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岁）开蒙读书。其父迎师于家授《地球韵言》。是年光绪实行变法维新。
1899年（6岁）入“中西小学堂”，开始学英语。
1900年（7岁）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学校停办而辍学。
1901年（8岁）庚子变后，学堂复兴，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
1902年（9岁）与两位妹妹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4年（11岁）由亲友合请教师在家读小学课本。
1905年（12岁）入“江苏小学堂”学习。
1906年（13岁）考入“顺天中学堂”，在此读了五年。
1907年（14岁）找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约五六百万字），集中精力饱读之。宣称“14岁以后，我脑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
1908年（15岁）结识同学郭人麟，郭对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梁甚佩服，尊之为郭师。之后，到北京图书馆看佛书。
1909年（16岁）从这时起，对人生问题开始烦闷，于是倾向印度出世思想，曾拒母亲议婚。但又觉得对中国问题之热心，又远过于人生问题。
1910年（17岁）与同班同学甄元熙结交好。甄对国事，是革命派，梁深受其影呐，渐放弃改良主张。
1911年（18岁）读张继译日人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精髓》，有感而作《社会主义粹言》，油印数十份送人。
1912年（19岁）由甄元熙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并在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及外勤记者。
是年母亲病逝，极为悲痛。
1913年（20岁）辞去记者工作，在家闲居，攻读佛典。称“二十岁后归心佛法，实由热潮而折入出世一路”。
旧历正月初五，送妹赴西安任教，遂始茹素。回京曾访大律师、名记者黄远生。
是年前后，曾有两次自杀行为。
1914年（21岁）是年，读《甲寅》月刊，与该刊主编章士钊通信。
1915年（22岁）9月编成《晚周汉魏文钞》，交商务印书馆。
1916年（23岁）袁世凯“帝制”失败，南北统一内阁组成。
受舅父张耀曾之约，入司法部任张氏机要秘书。
有感于黄远生之死，作《究元决疑论》，发挥佛家思想。同年刊于《东方杂志》，受到蔡元培的重视，故邀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24岁）7月，张勋复辟失败，北洋政府改组，张耀曾下野，故辞南游。原打算到湖南衡山出家，后感于众生之悲苦，遂毅然北返，并写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以示当为社会谋福利之愿望。
同年10月正式入北大任课。
1918年（25岁）10月4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启事，说：“愿吾校自蔡元培并主讲诸先生皆深味乎欧化，而无味乎东方文化，由是倡为东方学者，尚未有闻。漱溟切志出世，不欲为学问之研究，留一二年为研究东方学者发其端。”
同年11月10日，其父梁济投积水潭而死。
1919年（26岁）《印度哲学概论》出版。是年开始与熊十力交往。开学后增讲唯识哲学。
秋季得失眠症，请假一个月休养。
1920年（27岁）秋季，开始作课外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陈政记录。
《唯识述义》（第1册）出版。
梁启超、蒋方震、林志钧等先生来访。
1921年（28岁）暑假到山东济南讲学，年底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介绍熊十力到北大讲授唯识学。
11月13日，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29岁）1月，应邀在山西太原讲学，题为《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并参观德人卫西琴主办的“外国文言学校”。
同年，与李大钊倡议裁兵，蒋方震草出“裁兵计划”。在蔡元培家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并签名。
从是年起，与熊十力、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等人在一起，同住共学，探求人生学问。
1923年（30岁）春，赴曹州讲学，提到“农村立国”的话，但不敢自信。
陈铭枢来访谈佛学，从此结识。
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席，和一些朋友到山东办学，主持曹州高中，并拟筹办曲阜大学。
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约去与之会晤，谈儒家是否为宗教等问题。
1925年（32岁）因政局变化，离曹州回北京。自云：“办学无成，深有所悔，归来为三年不出之计。”与一些随来学生在什刹海东煤厂租房共学。“朝会”即从这时开始。
是年为北伐前夕，李济深等人来信，促其南下，但对大局出路心中无数，故暂派学生三人前往见识。是年，整理其父梁济之遗著。
1927年（34岁）1月，在北京《晨报》发表《人心与人生》自序。
是年春，为北京学术讲演会讲《人心与人生》3个月。派往广东的学生王平叔、黄艮庸返京，师生重聚。
应李济深等人之邀赴广州。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为广东省政府委员，辞未就职。
1928年（35岁）春，曾到南京参观晓庄学校。
夏，接办广州第一中学，并着手筹办乡治讲习所。曾作乡治十讲，称我们自有立国之道。
1929年（36岁）2月，离广州，至江苏参观昆山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乡村改进会。次到河北定县，又以山西汾阳、介休考察乡村工作。后因广州政局变化，不再南返。
回北京，因王鸿一介绍，参与筹办河南村治学校，并受聘为该院教务长，同时接办《村治》月刊。
1930年（37岁）因蒋、阎、冯中原大战，村治学院开办未满周年便结束了。
发表致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批评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的“五大魔”观点。
1931年（38岁）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该院研究部主任，梁仲华任院长。邹平划为乡建实验区。
1932年（39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村治论文集）出版。全书共约25万字，收入作者近年来的论文16篇。
12月应邀参加国民党内政部召集的全国第二届内政会议，讨论地方自治问题。同月，南京市政府公报发表他在会上的发言《地方自治问题》。
1933年（40岁）2月，应邀请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讨论“民众教育问题”的会议。
7月，第一次伞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
1934年（41岁）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河北省定县召开。在会上讲演，题为《乡村建设旨趣》。增划山东济宁专区等14县为实验区。
8月，应邀出席国民政府首次举办“孔子诞辰纪念会”，并发表题为《孔子学说的重光》的讲演。
《乡村建设论文集》出版。
1935年（42岁）与梁仲华、孙廉泉等推动山东省政府拟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己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以应付日本入侵。
是年，日本人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华北形势紧张。
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无锡召开，在闭幕会上讲《如何使中国人有团体组织》。
8月20日，其妻黄靖贤在邹平因难产逝世。
1936年（43岁）春，到日本考察农村复兴工作。
《乡村建设理论》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
是年，千家驹等人编著《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出版。
12月，西安事变发生，致张学良函，质问：“舍蒋公外，谁能御统帅之责？”
1937年（44岁）6月，《朝会》在邹平乡村书店出版。
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
8月，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出席南京国防参议会。因战火延及山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院7年，到此结束。部分人员撤往河南。
1938年（45岁）1月，为全国团结抗战，自武汉赴延安，访问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被选为参政员，参加大会。
