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联泉，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该院开创时，由梁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宣传他们推行“乡治”的主张和办学的宗旨。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选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字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在提倡建设，而建设又有许多方面，他们是从事于乡村工作的，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从此以后，似乎名正言顺，一直就没有什么变动，一直沿袭下来，而他本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乡治派”的代表人物了。
其次，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阐述了“乡治”的理论根据。宣称：“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他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乡村，说的上都市的很少。”就从这点上说，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再说摆在眼前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没饭吃，天灾人祸，以至官无可求，军无可投，匪无可为，劳力过剩，年年有增无减。这些问题，也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至于谈到教育问题，他认为西方的学校教育，不仅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还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因此，他说：“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全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村人于都市，提高他的欲望而毁灭他的能力，使之流为高等乞丐。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中国广大的乡村遭到破坏，如若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须得扭转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并强调说，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顿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帮人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所谓乡村自治其内容主要是包括上述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这三者究竟以何者先办，何者后办，可因地制宜，由当地主事者们自行决定。从当时邹平的情况来看，梁是先从教育入手，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开宗明义，他首先声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设立所有一切办法或秉承省政府命令所示，或由院拟订呈请省政府核准备案”者为依据，从而表明了办学的态度和立场。接着是谈他们制订的方案。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为三部分：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该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其招生对象是大专院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共40名，学习期限为一年。
（二）乡村建设训练部
其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具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招收的人数，每期大约300人。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行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该院管理，观察县长的提名、机构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等等。
除上述机构设置外，在教学方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课堂面授较少，一般不采取讲授方式，而是采取个别谈话，或是集体讨论的形式。为了充实教师队伍，特从南京晓庄师范借了几位有经验的教师来负责教学。他们所开设的课程都是从实际出发，如乡村建设理论、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名目不少。为了解决教师力量之不足，他们还到各大学约请一些学有所长的教师担任专业课程的指导，采取函授方式进行。这也算是一项改革的内容。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多年来主张走出学校，深入农村，结合乡村自治办教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
1933年7月，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梁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为题，在会上作经验介绍。首先，他阐述了他们办学的宗旨。略谓：“顾今日中国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陷入于一全新的环境中，所以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此时而言求治，非从根本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而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云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于从乡村建其根基，而后使之得以发荣滋长。”接着他介绍了两年来的工作情况及成绩。他说：“本院开办以来，招收曾受过高等教育之学生共40名学员，今已结业，多数留本院及实验区服务。训练部招收学员，学习一年，前后结业的大约有700人，极大多数皆回县服务，由省政府通令其本县，每县划定一区，由学生等试办民众学校（乡农学校），并得担任区长职务，在院内成立乡村服务指导处，派员分赴各县巡回指导。据统计27个县中共有77处，内计高级部60班，普通班87班，总共147班，学生人数5280人。各校经费自筹部分多寡不等，难以计算，其由县补助部分，全年总数42480元。”
