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从遥远的天际消失了。
伊斯兰教的新月——那是与苍穹拥抱的象征——在大漠瀚海冉冉升起。
辉煌到了顶点，就预示着晚照的到来。
那个高头大马、一脸憨厚相的安禄山，在他向玄宗谄媚傻笑时，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正是他，给鼎盛的唐朝带来万劫不复的大祸害，把高悬中天的帝国日轮向山坡下推去。
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使大唐朝一蹶不振。最大的“忠臣”
成了最坏的逆贼，固然是唐朝江河日下的祸根，但玄宗的昏庸无道，错杀功臣，则起到了损兵折将、自毁江山的作用。
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是在西域立下赫赫战功的著名将领。前者曾任安西大都护府的都护，在塔里木河流域声名远播；后者曾任安西四镇节度使，也是屡建奇功的战将。
高仙芝曾于公元747年奉唐玄宗之命，从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发兵，经拨换城（今阿克苏）、居史德城（今巴楚县境内）、疏勒（今喀什）、葱岭守促（今塔什库尔干），渡波密川（今帕：米尔河），讨伐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当时小勃律王迎娶了吐蕃公主后叛唐，致使西域20余国的贸易物品被吐蕃扣留。高仙芝率领步骑一万，行军100天，大军涉越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塔什干河、波密川，到达特勒满川（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分兵三路，渡过当时洪水正涨、波涛滚滚的波密川，消灭吐蕃军六千人。高仙芝率兵乘胜追击，直奔小勃律而去。但行军三日又被达科特山挡住去路，悬崖峭壁、险山畏途，无法通过，智勇双全的高仙芝身先士卒，渡过40里长的深山小径，智取了小勃律，小勃律王投降。高仙芝这次远征的胜利，震动了中亚和阿拉伯各国。从此，高仙芝身为安西大都护府第27位都护，守土有责，东讨西征，身经百战，屡屡获胜。他与于阗王一起击破萨毗（今罗布泊南）、播仙（今罗布泊西），接着又取竭师（今巴基斯坦北）、破石国（今塔什干）和突骑施（今楚河流域），因他善于在高原作战，而被中亚和西域各国尊称为“山岭之王”。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唐玄宗下诏书令高仙芝入朝。高仙芝入朝是轰动长安的一大新闻。他未免有些过分，居然把俘获的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国王和竭师国国王等，万里迢迢带到长安。引得长安城万人空巷，争睹高仙芝的风采。诗圣杜甫写下了一首《高都护骢马行》，记述了当时万众欢呼凯旋的盛况。当他气宇轩昂地从朱雀门大街走过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厄运正在等待着自己。
高仙芝的老部下、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也于天宝十一载奉诏入觐，加御史大夫，并兼任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节度使。
不久，安禄山反叛的渔阳鼙鼓震地而来，唐玄宗任命高仙芝为副元帅，率军与叛军作战。但叛军气势正盛，长驱直入，摧枯拉朽，很快就兵临洛阳城下。守将是自动请缨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他募兵六万，尽是不曾从军的市民，毫无作战能力。封常清老马失蹄，六万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眼睁睁全军覆没，洛阳失守。封将军突围而出，逃到陕郡（今三门峡市西），投靠驻守在那里的老都护高仙芝。
洛阳成了叛军的首都，与长安对峙而立“燕”国，中间仅隔潼关。
封常清向高仙芝建议，陕郡平原难守，不如进据雄隘潼关，以作长安屏障。两位长期合作的军事家所见略同，便迅速移兵潼关。
谁料想一局胜着竞遭暗算。他们擅自移兵的行动已招致玄宗不满，而高仙芝又偏偏没有处理好与监军边令城的关系，两人摩擦渐深，越闹越僵。监军大人早已向玄宗打了密告，说封常清兵败洛阳动摇了军心，说高仙芝故意放弃陕郡大片土地，又克扣军队粮饷，减损了战斗力。
如果玄宗不老迈昏聩，就应看到高、封二将有西域作战经验，移兵潼关凭险据守，把安禄山的叛军阻挡在潼关以东，尚可保住长安，争取平叛的有利时机。但玄宗在失败面前太不冷静，偏听偏信，竟下令将高仙芝、封常清在军前斩首。
封常清在西域多年，一直跟随高仙芝，从判官升至节度使，为维护塔里木河流域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和北庭、高昌一带的安全，戎马倥偬，战功显赫。高仙芝更是一代名将，威震西域，名扬中亚、阿拉伯乃至东罗马，七十二国称颂将军英名，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他们的结局，万不该如此。
行刑时，军士齐声高叫，大呼冤枉，“其声振地”。
大敌当前，大将未死敌手，却引颈就戮于内耗之中。二位将军的个人悲剧，预示着大唐帝国的悲剧即将上演。
很快，长安失守，唐玄宗李隆基败逃四川，他的儿子李亨于756年即位登基，各地响应，举兵平叛。李亨远调塔里木河流域守军安西副节度使李嗣业和安西军司马李栖筠先后率军，人关平叛。接着又调动于阗、龟兹的地方武装，转战于陕、晋、豫一带，在李亨兵力薄弱的情况下，西域各路军队的到达，成为平定叛乱的生力军和主力部队。正如李亨的宰相李泌所说：“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朝虽然得以延续一百多年，但已不是往日的风光了。藩镇割据局面逐渐形成，唐王朝的统治已捉襟见肘。安西都护府虽然还设在龟兹，安西四镇和北庭的节度使也仍驻原地，但因甘肃河西一带被吐蕃势力所占据，控制了西域各国通往中原的咽喉，从而这惟一的东、西方交通要道被切断了。
接着，吐蕃政权加紧对塔里木河流域诸国和天山以北地区的进攻，金戈铁马，杀声震天。安西、北庭等地驻军奋起抵抗，誓死坚持。当时的北庭节度使曹令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数次派使与中央政权联系，但都因吐蕃严密封锁而不能到达长安。，后来他们通过回纥境内绕道东行，终于与唐朝取得了联系。唐朝任命曹令忠为北庭大都护，给郭昕加上安西四镇节度使和安西副大都护的头衔。坚守在西部边疆的将士，在唐朝无力西援的情况下，仍不屈不挠地抗击吐蕃，血战疆场。唐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朝命令安西、北庭二都护府撤退，把塔里木河流域和天山以北大片地方让给吐蕃政权，但这里的军民没有听从朝廷敕令，又继续坚持了好几年。直至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慧超和尚自西域归来，向朝廷报告说，塔里木河流域的军政官员还在坚守阵地。慧超记下了他们的姓名：疏勒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于阗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威戎城（今阿克苏）镇守使苏岑；据瑟德城（今乌什）镇守使卖诠；安西副大都护郭昕，龟兹王白环；乌耆（今焉耆）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等，以及天山以北的北庭节度使杨袭古。
唐朝的衰落，吐蕃的入侵，没有动摇他们守土的决心。他们的名字如塔里木河不息的波涛，流传至今。
到八世纪末，吐蕃势力逞强凌弱，由南向北推进，使塔里木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终于落入吐蕃贵族手中。
守卫疆土的将士们失败了。
本来，历史的更替，王座的易主，战场的胜负，是很平常的事。
但失败于远离中原的塔里木河畔的将士们，他们的结局不是像文人们常常称颂的那样：慷慨悲壮、英勇赴难、光照日月、气贯长虹。
他们的结局比人们想像的要惨痛得多。
那些陷入敌手，不堪忍受非人待遇的将士们，纷纷弃子抛妻，沿着哀鸣低吟的塔里木河，历尽艰险向中原故乡逃奔。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承受万般磨难回到中原，又被唐军当作吐蕃“蕃生”抓住，重新成了俘虏，他们少时离故乡，四十多年的西域军营生活使他们的形貌口音都发出了很大变化。老年身披蕃地破毡衣逃回汉地，虽然汉语还没有完全忘记，但不管你怎么申诉，唐军还是不由分说地把他们捆绑起来。
白居易的一首著名诗篇《缚戎人》，记下了那永远警世的惨痛一页。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
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
身披金疮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
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
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
其中一虏语众虏：尔苦非多我苦多。
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
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
一落蕃中四十载，身着皮裘系毛带。
唯许正朝汉服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
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
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
惊藏青冢塞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
忽闻汉军鼙鼓声，路旁走出再拜迎。
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
配向江南卑湿地，略无存恤空防备。
念此同声仰诉天，若为幸苦度残年。
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
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
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
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这是多么催人泪下的凄凉，又是何等让人肝肠寸断的悲伤！
历史惨剧的数数重复，不知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多少沉重的思考。
吐蕃一次又一次地占领西域，一次又一次地给塔里木河流域各地带来惨酷的奴役和深重的灾难。
随着西域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随着西迁回鹘势力与吐蕃的争夺、较量，吐蕃政权虽然被赶出了西域，但是塔里木河流域并没有得到安宁。
伴随着帝国日落，大唐灭亡，塔里木河流域地区迎来了更多的风云变幻，更大的争夺征战……
漂落西域的部族
公元840年回鹘（又称回纥）西迁，成为活跃在西域舞台的主角，又成为后来新疆的主体民族，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也是塔里木河命运的一次巨大转折。
回鹘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回纥长期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关系，作为唐朝的一个属国，统治着漠北地区，并与唐军联合作战，共同对付突厥和吐蕃。
“安史之乱”发生后，回纥汗国主动出兵，助唐平叛。回纥兵作战勇敢，战斗力强，几乎是战无不胜。在收复长安的反击战中，郭子仪率军与叛军激战于长安以西积香寺一带，“王师结阵横亘三十里，贼众十万阵于北”，不料叛军率先发起进攻，唐军大乱。
