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并未发表此文，而在1972年毛主席过八十岁生日那天，亲自将这篇长文送新华门传达室，嘱呈毛主席收阅。
据梁培恕回忆：1973年旧历除夕，梁漱溟给老友陈仲喻写信，说《中国--理性之国》“解答的是重大问题。问题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解答仍不离马列主义。然所伸张之义，不免惊俗。需十年二十年后再发表，我殆不及见矣”。何谓“惊俗”？梁培恕说他父亲议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依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革命本该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没有发生，欠发达的俄国和更加欠发达的中国反倒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两国为什么能做到的呢？又为什么几十年后苏联“中途生变倒退，中国始终坚稳前进”？在讲了一番道理之后又据此而预言，中国将在这方面为全世界作出贡献。可是，他又说弄得不好中国同样有倒退的可能！
梁培恕认为父亲此文有三个重点问题：一、身先心后，就其发生和发展而言，不离物质基础，自是次第臻于成熟，社会革命不可率意逾越；二、俄中两党不同程度上提早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三、两场革命的分野缘于各自民族的历史进程有异。
梁漱溟在文中明确了一个观点：人的个体生命是怎样逐渐成长、成熟的，人类社会同样经由此一过程而发展。婴儿只有身，幼儿开始有心，但此时心和身浑然难分。随着成长心逐渐显露，渐至有可能转为身为心用。社会发展也是这个样子、这个过程。
梁培恕援引了文中两段话：从人类初由社会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均属历史之自发阶段，对于此后著见其社会整体自觉心的社会主义来说，那只是个预备阶段，只相当于身。更要知道，在此自发性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其发展动力主要亦出自人身（个人的身体），临末慢慢地才转移到人心为主，自发势力渐次降低，自觉性有所抬头，而后社会主义乃得成功。
梁培恕分析了父亲文章中关于毛主席发动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分析了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路径。认为父亲重申了一个观点：无论就一个民族而言或就一个伟人而言，都不能跳出、逃脱本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并援引原文：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第一因素。说列宁、说毛泽东，都不是指孤立的那一个人，而是一切环绕着列宁或毛泽东在其先在其后，从正面从反面，直接地、间接地有以助成这个人物的有关社会因素，一总括举在其中。社会为个人所自出，既制约那个人，亦成就那个人，而人物愈伟大，则成就其人者愈大于其制约之。成就列宁的主要是广大欧洲社会，而非止一俄国；成就毛泽东的近则中国社会，远则广大世界。《中国--理性之国》这篇长文后来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中。
1970年8月初，经居民委员会介绍，梁漱溟租到东郊中街七号楼一层二号一套小两居室楼房。房间虽然狭小，但比铸钟厂那间小东屋还是好多了，可免受夏天烈日暴晒之苦。在李雪昭等人帮助下，梁漱溟夫妇于8月9日迁居新租的房间。
同年5月28日，梁漱溟接到政协的通知，商议恢复政治学习事宜，乃于6月份开始恢复学习。学习人数约十人左右，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仪、溥杰、于树德、赵朴初、王克俊、程思远和梁漱溟，于树德为学习组长。
梁漱溟在同年六七月的日记简要记录了当时学习情境：
6月1日：即到政协学习会。发言清楚，反响不佳。
6月4日：二时往政协，宋某出恶言。
6月8日：午后去政协学习。王克俊发言甚长。我不及发言。忘带毛选为发言依据，疏忽之至。
6月15日：午后去政协学习会，分两段发言。
6月18日：二时去政协，赵发言占据全部时间。
6月25日：二时去政协学习小组，末后李军代表来谈话，内容平常。
7月6日：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发言（列宁论同盟军；美国工人阶级何以无觉悟）。
7月9日：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发言（引据恩、列著作）。
7月16日：二时去政协学习小组发言未完而时间已到，下次再说。
7月27日：去政协参加讨论宪法，被推整理执笔。
7月28日：八时前去政协讨论宪法，提出八点意见。
期间，军代表到学习小组发布，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了，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草案”，现在发下来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
大家对军代表的话似有触动，这些多年无人理睬的政协委员们感受到自己还是可以关心、参与国家大事的；怎奈“文革”几年多数人都心有余悸，谨言慎行，不愿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新的“宪法草案”几经讨论没有人提出一条修改意见。
