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回退

    2001年12月法国国家图书馆

    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僻山区——我在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当知识青年的地方，曾经进入过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及其他作品。我在那里栽树、种菜、喂鸡，收获的瓜果和鸡蛋如果吃不完，就用来馈赠城市里的亲戚和朋友。这是一种中国古代读书人“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位报纸记者跑到这个地方找我，对我的选择表示了怀疑：你这是不是回避现实？我说什么是现实？难道只有都市的高楼里才有“现实”？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就不是“现实”？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不是要对抗现代化？我说什么是现代化？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扰并且在都市的大楼、地铁、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

    问题很明显：这里有对“现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回顾我们刚刚告别的二十世纪，从欧洲推向全球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浪潮，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甚至都曾用经济和技术的指标，甚至单纯用GDP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所谓“现代化”的程度。可惜的是，经济和技术只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上，经济和技术的活动也并不都体现为GDP，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谈到过的家务劳动等等。在我这两年中的乡下生活里，优质的阳光、空气、水，这些生命体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构成GDP。自产自给的各种绿色食品因为不进人市场交换，也无法进入GDP的统计。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宁静、劳动的乐趣、人际关系的和睦、时间的自由安排等等，与GDP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我那位记者朋友看来，我是一个GDP竞赛中的落后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经脱离了“现实”。在中国当代主流媒体的话语中，一个作家是不应该这样自绝于“现实”的，而“现实”“幸福”“发展”“文明”等等，都是繁华都市的代名词，仅仅与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相联系。显而易见，“现代”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发达经济和发达技术的代用符号。于是很多人以美国的曼哈顿为“现代”的图标，而把仅仅离都市十公里或二十公里之外的生活排除在“现代”之外，通常是耸耸肩，将这些明明是现代的事物、明明就存在于他们身边的事物，斥之为“传统”或者“古老”，并且在思想视野里予以完全的删除。

    在一般语境之下，“现代”在中国是指十九世纪以后的岁月，在欧洲则是指十六世纪以后的岁月，可见这个概念不过是意指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乃至西方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无疑是人类极其值得自豪的伟大进步。依托这种伟大进步，我在乡下也可以用卫星天线和电脑网络来与外部世界沟通，可以获得抵抗洪水、干旱、野兽、疾病等自然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这就是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毫无理由对“进步”心存偏见。需要指出的只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在历史上并没有常胜的纪录，曾经“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被所谓蛮族摧毁，同样代表着“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游牧强敌，朝廷一次次南迁乃至覆灭。那时候并没有中国现在的流行说法落后就要挨打，人们惨痛的教训恰恰可说是“进步就要挨打”甚至“进步就要灭亡”。一直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一直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出现，世界历史的这一法则才得到改写。即便是这样，“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充分证明经济的技术的进步仍存在极大局限性：全世界拥有最高GDP的国家仍然无法保护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而且如果不消除这个世界很多地区日益严重的贫困、环境破坏、教育危机等等积弊，即便我们有十个或二十个美国，恐怕也无法真正靠高科技战争来铲除恐怖主义，来铲除所有的本·拉登。事情很清楚，就在911这一天，就像每一天那样，这个世界的不发达地区有两万多儿童死于贫困下的饥饿和疾病，但没有人为他们点上蜡烛，没有人为他们献上鲜花，更没有人为他们组成国际战争同盟，没收了我们视线的现代传媒甚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死亡的存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暴力和恐怖？这种隐形的暴力与恐怖难道不是911袭击最为重要的全球性背景？

    可以相信，很多不发达地区的这种被传媒漠视的绝望，正在演变成下一颗投向繁华都市的炸弹。一项调查表明，阿富汗极端势力的出现与该国的教育状况有直接联系。由于世俗的、西方化的学校收费太高，大部分青少年无法去这样的学校学习，而只能进人各种免费的伊斯兰宗教学校，接受一些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灌输。这正是本·拉登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费日益增高从而使贫困家庭子弟无法上学的现象，在阿富汗以外同样广泛存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些年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某种向美国式教育市场化的“国际惯例”急切接轨，由于很多地方管理部门官员腐败性地“搭车收费”，加上教育、出版等部门疯狂追求垄断性利润，中国的很多社会公益性事业也在受到损害，很多乡村学校的收费在近二十年来也猛增了五十倍左右，迫使很多孩子綴学。在我居住的乡村，初中綴学比例竟一度高达百分之四十。知识的阶层分化正在比经济的阶层分化更为急剧和尖锐地出现。可以想像，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拋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的各种犯罪难道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吗？当我们谴责本·拉登这种反现代化逆流的时候，那个“现代化”的市场利润狂热追求，那个受益于贫富差距扩大并且由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等等组成的社会主流，是否正在为自己埋下恐怖主义一类的隐患？是否知道一切反现代化的骚动正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GDP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GDP至上的新意识形态正在掩盖这一类问题。包括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左派，他们能够看到跨国资本对发达国家内部弱势阶层带来的损害，却很难看到跨国资本正在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很难看到现代化繁荣与广大非受益地区各种极端思潮、专制暴君、宗教的原教旨化乃至邪教化等等之间的共生关系。利益正在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盲视，正在使阶层与阶层、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盲视。因此，我们需要高GDP，更需要社会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怀，来促成旨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所谓公正等等，无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话题，没有什么进步可言。这就是我欢迎进步但怀疑“进步主义”的原因，是我热爱现代但怀疑“现代主义”的原因。因为无论有多少伟大的现代进步，也只是改变了生活的某些形态和结构，却并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一个古老的道德难题或政治难题。现代的杀人与原始的杀人都是杀人，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现代的绝望与孤独同样是原始的绝望与孤独，难道有什么区别吗？中国古代一个大智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就是说在学习知识方面要做加法，在道德精神方面要做减法；也就是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有幸的是，我们的文学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相对于经济的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不会像电脑286、386、486那样的换代升级；恰恰相反，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个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本“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后退”的书，其戏曲唱词般的叙事语言，使我们感受到无形的锣鼓节奏，感受到古代舞台上的温情和激情。余华先生的长篇小说《活着》，李锐先生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让我们关注一些中国当代下层贫民的伤痛，延续了中国从屈原到杜甫、到鲁迅的人道主义悲怀。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到张承志的《心灵史》和张炜的《九月寓言》，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更早的时候，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就坚守着文学的民间品格和批判精神，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个迷茫时期最早的思想闪电和美学突围。优秀的作品当然还不止这一些。作为“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作品，它们都与争当都市高级白领的中国某种现代流行心理构成了紧张与对抗。对于很多中国的评论家来说，对于很多读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批评家来说，这些作品都是“现代主义”的，应该贴上一个286、386、486之类的现代标签。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在实现一种进步的回退，不过是古代《诗经》和《离骚》在今天的精神复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这顶流行的小帽子，无法恰当解释这些作品的功能和意义。

    我一直是文学“现代主义”的拥护者，包括对法国尤奈斯库、普鲁斯特、加缪、罗伯、葛里叶等等诸多现代作家的激进探索充满崇敬和感谢——感谢他们拓展了文学领域里想像、技巧、文体风格的广阔空间，并且率先幵始了对现代性的清理和批判。但他们被戴上一顶“现代主义”的小帽子，同样是出于一种程度不同的误解。我相信，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主义者，同时也必定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因为他或者她知道：生活是不断变化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如此而已。因此当一个现代主义者还是当一个古典主义者，完全取决于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比方取决于我们观察一次屠杀，是观察它的技术手段如飞机、炸弹、卫星定位系统呢，还是观察这些技术手段之下我们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重逢的鲜血、眼泪以及深夜的烛光？在离纽约十分遥远的一个中国南方乡村里，面对全世界悼念9·11遇难者的闪闪烛光，我深深地相信：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与GDP所代表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潜藏在几千年历史中永远不会熄灭的良知和同情，是我们读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时瞬间的感动。为了传承这样的感动，“现代主义”文学与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一样，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明白这一点，是现代主义的死亡，也是现代主义的永生。

    （最初发表于2001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已译成法文。）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2002年11月20日江苏苏州大学文学院

    中国新时期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来说。一段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算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冷战结束。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恢复”，即恢复“文化革命”以前的文学传统，包括同学们在课本上可能读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啊，革命现实主义啊，在那个时候都获得了禁令的解除。不仅大量一度被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也多是革命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补课”，表现为文化上闭关锁国状态结束以后，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既补了西方启蒙主义文学之课，也补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课。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时我也曾经翻译过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这种补课是一种狼吞虎咽，对于后来中国作家与国外同行进入同一起跑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前提。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庞大而优秀的翻译队伍，是我们的幸运。所以我们能读到非常优秀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和美国的文学，还可以读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学。一个中国的读者，稍有读书兴趣，很容易数出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这种现象，在很多的国家，读者就没有这种幸运。我前不久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他们书店里边一看，发现书架上只摆着一些诗歌。作为一个以游牧为传统的国家，马背上歌手多，诗人也就多，这非常自然。但他们那里外国小说非常之少，理论和学术的译介更少。他们全国人口至今只有两百多万，出版市场相当于我们这里三四个县，不可能有品种齐全的翻译队伍，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出版机构。所以说一个读者熟悉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这种情况，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这是我顺便说到的一点。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恢复”加上“补课”，有了内因与外因这两个推进器，于是有了文学的解冻和文学的繁荣。很多作家像井喷一样地抒发他们的情感，表达他们的思想，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个文学高潮。那个阶段，简单地概括一下，作家们大多以人性、人道为主要价值核心，这是一个层面；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制度取向，这是第二个层面。两个层面构成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主要面貌和大体方位，构成了所谓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基本内容。交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进人今天演讲会的主题，即看看进人九十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的文学处境是不是有所变化？我们将遇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而我们的作家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我将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学们做一个简要汇报，然后我还会留一些时间以便大家一起做进一步的讨论。

    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探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宣告结束。自那以后的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进速度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像。今年三月，我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顺便看望在那里就读的女儿。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购物，发现在美国比较低级的超市里，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货品都是中国制造。在中高档的超市里，“Made in 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达到了百分之六十。想想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出国，大多背着那种大“蛇皮袋”，见什么都买，见什么都想要，就像鬼子进了村。（众笑）