在这紧急关头，首先出击的是远道而来的龟兹守军，安西副节度使“李嗣业奋命驰突，擒十余骑乃定。”紧接着，“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击之，贼大溃，至午至酉，斩首六万级。”叛军于是退出潼关，长安即告收复。唐军乘胜追击，郭子仪率军开始了重大的新店战役。“贼依山而阵，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被叛军追下山来。这时，“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新旧唐书对回纥兵的作用给予极高评价：“一鼓作气，万里摧锋，二旬之间，两京克定，力拔山岳，气贯风云。”后来，在平定史思明叛乱中，回纥军队又立下了汗马功劳。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朝有三个公主先后嫁给回纥可汗。每一个新可汗即位，都由唐朝册封任命。每年回纥和唐朝都要进行大宗的马、绢交易，双方保持着经常的商业往来和密切的友好关系。
回纥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由于助唐平叛有功，在政治上取得了许多特权。功高气盛，这样就变得骄横起来。洛阳收复以后，回纥可汗纵容部下大肆抢劫掳掠，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马寺惨案。据《旧唐书》记载，回纥兵进入洛阳后，“恣行惨忍”，百姓女子害怕他们施暴，就纷纷逃进白马寺和圣善寺二阁躲藏，但万万没有想到，“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
后来，回纥使者、驻军在长安更是“骄慢纵横，不可一世。常擅出坊市，掠入女子，白昼杀人，入狱劫囚”，而“莫敢为何”。中亚来的商人，也冒充回纥人，“殖货纵暴”，扰乱市场。
后来，回纥汗国统治阶层动摇不安，争权夺位，内讧不断发生，离心倾向日益严重。汗国所属诸游牧部族，开始脱离汗国，对外关系也出现危机。特别是黠尕斯部落（今柯尔克孜族先民）发动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为一度强盛的回纥汗国敲起了丧钟。
汗国内部兵戎相见，外部化友为敌，呈现一派衰落景象。汗国的宫墙出现了裂缝，汗国的车轮无可挽回地向深渊滑去。
回纥汗国气数已尽，祸不单行，在政治动乱的同时，又遇到连续数年的自然灾害。公元839年，饥荒和疫病漫延于汗国全境，冬天又逢大雪成灾，牛羊死亡无数，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秩序混乱，经济濒于崩溃。立国一百多年的回纥汗国，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打击下，终于走上了灭亡之路。
黠尕斯部落脱离回纥汗国之后，势头正盛，在汗国将领的内部策应下，黠尕斯出动十万铁骑，暴风般横扫回纥汗国，攻破汗国都城，杀死回纥可汗，毁坏城郭，掳掠财富，赶走牛羊，拔除帐篷，回纥汗国已不复存在了。
回纥汗国彻底崩溃后，各部众开始逃亡，寻找新的出路。
其部众一部分向南溃逃，大部分向西迁移。
向南的部众立乌介为可汗，由漠北向山西、河北方向转移，与唐朝的关系时好时恶，乌介可汗的牙帐设于大同时，尚有人口十余万。乌介可汗纵兵四处抢劫掳掠，并向唐朝发难。公元843年，唐朝将领石维、张仲武大败乌介可汗。乌介可汗率众逃往今河北北部的黑车子部，结果乌介可汗被部下所杀，余部投降了河北的奚部。公元847年，唐朝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击败奚部，回纥人四散逃亡，逐渐融合在中原人口之中。
向西迁移的是回纥汗国溃败后的主要部众。
西迁的回纥人分成三支，一支迁往河西走廊，就此止步；一支西出阳关，到达高昌（今吐鲁番）；另一支迁往中亚草原。
在河西的一支以甘州（今张掖）为中心，聚集力量、休养生息，逐渐强大起来，由寄人篱下的逃亡者，一跃而为河西地区的主宰者。到十一世纪初叶，河西回纥被西夏政权征服。十三世纪以后又经历蒙元统治时期，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裕固族。回纥人曾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河西的这部分回纥人一直没有改奉伊斯兰教。
进入新疆的一支，在北庭（今吉木萨尔）击败吐蕃，进而攻占西州（即高昌，今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先信奉摩尼教，后以佛教为国教。高昌王国以吐鲁番为中心，控制着东起甘肃西部、西至龟兹、北越天山的大片土地。高昌回鹘王国的政权，一直延续到元朝中期，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留下的回鹘佛教文化遗存，成为传世瑰宝，震惊世人。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第三支回纥人，他们迁到了中亚草原。后来，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由他们改变。历史也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荣登塔里木河流域广大地区主人的位置。
这部分回纥人起先主要在帕米尔高原（葱岭）以西活动，所以称为葱岭西回纥，或葱岭西回鹘。
十至十二世纪，从漠北高原西迁的回鹘人在中亚反客为主，建立了强大的喀拉汗王朝。“喀拉”的突厥语意为“黑”，所以汉文文献称他们为黑汗王朝。
新生的黑汗王朝摧枯拉朽，所向无敌，在中亚消灭了萨曼尼王朝，攻占其都城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城），并将势力扩展到阿姆河以南地区。在东部，喀拉汗王朝攻占了葱岭以东的疏勒（今喀什）、于阗。
喀拉汗王朝的统治中心，起先在巴拉沙衮（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后来迁至塔里木河上游著名古城喀什噶尔（即喀什）。
塔里木河流域的吐蕃统治势力，阻止过喀拉汗王朝东征的马队，结果以失败而溃逃的自然是吐蕃。
喀拉汗王朝向往塔里木河流域丰饶的绿洲，他们最初的胜利仅限于喀什、阿克苏一带，他们的目的是占据整个塔里木盆地。但是在龟兹（库车），喀拉汗王朝的军队与他们的同宗一一高昌回鹘王国相遇，遭到顽强的抵抗。高昌回鹘阻止了喀拉汗王朝北上的势头，库车就成了这两支原为回纥汗国劲旅、现为两个王朝政权支柱的军事分界线。
从此，喀拉汗王朝就开始了漫长而巨大的建立帝业、开拓疆土的计划和行动。
喀拉汗王朝的可汗苏图克·布拉格汗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秘密地信奉了伊斯兰教。在一个深夜，带领自己的数十名亲信，杀死继承他父亲汗位的叔父，成功地夺回了汗位。
于是，在新疆全境推行伊斯兰教、对新疆历史产生划时代影响的大事件，就由苏图克开始了。
“圣战”大旗如飓风
唐朝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新疆成了回鹘人的天下，但不是一统天下，而是三分天下。
除了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回鹘王国，另外两个王国都居于塔里木河上游，一个是于阗李氏王国，基本是由回鹘人统治；另一个就是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由回鹘人建立的喀拉汗王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苏图克因皈依伊斯兰教，才在喀什噶尔成功地发动宫廷政变，所以他夺取了王位之后，就公开举起了伊斯兰“圣战”的旗帜。首先在佛教盛行的疏勒（喀什）、莎车、阿图什、阿克苏等地推行伊斯兰教，在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这些塔里木河的源流，到处飘扬起伊斯兰新月旗。
苏图克执政以后，就揭开了在塔里木河流域、天山南部进行延续数世纪之久的“圣战”的序幕。他在伊斯兰“圣战”旗帜下奋斗一生的功绩，都与他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用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把伊斯兰教引入整个新疆并成为维吾尔等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伊斯兰教文献中，留下了许多高度赞美和神化他的记载。
苏图克在他占据的地域内，用武力推行伊斯兰教，毁坏佛教寺院和一切偶像崇拜的宗教设施，彻底消灭敢于抵抗的异教徒。
苏图克在位45年间，虽然发动了对笃信佛教的于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的伊斯兰“圣战”，但直至他于公元955年辞世时仍未取得胜利。据说苏图克汗王本人正是为了伊斯兰“圣战”，而死在征伐异教徒的战争中。
因此，苏图克在伊斯兰教历史中确定了他很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他的确是塔里木河流域历史转折的弄潮儿，是把伊斯兰教播撒全新疆的第一颗火种，是维吾尔的民族航船驶入伊斯兰王国的舵手。当然，他也是将辉煌数世纪的佛教文化毁灭于战火中的第一个发动者。
苏图克死后，他的长子木莎继位。
木莎在位的全部历史，是接过先父苏图克“圣战”的旗帜，继续进行征讨于阗佛教政权和高昌回鹘王国的战争。
公元960年，真主给木莎带来了好运，据记载当时有20万帐突厥人信奉了伊斯兰教，这就又一次激起了这位新汗王木莎推行伊斯兰教的“圣战”狂热。
同年，他正式宣布，伊斯兰教为喀拉汗王朝的国教。
接着，雄心勃勃的木莎亲率大军向于阗出征。不料，于阗方面早有准备，并出兵迎战，于叶城一带，两军在叶尔羌河附近展开血战，双方激战数天仍不分胜负，但伤亡都很惨重，于是就各自后撤，暂时收兵回营。
虽然于阗国佛教烟火得以延续，国土得以保全，但声势浩大的伊斯兰“圣战”锋芒一直指向于阗，这使于阗举国上下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
于阗是西域佛教文化中心，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回鹘西迁时也大量拥入于阗，导致了统治集团也被回鹘人所代替。但其王国性质，仍如高昌回鹘王国，信奉佛教为国教，政治制度也与中原王朝相同。
唐朝灭亡后，于阗尉迟王朝仍自称是“唐之宗属”，并且以唐朝国姓李氏为姓，这时的国王还给自己更名为李圣天。他崇尚中原文化，以汉式帝王服装为衣着，实行中原封建王朝制度，采用内地通行的年号，他建筑的宫殿也仿照中原形式，并面朝东方。
他多次派使赴中原，谋求与中原王朝加强联系，终于在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被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后来李圣天还与北宋王朝在西北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取得联系，并缔结了姻亲关系，把于阗和中原王朝的从属关系延续下来。
在喀拉汗王朝征讨于阗时，李圣天得到高昌回鹘、河西曹氏的支持和帮助。
公元966年，李圣天逝世，继位的几代于阗国王都基本坚持了李圣天的国策、遗规，时刻警惕着来自喀拉汗王朝的威胁。
喀什噶尔河忽然翻起一朵浪花，为警惕中的于阗国点缀了一些喜悦的色彩。那是公元969年，喀拉汗王朝的都城喀什噶尔爆发了武装起义，在反抗伊斯兰化的佛教徒策应下，于阗国的军队居然轻而易举地攻入喀什城。
这一胜利使于阗国上下欢欣鼓舞，于阗王不仅写信向沙州曹氏报告喜讯，而且还准备将在喀什获得的舞象等财宝，送往开封向北宋王朝进贡。
好景不长，喀什噶尔又很快被喀拉汗王朝夺回，两国再次处于旷日持久的拉锯状态。
木莎死于公元986年。他在位期间未能攻下佛国于阗，也未能实现进一步扩张伊斯兰教的雄心壮志。但他做了一些发展经济文化的事情，受到伊斯兰史家的称颂。首先，他开辟了由喀什辐射所辖地区的道路交通。在喀什噶尔河流域开发农田，兴建了水利设施。还创办了一所皇家伊斯兰经学院，筹建了一所图书馆，使喀拉汗王朝都城喀什，成为塔里木河流域一带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西域和中亚著名的伊斯兰教中心。
