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沉寂的塔里木河和荒凉的塔克拉玛干之间，那些遥远偏僻、人迹罕至、早已被历史遗忘的地方，却不时地闪现着西方探险家你来我往的忙碌身影。
这封存已久、未曾洞开一门一窗的东方秘境，具有着异乎寻常的诱惑力。
前文多次提到穆斯林学者米尔札·海答尔，他在《拉失德吏》一书中有过这么一段神奇的记述：罗布泊附近有一个叫卡塔的城镇，那里的清真寺当天只有两个人，一位是高居穹窿顶大寺宣礼厅呼唤穆斯林来作晚祷的“迈曾”，另一位是提前到来的有学问的穆斯林“毛拉”。穆斯林们正准备从四面八方前往清真寺时，天空突降沙尘，大地被淹没，城镇的一切建筑物都被席卷而来的流沙所吞噬。迈曾和毛拉爬上寺顶，惊慌失措地向下看时，整个卡塔镇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四周的土地一直在迅速地上升，刚才还是人声嘈杂、充满活力的城镇，刹那间被流沙彻底毁灭，变得一片死寂。毛拉和迈曾迅速从寺塔的顶上跳到沙堆上，整个城镇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这清真寺的尖顶了。毛拉说：“远远离开愤怒的上天，是一个聪明的主意。”迈曾表示赞同，二人飞快地逃走了。《拉失德史》说：“卡塔这个城镇就这样一直被沙漠淹埋到今天。”
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记述过古代旅行家、学者、高僧对这一东方秘境所作的神秘而令人恐怖的描绘。
后来，古怪离奇的传说越来越多。最多的说法是被沙丘淹没的古代城镇中，埋藏着大量的金银财宝。有一位柯尔克孜族牧羊人说他从远处看见过一座被淹没的城镇，那城垣耸立在芦苇丛中，整个城市就隐藏其后。所有去过那座城市废墟的人，都因经受不住城中储存的财宝的引诱，而大都死在里面。据说神像四周的架子上，摆满了光灿灿的珍珠、宝石和无数金银元宝，但谁也无法拿走其中的任何一件东西。有一个卡尔梅人到庙里祭祀时幸运地偷出了两个元宝，他还没走多远，突然感到非常疲乏，不由得躺下就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装在口袋里的元宝不见了。于是他又回到庙里，想再多拿一些。不料，他拿走的那两个元宝又令他惊异万分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时，他又看见那个神像正在对着他发笑，他被吓得昏倒在地上。
那些身临其境的外国探险家，他们笔下描述的这一地区，依然是恐惧、险恶和死亡。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最常见的记载是“死亡之海”、“进去出不来的地方”、“一个死亡的地带”、“世界上最坏和最危险的沙漠”、“令人望而生畏的所在”、“梦魇似的黑色飓风”、“阴森可怖、叫人胆战心惊的景象”、“死者的白骨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等等。尽管如此，这些雄才大略、意志坚强的外国探险家，仍然置生命于度外，乐此不疲，纷至沓来地行走在“死亡之路”上。
首先要提到的外国探险家，应该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瑞典人斯文赫定。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取神庙中的元宝，而是为了实现少年时代的一个愿望。
1880年4月的一天，瑞典伟大探险家诺登斯居奥德驾“菲加”号轮船从北极探险归来。历时两年的惊险航程，特别是被北冰洋浮冰围困了十个月之久后脱离险境，给这位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凯旋英雄又戴上了令人眩目的五彩光环。当“菲加”号回到斯德哥尔摩，停靠在瑞典皇宫前的内港时，整个首都沸腾起来。
富丽堂皇的王宫装饰着彩灯，码头沐浴在烟火和灯光之中，身穿礼服的铜管乐队队员们演奏着欢乐的乐曲。大街小巷人山人海，雷鸣般的掌声和海啸似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对十五岁的孩子斯文赫定来说，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他和父母、姐妹乘坐马车，穿过拥挤的街道，他被公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英雄事业成功的喜悦所激动着，诱惑着。他后来写道：“这真像是罗马人的胜利。”一个宏大的志愿在他心中涌起，他将要成为一个探险家，像他心目中的探险英雄诺登斯居奥德那样载誉而归。果然，斯文赫定历尽艰险，在几乎付出生命代价的对中亚进行数次探险之后，一跃而成为世界探险明星。1909年1月他探险归来，在当年诺登斯居奥德登陆的斯德哥尔摩码头岸上，成千上万的青年聚集在码头狂热地呼叫着他的名字，许多官员也到码头欢迎他。他乘坐着皇家马车穿过街道驶向皇宫，国王、皇室成员、首相、政府要员在皇宫里接见了他，古斯塔夫国王在欢迎词中说：“通过你的努力，瑞典的名字在全世界获得了尊敬。”国王亲自给他戴上北极星大十字勋章。斯文赫定的发祥地，正是位于遥远亚洲腹地的塔里木盆地，他对塔里木河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情有独钟。他非常幸运地发现了楼兰古城和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他第一个全程漂流了塔里木河，他掀起了西域考古新的一页，他写出了卷帙浩繁、价值极高的探险巨著，这些著作被译成世界上三十多种文字出版，地理学界为他学术上的成就而肃然起敬，各种肤色的人们通过他而认识了楼兰和塔里木河。
在敦煌，在吐鲁番，在塔里木河下游的楼兰、米兰、尼雅、喀拉敦，在塔里木河源流地区和田河一带的玛札塔格、约特干、热瓦克、丹丹乌里克，在叶尔羌河流域的莎车、巴尔楚克，在喀什噶尔河流域的喀什、疏勒、英吉沙，无处不留下斯坦因的足迹。这位英国籍的匈牙利人，他钟情于西域考察和探险，并为此献身，这不仅因为匈牙利是匈奴的后裔这一古老信念而使他深受吸引，而且从玄奘法师献身佛法的大无畏精神中备受鼓舞，所以他为中亚考古探险几乎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甚至以82岁的高龄，还在阿富汗进行考察，不幸因病死于喀布尔。
在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之前，更有先行者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俄国探险家分别从伊犁翻越天山和从黄河长江发源地经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两次到达罗布泊一带考察。在1888年他进行了第五次中亚探险，途经比什凯克时不幸得病去世。他在临终前说：“我死后，就埋在伊塞克湖边水波溅不到的地方，在墓碑上只简单地写上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人棺时给我穿上探险时的服装。”他也是一生没有结婚，被誉为“永生的探险家”。德国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的老师，“丝绸之路”称谓的首先提出者李希霍芬教授，称赞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天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认为他本人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本质的”影响。濒临绝种的新疆野马，因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发现，而被称为“普氏野马”。
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在喀什噶尔、巴楚、库车进行了考察，他甚至用马鞭就在图木舒克遗址弄出一尊犍陀罗风格的佛雕像，他最大的收获是获得并研究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密藏的大量敦煌文书。
随后，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走遍了塔里木河流域及源流地区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库车、楼兰、若羌等地，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探险考察。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大谷探险队在库车昭怙厘寺带走的一件珍宝——几十年后才显露真容的唐代舍利盒乐舞图长卷。
再就是德国的克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他们在库车和焉耆等地的考察，为世人所瞩目。甚至对库车石窟群的考察，在当时各国探险考察者眼中，被看成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或专利。俄国和日本等国的探险队，就曾为库车地区的考察权问题，与德国发生过明争暗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清朝政府遭到的特殊境遇，新疆也成为西方各国窥视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沙漠中，埋藏着消失了数个世纪和十数个世纪的历史文明遗存，成为中国西北一隅的神奇秘境，所以更富神秘性和诱惑力。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世界各地来的探险家的全部名单，上面提到的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少部分，主要是为了后面章节中便于谈起他们。那一时期深入到塔里木盆地各个角落的外国探险家和探险队，要比上面列出的多得多。
这一东方秘境引起世人关注，一部分珍贵遗产被保存并成就了一门“西域学”或“丝路学”，这是它的幸运。但随之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又给塔里木河带来许多不堪回首的遗憾和伤痕。
死亡之旅
1895年2月，当斯文赫定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喀什时，连温度计里的水银都要结冻了。，他冒着零下37度的严寒，在冰雪耀目的返光中，不仅经受了骇人听闻的寒冷，而且还失去了视力。他在通往喀什的下坡路上，不得不蒙上眼睛，由别人牵着走路。
他同样听到了沙漠里有古城，古城里有珍宝，偷珍宝的人都必死无疑这类传说。斯文赫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荒诞的传说后面必定有一些真实的内容。他经不起这些传说对他的诱惑，他不是为了珍宝，他是为了探求未知世界。他需要证实，人们不仅能够来到塔克拉玛于沙漠的边缘，而且还有可能深入到它的腹地。
他说：“我一直不厌其烦地注视着遥远的、地平线边缘上的那些宏伟壮丽的圆形沙丘。在它们的远方，在那坟墓似的沉寂之中，延伸着一块尚未发现的……土地。我将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人。”
1895年2月17日，正是斯文赫定29岁生日的那天，他离开喀什来到叶尔羌河边的麦盖提，在那里建立了大本营，计划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入沙漠腹地的和田河。
摩尔根之所以断言打开人类文明之谜的钥匙在塔里木盆地，就因为塔里木古海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诞生地之一。这令人心悸而又叫人神往的茫茫古海，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斯文赫定的目光和年轻的心。
在筹备和准备进入沙漠的过程中，斯文赫定的视力得到了恢复，但却得了严重的头痛病。当人们知道赫定博士的病情后，麦盖提的巴赫希（巫医）主动来为他驱魔治病，三个留着长须的大汉激烈地敲着手鼓，击出一个节奏，发出的喊声震耳欲聋。他们跳跃奔跑，把手鼓扔向天空又接在手中，继续击打。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钟头，赫定可能沉浸于某种文化氛围，他的头居然不那么痛了。
斯文赫定还记载了他在麦盖提见到的两起案件。一起是伊斯兰神职人员将被判为淫妇的女人的脸涂黑，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强迫她骑在毛驴上游街。另一起是，将一个伤害了妻子的男人双手反绑，吊在树上鞭笞……
赫定的仆人衣司兰拜在麦盖提四处奔波，备齐水桶、羊皮囊、粮食、蜂蜜、干菜、粉条、瓦罐等生活必需品，还用低价买了八峰漂亮的骆驼。赫定又在当地雇用了白胡子驼夫买买提木沙，熟悉骆驼习性的卡斯木和向导约尔提。约尔提自吹他去沙漠寻找过金子，无论到哪里都不会迷路。临行前在铁桶和羊皮囊中装了供二十五天用的水，又补充了三只羊十只鸡。骆驼驮着测量仪器，还带了三支长枪、六支手枪、两箱火药。4月10日出发的时候，麦盖提的居民神情阴暗地望着这一群可怜的一去就不复返的人们。因为他们当中早就盛传着阴森可怖的故事：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有一座宝城，谁要拿了那里的金银财宝，就会中魔，在那里原地打转，怎么也走不出来，直到最后倒毙荒漠，留下一堆白骨……据说有一个人挖了许多财宝刚要离开，突然从四面八方来了无数野猫，凶猛地向他袭来，他只得留下财宝逃生……乡亲们以悲壮的情绪为这位外国探险者也为跟随他的同胞送行。他们认定，这些可怜的人们永远也回不来了。他们叹息着、哭泣着，像送葬一样……
这与四年后的1899年斯文赫定漂流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离开麦盖提时人们用欢乐的刀郎歌舞为他们送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斯文赫定不但没有被那可怕的传说吓住，反而被那神秘的富有吸引力和刺激性的所在鼓舞着，义无反顾地向着未知祸福的塔克拉玛于大沙漠出发了。他露出刚毅的笑容向乡亲们挥手告别，八峰骆驼引颈昂首，铜铃庄严地叮咚响着。一位老人悲伤地说：“他们向死亡走去了……”几个印度商人向赫定头上扔几枚铜币表示祝福，并喊道：“一路平安呀！”上百个骑马的人们护送他们，随着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回来。
两天后，他们已经远离了叶尔羌河，走进了沙漠之中。骆驼从高大的沙丘上跌下来，它的负荷太重了。4月19日，他们在一个湖边的胡杨树丛中驻扎。当进入不毛之地的沙漠深处时，赫定回忆起这个地方，“就像回忆起一座人间天堂”。远山闪耀紫辉，湖水碧波粼粼，胡杨吐着春天的嫩芽，芦苇和沙地泛出金黄的颜色，令人无限留恋。到了4月23日，赫定登上一座沙山，看到匹周除了黄沙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时，那种留恋之感就更强烈。但是赫定丝毫也不踌躇，“我早就下了征服沙漠的决心。不管从这里到和田河多么艰难困苦，我也绝不踏着自己的足迹退回一步。我觉得我充满一种向未知处走的不可抗拒的欲望，这种欲望克服了一切阻碍，我根本不承认世间有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们在离开那个“人间天堂”时，补充了足够的水。尽管约尔提说从这里到和田河只有四天的路程，但赫定仍吩咐他们备足十天的水，以防不测。4月24日，他们遇上了风暴。“一阵阵旋风夹着沙子在头顶上飞舞，一种黄中带红的烟雾在地平线上飘动，天空是一片混浊的蓝色。不久，从东边又刮来一阵风暴，挟着细细的飞沙，把白天变成黑夜。”
次日他们从风沙中醒来，当把水桶抬上驼背时，发现水桶响的声音有些空洞。赫定立即检查储存的水，使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些水只够两天用了。他质问仆人衣司兰拜，为什么不按他的指令备足十天的水？仆人说：“约尔提说不必带那么多水，到和田河只有四天的路，到那里就有水了，所以没有把水桶和皮囊灌满。”约尔提也在一旁说：“这些水可以用到和田河。”赫定记载道：“我不再责备他们。因为我当时应该亲自检查一下到底带了多少水……
我当即在大家面前宣布，让衣司兰拜负责管理剩下的水，减少人们的用量，骆驼则再也得不到一滴水了。”
又走了两三天，还是没有到达和田河。白天太阳灼热得如同火炉，人喘出的气都是火辣辣的。在他们眼中，那一座座沙丘就如同一座座坟丘，令人望之心悸。大家被笼罩在阴郁恐怖的气氛中。驼铃在疲惫地响着，这是希望之声，还是为驼队覆灭敲响的丧钟？
名叫“老者”的骆驼走不动了，赫定让人卸下它背上的装载，破例给了它一口水，不等把水咽下，骆驼就扑通一声倒地，眼里留着绝望的死光。后来叫“大黑子”的骆驼也躺倒了，当它在弥留之际还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疑问的目光，望着即将有相同命运的人们……它们在沙漠中静静地死去了，那游动的沙丘在时光的流逝中将会把它们掩埋，为它们造成一座丘墓。
人们陷入到恐怖和惊慌之中，不由得把愤怒和指责发泄在约尔提身上。约尔提狡辩说：“这是魔鬼作怪，我也没办法。”
赫定自责找错了向导，但自责无用，还是赶快找水。他手托罗盘，疲惫不堪地独自迎着热浪蒸腾的沙丘走去，渴得喉咙冒火，不由得倒在地上。蒙陇中他仿佛听到波浪逐岸的溅水声，但醒来后又回到可怕的现实中。不能让人也像骆驼那样倒下去，赫定果断地对大家喊道：“我们来掘井呀！”这句话使人们振奋起来，立即开始挖井。一把铲子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不停地挖掘。可是挖了三米深仍不见水。挖到深夜，点亮两盏小油灯继续挖。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井口，等待奇迹出现。忽然，卡斯木站直身子，铁铲从手中滑落下来，他哽咽地说了声“沙是干的”，便跌倒了。他的这句话好像是从坟墓中发出来的，无情地给全队宣判了死刑。
整个探险队处于绝望之中，他们抛弃了帐篷、行军床、火炉等物，轻装前进。沙丘越来越高，达到60公尺。赫定拼命攀登上去，映入眼帘的除了漫漫沙海，没有半点河岸的影子。极度的失望攫住了赫定的心，使他难于呼吸。突然，西方出现了晶蓝欲雨的云朵，云朵在扩大，越来离他们越近，赫定让大家准备好空水桶，把所有的器具都排放在沙地上，还把布帐撑开．，每人抓一个角，迎接自天而降的生命之甘霖。然而，或许真是魔鬼在捉弄人，云朵散开了，不一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衣司兰拜喃喃地说：“骆驼一只只倒毙了，接着就轮到我们了。”
约尔提说：“我们以为是往前走，其实是魔鬼引着我们在原地打转转。”
赫定斥责他：“你说的是鬼话！你不知道太阳是有规则地转动吗？”