    也就是十多年，现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着大袋子，到中国来大买特买了。我们在洛杉矶机场取行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这种运到美国的大货袋太多，也太大，常常卡死了行李传送带，让管理人员手忙脚乱。我老婆不愿在美国买中国货，但总得给亲友们带点小纪念品吧，于是小心翼翼地挑选，挑了什么皮夹子，什么衣架子，还有别的小玩意儿，满以为挑的是地道美国货。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儿一看就笑，说你们肯定又上当了。她比较有经验，帮我们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装角落里的“Made in China”。这就是说，一个人要在美国超市里买到不是中国出产的货品，眼下还真不那么容易。这与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国形成了大相径庭的比照。

    我是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国的，说实话，我当时确实给震了，几乎觉得中国快要完蛋了。美国怎么这么好呢？公路修得好，楼房建得好，程控电话一拨，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那时候程控电话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可想像的事情，神了。（众笑）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后，中国数以万计的产品遍布全球，在美国超市里也开始横行霸道。有些老外在这种超市里一转，能不感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吗？当然，我们还没有理由牛皮烘烘，因为有些中国产品的利润大头还是被外国投资者赚走了，生产这些东西的核心技术也多数不在中国人手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十多年的成果给予实事求是的回顾。

    我们在看到这种成果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着的问题和困难。比方说我们最近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就业。这与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现在不光是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还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岗，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处于半失业或准失业的状态。有专家计算过，说有一亿五千万人在农村就足够了，就可以把全国的土地经营得很好了。那么多余的八亿农民干什么去？没事干就打麻将，没钱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轻农民能到城里打工，算是很幸运了，但也是打着一些报酬非常低的工。我住在海口，注意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我们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军人的工资都涨了十倍到二十倍，比如我的工资从两百来块涨到三千多，涨幅够大了。但大多数打工仔的月薪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在三百至五百之间，几乎是零增长。还有很多农民连这种收入零增长的工也打不上！

    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很多富人，很多准富人，叫做中产阶级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挤得满满的；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却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贫困阶层，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家里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贫困而綴学的比例，近几年一直在令人心惊胆战地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贫困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而且是消费萎缩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就业压力将长期困扰我们，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回顾历史，欧洲在工业化的时代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们是怎样渡过了这一难关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欧洲从十六世纪就开始向外移民，到十九世纪的前十年，每年还向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移民一百万左右！欧洲总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据说是六千五百万。包括英国那些被“圈地运动”排挤出来的农民大多出国了，英语人口的三分之一都离开了欧洲，比方到美国去办农场，而且是那种奴隶制的农场，从非洲买些黑人来，种玉米、种棉花。美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才是汽车工业，才是罗斯福的改革等等。

    他们还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滥”，一船一船地装着，送到澳大利亚去，一靠近海岸，把这些人赶下船，然后掉转船头打道回府。几年前我到澳大利亚访问，那里的人告诉我，澳大利亚以前被叫做“海盗之国”。为什么？因为最先到达那里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欧洲排挤出来的，而且很多是罪犯。显然，欧洲工业化时代的很多下岗人员是靠这种方式向外转移出去的。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强权优势，使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包括日本也搭了个末班车。大家可能知道，秘鲁有个前总统滕森，是个日本人。日本人怎么跑到南美去当总统？这后面的故事，是日本在工业化时代曾经向南美移民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在那里形成了强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台的基础和背景。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发展机遇和转移压力的空间吗？我们下岗的工人、无业的农民，现在能够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鲁去打天下吗？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头交几万块钱，出去被抓住了，还得当做“非法移民”给赶回来。当然，现在也有人出去。什么人？博士、硕士、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据说清华大学将近一半的学生都去了欧美。但老弱病残一个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国，所有需要社会救济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负担都留在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高压锅，各种压力都在内部积聚。

    我们曾经犯过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权力过于集中，越来越集中，最后变成了集权社会，出现了官僚政治、官僚经济以及官僚文化，祸国殃民，贻害深远。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包括我在内，坦白地说，很多人都怀疑社会主义，抱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像，至少也是一个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像。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要发展，就得老老实实给欧美当小学生。“与国际接轨”啊，“按国际惯例办事”啊，等等等等，现在都成了我们报刊上的流行语。这里的“国际”，准确的解释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亚。当然，我们需要吸收西方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国际惯例”。但是，我们在人口、资源、文化传统等条件上与欧美国家有极大的国情差异。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不采自己的油，专采别人的油，我们能接这个“轨”吗？日本不砍自己的树，只砍别人的树，连筷子都从中国进口，我们能按这个“惯例”办事吗？美国以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二的能源，如果中国变成美国，中国人也是每人一辆小汽车，恐怕会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吧？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也一味崇尚“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数以亿计的无业人口积聚起来，到时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深层矛盾开始浮现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会发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层面，反思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曾经告别了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那么市场主义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车又出现了。首先是出现在日本，出现在韩国，现在又出现在北京。不过现在不叫人力车了，叫“生态出租车”“绿色出租车”。（众笑）人力车原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被我们大家所唾弃、所批判的，说这个不人道，一个人拉，一个人坐，形象恶劣，而且多落后啊，多原始啊，多不现代化啊！不是要搞“高科技”吗？不是要搞“先进生产力”吗？摩托车当然比人力车先进，汽车当然比摩托车更先进，汽车多当然比汽车少更先进。如此等等。但这种理解恐怕是一个误区。发展生产力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考虑到环境保护，考虑到增加就业，汽车就不一定总是比人力车先进。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决议：重新疏通或者开通自行车的专用道，提倡市民们重新使用自行车。这是不是对抗先进的生产力？不是。这是要使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更符合国情的生产力，更能惠及人民大众。

    我们必须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还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欧美，还要看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要看看发展中国家，看他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东南亚都曾经有过非常骄人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个“虎”那个“龙”的。拉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牛啊，我见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当时他们看我们都像看乡下人似的。但是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贫富分化得太厉害，市场需求疲软，暴力犯罪率直线上升，恐怖主义也出现了，经济上越来越玩不转，只有一些有权有势的独裁者、腐败官僚、少数商人以及知识精英发了财。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的发展报告》说，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一直在发展市场经济。这对我们中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寻找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关于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思考，当然也有文学界的参与。在这里，二十世纪有两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九十年代前期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持续的时间将近四五年，牵涉到很多学者与作家，中间还有一些比较没意思的插曲。这场讨论的焦点，是针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性”论和“人道”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仅仅表现为物欲甚至贪欲？是不是还同时包含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这是从价值层面的介入。二是从制度层面介入，则有九十年代后期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或者说是“新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这场论争促进了更深入的知识清理，并且向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深入，比如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农村问题、中西部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权力腐败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并且成为冷战后全球性知识创新的一部分。问题太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时期的报刊。了解这些思潮，对于我们了解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对于我们判断一些文学现象，比如“私人化写作”，比如有关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争议，还有轰动一时的《切·格瓦拉》演剧等等，恐怕都是一个必要的广角视野。

    第一个小题目就说到这里吧。

    文化自我创新能力的再造

    去年我和几个作家到法国，参加他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读书周活动。会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其中一个女教授，在演讲中把一个中国的女作家誉为“中国的卡夫卡”。另一个汉学家，则在演讲中把中国某作家说成是“中国的福克纳”。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作家李锐就生气，说你听听这是什么话，说你像洋人，仿制品，克隆，就是夸你！（众笑）

    李锐后来上台发言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批评“中国的×××”这一类高帽子，说得有些汉学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国作家为何如此不领情。其实这不光是文学的现象。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打听某某教授的近况。对方说他退休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海德堡。我吓了一跳，又打听另外一位教授。对方说他也退休了，不来学校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曼哈顿东区。我说你们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钱啊，一退休都住到国外去了。他们大笑，说你以为他们出国了？哪能呢！海德堡、曼哈顿东区，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区的名字。（众笑）

    我住在海南岛，知道海南岛广大革命人民有一个强烈的共同心愿，就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中国的夏威夷”。你们看看，还是洋名。这种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现象，证明我们很多中国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发烧友。这当然可以理解。西方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我们得承认、得学，几千年文明古国的架子不能摆，也没资格摆。但是，模仿不是创造，甚至不是学习。一味模仿西方文化，恰恰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和糟践，恰恰是没有学到西方文化中最可贵的创新态度和创新精神。

