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有无《戒石铭》，现存史籍未见记载。2002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项目组到晋西南进行学术考察，在山西芮城县博物馆（原城隍庙）发现了一方石碑。（见附图二）此碑为方形，碑上竖刻楷书五行。前四行，每行四个字，依次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其中改宋《戒石铭》中的“上天”作“上苍”，义同而文字稍异。第五行为落款，共十个字，为：“大金明昌元年九月日置。”这是一方典型的《戒石铭》。其形制，大概与宋太宗所颁《戒石铭》相类似。“明昌”为金章宗的第一个年号，明昌元年，即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此时正是金朝最为昌盛的时期，也是大量吸收中原文化的时期。此时的芮城早已经为金朝所有，属于金朝河东南路解州的芮城县。金明昌元年所置的这方《戒石铭》，正是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证物，表明“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已经成为宋和金、汉族人和女真族人共同的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
在元代，州县仍然沿用金代先例，设置《戒石铭》。如据《浙江通志》卷三十一载：“元至正十二年（1352），达鲁葛齐乌纳格齐重建，增谯楼、戒石亭。”即在重建湖州乌程县公署时，增建了戒石亭。元人蒲道原《闲居丛稿》卷四《录事司廨宇新成》诗云： 不费公帑不敛民，眼中轮奂一时新。编氓亦喜司存定，胥吏何忧转徙频。
戒石有铭槐共古，公庭无诉草留春。从今宴坐观心处，馀庇须教溥及人。此诗也说明元朝州县普遍有戒石铭。又据明徐渤《徐氏笔精》卷六《戒石铭》载：“《戒石铭》，相传蜀孟昶时作也。其文不止四句，宋朝但取四句而已。元浙江廉访使徐琰改铭曰：‘天有明鉴，国有公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所改从思想到文采都远不如原文，大概元朝州县立《戒石铭》并非朝廷的统一规定。
有明一代，戒石刻铭则成为州县公署建筑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罪惟录》卷二十八载： ［洪武］五年（1372）二月，各府州县建申明亭。凡堂事前，皆立戒石亭，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明成化十一年（1475）探花王鏊（1450—1524）编纂《姑苏志》卷二十二载： 《戒石铭》刻石，在庭事南。铭即宋太宗书孟昶《令箴》内四语也，郡县皆同。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八《戒石》云： 我朝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此盖作于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删取于宋太宗者，初用黄庭坚所书。据上述记载，明朝《戒石铭》与宋朝相比，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戒石碑两面刻字，阳面刻“戒石”二字，阴面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因此，在明朝，人们往往将《戒石铭》称之为“戒石”。二是戒石碑上删去了宋代原来的第一截上“太宗皇帝御制”、第三截上宋高宗的诏谕和第四截上吕颐浩等大臣的题跋。三是继承了南宋后期的形制，戒石碑覆盖以亭，置之仪门之内的甬道上。
清承明制，各府州县公署均立有《戒石铭》碑。《江南通志》、《浙江通志》、《山西通志》等均有记载。大概到清朝后期，《戒石铭》的形制又有所变化。据今河北省保定市现存直隶总督府公署，大堂前的《戒石铭》碑变成了“戒石坊”。 “戒石坊”的阳面（南面）刻有“公生明”三个大字（见附图四），“戒石坊”的阴面（北面）刻有“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黄庭坚”等二十四个字。（见附图五）“公生明”三字取自《荀子》的《不苟》篇，其中有云：“公生明，偏生暗。”意谓公正无私才能明察事理。阴面所刻与今江西泰和县快阁《戒石铭》碑全同，其用意是一脉相承的。由立《戒石铭》碑于公署甬道而变为“戒石坊”，这样在出入和观瞻上更为方便了。
明清时期，不但在各府州县公署立有《戒石铭》碑或戒石坊，而且还将《戒石铭》的铭文作为铨试和科举考试的题目，用来考试将要被任命为官的选人和举人。如明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会元、状元吴宽（1435—1504）《匏翁家藏集》卷九载其《送顾希遂刘以规赴遂昌缙云二县令》诗云： 路指天南处士星，联车清晓发都亭。汉家循吏应同传，预熟堂前戒石铭。（原注：吏部曾摘《戒石铭》二语为题试选人。）又如《八旬万寿盛典》卷七十《恩赉九》所载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万寿恩科殿试策问云： 《官箴》、《百官箴》之所规，《政经》之所尚，断章可取欤？戒石本有全辞，节镌公庭，何时所颁发欤？用《戒石铭》考试即将做官的士人，这样对《戒石铭》的传播就更为广泛了，而且其关于为官道德的教育作用也就更大了。
宋朝是十分注重为官道德教育的，因此有两颁《戒石铭》之举。《戒石铭》从宋初到清末，流传了九百多年，或立“戒石碑”，或建“戒石坊”，成为各府州县公署建筑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个值得十分注意和深入研究的现象。相信对《戒石铭》的深入研究，一定可以推动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也会对当代的反腐倡廉的政治文明建设起到借鉴和启迪的作用。
（张希清）
§§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的统治在很多方面具有自身的特色。其中最明显并为人熟悉的，大约是其政治领域中的民族色彩，诸如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等等。但从宏观上看，特别是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元朝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恐怕还不在于此。这个最基本的特征（它可能也是理解元朝政治最关键的一把钥匙），我认为是其“家天下”政治形态。本来自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日起，就有“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喻，君主相当于全国的大家长，权力至上，国家如同君主的私有财产，子孙世袭。在这个意义上说，历朝历代都无非“家天下”政权。但如具体考察，则历朝历代“家天下”原则的实现程度和表现形式，又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之所以特别强调元朝的“家天下”特征，出发点主要有三。其一，与此前的唐、宋王朝相比，元朝“家天下”的程度明显强化；其二，元朝的“家天下”原则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传统，因此其表现形式与其他朝代颇有差别；其三，元朝“家天下”政治对随后的明清两朝具有重要影响。近年以来，已有一些学者就此进行了若干探讨，其中主要是围绕皇权膨胀问题展开的，并且形成了大体接近的看法。参阅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0—471页；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0—271页；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载汪晖等主编：《学人》第十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现于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个人看法，对元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家天下”政治形态作一整体而粗略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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