉丁语。
中日学者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日本学者中，较早者有羽田亨博士，他认为：从天山北路至俄领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在有史料记载的开始，就住着雅利安、突厥系两大人种；但突厥种族占据这一地区是中国南北朝突厥勃兴以后的事，时间较晚；而天山南路，根据在此发掘的有关语言、绘画、骨骼、头盖等各种资料，及其对它们所进行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后，这里的主要居民无疑仍然是雅利安系的民族。［日］羽田亨著：《中央亚细亚文化》(日文版)，岩波书店，1935年，第12—13页。
中国学者曾问吾、方豪等人也论述过古语言的分类，尤其对吐火罗语论述较详。如方豪认为：汉代西域民族之语言，大略有三：一是粟特语，或称窣利语，属东伊朗语系，在当时流行最广；一是以于阗即今和阗为中心之和阗语，属印欧语系之东方系统更为显著，几与伊朗波斯语完全相同；一是以龟兹或焉耆，即今日之库车或哈拉沙尔为中心，通行吐火罗语。吐火罗语在外形上，与希腊语相似，而同属于印欧语系之西方系统。……据业已经专家研究之三种语言而加以推测，可知其地之古代民族为雅利安族，盖皆为印欧语系，再加以人骨之研究，可证当时居于罗布泊及吐鲁番诸地者，确为雅利安族。方豪著：《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旧籍新刊，第78页。曾问吾也认为，古时西域三种语言皆属于印欧语，乃是判然之事实。由此以观，古代西域之土著实是雅利安人种，尤其是住在波斯高原上的人，是属于伊朗人种系统也。除根据语言外，研究其骨骼尤其是头盖，发现在鄯善及车师地方住民，颇适合于伊朗人种型。就是该地现在之住民，依据各种人类学之调查结果，亦证明其中一部分是属于伊朗人种也。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0页。
方豪、曾问吾所谓的人骨研究，当指英国学者据斯坦因在亚洲腹地的第三次探险时(1913—1915年)，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北地区的4个地点采集的5个古代人头骨所进行的研究，证明在公元前数世纪，这里的居民是具有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中间特征的“楼兰型”人。Keich，A．，Human Skulls form ancient cemeteries in the Tarim Basin．J．Roy．Anthrop．Inst．，No．59，1929。也指德国学者根据斯文赫定于1928—1934年在中国新疆调查时从罗布泊及其邻近的4个地点采集的11个头骨所进行的研究，证明其中1组具有北欧日耳曼人种的特征，近似于“楼兰型”；第2组是中国人特征占优势的中间型；第3组具有阿尔卑斯山区人种的特征。Hjortsjo,C.H.und Walander，A.，Das schadel und skelettgut der archaologischen untersuchnge in Ost-Turkistan．Sino-Swedish Exp．Ⅶ，Archeology 3，1942。另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俄国学者伯恩施坦等人根据伊塞克湖出土的人头骨所进行的研究也认为其中的80％属于欧罗巴型。张志尧撰：《阿尔泰、天山北部与东部的塞人—匈奴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西方学者的人骨研究都在数十年前。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又出土了数百个人头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康信等人自1986至1992年的研究证明：当时，西方人种即由丝绸之路西段而来的欧罗巴人种，已经进入中国新疆地区。例如，在大约3800年前(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古墓葬中，已发现具有欧罗巴特征的人骨。同时，在时代稍晚、葬式稍新的古墓中，也发现有亚洲人特征的人骨。在新疆地区，由西方来的人种与亚洲人种异常混杂地居住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较之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更古的时代，在欧亚大陆广阔的地域之间，人种的交融已经在十分活跃地进行着。韩康信撰：《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载《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过去·现在·未来》，第2届福冈国际专题讨论会报告书（日文版）第60页，（株）阿伊尼克学术出版社，1993年9月28日。
