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4月28日，梁漱溟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听传达文化部关于今后“文化革命”运动的报告及郭沫若的发言，认为“均好”。在次日日记中，说到昨日听传达事，梁：“叹服于毛主席之深心大愿。”此时，梁漱溟对于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运动的前景、做法尚心中无底，只是相信，毛主席善于发动群众。
6月初，北京大学发生聂元梓夺权事件。6月2日政协小组的讨论梁漱溟未发言；6月7日在学习会上发言，“有人不了解，不无闷闷，此烦恼障重也”。梁漱溟在这次发言中，袒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他心情沉重地说：“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过。好像是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究竟是毒瘤，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不幸。过去许多事情，我们这些人不接触、不知觉。聂元梓身居其中，与对立面斗争，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人感到高兴。而我们事前茫然，听到这种事还来不及拍手称快，心里有的只是不好过，困惑。”
梁漱溟接着说：“现在看，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不行，撤换了，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其中。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问题的关键是，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不能不纳闷，行不通。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好自圆其说。报纸大多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亦不足以使人释疑。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不得圆满的回答。”
梁漱溟认为，现在接触的这些人都是对国家有过功劳的，因此就更让人想不通，“即使他有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他过去长年来的九十九个功。我觉得，眼前发生的难以相信的一些人与事，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
梁漱溟的发言当场便遭人指责，但并未掀起批判梁言行的高潮，因为“文革”运动迅速开展，很快政协机关内部也闹起来了。
六七两月，梁漱溟尚能按照原先的生活节奏，写稿、看书、上公园散步、习拳，偶有弟子几人来家谈时事，参加政协小组学习等。不过，梁漱溟不知“文革”运动将如何发展，6月30日晚，梁“思虑萦绕，不能入睡”。7月10日，梁去政协洗澡遇李宗仁，“欢然道故”。
8月后，“文革”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后，梁当日日记说：“去北海未成，以天安门大会无车可通故也。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谈话两段，对于兼自检。朱安皆表示求批判指正。棻去参加斗吴晗会，深夜乃归。”
8月23日，梁家平静的生活终于被打破，先是梁宅附近工厂的群众贴大字报，说积水潭南岸梁漱溟父亲梁济殉道的纪念碑为“四旧”，应立即拆除，并限梁家24小时以内拆碑，梁漱溟预感到红卫兵要来抄家，于是摘下挂于堂屋正中的父母的照片及字画等；侄女梁培昭找了工人帮助拆碑。
8月24日上午8时，北京123中红卫兵闯入梁宅，声言“造反”，梁漱溟说既是“造反”的，那就请便吧，抄什么都行。红卫兵闯进北屋后，问“为什么没有挂毛主席像？”梁答在南屋有：那是一大幅毛泽东夏季视察农村的画像，手拿草帽，立于田头显示停下来稍事休息的样子。红卫兵说要挂标准像，那不能算。以此为借口，开始“革命”行动：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除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通通扔到院子里，一边撕、一边烧，其中有许多是梁家几代人保存下来的文物、字画。梁漱溟当时看了很心疼，但也无可奈何。红卫兵们为烧得快，向火中倒花生油，梁夫人陈树菜忍不住说一句“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立刻遭到罚跪和打骂。红卫兵又从屋里抱出两大本洋装书，即《辞源》与《辞海》，梁漱溟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谁也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从外地学生那里借来的。如果烧了，我就无法还人家了，是否可以留下？红卫兵不理他，把书扔进火海，嘴里说到，有现代化的《新华字典》就够了，用不着这些老古董。梁看到两书化为灰烬，心里十分难受，暗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下来了，唯对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使我无法物归原主，乃终生遗憾之事。红卫兵还“勒令”梁夫人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说了句：“她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折磨她了。”也被红卫兵喝令跪下。
