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当时住在小铜井一号，除了他与夫人，还有梁培恕的舅父、舅母，另一位舅母和她的三个孩子星期天来；20世纪50年代末舅父、舅母相继去世，这个院里13间房子只有梁漱溟夫妇居住，显得十分孤单和冷清。即便如此，没有人想过梁氏兄弟有一个搬来住。居民委员会曾推荐一对夫妇搬来住。
1959年，梁培恕和胡真婚后不及一个月便下放锻炼，一年后回到北京在小铜井住了几天，一为等待房管处分配宿舍；二为拆洗全部被褥。这时，一位女同志说：“老梁怎么住到家里去！”她似乎觉得梁培恕应该住进招待所。
1961年1月，梁培恕和胡真调到黑龙江省安达市工作，支援大庆油田。他们到了那里发现什么都缺但是不缺人。培恕的儿子钦东只有三个月也抱去了。因没奶吃又送回北京。
梁漱溟夫妇十分欢迎孙儿回来。然而培恕夫妇不得不决然把钦东送到培宽夫妇那里，另租一间小房，请一位山东大娘照看。培恕的继母脾气较急躁，总觉得请的人照顾孩子不够好，请了女工也就干不了几天就辞去。梁漱溟便陪着培恕一同在西四一带寻找收婴儿的幼儿园。找了几天，总不如意。梁漱溟迟疑地说出自己的期望：“我看你母亲还是有女人疼孩子的心。”培恕解释：婴儿一切依赖带他的人，换一个人会认生，哭闹好几天才慢慢适应，请来的女工也需要时间熟悉这个婴儿。必有一个互相适应的时间，经常换人婴儿受影响太大。梁漱溟只得用力点头，放弃了自己的愿望。
在梁漱溟的日记中，从1961年春天直至1966年“文革”，梁漱溟夫妇不间断地看望、照顾两个孙儿。从“东颇识愚”到“东能步矣”，梁漱溟夫妇不辞辛苦，照料孙儿。
梁培恕送小孩回京前，机关领导问道：“回去谁给看着？”培恕答：“奶奶。”事实上，小东平时在家是爷爷领着玩、领着睡，生了病还是爷爷当护士。如果孩子接连病好几天，就由陈二姨（梁漱溟妻妹）帮助看护一两夜，让爷爷稍得歇息。1963年春天，培恕在一个月内数次接托儿所电话通知把小东接回家。其间，梁漱溟自己还生了病。
如梁漱溟1963年3月20日日记写道：“早起照料小东。九时忽感头脑不适，即嘱棻送小东回托儿所。十一时张国富及车来，同去北京医院再急诊。”
3月24日日记说：“早起照料小东。同棻及文淦去王府井为小东购上下衣用去16元。回家午饭后挈东去蔚秀园看小元及其父母。”
3月31日日记说：“夜来视小东三次。早五时半起床，忽又感不适。”
4月30日日记说： “回家忽闻托儿所有电话促我接小东，因其哮喘甚剧。”
5月3日日记说：“愚看小东似痰多又腹痛，迟疑久久，终送其回托儿所。东似含泪，可悯。”
5月12日日记说：“六时挈小东去西郊市场进早点，入动物园散步，再进面包、汽水，十一时回家。午后再出。晚间由棻伴东睡，又自三时醒，迄五时愚伴之，但已着凉矣。”
5月13日日记说：“东益见病态，伴之一夜，竟不得解衣睡。”
5月15日日记说：“夜来三时东已醒，移至我床同卧，说话度时间至五时，愚困甚，九时后送其回托儿所。”
5月26日日记说：“夜来小东咳嗽颇剧，因而不拟带其出门。宽、颂及元来，付50元出购六一节玩具，结果得三轮车一，公共汽车一。小元勉强能骑而小东不能，乃以公共汽车给东，但临走小元哭了，东以车付其兄。”
梁培恕认为：“父亲在照顾孩子方面竟然超过了陈二姨，对于他这习惯于从不管家、不管孩子的男人，是何等难以预料的变化！而且，这一年他七十岁。”
1961年春天，梁漱溟开始阅读《十力语要》等熊十力的著作。4月初开始写《熊著选粹》一文。翌年完成两文：前文约3.4万字，后者约1.2万字。前者有历数熊著各书错误、荒诞之处，批评亦较为严厉；后者则是念及“熊先生之学固自有其价值者”而选录。
梁培恕回忆此事认为：父亲认为熊先生治学上的缺失已达到“自毁”程度，还说熊先生当年原已正确地认识儒家精神，却一任自己个性和气质上的偏失发展，这真是一种“堕落”。
梁培恕认为父亲做了一件可能不获理解的事，包括两点：一、梁漱溟认为儒学、佛学（他称为东方之学）与西方哲学是两回事。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之后，误将东方之学看做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学问了，实则它们是两回事。东方之学实为一种生活实践，不在讲说与推究。熊先生是以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对待东方之学了。二、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否适当和近于无情？
在开始阅读熊十力著作、准备写文章批评时，梁漱溟不知是读熊著有感而发，还是历年来的修养使然，在1961年5月2日日记中，他谈了佛、儒的出现和有世、出世，谓：
佛之出现在古印度，儒之出现在古中国，皆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早熟现象。换言之，在人类文化前途发展上原自要先后次第出现而风行这两途的，却在各不相同的一定的运会（适合）条件下提前出现了。既无可增，亦无可减，不见于往古，亦必见于来今，虽巧不巧地出现在释迦孔子身上，却不关任何个人创造发明之奇妙。
要知有世间，即必有出世间，有此既有彼，道理原如此，何须怪得？出世之所以必要，就在一切众生失其清净本然圆满自足之体，而妄尔向外取足，沉陷于二执（我执、法执）二取（能取、所取）而不得出；出世者出此也。