梁漱溟心里十分清楚，中国原有的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但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以略说一二？“文革”进行了四年多，既无讲话的权利，又无讲话的机会，现在有了，却又不敢说，乃决定冒险进言。当学习小组组长于树德问梁漱溟是否发言时，梁从皮包里拿出发言提纲，发表自己的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利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恰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发言震惊四座。因为其第一点意见就是针对当时“一人之下，几亿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在1969年中共九大时写进党纲；关于第二点，毛泽东已看出林彪有“抢班夺权”的野心，一心要当国家主席，而坚决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一职。梁漱溟不知道这些内幕而认为应设国家主席，与毛泽东的意见背道而驰。
会场沉静了一会儿，有个委员提出，这个梁漱溟放毒啊，这个毒放大了，这话你要在外头讲的话，要砸烂狗头的。正巧，当天军代表不在场，主持学习讨论的于树德说：“梁先生的意见我们负责记录好原话，向上反映，是不是要在小组会上开展批判，听候上级的处理意见再定；梁先生在这里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大家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向外扩散。”
梁漱溟亦感到自己的失言，连声说：“我的话我负责，我负责！与诸位无关，无关。我听候处理！”
几天后军代表传达上级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所以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个别人思想反动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据说，军代表是向总理办公室请示得到这样的回答。
同年12月上旬，梁漱溟写出《我的思想改造得力于<矛盾论>》 -文，叙述自己过去为拯救国家，抵御外侮所怀主张和所取行动后，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认为：“贯穿着我几十年全部主张和行动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偏于强调中国历史社会构造的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这就犯了主观性、片面性的病……从上所说这一根本错误，就使我几十年所致力的工作，忽略阶级问题，站在民族立场为全中国人团结合作而奔走，恰好与毛主席共产党所走阶级分化而斗争的路相反。”
梁的这篇文章与其1952年写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内容相近，但认识比前文系统、明确、深刻。特别是对乡村建设运动的阐述，更加简明扼要，文中说：“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与生产上和生活上。”梁漱溟对照《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以及分别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三个方面，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总结说：“错误不是单因我缺乏矛盾论的知识而错误的，乃是被自己阶级的局限性之所限，就没有正确的眼光见识去走正确的道路。”
12月14日，梁漱溟在学习小组发言，发言稿题目为《请王克俊同志再指教并望各位同志赐教的一篇话》，内容是讨论人心与人身关系的认识。梁认为：“人在观察事物的时候是站在事物旁边的，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是超居问题之上的。人类特殊发达的大脑，是人在其行动之前进行选择的机构，正为大脑的发达，人心与人身有很大的距离，身体时时在或顺或逆的种种感受中，而心思却有可能不被纠缠其中，冷静地自觉自主地由它的选择，卓然统帅着身体去行动……小孩病了，他怕药苦，常拒绝吃药。这不单为小孩子缺乏知识，亦因为小孩在身心间的距离近。在成年人就不然，既从实践得知识，又且心思较能统帅身体。于是身体与病的矛盾和口与苦药的矛盾，就能选择了吃药治病的行动。……现在常说‘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活就是能出能人，能超出矛盾来观察分析评量，进行选择；又能投入矛盾，依靠矛盾去解决矛盾。选择是心的事情，行动是身的事情。身心之间虽有距离而往返相通。”梁还认为：“人类过去的历史都是自发性的发展，其动发乎身，而渐渐上升到心；今后走向社会主义，正是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时代。自觉能动性是人的特征；此特征随历史而步步发挥增高，卒能心明眼亮笼罩全局，身处现实环境而心怀高尚理想，行动从现实着手，而指导行动则在理想。这是我上面说的‘能出能人’的好例。”
1971年，梁漱溟阅读了《共产主义道德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历史研究》《人之奥妙》《唯识述义》《创化论》（英文本）《巴甫洛夫选集》《辩证唯物主义提纲》《形而上学》（伯格林著）《生理解剖》《罗念庵学案》《明道学案》《宋元学案》《阳明全集》《论语》《濂溪学案》等十多部书。
这一年，梁漱溟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上。
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梁漱溟仍坚持每天早起床，到公园散步、习拳，与张申府、朱谦之、王星贤、鲜恒、岳美中等老朋友联系往来；与马仰乾、黄艮庸、田慕周、潘怀素、云颂天等通信联系，每月给黄艮庸、田慕周、潘怀素等四五人各邮寄二十至三十元生活补助费；李雪昭每月借六十至一百多元。而梁自己生活仍俭朴如常。
