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将军孙继先-“伸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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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基地初创时的情况,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在孙继先受命组建导弹试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总理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五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这里不包括购买苏联设备的费用,购设备属国家大项目,由基地报计划,外贸部出钱购买)。当时,周总理、罗总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设,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总理,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在孙继先看来,一切事情都是要有人来干的。因此,在基地创建初期,他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孙继先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先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提拔为正兵团,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李福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了。……

    总干部部要求,基地选调干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好,必须做到家庭成分清白,个人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白;二是身体条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在五十年代,从部队选调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是这样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即便有,单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送来了一大批大学生,包括学纺织、学商业的等都送来了。由于专业不对口,孙继先只好把其中一些大学生(主要是纺织等专业的大学生)送了回去,并安排他们到专业对口的岗位工作。但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坚决不走,立志留在戈壁滩,献身祖国的科研事业。孙继先最后拍板:“这批人统统留下,分配到各个试验部安排工作!给他们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

    后来,部队院校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基地,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生的到来,为基地的技术力量增添了血液。这些军队和地方培养的大学生,本来可以选择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都选择了戈壁滩,他们在荒漠中奋斗了几十年,不仅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而且他们的爱人、子女也都献给了戈壁滩。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努力,后来为进行导弹试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苏联专家选调西餐厨师,着实让孙继先费了一番脑筋。苏联专家吃不惯中餐,只能吃西餐,而且是十分挑剔的西餐。孙继先派人到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选调。然而在五十年代,找个西餐厨师不容易,找个年轻的西餐厨师就更困难了。

    孙继先对李福泽说:“你亲自出马,无论如何也要找几个好的西餐厨师来。”

    李福泽先跑到北京,闯到一位副市长家里,想从北京的大饭店里“抠”出两个西餐高级厨师来,“两三个就行”。副市长说:“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外事任务更重,西餐厨师还不够呢!”李福泽吃了闭门羹,出门上了火车站,连夜赶往哈尔滨。这里的市委书记是他的老战友。李福泽连求带赖,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市委书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割爱给了他四个。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兰州市

    信箱。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在什么具体地点、干什么具体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任命孙继先为基地司令员;任命栗在山为基地政治委员。2月25日,总政治部批准组成基地党委常委会,书记孙继先,副书记栗在山。

    至此孙继先奉命组建的导弹试验靶场,成为我国最早承担陆、海、空三军各型导弹试验任务的综合性发射试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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