    欧洲在历史上也曾经不发自己的烧，专发人家的烧，从印度和阿拉伯学来了数学，所以至今还使用阿拉伯数字，不是用罗马数字。他们还从中东引入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中国引人了纸张、印刷术以及火药。但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来文化当做创造性发展的资源，于是才有了他们独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化等等。欧洲在十八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国风”的时期，中国的丝绸、中国的瓷器，在当时都是欧洲上流贵族的标志，了不得。就像我们现在戴手表要戴劳力士，喝酒要喝人头马，富人就得有这种派！或是电视屏幕上刮“韩流”，新人类就得有这个派！（众笑）中国的科举制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出口到西方，被《拿破仑法典》加以吸收，于是有了后来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取代了他们历史上的贵族世袭制度。但欧洲人并没有照搬我们的科举，比方并没有考八股文，并没有搞“君君臣臣”，而是融合他们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度，科举与选举配套，创造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文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是科举（或者说考举）产生的，是铁饭碗，是稳定的；部长以上官员则取决于选举，是轮替的，是政治任命。这一套制度设计倒是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被我们中国人看明白。五四运动时期，大家只注意到一个“德先生”——democracy，只注意到选举制，基本上忽视了与之配套的其他制度，更没有注意到文官考举制度其实是中国出产的，本来是可以“出口转内销”的，结果出口了就不内销了，（众笑）甚至在原产地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放开了眼界，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但否定本土文化资源方面有过于简单化和偏执化的毛病，落下了一个文化自卑的病根。胡适先生提倡“全盘西化”，鲁迅先生说不要读中国的书，对中医、京剧等等也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也说了些过头的话。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加以检讨的。其实，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知识，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实践的产物，有些具有普适性，有些并不具有普适性，是无法照搬到中国来的。我举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不知道同学们现在的教材是不是还这样说。但苏州出来一个大学者，叫钱穆，前些年已经病故于台湾，青年时代曾在你们这个苏州教过中学。据他的考证，在中国的历史上，奴隶最多的时候也不到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可以说中国就有一个“奴隶社会”呢？为什么说西方有过奴隶社会我们中国就一定要有奴隶社会呢？没有一个我们也要给他编出一个，有这个必要吗？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法国思想家，叫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奠基式的人物之一，以至有些学术圈子里谁不谈福柯，那就被人看成文盲啦。这位福柯老兄研究犯罪，认为监禁是欧洲现代社会的现象，是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到后来，学校的建筑，军营的建筑，其实都是按照监狱的原理建起来的，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内化的权力和制度，是对人的一种规限和训练。这种说法很有创意，很有启发性，但他说古代对待犯人不是杀头就是流放，说监禁到十六世纪后才在欧洲出现，这些说法拿到我们中国来合适吗？我们中文中囚禁的“囚”字，很早就出现了，差不多是个象形字，一个框框把人关在里面，不是监禁是什么？我们的隶书，“隶”之“书”也，在汉代是监狱里通用的一种字体，因为那时监狱里干部和罪犯的文化都不高，写不了大篆小篆，就写这种比较简化的隶书，后来推广成了汉代的“今文”。隶书的普及，可以使我们想像当时的监狱是何其之多。《二十四史》里关于监禁和“徒刑”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怎么能说到十六世纪后欧洲才出现监禁呢？怎么能把监禁的账单单算在“现代性”的头上？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实践经验的表达，所以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的文化创新来解决，不能靠复制照搬走捷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想copy（复制）西方，非洲就有个“been to族”，因为这些人一开口就喜欢说：I have been to某个欧美国家。意思就是我去过哪个欧美国家，说得多了，人们就把这些人叫做“been to”。这些人算是精英，喝过洋墨水，或者还拿了洋文凭，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变成白皮。由于很多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他们要接受高等教育，也只能到欧美去拿洋文凭。他们从小学幵始也多是直接用欧洲教材，一开篇就读“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这应该是很西化了吧？多党制、市场化、基督教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学到非洲去了。也是很西化吧？听说最近有些中国学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国，其实这一点非洲早就做到了，只是没能够救非洲，基督教在那里的广泛传播，并没有使非洲很好地发展起来，也没有民主或自由起来。上帝也不是处处管用啊！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been to”搞乱了非洲，用洋教条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创新能力。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been to”？有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教条主义，都有这些“been to”的影子。

    中国人从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创新能力，宋以后就不大行了，鸦片战争以来更是一个沉睡的时期、萎缩的时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这种能力消灭的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作家说“我从不看中国的书”，可以得到满堂喝彩，好啊，这才是真解放！才是真前卫！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遭遇各种深层矛盾，这块土地上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不久前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一个叫温铁军，曾经以一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获得过“长江读书奖”中惟一的论文奖。还有黄平，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个副所长。他们与更多的人一起，长期在农村做调查研究，终于发现在中国农村既不能搞“公有化”，比方搞那种“文化革命”时期的“大集体”；又不能搞“私有化”，比方搞土地兼并。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如果不容许自由兼并，就没有大农场化，就很难实现规模效益，是永远的“小农经济”。但一旦那样做了，可以预见，不要多久的时间，土地就会兼并到极少数土地所有者手里。照专家计算，为了实现最佳效益，雇用一亿多农民就够了，那么其他近八亿农民怎么办？到时候他们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了，就会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众笑）社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能不能消化这个庞大的无业、无地甚至无家的“三无”大军？

    西方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姓“社”或者姓“资”的药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到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中国历史上任何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要反兼并。这些经验有个特点，就是“责任制”高于“所有制”。西方重“所有”，如果这个杯子是归我所有，那么我怎么处置都是我的权利，我砸掉它也行。中国重“责任”，如果这个杯子归我所有，那么我可以享用它，但没有权利随意处置，比方说砸掉是不行的。这样，中国的“所有”实际上只是“有限所有”，是“责任”制约“所有”。钱穆先生说：这就是中国文化。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告诉我，清朝的土地制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国家的。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这是一种又公又私的制度，用现在的政策语言来说，叫做“统分结合”。这个里面有中国文化精神，有“中和”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不是要转过来“全盘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只有深入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地了解西方社会，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国经验。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嘉映，留美多年，翻译过《存在与时间》这本很著名的书。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汉语哲学，因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所遭遇的问题；还因为每一个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比方说“道理”这个词，是logic呢？还是reason或是reasoning恐怕都不是。还有些做法学研究的，也是“海龟（归）派”，最近在清理我们的法与西方的法有什么不同，进而清理隐藏在法律里面的历史和文化的区别，寻找新型的法治建设道路。比如“法”与“律”有什么不同？唐代的“律”是西方的law还是legality或者说是一种需要另外定义与描述的东西？这样，我们吃下了各种文化资源，吃下了西方的牛肉，还有本土的猪肉，结果长出了人肉，而不是把牛肉和猪肉直接贴满我们全身。

    我这里当然应该提到一些作家的探索：比方说莫言，前不久出了一本小说叫《檀香刑》，采用了一种民间说唱和戏曲的文体。他在《后记》里说：我这本书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倒退。我们还可以看看张炜，好像上半年他也做过演讲？我读过他发表在《现代作家评论》上面的演讲稿，好像他在这里跟我们的同学大谈儒家思想，谈读古书。我相信他是在深思熟虑以后，才有这种兴趣的。

    我还想提到张承志、史铁生、陈村等等。这几个作家有二个特点，就是大概有六七年不写小说了，准确地说是不写欧化的小说了。其实他们以前都写过非常欧化的小说，什么意识流、什么荒诞派，都玩得轰动一时。但他们突然都金盆洗手，转而写散文，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文章”。“文章”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叫做“小说”的，明清笔记小说里大部分就是这种东西。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至今还很有力量，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有副刊版，大量发表这一类作品。这与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报纸没有副刊版只有书评版，再不就是娱乐版，与我们中国的写作和阅读习惯有明显差异。我提到前面这些作家，他们探索的角度和力度并不相同，也不代表文学写作的惟一出路。我只是相信，上述这些作家这样做，不是要当国粹派，就像民俗旅游一样，专门做给外国人看。据我所知，汉学家对翻译这种“文章”刚好是不感兴趣的，是更愿翻译各种欧化小说的。作家们这样做，一定是出于他们真诚和自由表达内心的需要，是摆脱陈规以求爆发创造力的需要，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带偏见地同时利用西方资源和本土资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再被人们指认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或者“今天的司马迁”“今天的苏东坡”。他们逐渐成为了他们自己。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大批中国作家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时候，中国新文学的成熟期就真正到来了。

    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

    我要讲的第三个小题目就是“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我得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符号化？

    举个例子来说：前几年我看到有些中学生也挂着BP机，其实也没什么用，只是觉得这东西挺时髦的。有时候觉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电话亭去把自己call一下。（众笑）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的BP机就是个符号，不实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里挂着貂皮大衣，有的一挂十几件。你们想想，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国家，纬度接近赤道，她们买这个貂皮大衣干吗？根本就用不着、穿不上的。但是要买啊。这个貂皮大衣就是符号，与实用没关系，只表示她们的身份，表示我有钱、我体面、我趣味高雅。既然张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这种日常生活符号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学，有时候穿衣也是穿符号吧，不一定是为了暖身防寒，而是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好看。什么是好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军装最好看，因为当时军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吃国家饭又是领导阶级。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装最好看了，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个“化”。我们还可以看看旅游。照理说，旅游是为了亲近自然，或者缅怀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个旅游点，包下一幢别墅就关起门来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然后睡一觉起来，开着奔驰600走了。这是旅游吗？这里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没有看，但他来过这里了，或者还留了影，表示到此一游，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的占有。

    我也有过这样的旅游经验，那是在日本，一个日本朋友来导游，很热情，带着我到这个寺庙那个公园。到了就请韩先生站好，啪嗒照张相，然后说走吧。我说这不是还没看吗。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了，走吧。（众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这样。但是傍晚回到宾馆，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冲印出来了，编成一册，上面还详细注明拍照的时间和地点。日本人这种办事效率，还有严谨的风格，你一望可知。但问题是，这一天我没有旅游啊，只是伪造了照片册上一大堆旅游符号。（众笑）

    旅游变成了一种符号，BP机、貂皮大衣、XO、劳力士手表、奔驰汽车，等等等等，都是符号。这些文化的符号不断地重新改写、重新编定、重新批发，形成一种种潮流。潮流在压迫和推动着我们，规定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做什么。什么是体面的人生？什么是有趣的人生？什么是有个性的人生？这些都由符号系统规定好了，与我们的实用需求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小康现象。按照国际标准，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脱贫，就是初步小康。我们国家大概今年可以达到年人均GDP一千美金了。这个时候，吃饭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谓恩格尔系数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么人们拿多余的钱干什么呢？按照报上的一个统计，现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开支，广义的文化包括教育、旅游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来越大。这个开支用于打电话、看电视、看报纸、上网，主要是接受各种符号的传播与灌输。如果说在一个很穷的社会，像我现在经常居住的那个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实在。你要给他一瓶人头马，他一定不觉得怎么样；你要给他一个劳力士手表，他甚至会觉得一钱不值。要这些东西干吗？能填饱肚子吗？能遮风挡雨吗？但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们不一样，大量的钱会用在符号的消费上。我们不是要买一个表，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么样的酒。大量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会从这个方面产生。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所以我首先要解释什么叫符号化的人生。

    美国有个已故的大经济学家，叫凯因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为了子孙的经济》。他预言经济学将来会退出时代的聚光灯，经济学家将来会变得用处不大，就像牙医，偶尔用一用。他这样预见，是因为觉得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会满足人们的需求，衣食住行的问题一旦解决，还要经济学干什么？但这位老先生显然估计错了。现在反而是经济学最牛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出来讲课，开价就是一万，是文学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温饱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经济发展得更快，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的商品和服务主要都是为了卖，for sale卖就是一切。卖就是GDP和利润。为什么能卖出去？因为符号化的消费和占有化的消费，是个无底洞。顾客们可能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要买，只是文化潮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必须占有，就像一个中学生觉得BP机必须占有，一个新加坡富婆觉得貂皮大衣必须占有。广告、电视剧、报纸专栏文章等等，都在对他们做这种宣传。同学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已经变了，变成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经济学了。

