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到1962年间，是我们家中比较欢乐的日子。家境确是略有改进。但1957年时父亲的年薪才两千元，我们家两房一厅月租却需要一百元。在学校念书的小孩有七个，学费虽然不算高，加起来却不少，都由父母承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瑶姊和我们小孩却着实地享受了山居的环境。我家靠山面海，小孩有时在海中游泳、挖贝壳、拾海星；有时到山上攀爬岩石，在林木遮掩下的小溪捉鱼；春天则到山上采杜鹃花和吊钟花。过年时父亲总叫瑶姊和我去采集这些花朵来供瓶养。现在还记得满山遍野的鲜花。瑶姊和我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喜欢在山岭间徘徊玩耍，也喜欢看武侠小说，瑶姊尤其喜欢梁羽生著的《七剑下天山》，在山上玩耍时，我们往往将兄弟姐妹比拟为天山上的剑客。瑶姊又擅长劳作和绘画，我在小学时的劳作有不少是出于瑶姐的创作……”
父亲去世后，已经完成高中学业的成瑶毅然放弃了升入大学的机会，和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一直到弟弟妹妹完成学业。因此，无论是三姐对家庭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还是三姐对弟弟妹妹百般照顾的手足情，都让丘成桐难忘：
“我在培正中学念初一时功课不大好，在二姊和三姊的关心督促下，渐有好转。初三时父亲去世，这确是晴天霹雳的大事。当时大姊在英国念护士，二姊亦已去世，家庭重担都落在妈妈和三姊身上。三姊完成中学课程后，不能不放弃进修的机会，帮助母亲维持家计。由沙田迁白田再迁火炭拨子窝，都是父亲去世两年间的事情。三姊在黄大仙徙置区的天台教小学，一个月才得150元，晚上又要到其他地方替小孩补习来帮助家计。我也在这个徙置区的天台学校寄住了一段日子，三姊每天补习回家后身心俱疲，但仍念念不忘关心我们的学业，鼓励我们兄弟努力读书，光耀门楣。回想往事，感慨万千，中国妇女为维系家庭而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实在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可惜三姊竟为家庭牺牲了学业前程，也误了婚姻。
我到美国读书工作后，家中环境渐渐好转。三姊在中文大学图书馆任职。妈妈来美参加我的婚礼时，瑶姊留在香港照顾大哥，直到1980年我接大哥来美就医两年后，三姊才陪同珂妹一家来美，以后和母亲同住，到加州的学院读书，信奉佛教。母亲大病时，又是由三姊照顾，服侍饮食，直到母亲去世后，三姊回港定居，才没有再为家事操劳……”
2007年9月17日，刚刚从香港看望病中的三姐返回美国不过十几个小时后，丘成桐接到了三姐成瑶去世的消息。临去世前，成瑶三姐已经不能说话，只是听了弟弟丘成桐在电话中感谢她多年来对弟妹们的照顾的话之后，动了一下，就与世长辞了。
丘成桐得知后，心中受到强烈震撼，伴随着滚滚的泪水，他不断在心中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等到她离开前一分钟才说这话呢？”
丘成桐知道，母亲去世后，三姐这些年一直替佛教团体做义工，在中文大学教授绳结艺术，又计划将母亲刺绣的技术写成小册。只可惜“时不我予，遽罹恶疾，贲志以殁”。
想起与三姐“六十年手足情就此终结，抚今忆往，前事历历在目”，丘成桐心中无限悲痛，遂赋诗“忆瑶姊”：
少时尚义气，原野任嬉戏，
登高怀书剑，携手笑扬眉。
焉知二三载，好景奄忽移，
父死兄疾笃，艰辛谁能持？
慈母负重轭，世情安可知。
三姊何仁爱，怜我弟妹痴，
复念我前程，峥嵘自有时。
孰料晚罹疾，天意终难窥。
万里归来日，天涯涕泪垂。
人无金石固，龟鹤亦有期。
哀哉次疾恶，断我手足谊。
4．也谈中小学生教育
在数学王国培育数学精英几十年的同时，丘成桐也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丘名诚、丘正熙培养成出色的博士生。因此丘成桐不仅为两个儿子的优秀引以为傲，更对有关中小学生教育的问题，有自己一定的想法。
2002年，在离开香港来到美国30余年后，丘成桐在致好友、中国香港著名数学家郑绍远的信中，对如何教导中小学生进行了探讨。在这封信中，丘成桐首先表示，家长对孩子不要有过分的期望，如果期望过高，不单对孩子成长不利，结果也会适得其反：
“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都很穷，但我很庆幸父母任凭我们按自己兴趣来选择做学问的方向，没有坚持去找一个致富的专业。按照兴趣去探索一直是我求学的宗旨。我看见很多学生，由于家长的坚持，勉强进入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行业，一生都不愉快。