梁培恕回忆：8月24日下午2点左右，在梁宅抄家的红卫兵电话告诉梁培恕：“我们正在梁漱溟家里破四旧，你回来一下。”梁培恕在骑车往新街口方向走的路上，不止一次看见有卡车停在人家门口，红卫兵们正把各种物品搬出来扔到卡车上。“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看到上述景象。当看到院子里遍地破碎家具、衣被、书籍和纸张，还是为之惊骇。父亲和继母正被围在人群中挨斗……恰在这时一辆卡车在门口停下，进来十几名政协工作人员，于是斗争会正式开始。在喊口号的时候我没有喊和举手，一个政协工作人员问我：你为什么不举手？我走了神，竟然没有跟着喊口号，我如实回答：我正在考虑今天晚上他们怎么吃饭和睡觉……斗争会开完，我找到那为首的红卫兵（后来知道他叫成伟），向他提出建议，指着任人踩来踩去的书籍纸张说，这里面有马列主义著作，有政协发的内部文件，上面盖着戳，最好把马列著作放在窗沿上（桌子都碎了），把保密文件包起来以免散失。成伟非常不习惯处于被指导的地位，他忍耐着没有发作。我又问：…他们两个今天晚上准备怎么办？’成伟含糊地回答： ‘这个你不用管…。
批判会开过，成伟等红卫兵发布命令：“第一，这里有电话，从今天起小铜井1号成为我们红卫兵的司令部；第二，梁漱溟夫妇两个老家伙住到南房小屋里去，每天打扫院内外的卫生，随时反省自己，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第三，从9月份开始，勒令梁漱溟自动减低工资，只拿最低标准的生活费，不许继续吸人民的血汗，一个月拿几百元，过奢侈的生活。”
梁漱溟当日日记写道：“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又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这间小南屋原是堆放扫地扫帚等杂物的小屋，略为潮湿，又有蚊虫叮咬，红卫兵“占领”的北房灯火通明，为便于监视梁漱溟夫妇，小南屋亦不准关灯。梁漱溟与夫人是席地而卧，无被褥，只穿随身单衣。
这一天--8月24日，老舍先生在新街口外太平湖“舍身投湖”。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梁漱溟到太平湖吊唁老舍先生，一个人坐在路旁的椅子上掉泪。据说梁是“第一个来湖畔吊唁老舍先生的人”。
8月25日，梁漱溟侄女梁培昭以为祖父殉道碑已经拆去可以揭下大字报，结果遭到群众批斗，侄女婿黄艮庸同遭批斗，并以“逃亡地主”罪名勒令离京回乡。梁漱溟夫妇则被红卫兵监督劳动，打扫街道厕所。8月28日，梁夫人被红卫兵殴打受轻伤。8月29日下午5时，有红卫兵（上一级）来指导工作，梁漱溟乃冒险进言，指出其夫人陈树棻被斗受伤，似不合于“十六条”之“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
梁氏夫妇席地而坐七八天，在梁漱溟的一再要求下，红卫兵才同意他们拿去一些衣服和铺板、木桌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有一天夜里甚冷，梁漱溟只得“以毛巾联于内裤，穿在内面”。最令梁漱溟心痛的，是他已写了七章的《人心与人生》手稿被抄走，《儒佛异同论》被焚毁（梁已开始重写）。
9月7日，“忽悟我的问题必须上书主席才得解决”；9月10日动笔给毛主席写信，言辞恳切，态度沉着。全文如下：
敬启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鉴阅，并劳转
主席赐鉴
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所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今后或挨斗，或挨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主席垂注。却有一个问题--我此后余年如何度过问题，愿为主席一陈其情。回忆1952年曾因我请求去苏联从事研究工作，承召在颐年堂谈话甚久。尔时我自陈幼年既未读四书五经，所受近世教育亦甚少。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偿其夙愿于余年。此1952年8月7日事也。对于我去苏一层，主席当时未予许可，第未知对于我之自述其生平心愿事今犹留有印象否忽？近年来，我正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
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生，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文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专此布陈，敬颂主席万岁！
梁漱溟敬上
1966年9月10日
梁漱溟发出的信，毛主席是否能收到，不得而知。但10月24日，《人心与人生》原稿被退回来，并发还了被抄走的现款和存折。此前全国政协于9月14日通知梁漱溟领工资，只发60%。从10月份起，发全工资并补发了9月份的40%。10月初，红卫兵准许梁漱溟从北屋拿出褥子、枕头，10月末梁又买了棉被，生活逐步稳定了。