木莎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阿布·哈桑。
阿布·哈桑继承了王位，也继承了祖、父两辈的扩张政策。
阿布·哈桑执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于阗佛教政权的“圣战”。
这次战争，新主阿布·哈桑虽然高举“圣战”大旗，如狂飚飓风般向南冲去，但由于对手过于坚韧顽强，飓风行动还是不得不停止在波涛滚滚的叶尔羌河北岸。
喀拉汗王朝东南边的于阗国，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去处。
处于汗国东北部的高昌回鹘王国，更是鞭长莫及。
于是，扩张心切的阿布·哈桑只有把“圣战”的锋镝挥向西方——葱岭那边的中亚萨曼尼王朝。
阿布·哈桑兵分两路，如狂飚如飓风，果然是横扫千军，所向无敌，连连攻下费尔干盆地和撒马尔罕、布哈拉两座名城，萨曼尼王朝崩溃。喀拉汗王朝以葱岭以西广大地区新主人的身份，重新载入了中亚史册。
具有戏剧性的是，于阗军队趁阿布·哈桑移师西征的时机，从背后向他发动了进攻。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阿布·哈桑，不得不挥师东返，仓促应战。
结果，此战以阿布·哈桑的悲剧告终。
阿布·哈桑在对于阗进行的“圣战”中，于公元998年战死于英吉沙一带的疆场中。于阗军队趁阿布·哈桑阵亡之际，一鼓作气，再度攻占了喀拉汗王朝都城喀什噶尔。
这一结局，同时出乎双方的意料之外。
阿布·哈桑的侄子玉素甫·卡德尔汗，在撒马尔罕抢先宣布继位。
公元999年，玉素甫·卡德尔汗招募了来自巴格达、波斯、印度及中亚的雇佣军。这支号称十四万之众的伊斯兰十字军，不仅收复了喀什城，而且敲响了于阗佛国覆灭的丧钟。
击败于阗军队，结束延续了数十年的这场战争的使命，是由玉素甫·卡德尔汗完成的。
1006年，玉素甫·卡德尔汗终于全面征服了于阗，伊斯兰教彻底取代了佛教。
不愿放弃佛教信仰的两位于阗国首领，率军退至昆仑山中，凭借天险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被“圣战”者消灭，余部越过昆仑山逃亡西藏。
从此，盛行千年的佛国于阗，香火断绝，钟鼓禁声。一个宗教故事谢幕，伴随着一个新的宗教故事的开场。
喀拉汗王朝剩下的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心病，是占据在塔里木盆地东北部的高昌回鹘王国，那里仍旧是西域最大的佛教中心。
高昌回鹘王国的领地包括吐鲁番盆地、天山以北的北庭（今吉木萨尔）、罗布泊附近的且末、塔里木河中游的库车。喀拉汗王朝的多次出兵征讨，都没能越过库车一线。高昌回鹘王国，成了喀拉汗王朝啃不动的一块硬骨头。
这时，成吉思汗的骑兵铁流千里，气吞山河，给塔里木盆地上空笼罩上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高昌回鹘王朝看到西辽王朝江河日下，濒于崩溃的局面，就顺应历史潮流，及时地脱离了与西辽的关系，归顺了成吉思汗，臣服于后来建立的蒙古帝国王朝。
高昌回鹘王国境内，佛教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得到了发展。回鹘王国时期对佛教艺术文化的许多光照后世的建树，就是这个时期内进行的。
天有不测风云。到十三世纪末叶，蒙古贵族海都、都哇制造叛乱，燃起战火。为了在军事上取得喀拉汗王朝的支持，包括海都、都哇在内的许多蒙古贵族都信奉了伊斯兰教。
都哇指挥十二万大军，于1275年包围了高昌都城，进行了六个月之久的战争，最后没有攻下，但给了高昌以毁灭性打击。
后来，塔里木河流域地区，成了察合台汗国的属地。首领秃黑鲁·铁木尔汗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他统治下的察合台汗国也就成了伊斯兰汗国。
成吉思汗的这批后裔，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以百倍的狂热继续进行伊斯兰“圣战”，完成了喀拉汗王朝几代汗王未竟的事业——征服高昌回鹘佛教王国。
十四世纪末前后时期内，千年古城交河、高昌，落人“圣战”
者之手。
伊斯兰“圣战”者在进攻高昌时，高唱着如下的战歌：
我们像山洪般一涌而至，
爬上城头向前面奔跑；
把他们的佛寺夷为平地，
在菩萨的头上拉屎撒尿！
此后，佛教势力又退出哈密，伊斯兰教的新月旗帜终于播遍了新疆的全境。
察合台汗国春秋
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的三国鼎力局面，终于结束了。
维吾尔的先民同塔里木河流域当地居民，以及曾经活跃于西域、中亚的突厥人、铁勒人等，经过漫长的融合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正式称为畏兀儿或维吾尔。
伊斯兰教化以后的维吾尔，统一使用阿拉伯字母。推行宗教和推行阿拉伯字母同时进行，这种强大的攻势，结束了使用当地各民族文字、古回鹘文字等多种文字并用的时期。
塔里木河流域共同的自然环境、生存空间和经济文化状态，提供了民族融合必要的客观条件。
但是，带着浓厚的游牧民族气息、从蒙古草原迁来的回鹘人，到达塔里木盆地农业发达的各个绿洲，在新的环境中必须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造。回鹘人审时度势，为了能长期成为塔里木河流域地区的主人，明智地放弃了原有的部族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适应和促进了这次划时代的民族融合的进程。
不过，当时的宗教战争无论多么激烈，他们的首领都无一例外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有的称自己与中原王朝是“甥舅关系”，有的称自己是“下秦”，即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喀拉汗王朝的汗王则自称“桃花石汗”，在名字前面加上这一称谓，意思是“中国的汗”，“桃花石”是他们对中国的称呼。
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一方面是狂热的“圣战”，一方面是谨慎地应对各种时局变化。
在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方，如疏勒、于阗、龟兹、罗布泊一带及吐鲁番盆地，消除佛教影响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们在大肆破坏佛教寺院、强迫佛教徒改奉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大量修建伊斯兰教寺院，开办宗教学校，以和平的手段传播和普及伊斯兰教。
随之而起的是伊斯兰教建筑艺术，这些阿拉伯式建筑遍布塔里木河流域，如以喀什艾提尕尔的清真寺为代表的数以千百计的大小清真寺。另外，还有各种装饰富丽的陵墓，这些被称为“麻札”的陵墓是为那些汗王贵族和“为圣战而死的英雄们”建造的。不过这些建筑不是塔里木河流域原有的建筑形式，也不是汉式更不是佛教式建筑，而是依照在地中海沿岸形成的后期伊斯兰建筑物的样式，有厚重的正门和拱形圆顶的建筑物。
于是，塔里木河又跳荡起阿拉伯文化的文明浪花。
但注重实际的维吾尔人并没有断绝与中原商人的往来，当时一位学者说：“如果没有中原商人的来到，你那价值万贯的东西从何而来？”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仍将自己的门户向中原商人打开。
喀拉汗王朝大量铸造金属币，成为维吾尔历史上商业活动繁盛的一个标志。在中原的宋朝、西辽，在伊朗高原、伏尔加河流域、黑海沿岸，在遥远的尼罗河畔，都可以看到络绎不绝地来自喀拉汗王朝疆域的商队，他们那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带来的塔里木河流域的物产，都给后世在这些地方留下了痕迹和行踪。
在塔里木河流域，城市有了极大的吸引力，那些习惯于游牧生活的维吾尔贵族，经过一段踌躇之后终于迁进城市，享受商业文化带来的富足和多彩的社会生活。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库车以及喀拉汗王朝领地布哈拉、撒马尔罕、费尔干等这些中亚名城，又恢复了活力，焕发出生机。连结这些城市的古丝绸之路，出现了新的馆舍、驿站。
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塔里木河及其河源地区种植大宗小麦、大麦、高梁、豆类，当地的特产棉花、瓜果在农业经济中占很大比重，蚕桑业也十分引人注目。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和阿克苏河，都开展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这些新建的水利工程和原有的灌溉系统相配套，保证了农业生产和绿洲城市社会生活的需要。水利工程的施工由官方统一组织，汗国有专门的水利工程徭役，如果该去修筑水坝或开挖渠道的人不去服徭役，那么地方官就要向他们征收赋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在水渠上架设水磨，用水轮带动石磨，把粮食加工成面粉。
阿克苏一带还生产水稻，也有人用水力来加工稻子。人们还用粮食和葡萄加工酒类，水果不仅能晾晒成干果保存，还能加工成果酱。塔里木河流域到处呈现“田野垦辟，民物繁庶”的景象。
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工艺类的制作水平很低，样式也很单调，进入城市或加人农业社会的维吾尔人对各类工艺很感兴趣，对从事制造的工匠非常推崇。因而在塔里木河流域各地，出现了许多手工工匠，如石匠、铁匠、靴匠、弓箭匠、染匠、织布匠、地毯匠、油漆匠、画师等，手工艺水平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喀拉汗王朝还以进贡或商贸两种方式，把当地物产和购自阿富汗、印度、波斯、中亚及东罗马帝国：等地的“宝物”，运往中原宋朝。当时每年都要入朝一、二次，运去的商品主要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利辔、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从宋朝运回来的商品主要有金带、锦衣、花绸、缎子、铜钱、工艺品、茶叶等。如果是喀拉汗王朝派遣的“进奉使”，就可以直接到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贸易，每次人数约五十人左右，在汴京停留一百天。一般商人则只能在甘肃境内的临洮、天水停留贸易，由朝廷派人管理他们的经营活动。
农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给喀拉汗王朝的执政者和刚刚走入城市绿洲的游牧民族，带来对新兴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
但是，他们既定的生活模式很快就受到蒙古铁骑的冲击，随之连王朝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在伊斯兰“圣战”的后期，塔里木河流域已经迷漫了蒙古铁骑扬起的烟尘，发出了难以承受的喘息声。
坚不可摧的一代天骄，无往不胜的射雕英雄成吉思汗，来如天坠，去如电逝，成为世界的主宰。他的次子察合台的后裔建立起的察合台汗国，包括了塔里木流域地区、中亚河中地区和阿姆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千年之前开拓的联系东、西方的欧亚大陆交通线——丝绸之路，正是沿着上述这些地区路段通过的。
十四世纪形成的察合台汗国，是由海都和都哇建立的。十四世纪初叶，海都和都哇相继死去。察合台汗国发生分裂。都哇的长子耶先不花和幼子怯伯分别成了东部察合台汗国和西部察合台汗国的首领。
怯伯统治的西部察合台汗国包括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地区。
耶先不花的东察合台汗国的疆域则包括新疆和中亚七河流域及伊赛克湖以东地区，塔里木河流域地区自然就构成了东部察合台汗国的主要组成部分。东部察合台汗国又称“蒙兀斯坦”，都城设在天山以北伊犁地区的阿里麻力城。塔里木河流域地区，有一个自称受察合台汗国分封的杜格拉特家族实行实际的统治。
