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存

    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著名学者周有光，今年106岁。年龄只是他不可思议的一小部分。50岁那一年，已是知名经济学家的周有光，改行研究汉字改革，小学生所学的汉语拼音，周有光是主要的制定者之一，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精通多国语言，学识渊博，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方三位编委之一。周有光85岁离休后开始从事文化研究，他在90岁、100岁、105岁、106岁接连推出新著。从此，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周有光在学界又多了一个称谓“文化学家周有光”。百岁尚著新书，不能说后无来者，却绝对地前无古人。

    “人得多情人不老，情到老时人更好”，这是周有光夫人为俞平伯祝寿的诗句，用来解释周有光的生命奇迹、婚恋传奇最恰切不过……

    丁聪称他新潮老头

    106岁的周有光，现在基本上杜门谢客，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了。后浪图书室的吴兴元总编助理，因出版关系，成了周有光的忘年交。经他的联系和安排，记者来到了北京朝内大街的周有光家。

    周有光居住的是普通居民楼三楼的一套小四居房子，客厅只有5平方米左右，另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是周有光的书房兼会客的地方。初秋阳光灿烂，老人正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喝下午茶，一杯红茶、一碟坚果，而薯片是在美国学历史的曾孙，到东北实地考察日军侵略的遗迹后，到北京看望曾祖父时带来的。

    周老身穿白色衬衫和浅灰色休闲裤，脚上是一双黑布鞋，显得干净清爽。老人气质高雅，脸色白里透红，笑容可掬地招呼我们坐下，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周老戴上助听器，海阔天空地和记者聊天，从利比亚局势到伊斯兰教，从婚恋故事到如何经营家庭……周老思维敏捷，语言幽默，不时开怀大笑……

    周老的书房放了个快到房顶的大书橱，书桌很小，长90厘米，宽55厘米，桌上一半放稿纸，一半放打字机。这张有两个抽屉的办公桌，是六十年代的“古董”。黄漆已经斑驳，桌面露出了木茬刺疼了手，周有光用透明胶布仔细地补贴过。一次，周有光玩扑克，忽然一张不见了，找了半天，原来从桌面裂缝里漏到了抽屉里去了。这一次，他决心大修一番。请来木工将桌面修好，把一个邮票大小的破洞也补好了，焕然一新。每天，就在小书桌上用电脑写作。把写好的稿子打印出来，放进抽屉，日积月累，便成一本又一本书。

    周老对记者说：“100岁以后，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别人看不出来，我自己感觉得到。”百岁前，周老腿脚灵便，行动自由，常外出旅游，看最新电影，喝星巴克咖啡，用电脑写书，被漫画家丁聪称为“新潮老头”。周有光精神矍铄，脸色红润，看上去要年轻得多。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编年趣事”：

    2002年，他去医院，病历上年龄一栏填了97岁，护士看看他，以为填错了，很自信地改为79岁。周有光笑着解释，惊得护士嘴巴好半天合不拢。

    2003年8月，98岁的周有光由晚辈陪着到北戴河旅游，面对碧海蓝天，他兴致大发，叫儿子周晓平去买了泳衣，还有一顶玫瑰红的泳帽。周老下海畅游一番，游之不足，又躺在沙滩上日光浴，浴之不足，又进行沙浴，一边浴一边坐在岸上望洋兴叹，叹吾生也有涯。

    2003年圣诞节，孙女周和庆带着儿子周安迪从美国回北京看望爷爷周有光。见爷爷脸色发黄，怀疑他得了肝炎，急忙送到医院。在医院里住下来不到5分钟，医生就下了一张病危通知书，说，这么大岁数了，得肝炎可能性不大，倒有可能是脾脏什么的长了恶性肿瘤……吓得周和庆怔在那里。而这时，老爷子突然不见了。医生让护士赶紧去找，要他平躺，不能动！原来周有光去查看医院楼层的安全通道，以备不测。晚上，护士又拿来铁架子绑床，怕他半夜摔下床。周有光说不用绑。护士不听，觉得这老头脑子不一定清楚。直到周和庆说，你就听我爷爷的吧，他还在写书出版书呢，护士这才作罢。周有光一边输液，一边还读一本《NEWS WEEK》（新闻周刊）。医院里闻讯赶来看这位百岁老人的人络绎不绝。周有光对孙女笑着说，窗玻璃外尽挤着眼睛和鼻子，我倒成了“大熊猫”了。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家人提心吊胆，周有光却平静得很。B超、核磁共振、X光透视、CT检查、验血等等，一大圈检查下来，医生更加茫然，老爷子一切指标正常，哪里都没问题，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认可了周有光自己一开头就做出的判断：药物中毒。

