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

    2013年8月25日，我见到了周有光先生。坐在老先生对面，和他大声地说着话，但因为激动，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介绍自己是在一家医院工作，但很喜欢读先生的著作，是他的粉丝。先生说，他在我工作的医院看过病，是蒋彦永医生介绍就诊的。我说读了先生的著作《拾贝集》，很震撼。先生说，那些东西是不能轻信的。我知道这是谦辞，便问现在是否每天还在读书？他告诉我眼睛还是很好的，用的是人工晶体，只是耳朵不太好使，需要借耳机才勉强可以听见。我这才注意先生每每听我讲话，都需要侧耳来听，十分吃力。一时有些愧疚，片刻沉默，想起了美国的张充和先生。张先生今年也已百岁高龄了。于是，便大声问他与张先生还有无联系。他说耳朵不好使，已经很久没有通话了。后来又谈起张先生的书法，他笑着说张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法，可她的这些学生都不懂得汉字，只能照猫画虎，连张先生也自嘲，她有三千弟子皆白丁。

    幽默的回答一下便拉近了距离。显然，先生的精神是很不错的。记得一进门，就看到他笑眯眯地坐在小书房的一张电脑椅上。我上前与先生握手，祝福他长寿。先生提醒我，再过4个月，自己就109岁了。在我请他签名的几本书上，他都不忘记写上这样一句：“时年108岁。”108岁，对于一般人来说，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生命传奇。而我更为惊叹，甚至是敬佩的是，在这样的年龄，还能读书、思考、写作，并时有著作出版。先生在100岁时出版《百岁新稿》，105岁出版《朝闻道集》和《拾贝集》，都是在退休后乃至百岁高龄时的所思所想。我了解先生，便是从读《拾贝集》开始。那时，我在北方一个山脚下工作，环境闭塞，心情懊丧，夜读短文，如若电击。真没想到，这样一位曾经在经济学、银行金融和汉字改革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却有着一种难得的思想清醒和尖锐；也真没想到，这样一位走在人生边上的老人，内心里却还燃烧着一团升腾的火。

    印象很深的是200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其时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常在学校附近魏公村的一家书店看书。记得那天有两位中年妇女结伴到书店询问三联书店刚出的新书《百岁新稿》。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她们也向我热情推荐了先生的著作。那时无知，不知道周有光，看两位中年女性的模样，似乎也不像读书人，于是当时并没有在意。彼时，我甚至还有些厌烦老人家，担心他们的世故、精明、顽固、守旧，甚至是糊涂。而到了五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读了先生的著作，颇有恨晚之感。2010年春天，我曾为一家日报的文艺副刊组稿，并策划过一组以世界读书日为主题的稿件。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孙立川先生给我发来的稿子中，有这样的一段日记：“2010年4月10日，香港，多云，星期六。今早返编辑部，续看周有光先生的《拾贝集——105岁老人的醒世警言》的最后清样。去年九月初，我去京华拜访他时，老人家交给我一沓打印稿，上面斑斑朱笔，又再三叮嘱我：以此为准。回来细看那书稿，一点一划，了了分明。”

    孙立川先生有老人缘，学问又好，自然眼光敏锐，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书。《拾贝集》在香港先行出版，内地则在不久后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我第一时间就买到了这本书。果然如孙先生所言，这些文字“虽短小精悍却汪洋恣肆，平淡如水则意蕴深厚，而且句句是真话，有赤子之诚”。于是，我立即购买了先生的《朝闻道集》来补读。今年，周先生108岁了，古称“茶寿”，很多学者都写文章祝贺，连先生的老家常州也开了座谈会。我得知8月底，孙先生会来北京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会余可能拜访老先生。于是便邮件联系，希望自己也能有此荣幸。8月25日下午，我在和孙先生在前往周有光先生家的车上，还在担心是否能够有幸顺利见到老先生。毕竟是108岁的老人了。我问孙立川先生，过会见到老先生，可否单独交流呢。孙先生说，老先生是最喜欢和年轻人谈话了。