长期以来，中国史书说西域“自高昌(吐鲁番)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魏书》卷一○二《西域传》于阗国条。。这些古代人究竟属什么人种，学术界争论不休，毫无结果；至于西域古人操什么语言，拥有何种文字，亦几乎全然不得而知。正是由于本世纪初以来的探险与研究，才解决了亚洲腹地历史上这一重大问题。它再次证明，中亚地区(包括狭义的西域)在突厥化以前，居住的是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他们除了向西迁徙外，向东扩散的范围达到敦煌以西。这不仅为上述的语言研究所证实，也为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人骨种族人类学的研究所证实。
四、雅利安人迁徙之路
以上诸节从比较语言学、20世纪初期的探险及古语言分类、新疆地区人骨研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雅利安人的起源、分布等问题。本节拟根据印欧语的传播和印欧语系人种的分布，着重分析雅利安人的迁徙路线，以作为本章的小结。
正如前述，雅利安人发祥于中亚北部草原地区。恩格斯提到他们时，是作为亚洲地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先进部落的典型来论述的。并说：“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7页。说明在他们迁徙之际阶级和奴隶制已经产生。但当时的奴隶制还是零散的现象，阶级社会刚刚开始。可见，雅利安人大约在人类文明产生初期便生息于中亚北部草原地带了。通常认为人类文明产生于距今约5000年左右，那么雅利安部落也应在此前后即发祥于此地。
约当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或许因气候变化等因素所致，雅利安人开始向外迁徙。起初有少数人首先移动，另有一些人跟着移动，随后，有更多的人仿效他们，最后，引起向外迁徙的波涛。虽说开始于约公元前2000年，但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次迁徙浪潮的余波还在持续着。
这一既缓慢而又持续不断的迁徙运动，起初，目的地并不明确，是多方位的外移。这是因为：第一，雅利安人并未形成国家，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第二，各部落一股一股地陆续离开草原，要么获得新的土地，要么整部落灭亡，完全受大自然摆布。
尽管如此，作为一场迁徙运动的结果，仍然是有大致的移动方向和前进路线的。向北，显然不可能，因为任何大规模的迁徙都要受阻于西伯利亚更寒冷的气候和北俄罗斯密集的森林、沼泽。这样，向南、向西的可能性最大。而且在迁徙过程中受当地居民的影响，语言也发生了分化。据西方学者研究，操原始印欧语的雅利安人，最先分为东西两支，讲着不同的方言。东支，操印度——伊朗语，他们是雅利安人的主体或核心；西支，后来发展为希腊人、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这样，我们首先可以证实雅利安人最初移动的两个方向，即向西和向南。
向西：沿着“三海”以北的草原地带前进，咸海、里海、黑海以北大部为低地、平原，山地、高原甚少，且有良好牧场便于游牧。但这里原先就稀疏地分布着一些与之相近的强悍人种，大规模的迁徙往往受阻；再者，这一带与锡尔河以北草原地带的条件差不多，也引不起他们太浓的兴趣，故不能成为雅利安民族迁徙的主流。此支迁徙者所面对的大致方向是波罗的海、大西洋及地中海北部欧洲沿岸。在缓慢地迁徙中，逐步形成了操印欧语系各种方言的西方民族。如亚该亚和多利亚希腊人沿黑海北岸进入巴尔干及希腊半岛；拉丁人进入亚平宁半岛；凯尔特人散布于西欧各地；日耳曼人进入多瑙河以北及中欧、北欧；斯拉夫人则分布于东欧平原……。
向南：是雅利安人主体的迁徙，比起向西迁徙规模更大。多数欧洲学者如迈耶、贾斯廷、库恩、赫兹菲尔德、豪特、韦森杜克等，主张取道“土耳其斯坦”参见Meyer，Geschichte des Alteertums，I，2，809ff； F．Justi"Geschichte Irans"in Geiger and Kuhn，Grundriss der Iranichen philolgie，Ⅱ，40l； E．Herzfeld， Archaeololgical History of Iran，P7； C．Huart，La Perse Antique，P30； O．G． U．Wesendonck， Das Weltbild der Iranier， P16。 ，也就是南下河中地区。其大致情形是，许多属于雅利安人的主体部落，于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的时候，由锡尔河以北的大草原向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移动，最终分布于整个中亚地区。以前南土耳其斯坦原住民的绝大部分(比如恩格斯所说的图兰人)，被这些新来的入侵者或加以消灭，或加以吞并，或成为新统治者的臣属。总之，经过五六个世纪的移民运动，雅利安人已占据了兴都库什山以北的整个土耳其斯坦。美国学者麦高文说：根据一切已知的事实观察，可知当时雅利安人的势力中心建立于南土耳其斯坦的巴克特里亚之地。［美］麦高文著：《中亚古国史》，中译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页。大概这个时期他们的语言尚未发生明显分化，依然操着原始印欧语，在古代宗教文献中，如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代初的《梨俱吠陀》(印度)和《阿维斯塔》(波斯)，在回顾往昔时也提到许多中亚地名，如“埃兰味吉”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还有花剌子模、粟特、木鹿等，在《阿维斯塔》第1章中说：“我所创造的美好土地和国家当中的第一个是阿利安尼姆—维佐。”［英］珀西·赛克斯著：《阿富汗史》，张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5页。有的学者认为即指花剌子模，有的学者认为指整个中亚西部地区。但无论如何，雅利安人南下以后已经拥有整个中亚地区了。