    所以经济领域里的需求与满足、繁荣与危机，都变得虚幻莫测了，都有符号在兴风作浪。据报上简单的介绍，今年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我相信，人们还将进一步发现，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等人文学科，都是新经济学的重要支撑，是经济现象后面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

    正是符号的兴风作浪，使一些穷人不一定有贫困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山区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说现在有饭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只是这样吧，毛主席以前也只能一个月吃两斤酱油吧，我们现在也吃酱油，日子真是好到头了。（众笑）你觉得他应该有贫困感，但是他没有。而我们有些人工资拿到两三千，存款有了五万十万，贫困感却特别强，老认为自己是穷光蛋。南京作家苏童有一次碰到我说，他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有些老板不容许他说不穷。你必须承认自己穷。你还不穷啊？完全是不由分说。在这里，贫困和贫困感幵始分离，幸福和幸福感开始分离，成功和成功感开始分离，孤独和孤独感开始分离……（众笑，鼓掌）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生活在出现。问题是：这些符号是怎么运作的？怎么生产又是怎么消费的？是谁在制造这些符号？为什么制造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如何被解读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权利、制度、组织、资本、习俗、文化传统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政府一开始就着急，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报纸大加抨击，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妥协，下令所有的狗肉馆都搬到小巷里去。但是韩国老百姓不高兴，说欧美人还讲不讲道理，他们吃牛肉可以，我们吃狗肉就不可以，谁规定的？（众笑）

    这个就是一种符号的规定，规定者手中握有强权。又比方说麦当劳，据我所知，美国，特别是欧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麦当劳的，那种大众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这个符号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种高贵体面的象征，总是说：孩子，好好读书吧，期终考上双百分，爸爸就带你去麦当劳。（众笑）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当劳的符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来说说“民族”“宗教”这些符号。作家张承志告诉我，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开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门前抽烟喝酒、唱流行歌、穿时尚服装，很平常的。但就是这样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规也严格甚至苛刻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或者到车臣参加“圣战”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当然还不是最严重的。同学们可以看看中东、南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北爱尔兰、印尼和菲律宾、非洲，民族和宗教冲突到处冒烟，恐怖主义爆炸一个接一个，像放鞭炮。（众笑）想想看，不是说全球化吗？不是说自由、平等、博爱吗？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识极度强化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和很多地方的贫困化与这一切有没有关系？“民族”与“宗教”，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

    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啊、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啊，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个发言。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众笑）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偷情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偷情，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在另一方面，既然小说这样生产出来了，读小说的人就可能照着小说来理解生活，进而操作生活，于是不离婚的也离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着这些人生蓝本进一步被改造。小说与生活就出现互相复制，循环复制，由实到虚，由虚到实，最后怨男怨女满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众笑）你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吗？是的，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号运作的一种结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能写。我完全赞成写，而且相信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的方方就写过这些题材，称得上一个高手。但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最揪心的问题、最痛心的问题、最让我们感动和兴奋的事情就只有离婚和偷情？是什么东西在使文学写作的眼光变得狭隘和封闭起来？使一心求新的文学写作反而变得雷同和重复起来？

    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风云变幻，排山倒海，盘根错节，翻天覆地，形成一个绚丽而虚幻的旋涡，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这是我们人生面临着的一场新考验。刚才主持人谈到了我的近作。简单地说，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马桥词典》，主要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暗示》，它与《马桥词典》有点区别，是研究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两本书都是我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欢迎同学们批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优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作家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钱拿得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满足于在一种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种流行化的思维观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开开会，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轻的朋友中，出现一些更有生气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评家，给整个中国文坛增添活力。

    就说到这里吧。

    合与会者问（选录）

    问：韩先生您好，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在您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有几部通俗的小说发表就是作家了吗？

    答：我觉得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巳经暗示了一种态度，对作家有很高的标准。我很赞成把作家的标准抬高一点。发表几篇通俗小说就算作家吗？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说我曾经当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协会要团结广大作家，包括发表几篇通俗小说的作家，哪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豆腐块”，也得承认和团结。但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

    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问题？

    答：中国当代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迅速提高，这对小说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比诗人、评论家更幸运，比理论界更幸运。中国的理论著作要翻译出去，要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小说很容易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强。当然，不能由此就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就很高，据实而论，还是偏低。为什么？因为作品的质量还有缺陷，翻译也有障碍，还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进入汉学界。西方评奖，比方说评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参评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国作家参评的是翻译本。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中国文学地位的真正提高，还须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还须等待中国国势强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来学习中文。显然，我们离这一天还非常遥远。

    问：韩老师，请您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您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答：我怎么能定位？我只是很多作家中的一个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好。同学们大可不必读我的作品，可以读其他更优秀的作家的作品。

    问：韩先生，有人说您在阳罗县隐居，但从您的报告看，您的思想不像在“隐居”。您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居住呢？您的做法是否也有符号的意味？

    答：这位同学活学活用啊！把我的下乡看做是一种行为艺术啊？我下乡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海口杂务很多，应酬很多，必须有一个办法逃避。第二，我从来认为人和自然的亲近很重要，古人说过，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种平衡，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一种结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触一些文学圈子外的人，不愿意老待在这个圈子里，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类项，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亲繁殖。我觉得农民很有智慧，看问题一针见血，很多时候远非有些知识分子能比，是一种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原生智慧。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我就选择了这种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农村。当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说，这是老韩作秀，搞行为艺术。这样看也可以，无所谓。

    问：韩老师，您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经说过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么您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吗？答：我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觉得一个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感觉，最好要有感动。感动不是制造催泪弹，不是煽情，搞得眼泪哗哗流。感动是内心对内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温暖的东西，可以表现为高兴也可以表现为伤感。这个感动里面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会演变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头顶照耀。

    问：韩老师，您一向是以比较先锋的姿态出现，曾经一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主流形态的政治小说模式，试图从文化角度使文学走向自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您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又试图打破传统的文体和传统理性视角。您认为在如今的文学巳经成为一种快餐消费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肤浅的今天，您的探索意义何在？在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的今天，您认为您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改变文坛的现状？

    答：我实在是管不了别人，只能管管自己。我的写作能够改变世界吗？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吗？我对此毫无奢望。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坏也没坏到哪儿去，只是有一些波动起伏，只是受到文学有限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有什么不好吗？少数有时是一种优势啊，竞争压力小啊！（众笑）在黑暗中，一个萤火虫就闪闪发亮，到阳光灿烂的时候，萤火虫反倒不能闪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当多数派的时候要提防着点。大家都炒股票的时候，股票可能就要狂跌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凭的时候，这个文凭可能就离贬值不远了。

    问：韩老师，“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是否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是否会导致文学审美性质的枯竭？

    答：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意思。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理论或者思想是破坏感觉的，思想只对改造社会有用，对个人感觉没有用。但这个看法其实可以存疑。一个木匠对石头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一个渔民对草原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他们的这些感觉是训练出来的，离不开训练过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觉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思想可能会封闭你的感觉，“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论，把很多人都训练成革命的机器人。但是有的时候，思想可以解放我们的感觉，开拓新的感觉空间和新的感觉通道。一个人接受了民族理论，就有所谓民族感情了。一个人接受了阶级理论，就有所谓阶级感情了。这里的感情就是感觉。所以我们不能把思想与感觉、文学与理论，看成是绝然对立的东西。它们总是互相蕴含、渗透、制造、控制的。我这里说得理论化一点，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

    问：你们这一代，因为特定经历，在写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取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视角，而我们这一代缺乏这种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历史关怀以及这种关怀上的文学理想，您希望新一代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这一方向努力？

    答：我经常跟有些朋友说，即使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社会和历史，因为你不可能成天照镜子。你是一个利已主义者，你能不关心我们生态环境的变化吗？能不关心空气和饮用水的污染吗？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你的教育和就业吗？能不关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吗？特别是在精神上，比如说快乐吧，你一个人能快乐得起来吗？当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乐，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能快乐吗？所以我说，即便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关心社会和历史。

    问：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今日湖南文坛的情况，湘军还成军吗？湖南的文学批评的情况怎样？毛泽东文学院的成绩怎样？

    答：湖南文坛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虽然经常住在湖南，但都在乡下，与作家们接触少。湖南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们读过吧？最近还有写《国画》和《梅次故事》的王跃文，写《沧浪之水》的阎真，都是很年轻的，非常聪明灵动，书也都卖得很好。湖南文学还是后继有人。至于建毛泽东文学院，我觉得倡议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个失误。我一开始就反对。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靠集资摊派建起来的，所以我曾给它列了三大“罪状”：一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二是违反企业法；三是违反艺术规律。盖个房子就能出作品吗？六千多万啊，如果设立一个基金，可以奖多少作家和评论家！这样钱才花在了实处。

    （最初发表于2003年《当代文学评论》，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现代汉语再认识

    2004年3月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摆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的也可能有韩少功的等等，很边缘啊！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汉语的，后来他们语言独立了，与汉语分道扬镳。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其读音大多接近汉语。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夹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日语逐渐与汉语分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都听懂了。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有些国家在政治上构成了中央帝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由法国传教士制订方案，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汉语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五十万单词！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tech、high-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他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人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械化，一切不能机械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人不但不比英语输人慢，反而更快。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入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汉语输人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语假名、韩语、越语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拢，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跟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龟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趋向。西方人为什么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是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把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逝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在一个大语种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更不用说汉语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扬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啊！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看来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入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不是言谈，是笔谈。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〇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古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使用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们看看地图：他们北边是日耳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沙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他们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语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世。前几年台北领导人马英九还主持了一个仪式，说以前我们对钱老先生不大公道，现在应该给他落实政策——大概是这个意思。钱老先生号称国学大师，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据某些语言学家研究，一个“吃（喫）”字，上古音读qia，现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读qi，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现代音读chi，进入了北方话。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圪”。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民就更没法读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中。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的中下阶层释放文化创造的能量。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和“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可能还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了虎虎生气和勃勃生机。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我们以前没有“她”这个字，“她”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当时还出现过“妳”，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