袁鸿寿后来曾回忆梁漱溟在“文革”中接济中国著名户口专家吴顾毓事，那时吴本人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太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释放后，又被押解回原籍管制。吴顾毓来信说，终日糊纸袋，但还是生活不够自给。袁告知梁，梁当即拿存折给袁，让袁取出二百元寄吴，袁顾虑一则存折只有数百元；二则一旦寄去较大数额汇款，吴之左邻右舍，必更施加压力，乃建议不如改为每月汇20元，如此既可长期接济，又不致给吴带来麻烦。梁欣然同意，此后梁每月领到政协委员工资后，必亲自到邮局汇去20元，一直到吴顾毓患脑溢血病逝为止。袁还回忆：“梁老最初工资三百多元，后来减为二百多元，但每领薪之日即汇寄亲友之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者，从五元至三十元不等者若干家，自己家用只留百元左右。这些布施，可能培宽兄弟也不太清楚。一次，我同梁老讲到吴顾毓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梁老不顾年事已高，多方奔走，设法把吴赞扬王笑一等革命者的有力证据找出来，并为之申诉，使吴终获平反。可惜佳音传来，吴已去世，不得知矣，然他在九泉之下，亦应感激梁老知遇之恩。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
袁鸿寿还回忆：“文革”中最困难时，只给袁每月生活费9元，梁漱溟知道后，不让袁求助于袁妻，说：“妇女受不得大刺激，你还缺多少？”袁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梁立刻给袁28元，并补充说：“我平时修养还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章士钊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调袁鸿寿到中央文史馆，并每月寄袁农村插队地址20元，梁漱溟的14元就不再取了。及至袁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漱溟却提及28元之事，袁立刻归还，并道歉。“盖梁老对孟子‘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高一层有所体会，他不直说：28元是小事，但自己脱离了困境，却忘了还有别人在困境中。这种不言之教诲，我受得很多。”
如前所述，梁漱溟长期接济、资助的人里面，除了弟子黄艮庸及田慕周，并帮助李雪昭外，还有著名音乐理论家潘怀素，潘为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法、经济，回国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安徽大学等校，又为农工民主党创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潘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潘酷爱音乐，1953年后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研究；1954年起任中国音乐研究所通信研究员。曾翻译日本音乐家杯谦三著的《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和日本信安季尚著的《乐家录·卷九》。潘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设计出具有民族特点的“二十三点不等分纯正律”（与现今在钢琴、风琴上通用的“二十平均律”相比较，“纯正律”各音相结合时--即同时发音为“和弦”时声音特别和谐，为钢琴等所不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人向潘怀素推荐北京智化寺的古典音乐，智化寺兴建于明朝，其音乐是依赖寺里的僧人代代相传保存至今，潘怀素到智化寺听了古乐后非常兴奋，马上转告给音乐界的杨荫浏，杨正致力于挖掘民间音乐和乐种（阿炳就是杨发现的），杨听了智化寺古乐亦很惊异，立即搬进寺内与老艺僧们同吃同住，进一步了解这种音乐，并发现智化寺音乐在乐器、乐谱、乐调、曲牌和演奏方面都较多地保留了唐宋旧制，多数曲牌更来自具有中国古典乐曲特点的南北曲。潘怀素的这一发现引起音乐界重视，被纳入中国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不久，智化寺古乐参加了北京市音乐研究会举办的演出。20世纪60年代初，智化寺僧人乐队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过录音，使智化寺音乐传遍全国。
梁漱溟与潘怀素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朋友（实际上可能更早，因为潘亦信奉佛教）。“文革”中潘惨遭迫害，夫人被迫自杀，潘到河南焦作投奔其子，但那里生存艰难，只好回到北京，依靠友人接济度日，而其中给予潘长期而固定资助的便是梁漱溟。梁知道潘的研究极有价值，在日记中说他“音乐史有成就”。除了长期资助，梁还帮助潘申诉，请求平反。“文革”结束后，黄河清整理潘怀素遗著准备出版，请梁漱溟写序题签，梁说对音乐方面缺少了解，谢绝写序，但答应题签，并谈了他帮助潘怀素事，认为：“仆与潘老相交以来，每以我绵薄周助其困，二三十年而不懈，盖心知其所从事价值不朽，关系重大也。然于此道，自己却全然一门外汉，不能赞一词。……以是之故，承嘱写序文一层，愧难报命，幸垂谅许。幸甚，幸甚。但如题签小事则不敢辞耳。”
1971年4月2日，梁漱溟在政协学习小组会发言，后写《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认为其三层意思：“第一是要带着问题学，不要泛泛地读书，要为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而读书”；“第二就是要做还原功夫，还到所代表的原来那种事实上去”；“第三条就是领会书中的意思而活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上，如列宁所再三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梁记述自己一贯为解决人生和中国两大问题而读书的经验后，坦承“可惜我读书不总是十分认真的”，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由于我不重视它，粗心大意地以为它不适用于中国之用”。
同年7月，梁漱溟写出《学习五十年党史所得的感想和认识》一文，认为：“右倾、‘左倾’的错误在唯物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以致病根都在主观意图不符合客观事实。”