这一时期的塔里木河流域地区各绿洲，要向东察合台汗国交纳赋税，这些赋税先集中到阿克苏，然后取道天山隘口，运往伊犁河谷的阿里麻力城。此时的于阗、喀什、库车已失去原先在塔里木河流域地区的社会地位，代之而起成为南疆政治经济中心的是阿克苏。
后来，有一个叫秃鲁黑·铁木尔的统一了察合台汗国。他是东部察合台汗国耶先不花汗王妾室生子。
秃鲁黑·铁木尔执政时只有十五岁，察合台汗国统治地区，是穆斯林聚居的地区，伊斯兰教遍及察合台汗国的全境。蒙古宗王这些异教徒，就像是被包围在伊斯兰教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岛。识时务的秃黑鲁·铁木尔不仅依靠穆斯林的两个大家族来维持政局，（当然，他给予这两个伊斯兰教家族的特权也是无所不有的），而且他还不得不放弃祖先信奉的宗教，改信伊斯兰教。他为了不引起蒙古王室的反对，经过一番筹划才宣布自己信仰伊斯兰教，并且强迫其他蒙古宗王也改变信仰。不仅如此，他还让所有改奉新教的蒙古人——包括他自己，非常彻底地履行了远远超出法定年龄界限的伊斯兰“割礼”仪式。
秃黑鲁·铁木尔正是凭借穆斯林的两大家族和信奉伊斯兰教后取得的支持，才夺回了东部察合台汗国，实现了统一。
然而，秃黑鲁·铁木尔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惨重的。他死后他的长子伊利亚斯继位，他当年倚重并给予极大特权的穆斯林家族之一，布拉吉的弟弟卡马鲁丁，要求拥有与其兄布拉吉同样的特权，伊利亚斯汗王以特权应由父子相承为理由予以拒绝。丧心病狂的卡马鲁丁，顿生杀机，血杀连环，在一天之内竟杀害了秃黑鲁·铁木尔的子女眷属十八人，夺得了王位。直到十二年后卡马鲁丁死，被人藏起来而幸免于难的秃黑鲁·铁木尔的幼子黑的尔火者，才得以重登汗位。
纷乱的政治局面，给塔里木河流域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
首先是交通不畅，道路断绝，兵匪勾结，打家劫舍，察合台汗国境内各绿洲之间的联系处于停滞状态。至于塔里木河流域与外界的联系及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是路断人稀，见不到商旅的影子。一些经济中心很快衰落下去，曾经是汗国统治重镇的阿克苏，此时已变成一片废墟，人民逃散，瘟疫流行。于阗城的人口已下降到一万人左右，高昌的繁荣景象也不复存在，田园荒芜，水利失修，牧业区因战争乱征军马和牛羊，使草原绿色锐减、一蹶不振。整个汗国上空，笼罩着一片不祥的阴云。
察合台汗国对人民的压榨变本加厉，极为残酷。农民的收获一分为三，一份交政府赋税，一份交地租，只能留下三分之一维持生活，完全是中世纪的掠夺性剥削方式。
社会动乱，商业萧条，货币失去了权威，人们就把贪欲的目标转到对土地的占有上，塔里木河流域农村，就沦为以劳役地租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经济大幅度滑坡。
统治者推行伊斯兰教的残酷手段，丝毫没有改变。汗国后期有一个汗王叫马哈麻，见到蒙古人不缠伊斯兰教的头巾，他就把马蹄铁钉入这个人的头。
统治着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上游地区的喀什苏丹阿巴拜克，更是穷奢极欲，沉浸在荒唐的虚幻之中。因为于阗的一个古墓中被人挖出大批金银珠宝，他便驱使上千人在喀什、和田、叶尔羌等地挖地寻宝，大批历史建筑和民房被夷为平地，到处是断壁残垣，遍地瓦砾。当他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末日来临之际，他便率众向西藏逃窜，九百头骡子还不够驮他多年搜刮的珠宝金银。当他走投无路时，就下令把数量惊人的财宝全部倾倒进昆仑山中的喀浪沽河里。
阿巴拜克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虐待狂，他规定他的属民不得随意迁移，据记载，仅以违法迁徙的罪名而被截断下肢的，就有三千多人。
他逃跑时带走和遗弃的财宝多得无法统计，他无法带走而成为占领者战利品的财富，更是不计其数。据《拉失德史》的作者记述：“我那时才只有十六岁，钱财还没能勾起我的兴趣。尽管这样，我仍然分得了一万七千只羊。至于那些被钱财完全吸引的人们所得到的东西之多，整个战利品数量之大，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
从十五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察合台汗国的继承者之间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权力角逐，把塔里木河流域地区拖入到漫长的战乱岁月中。绿洲上空战火不断、硝烟弥漫，人们创造的文化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遭到空前的破坏。整个塔里木盆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的历史灾难之中。
叶尔羌河的挽歌
十四世纪下半叶的中原大地，已经改朝换代。元朝末代皇帝被赶出大都（今北京），明朝政权于1368年在建康（今南京）建立。
明朝开国的态势与元朝不同，元朝是彻底摧毁南宋势力后，在中国版图上建立起绝对的统治。而明朝的胜利则是建立在攻下对方的都城上，实际统治的地域只占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开国伊始就表现出兵锋不坚、出师不利的严重弱点。
中国西部、北部的地方政权，虽然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与明朝建立了称臣纳贡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脆弱的，这和直接实施有效统治是两码事。
明朝自然很明白，立国以后也实施了一系列经武措施，对蒙古残余势力进行了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取得了胜利。
现在轮到西部地区，明朝先在河西：｝也区设立了七处卫所，摆出了西进的阵势。
当时，明朝在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功绩显赫，明朝使团乘船远抵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以至东部非洲，震威于四海。明朝与世界各地密切来往，盛况空前，正如《明史》所说：“自是殊方异域，鸟语侏情之使，辐辏庭阙。”
但是，沟通欧亚陆路交通的塔里木流域地区，却仍控制在察合台后裔手中。没有这一广大地区，明朝就很难在事实上实现“殊方异域，辐辏庭阙”的愿望。
明朝以河西走廊为基地，首先打通进入新疆的咽喉哈密，于1416年又在哈密设立了“哈密卫”，这就使统一天山南北的行动计划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然而，由察合台汗国后裔统治的吐鲁番势力的崛起，成为明朝统一天山南北的障碍。不仅如此，吐鲁番还发兵攻占哈密城，进而威胁河西地区。
1529年，甘肃巡抚唐泽、御史刘濂，面对这种无奈的局势，就联合给明世宗上一道奏折，说吐鲁番占据哈密一事，“有必然之势”。若“抚之以恩，而彼志益骄”；但如果“震之以威”，又怎奈“我力先屈”。奏折还说：“处置得宜，则远服而近安；处置失宜，则兵连而祸结。”在权衡对方实力和眼前处境后，建议朝廷不可轻举妄动，而应采取闭关绝贡的措施，稳住局势，以“渐图复兴。”
当时有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反对放弃哈密：“保哈密所以保甘肃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以哈密难守即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乎？”
明朝政府已无力西顾，苦况难言地批准了唐、刘二人的奏折。
明朝政府不具备应有的军事力量，统一天山南北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为了自身利益也为了给明朝政府以应有的体面，天山南北地方政权都与中原保持着入贡和贡赐的关系和商业往来。
统治塔里木河流域地区的喀什苏丹，就与明朝有着明确的政治臣属关系。
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所谓闭关绝贡，只是不再过问天山南北事务，以减轻来自西部的压力。其后果是自毁西部屏障，把河西完全暴露在敌对势力面前。
就在明朝政权为西域的事一筹莫展，不得不采取“驼鸟政策”的时候，塔里木河流域的政局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514年，有位传奇式人物赛义德击败了喀什噶尔苏丹，在叶尔羌城（即今叶尔羌河畔之莎车、叶城一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被称为“叶尔羌汗国”或“赛义德亚汗国”。
赛义德是吐鲁番苏丹满苏尔的胞弟，他们都是察合台汗王的后裔，为了争夺汗位他们兵戎相见，对立得如同仇敌。赛义德在与满苏尔的激战中，被兄长击败，流窜到帕米尔高原过着半匪半盗的生活。他后来又逃到喀布尔，投奔了莫卧儿王朝的建立者巴布尔大帝，因他是察合台汗王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受到礼遇。
赛义德受巴布尔的派遣，去攻打乌孜别克人。当他取得胜利后，不愿再与乌孜别克人在费尔干地区恋战，为了保存实力图谋大计，赛义德率领大军实行战略转移，重返帕米尔高原以东，进入喀什地区，还到乌什、阿克苏一带进一步扩大力量，准备寻找一个出头的机会。
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等待着赛义德。当他率领五千士兵占领阿图什后，决定把家属、辎重留下，轻装突击喀什城。喀什城没有攻下，他相机直奔英吉沙，顺利的攻占了英吉沙。这样，就把喀什噶尔苏丹的势力分别割断在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一带。奇怪的是，听到英吉沙失陷的消息后，喀什守军竞自动撤出城防，投降了赛义德。正在叶尔羌城检阅新征集军队的喀什噶尔苏丹，闻讯后也弃城逃跑。赛义德自己都没想到，竟这么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
这位仓皇逃跑的喀什噶尔苏丹，正是前文提到用九百头骡子驮着金银财宝逃进昆仑山的阿巴拜克。据《拉失德史》记载：“阿巴拜克统治着叶尔羌、喀什噶尔，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他的残暴简直令人毛骨悚然。现在他已接近七十岁了，他掘毁了叶尔羌老城，寻得了藏匿于地下的大批珍宝。他摧毁喀什噶尔城，挖出了大批金银，他掘毁了和田城，发现了二十七处地窖，每个地窖都有一个大缸，里边堆放的全是黄金。”
阿巴拜克苏丹不仅以违令迁徙的罪名将三千人断肢，还亲自下令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处死。他居然别出心裁，效仿基督教传说中处死耶稣的办法，将自己的胞弟用铁钉钉死在一个木十字架上。
阿巴拜克逃亡时丢弃和遗留下许多金银宝物，当时缴获这些战利品的正是现在的叶尔羌汗王赛义德。
随后，叶尔羌汗国统领了塔里木河流域全部地区，它的疆土还包括中亚的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伊赛克湖地区、费尔干盆地以及巴达克山和瓦罕地区，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一部及阿富汗边境地区都纳入叶尔羌汗国的版图。
赛义德在首府叶尔羌城，踏着白毡毯登上叶尔羌汗国可汗的宝座后，首先想到了吐鲁番苏丹满苏尔，他们是亲兄弟，又是政治、军事争纷的对手。赛义德首先以胜利者的姿态主动传出信息，表示愿意与兄和好。满苏尔在吐鲁番正处于孤立境地，东部与明朝政府因争夺哈密而反目，南面与强大的叶尔羌汗国的可汗、亲弟弟赛义德为汗位征战而成仇。在困境中得到赛义德的好意后，立即响应并表示臣服。二人于是很快在阿克苏和库车之间的新和境内戈壁滩上会面，举行了和解仪式后就各自返回驻地。作为亲兄弟，这次会见虽不能彻底消除早已存在的介蒂，但作为对手，则有了明显缓和，双方解除了交战状态。
赛义德不仅英勇善战，武艺高强，而且精通音律，长于治理国家。他在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一带，大力发展农业，开挖灌渠，经济形势空前好转。《拉失德史》称赞赛义德“将王国治理得四境翕然，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市井小民，都礼乐非凡，高枕无忧。”这说明他是一个开明君主，给长期战乱的塔里木河流域地区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使衰败凋敝的经济文化得到复苏。