    “观点”，point of view；“立场”，position；都是外来语。“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一般地说”“坦率地说”“预备……走”等等，也都来自直译。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当然，大规模的群体运动都会出现病变，没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圆满。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对外来语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剥，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话。刚才徐老师说我现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农村。这是事实。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同学们可能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肯定有这种体验。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痛、烦人。中国现代社会有两大思想病毒：一是极左的原教旨共产主义，二是极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它们都是洋教条，其共同的语言特点就是“书生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人，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中文系请李陀先生来讲过课，是吧？李老师曾经研究“毛文体”，有人也将其称为“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就是一种红色的“洋腔”和“书生腔”，一种极权时代的陈词滥调。“在党的十大精神光辉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大好时刻，我们清华大学今天开学了！”（众笑）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垃圾，就是当时常见的套话。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话文非常黯淡的时期。有人可能说，那一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同学们都是新一代，说话也不会是“党八股”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恶化。这些年，我常常听到一些大人物说话，发现他们还是满嘴废话，哪怕是谈一个厕所卫生的问题，也要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个“动态模型”，还要与WTO或者CEPA挂起钩来。这些大话都说完了，厕所问题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让听众如何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新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因此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没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样。打得没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样。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皇上御驾亲“征”啊。打土匪，那个土匪太低级了，对他们不能叫“征”，只能叫“荡”，有本书不是叫《荡寇志》吗？就是这个用法。征、伐、讨、平、荡，是有等级的，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人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啊！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打台湾，是“打”；打美国，也是“打”。这是不对的。（众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国应该叫“征”；打台独只能叫“平”，顶多只能叫“伐”，对不对？（众笑）又比如说，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打得很艰难，叫做“克”。力克轻取么。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打石家庄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这同样是不对的。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还有其他的“搞”，不说了。（众笑）总而言之，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这个情况在广东和香港已经出现了。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一个版或者两个版，用的是粤语文，是记录粤语发音的汉字，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没有这种合法性，粤语中很多精神财富就可能无法表达和记录，普通话霸权可能就压抑了粤语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闹出几十个独立的语种？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有一个英国的语言学家对我说过：

    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确实，所有的普通话都具有暴力性、压迫性、统治性，不过是因偶然的机缘，把某一种方言上升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甚至变成了国语——而且它一定首先在军队中使用。普通话剥夺了很多方言书面化的权利，使很多方言词语有音无字。这就是很多粤语人士深感不满的原因，是他们忍不住要生造汉字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语都书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语种都要分崩离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统一，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英语就是这样的。有人估计：再过三十年，英语单词量可能是一百万。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学英语都只能学到沧海之一粟，各个地方的英语互不沟通或只有少许沟通，那还叫英语吗？再想一想，如果英语、汉语、西班牙语等等这些大语种解体了，人类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现新的困难？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是两者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古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人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当过多年的编辑，最不喜欢编辑们在稿签上写大话和空话。“这一篇写得很好”“这一篇写得很有时代感”“这一篇写得很有先锋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时代感”或者“先锋性”？写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来；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来，只好随便找些大话来敷衍。一旦这样敷衍惯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会粗糙和混乱，就会钝化和退化。一旦某个民族这样敷衍惯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会衰竭。我对一些编辑朋友说过：你们不是最讨厌某些官僚在台上讲空话吗？如果你们自己也习惯于讲空话，你们与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小孩讲话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还只是半个动物。但一个文明成熟的人，一个文明成熟的民族，应该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语言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西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以及其他西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着”就是进行时，“了”就是完成时，“过”就是过去时。这样一用，弥补了汉语的逻辑规制的不足，把西语的一些优点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西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胜”与“败”明明是一对反义词，在你们这里怎么成了同义词？（众笑）其实，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汉语常常是重语感而轻语法，或者说，是以语感代替语法。比如在这里，“大”一下，情绪上来了，语感上来了，那么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胜了，（众笑）意思不会被误解。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十三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他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他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揠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啰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西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词典。我特别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词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浩如烟海的语言经验总和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瑞士是个小国，但有四种官方语言，差不多每个人都得习惯多语种的交际。这个地方是最应该出语言学家的，后来果然就出了一个，叫索绪尔，Saussure。此人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到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语言是什么？当然是汉语。如果汉语不能进人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白。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他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他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从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合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

    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啊！“我好好感动啊！”这是从台湾电视剧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众笑）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揣着上岗证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众笑）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实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最初发表于2005年《天涯》，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附文：对金立鑫批评的简要回应

    朋友传来网上一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金立鑫先生对拙说《现代汉语再认识》的批评。我很高兴又一场关于汉语的讨论可以展开。看得出来，金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专业知识给我启发，但很多问题可能还需心平气和地讨论：

    约定任何对话都需要基本语义约定，否则就会打乱仗。比如我们说人是能劳动的，就一定暂时排除了重残者、婴儿等等；我们说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暂时排除了植物人、痴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说到“人”，才不会说岔。同样的道理，我们说“语言”，有时独指口语，有时兼指语言与文字，而且以后种情况为多。“汉语写作”“汉语阅读”“华语文学”“华语媒体”“语言学家”“语言学界”等通行说法即为其例。我的演，讲从此例，恐听众大意，还特别在开始处约定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无视这一约定，批评我多处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我只能感到无奈。其实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里，他也大量使用“日语”“韩国语”“英语”“语言学家”“汉语的发展”一类，几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语代文或以语兼文的，岂不是自己也在参与“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日语”怎么可以借用汉字？应该是“日文”吧？两种语言之间字同音异的现象是不是被说反了？

    全文金先生批评我演讲的“全文”，这不是事实。他所提到的《文汇报》刊载部分，只是编辑做的演讲摘要。演讲的全文发表在二〇〇五年的《天涯》杂志，收人我的《大题小作》（2005年）一书，并在很多网站刊载。如果金先生看过全文，有些问题可能就不会提出来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强调英语中也有成语，这其实是我早已说过的。我在演讲全文中只提到汉语（再次约定：指汉语文，主要指汉文）历史悠久，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成语的存量特别巨大，形成了汉语的相对特色之一。其实这是译员和译家们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实。

    否定汉语金先生断言从来没有人说过汉语不好。“意思是我说很多中国人对汉语失去自信心纯属事实编造。可是，知名语言学家潘文国先生证明广在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举国上下对本民族文字（往往还波及本民族的语言）大张挞伐，非欲去之而后快，以‘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种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现象。”（2002年。括号内为原文——引者注）直到几年前，读书界知名的《书屋》杂志还在头版头条发表长文，宣布汉语是一种腐朽的、落后的、愚昧的语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欧化与半欧化金先生说韩少功说他们（指东亚各民族国家的文字）“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不是事实。那么事实是什么？我说的欧化与半欧化，意思很明显，是指那种向欧洲表音文字靠拢的拼音化与拉丁化。这有越文的拉丁化为证，韩文的拼音化为证，日文的拼音化成分大增为证，汉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拼音化、拉丁化”方向为证——这里还暂不说词汇、语法等方面援欧人亚的大量现象。难道这一系列变化不是变化？不是“欧化或半欧化”？而是非洲化？中东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读音金先生说“喫”在历史上是后起的，没有上古音，只有中古音……

    这一说法也许有据。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语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读音在中古以后有变，为什么变化之前就一定无变？上古人诚然可以说“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说“食”？……这些至少可以存疑。笔者在大学时代师从的知名语言学家吴启主先生等根据湘方言的田野调査，发现读音为qia的“喫”在南方民间大量分布（即很多写作人书录的“呷”），曾推论“喫”有上古音，为qi，到中古才书面化。这一说可能有点大胆，但至少不是完全无稽。金先生只是依据至今不无争议的拟音成案，断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学术容异之量。更重要的是，我举“喫”为例，只是要证明音变字不变的汉语一大特色，证明“文字不一定跟着语音走”的另类规律，那么有中古和现的两音为证已经足够。这才是不应避开的讨论重点。

    语言霸权金先生搬出了索绪尔，强调口语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等等。这可说是部分的真实。但据我这个行外人所知，索绪尔只是针对欧洲的语言状况做出理论总结，曾明智地指出汉字是另一码事，“这个符号（指汉字）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1916年）从那以后，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RHarris）等等，都对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进行过激烈批评，更反对仅仅把文字当做语言的书写符号。我国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的作者胡以鲁先生，对中西文字的区别也有清醒的看法：“（汉字）缘何而自然发生乎？曰绘画也而适于用，习用之而形态简略，遂发达而为文字耳。故吾国文字发生之当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声音也。”（1923年）再举个日常身边的语言例子，就说一、二、三、四吧，这些字在全中国各方言区范围内一字数音，一字数十音，那么这些字是对哪一种语音的记录？能记录得过来吗？中国人常见的读“别字”现象，难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导”法则（笔者语）在显现？

    语法霸权金先生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社团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语言中会存在非语法或反语法的结构存在！（似删除最后两字才较为通顺。）这种语法中心论的强硬传统立场，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他仍有坚持的权利。不过，“不容忍”的标准是什么？谁是语法的最高立法者？仅就汉语语法而言，马建忠、王力、吕叔湘、赵元任、高名凯等语言学权威从来意见有异，各法不一。力求达成共识的努力也一再受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国“暂拟系统”，八十年代的全国“试用提要”，都遭到较为广泛的怀疑和争议。合此法者，可能“非”彼法和“反”彼法也。合彼法者，可能“非”此法和“反”此法也。金先生要依据哪门哪派之法来裁决“不容忍”的对象？包括裁决上述他那句话最后两个字的可“容忍”与否？即便今后有某种绝对统一之法（其实永不可能），从动态和发展的辩证观点来看，成法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一劳永逸，总是被各种“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笔者语）的语言实践所推动，得到一再的调整和改写。那么在新法达成之前，所有为旧法不容的语言新现象（不包括无谓的胡言乱语），不就是“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的创新有理吗？没有这种创新，不断发展的语法何来？天上掉下来的？资格金先生认为谈语言理论“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这可能过于傲慢。文学家天天写字，只能在个别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么？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等神位已经动摇。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可惜的是，诸多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金先生说“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题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这都是有益的提醒。我并没有想要“领导”他，更知道像这样的讨论不可能短期内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但金先生如果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他并不能代表语言学界（再约定：指语文学界），而且他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韩少功式的几个“外行”。