1972年，虚岁80的梁漱溟仍坚持每日早晨四五点钟起床，有时先到公园散步、习拳后，回家写稿；有时先写稿，早饭或午饭后到公园散步、习拳。每日读书，这一年阅读了《宋元学案》《柳文摘要》《刘宗周年谱》《心理学》《初民社会》《人性论史》《近世哲学史》《世界文化史》《苟子集解》《退溪语录》《天体地球》《中国问题》（罗素著，英文本）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二十多部书。
同年11月，黄艮庸夫妇和马仰乾从被遣返的广东返回北京，梁漱溟设宴于素餐馆欢迎，并函邀李渊庭、郭大中作陪，饭后同游公园。
1973年5月，梁漱溟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组织的中南组参观团赴河南、湖南、广东三省参观，参观团于5月10日启程，先到郑州，参观9天后于5月19日去广东，到顺德、佛山、肇庆等地参观工农业生产；6月7日抵长沙，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于6月22日返回北京。梁漱溟回京后在写给友人田慕周的信中介绍了这次参观的情况，说“自己未出京门者已有十年（从1963年到1973年），各地各种建设之猛进飞跃皆未之见，此次乃见到一些”；信中谈到参观韶山时，梁漱溟对毛泽东感佩至深，说：“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此两种身份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其他的人，谁能若此乎？此亦中国老社会能产生此兼资之人，欧洲日本的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也。”
同年8月，梁漱溟为孙墨佛所存王鸿一《自述》一文手稿题识，文曰：“四十余年，世局丕变，实历史发展所应有。从一方面来说，似为先生所不及料，而另一方面恰恰妙符先生均平之要求。先生今若在世，必将不胜其诧讶，卒又不胜其快慰者。当彼时，愚在悼文内曾有拒斥共产党之语，同为错误。毛主席教导人们说：‘错误，改了就是。’鸿一先生有知，从其好善服善之心，必然输服。愚幸以八十之年躬逢盛世，时时在学习改造中，其自己勉励求有异于畴昔也。”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10月，江青等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林批孔文章。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开场。
此时，政协学习小组已不只是直属组了，还包括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总人数二百来人，分成若干小组，并由政协统一成立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发展安排这次学习、讨论。经过“文革”，这些人对这些学习已经很有经验了，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大家纷纷表态，拥护、支持这场运动，“狠批孔老二”，批评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梁漱溟对批评孔子其实是有看法的，但运动开始后，他并未轻易发言，而是保持沉默。从8月7日看杨荣国（批孔）文章到11月、12月日记，可看出梁漱溟原本不想发言。如：
11月7日：同杨等一车赴会；杜某挑战不应战。
11月14日：听白寿夷（彝）批孔。
11月16日：发言表示保留意见。
12月5日：宣读冯芝生（冯友兰）批孔论文2篇，可叹。
12月6日：夜间思索孔子评价问题，当从理智理性二分法入手，证明中西文化之异，而论定其功罪。
12月14日：表示可以写有关孔子评价一文。
12月19日：早起写《书面答王克俊》一文。
12月21日：赵朴初报告关于我写孔子评价听自由。
在梁漱溟这个学习小组20余人均先后发言后，梁未发言，又是研究孔子和儒家哲学方面的大师，自然引起人们的质疑：为何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梁的学生冯友兰已经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从尊孔转变为支持批孔。梁在这种压力下，在11月16日政协学习会上，作了第一次发言：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未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其协调和协和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像毛主席早曾说过的，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的话。新党章内尚且有此规定，何况我们党外人。但自己有不同意见，要保留。我若放言高论，那便不对。
学习组同人对梁漱溟的发言表示沉默，没有任何反应表示，仍各自发言批孔。
约11月底，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批林批孔”动员会上，发问“梁漱溟何许人也”？梁漱溟仍然保持沉默，这期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有人在学习组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还有人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说，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说：“某教授（即冯友兰）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怀疑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批评：“就凭你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做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笑笑，并未回答。