“太阳发疯了，”约尔提狡辩道，“连太阳也中了魔！”
听到约尔提的胡言乱语，人们愤怒地举起拳头，但被赫定喝住了。
第二天又是灾难的一天，沙暴在飓风助力下，更加疯狂地呼啸着，搅得天昏地暗。又有一头骆驼倒毙，很快被流沙掩埋。这时又发现买买提木沙，那位白胡子驼夫倒在地上，赫定让衣司兰拜去拿那剩下的两小壶水，衣司兰拜报告说，一壶水夜里被盗了。
这已是4月30日的早晨，衣司兰拜出乎意料地看见约尔提正嘴对水壶，把一壶水喝了个光。衣斯兰拜和卡斯木扑过去把他打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如果不是赫定阻止，约尔提可能活不成了。但很快，约尔提就失踪了。
到5月1日，赫定已是两天没进一滴水了。他抑制不住干渴的折磨，偶然拿起盛着作燃料的烧酒的瓶子，不顾一切地咕咚咕咚喝了半瓶。他知道自己干了蠢事，但已经站不起来，躺在地上昏迷过去。太阳燃烧着，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仆人们以为赫定已经死了，便纷纷离他而去。
突然，赫定感到了死亡就在眼前，他拿出全部意志力，蹒跚地往前走，跌倒了爬一段，又起来走几步。这时他看见他最忠实的衣司兰拜站在一个山丘上向东张望，手里拿着水壶想向东跑，但当他看见赫定向他走来时，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又聚在一起，作了最后的精减，抛弃了所有的用具、仪器、日记、图纸以及所有的驮鞍，只图救活自己的性命。赫定留在衣袋里的只有罗盘、怀表和测绘表，一盒火柴一把小刀一支铅笔和十支顺手能拿到的香烟，还有一本袖珍《圣经》。最后他找出一套干净的衣服，从头到脚重新换过，他想真要死在沙漠至少要穿一身新衣。
买买提木沙和约尔提已永远葬身沙海了。
最后剩下的四峰骆驼也都卧倒爬不起来了。
衣司兰拜突然仆倒在地，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他喃喃自语地说，他情愿死在这里，再也不能向前走一步了。
现在还能站立起来的卡斯木，与斯文赫定搀扶着，告别了衣司兰拜和四峰骆驼，向这不祥的死营投去最后一瞥诀别的目光，然后消失在漫漫沙海的夜幕之中。
时问在无望地挣扎中匆匆过去。
自麦盖提出发后，已经过了25天，5月5日破晓之时，赫定和卡斯木登上一座沙丘纵目远眺，像化石般伫立不动。突然，他们二人同时喊出：“树林！和田河！”他们跑向树林，倒在了树荫下，摸摸身下的沙子，河床是干涸的。卡斯木绝望地抽搐着，样子很痛苦也很难看。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弱声地说，他将死在这树荫下了。
赫定只身向前走去，忽然树林没有了。他看到一个几乎垂直的斜坡，下面是没有植物的平地，他已经到了和田河的河槽，这里仍然像身后的沙漠一样干涸。他挣扎着向河床对面走去，岸坡上长着灌木和芦苇丛，一颗倾倒的伸出树干的胡杨正对着他。他正在观望着，突然一只水鸟在他面前振翅飞起来，响起水的拍溅声。一瞬间，赫定看见自己就站在一个水潭边了。月色中，水潭像墨一样幽蓝，水中映出那根倒下的树干的影子。生命之水降临了。
赫定扑倒在水潭边，咕嘟咕嘟喝个不停。他回忆道：“水很凉，像泉水一样清冽可口，我那枯朽的躯体像海绵在吸收液体，所有的部位都柔滑起来了。羊皮纸一样硬的皮肤开始变软，脉搏逐渐正常，血液轻快地流动着……”
这真是天赐琼浆，绝处逢生。赫定惊喜地把这个呈椭圆形的水池，称为“天赐湖”。
赫定这时立刻想到了卡斯木。但没有任何盛水的器皿，他急中生智，脱下自己的靴子，灌满了水，去救活了卡斯木。然后他们就用铲柄挑着两只靴子，开始新的跋涉，最后与衣司兰拜会合。
再后来他们又找到丢失的骆驼和财物，身处绝境的赫定重新又阔气起来了。
赫定回到瑞典，专门找到了为他制靴子的匠人，感谢他制作的靴子救了一条人命。从此，他每年给这位靴子匠寄去一双靴子的价款，以纪念那死里逃生的日子。
这次死亡之旅没有折断赫定海燕般的翅膀，反倒激起了他探寻这东方秘境的更大热情。
斯文赫定返回喀什噶尔，等待欧洲运来的仪器物资，这期间他得了重病，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年12月，他又来到和田，他甚至找到于阗国古都遗址，在那里找到赤陶佛像，菩萨和男女人物小塑像，其中还有令人喜爱的骆驼和猴子塑像。最使赫定惊喜的是，他居然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铜十字架。由于上个世纪的战乱和被洪水淹没，这个古都遗址已完全被毁坏，地面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仅存的文化层也被埋藏在沼泽地的底下。
斯文赫定还听说，在沙漠东北方向有一座几乎整个都埋葬在沙丘中间的秘密城市。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率队冒着严寒走了10天，终于来到这座城市的废墟。他们看到矗立在沙丘之外的木柱和几堵墙垣，向导将这遗址称作“象牙房”。当他们走进这残破的遗址时，在一堵墙壁上赫然出现佛和菩萨的画像，在另一处佛殿里，看见许多彩绘壁画，其中女性形象很多，眉毛细长，前额上点一个吉祥痣，是明显的印度式形象。赫定穿过有花园和白杨、杏树的道路，在几间屋宇中，意外地发现几个石膏浮雕人像，这是原先装饰墙壁的。他意识到，他发现的这个遗址很古老，很重要，但他来不及发掘和考证。后来他写道：“我甘愿把科学研究留给专家们。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也将到这里进行挖掘。对于我来说，作出那么重要的发现，同时又在沙漠的中心，为考古学家开拓了一块新的场地，就已经足够了。”
斯文赫定的这一发现的确异乎寻常，后来斯坦因寻迹而来，在这里发现了惊世的神秘木板画。这些画幅在世界上引起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自斯坦因之后，斯文赫定发现的这座被称为丹丹乌里克的古代城市废墟，突然又神秘地失踪了。直到距此101年后的1997年，丹丹乌里克才又被新疆考古工作者重新发现。
接下来，斯文赫定沿着克里雅河的行程，是惊险而富有内容的。他决心顺着克里雅河进入沙漠，探寻这条河流在沙漠中的演变秘密。
斯文赫定问一个牧羊人：“从这里到河流的终点，有多远的路程？”
牧羊人说：“直到世界的尽头。到那里要走100天。”
斯文赫定毫不犹豫地沿河北上，决心走到“世界的尽头”。一进入沙漠，就使赫定心花怒放，他看到了无数的兔子、鹧鸪和鹿，还撞见整群的野猪，在张慌地奔逃中又惊起芦苇丛中的狐狸。
赫定在结冰的克里雅河上测量它的宽度，沿着没有尽头的河床，两岸是古木参天的林海。无论这条河流深入到那里，赫定都要实现自己预定的考察计划，横过沙漠抵达与它交汇的塔里木河。
克里雅河的河身有时宽达百公尺以上，有时又缩成十几公尺甚至几公尺宽了。但是，河边的芦苇丛仍旧稠密，胡杨树照样向远处延伸。
突然，向导像中了电击一样立定了，随着一声枪响，一只野骆驼“颤抖了一下，向我们这边看看，转身就逃。但那只十二龄的雄性领队者只走了一两步就跌倒了”。后来，他们每天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野骆驼，时而奔跑时而轻巧地漫步，见得多了，他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慢慢地，克里雅河在沙漠中消失了。后来他们带的水也喝光了。他们别无选择地继续北上。当他们登上高大的沙丘时，终于望见了“远处塔里木河漆黑的林际”。天亮时，他们找到一处冰冻的水潭，在那里让人和牲口喝了个够，第二天就踏上了塔里木河结冻的冰面。通过宽约一百五十公尺的塔里木河，沿河行走了两个星期，绕过沙雅城到达库尔勒。这时，已是1896年的3月10日了。
当年的5月，斯文赫定一行从库尔勒东行，经罗布泊沿阿尔金山重新返回和田。
这次死亡之旅及以后约半年的探险，为斯文赫定四年后的旷世壮举——全程漂流塔里木河，以及为发现那令人倾心的古楼兰拉开了序幕。
世纪末的漂流
1899年9月，斯文赫定第二次进入塔里木盆地。
世纪末东方秘境的金秋美伦美奂，那条条河流把沙漠装扮得分外迷人，这异域奇妙的景色，不光给勇敢而不知疲倦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带来了十分惬意的好心情，而且使他获得了令世界注目的双重收获。
这次斯文赫定佩带着瑞典国王所赠的金质奖章来到喀什噶尔，他的探险活动还受到国王奥斯卡和瑞典百万富翁诺贝尔的资助。
他的目的是首先测绘叶尔羌河地图，接着再测绘塔里木河的地图；他的行程从叶尔羌河上游开始，到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泊结束。
9月5日，斯文赫定一行从喀什出发，骑马翻越了四条高矗的山脉，来到叶尔羌河边。河流在狭小的峡谷中呈现出雄大的气象，巨流冲出峻峭的山门呼啸奔腾，翻滚而下。当地的人们已经做好了渡河的准备，几名赤体汉子身上缚着羊皮囊，把赫定的行李器材搬上四只渡船，渡船也是用十多个羊皮囊组成的筏子。这神奇的羊皮筏子船，箭一般地顺流而下，赫定觉得对面的群山正在逆行而上似的。筏子颠簸着、摇晃着，疯狂地跳跃着，简直使船上的人吓破了胆，眼花缭乱，心跳头晕。凡是遇到瀑布处，那隆隆的浪涛声更是惊心动魄，仿佛要把船上的人撕成碎片。
驾船的水手们是训练有素的，他们计算得很准确，避开许多礁石险滩，渡船安全地到达了对岸。
斯文赫定下了船，越发感到“未知”的未来有着无穷的魔力，吸引他的不仅是新鲜的空气美妙的风光，更强大的吸引力来自即将开始的划时代的冒险。
赫定又来到了四年前来过的麦盖提，把大本营扎在了叶尔羌河畔的小镇莱里克。
他们这次冒险行动的起点，正是上次沙漠死亡之旅的出发地。
赫定买了一条船，又找木匠造了一只小船，繁忙的准备工作结束，船就下水了。
这次伟大的漂流开始之前，热爱艺术的斯文赫定在叶尔羌河畔举行了一次篝火晚会，邀请当地百姓参加，以壮行色。天黑后，帐篷上灯火通明，岸边篝火熊熊燃烧，映红了美丽的叶尔羌河。麦盖提这地方是维吾尔族的一支“刀郎人”及著名的刀郎歌舞的故乡。刀郎舞以壮美阳刚的节奏律动和高超出奇的技巧舞姿享有盛誉，流传很广。斯文赫定早就听说过生活在沙漠前沿的刀郎人的歌舞很独特，今日有幸目睹，自然十分欣喜。只见人们围着篝火，伴着优美的刀郎木卡姆乐曲，欢歌劲舞。男子舞蹈节奏强烈粗犷，情绪热烈奔放，顿时把气氛推到欢乐的高潮；姑娘们则纱裙飘逸，轻歌曼舞，如天使般若隐若现。赫定写道：“中国式灯笼在帐幕间照耀着，皮鼓与弦索的声音相交汇，舞女们身穿白衣裙，拖着长辫子，戴尖顶帽，赤脚围着融融的火堆跳舞，喜庆的情绪笼罩着叶尔羌河”。这位北欧来客，在异域情调中如痴如醉，禁不住为之倾倒。
第二天一早，赫定一行就乘船驶离河岸。他像个将军似的拿起望远镜，眺望着这雄阔的河流，船绕着粗犷的河湾向沙漠深处蜿蜒而进，穿过一片片波荡的丛林和墙壁一般的芦苇屏障，四周被一种庄严的寂静包围着。只有惊起水鸟或船上的爱犬狂叫时，这种寂静才暂时被打破。
“我熟悉了河的生命，我感到了它脉搏的跳动。”赫定写道，“我每天都能更习惯它，加深对它的认识。从来没有一次旅行比现在更富有诗意了。这种回忆将使我没齿不忘。”
途中，船不断地停下来，赫定指挥人们跳进水中，测量着河的宽度、深度和水速，然后再继续前进。
每当夜色袭来时，他们便系船上岸，生火造饭，夜宿荒原。
月光在银河的旋波上跳荡，那情景犹如梦幻一样奇特。岸上的森林黑黝黝地伸向远方，无边无垠。有一个猎人来到他们的营地，赫定问森林里有什么野兽，猎人告诉他：有鹿、野猪、狼、狐狸、兔子、野猫。赫定问他有没有老虎，猎人说已经很久没有见着老虎了。
秋天的叶尔羌河，水量逐渐减少，船行越来越困难。有时遇到一些支流，水浅浅的，就得雇人拉纤行进。
这时的河岸上，树林却十分茂密，胡杨的树冠很大，在阳光下闪耀着金黄的、暗红的光波；浓密的红柳丛有时就生长在河中的陆汊上，无忧无虑地迎风摇动着；那河湾处的芦苇滩，像城垣般高大整齐地排列在前方。这使赫定感觉得“好像是在威尼斯的一条运河上泛舟似的，只不过两岸的宫殿变换成树林罢了。水手们依着竿子打盹，一种神话般的神秘情调在树丛中间荡漾着。一阵微风吹过，金黄的树叶落在水面上，仿佛有牧神在吹风笛，有林妖在舞蹈，又让人想到恒河上婆罗门圣洁的祭祀仪式……”
船顺风驶入一条岔河，旁边的芦苇丛中十多只雪白的鹅在浮游，它们惊奇地望着陌生的船只，直到船只到了眼前，它们才懒懒地飞去，很快又落了下来。
正在这时，一只美丽的鹿映入他们的眼帘，它浮游着过河，很快靠岸，随即像箭一样在树林中消失了。
渐渐地树林稀少了直至消失，出现了玛札山和无尽的沙丘。那深入到沙漠腹地的景物，唤起赫定忧伤的回忆，远处的沙丘在晚霞中红得像火山。那墓丘般的沙丘下面，是否埋着四年前那次死亡之旅中永远留在那里的同伙和负重不起的骆驼？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到十月下旬，赫定一行面前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色。
他们到达了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汇流的地方，再向东进就是一条更大的河流——塔里木河魔术般地一下子就展现在赫定面前。
四年前救过赫定命的和田河的干河口，在塔里木河岸的右方出现，好像在向老朋友致意。
塔里木河在深秋季节是那样的温顺，再也看不到“乱河”和“无缰之马”的野性。水是混浊的，河面宽阔，水流平缓，笔直的河岸像人工修造过似的伸向远方。
塔里木河的上层结了薄冰，但在白天又融化了，这十一月初的天气对航行妨碍不大。可怕的是，笔直的河岸上常常有巨大的土崩跌入河中，震得船体颠簸不止，甚至有被整块沙土击沉的危险。
躲过悬崖，又遇险滩，水流急湍处有漏斗形的漩涡出现。水手们全都将竿子插入水中，却抵不住激流的冲击，最后被急促的浪涛推搡着，人们在船上听天由命地驶过这段新河槽，重新进入旧河床。
这时的塔里木河两岸，又有了无际的森林。不过这些树光秃秃的，上面落满了白霜，静候着冬季的来临。
十一月中旬，气温降到零下十二度，闭塞的河湾处结冰了。
有时船只被河冰困在岸边，人们就得用斧子和铁棍把冰砸开，才能继续前进。
每当船只停下，赫定一行上岸时，岸上的猎人们就赶快逃跑了。任他们怎么喊叫、追赶解释也无济于事。邻近塔里木河的当地居民，用奇异的目光望着这些不速之客，生怕受到他们的侵害，所以远远地见着他们，就立刻仓皇地逃跑。不过，赫定还是遇到了一位勇敢的罗布人，他是一位猎虎者，住在用树枝和芦苇搭成的茅屋里。赫定买下了他的一张虎皮，带回瑞典一直装饰在他的工作室里。
猎虎者说，老虎劫去牧人的一头牛或一匹马时，就回到森林中去，过后又来寻找食物。这时猎人就在老虎通过的路上挖一个坑，里面装着铁钩或铁夹等暗器，只要老虎跌进去，就会被铁钩挂上或被铁夹夹住，即使老虎拖着伤足逃出，也失去了捕食和生存的能力，待过几天老虎病饿交加奄奄一息时，猎虎者便用子弹结束它的生命。
在这一段时间里，凡是上岸的地方，他们都能看到老虎的足迹。
在猎虎者的引领下，赫定又结识了一批在岸边以打鱼为生的罗布人。
他们的船队继续前进，被一棵从岸上倒下的大树挡住了去路。赫定乘坐的船由水手上岸拉着，幸免于险。而另一只船则躲避不及，被树干撞翻。船上运载的生活用品全部落入河中。听到呼救的罗布人乘着独木舟赶来，将落水的大部物品救起。
塔里木河的冬天越来越冷，河中结成的冰块越来越大，中间流水的航道越来越小。赫定的船队不是在冰块的撞击下停住，就是在水手们艰难地破冰中行进。
自9月初至12月初，已经漂流三个月。在塔里木河下游，河流结冻迫使赫定停止了工作。他们决定等到第二年春天河水解冻后再继续航行，走完塔里木河下游最后的一百四十里航程。利用这个等待的空间，赫定开始步行越过沙漠。二十多天以后，到达沙漠之南的若羌绿洲。然后，赫定一行向东朝罗布的沙漠方向前进！
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流传了一个世纪的迷人故事，就在这里发生了。
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一天，赫定他们在沙漠上行走了约25公里。当东方的太阳在第二天冉冉升起时，赫定在日记本上写下了“1900年1月1日”这几个字。
接着，他们沿着且末河走。然后又向着孔雀河干涸的古河道走。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猛虎突然出现在赫定面前，他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发现那活虎般半卧半立的竟是一只冻僵了的虎，它是在前几天被猎人射死的。
春天的脚步踏开了冬季的冻雪，三月的太阳暖融融的，赫定一行沿着库鲁克山到达“六十泉”，备足了水，又射杀了一只年岁不大的野骆驼，补充了食物，继续向南行进。
途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了烽火台或者是佛塔的遗迹，还有三所残存的房屋立在小土岗上，赫定捡到了中国古代钱币，两把铁斧头和几块木板，一块木板上刻着一个手持三股叉的人，另两块木板上刻着莲花和戴花冠的人。
他们来不及在这里进行挖掘，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这个令赫定无限留恋的地方。这天他们又走了二十多里地，到达一块凹地时，他们要在这里挖一口井，但那把用来挖掘的宝贵的铁铲不见了。
故事本该在这里就平淡无奇地结束了。但是，赫定带的向导中有一位叫艾尔德克的罗布人，他诚实地承认那把工作铲是他丢失的，就失落在昨天宿营的那三所残破的房屋跟前，他执意要找回铁铲，赫定把自己的坐骑给他骑，艾尔德克连夜走向了回头路。
当夜狂风大作，赫定希望艾尔德克早点回来，可是到第二天出发时，还不见艾尔德克的影子。
赫定一行继续向南走，他们横穿一段沙丘地带，正准备在一个高大的沙丘旁宿营。这时，艾尔德克忽然出现在落日的余晖中，他骑着马，手中高举着那把铁铲，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神情，他迫不及待地向赫定讲述了他的意外发现：暴风刮起时他躲在一个土台旁，风停后他在脚下捡到几枚古钱币。当他抬起头来发现了土台上已不是昨日那三间房屋的废墟，这里的房屋要多得多，沙土中露出不少图案精美的壁板，这片废墟范围之大，是过去的发现所不能相比的。他顺手拿了两块雕刻着图画的木板，找到那把丢失的铁铲，就顺原路回来了。斯文赫定看到这两块非同寻常的木板雕刻，又听说那三间房屋后边的废墟大得像一座城市，就激动得无法自制，满脸涨得通红。他真想立刻回到那里看个究竟，但他们带的水快用完了。况且他也不能打乱经过周密安排的旅行考察计划，更不能在夏天到来之际拿人的性命作赌注。他必须在春夏之交离开这里，只能等到冬季，作好充分准备，再来探寻那一片废墟的秘密。为了躲过夏日沙漠的炎热，斯文赫定进入西藏北部考察，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罗布泊那神秘的废墟。
在世纪末的塔里木河漂流后，在20世纪初的1901年3月，斯文赫定重整行装，按预定计划再次来到罗布泊。在高达八、九米的土台周围，他仔细考察了那一片梦寐以求的古老城市的废墟。在惊喜中他开始大规模地发掘，他深信这次获得的巨大成功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希姆来教授和恭拉迪教授对斯文赫定带回的古物和文字资料的研究，证明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沙漠中发现的那座消失千年的城市废墟，名字叫楼兰。