    所以批评应冷静说理，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他大为不屑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媒体”身上来。

    以上拙见，仅供金立鑫先生参考。

    2006年10月

    （最初发表于2006年百度网等。）

    超越民族主义

    2004年10月山东青岛海洋大学

    因特网上很热闹，争论点常常是中日关系、中韩关系或者中印关系。有些争论者爱拿“民族”说事，常常一篙子打翻一船人，比如把日本少数坏人混同于所有“日本人”，把中国少数坏人混同于所有的“中国人”，于是，不是你骂我“洋奴主义”，就是我骂你“仇外主义”。争论一涉及到民族问题就容易情绪化、标签化。

    在我看来，“洋奴”也好，“仇外”也好，都是政治幼稚病的一体两面。那么在进入这种争论之前，我们最好得知道“民族”是怎么回事。

    爱尔兰有个学者叫安德森（B.R.Gorman Anderson），长期研究民族主义理论，曾经有过一句名言，说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在他看来，“民族”这个概念来源于想像，本身十分可疑，差不多是历史误读的产物。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分裂成好几百个城邦国家，哪有什么“民族”？辨认身份的时候，那时的人们只知道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别，只知道你住这个村和我住那个村的区别，并不知“民族”为何物。“法兰西”“英格兰”等等，都是很久以后才折腾出来的说法。“爱沙尼亚”这个词，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使用。

    语言常常被看成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果仔细考察，特定的语种其实不一定与民族有什么对应关系。全世界最大犹太人群体、即德系犹太人，以前通用意第绪语，但这种语言后来恰恰被犹太复国运动大力排斥。意大利在建国的一八六〇年，国民中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意大利语。这一类事实，总是被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民族”并非古已有之，更非天经地义。在罗马天主教霸权体系坍塌以后，“民族”是继城邦国家之后一种新的组织替代，使分崩离析的欧洲，重新找到了群体情感和利益单元，因此它是现代欧洲的产物。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过，民族与民主颇有关联，是民主的一个载体。你们知道，古希腊式的城邦民主并不是全民选举，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妇女、奴隶以及乡下人并没有投票权。到后来，选民的范围逐渐扩大，但选民范围如果需要一个边界，“民族”当然就是最合适的身份设限。还有兵役制、纳税义务、教育及其他权益的分配等等，也都不可能无限制地遍及天下，不可能见人就有一份，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这就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想像和划分，在历史上催生了民族国家。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者们首创国旗和国歌，更使民族概念获得了一种形象包装，开始向人们的日常感觉层面渗人。

    从那以后，“民族”就出现了，而且常常与“国家”同义。一部欧洲的现代化史，差不多同时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以至今天“联合国”，实际上写成了“联合族”，即United Nations。

    这种欧洲的组织方案应该说很成功，而且很快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争相效仿。特别是在遭遇了十六世纪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之后，欧洲以外的被压迫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民族”为号召，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凭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行政沿革等方面或多或少的迹象，苏醒各自的民族意识，重绘现代的群体边界，借以凝聚民意和调动资源。二十世纪初，列宁提出了民族解放理论。随后，又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俄国与美国当时还是新兴国家，没有多少殖民地的既得利益，所以都反对帝国主义，都支持弱小民族的造反，对当时的中国也比较同情。它们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全世界新一阶段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使新兴民族得以雨后春笋般涌现。应该说，这时候的民族主义仍然较多正面功能。正如欧洲的民主曾得助于民族国家，亚非拉后起的民族国家则首先促进了国际民主，对老一代帝国列强形成了四面八方的遏制和打击，也促成了新兴国家的现代体制建设。联合国不论强弱大小，一国一票，就是这种国际民主的体现。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回想一下，当时多少甘地式的民族英雄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在埃及有纳赛尔，在印尼有苏加诺，在越南有胡志明，在中国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等。

    不过，细心一点的人不难察觉，此时的民族，有些不再是欧洲那种严格意义下的民族了。比如“泛非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等等，只是诉诸文化或者地缘的根据，悄悄模糊了血缘种族的面目，给民族注人了新的含义，实际上是一种泛民族或者类民族主义。“拉丁美洲”是一个民族吗？不是，它只是一个地域。民族主义与地域主义已经混为一谈。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把西方民族理论拿过来，照葫芦画瓢，粗粗勾勒了汉藏满蒙回的“五族共和”，其实是绘制了一张让后人争议不休的草图。其中的“回”，是指“大回”，泛指维吾尔等西域族群，而不是指现在我们所说的“回”，即当时俗称的“小回”。这当然让回族民众不满意。这种不满自有他们的道理。说“五族”，可能同时夸张和忽略了辽阔中土上的一些群体差别。因此，后来从五族到七族，到十多族、二十多族，到五十多族……单子越拉越长了。中国到底有多少民族？构成民族的要件到底有哪些？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得到解答，也让人疑惑。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原来在“汉族”名下的很多群体，以苗族、壮族、侗族、瑶族等名义再次得到区分，带来了民族目录又一次爆炸式的增扩，直到近乎失控时才紧急刹车。在我现在居住的海南岛，有个临高县，语言比较特别。“临高人”就曾经强烈要求独立为一个民族，只是没有被国务院批准，没有赶上末班车而已。

    划分民族并不是一项中国人所熟悉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次迟到的补课。历史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中国人那时候也谈“族类”，但准确地说，欧洲人以血缘划族，可谓之“种族”；中国古人以文化分族，不妨谓之“文族”。两者涵义并不是一样的。中国人以前只论“夏”与“夷”，都是意义模糊和很有弹性的文化概念。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中华民国解》里说过：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中国南方的吴、楚、闽、越，以前都是“夷”，后来融入了华夏文化，就由夷而夏；中国北方有些逐渐半蒙古化或半突厥化的群落，以前也是“夏”，后来疏远了华夏文化，就由夏而夷。不难理解，古代中国虽有文化上的对外歧视，也有国家利益上的对外设防，但不乏民族融合的柔性传统。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五代十国一百多年，夏与夷都在大规模杂交。唐代、元代、清代由非汉人执政，也带来了一次次民族大融合，所谓“长城内外是故乡”。“华人”或“中国人”的概念内涵由此变得十分丰富。

    我们的老祖宗也没有什么森严的民族壁垒。汉代的外交主调是对北边“和亲”与对南边“怀远”，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兵。唐代长安则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化都市，各种胡音番调充盈朝野。明代的郑和率两万人的强大船队，直抵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东岸，不过是到处送礼品、拉关系，推广华夏文明，不似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那样到处掠杀和敌意昭昭。直到民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还没有明显的边防，甚至没有严格的护照制度。那时候，朝鲜或越南的革命者，波斯或日本的商人，还有逃避迫害的欧洲犹太人，都可以在这里进出自由，基本上未受到民族身份限制的压力。这与同时代的欧洲大有区别。用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Giddens）的话来说，中国那时候还是个传统国家，不是现代国家，“国家监视力”很不发达，因此只有“边陲”（frontiers）而没有“边界”（borders）可以说，那样一个民族混杂和民族淡化的中国，显不了国家建制现代化之前的混沌粗放，也残留着一道中国式世界主义的文化夕阳。

    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只是历史上一个阶段性的政治构造。换句话说，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从人类各种交叠的共同体形式中被特别强化出来的一种。中国人以前上有“天下”，下有“家族”，都是非常重要的共同体概念。而强化“民族”，强化“国民”“公民”一类身份，只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新鲜事。

    但这种强化需不需要一个界限？越过界限会不会走火入魔？民族主义理论从西方传到中国，其实从来都是马马虎虎的，只是一种临时的政治识别标尺。尤其在当今，“民族”概念更是歧义迭出，五花八门，甚至解释混乱、暗藏祸端。有时候，部族也被视同为“民族”，如卢旺达的胡图族；教族也被视同“民族”，如波黑的穆斯林族；国族同样被视同“民族”，如多民族混成的所谓“美国人”“新加坡人”“阿尔及利亚人”等等。某些特殊的地缘群体，如中国台湾某些居民，也可能披上“民族”的外衣，上演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这就使民族问题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和敏感棘手。从社会与政治功能来说，一方面，民族意识可以“载舟”，即可以支撑和掩护某些弱势群体的合理反抗；另一方面，民族意识也可以“覆舟”，即常常把内部的政治怨恨和经济危机转嫁外移，把社会问题一律改装成族际问题，成为某些政客的障眼法——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三K党的白人种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恶质化的民族主义，给人类造成过重大伤害，实在是血迹斑斑！

    正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宁的理论和威尔逊的原则一直在获得新的调整。“民族”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合理概念。“民族自决”权利在国际社会也不再无条件地自动生效。北爱尔兰想“自决”，英国不答应。魁北克想“自决”，加拿大不答应。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想“自决”，美国也不答应。这就更不谈俄国的车臣和中国的台湾了。如果不说大部分地方，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成了一个易燃易爆品，必须审慎以待。当前的“民族主义”，很大一部分不再寻求群体的聚合，而是更倾心于群体的分离，几乎只有单一的分离主义色彩；不再注重对内关切，而是更倾心于对外争夺，无不充斥着排外主义和仇外主义的气味。特别是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大浪扑来，经济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关系剧变，正在深刻重组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失去了天主教这样的全球性宗教制约系统，也失去了冷战时两大阵营这样的全球性政治制约系统，指挥中心一个个失灵，大家各行其是，各行其是又都要有个说辞，于是利益纷争最可能一一披上“民族”的战袍。