    2004年，一帮老教授在天津开同学会，邀请老师周有光参加。99岁的周有光欣然前往天津去给学生助兴。同年12月，周有光应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讲座，内容是《文字比较学》，他只带提纲不带讲稿，讲课一个小时，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机智幽默的精彩解答，赢得听众阵阵热烈掌声。课后，“追星”索签名的人排起了长龙。

    ……

    百岁以后，用周有光自己的话说，“主要器官老化了”。加上他住在三楼，没有电梯，很少下楼了。最近，把大家难住的是他的一颗牙齿，记者上门时，周老说，刚拨了两颗牙，就像儿童拔牙一样容易，现在又可以说话啦。

    人得多情人不老

    周有光有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堪称完美的婚姻。夫人张允和出身名门，曾祖父是淮军排在李鸿章后的第二号人物张树声，官至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父亲张冀牖置良田万顷，庄园宏丽，他与蔡元培交好，在苏州开办乐益女中。张家四姐妹，个个秀外慧中，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分别嫁给了顾传玠（昆曲专家）、周有光（语言学家）、沈从文（作家）和傅汉思（耶鲁大学教授，汉学家）。四连襟无一是等闲之辈。

    张允和气质高雅，才貌双全，1931年第一期《中学生》的封面就是她的玉照。1933年4月30日，大学毕业的张允和与在光华大学任教的周有光举行婚礼，人生从此执手70年。

    夫妻俩患难与共，度过了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6岁的女儿得了盲肠炎，因为日机轰炸没能及时救治而夭折，唯一的儿子周晓平也曾中弹，肠子被打了六个洞，幸亏及时送到医院才捡回一命。抗战后期，周有光任职于重庆新华银行，被银行派驻华尔街，夫妻俩在美国上流社会生活了两年多。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担任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张允和在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中历史。

    才女张允和曾就历史教科书年代不全、缺乏趣味性等问题，写过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叶圣陶看了大为欣赏，调她到北京的出版社参与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就开始了“三反”“五反”，张允和意外受牵连被抄家，私人信件被搜走。

    这些信惹来了大麻烦。她曾在给丈夫的信中坦白收到一位老朋友来信，对方说爱了她19年，还让周有光猜猜是谁。周有光回信一本正经地猜起来：是W君？是H君？那么是C君了。本是一封夫妻间嬉戏的信，却被认定WHC都是特务代号，要张允和交代出特务的名字和住址。夫妻间的隐私被公布，这对于名门闺秀的张允和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她几乎精神崩溃，因为失眠和高度精神紧张，请假回上海看病。病还未愈，单位就把她除名了。周有光安慰夫人：“不要再出去做事了，家里的许多事没人管，老太太（婆婆）岁数也大了，需要照顾。”他一句轻松话，把她从万里愁云中拉了出来。

