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陆学北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书籍的缺乏。在13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问题尤其明显。据虞集追述，南北统一以前，北方受长期战乱影响，连几部儒家基本经书的刊本都很少，“学者皆自抄写以成书”。《四书集注》等重要理学著作虽已北传，但也是“板本至者尚寡，犹不能无事手录”。直到统一后，情况才趋于好转。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道园学古录》卷三九，第347页。而陆九渊又具有不立文字的倾向，著作寡少，言辞“峻洁”，吴澄语。吴澄曾总结陆九渊语录的特点，并与朱熹作比较说：“陆先生之学，不在乎言语文字也。故朱之语录累百余卷，奚啻千万亿言；而陆之语录仅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无也。盖先生平日教人，专于心身上切实用功，一时精神之感发、旨意之恳到，如良工斫轮、大冶铸金，巧妙莫可彷佛也，而可笔录乎？朱语谆详，而所录多冗复；陆语峻洁，而所录或暗劣。此语录之病也，故曰可无。”见吴澄：《金溪傅先生语录序》，《吴文正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第201页。对其学说的传播就愈为不利。更加重要的限制因素，则是朱学门徒长期将陆学视为对立面。尽管朱熹多次表达过对陆九渊人品的钦佩和基本价值观的肯定，后来也有人把陆九渊与朱熹、张栻、吕祖谦并列为南宋理学的“大宗师”，刘壎：《朱陆合辙序》，《水云村稿》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5册，374页。参阅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第217页。但事实上朱熹去世后，其门徒只承认张、吕二人为同道，而将陆九渊排斥在正宗理学的门墙之外。与此相联系，南宋后期尊崇朱熹，张栻和吕祖谦也因缘附会，一并追封爵位，从祀孔庙。相形之下陆九渊颇受冷落，仅在其门徒力争之下勉强获得一个“文安”谥号。黄榦在为朱熹所作《行状》中的一段论述可为代表： 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辩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二说并立，髙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其害岂浅浅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勉斋集》卷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第426页。元朝鼓吹朱陆和会的学者，常说“二师之为教一也”吴澄：《送陈洪范序》，《吴文正集》卷二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第290页。之类的话。有人还就此具体解释说：“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学为己任，……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郑玉：《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师山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7册，第25页。但对南宋后期的朱学门徒来说，显然很难有这种包容态度。在他们看来，张栻、吕祖谦与朱熹仅仅是“识见少异”，可以“以一其归”，陆学则与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同为“乱吾道以惑天下”的异端，是朱熹“力排”的对象。而且黄榦用了两倍于批评事功学派的文字来抨击陆学之“害”，可见当时朱学门徒对陆学的敌意何等深刻。此后朱学随着朝廷崇奉，势力蒸蒸日上，成为理学北传的主流，张栻、吕祖谦的著述也附带北传，而陆学除去被作为批判资料引用外，大概很难有搭车的机会。这对陆学北传造成的限制应当是非常严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所变化。朱盛陆衰已成定局，两派社会影响相去悬绝，朱学门徒对陆学的敌对情绪也渐渐缓解。在南北统一后的元代，除方回、陈栎等个别人外，南方朱学的知名人物已很少对陆学进行正面攻击。例如被视为朱学嫡传的元代金华理学，其代表人物金履祥、许谦作品中即很少见到对陆学的直接批评。相反，朱学发展百年，末流沉溺于言语训释、训诂讲说，泛滥不得要领，弊端日益明显，因此开始有人倡导朱陆和会，希望借助陆学对朱学末流补偏纠弊。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理学大师吴澄。另外还有一些南方学者，严格来讲算不上理学家，对朱陆争论的理学命题没有多少研究，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气焰过盛的朱学有些反感，对陆学较为同情，所以也持朱陆调和之说。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程钜夫和袁桷。吴、程、袁诸人均发表过崇陆言论，又都曾在北方做官和寄居，按说他们会对陆学在北方的传播有所推动。然而揆诸史料，似乎并非如此。借用余英时先生思想史发展“内在理路”的理论，大约可以解释其间缘由。余氏在讨论宋明思想史时说：“自南宋到明代，儒学正处在‘尊德性’的历史阶段。‘尊德性’的路没有走到尽头，‘道问学’中的许多问题是逼不出来的。”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这是就较长历史时段所作阐述，以清代朴学代表“道问学”，宋明理学代表“尊德性”。而具体到元代，则应当是正统朱学代表“道问学”，陆学或朱陆和会代表“尊德性”。南方朱学根基深厚，“道问学”发展已久，“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吴澄语。见《尊德性道问学斋记》，《吴文正集》卷四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第422页。渐成弊端，因此“逼”出了“尊德性”的需要。北方情况则不然，朱学声势虽盛而根基犹浅，远没有发展到“训诂之精、讲说之密”的地步，“尊德性”是提不上日程的。况且朱学在北方流行为时未久，学者对朱学的学习和理解尚处于盲从阶段，陆学的传播也就更加困难了。吴澄在国子学宣扬“尊德性”的遭遇，恰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据虞集所作《行状》记载： 升（国子）司业。……皇庆元年（1312）正月，先生（吴澄）使买舟通州，既行而后移文告其去。监学官愕然责，游之士伥伥失所依，有流涕者。遣数十人追至河上，恳留不从。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盖先生尝为学者言：“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果如陆子静所言矣。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先生为陆学，非许氏（许衡）尊信朱子之义。然为之辞耳，初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虞集：《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四四，第386—387页。在另一篇文章《送李扩序》中，虞集又愤慨地记述说： 近臣以先生荐于上（指吴澄辞职后有人推荐其重返国子学），而议者曰：“吴幼清（澄字），陆氏之学也，非朱子之学也，不合于许氏之学，不得为国子师。是将率天下而为陆子静矣。”遂罢其事。呜呼！陆子岂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陆异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道园学古录》卷五，第66页。这两段话揭示北方学者对待陆学的态度，可谓一针见血。自许衡创办国子学，朱学在元朝获得官学地位，北方学者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尽管许多人“初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未必了解“朱陆异同之所以然”，但也会先入为主地对陆学予以排斥。据《送李扩序》的记载，吴澄被排挤出国子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教学难度较大，并且另提出一套与原有教法不合的复杂教学计划。并可参见危素：《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吴文正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第932页。实则就国学教育而言，毋宁说许衡以来简易浅显的教学方法，倒更与陆学接近一些。所以虞集《行状》才嘲讽地说“然为之辞耳，初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
（张帆）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欧阳修：《正统论》（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刘复生教授已为此提供了一个初步答案。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作者认为，五运说的终结是北宋儒学复兴的结果。其实，五运说的终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若将它置于宋代以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发生的一系列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发人深省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之下去审视，或许对这个看似费解的问题会有一种更加圆通的解释，同时也可借此把握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大体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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