赛义德对汗国境内的畜牧业也很关心，他于1513年视察了哈萨克族的哈斯木汗部落，受到隆重接待。哈斯木汗对他说：“我们是草原上的人，财物礼仪无所有，最有价值的就是马群，：最好的食品就是肉类，最可口的饮料就是马奶。我们这里既无花园，也无房屋建筑，我们的主要消遣就是检阅我们的畜群。”哈斯木汗请赛义德检阅了马群，并牵出两匹马来说：“我们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这是我最心爱的两匹马，其价值可以抵得上整个马群。我不能说这两匹马中那一匹更好。我请您从这两匹马中挑选一匹，把另一匹留给我吧。”哈斯木汗又在马群中挑选了一些好马，送给赛义德可汗。
如果说赛义德在伊犁河谷和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哈萨克部落中间，只建立了象征性的统治，那么对帕米尔高原以至到伊赛克湖附近的柯尔克孜族，则实行的是名副其实的统治，叶尔羌汗国派驻了军队，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设置了汗国的行政中心，在各柯尔克孜部落中征收各种赋税。
赛义德毕竟是一位以推行伊斯兰“圣战”而建国的可汗，所以在他解决了北部吐鲁番的后顾之忧后，又开始了征讨克什米尔的“圣战”。克什米尔就是古代佛教圣地厨宾，龟兹名僧鸠摩罗什少年时代就曾在这里学法。赛义德攻下克什米尔后，又被驱逐出来。赛义德失败返回，在拉达克山停留期间，因高山反应而患重病，结果于1533年死于返回叶尔羌的途中。
这时，一颗明星升起，学者兼艺术家拉失德继承了汗位。
拉失德是叶尔羌前汗王赛义德的长子。
拉失德在继承汗位之前，一直担任阿克苏地方官，担负着对抗吐鲁番苏丹的责任，满苏尔对叶尔羌汗国的友好和臣服，其中都有拉失德发挥的作用。
拉失德不是一个热衷“圣战”和开拓疆土的黩武主义者，而是一个善于文治的汗王。
伊斯兰教文献这样评价叶尔羌汗国的新可汗：“他是一个学问渊博、雷厉风行的可汗。他是诗人，是乐师。他熟识波斯文、突厥文诗歌。懂得希腊音乐。他创作了《依西来特·安格孜》木卡姆。”木卡姆是维吾尔族著名音乐套曲，由十二套木卡姆组成，拉失德创作的是十二木卡姆之一。
他参加诗人和音乐家的聚会，倾听各种流派的伊斯兰神学家们的学术辩论，它对艺术和学术问题很感兴趣。他对文化的重视和参与，吸引了各地许多诗人、艺术家和学者，叶尔羌城很快就成了一个文化中心。
拉失德的名字，与维吾尔族文化史上的两大成果联系在一起。一是他组织和领导了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的组编、规范和修订工作，为人类留下了一部珍贵的音乐瑰宝。二是由米尔札·海答尔编著了一部《拉失德史》，成为十五世纪塔里木河流域以至整个中亚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吐鲁番苏丹满苏尔曾趁其弟赛义德逝世之机，出兵进攻阿克苏，拉失德率军迎战，取得了胜利，满苏尔无功而返。后来，拉失德最终派出叶尔羌汗国的官员，取得了对吐鲁番地区的统治权。
当时的叶尔羌城是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叶尔羌河畔的冲积平原上，水利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在开阔的绿洲上，种植了大面积的小麦、水稻、棉花、豆黍和瓜果。叶尔羌城，被无数村庄所包围。作为首府的叶尔羌城，商业大街长达十里，城有六门，城内街巷交错，店铺林立，手工业作坊一家挨着一家。居民屋宇毗连，多有池塘。巨大的贸易集市被维吾尔人称作“巴札尔”，集日时“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耶稣会教士鄂本笃于1603年经过叶尔羌时，这里还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中心，国王任命专人管理商贩。鄂本笃从国王那里领到通行证，使他顺利地沿着叶尔羌河到阿克苏的古道，转往罗布泊一带进入河西走廊。
除叶尔羌之外，和田河绿洲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区。喀什噶尔城建起了高大的城垣，贸易市场“极繁盛”。阿克苏“地当孔道”，“内外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即巴扎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罗布泊畔的辟展（即鄯善）“傍崖为城，周里许，居民鳞接，商贾辐辏”。再往东到哈密，“西关外，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居然一大都会也。”
这一时期的塔木河流域各绿洲，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大的发展。
拉失德汗死于1570年，他之后的一些汗国继承人，使强盛一时的叶尔羌汗国出现了各种冲突和衰落。
拉失德四子里提夫继承汗位后，主管吐鲁番事务的官员脱离了叶尔羌汗国。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人，也中断了对叶尔羌汗国的臣服关系。叶尔羌汗国设置在伊赛克湖一带的行政中心，也随之废弃了。伊犁河谷和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部族，原属叶尔羌汗国的统治权也相继被天山以北日益强大的新兴汗国——准噶尔汗国所取代。
拥有中亚和新疆广大地区、延续了164年之久的叶尔羌汗国，只剩下了塔里木河流域地区。这最后的一幕也于1678年结束，在挽歌声中徐徐落下了叶尔羌汗国的帷幕。
智慧双星
维吾尔文化光芒四射的巨星，双双升起在喀什噶尔河上，璀璨的光辉在塔里木河上流泻闪耀。在葱岭以西，它的光照辐射到中亚、西亚和欧州。这就是维吾尔文化的杰出代表作《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
这智慧的双星，是维吾尔人民的骄傲，是塔里木文明的瑰宝。
十世纪末响彻葱岭东西两侧的喀拉汗王朝“圣战”者的厮杀声，开辟了西域政治历史的新环境，也给维吾尔文化的勃兴增添了新内容。从此，就出现了维吾尔文化硕果累累的时期。
《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都是十一世纪下半叶塔里木河文明的结晶。
《福乐智慧》是一部长篇韵文巨著，全书八十五章，一万三千多行，成书时间大约是1070年，用回鹘之写成，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成书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一部诗作。它娴熟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中亚、波斯以及埃及许多诗人的楷模。
这是一部长诗，但它的价值所在不仅因为它是文学作品，它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阔，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宗教、文化、语言、教育、军事、外交，甚至天文、地理、数学、几何无所不包，从中实现了它的学术品位和历史价值。它堪称是一部融诗情与哲理为一体的百科全书。
这部巨著的结构方式颇为奇特，它以四个虚拟的象征性人物的对话，讨论了宇宙、社会、人生等内容。这四个人物分别是日出国王、月圆大臣（宰相）、贤明大臣（宰相之子）、隐士觉醒，作者在诗中对四个人物的象征意义，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日出国王象征着公正、法度，月圆大臣代表了欢乐、幸福，贤明大臣代表了智慧——提高了人的价值，我赋予隐士觉醒以“来世”的含义。
《福乐智慧》从回鹘文直译成汉文，就是“赐给幸福的知识”，可见这是一本重视和推崇知识的书，它反复告诉人们，无论伸张正义、献身真理、辨别善恶、认识生活、排除艰险、抑恶扬善，都必须依靠知识，知识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成功。
这是一部结构错综复杂，具有戏剧性、劝喻性、哲理性和象征性的长诗，它是从当时东方盛行的抒情诗和叙事诗中脱颖而出的新文体。它洋溢着浓郁的东方色彩，同时也蕴含着波斯、阿拉伯文化精神，印度佛教文化的积淀，古希腊戏剧美学的影响，汉文化的光影更是常常在诗中闪现。它是世界四大古老文化交汇十字路口的喀什噶尔的必然产物。
《福乐智慧》的作者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玉素甫是他的本名，下面的后缀是他身份的标志。哈斯意为“可信赖的人”，哈吉甫意为“宫廷侍臣”，这是喀拉汗王朝的汗王给他的封号。
玉素甫出生于喀拉汗王朝西部的巴拉沙衮，在汉文文献中称作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河谷附近。曾担任过喀拉汗王朝的御前顾问。他写完《福乐智慧》之后，将这部巨著献给了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喀拉汗王朝的副汗王“桃花石·布拉格汗·哈桑”。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死后，在喀什噶尔为他修建了陵墓。
他的创作生涯，主要是在喀什噶尔河畔度过的。当时的喀拉汗王朝，已从草原游牧生活，进入定居绿洲的农业社会。据记载，喀什噶尔河流域，“飞渠走泉，方池圆沼”，引河入城，说明水利灌溉系统已很完善。肥沃的土地，发达的农业，给维吾尔文化注入活力，迎来维吾尔文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就给玉素甫提供了创作沃土，也提供了成为天才诗人、！学者的条件。
玉素甫写宫廷饮宴，是那样的富足：“人们或斟大麦酒，或斟葡萄酒，或蜂蜜花汁，或玫瑰花露。”伊斯兰教是禁酒的，但对君王贵族却毫无约束力。“美者所在之处，应伴以佳酿，美食和佳酿相配，才食之酣畅。仅有美食而无佳酿，美食就如同毒药一样。”
对酒的渴望，透露出游牧民族固有难移的豪气。
伊斯兰教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诗人站在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描绘“圣战”的狂热：
屯集重兵，发动圣战，
圣战中捐躯虽死犹生。
焚毁其家园，捣毁其佛像，
废墟上把清真寺教坊建成。
掳掠其子女，做你的奴婢，
缴获其财物，使宝库充盈。
要推行教典，为穆斯林开路。
如此，你才有赫赫威名。
诗人在这部巨著中表达的主题，是美德、知识和智慧。即“智慧是美德之本”、“具有知识就是美德”。他反复强调“一切善行全得益于知识”、“一切善事都须智慧把道路指引”。他热烈讴歌：“知识是你慈爱的亲人，智慧是你忠贞的朋友。”“知识好比炼丹炉，物质纳于其内；智慧好比王宫，财富集于其中”。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距离就在于有没有知识。”“有了知识，好比找到了上天的阶梯。”“获得了知识，就获得了幸福。”
“具有知识与智慧的人才有美德，有美德的人才可能有幸福”。
玉素甫对知识和智慧的热情赞歌，带有西方爱智哲学的色彩。从上述这些格言中，很容易引出西方一些哲学泰斗的著名论断。例如柏拉图的“智慧至上”、“知识至上”和“智慧是事物中最美的”，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道德”等。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有更完整的论述：“灵魂的本身是爱好智慧，因为智慧是最高尚的知识，故对于真理的完全的认识，构成了专心智慧者死后所获的幸福。知识所获的报酬，是更完全的知识；而愚昧所获的惩罚，是更利害的愚昧……美德与智慧，实质上并无差别；美德之与智慧，或恶德之与愚昧，即如水与冰，其形虽殊，其质则一。”