梁漱溟与熊十力认识交往四十余年，虽然彼此学术观点不同，但“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熊十力每有新书问世，必先赠梁漱溟，梁亦深感自己的不足。两人学术见解不同，脾气秉性亦非常不同，梁较宽厚，熊易生气。尽管这样，两人的来往却未中断，互传书信、论著，交换意见。因此，梁漱溟这次撰写的两篇文章，前者重在批评；后者又肯定其价值。他在《熊著选粹》后记中说：“《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既以愚所不足于先生者写出，求正于后世之学者矣。然学生之学固有其价值不容抹杀。因再举书中我所认识其价值者录于此，冀有助于后之治东方学者之研究。”
1961年6-7月，梁漱溟在海拉尔时阅读苏联作家叶·弗·塔尔列著的《拿破仑传》《回忆高尔基》等书，认为《拿破仑传》甚好，并摘引了书中的一段话：“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我从很早的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条心弦静下来，以致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响。--拿破仑在绝无仅有的时候坦率的自白语。”
其实，这段话十分符合梁漱溟此时的心境。尽管他报国的思想初衷很高，是“我生有涯愿无尽”，但此时已心如止水，非常平静，他仍在观察着中国和世界，却吸取“敢言”的教训，不再轻易发表意见了。
1962年，梁漱溟的朋友已有多人逝世，如林宰平、王鸿一、伍庸伯，梁漱溟怀念故友，讲林宰平先生“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并忆及1916年时，林宰平看了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后托人致意，约会见面，从此结为至交者。梁漱溟称赞王鸿一学识“其思想正富于人民性，其人富于革命性，其内涵之侠义骨气直可平云”。梁又称赞伍庸伯先生“真切不苟”。伍庸伯逝世后，其友人伍学扬、杨遂良等人几次采访梁漱溟，询问伍先生生前事迹，梁漱溟同他们谈了很多往事，又同伍学扬同访黄阶平，查对伍庸伯1922-1923年事迹。
1963年8月初，梁漱溟与涂允檀、李蒸、安若定、阎熔咏、顾颉刚等部分政协委员去大连避暑。他们先是7月31日到天津，再转乘“民主11号”船去大连。在船上，梁漱溟与历史学家顾颉刚相谈甚多，顾颉刚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亦是梁漱溟的学生。回忆往事，顾颉刚问到蔡元培与梁漱溟的关系，又谈起陈独秀、李大钊等北大著名代表人物。同船的许多大学生听说这位老人就是梁漱溟时，也来听梁漱溟讲，并要求梁详细地讲一讲梁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关系。在大连，梁漱溟还见到周培源、朱光潜等人。
20世纪60年代初，梁漱溟去看望被打成右派的储安平。
梁漱溟与储安平结识于抗日战争胜利后。那时，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储团结、联络了许多著名知识分子撰稿，期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梁漱溟虽然不在该杂志一度印在封面下方的78人名单之列，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
储安平壮志未酬，1957年被迫退出新闻出版界。而此前他的两位前辈梁漱溟和张东荪也成为被批判的人。谢泳认为：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这些人之所以不见融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主席要有容人的雅量。
梁漱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日记中曾提及与储安平的交往，并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工夫写它。”
梁漱溟就是这样，当储安平在新闻出版界声震南北、名声显赫时，梁漱溟或欣赏、或赞同，却远远地观察储，并不接近他；而当储安平从天堂掉到地狱--划入右派时，梁漱溟却真诚地来探望储安平。梁来储安平家门前，敲了一会儿门，门才终于开了。储安平面色苍白、神情迷茫地出现在门口，见到梁漱溟竞面无表情，只解释说不想见人，所以隔了较长时间才来开门。两个人闲谈了一会儿。临别时，储安平送给梁漱溟一套完整的《观察》，并告梁这是他保存的最完整的、最后的一套。梁漱溟虽然感到老朋友给自己礼物时心情有些沉重，但并未多想。其实，储安平是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托付给梁漱溟。1966年“文革”中，储安平再不愿忍辱偷生，曾投河自杀被人救起，反而落下一个企图以自杀向人民示威的罪名。多次惨遭毒打后，终于在一个夜晚他失踪了--有人说他被红卫兵打死了，有人说他自杀了。直到1982年，有关部门才终于做出了储安平已死亡的结论。