斯文赫定在这里发现的有关文书记载说，楼兰周围有军事扰乱和战争的威胁，敌人的进攻“愈结愈紧”，“枭声渐近”。虽然是阴云密布，但驻守楼兰的官兵却从未丧失对国家的责任，大家都忠于职守，各尽其责。尽管城墙上的守军敲起备战的鼓声，堡垒上燃起了烽火，但这些守土有责的官员们仍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行使职权，书写报告，就像是太平无事一般。他们临危不乱，照常给朋友们写贺年信或吊唁信，丝毫不为即将到来的危险所惊慌失措。斯文赫定感叹地写道：“这些中国人用这样大的毅力和勇气竭尽他们的责任，真令人感慨不止。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奇异的民族是怎样统治半壁亚洲的。这并不是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而是赤裸裸的真实。”直到后来他还曾“高兴地梦想着它的伟大”，并进而自问：“我很奇怪，我们瑞典怎么就没有一块比我在楼兰所发现的木筒和纸片更古老的石头！”
在斯文赫定的足迹震醒古城楼兰时，这座曾经有正规的行政机构，有邮政驿站、学馆医院、繁华街市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的城市，湮没于罗布泊沙漠已有一千多年了。斯文赫定发现的各种文书，记载了楼兰社会生活的细微末节。从对于逃税者的惩罚到小学童所涂写的九乘九等于几这样潦草的笔迹，都记录在那些埋藏了一千多年的木简和羊皮纸上。在清理沙子后出现的一所房子里，赫定发现那房子的门是大开着的，于是他写道：“这一定是在一千五百年前，这座古城里的最后一个居民在离家出走时所开的门。”
斯文赫定从楼兰带回的古代文书，由恭拉迪教授全部译成德文。这些古文字书页中最古老的纸，比欧洲认为最古的纸要早七百年，其余一些木简和纸片，大都出自于公元三世纪下半叶前后，记载着当时政治、军事、商务、农业、水利、交通、制造业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社会生活，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一千五百多年前楼兰古城的生动图画。
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旅客，都要经过这个边防重镇。有时城里住满了人，简直“没有插脚的地方”。这不经意的记述，也道出了小小楼兰不堪担负繁重接待任务的尴尬况味。
在地下沉睡了一千五百年的文字向人们宣布了一切。恭拉迪教授把这些楼兰出土的文稿的叙述比作“一首田园诗，一幅世情画”，认为这座废弃的楼兰古城，是“一页紧张的世界史的纪念碑”。
斯文赫定1901年发现楼兰后，又过了33年，斯文赫定与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34年再次来到塔里木河流域。斯文赫定乘着独木舟，一往情深地重访罗布泊。他以平静的心情回忆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1896年春天，现在看看这周围，使我想到人生是如此奇妙和令人费解。此时，我有个小小的梦想，希望经历38年以后，再一次找到自己的足迹。”赫定正是从这里出发，顺孑L雀河而下，迎着激流、风暴、冰冻，走向了历史的辉煌——罗布泊和楼兰；也走向了他本人的辉煌——探险生涯的高峰！
他接着回忆说：在尉犁营地睡了一夜，“5月21日清晨醒来，一种奇妙的气氛笼罩着我。是啊，我们正朝着古楼兰走去。那是1901年5月4日幸运发现的地方，这个在历史上政治、战略和经济如此重要的古城会怎样欢迎我这33年后重新光临！”
他永远不会忘记33年前他的向导艾尔德克，这位协助他铸成伟业的罗布人。这次重访罗布泊，赫定竟惊喜万分地见到了艾尔德克。当时艾尔德克带着儿子骑着马，呈现出苍老而极度的贫困的形象。赫定写道：“那老人从岸上跨到船上，他来到面前，眼含热泪拉着我的双手。艰苦的岁月在他手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这真的是艾尔德克！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老朋友，时光的磨难留在他脸上。他很瘦，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胡子挂在尖尖的下巴上，看上去很衰弱……”
艾尔德克深情地望着老朋友，不知他是否知道，这时的斯文赫定也是七十岁的古稀老人了。他对赫定说：“33年前你曾说过一定要回来，我们等呀，等呀，但你一直没来。当年的仆人不少已经死了，但还有活着的。我真高兴终于活着见到你了。”
斯文赫定为老朋友的深情打动了，他为这次重逢无比激动，他们还在一起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日。
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斯文赫定特意为艾尔德克画了一张速写像。这幅画像一直保存到今天。斯文赫定胸前的北极星大十字勋章上，永远闪射着这位淳厚的罗布老人的光辉。
死海罗布泊之谜
罗布泊之所以神秘，因为它与楼兰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个面积为三千平方公里的湖泊，在古代的面积达七八千平方公里，这里曾经烟波浩淼，鱼跃鸟翔，岸边城市楼阁林立，无际草原牛羊成群，孕育过几个世纪灿烂的丝路文明。后来，湖泊逐渐缩小，至1972年最终于涸。巨大的生命之海沦为滴水不存的死海，究竟是何种神奇的伟力在冥冥之中操纵了这种变化？
罗布泊之所以成为一百年来世人探险考察和学术争论的热点地区，是由于有人提出了罗布泊是“游移湖”这样一个命题。究竟是否“游移湖”？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肯定与否定之中，论战双方常常因罗布泊本身偶然提供的论据而发生转机，忽而为“游移”
论者所张目，又忽而为非“游移”论者打气，甚至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戏剧化的因素。所以，人们对罗布泊的关注不仅热情不减，而且造成不断升温的趋势。
发现神秘楼兰和提出罗布泊是“游移湖”这一热点命题的是同一个人：瑞典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从而，他就成了探讨罗布泊之谜的一个中心人物。
罗布泊是不是“游移湖”的争论进行了一个世纪，比起罗布泊是不是黄河发源地的争论来，其实前者争论的时间并不算太长。而后者明显是一个荒诞的命题，却讨论了两千年之久，参加这桩历史地理公案讨论的人，包括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张骞、．司马迁、班固、郦道元、纪晓岚等。
“黄河重源说”是张骞出使西域考察的结果，他的这种观点被司马迁载入《史记》，“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即罗布泊，“河”则专指黄河。《汉书》与《史记》持同样观点，其根据是出自昆仑山和葱岭两源之水汇合流人蒲昌海（即盐泽，是罗布泊的又一名称），“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两条源流的水不停地注入罗布泊，而罗布泊的水居然“冬夏不增减”，最直观的解释就是“潜行地下”，最简单的结论就是南出青海积石山而形成黄河了。古人完全忽略了罗布泊洼地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塔里木盆地东端，气候极端干旱，年平均降水量不到20毫米，蒸发量却达到3000毫米。这里常年刮风，大风不断。夏季气温高达40℃～50℃，冬季也极少降雪。汇人罗布泊中的水随进随蒸发，所以造成“冬夏不增减”的印象。
古人把黄河初源认定在罗布泊，至清代才基本廓清，这种误解的余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
“黄河重源说”的谬传将息末息之际，罗布泊是“游移湖”的新说又登上国际学术论坛。
在斯文赫定提出罗布泊“游移”说之前，俄国陆军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6年至1877年之间，沿着塔里木河到罗布泊进行过考察，他在考察报告中说：“罗布泊这个湖，确切地说是长满了芦苇的沼泽，其形状是一个从西南向东北伸出很远的不规则椭圆形的湖，湖深平均不超过三五英尺。湖水清澈，是淡水湖，只是在其东部的水稍有咸味。一条宽阔平坦的盐碱土地带从南边包围着喀拉布朗湖和罗布湖的沿岸，从而证明这两个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所占的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他发现塔里木河不是向东而是向东南方向流动，他说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泊与《大清一统舆图》上所标的罗布泊，在纬度上差一度，因而宣布中国地图所标罗布泊位置是错误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地理新发现”，在国际地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首先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不同意见。李希霍芬是德国柏林地理学会主席，他是斯文赫定在德国求学时的老师，他还是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称谓的科学家。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不是真正的罗布泊，罗布泊是“盐泽”，它的水是成的，而不是淡水。塔里木河是向东而不是向东南方向注入湖泊的，真正的罗布泊位置应在北面，中国地图所标罗布泊的位置没有错误。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的所谓罗布泊，可能是塔里木河改道而形成的大片冲积水域，而并非是普氏发现的罗布泊新湖。
接着，斯文赫定紧步其德国老师李希霍芬的后尘，经在罗布泊实地考察后，推出了著名的“游移说”。
斯文赫定漂流塔里木河，因冬季河面结冰无法航船，在下游弃船上岸步行时，找到了孑L雀河干涸的河床，证实在罗布泊北面有一条孔雀河古河道，因塔里木河和孑L雀河汇流处的河流改道，才导致河水南流，致使罗布泊也向南移。他证实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的“罗布泊新湖”只不过是喀拉和顺湖。斯文赫定断言，只要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汇流的河水重返故道，南移的罗布泊就会北移。河流的改道导致了罗布泊在老罗布泊（即中国地图所标）和喀拉和顺湖之间迁移，所以称之为“游移湖”。并且预言喀拉和顺湖将要干涸，湖泊将北返老罗布泊，这种南北两地游移的周期为一千五百年左右。
斯文赫定是这样解释的：“沙漠地面正如海面，稍起变化，水流也因而感应焉。南部之喀拉和顺湖平均深度测为81厘米，现则填充塔里木河挟来之泥土，及腐蚀动植物与活沙。然沙漠之北部，则为东北风暴之伟力所掘凹，并已沉入几世纪矣。故此湖将更游荡至北部盆地，且塔里木河将复迁入库姆塔克故道，喀拉和顺湖则必干涸，沙漠北部中国地图上所绘之湖泊必有水焉。往返加摆动，惟其振动周期约为一千五百年。”据此他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余睡不能安枕，生活于此土地及人类历史空间内，终日思索此奇特的湖泊，觉其将成为世界之最有名者，余已证实其游荡之周期性，每一变迁时为一千五百周年。现当一周期之末，余之学说得证明矣。”他所说一千五百年周期，是从公元四世纪上半叶塔里木河改道、楼兰废弃的东晋时期。如他的预言准确，则塔里木河改道、湖水从喀拉和顺湖重返老罗布泊，就应在此后几年内实现。
然而，斯文赫定精心测定、反复思考得出的理论，立刻受到俄国学者科兹罗夫的猛烈抨击。
有趣的是科兹罗夫和斯文赫定这新一代论敌，恰巧分别是老一代论敌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李希霍芬的学生。这是一场延续了师生两代、牵涉到俄、德、瑞典三国，还要继续下去的旷日持久的国际学术论战。
事实果然如此。
美国学者不失时机地赶到罗布泊考察，他就是《文明的起源》、《人类的生活环境》和《亚洲的脉搏》等名著的作者亨廷顿。
他认为原来的罗布泊是内陆海，在两千年前面积很大，由于气候日益干燥，湖泊收缩变小；到中世纪随气候转湿润、水量增加，又扩张变大。现在于旱日甚，湖泊再次收缩。现在的罗布泊就是经过两次气候变化而变化的产物。于是亨廷顿就提出罗布泊是“盈亏湖”的理论。
大名鼎鼎的英籍匈牙利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几乎与上述斯文赫定、亨廷顿先后踏着脚印来到罗布泊，他经过考察后，先是反驳亨廷顿，认为罗布泊变化与气候无关。接着提出罗布泊位置随河流的迁徙而经常变化，居无定所，但河流回转并无周期性，这就否定了斯文赫定提出的罗布泊迁移周期为一千五百年的理论。
不久，戏剧性的变化在罗布泊发生了。塔里木河突然于1921年改道，又回到了它的旧河床。塔里木河的终点湖喀拉和顺湖，又被老罗布泊所代替。如果从四世纪上半叶算起，罗布泊迁移的周期正好是一千五百年到一千六百年之间。正如欣喜若狂的斯文赫定所说：“这与我的预测已精确地吻合了。”“大自然已经回答了一切”。“我很庆幸，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我的理论被证实”。
随后，外国的和中国的许多学者，都附合了斯文赫定的“游移说”。
这场由世界多国学者参与的国际学术公案，就这样暂告一段落。
然而，罗布泊是神秘莫测的，它像一出高潮迭起的精彩戏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常常异峰突出，使人始料未及。
从1956年至1960年，中国科学院在新疆组织了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研究，认为斯文赫定的理论带有一定的臆想性和偶然性，论证了罗布泊不是“游移湖”，这一新论顿时将斯文赫定的“游移”说击得粉碎。
中国科学院的考察说，罗布泊的湖水受外围自然湖堤的重重包围，并受内部地堑活动的控制，其水体不可能在平原上任意游荡和与喀拉和顺湖相互交替。因为罗布泊洼地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是盆地的汇水中心。罗布泊也叫“罗布淖尔”，正是蒙古语“多水汇集的湖泊”的意思。它的海拔要比喀拉和顺湖低10多米，湖水不能够倒流入喀拉和顺湖。
1921年塔里木河改道，给罗布泊最后一次注入了充盈的湖水。即使在轮台筑堤拦截，使塔里木河重新流入台特马湖（台特马湖与喀拉和顺湖相互通连）以后，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在罗布泊中还发现有“一人高的大鱼”在游荡。可是没过多久，罗布泊就再也见不到鱼的踪影了。
1972年美国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拍摄了罗布泊的照片，这时的罗布泊已经完全于涸。与此同时，反映出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上游，由于人工筑堤拦截了全部河水，所以导致了罗布泊的最终消亡。
令人产生兴趣的是，罗布泊干湖盆在卫星照片上呈现出明暗相间的线条构成的“耳轮线”图案，湖底圆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洼地，没有出口。这说明在历史上罗布泊湖水只是在“耳轮线”
以内涨落着，从未越出“耳轮线”的最外圈。如果罗布泊和喀拉和顺湖之间能相互游移，就应该在湖盆的“耳轮线”上有出水缺口，而照片上却是没有缺口的圆心。
罗布泊的“耳轮线”，显然是历史上水位不断下降、湖水面积缩小而形成的。那六层湖岸线清晰可见，是湖面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稳定的高水位留下的痕迹。每条“耳轮线”，都是罗布泊水位下降、逐渐萎缩的真实记录。
新近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袁国映研究员的一篇文章说，斯文赫定根据公元400年塔里木河改道使水口由西北转向西南，穿过喀拉和顺淡水湖，在1921年又转为西北方向人罗布泊，由此得出罗布泊是“游移湖”的结论，但他没有注意到喀拉和顺湖与罗布泊有40公里长的河道相联结，这条河道正是塔里木河的延伸段。从罗布泊本身的地理特征特别是它所处的最低点的位置，都证明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最终积盐地。台特马湖和喀拉和顺湖的海拔都高于罗布泊，所以在1921年以前喀拉和顺湖一直是淡水湖，罗布泊的盐水不曾流进喀拉和顺湖，因此罗布泊是不移动的湖。
罗布泊逐渐干涸后，就留下了美国卫星图片中的“耳轮线”，不过这只巨大的“耳轮”只是一个聋子的耳朵，再也昕不到湖水的拍击声，它与罗布泊一同丧失了生命力。
斯文赫定的“游移说”在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被当代科学家否定了。但是，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划上句号，至今有的学者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支持斯文赫定“游移说”的证据。关于黄河重源说的争论延续了两千年之久，那是因为受当时客观认识水平的限制。在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今天，还会再无视事实本身而无谓地争论下去吗？
罗布泊储存的玄机奥秘是无穷尽的，它不会与罗布泊是否游移的争论同时结束。
围绕着罗布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层出不穷，吸引着许多相干和不相干的人们的目光和好奇心。很难预料，在不久的将来，罗布泊还会不会再冒出更惊人的戏剧性变化或更大的爆炸性新闻。
在亚洲大陆腹地，罗布泊至今仍被认为是一个“魔鬼三角区”、“沙漠百慕大”。古往今来，有多少孤魂在这里游荡，又有多少人在这里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消失在这令人恐怖的“死亡洼地”上。
新疆有一位多次去过罗布泊的地矿专家赵子允先生，他收集了20世纪中期以来罗布泊的死亡档案，认为从这些奇怪的死亡中，可以揭示出尚未揭开的另外一些罗布泊之谜。
1949年有一架从重庆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飞机突然失踪，1958年这架失踪的飞机在罗布泊东边的盐壳地上被发现，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尸骨俱在。本来是东西方向的飞行，不知何故却飞向正南而失事于罗布泊？