玉素甫的论述与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述如果不是不谋而合的话，那就是因为玉素甫熟知这些先哲的名言。在玉素甫著述《福乐智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西方关于“知识美”、“智慧美”这些美学观念。因为早在十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就四处搜集希腊的各种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伦理学》等，都已有了阿拉伯文译本。《福乐智慧》中诸如“智慧是一切美德之本”这样的格言，也必然是在上述学论的影响下出现的。这就说明，希腊哲学的阿拉伯文译本，已经传播到喀什噶尔等地。
而塔里木河流域的文化土壤里，已开始绽放出西方哲学和美学之花。
诗人玉素甫与一切善良的人们一样，把善行当作己任。“人世匆匆，善却永存。善德会留下不灭的足迹”。他认为人生“不过是留宿两天的过客”，“现世只是往昔与未来的站口”，与其追求享乐，不如追求善行。他说：“谁若行为善良，他虽死犹生；谁若作恶多端，他虽活着却犹如死去。”他的生死观，又受到佛教弃绝今世、苦修来世的影响。在他看来，“这世界是客栈，世人是商旅，商旅在客栈里能住几时？”所以他要人们“莫醉心于今世，莫为今世投身于火坑，要抑制你的欲念，斩除欲根”。玉素甫站在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他是杜绝佛教的。但作为学者的玉素甫，却可以从各种文化中接纳所需要的和有益的观点。
他不仅用月亮的圆缺来说明“幸福”不是永恒的，而且用“宴席”概括了人世间一切享受不能永驻，连人生都很容易消逝的哲理：
你瞧这世界好比是宴席，
芸芸众生在这里依次进餐。
先祖先辈们在我们之前，
吃饱饮足后安息于黄泉。
他们在静待重大日子的来临，
召唤我辈快去他们：身边。
还有一代人在母腹二之中，
在我们之后请来赴宴。
今日我们在宴席上进食，
但不知尚能享用几时。
黄泉下的人将我们召唤，
母腹中的人把我们催赶。
这就是不可改变的人生规律。但他并不是厌世者，他赞美劳动：“铁匠靴匠还有皮匠，漆匠弓箭匠还有画师，人们全凭他们缀饰装点，他们能创造出惊世之物。”他告诫人们要认真生活：“若置办宅院，需先察看你的邻居；若置办土地，得先把水源追溯。”
这既是常识，又是哲理。
玉素甫的这部巨著虽然是献给喀拉汗王朝副汗王的，但他并不是为了阿谀奉承，而是用犀利的笔触揭露了君王的残暴贪婪，并对君王进谏和劝喻。他一针见血地说：“君王的权力遍及万民，他眉头一皱会危及生灵。”“君王是燃烧的烈火，谁靠近他灾难就会降临。”“你若小视他，他会震怒，他将撕破你的血管，掀掉你的头颅。”对君王如此尖锐无情的揭露，即使是借诗中人物隐士之口，也是需要勇气的，玉素甫可以说是一身凛然正气。请看：
国君啊，你仔细看看自己，
为一己之身积蓄了多少财富。
褐色地层中的金银财宝，
你都要掘出填充你的宝库。
你征收大地上结出的粱谷，
用来装满自己的粮库。
飞禽、走兽，还有水中的游鱼，
无一能从你的手中逃出。
骏马宝骥充斥于御厩，
都无法填平你贪欲的壑谷。
漫山遍野是你的羊群，
奴隶和侍女难以计数。
细想起来这全部是贪欲，
欲壑焉有填平的时候。
诗人玉素甫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奠定了《福乐智慧》崇高的品格和永久的生命力。而这部巨著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诗情语言之美，特别是全书贯穿的哲理式的格言、警句，则是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的维吾尔人民知识、智慧和美德的集中体现。
奇怪的是，这部献给君主的长诗居然很快就失传了，是偶然的失落？还是人为的封杀？至今没有发现原著，只有三种抄本传世。最早发现的抄本是《福乐智慧》问世370年后，于1439年用回鹘文抄写的（原著也为回鹘文），现存于奥地利维也纳国立图书馆。第二个抄本是用阿拉伯文抄写的，抄写的年代比维也纳抄本古老，现存埃及开罗的图书馆。第三个抄本也是用阿拉伯文抄写的，发现于中亚费尔于城。我们只能从以上三个抄本及其译文中，窥视《福乐智慧》这部享誉世界的东：疗名著的风貌。至于原作为什么失传，现在流落在何处，还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
与《福乐智慧》齐名的同时代的另一部杰出的巨著，是由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撰写的阿拉伯文的《突厥语大词典》。
他的名字告诉我们，他是喀什噶尔人，他自称自己出身于维吾尔族名门。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喀什皇家经文学院学习，掌握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撰写《突厥语大词典》，是当时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喀拉汗王朝，维吾尔语从一个游牧部族的语言变成了这一地区的主导语言，这就使当地喀什人很不适应。同时，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如两股洪流，汇涌进维吾尔语之中。马赫穆德正是为了保护维吾尔语的纯洁性，防止外来词汇的冲击，才决定著书立说的。他的这种偏狭心理，与当时维吾尔文化广泛吸纳各种文化的大气象是相悖的。但他决心走遍天山南北和中亚各地，考察各地部族成分、语言特点、历史沿革、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写出一部语言学著作来。因他是王族，后来王朝发生内部冲突，马赫穆德不得不到巴格达完成他的著述。在他晚年的时候，一部阿拉伯文的《突厥语大词典》于1074年问世了。
《突厥语大词典》全书分八卷，共有七千五百个词条，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天文、地理、历法、金石、医药、疾病、体育、人体、服饰、器具、鸟兽、虫豸，无所不包；边境变迁、民族移徙、山川河流、关隘形势、都邑方位、道路里程以及地方风物、轶闻掌故，应有尽有，并加以详细考释。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突厥语词典，它不仅提供了突厥语语言
学、语法学、词汇学及方言学的材料，还对突厥语与阿拉伯语、波斯语进行了比较研究。是居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的一部突厥语巨著，堪称维吾尔民族最古老的一部百科全书。
特别珍贵的是，书中还收录了维吾尔族的诗歌、谚语、格言三百余首。
塔里木河流域九至十一世纪的历史文化全貌和细微末节，我们都能从《突厥语大词典》中看得一目了然。
马赫穆德落叶归根，晚年殁于故乡喀什。
如醉如痴木卡姆
塔里木河漫长的河岸上，大漠漫漫与天际相连。被引进沙漠的河水，造就了片片绿洲、点点村舍。明月高挂的晚上，常常从这些绿洲村舍间的空地上，传出高亢悠远的歌乐声，那是维吾尔族民间经常举行的“麦西来甫”——歌舞娱乐活动。
每当举行歌舞娱乐活动，都要演出大型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对《十二木卡姆》投以真诚的喜爱和极大的热情。那些乐师鼓手们，演奏到热烈的乐段时，前合后仰、摇头闭目，那如醉如痴的音乐把人们一下带到意醉神迷的境界中。歌唱的人们更是沉醉其中，曲调时缓时急，时而激越时而抒情，变化多端的旋律调式，引得塔里木河的波浪也为之动容。
那些翩翩起舞的姑娘，扭腰出胯，眉目传情，轻如水鸟踏浪，快如彩蝶飞旋，使观者的气息为之波动起伏。小伙子们狂歌劲舞，身手矫健，时如雄鹰展翅，时如快马奔腾，喷发着攻击力、搏斗力和阳刚之气。连那些白发老人也聊发少年之狂，进入舞场时脚颠肩抖，舞姿迅疾，撼头弄目，情不自禁。小小的一片空地，刹时间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十二木卡姆》是十二部音乐套曲，是名扬中外的大型音乐史诗，是维吾尔人民的“音乐之母”、“生命之声”，是歌舞之乡的标志和象征，是“流传千年的东方音乐历史上的巨大财富”，是维吾尔族光辉永驻的文化瑰宝，是塔里木河生生不息的伟大乐章。
“木卡姆”是维吾尔语“乐曲”、“大曲”或“乐章”的意思。《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个大曲组成的大型套曲，包括170多首歌舞曲和70多首器乐间奏曲，从头至尾全部演奏一遍需要20多个小时。演奏过程中配以歌唱和舞蹈。乐师们使用的乐器，有手鼓、铁鼓、唢呐、沙塔尔、艾捷克、热瓦甫、弹拨尔和卡龙琴等。
“木卡姆”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维吾尔族民间，但成型的《十二木卡姆》则是在叶尔羌汗国时期，由拉失德汗王和他的爱妃阿曼尼沙罕共同主持搜集、整理的。经过大规模的实践、研究和改革，终于形成了结构严谨正规、曲调丰富多彩，趋于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大型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
“木卡姆”是阿拉伯名称，是伊斯兰音乐的共同称呼。它最初产生于阿拉伯国家，中亚各国也有自己的木卡姆，流传的范围很广泛。但塔里木河流域的木卡姆因经过叶尔羌汗国的规范化整理、改造，所以种类最多、规模最大，形式也最完整。
《十二木卡姆》影响了整个维吾尔族的社会生活，成为乐观豪放、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民族的精神支柱。
塔里木河流域地区，浸透着中原和印度、波斯、希腊以及阿拉伯文化的因子，特别是这里曾产生过饮誉寰中、名扬海外的“疏勒乐”、“龟兹乐”、“于阗乐”、“高昌乐”，盛行过《苏莫遮》、《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脍炙人口、轰动中原的舞蹈。因此，在塔里木河两岸、塔克拉玛于大沙漠周缘地区，出现维吾尔族传统音乐和舞蹈艺术完美结合的大型套曲、艺术巨制《十二木卡姆》，就绝非偶然了。
当然，在民间场院，空地上流行的“木卡姆”，形式都比较简单，发展到每部大曲由三部分组成的有曲有歌有舞的完整套曲《十二木卡姆》，则是由历代音乐家不断加工、完善、再创造，才最后形成的。
每套木卡姆的第一部分“琼乃克曼”都以一种深沉的散板序
唱开始。民间演出时人们围成一圈，由演唱者中的一位老者唱一段散板，那声调如同大漠风沙和塔里木河水低沉的共鸣，是一种古老的叙诵性歌调，接着人们跟唱或舞蹈。第二部分“达斯坦”是由几首叙事歌曲组成，一般都是优美的民间传说，曲调先舒缓后高亢，直到兴奋的高潮到来。第三部分就是最热烈欢快的歌舞“麦西来甫”。这时人们纷纷涌入场中，高歌狂舞，通霄达旦。
“木卡姆”的歌词，除了民歌就是察合台文化时期的大诗人纳瓦依、满西热甫、鲁菲特、菲祖勒等的华美诗篇。
这些诗篇大都是爱情诗，如纳瓦依的诗：
那蓓蕾柔润的嫩瓣，
像你樱口里的舌尖。
你那圆圆的脸盘，
十五的月亮般美满。
你弯弯的眉毛，
黑得像斋月二十七的夜晚。
在你的容光照耀下，
黑夜就如黎明般灿烂。
再如满西热甫的诗：
我那心神的荒野，
是山鹿忧思漫游的地方。
你的蛾眉犹若利箭，
射穿了我的心房。
哪里有盛开花朵的芬芳，
我就在那里把你守望。
我的泪水如春雨流个不止，
定会冲开你紧闭的爱情大门。
除了爱情诗，也有像那瓦依这样充满智慧的哲理诗：“要想知道爱情的秘密，请问那失恋的人；要想知道享乐的捷径，请问那幸运的人；要想知道爱情的珍贵，请问那白发老人；要想知道玫瑰的美丽，去问那正在迷恋的人；要想知道孤独者的痛苦，可千万别去问有权有势的人；如若要知道我的经历，就去问问那长年跋涉的人。”
就是这些包罗万象的诗篇和民歌，充填在木卡姆的曲调中，使木卡姆演出活动充满智慧、诗情画意和生活趣味，久唱不衰，乐此不疲，成为维吾尔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山泉、甘露和明媚阳光。
参加主持《十二木卡姆》整理、改制的叶尔羌汗国学者、诗人、音乐家喀迪尔汗是这样称颂《十二木卡姆》的：
当我弹起心灵的琴弦，
我的心房就是无边的乐园。
迷人的歌声像百灵鸟，
随着麦西来甫乐曲尽情飞旋。
十二个木卡姆像十二个月亮，
照耀着每一个人的心田。
不仅是你，也不仅是我，
那是万众欢乐的源泉。
这是生活在塔克拉玛干风沙前沿的人们的心声，也是他们抵御严酷自然环境、向往欢乐幸福生活和实现美好愿望的真诚呼唤。生活在歌舞之乡的人们，把歌舞当成他们感情的寄托，所以人人都能歌善舞，于是就有了维吾尔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说法。