12月14日，梁漱溟在学习会上第二次发言：表示对于当前流行的批孔意见不能同意，但不愿公开表示，妨碍当前运动。如果统战部领导方面想知道梁的不同意见，梁可以写出评价孔子一文，送请阅看。12月19日，梁漱溟复以此意以《书面答王克俊》一文交本组召集人转理论学习小组；12月21日，小组召集人之一赵朴初传达领导方面的意见说，写不写评价孔子一文听梁自由。梁漱溟乃决意写出来，并于1974年1月13日开始着笔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但在未写成前，小组学习时未就孔子评价事发言。
这期间，梁漱溟的朋友、亲戚多次劝梁，此次“批林批孔”运动来势凶猛，应多加注意，谨言慎行。但梁漱溟不愿再默默保留自己的观点，决意写出来。
1974年1月中旬，阎秉华去看望梁漱溟，谈及“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说：“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其实另有所图，他们所谓的‘批周公’，实际上是指周总理！”
1974年2月4日，梁漱溟在学习小组会上发言，首先陈述了自己写此文章的缘由及在学习会上的发言，认为“把不同意见写出来的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将是一种很好的学习。谈到文章，梁说已完成三分之一，为具体谈内容，只从标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解释说：‘那就是回顾过去历史文化上孔子起了什么作用，什么影响，是大是小，是好是坏，要加以评量。说评价就是要一分为二，绝对否定，绝对肯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说的话。孔子本人早已过世不在了，他不会说话，他不会申述。如何评价，大权在我们手中。而我在写此文时，文中一切就是我的判断。我下判断，我要负责，应当多加考虑，不要考虑得不够，考虑得太少。如果轻率从事，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的荒唐失败。’”
随着梁漱溟发言渐多，学习小组会上的质疑、批评甚至批判逐渐多起来。请看梁2月份日记：
2月8日：答赵朴初，答宋，各说话不少。
2月11日：王芸生、王克俊、朱洁夫等发问，分别答之，费时甚久。
2月12日：进攻者3人，不置答。
2月14日：听程、杨、赵等发言，不加答对。
2月15日：赵朴（初）说话甚多，略答谢之。赵、杨关怀勉为出一言。
2月18日：程等发言纠缠不清。
2月21日：程发言极长，迫我谈奴隶制问题，最后决定明日答之。
2月22日：夜不成寐，十二时起写发言次序，至三时复睡下，六时再起床。八时就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发言顺畅。
2月25日：会上发言完畅，有自然应有之事。
2月26日：听赵、杜、杨等发言，暂不答。
2月28日：继续听王、宋、中等发言，答词未用。
上述日记记录了1974年2月梁漱溟从准备发言到发言前“夜不成寐”，兴奋而又严肃认真地准备发言、发言时感到“完畅”、发言后面对批评“答词未用”的开始等情境；并在2月19日，即2月22日发言的前三天，郑重地写《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参加批孔运动》新文章的方式回报各界。文章说：从批孔运动发动以来，好多朋友因我自称保留不同意见，而没有积极参加，为我担心，怕我犯重大错误，忠言劝勉，十分可感。今写此文，敬答厚爱……我个性很强，遇到问题要独立思考，以自觉自愿行之，所以初时没有随群众参加运动。正为我从来个性如此，所以批孔运动以来，我不理解，我不同意，但我想这是一政治运动，必然有其必要，我尊重领导，绝不能做妨碍的事……由于好多朋友劝勉的殷切和细细想《红旗》二期短评中“这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的指点。我决定在原计划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孑L子》一文之作，另写一文来参加批孔运动（今不见有此3文稿，似未写出--《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20页）。前篇是站在今天立场评价孔子，一分为二，亦含有批判在内；后一篇则从当前政治上的需要，专批儒书流传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上起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有阻碍作用；说话偏于一面。前一篇为了评价孔子，就要谈到孔子当时的阶级立场问题。从而不能不涉及当时究竟是个什么社会。而这个社会发展史问题正是聚讼已久的，文中虽不能多谈，但自己有意见不能不说。因此前篇提出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大有疑问的意见。但孔子当时是处在阶级社会是没有疑问的。是否封建社会呢？它也不同于欧洲日本的封建社会。
事实上，梁漱溟在准备正式发言的过程中，准备宣讲自己观点的兴奋与“批林批孔”形势的压力同在。如2月21日学习会上，在有人“迫我谈奴隶制问题”的同时，亦有人恶语相向，认为不应再称梁先生，梁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为此，梁漱溟在2月22日发言当天，在致政协学习小组长王芸生、于树德的函中，抗议“宋希濂昨天对我厉声的粗野的辱骂，假如负有维持会场秩序之责的三位先生没有适当的表示，我将拒绝出席这个小组的学习”。
在2月22日和2月25日两次发言中，梁漱溟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多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展，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引出许多话，看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但从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它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是从政治上说活，而非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在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梁漱溟明确地说出“批林批孔”这是“从政治上说话，而非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自然与大家的观点截然不同，一时间，“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的声音遍响政协学习组。