曾经撰写过《梁漱溟问答录》等多部有关梁漱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思想活动著作的汪东林，于1962年秋到全国政协工作，后来担任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曾回忆自己第一次与梁漱溟见面的情况：1963年初夏的一个上午，作为学习委员会秘书的汪东林第一次参加学习会，开会时间是上午9点，汪于8点20分就来到政协礼堂门口，等候各位委员到来。学习组组长于树德等来了，接着许多委员来了，梁漱溟却未出现。9点5分时，有人说，梁漱溟来了，汪东林看到从一辆小轿车的后门跳下一个头戴瓜皮帽的小老头，别人悄悄地告诉汪东林说，这就是梁漱溟，并提醒汪不要和梁漱溟握手。谁知梁漱溟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竟然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有人说，梁漱溟就是这样，对人爱理不理的。不过这老头的身体好极了，你看他走路的轻快劲儿，像70多岁的人吗？开会前，于树德向委员们介绍汪东林时，梁漱溟才注意到这位新来的学习秘书。会议中间休息时，大家都在一楼散步闲谈，梁漱溟却上了二楼。汪东林有点好奇，就跟着上去，只见梁漱溟在练气功，另一位在打拳。梁便主动给他们二人作介绍，打拳者是有名的武术家赵君迈，赵与梁漱溟因体育锻炼而认识并结为好友。第一次见面给汪东林留下深刻印象，感受到梁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1963年6月29日，梁漱溟在学习会上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梁说苏联共产党的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先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后来又反斯大林。在中国，虽然这个话题不再有人提起，但事实上，在毛泽东个人威望达到顶点的同时，对毛的个人崇拜也很厉害。
汪东林回忆：这两年（1962-1963年），梁漱溟没有作什么长篇发言。但是他有个特点，很认真，学东西很认真，听人家讲也很认真，而且他不旷课，不无故请假，一板一眼的。但是他没发言。
1964年2月22日，梁漱溟听了北京市委张大中所作朝阳区四清运动的报告。感慨道：“他末尾的话使我顿然忆起夙日心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德育代法律制裁的思想。”3月17日，梁漱溟参加全国政协在京委员西城组的学习讨论会，学习了1963年中共中央有关农村工作问题的两个文件。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他主要引证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阶级、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说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不同的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说明我们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同年6月，梁漱溟与部分政协委员一道，到山西太原视察。同年秋季，梁漱溟由李渊庭陪同前往唐山、抚宁、遵化、北戴河等地城乡视察。
据汪东林的《补记1964年7月7日及12日两次发言要点》记述：这两次发言，应该是梁漱溟1964年上半年的学习小结，梁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分四段以答话的形式检讨：第一段：我缺乏的是在阶级问题上缺乏阶级感情，解放前如是，至今犹如是。第二段：我之缺乏阶级感情既有其一般的原因；更有其特殊的由来。第三段：由于我没有真懂阶级，在解放后犯了许多错误。第四段：我怎样从糊涂中清醒明白过来。在发言末尾，梁漱溟以毛主席为镜顿悟自己错谬时认为：（一）我虽会说阶级如何如何的话，却往往不分敌我而且求着混一敌我。（二）与上一点相联而来的，就是当我为解决中国问题而思索设想以至奔走行动时，一贯地自己置身于阶级矛盾之外。梁漱溟认为自己想革命，却不自觉地落入反面，“但我一生不贪安逸，不图享受，为国难而奔走四方，甚至抗战时跟着游击队昼伏夜行于荒野山沟，颇有些不怕苦、不怕死的样子，究竟是怎么一股劲儿在支配我呢？精心反省，虽则衷怀有爱国感情（对祖国的责任感），却夹杂着意气自雄的个人英雄主义而远非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对毛主席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当时听了只是冷笑不服。乃至事后明白过来，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方合乎毛主席纪念白求恩文中“一个纯粹的人”那句话。夹杂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
同年年底，梁漱溟出席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列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人代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几年来政府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梁漱溟列席听取了这个报告。