“木卡姆”是阿拉伯语，十二个大曲（乐章）的标题也都使用波斯语或阿拉伯语，而不是维吾尔语。叶尔羌汗国时期，波斯和阿拉伯文化潮流形成长驱直入之势，“木卡姆”音乐又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共同艺术财富，所以冠以阿拉伯或波斯语名称就是顺理成章的。其中由塔里木河流域传到中亚和伊朗高原的维吾尔音乐曲目，此时也冠以波斯或阿拉伯名称，又回到了塔里木河流域地区。这些维吾尔音乐虽然接受了新的名称并受到波斯和阿拉伯音乐的影响和改造，但它仍然保持了塔里木河流域传统音乐文化的本质特色。当然，维吾尔“木卡姆”经过沧桑演变，也已经吸收了和凝结着波斯和阿拉伯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经过叶尔羌汗国重新组编、规范的《十二木卡姆》，其艺术成就在维吾尔音乐史上是美伦美奂，无与伦比的。
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维吾尔音乐奇书《乐师史》，记载了当时演奏木卡姆音乐时出现的奇观。其中记载了大毛拉沙马尔罕，他是演奏“沙塔尔”的高手，而且他的歌唱音域宽广，声调悠扬，很能震撼人心。有一次他在众多学者的集会上弹奏沙塔尔琴，在场的人们先是感动得低下了头，沉浸在音乐的遐思狂想中，继而曲调激越时有十几人当场昏倒，其中有一位名叫艾里的学者激动得当场死去。《乐师史》还记载了乐师沙衣甫巴里赫，他弹奏“弹拨尔”琴具有神奇的魔力。有一次宫廷聚会，他演奏了一曲《伊拉克戈壁》，当乐曲从第二高潮过渡到第三高潮时，突然飞来一只百灵鸟，落在弹拨尔琴上鸣叫起来。周围的人们惊异地大喊大叫，有的昏了过去，有的在地上打滚。百灵鸟飞了起来，边飞边叫，然后朝着弹拨尔琴碰撞过去，在撞了。七八次之后便掉在地上死了。见此情景，沙衣甫巴里赫本人扔掉手中的弹拨尔，也激动得哭起来……
《乐师史》中这样的记载很多，确实感人肺腑，刻骨铭心。木卡姆音乐能感召一切，征服一切，木卡姆音乐与维吾尔人民结下了生死之缘。塔里木河流域的人热爱木卡姆音乐到了如醉如痴、如颠如狂的程度，木卡姆乐师演奏技艺之高，竞能引得百灵鸟的妒嫉并羞愧不如地撞琴而死。这样的记载可能有些渲染过分，但仍然能从中体味到木卡姆音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十二木卡姆》是由叶尔羌汗国拉失德汗王和他的夫人阿曼尼沙罕共同主持修订的。阿曼尼沙罕王后为《十二木卡姆》音乐，作出了杰出不朽的贡献。
阿曼尼沙罕青少年时代是在塔里木河岸的沙漠中度过的。
民间的“麦西来甫”活动造就了她的音乐才能，她不仅是歌手、诗人，还能熟练演奏各种乐器。正是她把这种音乐专长带进拉失德汗的宫廷，所以才推动了对《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加工和组编，这是一次由宫廷领导的、由众多出类拔萃的音乐家参加的音乐改革活动，是维吾尔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艺术事件。阿曼尼沙罕参加了对木卡姆乐曲的整理和改编，还写过《美丽的情操》和《心灵的沉思》等哲理诗篇。遗憾的是她的生命过于短暂，年仅34岁就去世了。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是音乐的形象体现。木卡姆音乐从诞生的时候就与舞蹈紧密相连，不可分离。十二木卡姆每个乐章的第三部分“麦西来甫”，就是载歌载舞的精华部分，是木卡姆活动的高潮。
塔里木河流域的农村，只能在农闲或盛大节日时才演唱《十二木卡姆》，平时的娱乐歌舞只有“麦西来甫”部分，这是最普及的群众性活动。“麦西来甫”的舞蹈洒脱奔放、活泼风趣，音乐节奏强烈有力度，可以使舞蹈动作大幅度地夸张和即兴发挥，充分渲泄内心的欢乐与痛苦、优雅与疯狂。
塔里木河上游与叶尔羌河汇流的沙漠地带，还流行着一种独树一帜的舞蹈——“刀郎舞”。这是叶尔羌汗国时期盛开在沙漠上的极富生命力的艺术之花。“刀郎”是成堆的意思，是麦：盖提县的古地名。这里是一片被人们遗忘的小绿洲，居住着一些迁移者或战乱中的逃难者，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具有勇敢剽悍的性格。他们以狩猎为生，所以他们独创了表现以狩猎为主要内容的“刀郎舞”。刀郎舞的全过程都是表演同野兽斗争的模拟动作和胜利返回时的喜悦心情。舞蹈动作粗犷，节奏强烈，情绪热烈奔放。既表现出娱乐歌舞的喜悦，又表现了狩猎的紧张和战、斗气氛。
经过规范的《十二木卡姆》是塔里木河流域农业文化的结晶。表现狩猎活动的“刀郎舞”，则是维吾尔先民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
幽默大师和爱情经典
幽默大师阿凡提，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有一天，穷愁潦倒的阿凡提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捡到了一个稀世珍宝，人们都围上来愿出高价收买。阿凡提见这么多人要买，就不断提高要价。有人出到五千块，而阿凡提则非一万元不卖。这时有人说：“阿凡提，五千块还不卖？你的珍宝一文不值！”
阿凡提听了这话，一生气就醒了，一看手里根本没什么珍宝，周围也没有争购珍宝的人，就又赶紧闭上眼睛说：“五千就五千，卖给你吧！……”
这就是阿凡提式的幽默。
后来阿凡提成了学者，整天手不离书本。他的妻子让他去买油，阿凡提拿一个大瓷碗到了店铺，付了钱，等着打油，他继续看书。油打满了，阿凡提端起碗要走，店主说：“等一等，阿凡提，还剩一点油，往哪盛？”阿凡提不假思索地说：“就那么一点了，盛在这里吧。”说着他把碗翻过来，店主把剩的油倒在了碗底里。回到家，妻子问：“怎么就买了这么点油？”阿凡提说：“这边还有。”说着把碗又翻过来，连碗底的那点油也洒光了。……
阿凡提像相声演员，常拿自己开涮。把自己当成讽刺对象，就可以少惹麻烦。
阿凡提是维吾尔人聪明智慧的化身，是人民心声的代言人，是人民的欢乐、笑声、正义、仁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
其实，阿凡提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阿拉伯和中亚国家，都有类似阿凡提这样的智慧人物、幽默大师。
阿凡提的故事是产生于察合台汗国至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民间故事。阿凡提的全名叫纳斯尔丁·阿凡提。纳斯尔丁是他的本名，“阿凡提”是“先生”或“老师”的意思，是人们为纳斯尔丁加的尊称。因为他嘲笑世人的愚蠢，嘲笑财主的贪婪，嘲笑法官的伪善，嘲笑国王的作威作福、为福不仁……人们敬重阿凡提这样的理想人物，所以就给他冠以一个最亲切、最朴素的称呼：“先生”。
其实，阿凡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阿凡提的故事是集体的创造，是维吾尔民间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它不是一个人的创作成果，而是把一切人的智慧、心愿、爱憎和生活中的笑料，集中在阿凡提一人身上。
国王问阿凡提：“这里有正义和金钱，你选择什么？”阿凡提说：“我选择金钱。”国王不屑地说：“要是我呀，一定要选择正义。正义难得，金钱算什么！”阿凡提说：“谁缺什么就选择什么。
尊敬的陛下，你选择的东西，正是你最缺少的呀！”
阿凡提的故事中，最短小的只有几十个字。
喀孜（宗教法官）问阿凡提：“阿凡提，你见多识广，可是你见过魔鬼没有？”阿凡提说：“见过。”喀孜又问：“魔鬼是什么样子？”
阿凡提沉吟了一下说：“你去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这样的故事，都是以假托的方式讽刺对方，表达含蓄，留有余地。正是故事中的夸张变形，而又文笔曲折，才引起人们会心的笑声。
一个自作聪明的财主与阿凡提一起吃西瓜，偷偷把自己啃的瓜皮放在阿凡提面前，吃完就故意戏弄阿凡提，说对方面前堆了这么多瓜皮，可见他的嘴有多馋。众人因之大笑一通。这时阿凡提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吃了瓜留下了瓜皮，可是巴依（财主）
您吃瓜，连瓜皮都吞下去了，半块瓜皮都没剩。”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说财主这时有多狼狈。阿凡提善于将计就计，在被动中求主动。他反击财主曲折而意在言外，要靠听众思之才得效果。这种令对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艺术手法，在阿凡提故事中处处可见。
阿凡提一面走路一面看书，不料撞上乘车出巡的国王，只有五、六步远了，阿凡提来不及回避。国王大怒道：“大胆的阿凡提，见了国王都不知道回避。人们都说你聪明，我看你愚蠢得和毛驴差不了多少。”阿凡提急忙躬身说：“是的，陛下。我和毛驴也就只差五、六步的距离。”
阿凡提没有嫉恶如仇，也没有大义凛然，而是用迂回的方式“恶毒”地咒骂了国王。
阿凡提是一位游侠，有一次他骑着毛驴到另一个国家，又遇上了骑象出巡的国王。不料阿凡提骑的毛驴突然大叫不止，惹得国王发了火，骂阿凡提不该让他的驴对着国王叫。阿凡提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毛驴只有见了毛驴才叫唤呀。”
阿凡提装疯卖傻，随机应变，既暗示了国王是驴，又不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这样造成的效果，不是比仗义执言正面反击国王，更具有戏剧性吗？
还有的故事，究竟它讽刺了什么，好像没有确定性。大夫给阿凡提看病，后者无钱买药，大夫就应付地说：“回去煮鹅汤喝，就会好的。”阿凡提更无钱买鹅，就来到一个有鹅游来游去的湖边，把带来的馕拿出来蘸着湖水吃。过路的人问他这是干什么？
阿凡提说：“我不是正在就着鹅汤用餐吗？”
这种不确定性，更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在阿凡提风趣浪漫的情调后面，不是也藏着一些酸楚和无奈吗？
如果没有阿凡提式的幽默，生活将是多么苍白和贫乏。但若没有爱情，则更是白活一世，空有一次人生。
与阿凡提的故事同样在塔里木河流域广泛传播的，是那些扣人心弦、叫人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
这些故事用诗和戏剧的形式流传数百年，堪称爱情经典。
它们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是维吾尔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类似的爱情故事，在维吾尔民间流传很多，许多诗人也把爱情故事当做创作题材，写出了大量的长诗。其中有七部长诗很出名，被誉为维吾尔族七部爱情诗经典。这七部爱情长诗是《艾里甫与赛乃姆》、《塔依尔与祖赫拉》、《玉素甫与孜来哈》、《莱丽与麦吉农》、《帕尔哈德与西琳》、《热比亚与赛丁》、《瓦木克与乌祖拉》。
这些长诗分别是在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由维吾尔诗人创作的。其中《艾里甫与赛乃姆》这首长诗的作者是喀什人玉素甫阿吉。其余几部多为阿不都热衣木·那札里创作，这位诗人也是喀什人。
《艾里甫与赛乃姆》创作于十五世纪，这部长诗是七部爱情长诗中惟一以喜剧结尾的，其他六部长诗都是爱情悲剧。
这些长诗都取材于民间传说。《艾里甫与赛乃姆》长达一千七百多行，故事说国王与宰相在打猎时，都遇到一只怀胎的羚羊，因为王后和宰相夫人当时都怀有身孕，他们便没有把母羚羊射死。由于这次偶然的巧合，他们便指腹为婚，约定将来如果生下一男一女，长大后就让他们结为夫妻。后来王后生了女孩取名赛乃姆，意为美人。宰相夫人生了男孩，因宰相猝死，就给男孩取名艾里甫，意为孤儿。艾里甫与赛乃姆从小一起读书玩耍，两人青梅竹马，形影不离。长大后相互产生了爱情。可是艾里甫的家境越来越贫寒，国王就背信弃义，违约将赛乃姆许配给一个贵族公子，把艾里甫放逐到遥远的荒野受苦。赛乃姆悲痛欲绝，卧病不起。后来赛乃姆终于逃出王宫，与艾里甫在深山相会，两人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数年后国王又到山中打猎，偶然碰到一位非常美丽的民间女子，就一见钟情，对这女子爱得如痴如狂。后来才知道这是自己的女儿赛乃姆，国王亲身体验了一次爱情的痛苦，才开始醒悟，成全了艾里甫与赛乃姆这一双忠贞的恋人。
