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梁漱溟在成都省党部作了一次《我如何抗敌》的讲演，分八段讲了乡村建设与抗战的关系、抗战的原则、如何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农业和农民在抗战中的重要性等。
梁漱溟指出：“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中国今日之抗敌，应采取两原则：一是必须靠无限的兵力……一是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因此需要“一、增厚革命的抗敌情绪及能力；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他认为在政府与民众联系不够，民众缺乏组织与训练的情况下，“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他强调：“为何定须如此作功夫的理由：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爱国，不会拥护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在谈到乡村建设工作与抗战的关系时，梁漱溟认为：“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的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强其抗敌能力的。”
6月29日，梁漱溟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到北平。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林宰平。7月5日，梁在济南下车，返邹平一视。两天后，日军向中国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即遭到我守军的奋勇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16日至20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暑期座谈会，邀请全国名流学者共计15名到会共同研究中日局势及御辱图存之计。梁漱溟被邀请出席了这次会议，旋即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8月，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该会是国民政府为抗日而设立的咨询性质的机构，即后来“国民参政会”的前身。在这次会议上，梁作了长篇大论的发言。先是讲乡村建设，后是讲抗战民众教育等问题。因发言时间过长，引起在场的傅斯年不满。傅说：“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但会议主席汪精卫仍让梁把话讲完。在这种情况下，梁自己也感到时间的确紧迫，于是终止了自己的发言。会后他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其内容是强调发动民众，说明民众是在农村，而当务之急是停办正规学校，大力开展全民众抗日救亡教育工作。
鉴于梁漱溟的意见，蒋介石曾嘱托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江问渔四人起草具体计划，由梁漱溟负责草成交去，没有结果。
8月10日到12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连载），提出抗战三大原则：“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下面动作而生活；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同时提出14条较为具体的主张办法，内容包括国家行政以及地方行政的大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造；政治的改造等。
8月19日，梁漱溟陪同蒋方震（百里）到山东，视察防务。当时，韩复榘对抗日战争态度暧昧，而梁与韩关系较密，故蒋有此差遣其实是去探查韩复榘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和决心，并劝勉他坚决地站到抗日战争这方面来，听从“中央”的指挥，为抗战效力。此事经过，据梁在《告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中回忆说：“8月22日，余陪蒋百里先生晤韩，韩即自谓不求决战但求能战能退，施战施退。对于前途大事，认为中国必撤之平汉路以西，得国际援助反攻过来始有办法。故以兵力于此时决战，徒供牺牲，不如保全实力，以待反攻机会。又自知所部质量甚差，不堪作战，以致消灭。故蓄意退至南阳汉中等地练兵，以冀不失为参加反攻的一个单位。”上述见解，充分暴露其对抗战已缺乏信心，而且还为将来的逃跑埋下了伏笔。针对韩的这种思想，梁曾多次与之交谈，劝其不可与敌人妥协，建议他发动民众，配合前方军事顶住日军入侵，绝不可往后撤退。
10月13日，日军侵占平原、禹城，山东省府深夜开会，决定大部分公务员迁退宁阳。10月14日晨，梁漱溟闻讯急访韩复榘，问为什么要撤退。韩答：个人决定不走，省府也未搬家，而大部分公务员此时无用，不如离去。梁说，这样做必致全市恐慌，市民都走，后方动摇，影响前线士气，最好不动，或将无用公务员给资遣散，亦不必退驻宁阳。韩不采纳，再访，仍不纳。
10月26日，梁漱溟、梁仲华、王绍常、陈亚三和余心清、何思源，在何宅商议怎样建议韩复榘，坚持山东抗战，并草议几条建议，其中有：“1．应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分为两事；2．关于征训壮丁，补充兵役，应有计划行之，在这一条中曾明确指出：‘请通令本站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收用’等建议。”
10月30日，梁漱溟与韩复榘同登千佛山细谈，包括条款，从上午10时到午后3时，韩仍不表态。梁接李宗仁电召于当晚离济南赴徐州。
但韩心事已定，不纳其忠言，尚自将其统辖之部队不战而退往鲁西巨野一代。后来韩被蒋介石以不服从命令、临阵脱逃等罪行给予枪毙。
自抗战全面开始后，梁漱溟便积极参与国事，奔走于山东与南京之间。在济南曾参加抗战后援会，被推举为主任常委，因此他对当时前方消息及后方的情况都比较了解。据他观察，抗战初期我方的失败，实不在军事而在政治。因此他说：“今日最大的问题不在外面而在内部。例如平津的失陷，根本误于政治，而非军事上会如此失败。最为明显：军事不统一是政治问题，还有前方、后方未能配合，政治社会未能打成一片军民未能合作等，许多失败之因都是政治问题。”因此，他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更进一步地团结，以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再者，当时许多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只顾逃难，把妻儿资产送往国外，这使他对国民政府及抗战前途感到十分悲观。另一方面对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又不甚了解，很想有机会亲自作一番考察。基于上述认识，1938年1月，他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以参议员的身份奔赴延安，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和他做多次长谈，当面请教。那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已建立起“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关系，但他还希望能更进一步地加强团结，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曾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那时梁漱溟到北大哲学系任教，与毛泽东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昌济）是同事，梁曾到杨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的杨怀中家中做客，见过毛泽东。
