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事儿

    刘彻很快就想起他的钱了。

    先说点儿别朝的事儿：吕不韦从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老板到一个位高权重的秦国政要恰恰说明了那些握有经济大权的大商人才能有干预国政的能力和实力。“商而优则仕”是当时金融圈和政治圈的共同真理。

    如果说商人的黄金时代是在战国时候，那么汉朝就是商人的黑色时代。

    商人干政的现象在汉朝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回音壁的最后一声了。

    汉朝初期物质匮乏，流通受阻，商人大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导致物价上涨，人心动摇，年轻的大汉朝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当时的刘邦甚至为自己的车子找不到四匹一样大小的牛，而当时的商人骑的却是高头公马。

    刘邦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羞辱，同时也因为学历有限，他自然也想不到什么金融办法，他的好办法当然就是小人压榨法，在实行强硬手段打压了那些投机的商人后，就粗暴地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商人的孩子不能读书、不能当官，甚至子女通婚也要受到严格限制，这种仇富心理几乎导致商人阶级的崩溃。

    刘邦这种粗暴的行政干预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完全是权对钱的绝对压榨。

    到了刘彻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开刀的对象还是商人，可这主刀大夫的手艺是非常精湛的。

    刘彻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智囊团——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他可以称作是史上最为高明的搜刮能手，野蛮的掠夺行为三下五除二就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最让商人恐惧的政策恰恰又是出自商人之手，这样的一个以敌制敌的办法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接下来商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刘彻在一连串的组合拳之后，商人们晕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汉朝做一个商人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在汉代以后，能让人记住的古代商人已经寥若晨星，大多数留名的走的也是搞笑路线，比如卖草鞋的刘备和卖烧饼的武大郎，这些人数量可以无限多，力量却又无限小。

    商人已经不是热热闹闹、牛逼哄哄的角色了，商人已经是有点儿没落的冷感了。

    商人的噩梦

    干一件事，首先要考虑钱的问题，这皇帝也不例外。

    对于匈奴，刘彻是放长线钓大鱼，可这鱼线的造价确实不低啊。

    汉朝的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哪禁得起匈奴这连人带马的一顿糟践，可匈奴最爱干的也就是这事，汉朝的农耕生产受到严重的威胁。

    刘彻养马练兵，和匈奴持续战斗了四十多年，最终击垮了匈奴的主力。我们知道，军事上的实力绝对不能只取决于决策者的知人善任和运筹帷幄，也不能只取决于将士们的英勇善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钱，从古至今，钱都是大问题，一直都是。

    打仗是废银子的事情，看看伊朗和阿富汗就知道了。

    刘彻俯瞰汉朝子民，这油水从谁身上挤呢？

    刘彻犀利的凶光划过商人泛光的脸。

    《汉书·食货志》记载：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刘彻向还沐浴在“休养生息”这个澡盆子里的商人们“大开杀戒”了。

    现在汽油这个贵啊，多少有车的人想梦回古代，北边山坡上割点儿草基本上就能够让这马车开他个几十里了，可你做梦要是到了刘彻那个时代，那么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个噩梦。

    我国最早的“车船税”闪亮登场了。如果你是官吏、三老、骑士，那么好，你愿意开多少车就开多少车；如果你是一般平民百姓，每辆车得交一百二十钱的税，特注：如果你是商人，那么对不起了，你每辆车得交二百四十钱的税。

    地上走的完事了，水里游的开始了。

    只要拥有船只五条以上，一条纳税一百二十钱。

    那个时候的商人是怎么回事，就是南倒北买，赚的就是个折腾钱，这折腾的工具当然就是马车和船只，这些作为商贾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都是无法藏匿和逃税的。

    所以，刘彻在车船上面没怎么废工夫就征集了大量的税收。

    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刘彻发动了远征匈奴的战略大决战，击溃了匈奴左贤王的主力。在这一战中，汉朝十四万马匹出塞，得胜回来时仅仅剩下三万匹。仅此一点，打仗真的是烧钱。

    烧钱是烧钱，充当消防员的还是商人，刘彻又向商人开征财产税——“缗钱税”。这个拗口的税就是要求商人们向政府如实呈报财产，你说的是不是实话还得经过验收，按率征税。手工业者财产四千钱征一算，而商人们则要每二千钱征一算（一百二十钱），不仅如此，还向高利贷者开征利息税，按其本金，每二千钱征税一算。