    这时的“民族主义”，不仅仅经常是名实相离，而且往往是重利而轻义，隐伏着阴谋和贪欲的暗流。比如有些政客高扬“爱国”或“爱族”的旗帜，对同胞的贫困和灾难却视而不见，倒是把巨额私款偷偷存在国外，或是借战争以分军火商的红利，他们是真正的“爱国”或者“爱族”吗？又比如，某些群体在政客的蛊惑之下，己所不欲竟施于人，摆脱了异族的压迫之后，对内部更弱小的异族却又施霸道，阿尔及利亚内部的柏柏尔人，斯洛伐克内部的匈牙利人，就曾经有此悲剧。这些更弱小的“民族”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权益需要尊重和保护？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依血缘、语言、习俗、宗教、地缘一类根据，从而产生这种或那种共同体的认同感，不是一件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我相信，安德森说民族有赖“想像”，大概也不能判定“想像”就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虚构。但无论过去和现在，人类对群体自身的认识，都不止“民族”这一个剖面。这种叙事在一时一地的适用，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更不意味着应该永远成为我们画地为牢的神咒，成为我们思想与情感的囚笼。日本军国主义确实让人厌恶，但一个作恶的日本人，可能同时是一个男人，一个高个子，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我们不会因此而迁怒和连坐所有的男人、高个子、B型血者，却独独要求所有的日本人为个别人的恶行承担罪责？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么？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Desmond Morris）就有过类似的疑问。

    在每一条民族界线的那一边，其实都有我们熟悉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有普天下人同此心和心同此理的众多同类。当代最精密的基因技术检测，也可证明他们与我们的差别，远远小于我们与动物的差别。为什么我们平时可以善待一条狗、一只鸟、一只熊猫、甚至一只老虎，可以为这种善待洋洋自得大吹大擂，有时却会对另一些同类的生命体怒目相视，乃至执刀相向？

    频遭外敌侵凌的时候，中国人无可选择，需要民族主义的精神盾牌，以推进救国和强国的事业。那么，当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大国舞台的时候，即便还无法进入民族消亡的融融乐园，但理性地看待民族差异，理性地化解民族矛盾，至少是不可回避的文明责任。敬人者实为敬己，助人者实为助己，超越狭隘民族情绪和培养国际责任意识，实为当今日益重要的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资源，中国前人那种淡化民族和融合民族的历史实践，也许应该重新进人当代知识视野。中国前人那种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也许有朝一日将重新复活，成为更多黑色头发之下的亲切面容，为这个民族主义喧嚣了数百年的世界，提供一种重新辨认和情意对接的明亮目光。

    我们需要争取这样一种可能。

    谢谢大家。

    （主要内容最初发表于2004年《环球时报》，后全文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已译成韩文及日文。）

    怎么赚钱

    2005年7月湖南汨罗市八景乡

    你们要我来讲讲。讲什么呢？讲什么你们最想听？这位朋友说，你们最想知道怎么赚钱。那好，今天就来讲讲赚钱的方法。

    要赚钱，首先要会算账。你们都很会算账，但有几笔账可能没有算：

    第一，身体健康就是赚钱。现在医药费太贵啦，你赚了个几万、十几万，可能一场病就落得个倾家荡产，所以因病返穷已成了我们这里贫困的第一位原因。二十几岁就血压高，四十几岁就中风瘫痪，什么原因？与烟酒无度乱吃乱喝有没有关系？与你们荒废了油茶、不种菜油、常年大吃猪油有没有关系？与你们不注意学习保健常识有没有关系？与小孩子买零食不警觉伪劣食品有没有关系？你们看看智峰乡、三江镇那边，黑烟滚滚，烟囱林立，毒气呛人，因为很多人在那里做垃圾回收生意。他们可能会赚到钱，但空气和水的污染闹得一家家生病，到底合不合算？

    第二，教好子女就是赚钱。俗话说得好：穷人怕崽大。儿女好，穷家可以变富，反之富家必然变穷。人都是要老的，教好子女是父母最重要的中长期投资。有的人丢下孩子不管，到城里去赚钱。就算赚了大钱，但一个孩子吸毒了，或者一个孩子进监狱了，全家生活从此暗无天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教育子女尤其要重视品德和性格。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在对上司和下属没有责任感之前，首先是对父母没有责任感，拿父母当实践对象。你要他们到外面去占便宜，但这样的人，人见人防、人见人厌，是长沙话说的“不带爱相”，到哪里都是一团毒，能有多大的发展前途？结果，在外面玩不转，只能回家来当血吸虫。家里有了这样的血吸虫，你留下十万、几十万也没有用，管不了他一辈子的。因为只要一个主意拿错了，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可能打水漂。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第三，警惕时髦就是赚钱。绝大部分时髦都是商家制造出来的，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要你不买十块钱一件的衣，要买一千块钱一件的衣，其实两件衣都只是保暖，样式差别也不大。还有些舆论，今天说双眼皮漂亮，明天说单眼皮漂亮；今天说红头发漂亮，明天说绿头发漂亮。你要是信以为真跟着跑，就是中了人家的奸计，傻乎乎地给人家送银子。有些电器产品，好几代的升级技术早就有了，但商家保密，不一次性推向市场，而是一轮轮来逼着你升级，一轮轮来掏你的腰包，使你本来只需要一个手机的，到头来买了五个手机；使你本来养了五头猪的，到头来等于只养了一头猪。你亏不亏？我们那些辛苦在城里打工的人，一年没有挣多少钱，回家的时候把钱换了些城里的时髦玩意儿带回来。看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我都觉得亏。

    第四，简朴生活就是赚钱。花红一时，草绿四季。这句俗话说出了生活的大道理。富豪奢侈之家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最弱，因为成本太大，摊子太大，船大了不好掉头，爬高了摔得最痛。所以说富人是高危险行业，也是高烦恼群体，连每天吃饭都没有我们吃得香，一餐餐吃得皱眉头。这是一定的。经济学家说，这里有“边际效应”。你们不懂这个词，不过不要紧，你们只需看一些事实。比方富人家的孩子是比较难教好的，因为他缺少压力嘛。富人家也最容易成为犯罪的目标，因为穷人没什么油水，罪犯找你干什么？在这一点上，安全感也是钱，比方说是养保镖、养大狼狗、砌高墙的成本。富人有了钱还要玩乐，开着车来我们这里看山看水，大惊小怪，享受大自然，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享受这一切，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样穷？富人有了钱还要健身，买个会员金卡，吃饱了就去健身房活动筋骨，出一身老汗，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也在活动筋骨和出汗，为什么就觉得这不是钱？

    最后一点，是说给五十岁以下的人听的：勤学多思也是赚钱。五十岁以下的人记忆力强，应该抓紧时间学点什么。据我观察，现在很多人不能生财，生了财也守不住财，主要原因是上当受骗。做生意上当，买私彩上当，买东西上当，进医院上当，找工作上当，走后门拜门子也上当——有些贪官污吏也没几句实话啊！市场经济以城市为先导，很多新事物首先是从城市里开始的，乡下慢了一步两步，普遍经验不足，以新手对付老手，不就很容易被人家吃掉？在经济学上，这叫“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城乡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是说，你有信息，我没有信息；你经验多，我经验很少，双方表面上看起来交易自由，在实质上却很不平等。所谓市场经济，很多人牟取暴利不靠抢，专靠骗，靠的是这个“信息不对称”。比方说产品广告吧，它把好处都说了，把缺点都隐藏着，让你傻乎乎地乱花钱。这还算是合法的行骗，但就原理而言，与非法行骗是同一回事。因此，大家要善于学习，要动脑筋，首先要学会防骗防宰。前不久不是很多人“买码（买私彩）”大栽跟头吗？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事在城市里少见？为什么那些“码老板”最喜欢来乡下蒙人？其实，只要有点基本的算术知识，也算得出这是个陷阱。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以后少打点麻将，多读点书报，多接触点高人。看电视时少看点武打片，多看些长知识和学本领的节目。不光要学科学技术，还要学习法律政策知识和市场经济的知识，包括学会辨别和判断各种宣传，这样才能缓解“信息不对称”状况，减少自己的无谓亏损。

    说的这些，是在座各位都能做到的，不算怎么难。这样说，是希望你们能赚到钱，如果赚不了大钱，至少能赚到小钱，更重要的，是赚来金钱买不到的人生重要财富。

    谢谢。

    （主要内容最初发表于2005年《文汇报》《湖南日报》。）

    文学：梦游与苏醒

    2006年7月上海上海大学人文学院

    向大家学习。这个文学是最不好讲的，所以我接到这个约请的时候犹豫了很久，不知该从何讲起。

    大家看题目。题目叫《文学：梦游与苏醒》。所谓梦游，就是指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看起来是大活人，实际上是一个昏睡者。这个意象也许有点像现在我$的文学：看起来很活跃、很繁荣，但可能并不清醒，甚至病得不轻。我接下来分四个方面来谈：

    文学的第一个旧梦是“精神导引”。曾经有一句通俗的话，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这里引了两条经典语录。同学们英语都很好，肯定能看得懂。第一条是：He gives his reader pleasure at the same time as he instructs him。这是古罗马时代大学者贺拉斯在《诗学》里的话，可译成中文的“寓教于乐”。他强调“教育”和“教化”，把文学家当做老师。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representation is a kind of game，and should not be taken seriously。他说“表达”不过是“游戏”，我们不要过于“严肃对待”。这与我们现在很多文艺家的“游戏说”是相通的。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争论。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把音乐和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出宋代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都是一个思路。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个老子是不是有点接近于柏拉图？他是不大看得起文学艺术的，是把真、善、美割裂开的。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文科生，我们这个学科，原来差不多都是被柏拉图和老子给予轻视甚至蔑视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受到动摇，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学临危受命，接班上岗，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像雨果和托尔斯泰，他们的名字都曾经被分别用来命名主义，叫“雨果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他们是整整一代或两代人的精神领袖，是民族的灵魂，受到各种美誉和崇拜，差不多是“上帝的代用品”。他们的艺术成就并非无可挑剔，比方雨果在法国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些人会说雨果太煽情，其实不高明。但不可否认的是，雨果是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在那个时代的太阳，是价值和真理的权威性标尺。托尔斯泰也不是尽善尽美。有一次我搬家清理书籍，发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顺便翻一下，发现他的文字不怎么样啊——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我请教了一位俄国文学专家。他说托尔斯泰的语言在当时俄国也有非议，有时是松松垮垮拖泥带水的那种。但不可否认，托尔斯泰是那个时代的准上帝，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汉区以前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但儒家就是我们的“上帝”。晚清以后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动摇，一大批作家成了推翻圣人的圣人，比如鲁迅和巴金。巴老去年去世了。有些青年作家对他感到陌生，找他的《家》《春》《秋》，读了一下说，写得不怎么样啊！我说你别小看这几本书，在那个时代，巴金可是一代人的精神路标。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一本《家》，就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去追求自由和幸福。最近媒体大量报道一些烈士事迹，“永远的丰碑”什么的。那些烈士大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牺牲了，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他们的精神支撑很可能就是一本鲁迅的书或者巴金的书。所以你不可想像，鲁迅、巴金这样的作家在当时处于怎样崇高的地位。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人类还充满着理想色彩。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一段内心独白：“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这种人生信念，拿到我们今天这个消费时代里来，会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甚至被当做斯大林主义的红色宣传。其实这里有一点误会。因为这一段独白并非小说作者的独创，而是来自富兰克林的《自传》。富兰克林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国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资本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小册子里面，还专门谈到富兰克林，认为他是整个资本主义精神伦理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奇怪的是：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实业家，他们怎么共享一种崇高的精神信念？怎么都立志投身高尚的事业？其实不奇怪。在后上帝和后儒家时代，由于历史的某种惯性，上升的无产阶级和上升的资产阶级，都充满着理想主义气质。

