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到的时候，老先生正在沙发上睡觉。儿子周晓平给他带来了一些从网上打印的资料，他看得太兴奋，多睡了一会儿。他如今睡觉都是侧着身弯着，或者半靠在枕头上，因为腰没法伸直，整个人是个“问号”。
房间里随处可见夫人张允和的照片。那位世人口中“最后的闺秀”“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小姐，在周有光看来，之所以被人们喜爱，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是“五四”前的闺秀、“五四”后的新女性中一个平凡典型：乐观、纯真而多情。
八十多年前，第一次约会时，两人在吴淞江边散步。走到一块大石头旁，周有光拿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铺在石头上让张允和坐，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怀好意”地翻到恋人相见的那一页，轻轻握住她的手。在深秋清凉的江边，她的手竟然出汗了，他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色的小手帕，塞在两人的手中间。她想，“手帕真多！”
如今的周有光，依然保持着随身带着白手帕的习惯，不时地擦拭额头。他说自己是个感情方式较为平淡的人，与沈二哥（从文）和张家三姐（兆和）的爱情传奇相比，周有光一时想不起自己与张允和之间有什么戏剧性的往事。他甚至没有追求过张允和，两人就那样自然如水地在一起了，又无争无悔地过了一生。
周有光与妻子其实是两样性格。他爱喝咖啡、牛奶和奶茶，她爱喝红茶（祁红和滇红各半）、老母鸡汤。他理智，她感性。他写理论文章，她写散文随笔。他搞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听西方音乐，她则喜欢唱昆曲、写旧体诗。
但周有光和张允和都有着难得的乐观与幽默感，这让他们在苦难面前得以自持，并始终维持着内心的尊严。
“文革”期间，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60年代末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周有光只是说，体力劳动也很好，之前的抑郁症和失眠症都不治而愈了。身体的劳顿并没有令他的头脑也变得委顿，长久而扎实的训练让他保持着思维的敏锐，凭着手中几种不同语言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周有光搞起了比较文字学研究。
周有光当时不知道，不久之前，身在北京一间大杂院里的妻子面对的是一群闯进门的红卫兵。两个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要张允和“交代问题”，给她5分钟的时间考虑。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张允和看着两个批斗她的小伙子，心里却想着他们一个是白脸赵子龙、一个是黑脸猛张飞，接着又由赵子龙和猛张飞想到唱戏，想到自己曾在戏里演过几次小丑的场面，转念又一想，自己此时此刻又在扮演小丑的角色了，又或许双方都是小丑。5分钟的时间到了，“赵子龙”高喝一声，该交代问题了——她想：“如果再给我5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
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老两口都有着苦中作乐的本事。
两年前，周有光出版了文化散文集《朝闻道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用典简直是拿自己的年纪开玩笑。幽默与豁达，是老而弥深了。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周有光多次提到教养与自我引导，认为那可以使人获得一种精神和性情，“教育能改变人的人生观，扩大你的视野，面对困难就能泰然处之。”
与很多传统教养深厚的学者不同，周有光并不十分执着于笔墨纸砚的旧式手写方式，而更注重写作的效率，他很愿意学习使用新的工具。张允和86岁时，他还教她使用文字处理机。他已至少用坏了六台，最新的一个被他用布小心包裹着，就放在身旁。机器是夏普公司送的，为了感谢这位“汉语拼音之父”当年为键盘符码的设置提供的建设性意见。
如今，汉语拼音已是学习汉字的基础。当年，为了这26个字母的组合，周有光等学者研究了三年。在他看来，语言的实用性、与世界的沟通性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建构一套在世界上可以通用的字母语言，这种字母又要与古老的汉字对接。他既非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不支持将语言圈禁在精英文化的花园里。“如果有那么多文盲，这个国家怎么行？”
对待现代汉语的态度，也折射了周有光思考整个中国文化的方式。他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学’呢？”他感到这个词带着一种顽固不化的心态。“国民党时期最喜欢用‘国学’的说法，连汉字都叫‘国字’。”经历过晚清以降那些国将不国的年代，他懂得这“国将不国之学”的由来。
100岁的时候有人问他：中国生活重精神，西方生活重物质；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西方学术擅长分析，对不对？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西洋生活不缺乏精神，西洋学术也不短于综合。中国人从“中体西用”开始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至今仍是如此。
金融危机爆发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再次风行，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西方文明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在周有光看来，这也是一种中国人惯有的自欺罢了，“文化的流动哪里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呢？文化的发展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
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自己的“双层文化”论，“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现代文化，一个是各国的传统文化。现代人是同时在这双层文化中生活的，每个国家的透明性都更强了”。在他的朋友陈章太眼中，周有光是真正的现代学者，“从不与世界为敌”。
周有光始终很认同胡适思考中国文化的方式，注重实用，注重效率，注重以新的“方法”阐释旧有的传统，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一个领域内开体立范。
出于这种踏实而毫无浮华的性格，在被问起两次与爱因斯坦聊天的经历时，周有光只是憨厚地说，他们的聊天没有什么特点，因为专业知识没有什么交集。反而是对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经历，他回忆的兴趣更大一些。那时他每天要读英文报刊，并且，“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这种英美式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良多。
沈从文曾送他个“周百科”的美称，就是有感于他这种“知识狂”的性格。后来，参与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出于他普及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的愿望。他晚年的文章也往往以“百科”的风格写就：简明易懂的语言，框架式的结构，清晰明确的观点和必要的背景知识补充……令周有光感到遗憾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版已近30年，只卖了不到20万部，而日文版刚出就在日本卖出70多万部。中国人的求知欲，让这位百岁老人至今谈起，仍几度扼腕。
“‘五四’的时候就提出的‘科学’和‘民主’，至今也远未完全实现啊！”“孔夫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现在也还没做到啊！”讲这些话时，老人的脸上显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激动神情。“爸爸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考虑的都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周晓平看着父亲对《Lens》记者说。
当问及老人对这一生的感触，他将自己的经验归结为自学，将自己和睦而充实的婚姻归结为教养。他一百多年的人生，除了历史强加的动荡之外，平淡而丰盛，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有活力的自持。就像张允和所说：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载于《Lens》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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