就乡村建设的名称、规模和内容而言，由名目繁多逐渐统一到“乡村建设”这个名称；从村治发展到县治、省治，甚至所谓“建国运动”；从零星分散、单项的提倡和实验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协作的和连锁全面的“乡村建设”了，正如梁漱溟所说：“从邹平会议，我受启发，即是今日社会中有心人士来从四面八方各不同的方向，无一不趋归于一处，及时趋归于乡村建设，这也是他们当初不自料的。如我们听华洋义赈会、定县平教会，上海职教社、华北工业改进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之清河试验区以及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镇平、汲县、遂平各处友好的报告，不论他们办事业的最初动机在救人、在提倡识字、在训练工商业应用人才、在研究学术、在乡村自救（自卫），而演变结果，皆归到乡村建设来，均认定于此处着手，方始根本有办法。”
也就是说，梁漱溟不仅仅重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与培训，学生学习的精神陶炼，乡学和村学的开展，农业合作社的运作，自卫力量的训练；同时也重视地方团体的道德改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公共卫生的贯彻等。
例如，在道德改进方面，邹平北部的四庄，其乡村改进会的公约中列举了五条劝诫：尊敬长上，亲爱和睦，协作互助，勤劳俭朴，听从规劝。又规定了五条禁律：不得谩骂斗殴，不得奢侈懒惰，不得沾染嗜好，不得欺凌孤弱，不得背弃公约。乡村改进会还订立了其他公约，如反对吸毒、酗酒、赌博。对以违犯这些公约的人，每次处以五分至两元的罚金。改进会还订立了第三种公约，成立了一个消防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漱溟等人在山东邹平办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当时地方政府及韩复榘等人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一些成绩，这对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山东省政府按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届内政会议设立县政建设试验区办法，在原有的基础上，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之后在各实验区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梁办此农校所设的课程，其中特别重视对学生的精神教育这一科。他说：“精神陶炼，就是启发大家的深心大愿。我们能有深心大愿，才没有俗见俗肠。比如看见财利浮名都心热，无关轻重的成败毁誉都顾虑，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我们的乡村建设是一个很远大的工程，我们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荷此任。”为此，他曾将过去办学中每天早晨跟同学们精神讲话的“朝话～恢复，并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模范。据当时的人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朴素，每天起得很早，夏天5时、冬天6时，晚10时左右就寝。他的住处除桌椅外，别无他物。他的书籍也不放在私室，统统存在公用图书馆中。他的饮食很随便，终年素食，尤好吃水果。他为人很认真，做人为学治事是打成一片的。他有十四个字的格言，常写来赠给他人，即“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由此可见，梁漱溟胸怀之广大，志向之远大。
曾为1934年邹平讲习会担任速记的朱秉国认为，梁漱溟诚恳笃实，简朴认真，敬事耐苦，尤富同情感，绝不说自欺欺人的话。梁一贯素食，每餐吃三两个面包，一碗稀饭，加上几片大头菜即可；他身体清瘦，用脑过于劳碌，经常失眠，清晨照样讲课，因为头疼，一边用手按着额头，一边讲课，听课的人劝他休息，他仍坚持，直到病倒医院才停止讲课。
梁漱溟热心乡村建设运动，1932年3月9日在给其外甥的信中言之凿凿。谓：“……我今日若没些狂者胸襟，则我早不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若非别有原因，元宵前尚不肯回家；回家后，终不肯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块，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古人愿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我只是被自家少年来一些狂志大愿鼓着向前，而耳闻目见，又刺激自己向前；大家朋友又牵率拥着向前，而一念外公在天对这民族文化之毁亡，民生之惨祸不肯瞑目之心，尤使我不能懈这口气也。”
朱秉国回忆：梁漱溟遇到别人有问题请教他，无不循循诱导，从来是不惮烦劳的，别人写给他的信件，亲自作复，很少假手于人的。对于报纸杂志上批评他的文章，他总少回复，因为他觉得这些批评并未打动他的心肝。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朝会，寒暑无闲。梁漱溟非常看重朝会，经常在朝会上为学生们讲演，有一次梁讲了许多话，朱秉国觉得可以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概括，录文如下：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的“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意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情，常常像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一个人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的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的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在自己心内没有了他时，应该自己问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段继李回忆了1933年至1935年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两年的学习情况。1935年春末，梁漱溟在讲解“乡建理论”时，要求学员们提出问题，段写一书面意见，大意是说乡村建设的理想是好的，但实现这一理想必须有政权在手。梁漱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解答时十分严肃认真，梁认为乡村建设应当实施的结果是乡村运动组织的大联合，大联合的成功之时政权即置于联合中枢指导之下，可见不实现乡建理论就无从实现它的政权。