在八九月份混乱、动荡的时光里，梁漱溟何以能够淡定自若，不悲观，不急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这突如其来的变动，这就是由于他始终以佛家所持有的人生态度来对待厄运，从佛教中汲取力量。他在8月16日日记中自作偈语：
（一）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是心，心佛众生不差甚。
（二）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三）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施舍一切无所吝，亦无所施能施者，此是布施波罗密。
（四）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嗔心不起能忍辱，亦无所忍与能忍，此是忍辱波罗密。
（五）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精进不懈于修持，而实精进不可得，此是精进波罗密。
梁漱溟虽然处此恶境，但心情仍然平静。从9月21日起开始重写《佛儒异同论》，每天写1000多字。在这篇2万字的长文里，他首先将儒佛两家同与不同之处作了说明，略谓：儒家从不离开入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归结到人身上来。佛家则反之，他站在远离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这是不同之处，其相同或说相通之处者有二：一是两家学说不同，然其为对人而说话则是一样的。二是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是一样的。接着对其上述论点进行分析、论证，其异同之结论可归纳为：儒家是人世之学，肯定人生；佛家为出世之学，否定人生。二者不相同，可是，都是讲求实行修身养性的学问，不是西洋古代所说的“爱智”（philosophy哲学）思想，如果把它当做哲学来看，那是不懂儒、佛，都是外行。是文于11月末写成后，他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等长文。
9月29日，逢中秋节。因培宽、培恕不能来家，梁漱溟乃提笔给两个孩子写信，信中语重心长地说，“知父莫如子，知子莫如父。你们生长起来数十年皆在我眼前，我完全懂得你们，你们亦应当懂得我。既然懂得，我就不必须多说什么话了”；又宽慰两儿：“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体说。你们不必挂念。”
10月1日，“文革”当年的国庆节。梁漱溟书写毛主席语录一则贴在墙上，“取其针对我之病根而言也。我病在不谦虚，不谨慎，为一切问题之所由生，而主席语录册中其以此为训诫者凡12见焉，可谓谆谆矣”。10月9日日记说：“夜来醒时念发愿文，辄以杂念中辍，不能终其词，此心浮躁如此，忏悔发愿皆空话耳。今后当以终其词与否为此心静躁之验，勉求忏悔发愿之真，不容放纵。”
秋凉，梁家订的煤送来时，一位程姓红卫兵主动帮助把煤码放在梁漱溟居住的屋子窗下，梁家与红卫兵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好转。12月初冬季天冷，梁漱溟已不用打扫街道了。
1967年这一年，对梁漱溟来说，是较为平缓的一年。除了是“文革”的第二年，似乎一切都恢复了--以往的生活、写作、锻炼。梁漱溟每天早晨起床很早，有时四五点钟就起床，到公园散步、习拳，在外面吃早餐，然后买点儿蔬菜、主食回家；午饭后再到公园散步，有时在公园里读书、写作。梁漱溟常到紫竹院、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和附近的太平湖；有时也到颐和园、香山散步。梁漱溟还经常到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和梁培恕住处看望孙子，有时还带着小孙子到公园散步。
梁漱溟与张申府、朱谦之、王星贤、郭大中、鲜恒、李渊庭等继续保持联系，并向他们借阅书报；与黄艮庸、田慕周等保持书信联系，并常给他们寄钱补助生活费。
这一年，梁漱溟主要借读了《马克思传》；恩格斯著《国家起源》、《家庭起源》；《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斯大林选集》，还看了《世界通史》《原始宗教》《论宗教》《宗教的本质》等书，约26部。这年3月下旬，梁漱溟开始思索并撰写了《中国--理性之国》。
1968年，梁漱溟家又不平静了。
先是2月24日，梁漱溟早晨起来写稿，“忽有上海来访询孙鸿亮事情的12人野蛮威胁我去左家庄，留住一日。原说带我去山东，后改变，晚间送我回家。树棻奔走终日，文淦来伴她。闻公安军警均因此动员访查此线索云”。次日朋友、邻居来看望，说明并嘱咐：依照当时法令，可不接受野蛮侮辱。或许与此事惊吓有关，5天后（即2月29日），“夜来菜忽喘气若不续，手足皆冷，痰壅喉间，双目紧闭，委顿在地，扶之不起。十二时半至二时乃稍好，能登床就睡，仍腹泻两次。今日一日未起床下地”。
据梁培恕回忆：先一日，这批人（上海造船研究所的“造反派”）已经来过，他们想取得的证词是孙鸿亮在邹平乡建研究院曾被捕向韩复榘变节自首，认定父亲是此事知情人。看他记不得孙鸿亮其人，但是可以肯定没有劝过任何人自首。因为表现“不配合”，这批人悻悻而去。第二天再来，进屋之后上面一巴掌下面扫一腿，父亲当即扑倒，眼镜亦跌落在地上。给过下马威然后被挟持着去了左家庄。左家庄如今地处北京市三环路以内，人口稠密已成闹市，当时却是地处荒郊。不知什么机关盖了一栋大楼，大体竣工空着未用，此时成了来京串联的革命群众临时接待食宿之处，也是“造反派”们的据点。这批人认为这个环境足以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挟持梁到这里问话。“带你去上海和孙鸿亮对质，你去不去？”“当然去。”“路费和粮票你自己出。” “没有问题。” “造反派”至此泄了气，故放他回家。
