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浥行露。

    “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

    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

    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

    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

    亦不女从！”

    这是《诗经·国风·召南》里的一首诗，诗的文章写得非常之精简而有力量，在我习惯了现代短篇小说的人，即是说受了西方文学影响的人看来，一点没有不明白的地方。西洋短篇小说最讲究经济，要以少的文字写出多的意思，这一首《行露》真是最经济的写法。凡属经济的写法，并不是故意求之，乃是一种天然的武装，必是最沉痛的文章，最富有反抗性的文章。我这样抽象的说还不行，我要具体的解释《行露》这首诗。第一章三句，毛传，“厌浥，湿意也”，形容露之湿。两个“行”字都是名词，即是“道路”的意思。“谓行多露”的“谓”字，王引之《经传释词》说，“谓犹奈也。”王氏引了许多证据，在《诗经》里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谓之何，即是奈之何。又如“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即是说师尹为政不平，其奈之何？所以“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意思是说“我本是半夜里起来走路的，无奈路上露水太多，难以行走，所以到时天已经大亮了。”或者到时红日已经好高也说不定。《诗经》里“岂不”的句子都是将肯定的意思以反语出之，如《大车》里“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东门之墠》里“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两个“岂不尔思”都是“我本思你”的意思。所以这里“岂不夙夜”正是说夙夜而行。这一章诗是写女子半夜起来走路，从乡下到衙门口去打官司，因为男子告了她。乡下女子进城，尤其是为得诉讼之类的事情，总是夜里起来走路的，一方面女子性急，一方面又怕白天里给人看见有点羞惭。这种人情，我在乡村间见得很多，中国农村社会古今恐相差不远。在北平有一个小曲，叫做《王定保借当》，里面写了两姊妹赴县衙鸣冤，有云：“二人打伴到县衙，夜晚登梯过墙走，背着爹娘私离家。姊妹俩，行路难，天明见人面羞惭，一直找到衙门口。”《行露》诗里的女子也正是这个心理，天明见人面羞惭，故她说，“我走是走得很早的，半夜里就起来走路，无奈路上露多不好走了。”首句“厌浥行露”是一个叙述的句子，接着“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便不是作诗者的叙述，是诗里的主人公一个女子自己说的话了。我们读了这第一章，仅仅三句，因为是三句，所以迫促得有趣，我们读了就知道有一种痛苦的事情发生，一种急迫的事情发生，真是写得精干有力量。接着二三两章把全个事情都告诉我们了，都是写得那么简短，那么明白，那么沉痛，用女子自述的口气。只可惜中国后代的文人既缺乏思想，又不懂得文章的技巧，一直埋没了这种好诗，糟踏这种好诗。

    二章，“何以速我狱”，“速”训“召”，“狱”即是“讼”，“速我狱”同三章“速我讼”是一样的意义，即是说“弄得我吃官司！”这首诗的作者，或者是另外一个作诗的人，或者作诗的人就是吃官司的女子自己，我们无从知道，但技巧真是高，我们从简短的文字里可以推测（简直不是推测，是完全知道！）男女两造的关系。因为比喻用得好。“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这是一个乡下人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看见麻雀儿在屋角里跳动得响，一幅最生动最寂寞的情景，——“雀儿，你又没有角儿，怎么钻进得来的呢？”乡下人与牛儿或羊儿最有感情，牛儿或羊儿倘若钻进屋里来了，毫不足奇，仿佛牛儿或羊儿牠本是有角的，牠应该钻进屋里来！由此可知道这里有一个男子，“女（同汝）本是无家的，但你同我有了关系，于是你仿佛你有家了，所以你现在告我了！你同我虽然有关系，但我们之间夫妇的关系是不够的，（诗里说是‘室家不足！’）所以你告我我不怕的。”

    接着第三章妙喻层出不穷，鼠也是最能在我们家里墙上打洞的，我们平常看见老鼠把家具或衣服咬破了，心里总觉得奇怪，这个小东西当然有牙齿，但我们看见牠咬破了坚硬的东西如木头之类，仿佛这个东西没有牙齿似的，牠怎么这么的会咬！雀穿我屋，鼠穿我墉，虽然不是正式的关系，但也确是最有接近的关系了，最容易进我们屋子里的莫过于雀与鼠这两样东西了。所以我说这是妙喻。二章说“室家不足”，三章说“你无论如何强迫不了的，我不会跟从你的，我要同你断绝关系！”所以我说整个的事都明白的告诉我们了。这种“谁无〔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的事情在乡村间是很有的，只有古代的《诗经》给我们写得那么好罢了。这首诗很可能是女子写的，就是另外一个诗人写的这个诗人也是同情于女子的，是女子写的我们敬重这个女子，是诗人写的我们敬重诗人，因为这首诗尊重女子的生活，了解女子的痛苦，把农村社会里的妇女生活状况与妇女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虽然只有那么几行文字。这种诗表现出的是一种健全的妇女观，这是不成问题的，真正的艺术必定是健全的，同时又反映了牠所出生的那个社会。

    三百篇的背景当然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而有反封建思想，那正是艺术的价值，艺术不能超过牠所出生的社会，但艺术最重要的性质是反抗性与严肃性，这便是艺术的永久价值了。

    因为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你如不是诗人，换一句话说你如没有反抗性，你便不能懂得这些诗，所以历来解诗的人大半是封建思想了。什么毛传，什么郑笺，都是乡下老学究做的玩意儿，他们是一点也不懂得文学的。朱熹较高明，然而他又到底是道学家。即如这一首《行露》，毛也好，郑也好，朱也好，都是拿一个“礼”字来解释。毛传解释“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说是“终不弃礼而随此强暴之男。”所以二章“室家不足”解为礼不足，毛传拿出礼的标准来，说“昏礼纯帛不过五两。”郑笺则是，“室家不足，谓媒妁之言不和，六礼之来，强委之。”这都是凭了自己的意见，于诗的本身之外加了许多的事件来解诗。这一来，对于第一章三句自然无法解释了，陈奂《毛诗传疏》替毛公说话道：“故此云厌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岂不早夜而谓多露之能濡己乎？以兴本无犯礼，不畏强暴之侵陵也。”郑笺则是：“言我岂不知当早夜成昏礼与？谓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与诗上下文不相连贯，不知说的是些什么。朱熹集传解释第一章云：“南国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诗以绝其人，言道间之露方湿，我岂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尔。盖以女子早夜独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托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我看他“作此诗以绝其人”的话，实有所见，“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似乎也知道男女曾有关系，不知怎的他说不出人情之所以然，扯到教化上面去了。不管怎样，朱传较之毛郑要高明些。

    清代姚际恒颇能有识见，其释《行露》首章云：“此比也。三句取喻违礼而行，必有污辱之意。集传以为赋，若然，女子何事蚤夜独行，名为贞守，迹类淫奔，不可通矣。或谓蚤夜往诉，亦非。”这个“或谓”本来很对，不知何以“亦非”？我看到这句话很喜欢，我的意思正是如此。这一章确是“赋”，即是叙述。毛传谓之“兴”，姚际恒谓之“比”，俱非。

    我这样说诗，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有人问我：“你有什么证据呢？”这种人是中了考据的毒，我只好回答他：“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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