同年秋天的-次朝会上，梁漱溟特别讲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意义。认为共产党和红军今后将会取得很大发展，全国各地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人将会奔赴陕北，特别是青年们；还认为：革命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搞乡村建设也要许多知识分子，会出现两方面都要争取知识分子参加的局面。梁漱溟还颇动感情地提到他在北大教书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因此那时即相识了。
段继李认为：“梁老师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是佛家的人生哲学和儒家的理性哲学，所以他爱人类、爱祖国、爱和平、爱民主，反对暴力、反对压迫。他不相信武力能统治人。他认为只有尊重人性、讲理性，实行和平、民主，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果以武力和权力压服，其结果是压而不服。因此他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战争。梁老师的这种主观愿望难以实现，在此姑且不论，但这种慈善为怀的感情和热爱和平民主的思想是可贵的、值得尊重的。”
于长茂回忆了在邹平学习的岁月。1931年夏，于长茂考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学习，在两年学习中，经常听梁漱溟讲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等课。“在讲授时梁先生忧国忧民的心情每每流露于言表。每日授课三四个小时，其苦口婆心谆谆诲人的精神，以及那精湛的论述和铿锵有力的语言，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心。由于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和同学深受感化，过去热心向往城市生活的同学，经过一两年的教育，结业后都愉快地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工作。”
于长茂回忆：1932年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仲华的父亲过七十寿辰，梁漱溟送了一副寿联，上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愿天下之大老皆得其养”，下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望全社会儿童皆得其所”。可见梁先生心里时时装着穷苦劳动人民老安少怀的社会问题。梁漱溟先生生活朴素，在邹平办学期间，和研究部的同学同吃同住，从不另起小灶，在他的影响下，到农村工作的同学都能坚持勤俭朴素的作风，颇为农民赞赏。
梁漱溟还虚心向别人学习。研究院训练部主任陈亚三（系梁漱溟的北大哲学系学生），每周上一次儒家哲学讲座，梁漱溟经常列席听讲。他这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学风给同学们影响很大。梁漱溟常对学生们说：我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学习，再就是思索“人生”和“社会”两个问题。古人说：“教不倦仁也，学不厌智也”，于长茂认为，梁漱溟先生可谓既仁且智。
袁鸿寿回忆：1934年袁与顾顺元相识，顾去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一月后，顾劝袁去邹平参观，袁乃去邹平。邹平每年天旱缺雨（一般只有两三天下雨），那里人肤色红紫，自然条件较差。“但观其内外上下，整齐和乐，年龄有大小，知识有深浅，岗位有高低，无不高兴地听命于梁老。我在邹平数日，日日与梁老交谈，梁必认真先听我发言，然后解答。我觉得如坐春风，梁老之魄力、见解，能使韩复榘尊重听命，其中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
据袁鸿寿记述：顾顺元（后改名吴顾毓）到邹平后，负责调查户口的工作，吴刻苦钻研，加强管理系统，“居然做到不论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白确切地告诉你当天的人口情况，没有一点差错。吴顾毓发明了许多针对性方法，其后中华书局把吴的一整套人口表格，都出版供全国参考。中国真正的户口专家自吴顾毓始。抗战中吴在中正大学担任讲师。一个初中毕业水平的小职员，居然凭自己奋斗做到小有名气的大学讲师，不能不归功于梁老的培育人才”。
梁漱溟的学生李竞西指出：梁漱溟“认为中国百年来的所以混乱，是东西文化相冲突的结果，是社会组织构造的崩溃，所以一切都陷入无秩序状态中；要中国有办法，根本上是建造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新社会秩序，必然是东西文化的沟通调和，必然是中国绝对多数的农民自动起来本着固有民族精神，容纳外来科学技术以组成一最进步的团体。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本此意念而努力。他抛弃了都市生活到一个偏僻的乡村里去--邹平，他很高兴的天天念着为中国开前途”。
台湾学者林瑞明在《梁漱溟的思想与行动》一文中，特别引用梁漱溟在《村治月刊》上发表的《主编本刊之自白》的一段话：
我眼中的乡治或村治，全然非所谓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之一种紧要工作”；我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转变到今日--亦是到最后--的一新方向。这实是与四五十年来全然不同的一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这便要往东走。我不能牵牵扯扯襄混在人堆里，干我往东的事；--事原是大家的事，原要大家往东走才行，我一个人往东走没有用的。如果大家于旧方向不死心断念，则我的乡治或村治即无从谈起！这时你和他说些个乡治或村治的怎样怎样办法，有什么用呀！我不开口说话则已；我说话，劈头一句，就要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梦，指点他往西走的无路可通。