    后来，周有光的朋友、文化部的领导建议张允和到文化部工作。知妻莫如夫，周有光谢绝了。那些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妻子怎么能经得住这等折腾？——从1952年下岗到2002年去世，张允和安心在家做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家庭妇女。她烧得一手好菜，一边在家尽心侍奉婆婆，一边研究昆曲，聘请姚传芗、金彩凤来家教授身段。拍曲按笛，非常快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时间越长，张允和越来越觉得丈夫这句话说得好，幸亏早早做了家庭妇女，如果“文革”时她还在工作，怕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1955年11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有光因为精通四种外语，且业余爱好语言学，被周总理点名参加会议。会后次年，领导要他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于是在50岁那年，已是知名经济学家的周有光改行。由他主抓并最终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得到世界公认，人们尊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写作出版《汉字改革概论》等二十余部语言文字学专著，成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美国国会图书馆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随先生到北京定居后，张允和与俞平伯共同创立了昆曲研究社，俞是社长，她任联络组长。张允和跑文化部，递报告，申请经费；写稿子，发消息，写请柬，送戏票，出版“社讯”；借行头，租场地……在她苦心经营下，昆剧全本《牡丹亭》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演节目之一，还曾在全国文联礼堂、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周恩来、康生等都亲往观看。50多岁时，她在昆曲《西厢记》中扮小书僮，活泼可爱，一位中央首长看完演出说：“这个小伙子不错嘛，有没有女朋友呀？”

    夫妻俩琴瑟和谐。受夫人熏陶，周有光成了昆曲爱好者。她每次开会，他都陪同前往；她每次登台演出，他必到场，自称是妇唱夫随。可惜“文革”开始后，昆曲研习社停办。

    周有光自称是“多语症”，谈锋甚健且出语幽默，挚友聂绀弩先生写了首打油诗相送：“黄河之水天上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俗话说，话多必失，祸从口出。“文革”时，单位有人戏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有光信口抢答：“秦皇汉武毛泽东”，因此被打为“反革命”。1969年，63岁的周有光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种地编箩筐拾煤渣。在中国科学院气象物理研究工作的儿子儿媳也被下放到湖北的潜江种菜。张允和住到位于中关村的儿媳家照看小孙女，丈夫和媳妇给的家用不够，她靠借债艰难度日。她不停地与造反派交涉，千方百计地给患了青光眼的周有光寄去药品。

    在宁夏种地一年多后，一天，周有光回北京探亲。看着又黑又瘦的丈夫，张允和忍不住心疼落泪。周有光却说：“凡事有利有弊，种了一年地，失眠症不治自愈！”他兴高采烈地向夫人和孙女展示他都用胶布补好的裤子，引得张允和破涕为笑，小孙女周和庆笑得直喊肚子疼。

    周有光还讲“白菜原理”。有一段日子，他的任务是看大白菜。白菜是从天津运来的，包心结实，非常漂亮，只是时间久了，白菜易烂。他的任务是给大白菜晒太阳，挑出烂了和即将烂的大白菜，让伙房赶紧做菜吃掉。那一年，他们吃了整整一冬天的烂白菜，没吃过一颗好白菜。他总结出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坏了再吃，不坏不吃，坏了全吃。张允和点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跟白菜一样。”

    回干校时，不能带别的书，周有光就带了二三十本英语、法语等各种语言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还有一本《新华字典》，做完农活，就做比较文字的研究，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写成书《汉语声旁读音便查》。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从宁夏回到北京，他们的家被造反派占据，造反派搬走后，家里连个纸片都没有留下。

    多情到老情更好

    1979年，停办多年的昆曲研习社复社，张允和出任社长，直到1987年因年事已高才离任。

    1989年，85岁的周有光离休回家。不再研究专业，用他的话来说：“老来补读史书，乱写杂文，消磨余年。”他对夫人叹道：“我是专业工作者，一向生活在专业的深井里，忽然离开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要赶快自我扫盲。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那时的周有光眼睛和耳朵都不好，他自嘲是学而不思而盲，思而不学则聋。后来他接受白内障手术后换了晶体，重放光明；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桑榆晚景，他开始研究文化和历史：90岁出版《周有光耄耋文存》，100岁出版《百岁新稿——历史进退匹夫有责》，105岁出版《朝闻道集》，106岁出版《拾贝集》……《朝闻道集》扉页上题字：“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存，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