    征税期间，如果遇到不老实的偷税漏税行为，基本上和现在死刑犯判决的中间一句等同：“判处某某死刑，没收其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彻发动群众的功夫是不错的，当时有一个“告捐”制度，凡是告发不如实申报财产的举报人，查实后奖给告发者一半。这和我们现在的有奖举报制度有点儿像，我们现在的有奖举报制度恐怕就是根据这个演变过来的，几千年了，确实经久耐用。

    刘彻的财产验收官也许有打盹的时候，可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睡着了，还有那个是睁着的。

    重罚之下也有勇夫，汉朝以身试法的商人不在少数，通过这些措施所征收和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刘彻又大赚了一笔。

    刘彻找到了生财之道，于是，这项征税运动愈演愈烈，征税范围由原先以现钱和车船为主扩大到包括田宅、畜产、奴婢在内的一切财产。值钱和不值钱的财产统统都要折合成一定的现钱做纳税的基数。前述那些擦亮眼睛举报偷税漏税的良民慢慢发现，他们告的人不是他们的三舅，就是他们的大姨。收税对象由最初的“只为商贾居货者设”，扩大到“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汉书·食货志下》）

    这项疯狂的敛财运动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打击了大商人，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阻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刘彻的金算盘

    一个帝王从来就不是专攻某个专业的，你看那个专攻文学的南唐后主，文章写得很好，可是治国就差了点儿。

    刘彻的税收方法侧重于有钱出钱的原则，凡是商人可以发大财的生意，一律由官办经营，例如开矿、冶金、煮盐，酿酒，其他的行业也要抽营业税。最厉害的是财产税，不管是动产或不动产，概由业主报价照抽。

    刘彻自然也不是学经济的。他的背后有一个人，也正是这个人，掌管着此时汉朝的算盘。

    这个人就是桑弘羊，刘彻时期的大臣。

    桑弘羊，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十三岁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起，一直到刘彻去世，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深得武帝宠信。元狩年间以后，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此外，还组织了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史称当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桑弘羊能成为理财专家，这与他的家庭和故乡是紧密相连的。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一些人经商致富后，就参与了政治活动。当时的洛阳是早在周朝就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把俘虏的殷人都称作“顽民”，这个叫法可不是什么光荣称号，不是顽皮的人民，而是顽固不化的刁民。

    这些人不但被强制安上了绰号，而且他们还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于是大多数人就是下海经商了，这句话差点儿让我说成落草为寇。

    商人是最富冒险精神的一个阶级，这点无可否认，在商人光景日渐萧条的时候，偶尔蹦出那么一两个商人，着实让人吓一大跳。

    桑弘羊的家庭就是当时洛阳很富有的大商人，否则他小小年纪就能做刘彻的侍中实在是不可思议。侍中是一种加官，从上到列侯、将军、卿、大夫，下到太医、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当了侍中，就意味着你可以经常出入禁中，接近皇帝，所以这个特殊的官职一直非常热门。

    可见，这个职位是花了不少银子的。

    买卖一

    桑弘羊从十三岁做侍中，一直到三十九岁出任大农丞，当了二十六年的侍中。

    这期间，由于汉武帝大规模地对匈奴用兵，文景之治攒下的那点儿家当也快被用光了，汉朝面对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主要负责财政的大农令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向刘彻推荐了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

    以敌制敌，这招最狠，刘彻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把赚钱的买卖全部让朝廷来做。

    桑弘羊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了，由于他很善于计算经济问题，刘彻让他帮助东郭咸阳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细则。

    对于汉朝，这可是个大动作，整整耗时一年之久，细则的内容主要是将原来私营的盐铁划归朝廷管，由国家完全垄断盐铁的生产，不许私人经营。

    这个霸道的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刘彻的批准，他很快就设立了盐铁的官营机构，好多大商人也乘机改行做官了——原来经营盐铁生产的商人为各地官营盐铁的主管官。这项政策在经济上是取得很大成效的。