另一位台湾学者周阳山，在《历史月刊》1988年7月号中写道：“梁漱溟一生在学术文化、社会运动与政治改造上的努力，都可以称之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们或可以从外观的冷静角度，称之唐吉诃德式的悲剧；或可以同情了解的立场，称许其为笃行实践的大儒表率。但我们必须切记：漱溟一生的努力，乃是针对时代的脉络与民族的苦难而出发，他的知识道德、人格与风范，都应透过这样的了解来分析或批判。诚如艾恺所言，一个脱离制度与传统的儒家，或仅抽离出其精神层面、坐而论道的儒家，都不是完整意义的儒家。然而漱溟在他一生结合知识建构、德行修养与外缘事功的努力上，却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提供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实例。他的成败与否，见仁见智，无须多论，但这项努力本身，就是令人叹佩的。”
1934年，梁漱溟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院长，于办公室前留影
农村改造运动，在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努力下，形势发展是比较快的，影响也不小，这可以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第一次出席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人员只有70多人。1934年，他们在河北定县召开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时，出席会议的人员增至150余人，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多。1935年，在无锡他们召开第三次年会时，有169人，据说旁听的人数每次均在100人以上。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乡治派的改良运动在农村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其中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辛辛苦苦在农村工作立意是好的，但对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及农民生活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只能对国民党政府及农村的地主、富农有利。因此，他们毫不客气地对乡治派提出严肃的批评，而对梁漱溟的理论及其实践批判的火力更为集中。如孙冶方在其《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一文中所说的：“许多从事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工作人员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中去做那艰苦工作。在他们主观方面，或者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定是足以拯救中国农村之崩溃。然而他们的主观方面的好意，决不能掩饰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其次，千家驹在《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一文中，也针对梁的乡治理论进行批评。他说：“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虽然好似尽善尽美，仿佛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并称：“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了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招牌，但骨子里还不是维持现存制度之巧妙的设计者？”此外，西超在《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一文中也指出：现在中华民族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国内封建残余势力根本铲除，你要讲农村生产科学化是不可能的。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又必须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农民没有解除这两重锁链以前，一切用“软功夫”（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是很难有实效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当时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及在建设中国农村问题上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社会现状。这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谁是谁非，历史最后做出了结论，乡治派失败了。
另一位批评乡建运动较为激烈的是陈序经。陈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从西方引进，是照搬西方的组织方式和科学技术，讥笑梁：“只有没有出过国门，不懂西洋乡村是什么的人，才会自夸这个运动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新运动，自己开辟的新路线罢。”
陈序经访问邹平后得出结论：梁漱溟仍然没有能把山东农村变成上海。指出：邹平的医院缺乏设备而且落后，农居脏得令人恶心，整个邹平找不到一段好一些的公路。认为：“一条路且没建设好，乡村之建设可知。”
在评价邹平的公路问题上，国民党方面的评论家与陈序经一个论调，论为建设现代化公路，是其模范县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化公路就是给那些拥有摩托化工具的军队及官员们使用的，农民则因为牛车会损坏这些油光锃亮造价昂贵的公路，是不能使用这些公路的。梁漱溟的一位学生反问道：如果不准走牛车，那么，这些汽车路除了为少数人用来走汽车和人力车之外，它还有什么用呢？