在分组讨论时，大多数人的发言都十分肯定政府工作报告，认为从头至尾贯穿着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新中国成立15年来之所以取得成就，就在于抓了阶级斗争。梁漱溟并不赞同用阶级斗争的大道理来解释并说明一切的主张和论点。梁对大家的发言持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决议》中已经说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经济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前，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他认为现在再来强调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一切问题，怕是过时了。然而他又没有把握说阶级斗争不起作用了，于是他决定自己说自己的话，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各抒己见。
梁漱溟的发言主要论点来自他的《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四五千字，其要点如下：
周总理的长篇报告论述到国内国外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据我理解，则自首至尾贯穿着两个大道理。
第一个是：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的道理。所谓必然何所指？即一切客观规律是也！认识此必然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能因之用以制胜于客观事物，这便能取得主动权了。人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不循必然规律盲目而动，便要碰钉子，要失败，落于被动而没有主动可言，没有自由可言。反之，果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认识其客观规律而掌握之，行动之，则工作成就可观，今后亦能顺利前进。我以为周总理的工作报告第3页、20页、22页、23页都说到这个意思。回顾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走过的路，事实也是这样。
第二个大道理是：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完成任何艰巨任务。这是领导土经常说的话，而在周总理的报告中又再三再四说了的（请看报告第15页、20页、30页、40页、50页、55页、71页）。
前后两个道理是彼此配合，不可分割的。前者重在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后者重在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表现。前者可以说是科学之事，后者不妨说为道德之事。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在事实上也往往结合在一起的，请看大庆油田惊人成功，不是眼前最好的具体事例吗？
周总理的报告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上面所举事例还是奇迹之小者，奇迹之大者就是建国十五年来以从未有过的统一、稳定、繁荣震动了世界的中国。大奇迹也好，小奇迹也好，其所以出现，总不外乎“科学之事”、“道德之事”这两个道理。我们运用这两个道理就可以说明它、解释它。两个道理都要紧，但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人是最主要的，一切都依靠人。这一点还要往深处说，那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潜在的，有待于领导去启发、培养和运用。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从来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得到大发挥、大表现。虽然中国六七亿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恐怕到今天还是一盘散沙，瘫痪无力的，出现不了什么奇迹。为什么唯独共产党毛主席能领导，而旁人不行？为什么我说的这两个道理独被共产党所掌握所发挥？这无疑是共产党毛主席所本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这两个道理又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精神是分不开的。