艾里甫与赛乃姆的故事，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维吾尔人。塔里木河边的村庄里，人们给这动人的故事配上优美的十二木卡姆乐曲，常常在麦西来甫活动中演唱。长诗中的许多诗句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伟大诗人那瓦依就曾写过这个不幸的故事，那双双殉情，为爱情献上宝贵生命的结局令人心撕肺裂，不堪回首。
《莱丽与麦吉农》这首长诗中主人公“麦吉农”的名字，就点名了主题，“麦吉农”是“疯子”的意思，正如诗人所说，是“这负人的世界”，造成了“一个闻名的因爱情而发狂的人”。
《热比亚与赛丁》中的赛丁，因爱情受到无情的打击，被折磨而死。热比亚看到“这世界就像一座漆黑的荒坟”，就纵身跳入喀什噶尔河，跟随赛丁而去。
这就是塔里木河边串演的一幕幕爱情悲剧，为了追求爱情与幸福，有多少青年男女献出宝贵的生命，又有多少青年男女，一代又一代的重复着这悲惨的故事。
诗人阿不都·那札里说：“我要控诉这充满痛苦的人间。正当旅人们走向目的地的时候，它却在天宇上挂起了风雨的帷幕。在人们理想的花园里，它不让花儿散发出扑鼻的芳香，却刮起阵阵冷风，肆虐地摧残着花瓣……”
这些爱情的经典故事，被人们传诵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但是那些为爱情而付出生命代价的青年男女的美好理想，总是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落空。
这正是那些正直的诗人们，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地编织爱情诗篇和人生悲剧的原因。
让爱情之花，永远流淌在塔里木河的波浪里。
珠联璧合的《拉失德史》
前文中多次引用了《拉失德史》的资料，它是记述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维吾尔社会变迁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
由于明朝与新疆地区长时间的隔绝，这一时期的新疆历史几乎处于空白，《拉失德史》正是因为填补了《元史》之后的这个空白，所以使它的历史地位达到了一个相当突出的高度。
这部史书的作者米尔札·马黑麻·海答尔，将它献给了叶尔羌汗国的英主拉失德，故而取名《拉失德史》。
《拉失德史》记载了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两个多世纪的历史，特别是作者本人亲历了叶尔羌汗国许多重大事件，所以这部史书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就更加弥足珍贵。
米尔札·马黑麻-海答尔是蒙古贵族后裔，喀什噶尔人。
“米尔札”是当时赐给与成吉思汗有近亲关系而非蒙古人的最高贵族称号。他与叶尔羌汗国开国君主赛义德和印度莫卧尔王朝开国君主巴布尔大帝是姑、姨表兄弟，他还曾随同赛义德参加了征服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等地的战争，为叶尔羌汗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海答尔曾率军征服了克什米尔，在那里作了十多年的统治者，居然将满目疮痍的克什米尔治理得井然有序，成了经济繁荣、农产丰饶之地。与此同时，他大量收集故乡的有关材料，辛勤耕耘多年，写出了鸿篇巨制《拉失德史》。
《拉失德史》是海答尔用波斯文写出的。后来，又翻译成了英文出版。
海答尔久居克什米尔，并不是处于对权位的迷恋，而是拉失德汗王继位之初翦除异己的刀光剑影使他不安，因此不敢贸然返国。也说明他与拉失德汗王之间鸿沟很深，个中有着难言的苦衷。但作为史家，海答尔不仅把自己呕心沥血的著作献给他，而且对拉失德汗王给予非常公正的评价：
拉失德汗虽然不敏于断事，但他身体强壮，四肢健全，谈吐优美绝伦。除了他父亲以外，我很少看到有人的箭法能和他相比。他非常勇敢，以至于达到慓悍的地步。他那高雅的谈吐，宛如绝世无双的珍珠。对于某几种乐器他是技艺娴熟，对于艺术和工艺他都卓具才能。例如有一次他用纸剪了一棵树，枝叶和树干的着色恰如其分，栩栩如生，其手工的精巧连这一行的老手见了也会惊绝。……在我离开之后，他取得了什么成就，我无从置喙。此外，他还是个虔诚的穆斯林，秉性公正。但是他由于误信残暴的马黑麻之言，以致处事屡屡失于持平。祈求真主使他今后永不背离正义的大道。
《拉失德史》分为两编，共184章。第一编为正史，叙述了从秃黑鲁·铁木耳汗到拉失德汗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前期的历史，是根据历史资料和传说写成的。第二编是史迹概述，内容极其丰富和庞杂，主要叙述了羽奴斯汗到赛义德汗及其后裔时期的历史大事。
有趣的是，他先于1542年完成了第二编，因为该编内容都是他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事。正如海答尔所说，“因才疏学浅，不应冒昧从事”，“还将以史册和可靠的传说为依据”，需要时日，所以到1546年才完成第一编，比第二编晚了四年。
这部史书内容相当广泛，它以察合台汗国兴起和汗统的更迭为主线，叙述了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塔里木河流域、中亚以至阿富汗、印度北部这一广阔地域内的历史事件，成为研究十五世纪前后新疆历史、亚洲次大陆特别是研究印度莫卧尔王朝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我国周边国家如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诸国，在编写本国本民族历史书籍时，也常常引用《拉失德史》提供的史料。
《拉失德史》对于塔里木河源流地区的城市、山川、河流、出产、民俗等，也都有一些具体记载。
如书中说叶尔羌河的水“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师所称道的美好水质，这种水一概具备。它发源于图伯特常年雪积冰封的群山，河川水流湍急，从南向北奔腾流过沙石地，到哈什哈尔（即喀什噶尔）山区尽头的撒里畏兀儿以后，仍同样迅猛地奔流而泻，在岩石间穿过，汹涌翻滚，向东七天七夜，然后进入平原。到此地经过一大片唬岩地，再历时两天以上，到达石块稀少的叶尔羌河床，这时流速就减慢了一些。这条河流有个怪异的现象，每逢孟春季节，河身变窄，有些地方可以踏石而过。到狮子座的季节（指七、八月份），水涨得很高，有些地方几乎宽达一标准里。”
作者从帕米尔高原的图伯特看，“群山向西南方向流下来的全部河川都成了印度的河流，如尼尔河（即印度河）、比拉河（即杰卢姆河）、拔奇瓦刺河（萨特里日河）、苏尔坦布尔河等等，这些都是信德境内的河。米恩河（即朱木那河）和恒水（即恒河）等流经榜葛刺，注人海洋；所有从图伯特群山流向东方和北方的河川，如叶尔羌河、阿克恰什河（即玉龙喀什河）、哈拉哈什河（即喀拉喀什河）、克里雅河、卡墙河（且末河），都注入沙漠地带的大湖——柯柯淖尔。”这里的柯柯淖尔显然是误写，应为罗布淖尔（罗布泊）。
在另一处记载中，他说“于阗有两条河，名叫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在这两条河中都有举世罕见的玉石。于阗是全世界著名的城市，但现在只有玉石值得称道了。”他还谈到和田河岸沙漠中的野骆驼，“捕捉后如未受伤，则可将它安置在骆驼的行列中，它就会跟着走，好像一匹驯顺的骆驼一样。”另外，“山区有形体特大的野牦牛，性格极凶猛，向人扑来时，无论是角祗、脚踏、舌舐，都能致人死命”。
海答尔对于阗和喀什的水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一带水果产量丰富，其中以梨为最好，我在其它地方还没见过这样好的梨，堪称举世无双。这里的玫瑰花和玫瑰水，也非常出色。”不过喀什的缺点也很多，例如“气候虽然宜人，但经常发生尘暴，狂风起时尘沙蔽天。尽管恒都斯坦向来以风沙现象闻名于世，可是喀什噶尔的风沙更大。”
海答尔写到赛义德汗攻下喀什城后，通令全军纵掠抢劫。
接着介绍了当时喀什城中的情况：“胜利者赛义德登上本城的宝座。接着他到城堡中去，城中有许多高大的建筑物，每一建筑物都有许多房间、厅堂和雉堞，其数目之多简直令人惊讶。建筑物中布满了衣料、印花棉布、地毯、瓷器、铁甲、马具、驮鞍、弓箭和其它有用的东西。”
在海答尔看来，他的故乡喀什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但走南闯北的他客观评价说，喀什的生产力和供养军队的能力却不如那些草原王国。大城市来的人把喀什“看作野地”，而草原中人却把它看成是文雅的城市。“这是天堂般的城市和地狱般的沙漠之间的炼狱”，接着海答尔引用了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中的一句诗，概括了喀什在大城市和草原之间所处的地位：“如果问那从炼狱中走出来的人，他们会说这里是天堂。”
《拉失德史》不是一本枯燥的史料，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往往使用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比喻。例如记载赛义德征服了喀什、安定了社稷之后，“就慷慨地赏赐部下，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英武的人物。”“他犒劳士卒，甚于雨露润泽草木。他气度恢宏，处事公正，驱散了笼罩在当地居民头上的暴虐的黑夜。从前商旅视为畏途的道路，现在都已太平无事。所以人们都说：如果一个老妪头上顶着一坛金子在路上行走，也不会被人抢去。”
他对赛义德汗王建立的叶尔羌国，给予崇高评价，他说：“赛义德汗王将王国治理得四境翕然，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市井小民，都欢乐非常，高枕无忧。现在全体臣民都欢娱歌舞，饮酒作乐。”这是对开国之君的真诚赞美，也是对国初盛世的真实写照。但是不久，海答尔就看到了社会的弊端，特别是汗王和他的廷臣，由于饮酒都“颠倒了阴阳，将白天当作黑夜，把黑夜当作白天，纵情狂饮。‘烂醉上街颠狂行，何来何去不自知。’宴乐成了一种风尚，节酒清醒被看成是耻辱，烂醉如泥被当作是美德。”这种昏天黑地的纵乐，一直持续了几年。幸好，“由于上天的仁慈”，赛义德才有了节制，从而“不再因此而受物议的非难了。”
米尔札·马黑麻·海答尔可以说是一个全才，他是政治家、行政长官，又是能领兵打仗的军事将领；他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不仅用波斯文写出了历史巨著《拉失德史》，还用波斯语写了许多诗篇。
与《拉失德史》等量齐观、堪称珠联璧合的姊妹篇《拉失德史》续编，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拉失德史》续编的作者米尔札·沙阿·马赫茂德说：“我心中有了这样的念头，米尔札·海答尔以拉失德的名字写下了《拉失德史》这样的历史著作。在那部著作里，叙述了秃黑鲁汗时期到拉失德时期的时代变迁、帝王更替以及这些帝王的事迹。拉失德汗至巴哈杜尔汗之间，都没有谁来写下一部历史著作。虽然我并不具备撰写一部史书的才能，可是尽我的学识和智力，还是写下了这部著作。”
作者明白无误地说明，续编偏重于拉失德至巴哈杜尔这一时期的历史。巴哈杜尔是叶尔羌汗国被推翻以后，由策划者阿帕克和加把他当作傀儡扶上汗位的。而续编的作者马赫茂德，正是当时执政的巴哈杜尔手下的支持者、四大伯克之一。
《拉失德史》续编完成于1687年，记载的历史正好衔接在《拉失德史》之后，从而珠联璧合地构成了连贯性的、完整的史书。
续编的不同之处是，作者不是用波斯语而是用维吾尔语撰写的。续编还把波斯语《拉失德史》中许多重大事件，摘录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而使一些无法获得《拉失德史》或不熟识波斯语的维吾尔人，能从中获得两部书的精华。
众所周知，《明史》对新疆的记载非常简略，它记载的范围也仅限于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等地。而对天山以南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却不著一字。《拉失德史》及其续编，不失时机地补充了《明史》的不足之处，提供了十四至十七世纪塔里木河流域的许多历史信息。其重要价值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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