1950年剿匪部队的一名警卫员骑马走失。奇怪的是在1982年发现他的遗体时，却在远离他出事地点一百多公里的罗布泊南岸红柳丛中。证明他身份的线索中有一颗金牙，他的战友说部队到达酒泉比赛篮球时，他的一颗门牙被碰掉，那颗金牙就是在酒泉镶的。这位军人为什么鬼使神差地来到罗布泊南岸，他的遗体在32年后被发现时，又为何没有遭受到任何动物或人为的侵扰？
1976年新疆地矿局的一辆汽车，在罗布泊以北给野外运送物资时失踪，后来发现司机、司助、地质队员全部是渴死的，而他们渴死的地方，离有水的地方很近。
1980年6月，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神秘失踪，当时出动飞机、部队、警犬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仔细搜寻，却没有发现彭加木的任何踪影。至今，彭加木失踪之谜还未被揭开。
1990年哈密地区有七人乘一辆客货小汽车到罗布泊找水晶矿，结果一去不返。两年后地质队员发现了躺在一个陡坡下的三具干尸，汽车距死者30公里，其他四人下落不明。
1995年夏天，米兰农场三人乘一辆北京吉普车进入罗布泊失踪，后来在距离楼兰17公里的地方发现两具尸体，另一人下落不明，汽车完好元损，水和汽油都不短缺，事出稀奇，但原因不清。
1996年夏天上海探险家余纯顺在罗布泊孤身探险失踪，五天后发现他死于自己搭起的帐篷中，水和食物的供应十分充足，其死亡原因仍是个未解之谜。
在这份死亡档案中，影响最大和最牵动人心的是彭加木的失踪和余纯顺的死亡。
特别是彭加木，这位著名的上海生化学家曾奇迹般地战胜癌症，曾多次志愿从上海来新疆工作，“文革”中被强加上所谓“梅花党”的背景，刚刚走出“文革”的噩梦，就又来到新疆工作，结果失踪在中国西部原子弹试验基地所在地罗布泊，因此他的动向就格外引人注目。当新华社关于“彭加木失踪罗布泊”的独家新闻发出后，一些离奇的诸如彭加木被外星人劫走了、彭加木被“苏修”劫持并在该国露面了之类的传言，就不胫而走。
彭加木是1980年6月17日离开他率领的科学考察队宿营地，独自外出找水的。临行前他留下了…我去东方找水”的便条。
当晚科考队全体人员和三辆汽车分头出发寻找，开亮车灯，点燃篝火，终不见彭加木的影子。
为了寻找这位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新疆采取了空前规模的搜寻行动。中央领导首先急电某基地紧急空投数名战士，同时派出10多架次飞机，在库姆塔克山沙漠一带进行超低空侦察。新疆自治区政府在某基地设立寻找彭加木指挥部，在继续进行空中侦察的同时，还派出一支装备精良的地面部队，从罗布泊西北直插库姆塔克山沙漠，并向东沿疏勒河古道到达甘肃玉门关，然后又循原路返回，加大搜寻密度，进行了梳篦式的搜索。同时，又派出警犬分队和国内知名痕迹专家参加的地面部队进行接应。
就寻找一位失踪者来说，这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行动了。
然而，风沙漫漫，瀚海无垠，彭加木仍旧无影无踪。专家们只得作出是风沙夺去了彭加木的生命，是流沙掩埋了彭加木的遗体的结论。7月14日，寻找彭加木活动宣告结束。后来，人们在彭加木失踪的地方树立了纪念碑，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彭加木的亲属，向纪念碑敬献了花圈，还特意敬献了一个装满了淡水的行军壶。20年过去了，高高的纪念碑仍如一个惊叹号矗立在罗布泊荒原上，向人们发出意味深长的警示。
1996年6月又一位在罗布泊遇难的探险家余纯顺，也是一位上海人。这之前他曾用8年时间独身探险，徒步走过了祖国许多边疆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从大小兴安岭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从太行山到云南村寨，从毛乌素沙漠到藏北高原，到处留下这位独行侠的足迹，仅新疆他就来过四次，数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写下了百万言的日记、文章。他的上海同乡余秋雨先生营造了一个文化苦旅的精神家园，而余纯顺则是一位文化苦旅的实践者。他被新闻媒体称作“当代徐霞客”，他实质上是一位精神文化的苦行僧。他原计划在1996年10月，孤身徒步横穿罗布泊，因上海电视台要为他拍摄专题，拟以此电视片参加当年国际纪录片大赛，所以就提前到6月进行罗布泊探险。夏季的罗布泊是酷暑高温、沙暴多发季节，这时的罗布泊是探险家的禁区，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神话，是死亡季节，彭加木就是先例。余纯顺多年的探险经历和探求未知世界的精神，给了他足够的自信，他决心在夏季进人罗布泊。6月6日他与摄制组等一行10人从库尔勒出发，经营盘、沿孔雀河到达罗布泊北岸的“龙域”。先后穿过以往的原子弹试爆区，古代罗布泊的水陆码头土垠和罗布泊湖心区，然后进入楼兰古城进行考察、拍摄。6月10日离开楼兰返回土垠，余纯顺于次日与摄制组一行分手，开始孤身徒步穿越罗布泊，约好三天后在大本营前进桥会合。不料，12日罗布泊刮起大沙暴，地表温度高达70℃。到13日人们在前进桥迎接余纯顺归来，但余纯顺没有回来。当救援的直升飞机降落时，发现余纯顺已在自己搭起的蓝色小帐篷里与世永别了。他遇难的地方离事先布置好的补给点只有三公里，偏离沙漠车辙只有30米，说明他并没有迷失方向。经法医检测，余纯顺可能是身体不适和在高温环境中遇难的。根据探险惯例，余纯顺遗体在罗布泊就地掩埋。
历史常常会出现惊人的巧合，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日子和余纯顺遗体在罗布泊被发现的日子都是6月17日，两位上海志士都把生命留在了罗布泊黑色的6月。不同的是，彭加木生无身影死无尸骨，而余纯顺的遗体却实实在在地安葬在了罗布泊的湖心岛。壮士的灵魂所系，恰巧正在罗布泊卫星照片中那个巨大“耳轮线”的耳朵眼里。
“寻找彭加木”的行动还在进行，只不过那是一种精神的追寻。而“行走的哲人”余纯顺，却走到了终点，成为“20世纪最后一名古典式的殉道者”。
这些死亡档案的记载的神秘性，与自古以来的历史记载一脉相承。
法显说罗布泊“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者皆死无一全者”。玄奘在罗布泊迷路时，则“四顾茫然，莫知所措，是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兽昏迷，固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嚎哭，视听之间，竟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者，盖鬼蜮之所致也”。就连匆匆过客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罗布泊也留下了“时闻鬼声，数次使其失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的可怕印象。至于后来的许多外国探险家，也把罗布泊一带描绘成“死亡之海”、“生命禁区”、“进去出不来的地方”等等，更是不一而足。
罗布泊让人望而生畏，又无限神往。
它的传奇色彩、神秘内涵，至今仍被封存在沙漠包围着的巨大“耳朵”里。罗布泊已沦为死海，这只巨大的耳朵还能听到他的生命之音吗？
雅丹奇观和楼兰美女
斯文赫定1934年乘独木舟顺孔雀河而下，在重访罗布泊时，来到罗布泊东北方向的“雅丹”地区。
“罕见的雅丹改变了此处原野的容貌”，斯文赫定一往情深地记述他的见闻，“登上山脊四处望去，雅丹的迷宫伸向远方，一派壮观的景色。”
“雅丹”是当地维吾尔人对风蚀地貌的称呼，这是一种由于长期洪水冲积侵蚀特别是风沙吹刮形成的沙丘沙垄，后来地理学家借用了这一名称，“雅丹”就成了地理学上专用的术语了。
这片被称之为“雅丹”的风蚀土台群，形状各异、星罗棋布地分散在罗布泊荒漠约3000平方公里的沙滩地上。
罗布泊的雅丹奇观独树一帜，其千奇百怪的形态状貌，堪称世界一绝。
风是沙漠的建筑师。虽然在数十万年前便由罗布泊的沉积而形成风蚀地带，但造成今天的雅丹奇观，却是风的杰作。
由于气候变化，地壳上升，罗布泊沉积岩层也随之上升。白垩地层为泥沙岩层，一层坚硬一层较软，强烈的漠北狂风像无数砂轮在打磨，又像无数锋利的钢刀在砍削，经过千百年来这样反复地风化剥蚀，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几十米甚至几百米长的不规则的风蚀土台群，姿态万千，无奇不有。
斯文赫定对罗布泊的雅丹地貌，有过十分精彩的描绘：“沿岸的雅丹越来越高，形状也越来越奇，有的像桌子，有的凸出一块像屋顶，在地面上留下一片深色的阴影。有时它们像塔、像墙、像古老的房舍和城堡，似乎告诉人们这里是一片城镇的废墟。有时，它又像伏卧的狮子、斜躺的龙、睡着的狗和一些不可思议的怪物，如同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这里没有树木，浅灰色和玫瑰色的大地上，到处打着死亡的印记。但我们觉得是进入了一片优美奇特的原野，让人心驰神迷。”
的确是这样，在金霞满天的夕照中，雅丹地区堡群林立，屋宇四起，高低参差，重叠错落，虚实互补，变化莫测，宛如消失千年的楼兰城又重现人间。
这些土台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越接近东北部，风蚀土台越高大，向西南则逐渐变低变小，呈现出东北向西南倾斜状。这就说明，风蚀土台的形状大小，主要是受风力的影响而发生各种变化。
每年到了风季，大风刮得天昏地暗，那暴风如铁刺铁梳刮地而过，年深日久，留下条条沟槽和座座土丘，排列成如神工鬼斧般造就的沙海景观。这些土丘有的如巨龙飞腾，卷起万丈风沙，因而古人称之为龙城。其实这里无城，只因为它的外貌像龙似城，所以得名。还有那些有盐碱的地方，许多土丘的外形更酷似条条蛟龙，无论龙首龙身龙尾，都覆盖着一层盐碱外壳，像一片片龙的鳞甲，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所以古人又称其为白龙堆。
关于龙城和白龙堆，不是今日的传说，而是古人早有记载。
《汉书》说“楼兰国最在东陲，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郦道元《水经注》说罗布泊“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掘其地下，有大盐方如巨枕”。现已查明罗布泊是一个储量惊人的巨大钾盐库，完全印证了郦道元的记载。但他又说，“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隘，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馀留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西域有这么大一个国家，不仅未见于其他记载，也未发现该国的任何遗存。也许，这是古人对罗布泊雅丹地貌的一种附会。这座龙城确实像一座古代城市的废墟，但它并不是人类所创造的，它的一切“建筑”都是风蚀土台，是风的不朽“创造”和风的伟大功绩。
在这一望无际的雅丹地区，淡黄色的土台鳞次栉比，气象万千；那银色的盐碱壳堆起数公里长的白龙，气势雄伟。那戍堡城郭，威严壮阔；楼群高塔，拔地柱天；亭台阁榭，幽静深邃；佛寺庙宇，烟雾缈缈；船舰万艘，鼓帆远航；车轿满街，川流不息……这一切都是风的杰作，令观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斯坦因也曾来到这里，但奇怪的是这天下一绝的雅丹奇观却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也许是他从这里擦边而过，无缘一睹雅丹真面目；也许是他在米兰挖掘屡屡有重大发现，此刻正满载而归，无意于自然风光。所以他经过这里时，用一种无视一切的心情写道：“沿着干涸的罗布淖尔边缘没有植物的盐壳，比任何沙丘景观还要乏味。”
无论斯坦因认为多么乏味，但雅丹地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仍是一个奇异世界，扑朔迷离，神秘怪诞，有待人们去深入探寻。
雅丹奇观和“楼兰美女”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只是它们的位置相近，几乎出现于罗布泊东北部的同一个地区。而且，斯文赫定在游历了雅丹地貌以后，紧接着就发现了两具楼兰美女保存完好的遗体。
棺木像一个独木舟，打开两块盖板，揭开一张包裹尸体的毡子，“看清了躺在那里的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她在这宁静的小山上睡了大约两千年”。她的皮肤虽然已干得像羊皮纸，但形状容貌并没有大的改变。“她闭着已深陷的眼睛躺在那里，嘴角上挂着微笑，几个世纪后仍然是那么神秘和诱人。”斯文赫定在作了这样的描述后，接着感叹道：“但她没有透露以往的秘密，不能向人们倾诉楼兰生命的变迁，当年繁华的楼兰古城充满生机的绿色大地，春日中泛舟湖上，这一切昔日的生活都已被她带人了坟墓。”斯文赫定一行将她抬出墓穴，为她拍摄了一幅“沙漠公主”的相片，当时微风掠过她的脸颊，掀起了她的长发。当时的塔里木河水重又回到了她曾度过一生的地方，正在唤起于枯的树木、果园、田地、牧场的生命，但她再也看不见这些美好的景色了。
斯文赫定取走了她的一些装饰物，然后将她重新放进墓穴里，小心地再次掩埋了这位沉睡的年轻女人。
随后，他们又掘开了一座坟墓，这里躺着的同样是一个女人。她有一头长长的灰发，从中间梳开，头上戴一顶羊毛帽子，上面斜插着一撮羽毛，还挂着一条红色的鼠皮带子。“她的脸保护得很好，她长着一个高大的鼻子，脸上似乎带着安宁的微笑，一副高贵威严的样子。”斯文赫定猜测，她可能是楼兰地区土著民族的贵族夫人。
但真正轰动世界的“楼兰美女”，是1979年由当时还很年轻、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穆舜英研究员率领的考察队发现的。她和考察队员们发掘的这座古墓，后来被编号为“罗布泊铁板河一号墓”。
当他们掘开墓穴，先是露出盖在牛皮下的一只皮靴和靴子开裂处的一只脚的大拇趾。揭去包裹物和面罩，就赫然出现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于尸。在女学者穆舜英的注视下，女尸的皮肤、指甲和毛发都历历在目，清晰无损。而且面容清秀，弯弯的眉，长长的睫，高高挺起的鼻尖，薄薄微闭的嘴唇，金色的长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显得相当漂亮。
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测定，这位女子大约40岁左右，死于3800年前。具有古代雅利安人的面貌特征，属于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
正是这位楼兰美女，受到世人普遍的关注，纷纷争睹她的芳容。人们把她从墓穴中抬出来，安放在博物馆，并且万里迢迢地把她运往上海，日本等地展出。这具酷似欧洲人风貌的楼兰美女，无论在那里出现，都引起各国学者和普通观众的浓厚兴趣。，此后，在罗布泊地区的广阔沙漠中，又陆续出土了大量古墓头骨和许多保存完好的古尸。是沙漠干旱环境成就了这些古人，使他们能在数千年之后仍然没有腐烂，并成为万众关注的明星。
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干尸和头骨，有着棕色波形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和深凹的眼窝，看上去极像欧罗巴人种，有的呈现出欧洲人种地中海型的特征。
这些生活在三四千年前的白色人种，他们是谁？从那里来？
要到那里去？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罗布泊、怎样来到罗布泊？他们又是怎样生活于斯、寿终于斯的？
“楼兰美女”发现十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泊又有惊人的发现，发现的这位奇特的贵族男尸被称为“营盘美男”。这一发现轰动考古界，在专家论证会上被评为1997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这次发掘，是在一次骇人听闻的盗墓大劫难之后，新疆考古工作者进行的一次抢救性发掘。在罗布泊西侧塔里木河下游大三角洲的营盘遗址，庞大的墓葬群一片狼藉，两具女尸被抛于荒野，高鼻深目，金发卷曲，古欧罗巴人人种的特征非常明显。在新疆考古专业人员随后进行的发掘中，一具箱式彩绘木棺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是罗布泊地区槽式棺和独木舟式棺的普遍棺式中惟一的一具彩绘花卉和图案的四足箱式木棺，其豪华程度不同寻常。打开棺木，赫然出现的情景使进行操作的两位年轻的女考古专业人员惊呆了：墓主人一张粉白的脸似笑非笑，似睡非睡，前额贴金片，嘴唇涂口红，浓眉乌黑，八字胡微翘，鼻梁隆起，双目闭合，看上去就像一个躺着的活人。但仔细观察，才发现这位墓主人戴着一个面具。这种面具，恰似欧洲广泛流行的“死亡之神”的面具。揭开面具，呈现出年轻的美男子形象，浓密的棕色头发，长长的睫毛，整齐的胡须，古铜色的面颊，清晰可辨。他的一身装束，更是富丽华贵，鲜艳如新，内穿黄色冥衣，外袍是红地对人兽树纹绢质褛袍，绘着六组果实累累的石榴树，一组羊和一组牛的动物纹样。最奇特的是相对的四组人物，全部是裸体、卷发、浓眉、大眼、高鼻，神态各异，分别手持长矛、短剑、盾牌在格斗。在众多的人物中，突然有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的裸体形象跳入人们的眼帘。从墓主人头枕织绵面的鸡鸣枕、四肢套的帛织物，棺上盖的狮纹毛毯以及全身的锦衣华服上，至少可以看到来自中亚、波斯、罗马和中原的文化成分，生动反映了汉代西域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盛况。
这位墓主人还拥有从西方带来的黄铜手镯、戒指、耳环和玻璃杯，中原出产的铜镜、漆器、绢锦、香囊等随葬品，富贵备至，极尽哀荣。
那么，这位墓主人是谁？为什么在不到30岁的年纪就寿终就寝？
营盘墓地属汉晋时代西域36国中的墨山国（也称山国）范围，因此有专家说可能是该国贵族或山国国主。另有专家则认为他是从西方来的富商，客死山国，否则他的墓葬中不可能包括那么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
楼兰和“楼兰美女”之谜、雅丹和龙城之谜、山国和“营盘美男”之谜……构建了罗布泊之谜的大系统，为塔里木河下游蒙上了重重诡谲的云波迷雾。要探知罗布泊之谜，还要费去多少勇敢求索者和智慧思想者的生命和心血啊！
丹丹乌里克奇画记
沿着玉龙喀什河行进，在和田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一座废弃于唐代的重要佛教遗址梨榭城，后来的名字叫丹丹乌里克。自十九世纪末被斯文赫定发现后，斯坦因即来此考察，发掘了大量文书、绘画和珍贵文物，经斯坦因向外界披露后，这个遗址立刻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但奇怪的是，自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考察之后，这个遗址就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无论是“寻宝人”还是后来的专业考察人员，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遗址。