    上行下不效，刘彻是没有办法的，由于地方的某些盐铁官吏的不良，以及大规模统一生产经营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在盐铁官营之后，对农民也有很多不利之处。如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对盐铁的销价定得太高，而质量和品种太次、太少等。

    三年之后，孔仅就升任为大农令，桑弘羊也被提拔为大农丞。大农令是封建政府的财神爷，也就是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大农丞是他的主要助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桑弘羊在理财上就显示出他的突出才干，刘彻也越来越喜欢这个金算盘。

    盐的生产，是由当时的汉朝政府自备资金，盐官供给煮盐的人工具和粮食，在盐官的监督下将煮成的盐全部售给国家，然后再由国家出售给人民，个人不得私售。简单点儿说就是生产的时候是公司联营，销售的时候是国家统一购销。

    铁的生产，是在郡国出铁处设铁官进行生产，就算郡国流出再多的铁最终点数的还是中央政府，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由汉朝中央进行控制。因为铁的冶炼不但技术比煮盐要复杂得多，而且成本和规模也比制盐要大，所以它主要采取国家经营的方式。

    买卖二

    政府不仅把手伸到垄断行业，当时就连地方郡国定期贡纳实物都要折现，这就是桑弘羊主张的均输法。

    就是各郡国每年上交中央的贡品，都要按照当地的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交给国家之后，由均输官统一调运到缺乏这些产品的地区出售。这样不但各郡国再也不用为了贡物而派人四处采购物品了，而中央政府也做起了东采西卖的差价买卖，从中获得了很大利润。

    这个利于四方的政策，不仅增加了政府收入，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麻烦，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打击了商人的暴利。一举四得。

    买卖三

    在汉朝初年的时候，买东西是一件爽快的事，但却不是一件潇洒的事。倘若你要埋单走人的时候，哗啦啦掏出的一定是一批大小、轻重不一的钱币，这可没有我们现在齐刷刷的人民币来得潇洒。

    这是因为汉朝初年，国家对钱币的铸造采取放任的政策。当时不但钱的大小、轻重不一，钱币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悬殊，因此很多人做起了做假币的活儿，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和通货膨胀。到了汉文帝五年的时候，政府更是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因而币制更加混乱。一些豪强和大商人，常常在铜内混入乱七八糟的金属来牟取暴利。

    当时社会因为钱币面值问题出的刑事案件不在少数。

    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整顿过一次货币，但效果并不理想。当时一共造了三种货币：一是皮币，就是用禁苑里养的白鹿皮制成，每个一尺见方，上面还绣上五彩花纹，每个值钱四十万，这种钱由于材质和面值的原因，范围基本上只在上层贵族中流通和使用。

    另一种是白金，这是用库存的银、锡做的合金币，分值钱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种。

    第三种是取销半两钱改铸的三铢钱。

    粗略一看，还真吓一跳，倘若换到现在，消费真的成了一场噩梦。

    先别说钱币的价值相差悬殊，四十万后面就是几千，要是哪天没带零钱用四十万买了一个几百钱的东西，那得倒腾多长时间啊。

    再说就是怪不得这个方案施行得不好，先别说面值相差如此悬殊，几十万下来就是几千，钱币的种类五花八门，汉朝人钱包都得准备得不能重样。

    这招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很快就在消费者的怨声载道中淘汰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汉朝的各个郡国还有造钱的权力，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郡国出手比刘彻大方的事件多了去了，这其中的原因就不难想象了，经济上自成一统，说句贴切的话，挖个坑，往进灌铜水就能造银子。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乱七八糟的货币，刘彻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

    桑弘羊的意见主要是：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力，全部收归国有，由中央政府一手掌管，各个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这就是说造钱成了政府的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在消费生活中和朝廷就直接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有联系也就必然有了牵制，有了牵制就有了控制。刘彻这才恍然大悟，经济决定政治啊。

    这次的币制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从此那种粗制滥造的劣质钱币就退出了市场，这样不但增加了汉朝的财政收入，而且也稳定了市场和货币流通。它对汉朝的统治也来了个底朝天的彻底巩固。

    人民中不乏刁民，商人中不乏鸟人。

    为什么这次汉朝说禁止私人铸币就能禁止得了呢？原来这次货币改革找到了症结，首先将全国的铜材集中在中央，铸币的原料都是由上林三官统一调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些个不法铸币的人总不能改用石头吧。