业已南下的雅利安主体各部落，再次分为三个方向向周边扩展：向东的一支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东北部山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分布于今中国新疆地区。虽然这个方向的史料极少，但20世纪初的探险事业、新疆地区人骨研究和现代人类学、考古学调查都已得到证实。2003年塔吉克斯坦国家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帕米尔高原海拔3850米处发现一座距今已有3000年的古天文台，并在附近发现了多座坟墓和一组由石头堆积而成用以指示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日出方向的图案，这是公元前8到9世纪活跃于帕米尔山脉地区的雅利安裔游牧部落修建的。向西的一支则进入伊朗高原，可称为“伊朗—雅利安人”；向南的一支则进入印度，可称为“印度—雅利安人”。下面着重叙述西进和南下的两支。
向西：“伊朗—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首先到达伊朗高原东北部，逐步成为这里的主人。进一步向西的入侵者，由于分为许多互不统属的部落集团，出发的时间也相异悬殊，所以也是分成若干批次向伊朗高原西部进军的。最主要者有两批：
第一批，在南下土耳其斯坦不久，一些更富有冒险精神的部落，向西推进的时间更早、速度更快。最早突进到伊朗西北、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小亚细亚东部的是米坦尼人和赫梯人。在学者们发现于这一带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中，就出现了许多雅利安的专门名称。如在两河流域北部马里发现的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特文书中，以及在赫梯人首都哈图斯(遗址在今土耳其安卡拉东约200公里的波加兹科伊)发现的各种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中，凡是胡里特人文献，统治者不用胡里特的名字，而用“印度—雅利安人”的名字。“显然，雅利安人在前17世纪驱逐阻碍他们的胡里特人和加喜特人，蹂躏先民，自身成为贵族。他们大概是作为车战战士博得他们的地位的，因为很可能，前18世纪引入而前17世纪广泛应用的驾马战车，起源于雅利安人。不论怎样，哪里有胡里特人社会，哪里就有胡里特和印度—雅利安成分的混合这一特征。”［美］威廉·兰格主编，刘绪贻等译：《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册，三联书店，1981年，第51—52页。 威廉·兰格提到的胡里特人，我国学者甚至认为也“属印欧语人，大概来自伊朗高原西北部”世界上古史编写组编：《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1页。 。美国学者费希尔说：“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来自东欧和西亚的印度—欧罗巴人开始了一个南进运动，对整个中东施加人口压力。在一连串的强力推进中，这些用青铜和铁的武器以及马和骆驼的入侵者推动了一些非印欧人，如克塞人(即加喜特人，此名得于其祖神Kassu——笔者注，下同)和喜克索斯人，使这些人先进入了中东。克塞人带着马从扎格罗斯山区北部前来，在公元第二千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即公元前1600—前1150年)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即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又称巴比伦第三王朝)；随着他们的用马拉战车而来的喜克索斯人则约自公元前1800年开始在埃及统治了两个世纪。”［美］费希尔著，姚梓良译：《中东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也就是说，在雅利安人的挤压下，加喜特、喜克索斯等游牧民族进而沿两河流域南下巴比伦尼亚，或沿地中海东岸穿过西奈半岛进入埃及。可见当时西进的雅利安人主要在北方(费希尔误认为他们来自东欧和西亚)。大约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两河流域北部，若干胡里特人与雅利安人混合的小王国又联合成强大的米坦尼王国。