直到20世纪末叶，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才宣布，他们在策勒县北部约90公里的沙漠中，发现了隐匿近百年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国学者从而首次进入该遗址。
斯坦因考察和发掘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时间，是1900年12月。
斯坦因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洗礼后取名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从青年时代起，世晃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中国伟大僧人玄奘法师、威尼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这三个人物，就成了斯坦因崇拜的偶像，对他人生的宏伟蓝图产生了深刻影响。
1900年春天斯坦因以英国学者身份从喀拉昆仑山进人中国喀什时，还是个没有国籍的人。他虽然放弃了匈牙利国籍，但还没有正式取得英国国籍。
在这之前，他是英属印度拉合尔（现巴基斯坦境内）东方学院的院长。为了顺利到达新疆考察，他向印度当局呈交的申请书非常具有说服力。他写道：“众所周知，现今和田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中心。很显然，这种文化发源于印度，并且有明显的印度特色”。他列举了当地找宝人发现的许多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绘画等文物后，接着写道，“如果对这些古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
斯坦因如愿以偿，得到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到达喀什后，又受到英国领事乔治·马继业的热情接待。
当年10月斯坦因到达和田，他兴致勃勃地考察了于阗古国遗址约特干。当他听一个叫吐尔迪的探宝人说，在沙漠中有一座“象牙房”，那里边有许多宝物。从他的描述中，斯坦因立刻联想到了斯文赫定发现的丹丹乌里克。于是他决定，丹丹乌里克这座神秘的城市废墟，就是他的第一个探险目标。
12月初的沙漠，已是寒冬季节。斯坦因在和田雇了30多个民工，开始向丹丹乌里克遗址进发。
这是斯坦因第一次进入沙漠，他饶有兴味地写下了对沙漠的最初印象：“沙海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南方，它那波浪似的沙丘看起来就像海洋一样。这些沙丘越来越高，爬起来也越来越困难，矮种马的蹄子深深地陷在松散的沙漠里。每上升三四十英尺，都令人汗流浃背，疲惫不堪……”
吐尔迪对沙漠中的地形非常熟悉，所以他们比较顺利地到达了丹丹乌里克，并且很快就开展了工作。
丹丹乌里克遗址散落在低矮的沙丘之间，一群群古老的建筑物在沙漠中半露半掩着，残垣断壁四处可见，就是被沙丘埋没的废墟，仍可从立在沙埋层面上的一排排木桩或房屋框架上分辨出来。
斯坦因一行进入一些较大的房间，墙壁上残存的佛和菩萨画像的痕迹，立刻清楚地说明他们已经站在了佛教寺院的遗址中。
他不仅发现了许多浮雕人像，还发现画在墙壁上的比真人还要大的佛和菩萨像。最使他激动的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各种文字的文书，进而在一所建筑物中发现了佛教寺院的藏书室，这更使他喜出望外。
斯坦因获得的大量手抄本文书中，有波罗密文的，也有大量是汉文的。汉文文书有一张是状告某人借驴不还的内容，上面注明的日期是大历十六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相当于公元781年，文末标出写状人的地点是“梨榭”，这可能是丹丹乌里克当时的名称，也可能是城中某个更小的居民区的名称。除了“梨榭”，汉文文书还涉及到一个名为“护国寺”的佛寺。此外，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只来自中原的彩绘漆木碗。从上述这些遗存，斯坦因推断“寺院组织中的最高佛僧首领是汉人，而皈依者显然都是当地人。”同时，从一些破碎的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公元八世纪时这里佛教仍很繁盛。于是斯坦因又得出如下合乎情理的结论：“这些琐碎内容的汉文文书散落下来不久，沙漠便吞没了这些小屋子。小纸片不可能抵挡住年复一年的春秋季节风沙对这个地区的冲刷。”
接着斯坦因又发现了古梵文和突厥文的文书，还有一些精美的佛教壁画。这大大增强了他的兴趣和信心。“虽然天气冷得像在北冰洋”，但他还是要继续发掘下去。
这些重要的发现，伴着沙漠上灿烂的阳光，驱散了夜晚的酷寒，使斯坦因在这里过了一个收获颇丰的圣诞节。他以抒情的笔调写下了当时的心情：“在那辽阔无垠的平原里，我仿佛是在注视着地底下一个巨大的城市的万家灯火，这难道会是没有生命又没有人类存在的可怕的沙漠吗？我知道，我以后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这壮丽迷人的景色了。”
斯坦因在获得了大量浮雕、文书之后，没有想到发生了更使他惊喜的事情：他发现了几幅价值连城的唐代木板画和壁画。这使他高兴地发出了“荒漠的冬天如今充满了生命力”这样由衷的感叹。
这几幅画就是后来轰动世界美术界并在解释上引起争论的《鼠神图》、《传丝公主》、《波斯菩萨》和《龙女图》。颇为神奇的是，除了《波斯菩萨》之外，其他三幅图的内容完全与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符合。但在绘画风格上，基本上属于在印度流行的希腊美术风格。斯坦因认为，这些图画出现的时间虽然比印度犍陀罗艺术晚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希腊风格仍然反映得甚为清楚”。
《鼠神图》等几幅画在木板上的画，是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废墟里获得的“奇特的遗物”，这些木板画放在神像下，“无疑是信徒们的供奉品”，其中一块尺幅较大的木板上，画着一个鼠头半身人像，头戴王冠，背有椭圆形光环，坐在两个侍者之间。斯坦因解释说：“在玄奘的于阗记载里，保存着一则鼠壤坟的故事。据说古代此地对鼠及鼠王俱甚尊敬。某次匈奴大举入侵于阗，全得鼠群啮断匈奴马具，因而敌军大败，国得以全云云。”他还证实，在他到和田的路上，有人还指出某地就是玄奘记载的鼠王坟所在的地方。
《大唐西域记》中果然有一则奇妙的神话故事《鼠壤坟传说》，说于阗国都西郊有一座沙包称鼠壤坟。当地居民说此处有大如刺猬的老鼠，其中有毛呈金银色彩的巨鼠为群鼠首领。有次匈奴数十万大军侵犯于阗，就在鼠壤坟旁屯军驻扎。当时于阗国王只率数万兵力，难以抵挡和取胜。国王虽然素知沙漠有神鼠，但并无礼拜过。值此大敌当前君臣惊恐不知所措时，姑且摆设祭品，焚香求救于神鼠之神力。夜里国王梦见一大鼠说：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当必克胜。国王得知有神鼠灵佑，便命将士天亮前出发，长驱直入袭击敌人，匈奴军闻之大惊失色，正想骑马穿甲迎战，不料马鞍、军服、弓弦、甲链和系带均被老鼠咬断，匈奴军队失去了战斗力，只有束手就擒。于阗军势如破竹，大捷告终。国王感激神鼠大恩，就建造神祠来祭祀，以求福佑。
许多历史文献都有“于阗王锦帽金鼠冠”、“西域有鼠国，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于阗西有沙碛，鼠大如猬，色类金，出人群鼠为从”的记载。
这些记载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相吻合，因此斯坦因认为《鼠神图》表现的即是《鼠壤坟传说》，应该是能够解释通的。
《传丝公主》图的发现，是斯坦因的重要收获。他说：“更奇的大约要数后来我发现的一块画板，上绘一中国公主，据玄奘所记的一个故事，她是将养蚕业介绍到于阗的第一个人。在玄奘的时候，蚕桑业之盛不亚于今日，相传这位公主因当时中国严禁蚕种出口，因将蚕种藏于帽内，暗自携出……板画中绘一盛妆贵妇，头戴高冠，有女郎跪于两旁，长方形画板的一端有一篮，其中充满形同果实之物，又一端有一多面形东西，起初很难解释，后来我看到左边的侍女左手指着贵妇人的高冠，就是公主藏着从中国私偷来的蚕种，画板一端的篮中所盛的即是茧，又一端则是纺丝用的纺车。”
斯坦因的上述看法，又与玄奘的记载相同。
“昔者此国未知蚕桑，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出也。于阗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
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于阗王命使迎妇，而诚日：‘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于阗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种留于此地。”
当年玄奘在于阗国都东南拜谒了“麻射伽蓝”，这是为纪念东国君女建立的。除《大唐西域记》以外，《于阗授国记》等文献也有“东国”君女传丝的类似记载。
斯坦因对《传丝公主》板画的解释虽符合玄奘等人的记载，但存在一个“东国”是何国的问题。“东国”如指中原王朝，将蚕茧带到于阗，万里跋涉需要一二年多时间，蚕早就羽化为蛾了，绝不可能传入于阗，况且，据查我国史册，既无中原公主远嫁于阗的记载，也无中原政府对桑蚕“秘而不赐”的保密规定，加之玄奘提到中原王朝总是以“炎汉”、“圣代”、“大唐”相称，所以这里的“东国”并非指中原王朝，只能是指于阗临近的国家。于阗以东有打弥、精绝、鄯善等国。斯坦因在精绝（尼雅）遗址发现了公元4世纪的桑树；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以汉魏时鄯善（楼兰）王是中国外甥为由，推论鄯善国应先于于阗国有蚕桑。据此可知，丝绸之术是经鄯善辗转传人于阗的，玄奘所记“东国”，应是指鄯善国方为合理。
关于《传丝公主》绘画内容，国内外有关论述以附合斯坦因解释者居多。
《波斯菩萨》画板，是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一座佛寺的小房屋里发现的。画板下面绘有一尊坐姿神像，是一个健壮有力的男子，形体和衣服“全然是波斯风，但显然画的是一佛教神祗”，脸红而长，双目圆睁，脸上黑色的胡须“是任何庄严的佛像所没有的。大的卷髭同黑的浓眉，更其加强西部的男性风度”。他头戴金色高帽，如同波斯萨珊王朝的王冠。细长的腰身显示出波斯传统的男性美。穿一件锦缎外衣，腰系皮带，悬挂一柄弯形短剑，足蹬长筒皮靴，交脚而坐。围巾从头部垂落，缠绕坐下，“正与平常所见中亚的菩萨一样，四臂以示其神道”，除一手扶腿外，其余三手臂均持法物，一手握短矛，一手持高脚杯，一手举花朵，有头光和背光，整个神像极其威严庄重。
在这幅“波斯菩萨”画板的背后，“绘一显然是印度式三头魔王”，一身暗蓝色肌肉，裸体，腰以下系虎皮裙，交叉的两腿下面有昂首俯身的两头牛像，“四臂各执法物，这一切都表示同印度密宗的神道相像”。斯坦因经与伊朗古代壁画比较后，才明白这块画板反面所绘的是一个三头魔王，“是罗斯旦战胜群魔后为他效忠的一个魔的形象”。
斯坦因发现的《龙女图》，被称为东方古代绘画艺术的杰作。
这是丹丹乌里克一座佛殿中，一系列彩色壁画中之一幅，“其不落俗套的主题和生动活泼的画面”，立刻吸引了斯坦因的注意力。
这幅《龙女图》（又称其为“吉祥天女”）正中是一裸女，站在莲花池中，梳高髻系纱巾，佩戴项圈、臂钏、手镯、胯部有饰物，她左手抚乳右手置腹，扭腰出胯呈三道弯姿势。池中还有一裸身男童，双手抱住裸女的腿，仰望着她。裸女也回首俯视男童，面带欣喜和娇羞之状。环绕水池是棋盘格状图案，水面飘浮着莲花。斯坦因在描述这幅画时说：“画面轮廓简洁，以优美的线条勾画出了颇具活力的神韵。右手纤指抚着胸口，左臂以曲线弯至腰部，四条系着小铃的带子系在臀部周围，酷似早期印度雕塑艺术中的舞女。但奇特的是，描绘得很精致的葡萄叶子，出现在古典后期艺术品本应绘有无花果的地方，浴女的脸侧向她自己的右方，向下看着小男孩……池中莲花描绘得十分逼真自然，以各种姿态浮现水面，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半开，色彩也从深蓝到暗紫不同，说明这些圣洁的莲花是画师长期观察而非常熟悉的……水池前面还画有一匹没有骑者的马和其他一些人物，使人联想到它的主题可能是表述一个荒诞的神话，即玄奘所记于阗南边河流中的龙女，向人间求婚的故事。”
斯坦因在这里所说玄奘记载的神话，是《大唐西域记》中《龙女索夫》的故事。故事说，古代于阗城东南有一条大河，用以灌溉农田。后来河水断流，据说是龙的缘故。国王在河边建祠祭龙，龙女便凌波而至，说她丈夫亡故，使她无所依从，如国王为她选配一夫，水流即可恢复。后来选中一大臣，穿白衣骑白马进入河中龙宫，从此河水不断，造福百姓。
如果这幅画如斯坦因所说，是玄奘所记龙女索夫故事，那画中裸女就是龙女，抱她腿的男童可能就是她的新夫——按古代佛教绘画神大人小的处理惯例，画面上的人物关系是可以成立的。
这幅艺术杰作集中体现了于阗绘画中西合璧的兼容性特点。龙女优美的裸体、富有节奏韵律的三道弯姿势及小巧的装饰物，体现出古印度通常的造型手法和犍陀罗艺术观念；而刚柔兼济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线描技术和龙女眉眼的画法、面带羞怯的表情和以手遮乳的姿态，则是中原绘画艺术和观念的写照。
斯坦因就上述四幅画的解释，受到许多中外学者的认可。但国内有的学者不同意斯坦因的解释，认为应该从佛教故事中寻求绘画的准确内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不应处处与希腊和印度风格拉在一起。
无论如何，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绘画作品，其意义远远超出艺术本身。
他在丹丹乌里克发掘了三个星期，清理了14所房屋，临行时怀着依依不舍地心情说：“正是由于那高耸而立的奇妙的沙丘，才使古物保存下来，为有关奇异遗址的众多问题提供了答案——我也逐渐地看清楚了它们朴素无华的景色。丹丹乌里克再度陷入沉寂之中。在我们巡访该地之前，一千多年来似乎从未有人像我一样干扰过它的宁静。对于这个迷人地方的回忆，自然联想到它的清爽宁静以及和平的气氛……”
沙漠巨佛的毁灭
丹丹乌里克的收获使斯坦因深感欣慰。新年之后他又开始了新的发掘。在春寒料峭的4月，他又来到了被向导称之为“高房子”的热瓦克佛寺。
热瓦克佛寺遗址位于和田地区洛浦县西北方向50公里的沙漠中。沿途的胡杨、红柳、芦苇，配以流沙的弧线、冲击土台的怪状以及弥漫着神秘云雾的寺塔，呈现出佛国仙境般的古老氛围。
遗址的名称“热瓦克”显系后人所加，维吾尔语意为楼阁或亭台，因佛寺中土塔高耸故而得名。这片佛寺废弃，在前文中提到时，正是唐代一处十分繁华的寺庙，也是从罗布泊通往于阗国和西行疏勒至葱岭的一个驿站。只是这座佛寺原有的名称，已很难查找了。
刚刚到达时，他只看到那座破败不堪的佛塔，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兴奋。但当他来到佛塔跟前，看到当地探宝人散落满地的浮雕人像时，热瓦克的重要性一下子在他面前展现出来。后来他写道，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座从底部可以攀登到顶部的有阶梯的、独一无二的特殊佛塔，“这个废墟的巨大考古学价值不在于佛塔本身，而在于佛寺院墙上装饰着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雕塑像”。那沙漠中的景观，的确令他心灵震撼：寺院四堵墙壁的内外，紧贴墙壁背靠背地排列着140多尊泥塑彩色佛和菩萨像。塑像高达二至三米，每隔七十厘米就有一尊，尤其以北墙和西墙内外为最多。这些彩塑有的埋在沙丘中，有的裸露在外，多数遭到破坏。
也许是上帝要成全斯坦因，就在离佛寺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可供应充足的用水。于是他派人到附近村庄召来更多的民工，自1901年4月11日开始了发掘。斯坦因喜不自禁地写道：“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进入这次考古季节的高潮”。
寺院的大部分都埋在沙漠中，仅仅是一个暴露在地面上的角落，就已证明这里的遗存是多么丰厚了。这一遗址，斯坦因深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发现，因而使他激动不已。在挖掘中，最初发现了一块不寻常的泥塑佛像断片，斯坦因的锐利目光立刻注意到上面有一层很薄的金子，意识到“那层金子原来是以一种小方补丁的形式，嵌在巨大佛像左膝盖上的一片金叶”。正如玄奘记述的那样，“至媲摩城，有雕柱立佛像，高二丈余，甚多灵验，时烛光明。凡有疾病，随其痛处，金箔贴像，即时痊愈”。那些无论得了什么病的人，根据其患病的部位，将金叶贴在相应的位置上，疾病就能很快神奇地痊愈。
从这一发现，斯坦因想到，沙堆下面将会出现一个使人着迷的历史画面。当他们清理出地下约两米深的沙子时，院墙内外竖立的一排排高大的塑像群便显露出来。一个不失当年辉煌繁盛的宏伟佛寺的景象，终于又赫然再现、重见天日了。
当年光华毕显的彩色雕塑，制作精巧，神态各异。据斯坦因记载，在院墙内外装饰的全部是成排的巨大泥塑像，从不同的姿态上可分为几类，大体上是对称排列。在大佛像之间的每个空隙处，都有伺神和圣人小浮雕像。墙上还塑着彩色的泥质线条，在主要佛像的头顶和周围形成光环，也有一些小型的彩色壁画。如北墙原有坐佛18尊，佛像空间绘着壁画和贴壁图案。北墙上还留出六米见方的一块墙面，绘了一组彩色故事画。
最使斯坦因放心不下的，是大墙内外的巨佛雕像和供养人像。被扯下来的一块，仍与巨大的佛和菩萨的草泥粘连着。他的发掘工作如履薄冰，因为地下水已浸蚀了塑像的主体部分。如果掀开覆盖在上面的沙土层，泥塑会很快倒塌，壁画也将脱落下来。所以他们对清理出来而无法运走的91尊大型泥塑佛像和菩萨像，一一进行了拍照、临摹和记录，然后用沙子小心翼翼地将他们掩埋。
事后斯坦因写道：“只有将那些巨大的雕塑重新安全地埋在原处，相信他们将安静地仍在沙子的保护下休憩，直到遥远的将来，和田有它自己的地区博物馆……现在做的是一种沉闷的重新掩埋塑像的工作，这使人联想到是一次真正的埋葬。”
在《古代和田》一书中，斯坦因分析了这些泥塑艺术，认为它的形式和布局与白沙瓦山区（现巴基斯坦境内）的佛寺有密切关系，其风格与印度庙宇里希腊式佛教雕塑手法相类似，但其精巧程度与地方情调又高出上述雕塑。