所以，梁漱溟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一见面，毛微笑着说：
“你是老前辈哕！”
梁说：“哪里嘛，是什么老前辈。”
梁漱溟回忆：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候诸葛亮称关公美髯日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
对于抗战的发展，毛泽东认为：日本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日本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兵力更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日本的野心是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中国只有抱定一个方针，不同它妥协，就会把日本拖垮。
关于此次会晤，梁漱溟在《抗战初期告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中有记载：“此次晤毛君泽东于延安，余谈各地情形颇露悲观语调。毛君阐明前途定可乐观之意以慰我。大意是说决定中日问题之前途者总不外三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求中国的胜利，一在自身的团结；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则随战事之扩大与延久而暴露其弱点，增加其困难，方为正比例的前进，又无可疑者。所余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则两年来亦已逐步趋向团结，而相当实现。而如是，又何须悲观。”经过毛泽东的一番开导，梁对抗战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这次谈话对梁启发很大，原先来时所怀有的悲观情绪这时已涣然冰释。
然而，在第二次谈话时，彼此却发生了分歧。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之前梁曾将其专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请他提意见，故次日之谈话便从此开始。毛泽东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有不少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等问题，需要扩大与加强。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毛泽东谈起阶级斗争问题时，梁表示不同看法。他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斗争对立鲜明，贵贱悬殊很大，但中国则不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因此阶级对立不强烈。接着，他又提出“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八个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说： “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说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我们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这些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社会便能得到安定和发展。梁如此这般地讲着，毛泽东则耐心细听，有时也插几句话，最后表示叹息地说道：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中国还有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而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缺乏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的认识。就这样两人互不相让，谁也没有说服了谁，争论无结果。后来，梁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梁这次访延安与毛进行过两次长谈之后，又到各地进行参观，并访问陕甘宁边区，听代主席张国焘介绍了边区的政府工作。梁此次延安之行往返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1月25日返回西安。当时延安生活条件很差，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梁漱溟在《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中记载：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却是活泼，精神却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
离开延安，梁漱溟抵西安，赴开封，奔曹州，2月4日到徐州。3月初，梁漱溟在徐州写完《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就山东问题、争取抗战胜利与团结问题、迅速建立团体组织问题发表了意见。文章将延安见闻告之同人，其重点在嘱咐同人应以何种态度与各方合作共同抗敌，指出：“严敌我界限，于自己人一方，凡事皆可让步”，“对自己人让步即是对敌人进攻”，“敌指日本人，我谓中国人”，“在今日只应有此界别，而不许有其他界别”，“在同一地方，如先有他方人领导抗敌工作，吾人即不必独树一帜，更不必争领导地位，只求有利于抗战，便可随同工作”，“只有在无人发动之地方，吾人不辞领导之任”，“吾人对各党派团体一视同仁，但求有利抗战，盖无其他计较”。
这是梁漱溟抗战时期的心声，为了抗日救亡和抗战胜利，他努力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呼吁团结抗战。虽然他后来谦称，他这样做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八年努力并无功劳；但是，他为团结抗战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山河仍在，青史留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可贵的一笔。
在徐州，李宗仁（广西将领、第五战区司令官）与梁漱溟商讨如何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日。梁漱溟认为，“对内社会改革对外民族解放”以取代“文化改造和民族自救”，此时，最紧迫的问题已不单纯是文化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问题，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社会改造动员起农民，战争才能获得胜利。教导他的学生在抗战中要和各种力量合作，包括共产党人。
在四川，梁漱溟参加省政府召集的讨论兵役问题的会议，对整个兵役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政府征兵的最大弊病是它根本不成体系。兵役法规形同虚设，政府另颁有命令指示，乡村基层又自行其是。三者毫不相干。不久，梁漱溟发现，征兵制度的最大问题不在最高一级行政命令，而是在下面基层，于是他起草了一个具体的计划，计划主要强调三点：第一，最重要的是使群众对抗战抱有热情，这需要在征兵之前进行教育和宣传；第二，群众要了解征兵法令的内容要点，并自觉地拥护和要求，造成依法办理的空气；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地方上有信誉的人物参与其事，和办事人员一起保证优待军人家属。他还提出改善新兵待遇、惩处舞弊官员的建议。
1938年10月，梁漱溟在重庆正式创立了兵役实施协进会。但工作开展并不顺利，1939年初便被迫停顿；一年后，蒋介石下令解散了协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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