    在老人的书房里，我们拍照合影，请他为新书签名，也断断续续地谈话，大约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顿时变得非常的狭窄和热闹。我环顾先生的书房，其中有四个大小不一的旧书架，靠墙而立，一张发黄的书桌，放在窗户旁，但都是极简单，也是极朴素的物品。如果不是书架上的一个平板电脑和正在使用的空调，真有些恍然旧时的感觉。书架上的书并不是太多，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占主要的位置，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汉语大辞典》《英汉大辞典》等这样的工具书，因为块头大，十分醒目；在书架上一排诸如《汉字改革史纲》《简化字溯源》《汉语史论集》《语言文字应用探索》《语言规划研究》《汉字现代化研究》等非常专业的书籍之中，却夹着一本《怀念李慎之》。我当下非常震动，这册《怀念李慎之》系2003年李慎之去世后，由民间学者丁东编选海内外的怀念文章，并自行印刷的内部出版物。我是在北大的一家旧书店买到这册著作的，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曾为“自由主义”鼓与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也是周先生所关注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不大的书房里，很多翻看过的书肯定都是被逐渐地清理掉了。

    我还注意到距离先生很近的地方，有两本精装书，也很醒目，应是可以随手拿到的，想来是近来在读，或许准备在读的书籍。恰巧这两本书我也都读过，均是当前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它们分别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和南京大学已故学者高华先生的著作《革命年代》。从一个人所读的书，大抵是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精神向度的。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的文字之中，总是有着诸如闪电般的思想光芒。他的视野依旧是开阔的，而他的文化底蕴和人生积淀却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孙先生此行的一个目的，就是出版老先生近来的著作。由此，我想先生一定还是笔耕不辍的。孙先生纠正我说，老先生是使用电脑的，而不是用笔。108岁的老人，参与创造了“汉语拼音”，简化了中国的汉字，又在92岁学会了使用电脑，并进行写作，他仿佛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本身就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

    我还注意到在先生的书房里，挂着数张照片，其中好几幅都是周先生与他的夫人张允和先生的照片。这或许也是一种深深的怀念。在我询问的时候，周先生特别强调夫人张允和是93岁去世的。他对我说，张家四姐妹，现在就剩下了最小的了。但这一句话，似乎又是他的自言自语。或许我的话，令他想起了往事。我很想和他再谈谈沈从文，一个传奇也杰出的中国作家。但想了想，先生曾写过一篇《连襟沈从文》这样的文章，也便罢了。张家四姐妹，个个蕙质兰心，而他们的丈夫，也个个都令人敬佩。大姐张元和的丈夫顾传玠是昆曲演员，二姐张允和的丈夫周有光是文字改革者，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是作家，最小的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是汉学家，似乎个个都与中国文字颇有缘分。无论是使用中国文字、改造中国汉字，还是吟唱、翻译、书写和研究中国的文字，其实都是为中国文化创造光热。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孙立川先生提醒我们该走了。之前已经在这里拜访的张森根先生，也准备告辞。我们一一握手，再次祝福先生长寿，保重。下楼后，我深深呼一口气，似乎还沉浸在一种“追星”的兴奋之中。张森根是周老文集的编选者，编辑过包括《拾贝集》在内的多本论著，他说不久前周先生给他打电话说，我们现在的政府不重视“礼貌教育”，应该进行“礼貌教育”。听后心里顿时有些惭愧，我们这些乐于“追星”的人们，这些没有接受过“礼貌教育”的新时代的人们，不知是否会有令老先生感到不舒服乃至是厌烦行为呢。张先生补充说，老先生总在思考问题，有时会和他通电话，但他只是自己讲，因为根本听不见别人讲话，于是笑称自己是聋人讲话。我忽然觉得，先生就像一个自我完备的美妙世界，不断地给我们传送着精神的光热，我们可以接近他，了解他，认识他，而他却已经很难再接收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喧哗、吵闹、芜杂乃至荒诞了。

    （原载《边缘艺术》2014年1月，又载《北京青年报》2014年2月22日副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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