这些坐佛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富有生动的立体感。坐佛后面一立佛的表情表示他正在讲经说法，那神圣的头光格外引人注目，佛的脸型圆而饱满，衣衫薄而有皱褶，显出“曹衣出水”的效果。还有一尊比真人大的菩萨像，衣袍装饰精美，富丽堂皇，手臂和胸前雕刻着细微的串珠，那苦思冥想的神态，透露出探求真谛的精神力量和内心性格的坚忍、刚强和无比崇高。
东南外墙上的一些浮雕，同样服饰华丽，雕刻精细，身体比例匀称，神情优雅柔和。这里的浮雕已经从印度早期浮雕不重视景深、类似平板绘画的模式中走出来，呈现出立体透视的艺术效果。这里的一组大型佛像比肩而立，气势恢宏，高雅静穆。在大佛脚下有一些小菩萨，或作诵经状，或作深思姿态，个个形神兼备，精巧秀美，强调了群体的运动感、层次感和画面的戏剧性。
特别是佛寺大门入口处耸立的真人般大小的两尊“门神”塑像，完全是非佛陀的世俗化形象。在印度佛寺或公共场所门口，都有塑造守护神的习惯，但这里的守护神却完全本地化了。“这里的塑像的服饰是本地流行的，站在大门右侧的二位门神，双脚上的皮靴头很宽，留有深红色痕迹，上边装饰着滚边，靴子里塞着裤腿的大部分。外衣边缘有一道绣花镶边，精巧的图案上绣着环形纹和钩针的纺织物。”斯坦因描述的门神形象，俨然是和田普通居民的模样。无论这些雕塑艺术风格来自印度还是希腊，但它确实在于阗雕塑家手中被地方化了。
于阗艺术家还在不违背佛教造型仪规情况下，不仅对衣饰、相貌作了地方化处理，还根据当地人的审美时尚，把佛和菩萨塑造得体格健壮、面目丰满、鼻梁高隆、姿态有力，改变了塑像千人一面和表情冷漠僵直的模式，力求刻划出每个塑像的个性色彩。可以说，热瓦克佛寺的塑像，是西域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和同时期雕塑艺术的高峰。
佛寺院外东侧，有一座庙宇的遗址，是主寺的附设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墙壁绘有装饰图案，据说过去此庙中也有立佛。
斯坦因对热瓦克91尊巨佛重新作了保护性的埋葬，但这些巨佛很快就招致了与他本意相反的遭遇。正是由于他的挖掘，引来了更多当地寻宝人。他们以为那些巨大泥胎肚内藏有金银财宝，便将掩埋起来的佛和菩萨重新挖出来砸个粉碎。
五年后斯坦因又一次来到热瓦克，那些保存了1500多年的艺术珍品已不复存在。
不知斯坦因当时作何感想，是否认为这些寻宝者对塑像的洗劫，与他本人兴师动众的挖掘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1929年6月，当中国学者黄文弼教授到热瓦克考察时，这里已残破不堪，只见到庙基残迹和毁坏严重的那座“上圆下方中空”的奇特佛塔。寺院东、北两部已全部湮没于沙丘之中，地上“泥塑残像块甚多”，还见“一座土台上有泥塑佛像，大小不一，均已残毁”。
经过黄文弼教授的研究，热瓦克佛寺在废弃之前，已进入西域佛教文化的鼎盛时期。当时于阗和位于罗布泊附近的鄯善国，分别是和田河上游和塔里木河下游的两大佛教中心，两地僧人来往要穿越沙漠，热瓦克正好在这条交通线上，因而其礼拜活动更显活跃，其所处地位也愈加重要。
在斯坦因挖掘热瓦克40年后，洛浦县长周保成又宣布重新发现了热瓦克佛寺，派出民工再次挖掘，出土涂金佛像三尊，完整的泥塑大佛20尊，还有五铢钱币、泥塑猴子、珠子、檀香木等。次年洛浦县政府将这些文物送往和田，举办了古物展览。后来这些文物下落不明，其中保存于县政府的两颗佛头，也于50年代丢失了。
关于热瓦克佛寺的废弃时间，斯坦因从他收集到的汉代五铢钱和一些文物推断，热瓦克佛寺的兴废时间与丹丹乌里克相差不远。他在丹丹乌里克发现了写于五六世纪的梵文经典，以及一些较完整的文物资料，经过对照研究，认为这两个佛寺遗址很相似，其废弃时间应在伊斯兰教进入和田之前。废弃的过程也不是突发性的，可能是因为连年战祸和动乱，放弃了对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和养护，耕地面积因供水困难而缩小。河水流量的减少枯竭，流沙不断地乘虚而人，居民只得弃家逃生，佛寺自然也随之荒废。
但是，后来人们在热瓦克佛塔遗址的东北部，发现了四处约150平方米的白骨层，这又成了热瓦克佛寺废弃于激烈宗教战争的新证据。因为按照佛教传统习惯，人死后火化，装入罐中（舍利盒）埋葬，绝不可抛尸骨于野外。这一片白骨显然不是正常死亡者，很可能是战争中的牺牲者。
热瓦克佛寺的兴废时间，多数学者大致认定在四世纪中叶至七世纪末之间。据出土文物和塑像壁画风格，以及以佛塔为主体的建筑格局，可推钡0为魏晋南北朝的遗址。也有学者把热瓦克佛寺存在的时间，上限扩至汉朝，下限延至宋代之间。
热瓦克佛寺是塔里木河流域佛教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历史地位非常重要。现在虽然是满身疮痍、一片废墟，但它隐喻的深刻哲学含义和传递出的历史文化信息，仍值得人们去探寻。
这里曾经一度佛光四射，那些泥塑被奉为神明受到膜拜。然而它们最终没有保住自己的泥胎和寄身之所。繁盛一时的佛教胜地被无情地毁于一旦，竟连自己的寺庙名称都没有存留下来，使人们在寻踪觅迹时，不仅颇费周折，而且感到格外茫然。
从尼雅到楼兰
第一次塔里木河流域探险的重大收获，使斯坦因在印度和英国声名鹊起，很快他就得到了正式英国国籍。
1906年开始的第二次塔里木河下游探险，斯坦因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和荣誉。除了他本人在考察探险中不畏艰险的努力外，还得益于一次偶然的甚至荒诞的机遇。
斯坦因第一次到达和田地区探险，从清政府总理衙门颁发的护照中得到了好处。第二次出行时，斯坦因曾向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外交部提出，希望这次获得中国政府护照时，“在护照上明确地提一下我的官职显然是很有用的”。为此，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在为斯坦因办理护照时，故意粉饰其职务，利用文字转译的机会将斯坦因说成是“英属印度总理教育大臣”。这已是外交史上一件荒唐事了，而更为荒唐的是清朝政府总理衙门又稀里糊涂地将“英属印度总理教育大臣”错写成“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这样，仅任印度一个地区“教育监察主任兼考古调查员”的斯坦因，轻而易举地摇身一变，就成了“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
清朝官员的昏庸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有了这张护照开道，斯坦因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通行无阻。
难怪他可以在新疆任意挖掘古迹，更难怪莫高窟的王道士和敦煌县令眼睁睁地看着他把“藏经洞”的文物珍宝一车车地运走。
这次斯坦因到塔里木河下游考察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发掘斯文赫定探险所发现的“罗布泊淖尔北面的遗址”，即尼雅、楼兰和米兰。
1900年的那次考察中，斯坦因来过尼雅遗址，这次是旧地重游了。
在起伏不平的沙漠中，露出地面的枯死的白杨林、庭院的门柱、挺立的断壁，犹如船舰的桅杆和风帆，浮游在茫茫的海面上。
斯坦因沿着弯弯曲曲的尼雅河行进，到达这片被沙漠掩埋的尼雅古城时，流水的河道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古代的流沙隔断了尼雅城赖以生存的血脉，那些密如蛛网的像毛细血管般维系着人们生命的灌溉渠道，也被流沙深深地湮没在地下。
斯坦因踏上沙丘，就看到一些缠结在一起的活着的和死了的红柳，沙丘下是一道用芦苇捆扎而成的篱笆，还有一些人工种植的白杨树干，以及露出地面的木柱和断墙，斯坦因惊喜地向前走了几步，那急促的脚步踢出了一些破碎的陶片。这时，他才意识到，此刻他已经进入古代尼雅村庄的某一人家的庭院了。
不远处有几间房屋立在台地上，那些木柱和木质构架上，都雕刻着精致的图案花纹。地上出现的陶器碎片更多了，偶而还捡起了一些雕刻着装饰纹样的木片。
随后，这样露出地面的房屋的“桅杆”和“风帆”越来越多。
当天，他们清理了一间房子，结果发现了上百块木牍。这些木牍保存完好，它们的形制除一部分是长方形外，多数都是楔形的，有些仍按原样存放着，两块木牍捆扎在一起，上面的封泥完好无损，尚未启封。
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斯坦因打开每一件木牍，查看上面的字迹，发现“这些成对捆扎在一起的木牍互相保护着，写在内里的怯卢文黑色墨迹，就像昨天刚写上的一样鲜明”。
第一天的收获已使斯坦因感到欣慰，因为“这些即将包好、打上标签作为第一天成果而运走的上百件木牍，恐怕已超过了以前印度国内外所有可供怯卢文研究的资料总数”。而这些流行于于阗地区的佉卢文，正是印度西北部古代方言的一种移植。
后来他们又清理了一些埋在沙中的房屋，奇迹屡屡出现，扫去一张席子上的沙子，席子下面便藏着几十件木牍；挖出一个陶罐，残破的陶罐里也装着一些木牍。这些木牍，有的是私人信件，有的是公文或其他文书资料，记载着当年生活的许多重大事件或生活侧面。接着，他们还发现了写在木板上的各种文献，主要是佛教经文。用木板作书写材料，这在印度很普遍，而在古代于阗东部边界的尼雅遗址里，居然也发现了用怯卢文写在木板上的文书，这使斯坦因感到格外高兴。
然而有一件事使斯坦因百思不解，在尼雅遗址中发现的所有文献中，居然没有找到一张是纸写的。虽然这种先进书写材料在中国发明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它为什么没有传到进入西域的门户地区来？
后来对一座废墟的发掘，斯坦因出乎意外地找到了非常丰富的古代文书资料的宝库。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那一层又一层混杂在废物之中的木牍，使斯坦因感到惊奇。在这被斯坦因称为“垃圾堆”的文书库房内，他找到的木牍总数竟达二百块以上。后来他写道：“三个漫长的工作日，我闻到了许多世纪之后仍然刺鼻的臭气，也吞进了大量的幸亏如今已死掉的古代细菌。可是，大量的古代文物，给了我足够的乐趣。”
在这批木牍中，还夹杂着一些刮制平整光滑的长方形山羊皮，都被卷成小细卷。斯坦因好奇地打开这些一千多年前的羊皮卷，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书写工整的怯卢文字，黑色墨迹鲜亮如新。这些文书之所以引起斯坦因很大的兴趣，在于这些用古代印度方言书写在羊皮上的文书，是在远离印度的罗布泊地区发现的。与此同时，还发现了用红柳木削制的古笔以及骨头做的圆尖形笔头。
在这庞大的垃圾堆中，斯坦因也很容易地发现了一批汉文木简。其中有一件写给当地长官夫人的木简，证实了此地是在精绝国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件是政府公文，标出的年号是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
在清理垃圾堆文书宝库中的木牍时，斯坦因眼睛一亮，一件木牍泥封印记上，出现了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浮雕像，她拿着盾和闪电。这种奇特的印记在后来屡有发现。另一颗较大的印记是一个完整的裸体像，“可能是古希腊爱神伊洛斯。另一个雅典娜，一个站着的伊洛斯，和一个可能是主神宙斯之子的赫拉克里斯像。这些印记，作为希腊诸神像的象征被发现了。”这些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在尼雅的面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是东西方文化在东方一隅交汇融合的真实写照。
对一片古代住宅群的清理，是斯坦因在尼雅一次规模最大的发掘。
一所住宅遗址中有多间很大的房屋，周围有高大的白杨和胡杨树干，附近是林荫道和果园，北边有佛塔遗址。这所建筑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间有一个约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客厅，四根粗大的梁柱支撑着大厅。清理了墙边的沙子，墙面上出现了壁画装饰，有巨大的漩涡状莲花纹，有红色和黑色勾画的带饰，还有蕨类植物的白色叶子和含苞欲放的莲花。靠近客厅的一间小屋里，发现了许多纺织品，有毛毡、彩色棉布衣服碎片和一块毛质织毯，用刷子轻轻一刷，精美的几何形图案和鲜明的色彩就重现出来。厨房的平台上，放着水罐和其他容器。一间贮藏室中，斯坦因找到了一张红柳木弓，一根精制的长矛木柄，一块柳木盾牌和一根轻巧适用的苹果木手杖。
这间房子里虽然有许多木雕制品，但没有一件的艺术水准能和一把古代椅子相比。原先是些雕刻精致的零件，当它在人们惊奇目光注视下重新安装起来时，那鲜明的犍陀罗雕刻艺术立刻引起人们的赞叹。还有一把木椅，扶手装饰得相当精美，扶手臂托上细致地雕刻着一雄一雌两个怪物，头和胸部像人，腰以下明显像鸟，腿像马而蹄子强壮有力，涂以红、黑和深蓝等不同色彩。这把木椅的腿则被雕刻成站立的狮子，如同印度狮子座的形状，上面红色和黑色的原色还保存良好。这两件木器，堪称木雕艺术的杰作，在同时期木器中是少见的艺术精品。
在这些建筑中，斯坦因发现了来自中原的漆器、筷子和精美的丝绸。还有当地制造的皮靴、皮便鞋、木勺、骨勺、鞋楦以及汉代钱币和大量陶器。
一些富豪之家，往往都拥有一些规模可观的建筑群，一般都有客厅、居室、穿堂、凉台、贮藏室、厨房等，还有场院、果园、畜圈、水塘等设施。
在一家深宅大院旁边，古树耸立，排列成长方形的林荫道，果园有灌木篱笆或芦苇栅栏，斯坦因徜徉其问，“好像是走在整整一千六百年前的乡间小路上，使我产生了一种消失了时间观念的奇怪感觉。风吹过它们之间的地面，扫净了各处，展现出了陶片、木炭块以及最后居民踩过的腐朽的树叶。我那根古老的果木手杖翻动了干死的白杨和果树的枯叶，它们或许就是从附近一簇簇挺立的枯树干上落下来的。在这些古代果木中，我的挖掘者们毫不困难地就认出各种果树，例如桃树、李树、杏树、桑树、核桃树等等，正如他们所熟知的种植在家中的果树一样”。
斯坦因发掘尼雅遗址之前，从来没有人惊动过这个一千六百年前的古城。斯坦因在这里挖掘了14天，获得了大量珍贵文物，从而轰动了欧洲。如果说斯坦因的考察只揭示了尼雅绿洲古代文化的一个侧面的话，半个世纪以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的大规模的综合性科学考察，则基本勾勒出了尼雅社会历史的一个概貌。
尼雅遗址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以佛塔高耸为中心标识，四处散布着佛寺、衙署、房屋建筑、手工作坊、古桥、水池、果园、田地、墓地和河流渠道灌溉系统遗迹。从遗址规模可以看出，古代尼雅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城镇。
尼雅城郊的汉魏时代墓葬被屡屡发现，这些墓葬结集成群，一般都没有墓室，葬具多用树木挖空，呈马槽状，内盛尸体，上盖木板。因这里干旱沙漠气候的保护，许多尸体都变成了干尸。在墓葬群中有一座墓比较特殊，棺材用木板做成，下面有四根短腿支撑，棺上盖着毛毯，棺外铺满红柳枝。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主面貌是深目、高鼻、棕发，具有明显欧洲人种特征。女尸戴戒指佩项链。尸身的衣服都是丝织品，织绣精致，图案华丽。衣服式样虽然呈当地民族特色，但锦绸上却织着“万世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汉字隶书字样。随葬品很丰厚，除了华贵的丝绸织品，还有来自中原的“君宜高官”铜镜、藤奁、木梳等，另外还有弓箭、陶器、木杯、木碗等当地产品。其中有两块蓝色印花棉布残片，特别引人注目，上面绘着龙、狮和人物形象。人物为女性，上身赤裸，手持牛角状杯，身后有背光，受佛教造像影响，据专家称可能是中亚地区主司生殖丰稔的伊什塔尔女神。墓中主人的这些遗物，反映出他们具有多种文化和人种的背景。
后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尼雅发现了一座被风沙吹开的墓穴，接着清理出木棺八座。发现随葬品非常丰富，其中有一件带流罐，颈部书写着“王”款字样，一件木杯上刻着听字符。此外还有陶器，是两件带流罐。铁器中有一把木柄铁刀，出土时仍光泽熠熠。木器有木叉、木杯、木盆、梳篦、弓、箭、木桶、木纺轮等，皮革制品有箭袋、弓袋、刀鞘等，另外还有各色料珠、项链等。丝织品的出土很丰富，种类繁多，色泽鲜艳，上面分别织着汉字“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千秋万岁宜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等。特别是一件彩锦织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面世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据专家介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中国天文学或占星学上的占辞用语，“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的天象，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阴阳五行学说，在远离中原的尼雅出现，说明这里与中原同样有密切的“天人感应”。这些色泽艳丽如新的纺织品，经国家文物局一级文物鉴定小组和苏州丝绸博物馆专家鉴定，认为尼雅出土汉魏时期的织锦品种之多、工艺之高超，即使在今日也是很难想像的。
据考证，这次发现的墓葬，墓中人同样呈现出欧洲人种的特征。
斯坦因于12月中旬到达楼兰，8年后的1914年，他再次来到楼兰。他在楼兰发现了许多类似于在尼雅发现的东汉织锦残片，上面的汉隶络文分别有“韩仁”、“绣文丸者子孙无极”、“昌乐”、“长乐未央”、“益寿延年”、“登高明望四海”等字样。其中“韩仁”锦是斯坦因在楼兰的一件重要发现，这件红地织锦的画面色彩穿插、风云流动，是东汉织锦中的佼佼者。其中的动物形象神态各异，生动逼真。整个色调和谐精巧，富于变化。工艺精美，巧夺天工，其技术和艺术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充分显示了东汉时期织锦的豪华和魅力。他还发现了一块毛织地毯残片，上面的图案和人像具有典型的罗马风格，明白无误地再次展示了中西文化在楼兰地区很早就交汇融合的事实。
斯坦因在楼兰发现了一个城堡，他认为是汉代卫戍之所。他还挖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得到的随葬器皿、织物、汉文文书等，数量非常可观，令他眼花缭乱。特别是从一个垃圾堆中找到了大批中国官方文书，记载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和商业社会的繁荣景象。同时，他发现的汉文文书还都标明着年代，说明这些文件是三世纪中叶书写的。
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细节是，斯坦因在楼兰古城捡到了斯文赫定于1901年丢失的一个金属卷尺。后来在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举行的宴会上，斯坦因还将从遥远楼兰古国遗址带回的这个卷尺，奉还了原主。