它曾将亚述降为藩属，与埃及新王国初期的法老们及赫梯王国争夺叙利亚，是西亚的军事强国。英国学者赛克斯也认为米坦尼人就是西进的雅利安人：“由于在赫梯人的首都波加兹—科伊所发现的文献，以及在北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所发现的文献，我们获知三个显著的事实。第一，吠陀、印度—雅利安人的诸神，米特罗(Mithra)、婆楼那(Varuna)、因陀罗(Indra)和那萨提亚(Nasatya)，在两个王国之间订立条约、起誓作证时要引用它们。第二，米坦尼诸王子的名字，可以一直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450年左右，而且都是雅利安人的名字。第三，也是在波加兹—科伊发现的有关养马和赛马方面的那些著名的泥板文书‘米坦努·启库里’中，以及与这两个问题有关的许多特殊用语也都是雅利安字汇。”［英］珀西·赛克斯著：《阿富汗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6—57页。这些用以表示宗教诸神、统治者姓名和养马、赛马的雅利安“专门名称”，皆说明米坦尼人中包含着雅利安人的血统，至少可以说米坦尼是由以雅利安人为主的贵族集团统治的王国。
公元前2000年左右，操印欧语的赫梯人也进入小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卡尼斯、哈图斯等地。学者们认为他们就是小亚细亚最早出现的雅利安人。当闪语系的亚述人初到此地进行商业殖民时(公元前19世纪)，发现赫梯人已组成许多小城邦。公元前18世纪，其中的库萨尔城邦开始扩张，不久便制止了亚述人的殖民活动；到公元前17世纪他们迁都哈图斯，南征西里西亚，疆界已达到地中海岸边，形成著名的赫梯古国。赫梯早期统治者向外扩张的目的，在于谋求控制从巴比伦到地中海的锡路，因为锡是安纳托利亚制造青铜器所必需的添加原料。约在公元前14世纪发展成赫梯帝国。从1906年开始，德国考古队对赫梯故都哈图斯(即波加兹科伊遗址)进行多次发掘，仅城内发现的泥板文书就达1．5万多块，多数是楔形文字赫梯语。这种语言与当地原居民所操的原始哈梯语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学者们认定是印欧语。可见赫梯国也是由操印欧语的雅利安贵族统治的王国。
以上所说的米坦尼人和赫梯人等雅利安系人种并没有使西亚地区雅利安化，相反少数急进的冒险部落却逐步被闪语系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被四周的人种吸收融合了。公元前15—前9世纪，闪语系的亚述人乘米坦尼衰落之机，再度崛起，史称“中亚述”。它与小亚的赫梯、埃及新王国、两河流域的加喜特巴比伦，并列为公元前20世纪后期西亚北非四个大国。亚述居于中间的要地。第一批急进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大部分纳入亚述国家之中。闪语系亚述人对米坦尼等印欧语系人种的胜利，除了血腥的征战外，还在于他们有效地控制了西亚的商路。当时，亚述人保证商队贸易道路安全的主要任务是：西方，掌握幼发拉底河上的渡口和打开通向叙利亚的道路；东方，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有许多小公国，对疏通由两河流域通向伊朗高原的重要商道来说，平定它们并发展对东方各国的贸易，亦至关重要。公元前15—前11世纪，随着亚述对加喜特巴比伦、米坦尼、安纳托利亚部落、梵湖一带乌拉尔图以及叙利亚的征服，控制商路的任务基本完成。公元前13世纪，亚述王萨尔玛那萨尔一世在位于上扎布河入底格里斯河的河口地带修建卡拉赫城(今摩苏尔南)，以作为他的行宫。显而易见，这里正是重要商路的交叉点，向东通往扎格罗斯山；向北通往乌拉尔图；向西北通往米坦尼；向东北进入“伊朗北道”；顺河南下达美索不达米亚。正因为中亚述时代对商路的控制和经营，才使后来亚述帝国各地交通更加便利，使帝国都城尼尼微商业繁荣，商人云集，“多过天上之星”朱龙华著：《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西亚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新的水平。因此可以说，第一批西进的雅利安人是被文明程度比他们更高的闪语系亚述人吞并融合掉了。
第二批西进的雅利安人是那些当初留在东伊朗各地作为主体的雅利安部落。在以后的数世纪中，他们又沿着先辈冒险者的旧路，步步为营，徐徐向西渗透，最后成为覆盖全部伊朗高原的居民，遂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闪米特人成为毗邻。据考古材料，公元前20世纪末和前10世纪初，一种埋死者于箱形石墓并以很多青铜武器殉葬的新来人，扩散于伊朗西北的整个山区。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祖先，大约于此时进入伊朗。［美］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中世纪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3页、221页、229页、230页。 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的闪语系人皆臣服于亚述帝国，亚述铭文中“萨尔玛那萨尔楔形文字铭文”最早提到其东部强邻是米底人，时间是公元前836年。