    周老在学界除了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外，又多了一个称呼——“文化学家周有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1995年，86岁的张允和复刊了家庭刊物《水》——她读中学时，张家四姐妹曾办家庭刊物《水》，那时沈从文和周有光都是《水》的临时工，70年后复刊，周有光仍是热心的临时工。为了办刊物，主编张允和开始学电脑打字。周有光问：“你行吗？你的普通话半精半肥（半北京半合肥），还不会拼音。”夫人说：“你不是82岁才学的打字吗？我不就86岁嘛。再说了，不是有发明拼音的周有光老师嘛。”她坐在电脑前，不时一声“帮帮忙”，周有光闻声从自己书房出来，穿过小客厅，来到卧室，笑吟吟地站在老伴身边指导。张允和学会打的第一个词组是“亲爱的”。

    每天，夫妻俩一个在书房一个在卧室，噼里啪啦的打字声相互应和，文章写完，他们互为第一读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正应了一句话大器晚成。90岁之后，张允和推出《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曲终人不散》等自传书籍，出版社一版再版，仍然脱销。她自豪地对朋友说，某某书店在某一时期，《最后的闺秀》卖了200多本，周有光的《比较文字学》只卖了19本，我现在比有光还有光呢。

    出畅销书加上复刊《水》，张允和受到三十多家媒体关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栏目也采访了她。人们在电视上看到90岁的张允和都惊叹，好一个俏老太！上身穿着白地蓝花的偏襟盘扣短袖衫，下身是一条利利索索的黑裤子。一条长辫对折盘在头顶，然后再用卡子固定，衬着一丝不乱的银发。90岁高龄，依然气质优雅，“最后的闺秀”名副其实。

    朋友写散文分析他们俩长寿的原因时说，人得多情人不老，人得幽默人不老。周有光夫妇既恩爱又幽默，当然是寿星。

    周有光是个老顽童。有朋友问他高寿，他回答：“11岁。”一边的张允和赶紧解释：“他认为80岁是尽数，活一天赚一天，从80岁重新数起。”又自我介绍，“我呢，是二八年华，88。”张允和也是个诙谐幽默、快乐活泼的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好极了”“得意极了”。自称“三自主义”：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自娱自乐。有朋自远方来，他们共品茗、听音乐、唱昆曲、侃大山。夫妻二人争着说话，周有光有时让着夫人，夫人滔滔不绝，他在一边绅士般微笑倾听。

    一日与朋友聊到张家四姐妹，朋友戏说二小姐“犯规”，率先出阁，张允和冲着周有光说：“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周有光哈哈大笑说：“张允和最聪明，可是她干的最蠢的事情就是嫁给了周有光。”

    晚年周有光耳聋，张允和说话声音洪亮，非常有戏剧韵味，她对朋友说：“我不能对他吹枕边风，隔壁邻居听到了，他还听不到。”

    2002年8月14日，因为心脏病发作，张允和突然去世，享年93岁。周有光写信给朋友说：“结婚70年，从未想到有一天二人之中突然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透不过气来。”

    孙女周和庆带着先生和儿子安迪从美国赶回来给奶奶送行。那天深夜，周和庆陪爷爷坐在书房，第一次看到爷爷流泪，他说，前一天她还和来客谈笑风生……走得很突然，谁也没想到……她身体一直很弱，可那么有活力……

    他在纸上写下元稹的诗：“昔日戏言身后世，如今都到眼前来”。周和庆离开书房的时候，看到爷爷孤独地坐在台灯下，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张允和火化那天，天气很热，周庆和劝爷爷不要去，周有光就听话地在家待着。但此后两年里，周有光以98岁高龄，倾尽心力为张允和的遗作《昆曲日记》的出版奔走。《昆曲日记》在六七家出版社转了好几圈，一直没有出版社肯出，周有光一边给文字润色翻找老照片，一边请昆曲名家写序，经过不折不挠的努力，终得出版。他送一本给曾为此书出版奔走过的朋友，扉页上题字“好事多磨”，辛酸甘苦可见一斑。