斯坦因之后，楼兰不断有重大发现，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桔瑞超，1909年来到楼兰，获得了著名的“李柏文书”。李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政权派到楼兰的西域长史。这件文书是李柏于公元328年写给焉耆等国国王的信函，其中有两件很完整，是令斯坦因惊羡不已、求之不得的珍贵文书资料。
中国考古工作者后来也发现许多堆积于楼兰城内废墟的汉文木简，大部分是魏晋时期西域长史府属官和屯田将士所书写的文书档案残件。这些木简最早的写于公元252年，最晚的写于公元330年。说明魏晋时期，西域长史府仍在负责处理这一地区的行政、军事事务。其衙署设在楼兰城内，占据中心位置。说明西域长史府不仅是中央政权在塔里木河下游地区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是魏晋两朝在西域的前哨阵地。
除了这些宝贵的汉文文书，楼兰出土的怯卢文木简数量也多得惊人。斯坦因就曾把这批怯卢文木简视为“一件惊人的大发现”。他写道：“我简直不敢想像，在遥远的东方能得到这么多古印度手写体和文字写成的记载。”于是，他也忽发奇想，居然认为地处中原与西域交通十字路口的楼兰，也“曾经作为古代印度王国的一个辽远的东方前哨。”
斯坦国以惊人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的探险家同行比赛，紧接着他又进入了神秘的米兰。
米兰天使和古堡疑团
1906年12月下旬，斯坦因匆匆来到若羌县东北部约60公里的磨朗遗址（即古代伊循遗址、今称米兰遗址），很快就投入了考察、发掘工作。1907年新年伊始，斯坦因就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从未报道过、完全出于意外的”精美壁画。
他后来记述道，他在去罗布泊边的米兰古城的路上，感到无比的神秘和荒凉，其神秘就在于它的与世隔绝，数个世纪以来从无人去打扰它的宁静。他一到米兰，就发掘出一批沙海占卷——
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从守卫着玄奘和马可·波罗都走过的去沙州的路上的古戍堡里出土的”。前不久他中止了对米兰的挖掘而奔向楼兰，现在他又回来了。在这里18天的劳作没有白费，他遇到的喜事一个接着一个。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比藏文文书更让你高兴的是一打一打的漆皮鳞战甲的残片。”这还不算，他原来就一直认为城堡附近的一些佛塔和寺院建造的年代更早，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奇迹。果然，他所希望的事被一个使他眼睛一亮的发现证实了，他从一座破坏严重的寺院里，找到了几个完好的深色垩粉雕塑头像，与热瓦克发现的一样或更好些。接着他在同一寺院中又挖掘出公元三世纪早期的贝叶书，他说这是他首次发现这种书写材料。这一口气挖出的一件又一件稀世珍宝，足以使斯坦因富甲天下了。然而，他作梦也没有想到，更大的幸运像天使般向他飞来。
这天，斯坦因沿着米兰古河道灌溉系统遗迹，跨过总干渠和一道道支渠、斗渠、毛渠，一边回首着伊循屯区当年的良田沃野一边走进一座很大的寺院遗址。他发现了那个著名的呈穹隆顶的佛塔，在佛塔环形过道的护壁上，那美丽的壁画意外地出现了。这是一些半身带翅人物画像，另外的佛塔也有类似的带翅人物画像，但多数破碎，最后斯坦因获得了七幅较完整的被他称为“有翼天使”的人物画像。当时他激动地写道：“这真是伟大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安琪尔在这里找到了。她们大概在两千年前就飞到中国来了。”接着他又向自己发问：“在亚洲腹地中心荒凉寂寞的罗布泊岸上，我怎么能看到这种古典式的天使呢？”
在非常兴奋的情绪下，来不及使用工具，他仅“用光手”逐一清理和仔细观察，就立刻感觉到这些壁画的构图和色调最接近古典作风，完全睁开的大眼睛灵活的注视，小小微敛的唇部的表情，把他的心情引回到埃及托勒美和罗马时期木那依墓中的希腊少女以及青年美丽的头部上去。
斯坦因经过研究，在后来刊发这些“有翼天使”的出版物中说，从这些希腊式佛教造像形式上看，“磨朗护墙上这些画像必须追溯到希腊的神话，以有翼的爱罗神为其直接的祖先”。他认为这些“有翼天使”是古罗马艺术向东方传播的最远点。经过比较考证和带有f去卢文的题记证实，他确定佛寺废弃于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斯坦因终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与尼雅同时期的遗址和绘画作品。
七幅“有翼天使”，外表有一种“天国博爱的和谐力量，面部表现一种强烈的个性”。斯坦因分析了“有翼天使”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明确指出具有希腊、罗马风格，与犍陀罗造型艺术如出一辙，呈现出“古典艺术的灵光”。
斯坦因兴致勃勃地继续留在米兰发掘，他很快找到了前文提到的那组欢乐的男女青年群像。“看得出是希腊罗马式的，这是一幅多么好的中国边疆佛教寺院里喜悦的现实生活的画面啊！”他还以调皮的语调描述了这组壁画：“这些漂亮的女郎从哪里得到的玫瑰花冠？这些青年哪来的酒和酒碗？这一切奇怪现象防佛是用魔法在卡尔顿周围创造出了沙漠及其滚滚沙丘，而这一伙迟到的饮宴者正在为之惊奇。”
这组青年男女欢悦饮宴图的上面，是一幅须大怯太子本生故事图。斯坦因发现的这幅壁画，也是前文提到的有怯卢文题记的白象图，白象上画家提塔（TitQ）的亲笔署名，仍然清晰可见。这幅画说的是叶波国太子将白象布施于人的故事。太子、白象和车辆、景物都是写实画法，人物肖像和衣饰褶纹的处理上，熟练地运用了光影变化，明暗对比等手法，无不显示出西画特色和犍陀罗艺术风貌。
斯坦因还发现了那幅著名的佛陀和六弟子图。当年色彩鲜艳、华丽完整的一幅壁画，现在只剩下一些残片，但从那佛陀和六个弟子大睁的、直视的眼睛和服饰局部中，仍能看到汉魏时代伊循城中佛教壁画华美堂皇、气韵生动的景象。
斯坦因在米兰遗址发现的“有翼天使”等壁画，在欧洲文化界和考古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米兰从此再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它印证了一段历史，反映了贵霜王朝将希腊、罗马文化带到罗布泊地区，与当地民族文化混合并存的特殊社会背景。
在以后的时期里，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又在米兰遗址发现了’
两幅并列的“有翼天使”，与斯坦因发现的“有翼天使”属同一类型。参照斯坦因对“有翼天使”的发现和分析，这两幅并列的带翅人物画像，仍然体现了希腊、罗马艺术风格，反映了犍陀罗造型作品的美学追求。这些描绘在佛寺壁画中的人物，虽然反映的是佛教内容，但其表现形式却与佛教绘画准则迥然不同，更贴近古罗马的审美情致。
中国一些著名学者对斯坦因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斯坦因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把米兰出土壁画与希腊、罗马艺术和传说故事拉址在一起，是对佛教不熟悉和抱有偏见所致。但也有不少中国学者从罗布泊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米兰出土绘画与希腊、罗马绘画进行对比研究，并参照绘画时代背景怯卢文文书记载加以考证，认为斯坦因对米兰绘画的解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见仁见智，不足为奇。
值得指出的是，斯坦因在新疆发掘文物方面，做了有损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他的学术观点中也夹杂着一些荒谬的内容。这是一桩历史公案，永远也不会从史册上抹掉。
尽管如此，斯坦因的探险精神和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同样可贵。路途的遥远艰险，学术生命的大量消耗，这一切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轻而易举的选择，他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热爱这样有魅力的旅行生活超过了个人家庭生活，他终生没有结婚，以82岁的高龄死在异国他乡的探险之路上。
“玛札塔格”维吾尔语意为“坟山”，因山上安葬着“圣战”中伊斯兰殉教者而得名。山头上屹立着汉代的古城堡、唐代的佛寺，唐代文献称此山为“神山”，《宋史·于阗志》则把它叫做“通圣山”。
玛札塔格坐落在和田河下游中段的西岸，拔地而起的红、白两个山头见证着和田河的涨落盈亏、荣盛干涸。每当洪水季节，这里的河汊特别发育，河中形成众多的岛屿与沙洲，因而就成了野生植物的天堂，飞禽走兽的乐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一条绿色走廊。
1903年1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崛贤雄与渡边信哲在和田河考察，时而依河而行，时而进入沙漠，竟然茫无所知地与玛札塔格这一沙漠奇观交臂而过，没有发现这里的古堡、烽燧、佛寺。
斯坦因始终是幸运的，他从和田出发，跨过喀拉喀什河（墨玉河），沿着春季枯水的和田河湿漉漉的河床，径直来到玛札塔格山，来到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的军事要塞和旅人过客不可错过的生命驿站。
长方形的古堡顺山势而建，城门、城墙、嘹望台历经千年沧桑，仍在山头巍然屹立。城堡建置分内外三重，占地面积约一千多平方米。这些建筑就地取材，用棕色砂岩抹泥巴垒成，并在其中夹筑胡杨、红柳树枝，所以非常坚固。西墙有马面，可供巡逻瞭望；北边为缓坡，有墙两道防守；东墙开城门，直通山前的和田河；惟有南边是悬崖，凭险不筑墙。但断崖上有洞窟，洞中石板上刻有梵、汉文字。城堡两边的烽火台是最早的建筑，在第一重城堡范围内。这里可能是“塞上亭守烽者”的亭，作为最初报警人员守望烽火台的亭——住宿之所。《史记》载日：“烽见敌则举，燧有难则焚，烽主昼，燧主夜。”后来随着需要不断拓展，增建了第二重和第三重城堡，从而具备了报警和卫戍的双重作用。
据考证，戍堡和烽火台建筑的时间不晚于东汉，废弃时间不早于晚唐五代，可能在两宋之间。因于阗李氏王朝的统治延续至宋，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宋太祖册封李圣天为于阗大宝国王，李氏家族虔奉佛教，戍堡佛寺会受到保护。由此可以推断戍堡佛寺建筑可能毁于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宗教战争中。“玛札塔格”——“坟山”上的坟墓，是一个重要佐证。据说于阗佛教徒玛江汗，在“圣战”危重时给伊斯兰教军队暗送情报，被自己人处死。伊斯兰势力占据于阗后，为了纪念玛江汗，将其尸体葬于红山之巅，建栅栏、树墓标供人凭吊。
红山对面的白山头上，有佛寺遗址，被沙丘掩埋，仅可见墙迹。
斯坦因在1908年4月和1913年11月两次到达玛札塔格，考察发掘了古堡遗址。他雇了一些当地民工，获得的文物有木弓箭、木笔、木梳、木钥匙、木锁、木栓、木纺棍等；毛制品有红紫黄棕各色羊毛衣物和鞋袜，染色毡片、羊毛线团等；还有陶器、铁片、铜扣、铜戒指、皮革制品、鱼网、草鞋、毡靴等。
1908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玛札塔格时，因疏忽没有发现古堡对面的佛寺遗址。虽然在古堡挖掘出了硬红土做成的坐佛浮雕模子，在城墙西端垃圾物中发现了古藏文木简、纸文书（包括汉文、古于阗文、古维吾尔文、阿拉伯文及怯卢文的文书），还有一本奇异的僧侣汉文账本，但都没有满足他对玛札塔格发掘的更大愿望。当他第二次来到和田时，一个名叫阿希木的人告诉他，自他1908年走后，这里的村民一直在玛札塔格挖宝，并带给他一些木制器具和古藏文及波罗密文文书，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一件供奉用的饰板，上面有一个坐佛和一个小佛塔，非常精巧生动。他深信这里有佛寺，所以才第二次重访玛札塔格。这次，佛寺终于被他找到了。经过挖掘清理，佛寺内出现了半圆形塑像泥基座和台基，建筑样式与他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神龛建筑一样。他还发掘到精致的圆球形和复钵形相结合的尖顶雕刻饰物，以及从浮雕上掉下来的石膏残片、从彩色壁画上掉下来的墙皮，还有图案十分精美的装饰木板。斯坦因认为，这个佛寺和古堡，在公元8至9世纪被吐蕃人占领期间仍然存在。他写道：“这些遗迹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为当地世代相传的礼拜风俗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个地方和中亚其他地方经常见到的一样，人们把佛教圣地变为穆罕默德玛札崇拜。”他指的是在“通圣山”上，后来竞建起了伊斯兰教的“玛札”——坟墓。
在斯坦因得到的文书中，有一件是中国官员在唐贞元二年（公元786）签发的官方证件。还有的文书中提到中国高级将领的名字，提到安西、龟兹以及安西都护府的地位等等。有的文书是用两种文字写成的，一面是古于阗文，一面是汉文或古藏文。
斯坦因说：“这表明，在行政事务中同时使用地方语和官方语是必要的”，这就说明，“毫无疑义这属于中国行政在那里的统治”。
特别有趣和令人费解的是，斯坦因在古堡中得到的那个汉文书写的僧侣账本。它卷成一个书卷，装在一个绸袋里。账本记载了寺院和尚在上一年最后三个月和下半年第一个月的日常开支。遗憾的是上面没有年号。有学者认为这个账本属于七至八世纪。这个奇怪的账本还出现关于买酒买菜和给军队护卫总秘书买水果及给中国驻军高级军官的葬礼送礼品的记载。斯坦因由此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玛札塔格这个沙漠地区，这种支出难以想像。这个奇怪的账本，或许是从某一个地方流传到这里来的。”
这其中究竟藏匿着什么秘密，至今尚没有被解开。
还有一个难解之谜是这个山的名字。《宋史》称它为“通圣山”，可它孤悬于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它能“通”向何处？
“圣”又指的是什么？莫非还有一个神密的所在，可由此山通达？
这又是一个疑团，与那个奇怪的账本一样，在斯坦因的脑海也在后来许多探寻者的脑海里盘旋。
神山玛札塔格，雄踞于沙漠腹地，那高耸的山头和长达一百公里的巨大山体，挡住了沙漠行人的视线，也挡住了古往今来旅人疲惫的脚步，显示了它不可忽视的巍巍存在。它的山头上虽然筑着戍堡烽燧，但山下却是水湾驿站。它的存在不是阻隔而是连接，不是断绝而是沟通。就连驻扎山头的兵营，它的使命也不是对抗防守，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远扬。
它坐落在沙漠之中，却扎根于丝绸之路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的深层。
《汉书》早有记载：“姑墨（今阿克苏一带）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这表明汉至北魏于阗与姑墨、龟兹都是直通的。到了唐代，沿和田河已形成南北交通的绿色走廊，唐代僧人就走过此道。18世纪以来，和田河绿色走廊又成为一条军事要道。在大小和卓叛乱时，和田四城被陷，清朝官兵两千人由阿克苏河沿和田河急行军，至和田大败叛军，光复旧土。民国初年，新疆督办杨增新经营此道，指令和田县知事每70里设一驴站，两驴站设一马站，每站盖住房、畜圈并开挖井水。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沿着此路，经过15天急行军，进驻古城和田。这条绿色通道，虽然旅途艰难，但自古至今没有断过行人。
从玛札塔格古堡遗址往东，把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下游三角洲上的遗址至且末连接起来，就显示出一条横向的古代交通线。顺着玛札塔格南麓西行，沿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至和田、莎车、疏勒等地，这又是一条沟通喀什至帕米尔山路的古代交通线。玛札塔格正由于濒临和田河，才成为这两条古代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戍所。
从古至今，无论为攻城夺地、守土有责，无论是谋求生存、追求信仰，也无论是好奇探胜、匆匆过客，都能从高耸的玛札塔格山、温馨的和田河，得到生命的补给和巨大的精神鼓舞。
玛札塔格这历史文明的见证，也给斯坦因这样的历史文明成果的获取者提供了方便条件。
千佛洞的不速之客
塔里木河流域的外国探险者，纷来沓至，接踵相随。
自斯文赫定之后，先后有七个国家的探险家、考古学家，穿梭般地往返于喀什、和田、库车、罗布泊及吐鲁番的古代废墟之间。紧跟斯文赫定的是斯坦因，从吐鲁番到库车占据俄国人探险领地的是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精通13种语言的青年学者伯希和，也不动声色地加入到西域考古竞争者的行列。日本人不甘落后，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成员，光顾过上述所有地区的废墟。俄国探险家更是横冲直撞，四处乱窜。俄国人和德国人为了争夺吐鲁番和库车的考察“领地”，相互谩骂，以牙还牙，几乎要大打出手。这是因为俄国人和德国人原先有个君子协定，俄国人发掘库车，不去吐鲁番；德国人发掘吐鲁番，不再去库车，结果双方都不信守诺言，毫不客气地进入对方的“领地”。当德国人闯入库车后，一场“文物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俄国人气冲冲追来，威胁要动用武力将德国人赶走，德国人自知在新疆的势力不如俄国人，只得忍气吞声地用好话把俄国人劝走。
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是两个在新疆探险的伙伴，又是长期不和的一对对手。
德国首次派往新疆进行考察活动的领队是格伦威德尔，主要发掘了吐鲁番，带回46箱古代文物。第二次考察活动因时任柏林国家民俗学博物馆印度部主任的学者格伦威德尔生病，就临时选中了勒柯克先带队前往。他是德国一个著名酒业公司的继承人，但他却喜欢中亚历史和语言。于是他在柏林花费几年时间，学习了阿拉伯文、突厥文、波斯文和梵文，刚到格伦威德尔手下工作，就赶上了这次赴新疆的考察活动。