归结起来一句话：共产党、毛主席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民族之前途，自然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其力量无可匹敌是当然的。与此同时，在革命进程中，中共从建党、建军而建国，四十多年间不断总结经验，掌握了种种客观规律，时时操有主动权，其势如破竹也是当然的。伟大奇迹之出现，我以为以此两大道理解释之，说明之，似乎更切题，更有说服力。个人体会是否得当，请指正。
梁的这一发言，其见解与众不同，于是引起与会者的批评。有人就质问他说，大家都谈阶级斗争，你却只字不提，而大谈什么两个道理，用心何在？又有人揭发他说，梁漱溟一贯否定阶级斗争，以自己的那套唯心论来曲解周总理的报告，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梁听了大家的发言，认为是乱扣帽子，不作理睬。然而此事并没有到此停止，后来在政协闭幕会议那天，主席团在大会场内向来参加会的近千名出席者散发了一份批判梁漱溟的书面发言，指责他“否定阶级斗争，曲解周总理报告”，“否定党的阶级路线”等。梁看了十分气愤，认为大会没有印发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不公平，而且是断章取义，实不足以服人，于是要求大会给他答辩的机会，并写了一封信，亲自交给周恩来。后来因为时间不够，闭幕在即，不可能在大会上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所以周总理在作大会总结时对这个问题作了特殊处理。他说：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的、民主的大会。在谈到民主时，他指示说：有一个委员要求辩论，可以在会后安排，充分发扬民主。会后不久，政协负责学习的人告诉梁漱溟说，他写给主席团的信，已经转到学习委员会了，以后可以在学习会上进行辩论，希望他做好准备。梁培恕回忆：这次会议后他去小铜井看望父亲。梁漱溟把其在会上的发言稿给梁培恕看，培恕看后认为：发言里讲的两个道理没有错。可是别人听了可能不太舒服。你没有工作上的实践，讲这两个工作上的基本精神不免架空而谈，似乎是在说：我懂得这两个道理，讲给你们听听。这样在别人听起来就好像在指教人家。
关键仍在：梁漱溟的发言没有提阶级斗争，委员们也没有理睬他的“两个道理”，只顾追究他何所居心。说他企图用唯心论曲解周总理的报告，而且这样做本身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
梁培恕认为：起义军人覃异之和黄宏汉把小组讨论出现的这个问题以联合发言的形式提到大会上去了，说从梁漱溟的发言可以看出“反映在旧知识分子当中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严重性”。调子高不要紧。父亲要的是实在和公平。为什么不印发他的发言而只印覃黄的联合发言？陈毅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向大会推荐覃黄联合发言“值得一看”，“但是陈毅是在不曾看过我父亲的发言的情况下就表态的。这不对。我父亲坚持要的是一个对”字。
1965年5月至10月（每周两三个半天）约半年时间，政协学习小组的辩论会举办，大约有30余人参加。名日辩论会，其实是批判会，使梁漱溟感到失望的是，会上所有的发言人，都没有针对梁的两个大道理本身进行辩论，而是上纲上线地引申批判。梁漱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批判’，而毫无‘辩论’之意。更有若干人口口声声说，对我的‘辩论’就是一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我听了也就不想再多说，因为多说了也无益。但辩论是我主动要求的，我却不能不说话。因此，我在1965年8月3日作了一篇将近八千字的答辩发言，重申我的本意和观点。自此以后，我就是履行每场必到、洗耳恭听的任务了。”
针对学习辩论会上有人指出梁漱溟“否定阶级斗争”，“超阶级的人性论”，“封建主义的道德观”，认为梁的“科学之事”，“道德之事”两个道理不对，归结起来，就是梁这篇发言不提“阶级斗争”四个字。
梁漱溟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否定阶级斗争。特别是解放后十多年来，梁漱溟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落归于改良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问题》《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等文章，都是自己思想发生转变的表现。