这当然在梁漱溟的预料之中，认为是“应有之义”，但梁还是经过认真的思考，于3月8日做了检讨式的发言，认为自己本想文章写成后不公开拿出来，但却忍不住在两次会上“放言高论”，最初的顾虑（一怕文章内容上学术的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政治运动，文不切题；二怕文章内容有碍于当前政治运动）亦忘掉，发言“违背了初心”，又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老毛病。梁又于3月11日发表《我的声明》，表示今后将静听批判，不再反驳。声明说：上月23日和25日两天我作了五个小时的连续有组织的发言，其内容主要是谈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表明了两点意见。头一点是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以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这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对照来看古代中国社会，那么，古代中国社会就不像奴隶制社会。同时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社会经济发展必以劳心劳力之分工开端，从而就分化出阶级来，古中国人恰好就是从这一分工原理来说明阶级的产生和看待经济的存在的。再一点是根据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统治印度的两篇论文以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两文，指出印度和中国，正是马克思在古代奴隶制社会生产方式、中世纪封建制生产方式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特别提出的亚洲社会生产方式，那个特例而畸形的社会发展。它也是人类童年时代早熟者（以别于希腊之正常者）。以上两点意见皆属于纯学术性的分析研究，既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又且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原是我去年11月16日所要自己保留的意见，却不料想忘其所以地说出来。其错误是严重的。本组同人对我的一切批判和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就是了。特此说明，请原谅！
3月10日当晚（即发表声明的前夜），梁漱溟“夜来有悟，早四时起写‘空、假、中’座右铭”；“时刻自警：空一切法毕竟空。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有我。假于无我中幻有今我，从众缘生。中 以如此菲材，值如此机会，不可免地有其艰难险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当日不旁视，心不旁用，好好负起历史使命而行。”
从3月到7月，政协学习组的批孔活动多数变成了对梁漱溟的批判斗争。梁觉得因为他而占了大家许多时间不合适，乃主动检查自己，但学习会批判之声不减，梁便洗耳恭听，别人若问得较为激烈，梁就回答几句。
6月25日，梁漱溟开始改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该文共分十部分，其中第七部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2月22-25日的发言中，梁漱溟曾谈了“要用老师的眼光去评判孔子”，谈了两千年传统文化的正面；在修改文稿中，梁漱溟又着重（一分为二的辨证观点）谈了其负面，即消极、失败的一面。
首先要看到它严重的消极性。在社会经济上，物质生产力长期滞后，内地农村多不改其自然经济状态。在国家政治上，则融国家于社会，天下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内以消极相安为治，对外务于防守。特别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除上述消极性外，还有五大病。一是幼稚。凡古宗法社会，古封建社会之形态迹象往往犹存。二是衰老。历史既久，浸浸一切人于僵化凝固，徒存形式，失其精神，后世所称“礼教”者难免成为人生桎梏。三是不落实。往往远离现实而称理想。四是暧昧而不明爽。有宗教无宗教，是国家非国家，是宗法非宗法，是封建非封建，有民主无民主……既像如此，又像如彼，使人有疑莫能明之感。以上为梁用二分法评孔子的消极面，但总的说来是功大于过。
1974年下半年，政协学习组对梁漱溟的批判升级，由原来一二十人的小组会上升为一二百人的大会。此前，在多人质问下，梁漱溟申明态度：“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会怕产生新的麻烦，能暂且容我不说更好。”但一向敢于直言的梁漱溟，禁不住众人再三追问，还是亮出自己的观点：
梁漱溟认为林彪没有什么政治路线可言，不过一心要政变夺权而已。而如刘少奇、彭德怀，尽管其路线不对，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他们却将各自公开的主张提出来，且自以为是对的，是为国家大局设想的。林彪则表面上主张在宪法中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来担任，实则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又不好出口。什么“天才论”，全是假托词，全是花样假招。他同其妻、子及少数私党在阴暗角落里搞鬼，难道不算他为国家大局设想的路线吗？假若他当真为国家大局设想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在毛主席不担任时，自信他来担当是相宜的话，他亲向主席提出商量，那样，我承认他算得上是有路线。他未曾这样做。说路线，总是为大局前途设想的；你不能把他们不敢见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作路线。林彪所为破坏了毛主席领导的正确路线。