然后是4月20日，新街口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孙健任负责人。4月24日，梁漱溟照常早起写稿，在外吃过早点后去景山公园看桃花，去新街口买菜。午后却突然祸从天降，孙健等两人到梁宅，告诉梁漱溟：“你被划为‘右派’，今后多劳动少出门，远出必须先请假。”
只过了一年零两个多月的安生日子，梁漱溟一下子又失掉了自由。从4月25日起，梁漱溟每天早上扫街，参加劳动，不能到公园散步，只能在住处附近豁口外河岸和积水潭岸边走走。每周还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交居委会，梁已被划人当时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列，记于另册。
5月4日，梁漱溟夫妇被作为“黑五类”斗争。梁当日日记写道：“（下午）二时同树菜赴群众会，抵会场乃知我亦在被斗之列，思想上颇有斗争，最后决定服从。会后被押游行（街），甚苦。”晚饭后身心疲劳，梁漱溟早早睡觉，怎奈白天弯腰站立（当时称“飞机式”）多时，腰骨疼痛，很久不能入睡。
这一段时间，梁漱溟的写作、生活又受到影响，心情较为压抑，有时对夫人不耐烦。5月7日，梁“夜间醒来忽悟自己心硬，对棻态度生硬，今后力改之”。
5月24日，梁漱溟得知熊十力在上海逝世的消息，心里十分难过。在后来（7年后）致田慕周的信中曾追溯此事：“28日寄来各种信件均收得无误。信中叙述熊师逝世前后情况，读之感谓良深。幸而先批孔运动而去，否则，其情怀更不知如何也。我则异于是。遭遇不可谓不惨：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箱尽被焚毁，内人被捶打以致脊背血透内衣，被拉去开斗争大会，我未被打而亦罚跪一次。……然我胸次只小小不愉快而已。床铺没有了，席地而睡。半个月不能出门买菜，只就所存米粮度日。……心情不失常度。……正为自信极强，环境任何变化不挫其气。熊师缺乏学养，我更无学养（只在知见上稍胜），殆禀赋之不同也。熊师晚年著作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皆诋斥佛法……我崇信佛法，老而弥笃。”
7月7日，梁漱溟看到邻居开始移居。7月8日，梁家被通知移居。梁漱溟要求缓移，仅被宽限一天；7月10日，“夜三时起收拾一切，春生、雪昭、文淦、赵凯为助迁居铸钟厂41号。疲劳不堪，天热亦常。手板三轮送什物5次。下午西晒太强，几乎眠食俱废”。7月11日，梁漱溟等清理好搬来物品；7月12日，文淦等3人帮助梁氏夫妇糊窗、支帘子，总算安顿下来。屈辱和悲愤，令本来十分能忍辱负重的梁漱溟忍无可忍，乃于7月12日开始给毛主席写信，至14日写完邮寄，原信是《致周总理并转毛主席》，后半部分内容如下：
近者4月24日忽奉居民委员会通知，说我被划为右派，应受群众监督管制。且在5月4日群众斗争其他坏分子时陪斗一次，只是呼喊打倒右派梁某口号，不言罪行何在。过去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因未涉入问题中也。自此时行动即受限制，不得访友借书，然我仍自力行研究写作不辍。最近7月8日忽奉街道通知，要我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而指定给我住之东厢房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深夜凌晨犹不稍松解，因之，连日来眠食俱废。我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其何能支？至此乃真不能写作矣。此即敢以上闻之实情。
我的研究工作有无可取之处，有已成之一部分可供审查。如其不无可资参考者即望给我以研究写作之环境条件。--此环境条件极简单平常之至。“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自己所应当尽力者乃有意义。人的生命是与向上心不可分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此1966年被抄家后我写上主席一书说过的话，写作之迫不得已写此信者，亦正为此耳。
我之被划为右派，是何时决定的？缘何有此决定？出于何方面的讨论决定？一切不得而知。此事只由街道通知我，固非街道群众对我的判断。今者计无所出，我想我之为人，主席总理早有了解，早有印象。近年之事，今日之事亦可加以调查而了解之。我愿听主席总理的处理。除以实情上闻之外，不作任何乞求。
梁漱溟7月14日发出此信，并无回音。但梁自移居铸钟厂后，居委会没有通知他明天早上打扫街道，只在8月30日被召去劳动了一上午。梁漱溟行动又有了自由，每天早上、午饭后常到以前常去的公园散步、习拳。离开旧居近两月，梁倍感怀念，乃于9月后数次在早上四五时步行至旧居附近的太平湖、积水潭岸边散步。亲朋好友的关心、看望也令他感动。
最先来看望并帮助梁漱溟夫妇料理生活的是梁夫人的妹妹陈二姨。本来陈二姨本人已患重病，却因悲观厌食不愿去医院治疗，但当她看到姐姐姐夫遭难时，便毫不犹豫地到梁家帮助做饭买菜。然后又找来自己的亲戚，如赵凯、赵春生姐弟以及他们的父亲到梁家帮忙，冬天来临，赵家姐弟帮助梁漱溟买来了沉重的生铁炉和煤球以便取暖；梁漱溟刚搬到新居时，他们又帮助梁家在小院里搭起凉棚来遮挡烈日暴晒。而王星贤等朋友亦来看望梁氏夫妇。虽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这里的住户多为平民百姓，但是梁漱溟仍然感受着普通市民百姓淳朴、善良和对梁家的关注。