在谈到两个大道理为什么没有标出“阶级斗争”四个字时，梁漱溟认为，这两个道理之所以独被共产党、毛主席所掌握、所发挥，而旁人不行，是因为这两个道理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精神分不开，这其中包括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梁漱溟还从思想认识方面回应了批评（判）者，并总结了三句话：一是他在政协会上的这次发言，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落于唯心窠臼；二是他不敢保证自己能免于唯心，即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三是他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自己在政治上不反动。发言末尾，梁漱溟郑重、认真地对自己作了结论：一个人反对唯心主义，而遇事不自觉地落于唯心，那只是一时的认识不清，是思想问题。一个人政治上基本上不反动而有时不自觉地落于反动，仍然是认识不清的思想范围的问题。只有政治上自觉地反动，才是真反动。据此，我虽不敢保证自己不唯心，却可以保证自己不反动。换句话说，就是我的思想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好，但我的政治问题却基本上解决了。我在新中国成立十六年后讲这番话，对自己作这个结论，绝非是自我标榜，而是有十分把握的。
梁漱溟的发言并未得到与会者的谅解，学习辩论会转入批判梁其他场合的“反动”言论。有人回想起1964年政协组织去山西参加“四清”运动座谈观感时，梁漱溟曾引用过恩格斯的一段话，意思是只要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相互斗争，而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和自然界作斗争，人类便没有进入自由的王国。揭发者认为，梁漱溟引用恩格斯的话是别有用心，将阶级斗争说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要梁回答是否妄图否定阶级斗争。
梁漱溟并未回避这一问题，而是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结合恩格斯的论断，联系中共八大《决议》，我原以为在我国完成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就不应该把人的力量用在彼此间的斗争上，而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同心协力，把矛盾指向大自然，向大自然开战，这才能使人类做大自然的主人，一步步进入自由王国。因此对这几年忽然又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思想认识上转不过弯来。”
在座的人对梁的这段话感到惊讶和满意：梁终于吐露了心里话，承认自己不赞同大抓阶级斗争。
结合当时的“社教”运动（在讨论时犯错误的干部是以教育为主，还是以惩罚为主的问题时），梁漱溟又谈了关于惩罚是不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项主要办法的问题，并回顾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认为：惩罚是从奴隶社会以来就有、延续了数千年的老办法，现在还要采用，还不能取消，但毕竟是个人得失的东西，一定要超过这个，走教育的路子，把人的思想境界提高一步，才能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大约在民国九年或十年（1920年或1921年），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提倡社会主义学说。……讨论中，有人问陈独秀：比如收拾厕所这类又脏又苦的活，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让谁去做？陈回答说：给受罚的人去做。我耳闻此事后不几天，当面向陈询问此事，他亦如是回答。我即对陈说：这不对，惩罚是现在人的观念，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收拾厕所未必就是受罚的工作。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实际上那时候谁也说不清楚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了，现在提倡人人做服务员，干部、学生也要去参加掏粪劳动，这个路子是对的，是以教育为主，而不是以惩罚为主。如此发展下去，应该是人人做自觉的劳动者，而不是单纯地为谋生而工作。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之日，便是惩罚的手段消亡之时，这又可归结到恩格斯的那个科学论断上。
二十多年后，梁漱溟与汪东林提到1965年的这段经历时，并未激动，只是说：“都过去了，过去了。这几年曾有人对我说，好像我那时候看问题看得准，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不然。我之学习马列著作和各种文件，并以此改造自己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许多人的。至今我对若干问题，仍然是一知半解。如果说我在那时把有的问题看对了，那也绝不是因为我的水平高，而只是我自己身上的那股牛劲儿，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随声附和，更不见风使舵。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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