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下决心要让儿女们继续读书的丘夫人首先面临的就是全家的住房问题。丘镇英先生去世后，他们已欠房租达半年之久。看着他们一家实在是拿不出房租，出于一种同情心，房东同意不再向他们索要拖欠的房租，但只答应他们再住两个月就必须将房子交出。
因而丘夫人必须尽快找到房子搬出龙凤台。于是丘夫人开始四处奔走找房子，所幸还有丘镇英先生的学生一起帮忙。尤其是李锦镕和王友浩两个学生，一直陪着丘夫人到处奔波寻找廉价便宜的房子，经过多日的辛苦奔走，丘夫人终于在沙田的白田村找到了一间便宜的小房子。
巧的是，这家房东也姓丘，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广东蕉岭丘氏客家人的后代，但能够为一家人找到栖身之地，丘夫人已经知足了，而且孩子们也不陌生，房东的大女儿是丘成珊的同学，小女儿则是丘成桐的小学同学。
凭着丘夫人的辛苦努力，搬出龙凤台的一家人终于在白田村租住的小屋安顿下来。为了5个读书的儿女，丘夫人在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之外，又开始了繁忙的手工加工。好在这时四女丘成琪已经长大，因此每晚忙碌的丘夫人总是有三女儿和四女儿两个帮手。
而远在英国读书的大女儿丘成珊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家里。一开始，因为怕影响大女儿的学业，丘夫人一直没有把丘镇英先生去世的噩耗告诉她，但成珊还是从报纸上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她总是从自己在读书之外挣得的微薄酬金中寄一些回家。而丘夫人也会和三女成瑶、四女成琪将她们辛苦加工的一些手工品寄到英国，再由大女儿帮忙卖出，以赚钱养家。
母亲和三姐为养家付出的辛苦，少年丘成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父亲的去世，也让丘成桐更加成熟、懂事。虽然他忘不了为父亲披麻戴孝、下跪守灵、和母亲一起跟着殡仪馆的灵车护送父亲的遗体到坟场入葬的情景，却总是不相信，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但他却知道，父亲再也不能辅导他们兄弟姐妹念诗词和古文了……
想起父亲在世时总是叫自己念书，而自己总是心不甘情不愿，丘成桐的心中更加充满了对父亲的思念。他不由地拿出了父亲曾经教过的古文和诗词，那一刻，他仿佛感到，父亲仍然在身边教他读诗词。立时，他打开了手中的古诗词，专心地读了起来……
新搬到的白田小屋，坐落在离火车站很远的农村，住家的门前，就是一个养猪的地方，每天早上不到6点钟，丘成桐和兄弟姐妹们被猪儿们“集体用餐”的吵闹声叫醒后，即匆匆赶往火车站去上学。
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坚强与辛劳，白田农村的小屋，在发奋阅读古文诗词中追寻父亲的身影……搬离了美丽的龙凤台，少年丘成桐在贫困中的生活和学习开始了。
5．“寄宿”在天台小学
家庭的变故，终于让丘成桐明白，唯有努力读书才是自己的出路。看着母亲日夜为儿女们操劳的身影和对儿女充满希望的目光，他更加下定决心，一定发奋读书，以此回报九泉之下的父亲和茹苦含辛抚养儿女的母亲。
对这一段的成长经历，丘成桐院士也曾有难忘的回忆：
“……我们一家人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去了，我就从父亲教过我的书中去找寻父亲的影子。接着那半年，我天天背诵父亲从前教过的诗词和古文，这些著作突然都变得很有意思了，从前念的古文一下子都容易懂了，这时最喜欢读陶渊明的诗文。得着前人的教诲，一个天真的小孩终于成熟了。
母亲很坚定，对大舅的态度极为不满，到这时我才了解到什么叫做‘嗟来之食’。母亲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坚持我们继续读书。当时培正中学的学费每月50元，以后加到100元，幸好我有政府的补助，不用交学费。但是政府的钱要在学期尾才送到学校，所以每年我都要去找教务长林英豪老师容许我迟交学费。英豪老师仍健在，大概他没有想到我会难为情，但是他每次都很爽快，使我感激。大概我家的穷困和父亲去世的事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有些老师竟表示惊讶我还可以继续读书，使我心情沉重，但也使我更为努力……”
搬到白田农村后，“寄宿”在天台小学的一段学习和生活，丘成桐十分难忘。说起来，这仍然是丘镇英先生的学生李锦镕先生的大力帮忙。
自从丘镇英先生去世后，李锦镕先生一直在经济、生活等方面对丘家一家人给予了大力的帮助。丘成桐一直尊敬地称他为锦镕先生。后来，由于有在美国经营餐馆的父亲在经济上的援助，锦镕先生与得到佛教寺院支持的陈庆浩先生联合在黄大仙的徙置区顶楼办了一个天台小学，取名为普贤小学。
