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岁年年有光-107岁的年轻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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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川“上帝太忙,把我忘记了。”周有光先生曾幽默地说。

    上帝确实把他忘记了。这位百岁老人和我们一起挥别了2011年,走进了新的一年。2012年1月13日他迎来了107岁生日。

    力挺孔子和辛亥革命

    2011年2月16日,元宵节的前一天,一年一度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北京举行。当106岁高龄的周有光到达现场时,全场掌声雷动。

    周有光关心急剧变化中的世界,也同样关心着处于艰难转型中的中国。

    2011年年初,围绕着中国国家博物馆前竖立孔子像,中国社会各界激烈争论。周有光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

    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孔子像被转移到了博物馆里面。周有光先生幽默地称之为“孔子被关了‘禁闭’”。

    周有光先生一直对孔子评价很高,他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在百家争鸣中,他的学问是突出的,他反对用强暴来控制和压迫,主张用道理说服,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另外,那时贵族子弟才能够接受教育,孔夫子提倡平民教育,说教育权大家都有。”

    “‘打倒孔家店’这句话是错误的,不应该‘打倒孔家店’,而应该‘打倒秦家店’,秦始皇的‘秦家店’贩卖的是残暴的专制统治,”周有光指出,“孔孟的学说当中有许多真理,它反对迷信,重视现世;反对愚民,重视知识;反对暴力,重视和平。这些思想都非常有价值,到今天仍然有用处。”

    周有光阅读广泛,不断思考。当他读到《凤凰周刊》的文章《中国为何没有新的“中产阶级”》后,随手写下了自己的思考,以《漫谈“中产阶级”》刊在《炎黄春秋》上。

    周有光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波三折:民国时期是其幼年时代,无名而有实;1949年后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全面否认中产阶级;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重新承认中产阶级。

    周有光曾自称为“科普工作者”,“我写东西尽量简单明了,预计不好懂的都要改掉。”他的文章浅显易懂,又意味深长。他对于中国现在阶级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2011年中国出现的“移民潮”中,主要是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吧。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他还对革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革命不革命,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进步还是退步。暴力推进的革命,假如是退步的,即使胜了也不算革命。假如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又当了皇帝,或者是不叫皇帝的‘皇帝’,那就不是革命。20世纪的许多所谓‘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后不但没有推向前进,反而落后了。

    “1911年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步。虽然事实上的皇帝不断出现,可是皇帝的名义谁都不敢用了。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强调。

    “胸中海岳梦中飞”

    周有光的著作和言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关注度,其“粉丝”无数,许多人给他写信,表达敬意。某省一位社科院院长读了五遍《朝闻道集》,并写下自己的感想,还以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录了自己的诗作呈献周老。

    在网上,他被称为“中国当代重量级的思想家”,“最年轻的思想家”。不过,也有些人不以为然,批评甚至谩骂这位百岁老人。

    对于世事的了解,周有光不输于年轻人。他知道许多网上流行的事物,也了解激烈碰撞的各种社会思潮。对于赞扬声,他淡然置之,他更希望听到或看到那些批评的意见。他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朝闻道集》一书的编辑整理者张森根的一封信里写道:“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高兴。能够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够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

    周有光的书房之外曾经有一棵大树,鸟群聚集,他常常神游于大树宇宙,其乐无穷。两年前大树被砍伐了,窗外只有灰蒙蒙的天空。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依然达观,每日坐在仅有9平方米的书房里,读书、看报、思考、写作,物我两忘,宁静平和,心中充满了幸福。

    周有光经常收到来自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和复旦大学校友的贺卡和纪念品,资中筠、何方等学界名流都来拜访,交流讨论。他也喜欢与来访的晚辈聊天,谈往事,云淡风轻;谈将来,积极乐观。

    周有光关注的不是一家一姓的兴亡,他的目光穿越人类历史,纵横千古。他说:“国家之间的差距,文化之间的差距,一万年不止。”他还说过:“回过头看,20世纪还处在人类野蛮的时代。”这些论断看似惊人,但都有醍醐灌顶的效果,发人深省。

    1955年,周有光离开上海,进京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从经济学领域转向语言文字研究。他参加并主持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泽被亿万民众。

    1989年,这位名闻中外的语言学家离开办公室,退居后拐棒胡同的斗室之中,从语言专业的“深井”里跳出,跃入文化和历史的知识海洋。面对人类历史长河,他研究的不是浩荡不羁的河水表面,而是相对固定的“河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世事无常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当周有光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时,这位毕生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期颐老人大彻大悟,淡定达观。因为他已经看到,一条清晰的道路就在面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劝告晚辈不必悲观,中国社会的进步就像“扭秧歌”,进两步退一步,“进步是不容易的,但是有些事情迟早要解决的”。

    “文化史上的奇迹”

    2011年深秋,中国政府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各方人士纷纷献言,颇为热闹。一位智者直言:“要想真正实现文化大繁荣,请先读周有光的《文化学丛谈》。”这是当年年初出版的一本新书,收录了周有光二十多年来有关文化的文章。在每一篇文章里,周有光都是直言谠论,毫无粉饰。他认为:“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个人真话都不敢说,你怎么能说你一生在追求真理呢?”

    退居陋室后,周有光转向文化学,他曾夫子自道:“从经济学改为语言文字学是偶然,从语言文字学改为文化学是必然。语言文字学跟文化学的关系太密切了。”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席卷中国,当时依旧“谈西色变”。90年代,则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称“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中国手里”。周有光率先著文冲破“谈西色变”的心理,又批评“河东河西”的论调。他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21世纪是双文化时代”。

    在周有光看来,国际现代文化与地区传统文化互相依存,不可偏废。既不能在接受现代文化的同时抛弃传统文化,也不能在所谓“反对西化”的旗号下抵制现代文化,“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是根据现代需要、用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他提醒国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能自我封闭,“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和立场,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评价。”

    “中国产品走进世界不容易,中国人民走进世界更加不容易,”在另一本新书《拾贝集》里,周有光这样写道,“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

    “仁者寿。”胸怀广阔的周有光先生至今身体康健,生活简单。他阅读古今中外书刊,随时笔记一闻一得,自得其乐。他对世界充满好奇,新鲜事物都愿意体会。102岁的时候,他在亲友的陪同下去郊区泡温泉,对一个2岁的小朋友说:“我只比你大一百岁哩。”北京5号线地铁开通不久,他坐着轮椅亲自走了一遍。

    著名学者李泽厚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确实,得享期颐高龄的大学者不乏其人(伽达默尔享年102岁),但如周有光先生这样高龄仍在思考写作者,并世无第二人。他那么淡定从容,豁达睿智,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拥有这样一位老人,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补偿吧。

    2011年5月,有人将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的文章合为一集,出版了《今日花开又一年》。周有光在序言里称这本书是“休闲读物,可以随手丢开,闭目养神”,“可是,在不经意中看到某个章节的惊人记载,会使你跃忽而起,眼前浮起许多亲朋好友的不幸故事。时代过去了,灾难也会随着时代过去吗?”

    笔锋一转,他又写下了诗一样的话——

    “‘今日花开又一年。’年年花开。愿今日的花,不是昨日的重复,而是昨日的升华!”

    (张森根先生对本文提供了极大帮助,在此谨表衷心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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