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被饶宗颐先生称为“古今一大文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9页。它在正统理论上的一大创造就是“绝统”说。《正统论》下篇曰：“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若不符合这一正统标准，则被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是谓“正统有时而绝”。但对于绝统的认定，欧公前后的说法有所不同。早年所作《正统论》七篇仅将西晋亡国之后至隋朝统一之前列为绝统，至其晚年重订《正统论》时，又将三国、五代也纳入绝统之列。
绝统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赖以成立的基础。邹衍之五运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后来刘歆创立的闰位之说，也无非是为了弥合德运的断层而想出来的补救办法。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布衣赵垂庆建言当径承唐统为金德，朝廷百官提出的反对理由就是：“五运代迁，皆亲承受，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明人指摘五运说的漏洞，谓“世不常治而运无停机，……五行之运，一息若不继，则天道坏矣”。华钥：《五德之运如何》，《明文海》卷八九，中华书局影印清抄本，1987年。故主五运之说者，即便在天下大乱的分裂时期也非要寻出一个正统来传承德运。欧阳修的绝统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体系。
关于宋代正统之辨在史学史上的意义，前人已做过不少研究。参见西顺藏：《北宋その他の正统论》，《一桥论丛》（东京）第30卷第5号，1953年11月；陈芳明：《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8期，1971年11月；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收入氏著《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在我看来，这场讨论的最大收获就在于，它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这是宋代史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进步。传统的五运说以数术的方式来推定人间政权的正当与否，“依天道以断人事之不可断者”。此系司马光语，见刘羲仲：《通鉴问疑》，《学津讨原》本。为顾全德运的连续性，很少从道德层面去考虑“统”之正与不正的问题。而宋儒的正统之辨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名僧契嵩，曾经这样表述他的天命观：“《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所以明天命也。异乎后世则推图谶符瑞，谓得其命也；谓五行相胜，谓得其德也。五胜则几乎厌胜也，符瑞则几乎神奇也……”释契嵩：《镡津文集》卷五《说命》，《四部丛刊三编》本。契嵩的天命正统观凸显出强烈的道德诉求，并且将其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五德终始说。
可以肯定，这种价值取向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是五运说最终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宋儒推崇道德旨趣的正统观念对于世道人心的潜移默化，要到明清时代才看得比较清楚。在五运说的全盛时期，政治家强调得天下以正（这个“正”不是指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路的正统），即看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故“或以前代之血胤为正，或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或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文集》第3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40页。历代德运之争，大抵都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正统主要取决于政权的来历。经过宋代正统之辨的道德洗礼之后，明清时代的政治家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获取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某一个正统的王朝。朱元璋称帝建国后，总是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他曾对朝廷臣僚说过这样一番话：“（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域。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1962年，第1046页。又《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五年六月：“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也是同样的意思。清朝统治者也从不承认他们的天下取自明朝，清高宗声称：“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御制文二集》卷八《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显而易见，这样的正统观与“五运代迁，皆亲承受，质文相次，间不容发”的说法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宋代以后道德教化的结果。
自欧阳修之后，对五运说的质疑越来越多地见诸宋儒的文字。他们的主要理据是，五运之说不见于六经，乃阴阳家不经之谈，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说是与谶纬一路的东西，所以根本就不值得信奉。参见余靖：《武溪集》卷四《褅郊论》、郑獬：《郧溪集》卷一七《五胜论》、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八经籍门“五运之说”等。这种论调同欧阳修的说法是基本吻合的。