    自从夫人张允和去世后，周有光不再回卧室，而是睡在书房的沙发上……

    亲情滋润生命之树万年青

    周有光的儿子儿媳都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工作。1959年，孙女儿周和庆（小名庆庆）出生，因为儿子周晓平要到苏联去，儿媳有时上夜班，庆庆出生才一个月，就被抱到了奶奶家，一直到7岁那年，怕“文革”中被抄家吓坏庆庆，才把她送回中关村的妈妈家。带孙女的7年，活泼可爱的孩子让他们青春焕发，用张允和的话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比当年恋爱时光还甜蜜。

    张允和在卧室里给小孙女支张小床。夜里庆庆醒了，爷爷负责把尿，奶奶倒奶粉。后来庆庆长高了，小床睡不下了，就和奶奶共睡一张大床，爷爷在窗下另支一张单人床。庆庆小时候一直认为这样的安排天经地义，上初中后才明白是鸠占鹊巢。

    庆庆犯错的时候，奶奶舍不得打她，就用手拍桌子，把自己的手都拍疼了；妈妈会打庆庆的手心，庆庆疼妈妈也疼；爸爸只打屁股，有一次把庆庆的屁股拍了五个手指印；就数爷爷的道行最高，用竹尺打手心，疼得庆庆直抽冷气，让她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但爷爷只打过她一次。爷爷一般性的处罚措施是，把庆庆放在高高的书架上，让她居高临下，坐在那儿反省，认了错才抱下来。有一次爸爸回家，庆庆诉苦，爸爸听了，大笑：“我小时候也吃你爷爷这一招。”于是父女俩认真地交流了一番坐书架的感受：孤立无援，上不去下不来，非常无奈。

    庆庆小时候，第一次坐飞机是跟着爷爷奶奶，一上飞机，爷爷就对她说：“到了一个新地方，要注意观察环境，尤其是安全方面的设施。”带庆庆看了安全通道和安全门，又让她认真读完安全手册，又带着庆庆到洗手间，说：“要看好每一样东西是怎么用的，不要把脏纸扔到地上。这叫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奶奶教庆庆背唐诗，庆庆对大院里的小朋友说：“奶奶教我念‘糖’诗，‘糖’诗是甜的。”庆庆上幼儿园，天天都是爷爷接送，“文革”时周有光被批判，罪状之一就是：凭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你天天就接送你孙女了！

    庆庆长大后去加拿大留学。后来婚姻触礁，心灰意冷，她中断了学业，每天陀螺般打工，借以缓解心灵痛苦。爷爷写信严厉地说：“你要停止打工，尽快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目前的生活费我帮你解决，每月500元，供你6个月拿到学位。”爷爷这么大岁数了，还让他来操心，而且他的外汇都是稿费，写一篇文章才10元20元的，庆庆惭愧至极，痛下决心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候，庆庆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张晖，重新找到了幸福。可不小心没毕业时就怀孕了，带着孩子怎么读书，又如何打工？她苦恼极了，爷爷一连写了6封信，鼓励她振作起来，他说：“孩子一定要留下，你可以在满月之后送回北京，我们愿意帮忙带。”爷爷还给曾孙起了名字，男孩就叫安迪，女孩就叫安宁，爷爷说：“你这个人太吵了，希望你的孩子安静一点。”

    1993年，庆庆的儿子张安迪（小名安安）出生。安安两岁多时，跟着曾祖父曾祖母住过一年。小安安心善，见太奶奶往暖瓶倒水，嘱咐说：“太奶奶小心，别烫着了。”早晨起来，安安从自己的小床爬到太爷爷的大床，太爷爷装睡，安安拍拍太爷爷的头，嘴里说：“乖，乖……”

    周老自称是“四世同球”，孙女和重孙都在美国，他隔一天就和他们发一次邮件。儿子周晓平住在北京，经常来看望周有光，帮他整理文稿，有时也用轮椅推着父亲去公园散步。

    采访时，106岁的周老看见记者出汗，便打开空调。请周老给本刊题词，他欣然提笔：“愿家庭更健康，社会更健康！”

    老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他还有许多知识要学。离开周老家时，脑海里不禁浮出他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对周有光来说，也许真是“夕阳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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