家长对孩子过分的期望往往得来相反的效果。中国人的社圈中，特别重视天才儿童。天才儿童一般都很聪明，但是根基不稳；父母又要求他们跳班，因此受到极大的压力，大部分天才儿童都不能成材。由于年纪较小，而相处的都是年龄和志趣不同的同学，天才儿童往往很少有知心朋友，脾气孤僻，反而痛苦一世。在我教导的学生中，也有早露头角的，幸而我未将他吹捧，因而他能稳步向前，现在可算是名重一方的学者了。”
对于训练学生人格的重要性，丘成桐认为：
“这些年来教导学生的经验，使我认识到学生人格训练的重要性。有些家长鼓励孩子不择手段去谋取较高的分数，又不愿意帮助同学，很难合群。从前我家教育严谨，往来长辈谈吐高雅，使我获益良多，可见家庭教育的重要。多年来，能够得到很多一流人物作为我的老师和朋友，可算是我一生幸福的泉源。”
丘成桐还就教师的素质和态度以及对学生进行通才培养的重要性谈出自己的看法：
“在我们的经验中，教师的素质和态度非常重要。当年培正的数学老师是第一流的，这与我们成为数学家不无关系。但是有的科目不行，老师对他的专业不熟悉甚至不懂，我们很快找到理由来不学习。当教师被指出有错误时，往往要自圆其说，反而激起了师生的矛盾。
老师受到学校和社会的要求，培养学生成材，但是成材往往以考试成绩为标准，然而考试高分的学生未必最有成就。人格的训练、语文的修养、时事历史的认识，都对学生有深远的影响，学校有责任去培养通才学生，帮助他们参加课外活动、阅读课外书籍等等……
……十日前，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杨振宁先生的八十大寿大会，14位诺贝尔得奖者到贺，可谓冠盖云集。其中汤斯（CharlesTownes）先生是激光的发明人，可说是50年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他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出他发明激光的经过，是他对量子力学的现象研究得出来的结果。由这里可以看见通才教育的优势。”
针对中国香港和美国的中学、学生的各自特点，丘成桐在信中对郑绍远写道：
“香港中学的课程是由政府统一厘定的。由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为了保证他们都能够升级，老师教学时很难因材施教。所以有必要建立不同程度的学校，同时容许足够的自由度，使程度好的学生能够转班或转校。
一般而言，亚洲的学校在小孩12岁前的要求比较多，课外活动比较少。美国的高中教育比较充实。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平均来说比较高，但在需要独立思考和创新的学科中，中国学生往往比不上美国学生。中国学生往往以考试的成绩作为评审自己的标准，这是家长也是社会的期望。很多学生多年后还以中学的考试成绩为骄傲，始终无法摆脱人为的标准。
美国学生好奇、好发问，因此往往能够创新，走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这不单是他们的文化背景使然，从小学到大学他们都刻意培养这方面的修养。学生往往对社会、文学、音乐、科学等不同范畴同时充满求知欲。我认识的朋友中，就不乏既追求致富，但又喜爱科学的，我们的朋友詹姆斯·西蒙斯（JamesSimons）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觉得教育改革要兼顾各方面的需要，才能够成功。既要提高一般学生水平，使得他们能够适应一个知识型的社会，也需要培养社会、学术、工业和商业领域的领导人才。原创性、现代科技观、商业管理概念、法律的认识和语文沟通能力等，都是培养领导专才不可或缺的。
香港回归已经5年了，在中国前途欣欣向荣的大前提下，只要我们有第一流的人才，在政府的领导下，学有所用，前途是无可限量的。你既然已经替教育做了不少工作，希望能够坚持下去，香港的未来是光明的。”
这虽不过是丘成桐与好友郑绍远先生对中小学生教育方面的探讨，但不得不说，丘成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美国、中国香港中小学生现状表达出的感受和总结，既是一个著名数学家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更值得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借鉴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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