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由于其根本点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大相径庭，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1934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梁漱溟应邀出席，并在这次大会上以“孔子学说的重光”为题，发表了演说，宣称自己曾努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要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使之透露其真面目。至于如何研究，他说：“依我所见，大概需要两方面的功夫。一面是心理学的功夫，从现代科学路子，研究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这样追求下去，对人类心理有一个认识，认识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发挥孔子思想。……还有一面，是对于中国古籍，或关于孔子的书，要有方法地作一番整理功夫。”并称“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于他对自己有办法”。这可以从他在《论语》一书中所说的话得到认识。比如，其中有一条谓：“吾十有五而致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说自己的生活，由少到老，从十五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于自己个人的一生。这条梁认为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有办法。因此，他说：“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而不是要自己不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比如他说‘不惑’、‘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内容固然不好懂，可我们隐约看出，到那时候，他的心理当然很通达，自己很有办法，自己不跟自己打架。平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管不了自己，自己拿自己没办法。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生活很顺适，自己对自己很有办法。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体会到，不是随便乱猜或妄说的。又比如《论语》中还有一条：‘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式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所谓‘不迁怒、不式过’也，就是不跟自己闹别扭，自己对自己有办法。颜回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学生的学问如何必然与老师有关系。因此，由学生可以了解老师的学问之所在。”以上是梁氏对孔子学说研究的心得与体会，他称这门学问既不像哲学，又不是教育学，若要定名，或可叫做“自己学”。接着他说对于这个名称，虽然定得很粗浅，可是很明白，很确定。我们如果这样一步踏实一步，一步确定一步，慢慢走向高明深处，那么孔子的真面目也可以被我们清理出来重新认识的。
最后，他对比了中西文化，得出结论说：“西洋人对一切都考察研究过，一切都明白，都有办法。可是他就差了一点，少回来了解他自己，体认他自己，所以对自己没有办法。”讲到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西洋人会造飞机，可他的生命是蠢的，造出无数飞机放炸弹，自己毁灭自己。这说明他对自己没办法。因此他断言说：“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坠绪重新接续，慢慢再发扬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
以上所述，是梁漱溟多年来潜心研究孔子学说的独特见解，同时也是他宣扬东方文化的主要精神，颇受到时人的关注。
1936年4月，梁漱溟接受日本学术界的邀请到日本的神户、东京、大阪、福冈等地进行了三周的访问，其间，在九州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说，并谈及此次来日之观感。他说他们到日本来参观的动机有二：一是来参观访问日本的农村，二是来了解日本社会。在中日纠纷里，日本为何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而我们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地位。这几年来，中日关系更加恶化，更加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的必要。
至于说到农村问题，梁漱溟认为，日本的农村工作是靠救济，在现有社会机构内想办法，可是这种办法是很有限的，靠缓和的救济，农村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而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救济问题。中国没有主人，谁配来救济呢？日本有国家政府可以借社会机构--教育、经济、自治的机构来救济。中国一样都没有，好在防止农村抬头的力量也没有，所以中国农村比较有前途。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冲突并不比他国剧烈。我们在实际上分不出有几个不同的势力，分裂的表现只是在上而不在下。比如，过去两广与国民党中央都是上面分裂，底下毫无深刻的矛盾势力。说到这里，梁饶有风趣地说：“说句不通的话，中国除政治外则没有不统一的事。”根据以上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机构，只有一条新鲜的、特别的路可走得通，那就是走乡村建设的路。具体地说来，就是从“乡农学校”入手，“推动社会，组织乡村”，把以前的行政区域取消，将“乡公所”与“区公所”改成“乡学”与“村学”，以前由乡、区公所办理的行政事项，概改由“乡学”、“村学”办理。这实际是政教合一的组织，其组织就成为村学一乡学一县政府一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最后宣称：“中国几十年来，政治上之无办法刚才已经说过，是缺乏统治力。这统治的权力照理应操在阶级势力或集团势力之手，中国则尚缺少阶级和集团势力，现在要形成此种势力已来不及，也做不到。所以结果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从下面来统上面’……以社会的统一来促进政治的不统一。换言之，人家是由上而下，我则主张由F而上，此所以新鲜特别。”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漱溟经营的农村建设，有其远大的目标，要走一条“自下而上”的救国大道，后来未能实现，有其历史及社会根源，说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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