勒柯克和他的助手巴图斯在吐鲁番挖掘的文物之多不仅超过了他们的上司格伦威德尔，而且也超过了他们的英国和日本同行。特别是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割取壁画，造成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十分惊人的。仅在柏孜克里克一个洞窟中，勒柯克就和切割高手巴图斯剥下了15幅巨大的古代壁画。他们每到一个新工作点，都如法炮制地切割壁画，并发掘出大量雕塑、文书和其他文物，在吐鲁番的收获就装满了一百多只箱子。
格伦威德尔曾告诫勒柯克，不要损坏柏孜克里克的壁画，他主张那些壁画应该放在原来的地方进行研究，可以拍照、测量、记录、临摹，而不应把它们搬走，而勒柯克却根本不听，他借口为了从当地寻宝人和伊斯兰教徒对佛教偶像仇恨的破坏下，保护好这些壁画并安全地运往欧洲，就背着格伦威德尔大肆揭去吐鲁番各千佛洞的精彩壁画。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以后在库车的发掘中。
勒柯克的野蛮挖掘，连他的同道斯坦因都深为不满。斯坦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德国人常常像狼群一样出去猎奇……”“德国人曾以独特的方式挖掘，并且所有地方都挖掘得很彻底。大寺院、庙宇都是用学术盗宝者的方式挖掘的，简直没有使用任何考古学应有的周密仔细的方法。”
正当勒柯克在吐鲁番取得重大收获时，收到了格伦威德尔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身体已完全康复，正在前往喀什的路上，他让勒柯克和巴图斯前往喀什同他会合。勒柯克动身前，又听到敦煌有一个石窟群，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藏有大量古代文献的藏经洞的惊人消息。后来勒柯克没有被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所左右，还是决定去喀什同上司格伦威德尔会合。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敦煌获取重大而珍贵文物的机会，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斯坦因，使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敦煌秘室的旷世珍品。
勒柯克起初不知道格伦威德尔的意图，在喀什会合后，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库车。当他们在库车一出现，就发生了前文所说俄国人武力威胁的事情。
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克孜尔千佛洞的考察上，在这里获取的壁画等文物，可以说是德国官方派遣的四次中亚考察队收获最丰富的一次，也是所有中亚艺术品中价值最高、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一次。
在随波逐流、不甘落后的奔腾声中，木札提河和克孜尔河汇成浪涛滚滚的渭干河。河流入峡处，雀尔达格山耸峙于南，断崖交错的明屋达格山环抱于北，中间谷地绿树丛丛、阡陌纵横。开凿在山体陡壁上的克孜尔千佛洞，如蜂房罗布，绵延隐现。
勒柯克、克伦威德尔和巴图斯一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这荒漠深处的佛国仙境。当他们走进一个个洞窟时，那鲜丽奇妙的景象一下把他们带入到古远的时代。古刹中的佛殿，洞窟中五彩斑斓的壁画，随处可见的栩栩如生的佛和菩萨雕塑，文书抄本以及意想不到的各种文物，使他们目不暇接，欢喜若狂。
“我们在那里热烈而高兴地进行挖掘，因为没有一天没有新发现。”勒柯克写道，“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它包括传说中的佛陀的种种形态，几乎都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的特征。”
每当看到一张杰出的壁画，格伦威德尔就坐下来临摹、速写或对洞窟的全景进行测绘。而勒柯克则带着巴图斯到另外的地方，“寻找和挖掘那些激动人心的文物”。
勒柯克沿着临河流的悬崖洞窟前的通道，进入一个个佛室、经堂和满壁生辉的绘画艺术世界。拿出狐尾锯、鹤嘴锄、匕首、锤子和凿子，取下一尊尊雕塑，剥下一幅幅价值连城的古代壁画。
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幅龟兹男供养人壁画，这幅画的惊人之处，是男供养人两腿分开、用脚尖着地而立，穿着美丽的锦缎和精致的刺绣衣服，腰中挂环佩和宝剑，另一侧挂匕首，整个打扮装饰具有欧洲“哥特式”和“斯基泰”的骑士风格。
男供养人旁边的女供养人的穿着也很特别，紧身背心的前襟很短，衣袖是喇叭袖，前胸绘有图案，装饰着小铃铛。她们肩膀微微向后而使胸脯挺起，长长的纱裙一直拖到地面。勒柯克看到男女供养人的形象与欧洲骑士和妇女的装扮很相似。而这些装扮形式实际上是波斯或突厥式的，因而勒柯克十分震惊地感叹道：“原来这些服装都来源于东方的这里，也并非没有可能，这些服装比欧洲的长一些，只不过传人欧洲时截短了些而已。”
接着，勒柯克又发现了一幅画，让勒柯克想起了欧洲名画“死亡之舞”。特别精美的是两位女乐师图，令人称奇的是画家把这两位漂亮的女乐师一个绘成白皮肤，另一个绘成黑皮肤，画面色彩对比强烈，充满动态感。
三个德国探险家在雀尔塔格山和明屋塔格山间艰难攀登，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洞窟。陆续发现了“佛涅槃图”和“焚棺图”等精彩壁画。一幅佛壁画中，佛身边哀痛的弟子们都穿着库车当地人的服装，他们用一些夸张的、过度的表情来哀悼，其中一个弟子用匕首刺破自己的前额，这种自残脸面表达悲痛的方式，在西域很普遍，谓之“磬面”风俗。另一幅“焚棺图”中描绘的是佛陀的弟子迦叶正在吻释迦牟尼的脚。这是一个佛传故事，是说佛涅檗后，焚化尸身的柴火一直点不着，后来迦叶发愿并吻了佛的脚之后，火焰才燃烧起来。
在他们发现的许多壁画中，最重要的一幅是“降三魔女图”，前文中曾提到，魔王波旬在佛将修成正果时，派三个女儿去引诱他。佛坚持正道，不为所动，结果三个美女变成了三个老太婆。
这幅绘画杰作和上述一些精美壁画，均被勒柯克和巴图斯切剥而去，无一幸免。
勒柯克喜不自禁地说：“我们在这里的收获比以前任何地方的都巨大，在这儿发现的都是最原始的、最有特色的古代寺窟，里面充斥着极有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精美艺术品，它们都是早期作品，都具有印度、伊朗风格。”
不仅如此，勒柯克还成功地找到一个藏书洞，发现了大量写在棕榈叶、桦树皮、纸张上的早期佛教文献，还有一些木筒。其中居然有一部长达60页的完整的书籍，是用印度梵文和吐火罗文书写的。同时，还找到一些佛和菩萨的雕塑像，木刻神像和刻在木板上的山水风景和光轮。这些木刻品上留有金叶和红绿蓝等常见的色彩。此外，他们发掘了一个“财宝窟”，里面有壁画，还出土过一些黄金制品。比这更重要的发现，是在一个台座上获取到一个塑造精美，呈现希腊风格的佛陀塑像。在另一个台座凹进的部分发现一个石柱，整个石柱刻成一条象腿，象腿上面又刻出一个象头，象头突起的部分刻着两个眼睛又像是女人头像。这奇怪的石柱的出现，经请教格伦威德尔后勒柯克才知道，它与庞贝古城的类似艺术品有惊人的共同之处。
得到这么多的文物，使勒柯克在后来追忆时，都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他说：“这一时期好运不断，虽然食物依然时常困扰着我们，但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和发现，这给我们以欢欣鼓舞，它足以让我们满脸笑容地去面对人生的苦恼。”
切割壁画是一件很精细又很费力的事情。但勒柯克的助手巴图斯不光力大无比，而且精于此道。他们早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就已很熟练地掌握了切割壁画的技术。
他们选中一幅壁画后，先用锋利的刀子把边沿切成弧形或直角，再用鹤嘴锄在壁画的边上凿洞，给狐尾锯操作时留开一个空间，切割时还要辅助于锤子和凿子。如果画幅太大，就要分块切割，但下刀时要避开画面的重要部位。还要用一块板子垫上毛毡，紧紧压住正在切割的画面。锯下来的画要一层一层包装，每层之间铺上松软的干草，蒙上毛毡包上棉花，然后装箱运走。
勒柯克主张把所有的文物特别是壁画全部拿走，但他的上司、学识渊博的东方学家格伦威德尔不同意这样做，后者主张对艺术品进行测量和复制，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把每一个遗址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不能随意搬动。如果把这些艺术品搬走，格伦威德尔认为“除了意味着猎奇与盗窃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意义”。
一个洞窟的穹庐顶上绘有装饰着孔雀羽毛图案的壁画，这些孔雀羽毛从中心向四处辐射，每根羽毛的顶端都画着一个飞天，孑L雀羽毛上闪耀着蓝色、绿色、金色和红色的光泽，美丽绝伦，奇妙无比。当时勒柯克要把绘有这些装饰壁画的整个窟顶锯下来，运往柏林，但遭到了格伦威德尔的极力反对。勒柯克说：“如果我再坚持，就可能使我们两人的关系破裂。所以非常不幸，只有两组这种装饰画被我们运到了柏林。”
还有魔王派魔军征战，大破佛；沮道法的故事画，勒柯克要让巴图斯锯下来，又受到格伦威德尔的阻止，勒柯克不得不罢手。
但在以后的一次克孜尔考察时，他终于劫走了这幅心仪已久的壁画精品。
他们在克孜尔发掘中，危险的事件不断发生。在一次石窟塌方时，将一名民工压死。还遇到过地震，巨石从山顶滚落，有一次是岩石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幸好正在挖掘的德国人和民工没有遇难。余悸未消的勒柯克后来回忆道：“我向山谷中的河流望去，只见河水剧烈地荡来荡去，拍打着堤岸。山谷河面上突然又升起巨大的尘土，像云一样，更像巨大的柱子，一直升向无际的天空。大地开始震动，在悬崖周围发出雷鸣般的巨响，这时我才意识到发生了地震。”
当地震停止时，勒柯克这才想起正在“十六骑士佩剑窟”中临摹壁画的格伦威德尔，地震时他没能逃出来。洞窟随时有可能被震塌，但勒柯克来到洞口，只见格伦威德尔正和壁画上的“十六骑士”以及真人大小的龟兹供养人站在一起，不动声色如同画中人。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代表了塔里木河流域佛教艺术的最高水平，勒柯克一行在这里的收获之丰，令所有各国探险家同行又羡又妒。勒柯克对文物的占有欲之强，他对文物下手时的果断和狠心，也是人所共知、自比不如的。
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的冲突日甚一日，他的慢性痢疾病也越来越严重。于是二人分道扬镳，格伦威德尔重返吐鲁番。勒柯克则押运着128箱文物，经喀什、印度回德国去了。
舍利盒上乐舞长卷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着库车河悠悠如哲人深思般流淌的河水，到库车城北约20公里的昭怙厘佛寺进行考察和挖掘的人，都是些来自俄、德、英、日、法等国的探险家。这些探险家从这里发掘了许多文物，但最幸运的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崛贤雄。他们获得的文物中有一个不平常的舍利盒，这是僧人专用的骨灰盒。他们携带着这只舍利盒，于1904年回到日本，先由私人收藏，后来又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这是一只木制的舍利盒，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种颜色覆盖着，还镶着一些方形金箔饰物，盒内仅存骨灰，外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蒙尘半个多世纪，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957年，有人突然发现这只舍利盒的颜色层内有绘画的痕迹，经剥去表面颜料，终于露出盒身上绘制的图像，使精美的古代舞图长卷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这只舍利盒是个圆柱形，盒盖是个尖顶。画的上面涂了一层透明材料，制作很是精巧。盒盖上绘有四身演奏乐器的裸体童子，均为跪式。其中二童子背上有翅膀，一人吹筚篥，一人抱着琵琶。这四身童子与斯坦因在米兰佛寺遗址发现的“有翼天使”类似。据专家考证，这类童子是佛教中“迦陵频伽”的舞童，“迦陵频伽”原是一种能发出妙音的鸟，在佛经中逐渐演变成为会作乐舞的拟人鸟。舍利盒上的奏乐童子，据说可能是“迦陵频伽”演化的形象。这种伎乐形象，表示对佛祖的供养。四个童子分别跪于用联珠纹组成的四个圆圈里，项带串珠，手执乐器，全身赤裸，神态天真祥和，造型丰满优美。全图虽然：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但从童子手中演奏的当地和外来乐器来看，却也可以看出龟兹盛行乐舞的情况。
最令人惊叹的是，舍利盒周身绘着一队形象极为生动的乐舞图长卷，其编制似有歌舞戏的规模。这是一份十分珍贵和罕见的龟兹乐舞戏的形象资料，也是对塔里木河流域社会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乐舞图长卷共有21人组成，以一男一女两个手持舞旄者为先导，依次是三男三女六个手牵手的舞蹈者和一个持棍独舞者，他们都带着各式假面具，分别扮成披方巾的武士、着甲胄的将军、竖耳勾鼻的鹰头、浑脱尖帽的人面以及猴面长尾的动物等。
他们边走边表演歌舞，舞蹈者腿部舞姿非常优美，有的作端腿状，有的作吸腿状，那位头戴盔冠的将军耸肩曲肘、吸腿而立，是一个颇似我国古装戏曲中的“起霸”造型。他们在行进时侧面互视，舞蹈中左顾右盼，显然是在交流感情，表演某种内容的情态。最后那个持棍猴面独舞者，旋转如飞，衣襟飘起，尾巴甩动，看来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艺人。三个童子围绕左右，击掌雀跃，大约是在为这假面独舞者的压轴戏而喝彩。
另外8位乐师组成阵容强大的乐队，前面是两个儿童抬着大鼓，一位鼓手全神贯注地舞棰击打，指挥全乐队的演奏。后面的乐手率相起乐，边演奏边作神情交流；竖箜篌的演奏者将尾杆插入腰带内，反映了当时行走表演的情状。随后是奏凤首琵琶、排箫、鼗鼓者，最后一名乐手对压轴的独舞者高举铜角，奏出响亮的乐曲，使热烈雄浑的龟兹歌舞戏表演的气氛达到高潮。
这里的舞蹈者都穿着彩色的舞衣，那可能是来自中原的美丽的丝绸制作。每个舞者一律头戴各种面具，这是龟兹歌舞戏必备的道具。演奏不同乐器的乐手们，完全是龟兹民间男子的形象。他们穿翻领紧袖花边长袍，腰扎联珠纹式腰带，下穿长裤，足蹬高筒皮靴，裤带上挂着一把短剑，这是典型的“胡服”，是塔里木河流域最流行的时装。他们表演的“苏莫遮”歌舞戏，是龟兹独创的集各种歌舞类型的大型艺术表演形式，是龟兹艺术和龟兹社会世俗生活的形象再现。
前文介绍过“苏莫遮”歌舞在中原流行的盛况，这幅表现龟兹歌舞戏“苏莫遮”表演场景的画卷，用生动形象的艺术资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互为印证，互为注解。犹如塔里木河今日流动的波浪，映照出了古老西域的文化光辉。
这只绘有乐舞图画卷的舍利盒，出土于昭怙厘大佛寺废墟的中心殿堂。著名高僧、一代佛教泽经大师鸠摩罗什就出生在这里，并曾在寺中留住过20年，弘宣大乘经论。中原高僧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途经龟兹讲经一个多月，龟兹王曾在昭怙厘寺举行盛大仪式，寺院僧人向玄奘敬献鲜花和葡萄酒浆，国王陪同他观看了龟兹盛行的“苏莫遮”即“乞寒胡戏”。所以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赞龟兹的“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据专家考证和鉴定，昭怙厘佛寺兴废的年代大约在两晋至唐代。这只绘有乐舞图的舍利盒为七世纪前的产物。这一时期龟兹的佛教非常隆盛，是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特别是佛教艺术格外发达，寺院雕塑绘画是龟兹人礼拜的精神偶像，而歌乐娱乐则是龟兹人不可缺少的文化生活需要。舍利盒乐舞图长卷热烈的场面、饱满的情绪、丰富的舞姿、华丽的服饰、多样的乐器和各式人物的神情风采，活灵活现地呈现出当时龟兹社会的繁荣昌盛、土著居民对乐舞艺术的崇尚之风。
世俗歌舞堂而皇之地闯进佛教寺院森严的大门，被“超凡脱俗”的佛教僧侣所接受，这就说明龟兹歌舞的巨大穿透力和感染力。特别是纯属佛教仪轨范畴的骨灰容器舍利盒，却通体绘画着世俗乐舞人物，这或许也是佛教僧侣对极乐世界的一种向往，而“极乐”的集中表现只不过是对世俗歌舞的享乐，这一事实在西域佛教历史文化现象中频频出现，就绝非偶然，而是大有深意的。不仅是这只舍利盒，法国学者伯希和于1907年也在昭怙厘佛寺发掘出六只这样的舍利盒，上面也绘有乐舞图画，只不过没有日本人拿走的这只精美罢了。看来在僧侣死后用具上绘画乐舞图，已成普遍习俗。那些面对着塔里木河永不逝去的流水，现世苦修、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佛教精英们，已经把伎乐歌舞当成了天国享乐幸福的一种美好象征。当然，优美动人的龟兹乐舞，也自然地被佛教所利用，成为传播佛教教义和渲染极乐世界的十分形象有力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这只舍利盒不仅反映了龟兹文化本身，它的绘画内容和形式是东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汇合蜕变的产物。龟兹社会的发达和开放，提供了外来文化与龟兹文化杂交流变的土壤和裂变为一种文化新生儿的温床。
乐舞图中乐队的编制，是一支东西方乐器和龟兹乐器的大汇合的乐队。乐队中的竖箜篌和曲项琵琶来自西亚，而凤首琵琶又是从印度引进的；排箫（即短笛）、大鼓、鼗鼓（即拨浪鼓）则是从中原吸收的古老乐器。
从服装和装饰图案看，那些大量出现的联珠纹饰，是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的图案。图中的面具，是从印度传来的。那几位将军武士的舞姿扮相，又酷似中原戏曲舞蹈造型，洋溢着汉文化的浓厚色彩。
舍利盒乐舞图长卷，是西域著名歌舞戏“苏莫遮”的真实再现。虽然受布局之限，没有表现“泼水沾洒行人”和“捉人为戏”的内容，但现有乐舞图已是“苏莫遮”的主要组成部分。泼水沾洒行人是波斯、印度供奉不死之神的活动内容，捉人为戏是龟兹特有的一种驱魔活动，那些戴面具的鬼面兽形人物，则是龟兹歌舞与印度甚至希腊戏剧的有机融合。
从这只舍利盒乐舞图严谨的结构、技法的娴熟可以看出，它绝非出于一般画家之手，而是出于博采众长、中西兼具、勇于创造的高水平画家的大手笔。这又一次证明，连接丝绸之路的塔里木河，是一条善于容纳的奔腾不息的文化和文明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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