梁漱溟认为：“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去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受害于孔子！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比较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但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梁漱溟后来在11月写出的《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述略》，回忆这一年政协学习会对他的批判斗争；“先则每周四次，后减为三次。8月份因天气热起来又减为一次。在此时期，本小组而外，各学习小组均对我进行批判。预先宣布9月将召开五个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9日、20日、21日三天陆续开会，先后发言者十四人，均从批林批孔人手而集中批判我。主持此会者皆各组召集人，结束时未征问我的意见，而宣布月内各组可再就此次大会的发言自行座谈两次。”
9月23日学习小组会上，会议召集人问梁漱溟对大会有何感想，梁似乎不假思索，冲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一时间语惊四座，在座的人都愣了，梁漱溟竟然用孔子的话表达对批孔运动的不满。召集人要求梁漱溟做出解释，梁解释说：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我才说了“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并未惧怕对他的批判斗争，到11月8日他改写完成《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其中关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前已述及；而有关“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查孔孟之道”，梁漱溟分为上、下（见论文第九、第十部分）两节：上节关于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梁不同意，说不合事实，解释了“修己”的含义，文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就在破除一切教条主义。凡执著于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说者，无见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主义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不可能于中国社会文化有认识，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于此言而批判孔孟，只能是鲁莽灭裂，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下节梁漱溟则主要对“克己复礼”与“三纲五常”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孔子回答弟子有关“复礼”的话是各就其人而指点之，不涉及社会制度，把“复礼”解释为复周代之礼，全然不对；孔子认真在情理上，而断不执著于任何徒有其表的礼貌仪文，又何必定要恢复周代之礼；康有为著有《孔子改制考》一书，其言未可全信，却亦足备参考；孔子之时是阶级社会却非是奴隶制的。梁又认为三纲五常不是孔子的东西，却总源于孔子的孝悌之教。其所从来是在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即强调相关系的双方应该互以对方为重。在互以对方为重之中，只许个人想一想自己应尽的义务，不要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主张自己的权利。
梁漱溟还特别在文中引其旧著《中国文化要义》中的一段话：“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抑压，被抹杀。”
唐现之曾写文章评论过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文中谈到梁对孔家的思想很有心得，但梁绝不是一个盲目的尊孔者，只是想重新估定孔家思想的价值，而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唐现之特别引了一段张东荪评价孔子的话，且认为这段话很公道，张说：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就是孔子，因为他被后人所推崇，所以是被后人所利用，亦可以说孔子死后，凡是推崇孔子，都是要利用孔子的。利用孔子的人们做了无数的罪恶，却不被人发现，只见一概写在孔子的账上，于是利用孔子的人愈推崇孔子，而旁人便愈痛恨孔子，所以我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埋没了真相的人。因为推崇他的，未必真知他，而痛恨他的亦是误解他。直到今天还在这里闹这个甲骂乙捧的争执。我实在不能不替孔子呼冤了。这就是我所以不同于反对与赞成两派的缘故。……西方思想素以方面繁多内容丰富见长。然而却竟没有一派能和孔子一样。凡孔子之所长，西方思想都寻不着相当的以为代替。可见孔子的价值不仅是在东方实是在于全人类。
唐现之认为：梁漱溟对孔子的认识，的确与一般人不同，他不把孔子看为一个神，他只是认为孔子是一个极有学养的人而已。但他自己并不以为对孔子有如何的了解，他常说对孔子的学问实在不能够随便地说。不过孔子的学问，确有独到之处，而且是人类极其宝贵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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