    其次，价格标准与重量标准一致，这次所铸的三官五铢钱，实际重量也是五铢，不像以前连钱币都缺斤短两，这样自然就减少了货币毁销改铸的弊病，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而具有固定的重量与形状，在进行交换时是以计数（枚）为单位的。由于铜钱是以数（枚）量为计算单位，因而重钱与轻钱在流通中具有相等的价值，这也就成为盗铸者将重钱私销改铸的根本原因。当铜钱的名义重量与实际重量不一致时，货币盗铸者就会将重钱私自熔销，改铸成轻钱。

    再次，铸币技术提高了，铸造的工序比较复杂，就像人民币多了很多道防伪工序，所以盗铸者造起来比较困难。

    这次币制改革是汉朝的一次创举，此次露脸的五铢钱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这些与桑弘羊这个金算盘的经济思想是分不开的。

    盐铁、均输、货币政策，这是桑弘羊打理汉朝账本的三种比较突出的做法。这就解决了刘彻在经济上的忧虑，在连年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开支急剧增加。桑弘羊此时担任封建国家的主要财政负责人，他能在不太多的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下，满足刘彻庞大的财政需求，这确实是一大功劳。也就是这个原因，桑弘羊一直被刘彻看作是大汉的财神爷，深得刘彻的信任。

    史家评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卖官攒钱

    由于汉朝政府在国民经济赢利的环节无孔不入，桑弘羊的建议几乎把能赚钱的买卖都划给国家了，政府俨然成了汉朝最大的商人。

    当时的封建社会里最能吸钱的行业已经统统把持在政府的手中了，但是，刘彻还要想从商人手里抠钱，不，准确点儿说，刘彻还想从有钱人手里抠钱。

    这个时候商人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出于本能，一些商人在积极地寻找新的市场，但大多数商人只得把大量钱财雪藏起来，商业术语叫作窖藏，主要是指商人把最能体现商业资本价值、单位价值较高的金属货币等，从生产、流通领域中抽取并封存起来。《汉书·食货志》所载的“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可想而知，刘彻虽然制定了很多盘剥商人利益的政策，但是商人多年的家当还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破产的。

    所以，刘彻做了一个大诱饵，等的就是有钱的人上钩。

    这诱饵的材料就是官爵，愿者上钩。

    想这个办法的人还是桑弘羊，至今说起这位理财天才，人们记住最多的还是他的均输法和卖官，人们还愿意说，他因前者而名垂青史，因后者而遗臭万年。

    不论是谁，凡是想当官的，或者是犯了罪希望得到开释的，只要将粮食交到粮仓内，即可得官或免罪，官职的大小要根据所交粮食多少来安排。如交六百石粮食的可做郎官，交得更多还可终身免除赋税徭役。

    但是你不能就此定论汉朝一切官职都注满了铜臭，刘彻用人的最大特点还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贵为皇后的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仆私生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也是从贫苦人民中选拔上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有的竟是越人、匈奴人。

    这些情况说明刘彻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刘彻用人就没有标准，标准还是有的，标准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这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有才艺、有智谋，那么我大汉的门就向你敞开。刘彻时期的人才济济和景帝时期的人才匮乏差别真是巨大。怪不得班固老人家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

    买卖的官职也是特选官职，要真是丞相也能买来的话，还真敢有人拖着金子让刘彻把皇位开个价。

    此项政策施行一年之内，国家粮仓都装满了粮食。不用给老百姓增加赋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即飞速增加，一切开支都有了剩余。桑弘羊所采用的这个办法固然增加了国家收入，但混淆了是非，助长了买官之弊，保护了犯罪之恶，伤害了善良百姓。

    这可不是给某些地方皇帝做政治榜样，汉朝的都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筹备军饷、赈灾等，这些也都是因为国库空缺不得已而为之。

    说句实话，就是卖官也是公开进行的，收入也是全部归为国有，只要有钱的人，你想捐个官当当也是平等对待，可谓机会平等。买了官，皇帝老儿发个圣旨或执照，说明你捐了款才当上这个官。这个必须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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