在四川创办南充民众教育馆。
1939年（46岁）2月，自重庆，经西安、洛阳去敌后游击区巡视，历经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前后8个月。
返回重庆后，与国共及第三方面分别商讨如何避免内战，于是与第三方面人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47岁）年底，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创办勉仁中学于北碚，任董事长。
1941年（48岁）1月，发生皖南事变，与民盟同人奔走调停于国共双方。
3月29日离重庆。5月20日由桂林飞抵香港。为摆脱国民党政府的钳制，被派往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报《光明报》，自任社长。
10月10日，在《光明报》上，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并附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
1942年（49岁）年初，因香港沦陷，脱险离港，回到桂林。
开始撰写《中国文化要义》，并写出《我的自学小史》前十一节公开发表。
年末，张云川由重庆带来周恩来先生的密信，劝往苏北等地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因感有困难，故辞未去。
1943年（50岁）写《答政府召见书》寄邵力子。略谓：“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如漱溟者正同处此境地，而身受其苦之一人。”“政府诚有取于民主业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最后是断然拒绝去重庆。
1944年（51岁）1月，经友人介绍与桂林师院附中教师陈树棻结婚，李济深为主婚人。
8月，日军进犯桂林，避难于贺县八步。
年底，在桂林敌后黄姚地区与张锡昌、狄超白、欧阳予倩、千家驹等人，一起建立民盟广西支部，任支部责任人。
是年，《梁漱溟最近文录》出版。
1945年（52岁）日本战败投降。重庆国共两党会晤。以为“敌国外患既然没有，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因此决定退出政治舞台，从事文化研究工作。
11月，从广州飞抵重庆，得知国内问题严重，故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尽力于反对内战及谋取和平的活动。
《梁漱溟教育论文集》出版。
1946年（53岁）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重庆政协会议。会后认为，停战协定既已签字，内部问题解决，中国前途有望，故2月在《大公报》上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
3月，再次访问延安，向中国共产党方面征求国事意见。
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在京沪一带为国共和谈而奔走。
8月，与周新民飞抵昆明，代表“民盟”调查“李闻事件”真相。
11月，“内战”停火失败，决心走开，到重庆北碚，闭户著书，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1947年（54岁）在《观察》杂志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文中重申自己对国内问题的主张，并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指责。略谓：“在此广大社会中，遍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遍处都是谎言，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尤以政治上为甚，尤以政府当局为最甚。”
5月，在各方朋友邀约下，到南京出席最后一次国民参政会议，呼吁和平。
1948年（55岁）年末，写成《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准备发表。文中指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今天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
于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
是年，曾对门人胡应汉说： “吾无复邹平实验之趣，亦无意与政治为缘，所望于及门诸生者，能将吾之学问传下去。”
1949年（56岁）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
发表《过去内战责任在谁》、《敬告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写信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和中共中央毛、周诸公，“勉励渚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之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对‘民盟’则许我离盟。对中共则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府的号召”。
《中国文化要义》在四川出版。
是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950年（57岁）1月，由重庆北碚来北京。
3月，应毛主席邀请晚饭谈话，主席问是否可以参加政府？答称愿在政府外效力。希望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席当时未置可否。
4月至9月，赴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参观。
10月，从城里移居颐和园内石舫附近西四所居住。
1951年（58岁）任全国政协委员。
赴四川合川县参加土地改革。
10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长文。
1952年（59岁）写出《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回顾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经过，并做检讨。
1953年（60岁）春天，迁回城里，住小铜井1号。
9月，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不慎，受到大批判。后来在日记中自我检讨说：“开始觉悟到自己顽钝无耻，日日言‘心’而心死已久，所负罪于祖国先民（吾父在内）者至深且重。”又说：“自高自大，害死我了，一定要粉碎它我才得救。”
1955年（62岁）再次撰写《人心与人生》自序。
是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1957年（64岁）出席周总理召集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座谈会，表示赞成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并说：“一让两有，一争两丑。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要互以对方为重。”
次年，受周总理委托，赴广西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
1966年（73岁）《人心与人生》写出前七章，后因遇“文化大革命”运动到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书尽失而辍笔。
“抄家”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81岁）写出《我们今天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文中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随后写出《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
1975年（82岁）7月，《人心与人生》一书，撰写完稿。绪论云：“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并谓：“及今不求人类之认识自己，其何以裨助吾人得从一向自发地演变的历史转入人类自觉地规划创造历史之途耶？”
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文。
1980年（87岁）迁入木樨地22号楼。
被推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1984年（91岁）《人心与人生》一书出版。
1988年（95岁）是年6月23日上午，不幸因肾病在协和医院逝世。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附云：在编写此稿时，参考了梁老著的《忆往谈旧录》及李渊庭、阎秉华编的《梁先生年谱》，谨以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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