天台小学办成后，锦镕先生不仅邀请丘成桐的三姐丘成瑶到这所小学教书，还建议丘成桐也住到天台小学里，因为他看到丘成桐每天都要赶很远的路去火车站，若住在他办的天台小学，则会每天省去很多时间。虽然从天台小学赶往培正中学乘坐的巴士很拥挤，每天都要想尽办法才能挤进去，丘成桐还是怀着一份感激之心，住进了天台小学，毕竟不用每天赶很远的路去火车站，更重要的，这是锦镕先生的一片心意。
由于学校设在楼顶，所以这所天台小学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招收的学生也大都是家境贫苦的儿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师同时带不同年级的两个班学生，其中一个班的同学听老师讲课时，另一个班的同学则坐在椅子上做功课。
孩子们虽然家境贫寒，丘成桐却觉得他们非常可爱，有时间他也会给这些孩子代教一些课。至于他睡觉休息的地方，当然就是在学生们上课用的长桌子上。
长桌子自然比不上家中睡觉的床，有时因为困乏贪睡会不小心从长桌上掉下来，有的时候还没睡醒，学生已经进了教室，他们就会上前将丘成桐推醒，时间久了，丘成桐竟也习以为常了。
吃饭有的时候是和小学的工友一起吃，有的时候就跑到楼下的廉价餐厅吃上只收1元钱的一锅煲仔饭，就可以吃饱了。水房和卫生间都是公共的，虽然卫生不太好，但丘成桐觉得自己还能够忍受，只不过换下来的衣服就只有等到每隔两个星期回家时再洗了。
每天晚上从培正中学回到天台小学后，丘成桐就开始自己读书。有的时候，锦镕先生也会和他的朋友或者是陈庆浩先生一起探讨一些学术的问题。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时候，经常在一边“旁听”的高中生丘成桐若有不同观点时，也会时常加入到辩论的行列。比如对锦镕先生和他的朋友研究许慎著的《说文解字》时，他只是听。而对陈庆浩先生研究《红楼梦》的一些观点，他则会与他有一些辩论。因为陈庆浩先生是潘重规教授的学生，而丘成桐则不同意潘重规教授对红学的见解，因而才会产生他与陈庆浩先生的辩论。
而“旁听”与辩论不过是这个时期丘成桐课余饭后很少的活动内容，他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自己读书。差不多每天晚上到了8点钟以后，天台小学的那间办公室就只有丘成桐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读书了。除了完成学校的功课，他也阅读一些课外书，其中涉猎最多的是历史书，有范文澜的书，也有古典的《史记》和《汉书》等。
大量的阅读无疑对高中生丘成桐的学习十分有益，因此，数学成绩一直优秀的丘成桐在文学、历史的学习方面，也基本都取得了满分的成绩。而学习成绩的优秀和全面发展，则不仅让丘成桐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也让他受到同学的尊敬和喜爱，从而使他与同学融洽相处、互勉互进。
提起这一段学习，丘成桐院士则很谦虚地归结为他遇到了良师益友：
“……陈启潜老师教授历史时，很喜欢我，他做班主任，还特别表扬我的历史知识。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叫邓文正，绰号‘大飞’，坐在最后排的位置，启潜老师决定将他由后面调到前面，由比较安静的同学来包围他，我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棋子。这一着棋却让邓兄学习进步，以后成为饱学之士。
国文由高晓夫先生教，他问的问题很有意思。有一个作文题叫‘猪的哲学’，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说好的书和不好的书都要看，可以做比较所以我到理发店理发时，也看那些下流黄色的报纸。那一年上学期我的中文和历史、数学都基本上拿了满分。数学由黄逸樵先生教，他很喜欢我的同学徐少达和我，徐少达从中四到中六光班都坐在我的旁边，互相切磋，高中这三年间得到良师益友的熏陶，大有长进。
由于我在高中时数学很好，老师要求做的习题都懂得做，我的同学如苏志刚、黄维荣等人常来借我的习题答案，有些体格比较强壮的同学想欺负我时，我可以用不借习题答案作为抵抗的办法。
有一段时间，我到培正中学饭堂吃中午饭，12点一下课，就跑步到饭堂，迟了就吃不到好的饭菜。十个同学一维台，谈天说地，很有意思。也踢球，打乒乓，但我的运动比不上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旁观者。”
虽然体育运动仍然跑不到前头，但无论是“寄宿”在天台小学时的大量课外阅读，还是历史、文学、数学的满分成绩以及与同学们的互相切磋、谈天说地，都让我们看到，在失去父亲、生活艰难的环境下，中学生丘成桐在学习成绩一天天愈加优秀的同时，也在一天天成熟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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