如果说赵凯、赵春生姐弟是从生活上更多地帮梁漱溟夫妇的话，那么陈维博、陈维志兄弟除了生活上关心，帮助梁家，更主要的是他二人以佛学弟子的身份师事梁漱溟，执弟子礼，对坐长谈，这对“文革”中的梁漱溟乃是莫大的安慰。
据梁培宽回忆：陈氏兄弟能够结识梁漱溟，是由熊十力先生的义女仲光的推荐。两人均渴望了解佛学知识，因此自认识梁家后，经常听梁漱溟讲佛学，1969年后连着三个春节，陈氏兄弟都陪伴着梁漱溟（梁的孩子下放外地的“干校”不在身边）度过。“文革”结束后，陈氏兄弟先后成家、生子。1981年，陈维博得一女儿，请梁漱溟给取个名字，梁意取名为陈勤，小名勤儿，并写信给维博表示祝贺；同年8月，梁漱溟在给陈维志的信中，劝告陈：人生当时时采取主动，不要落于被动。疾病只来，都是身体落于被动而反抗斗争之事。吃药又使身体在被动中，不如采取主动手段，如静坐，或习拳，为好。
梁培恕回忆：梁漱溟的日记里，1967年10月6日第一次提到“陈维博来赠书，又托他代购香油”。此后，“陈维博来，行事师礼”，陈之来且师事父亲缘于信佛。维志从一切方面不同于其兄，唯倾心师事父亲则全同。我以某人为师的那个意思。他们和父亲形成世所罕见的深切关系。陈氏兄弟常常到梁家听讲，帮助抄写书稿等。来往多了，梁漱溟不自觉地对弟子要求渐严，如“写发陈维博一信，指其有乞怜语，见于来信之非宜。晚间陈来见，又面语之”；“维博泥滞不通，可悯”；“晚间维博从张家来，知其有谬举，痛斥之”；“维博忠言喋喋，未加理会，后来思之有歉于心”。陈维志又不同。第三个冷清的阴历除夕“维志晚来，为讲社会结构文化骨干之义”。这个观点我比陈维志晚知道二十年，而且是为了写这本书研读全集而后得知。我在父亲生前没有机会，首先是没心情听他讲这些期望传之后人的话。父亲的话并不是偶然讲起，日记中屡屡记得有这样的谈话：“维志来读理性之国一稿，为其讲解孔孟对于阶级问题”； “维志来，为讲老子”；“午后维志访岳（岳美中医师）归来，偶为说出世间法”；“维志来，为谈清季以来学术变迁”；“维志来，为谈儒家大旨”。
梁培恕认为：通过读这一时期的日记，我有一个发现，父亲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是可以与之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有人能够听他讲也好。“文革”前始终有人可以对谈，即早年的学生和友人，“文革”把这些人赶走了，维志遂成为此时唯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进入“文革”后期，可以对谈的人一度重聚，旋又因亡故而失去，永远的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后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是在孤寂中度过的。
1968年至1969年，梁漱溟除了再次阅读《国家起源》 《家庭起源》《世界通史》等书，还读了《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太炎文集》《中国通史》《世界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十三经概论》等书籍。1969年春天后，梁漱溟的政治待遇渐好，参加这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天安门观礼活动；同年5月5日，全国政协通知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学习。同年秋天，梁漱溟开始写《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10月21日完稿，全文近五千字，文章叙述了自己早年三期思想转变过程．着重阐述了儒学，认为：“儒家文学原不外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也。”“人生盖有三条路向：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一切。二、欲望出在众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众生生活，从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三、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儒家自来严‘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盖皆所以辨别人禽也。”
此文写后，梁漱溟又写了《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认为“关键”就是“早年未读儒书”。正进入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境界后，偶读儒书，发现先儒人生意趣，立足于乐。认为：“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恍然识得中印两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岂不昭然其为世界文明的三大体系乎？”而“1921年撰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即写成于这一思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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