宋儒的正统之辨，由欧公发其端，而由朱子集其成。比起欧阳修来，朱熹的正统观念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朱子论正统有所谓“无统”之说，据《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朱子全书》第11册《资治通鉴纲目》附录一，第3476—34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一般认为，《通鉴纲目》成书于朱子门人赵师渊，而《凡例》则出自朱子之手，故正统、无统之分完全可以代表朱熹本人的意见。不消说，朱子的无统说与欧阳修的绝统说是一脉相承的，清人何焯云：“正统有时而绝，欧公千古特出之见。而朱子所谓三国、南北、五代皆无统之时，实因之也，……而较之欧公所论则尤密矣。”《义门读书记》卷三八《欧阳文忠公文》（上），崔高维点校本，中华书局，1987年，中册，第682页。朱熹的正统论充满了道德批判，我们只要看看以《春秋》笔法著称的《通鉴纲目》就知道了。依我之见，《通鉴纲目》不过是朱熹正统观念的一个史学文本的载体罢了。曾有门人“问《纲目》主意”，朱子的回答是“主在正统”（见《朱子语类》卷一〇五《朱子二·论自注书》）。此书被后人尊奉为“《春秋》后第一书”，明代翰林院编修谢铎曰：“是书师法《春秋》，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宪宗实录》卷一一九成化九年八月壬戌，《明实录》第24册，第2286页。可见它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政治伦理教科书。可以说，朱子《通鉴纲目》所张扬的正统观念基本上主导了元明清三代正统之辨的话语权，参看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附录一和附录三。元代揭傒斯称“世之言《纲目》亦无虑数十家”（《揭文安公全集》卷八《通鉴纲目书法序》）；据我粗略统计，自朱熹之后迄清末为止，倾向朱子正统观而编纂的《纲目》体史书多达数百种。故清儒谓“朱子之《纲目》出，而后古今之议正统者定”。孙宝仁：《季汉纪序》，见赵作羹《季汉纪》卷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稿本，出版年份不详。
无论是欧阳修的绝统说还是朱熹的无统说，都是与五德终始的基本理念相冲突的。但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朱熹本人其实并不反对五运说。他的学生沈曾向他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五行相生相胜之说，历代建国皆不之废，有此理否？”他的回答是：“须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没理会。”《朱子语类》卷八七《礼》四“小戴礼·月令”，王星贤点校本，第6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39页。当他的另一位弟子金去伪问到他对于五运说的看法时，朱子回答说：“万物离不得五行，五运之说亦有理。于三代已前事，经书所不载者甚多。”金氏又问：“五运之说，不知取相生、相克？”朱子答曰：“取相生。”《朱子语类》卷二四《论语》六“为政篇下·子张问十世可知章”，第2册，第597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朱熹个人的倾向，事实上，宋代理学家普遍对五运说持赞同和理解的态度。请看程颐的说法： 五德之运，却有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胜数。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阴阳；一时言之，便自有一时阴阳；一岁言之 ，便自有一岁阴阳；一纪言之，便自有一纪阴阳；气运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个大阴阳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便多水灾。盖亦有此理，只是须于这上有道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杨遵道录》，《二程集》第1册，第263页，王孝鱼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又据杨时编订《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天地篇》：“或问：‘五德之运，有诸？’子曰：‘有之。大河之患少于唐、多于今，土火异王也。’”（见《二程集》第4册，第1224页）南宋的另一位理学大儒真德秀也说：“五德之论有理，天地间无一物无此五者。”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七“阴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以上种种说法，不免令人为之困惑，——尤其是考虑到朱熹《通鉴纲目》所主张的无统说，以及他一贯高调的道德批判立场。我觉得，这个疑问应该从宋代理学家的宇宙系统去求得解释。周敦颐《太极图说》云：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周敦颐集》，谭松林等点校本，岳麓书社，2002年，第3页。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是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由五行而万物的模式。宋代理学家常说“二五之精”、“二五之气”，二五即阴阳五行，乃是宇宙的本原。故云“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周敦颐：《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章，《周敦颐集》，第42页。朱熹对《太极图说》的宇宙系统是这样解释的：“天地生物，五行独先。……天地之间，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朱子语类》卷九四“周子之书·太极图”，第2367页。周敦颐所说的太极，被二程、朱子称为理或天理，但“二气五行，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如果从宇宙论而非正统观的角度去理解宋代理学家对五运说的肯定态度，上面提到的疑问便可涣然冰释。实际上，朱熹等人只是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承认五运说的合理性，而在进行历史价值判断时，他自有他的道德准则和权衡法度。由此我们又可以解开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宋代理学家对五运说的支持丝毫不能改变它最终走向消亡的命运？因为传统的五德终始说是作为裁判王朝正统的理论基础而存在的，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的新规则取而代之，——就连在理论上支持五运说的程朱一派也不例外，于是五运说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不过，在宋代来谈五运说的“终结”，还未免为时过早。实际上，宋儒对五运说的质疑和批判，仅仅是少数思想先行者的先知先觉罢了。在宋辽金时代，五德转移的传统观念仍顽固植根于世俗社会中，尚未退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从政治舞台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随处可见它的影响。