亚述王萨尔玛那萨尔三世(公元前858—824年)曾将兵燹引向北起亚美尼亚、南尽波斯湾头、东自扎格罗斯山、西迄地中海东岸的广大地区，但对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却无可奈何。一直延续到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年)时，亚述人不得不与米底人反复较量，战争约自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持续了四个世纪。由此可以推知，至迟在公元前9世纪，伊朗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已为伊朗—雅利安人所占据。
“伊朗—雅利安人”西进的路线，大体上是“伊朗北道”，因此他们首先分布的地区在北部伊朗至小亚细亚东部的安纳托利亚一带，后来才进入伊朗高原南部。
向南：在“伊朗—雅利安人”向西亚挺进的同时，公元前20世纪中期，另一支“印度—雅利安人”则一批一批地向南推进，最终占领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成为这里白色人种的祖先。英国学者赛克斯谈到“印度—雅利安人”南下路线时说：“在公元前16世纪之初，雅利安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入印度。通过萨腊赫斯这个天然大门，从哈里瓦(赫拉特)附近，横越阿富汗，各部落到达了赫尔曼德河畔的撒拉斯瓦提(后来的阿拉霍西亚)。他们在这个地区居住了很长时期，但最后从博郎隘口，直下印度平原。”［英］珀西·赛克斯著：《阿富汗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7页。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说法，即雅利安人穿过阿富汗西部，由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博兰山口南下印度河中游。但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印度—雅利安人”由巴克特里亚横穿阿富汗东北部，从苏莱曼山的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上游五河流域地区。从以后的多次外族入侵来看，包括哒、伽色尼、古尔、帖木儿、巴布尔等等，皆由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西北部，所以后一种说法较为妥当。
在“印度—雅利安人”南迁印度的过程中，他们的方言也发生了变化，即变成所谓“吠陀”语。《吠陀》是“印度—雅利安人”早期的宗教经典，其中也反映其早期历史。在四部《吠陀》即《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中，《梨俱吠陀》最古，编撰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前1000年，但有些内容所反映的时代，甚至在公元前1500年或更早。通过遗留至今的这些古文献，我们得知雅利安人入侵者早先活动于印度河流域。他们称自己为“雅利安”，即“高贵的人”，称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为黑皮肤、没有鼻子的“达萨”或“休达”。通过漫长、激烈地征服战争，他们将土著居民杀戮、吞并、奴役或驱逐到半岛极南端，最后控制了包括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内的北印度平原，乃至德干高原大部。
通过以上几节的叙述，可以看出，后世所说的“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雅利安民族迁徙的时代，已具雏形。其大致走向是：由中亚出发，向西经伊朗高原北部的“伊朗北道”，到达两河流域上游(再由这里出发，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抵达波斯湾；或横穿小亚细亚、过黑海海峡到达欧洲；也可经叙利亚、巴勒斯坦至埃及)；向南，经阿富汗到达印度；向东，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中国西北。我们之所以说“雏形”，是因为：第一，雅利安人迁徙之路并非像后世“丝绸之路”那样在较短的岁月从亚洲腹地到达欧洲，而是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的逐步渗透；第二，雅利安人的迁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面上”的逐步蚕食和分布，而不是一条或若干条交通线的行进，所以我们只能说出其大致走向；第三，关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还有待于今后的科学研究，特别是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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