首先，宋辽金时代的政治家们仍继续热衷于讨论本朝的德运问题，并以之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首要依据。宋太祖即位大赦诏，开宗明义头一句话就是：“五运推移，上帝于焉眷命；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宋大诏令集》卷一《太祖即位赦天下制》，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并且就在太祖即位的当年，即开始讨论德运问题，有司上言：“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其色尚赤，仍请以戌日为腊。”《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时为建隆元年（960）三月。于是赵宋王朝便自命为火德。靖康二年（1127），高宗重建南宋政权，“初议年号，黄潜善定为炎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条。最后确定为建炎，——“炎兴”、“建炎”都是火德中兴的意思。高宗即位改元诏曰：“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为建炎元年。”《宋会要辑稿》礼五四之一四。直到临安城破、南宋亡国之后，益王称帝于福州，所改年号为“景炎”，仍然寓意于火德。不仅宋朝如此，先后与两宋相对峙的辽、金王朝，也无不袭取五德终始说以为标榜正统之理据。这个问题我已有专文研究，毋需辞费。参见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即便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信仰五运说者也还大有人在。以欧阳修同时代的人为例，与欧公同为宋代古文运动主将的尹洙，在谈及正统问题时发过这样一通议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于天地，数协于运历。”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三《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四部丛刊》本。曾与欧阳修同修《唐书》的张方平，有《南北正闰论》曰：“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以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张方平：《乐全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类似这样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想必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仍十分普遍。据说米芾有一方书画印，印文作“火宋米芾”，他还写过一段题识加以解释：“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纪岁时，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别之。”李治：《敬斋古今黈》逸文卷二，刘德权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水宋”指南朝刘宋。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宋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德运观念。
从宋代典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五运说在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中仍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真宗朝编纂的《册府元龟》是第一部历史学的百科全书，它堪称五德终始政治学说之历史体系的集大成者，基本上可以代表北宋前期知识界的主流史学观念。详见《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运历门及卷一帝王部总序、卷一八二闰位部总序。《通志·艺文略》在史部编年类下专门设有一个名为“运历”的小类，又在《图谱略》中设有一个“纪运类”，都以收录五运说的著作为主，两者共计著录图书69种，而作者大多是唐宋时代人，这表明五德转移说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宋庠的《纪年通谱》是宋代广为人知的一部史学工具书，虽然早已不传，但据宋人说，此书“区别正闰”，《宋史》卷二八四《宋庠传》。“以五德相承”。刘羲仲：《通鉴问疑》。其内容自可想见。元祐间，诸葛深所作《绍运图》一书，“自伏羲迄皇朝神庙，五德之传及纪事皆著于篇”，衢本《郡斋读书志》卷六杂史类。据说“其书颇行于世俗”，《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大概是一种畅销民间的通俗读物。宁宗时任职东宫的给事中娄机，专门为太子编写了一部名为《历代帝王总要》的历史知识读本，是书“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联属，靡不提纲撮要”。楼钥：《攻媿集》卷五三《历代帝王总要序》，《四部丛刊》本。由于后来五运说的衰微，这些观念落伍的著作都未能保存下来。不过我们今天从南宋末年王应麟所编的蒙学工具书《小学绀珠》以及陈元靓所编的类书《事林广记》中，还能看到将历朝德运作为常识来介绍的情形。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天道类“五运（五胜）”，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7年；陈元靓：《事林广记》丙集上卷帝系类《历代帝王传统之图》，中华书局影印元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1999年。
总之，虽然宋代的儒学复兴已经敲响了五德终始说的丧钟，但直到南宋末年，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依靠它长期积蓄起来的能量和惯性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五运说作为一个阐释王朝嬗代的理论体系最终退出政治生活，乃是元朝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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