    到了“文革”，文学的精神引领功能用到了极致，也最终出了问题，比如革命样板戏的宣传后来受到大家抵制。同学们比较年轻，对“文車”难有切身体会。我并不是说样板戏一无可取，比如有些剧目在音乐上、表演上，乃至思想情感上还确有亮点。我只是说样板戏所代表的精神教化到底取得了多大效果，显然值得怀疑。有些道德说教甚至产生了很多负作用，比方说造成讲假话，造成虚伪、褊狭、残暴等等。“文革”期间的许多灾难，恰好与这种教化同时发生，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灵魂工程打上一个问号。精神蒙受污名，也是“文革”副产品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人市场消费时代，作家们大多对精神躲得远远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几乎烟消云散，倒是大批“人类肉体工程师”冒了出来。屏幕上这是一位“美女作家”。我不知道她是谁，是从网上搜索到的。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你们也不知道。但网上有大量的类似图片，据说她们眼下都大红大紫。她们中的一部分，不但代表了文学的游戏化，而且代表了文学的欲望化。柏拉图说文学是game。但游戏还需要智力，需要技能，需要严格训练，智商低的还不行啊，就像下棋打麻将踢足球。但现在有些文学是欲望化的，连游戏精神都没有了。比如网上的那本著名的性日记、性流水账，完全没什么技巧，但在国外出版了很多译本，被当成中国的前卫文学。

    作家们耻谈精神，知识分子把精神当传染病，那么精神交给谁呢？请看，屏幕上这些江湖术士就开始接管作家们的业务。他们比作家们的水平低得多，说句话可能连语法逻辑都有硬伤，知识也很贫乏，但他们身后有浩浩荡荡的信众队伍。他们正在指导人们该怎样生活，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有些信众的死心塌地和坚韧不屈，让司法机关特别头疼：转化不过来啊！现在农村还出现一些仿基督教、仿伊斯兰教，与上帝和真主没有什么关系，打着宗教的幌子，相当于一些改头换面的邪教或准邪教。他们对文化领域里的精神空白实现了大规模地乘虚而入。

    文学的第二个旧梦是“个人发现”。文学是发现个人和表达自我的一个有效载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有一个使用频度最高的词叫做“自我”。很多人都会用，作家们用得最多。张承志曾经说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我曾说得温和一些。我说作家采取个人视角，都是广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因为作家不是法官、学者、政治家，只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来认识社会和人生，所以个人风格在文学中是表现得最为充分，甚至个人偏见在文学里也能得到最多的容忍。文学家说女人是花，是合法的。科学家说女人是花，就是不合法的。文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适度地自以为是。

    但有意思的是，在个人主义并不怎么走红的时代，比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文学倒是显得比较个人化。张爱玲不可能混同于赵树理，鲁迅也绝对不会混同于沈从文。作家们一个是一个，大多表现出独特不群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以及个人知识结构相反，到了一个个人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个人化越来越成为热潮的时代，文学倒出现了许多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抄袭案越来越多。屏幕上这是郭敬明的照片，挺帅啊！他的小说可以发行到一百多万，让我们望尘莫及。前不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他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的一本书，责令他道歉和赔款，闹得有点沸沸扬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最近哈佛大学一位印度籍的女孩，三年级本科生，写了一本书，被美国出版商推为畅销书，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从书架上撤下来。为什么？因为人们发现她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这完全是郭敬明案的一个美国翻版。在这里，我倒是愿意相信这些被指控者的辩白。他们说，他们不是抄袭，只是在写作中“撞车”了，不经意之下写得“雷同”或“近似”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抄袭实在是太笨了啊！抄袭一个同时代的知名作品，不是自己找死么？哪一个作家的智商会这么低？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使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和“撞车”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以致闹腾得我们的法官们忙个不停？

    作家们的生活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产阶级是雷同的。我观察了一下我周围的作家朋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两次换房子，换了三次房子的也不在少数。这种换房速度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但房子越住越大，好日子却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我们的沙发大同小异，我们的客厅大同小异，我们的电梯大同小异，我们早上起来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大同小异。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屏幕上的这一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你们猜得出来吗？是广州还是沈阳？是武汉还是上海？是在亚洲还是欧洲？我是猜不出来的。要我把这样的图景写出什么个性，我也会觉得困难重重。

    在另一方面，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钱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质生活就是一切。这构成了同质化的另一层含义。“文革”以后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文学高峰，那时我们把作家们分别称为“延安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等等。其实这些名称本身就指示了一些特殊的背景或经历。哪怕我们将他们命名为“乡村作家”“工人作家”“军旅作家”等等，这些名称后面也都有特定的职业和经验。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不少作家都住豪宅，泡酒吧，自驾旅游……在模式化的中产阶级生活里乐不思蜀，在流行化的拜金意识形态里乐不思蜀。这当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当这些作家像挤牙膏一样挤掉自己的一些往事记忆之后，他们还能有多少经验资源和感觉资源？

    有些作家的经验开始寄生于报纸或影碟。前不久有一个作家被指控为抄袭，其实他的小说取材于报上的一则新闻，而被抄袭的那篇小说，也同样取材于这一则新闻。问题的结论：都是新闻惹的祸。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自称订了五份报纸，每天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找素材。还有些作家常常花大量时间看碟，比如说要写土匪，要写爱情，要写大海或高原，把相关的影碟看上一二十个，基本套路就全有了，就能写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就像有些画家，现在也都不写生了，带个数码相机出去走马观花一圈，拍上一堆照片回来，对着照片就可以妙笔生花。这种文化成品之间互相寄生和互相复制的现象，当然很难把我们引向真正的个人化，引向真正的创造。屏幕上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曾经访问过。它有一些经典保留节目的展区，也有新作品展区，经常更换的，甚至三天两天就换。我的朋友说，这地方你一定得去看，但你一年看一次，一月看一次，一天看一次，感觉会差不多，所以也不必经常去看。这样的“现代艺术”玩完抽象玩具象，玩完现代玩古典，新潮的装置或行为也多是大同小异。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出现了这种高产中的疲惫？有发展但没有惊讶，有演进但没有陌生，就像我们吃了大苹果小苹果好苹果烂苹果红苹果青苹果，但没有遇见香蕉和橘子。罗马尼亚作家E.M.Cioran说：As art sinks into paralysis，artists multiply…...we realize that art，on its way to exhaustion，has become both impossible and easy。我把这段很精彩的语录送给同学们。

    下面要讲第三点，也是文学的第三个旧梦：“热点娱乐”。屏幕上有几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数据：《人民文学》发行一百二十万册以上，《上海文学》发行五十万册以上，《湖南文学》发行三十万册以上……当时没有因特网，几乎没有电视，所以文学家都有天王、天后级的声誉，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粉丝”在尖叫。这种情况至今让很多作家怀念。但现在你去问这些杂志的编辑们，问问杂志的发行量是多少，他们大概都会守口如瓶，就像大姑娘的年龄不能问。以前一本《青春之歌》或《铁道游击队》，可以诱使孩子们逃学和旷课。有时得一个晚上读一本，第二天就急着把书流转给别人。当时读小说就是人们最大的娱乐啊！但时至今日，文学的娱乐功能已大量地转交给电子产品了。大家去看看报纸，“娱乐”“娱乐版”“娱乐圈”这些词基本上与文学没有关系了。

    再看几个数据：中国现在拥有电视机是五亿多台，以三口之家算的话，平均每一家都有一台电视机。网络游戏用户是两千五百多万个，而且这个数字在继续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五亿多台电视机：如果一个电视片的收视率是百分之十，那就意味着全国有近五千万人在收看；如果每台电视机前有两个观众，那么就有近一亿人在同时接受这个作品。网络游戏用户是两千五百万个：如果一个游戏软件有百分之十的在线使用率，那就有近两百五十万个用户在使用它。可以比较的是，作家余华前不久的小说新作发行，放了一个卫星，也就是四十万，相对于电视和电子游戏的市场占有量来说，也许连个零头都不到，但已被我们的出版界视为奇迹。几年前，我在海口看到一个聚集着农民工的录像厅。我很好奇，看这些民工在看什么，就走了进去。这时一个武打片放完了，店主拿出王朔的片子来放，但农民工一齐起哄，说我们不要看这个什么王朔，我们要看艳情猛片！王朔是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玩家，流行通俗文学的代表，曾经被很多严肃文化人痛恨。也就是几年、十几年的光景吧，连王朔的作品都被很多人看做大闷片，在录像厅里被人起哄，不大能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了。苏童也曾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阅读的一大熱点，《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红遍中国光照世界。但他最近对记者说得有点悲壮，说哪怕是只剩下几千个读者，我也得坚持自己的写作追求批评家李陀在海南见到苏童，说你别得意，你的读者也在减少，你知不知道？苏童说：咋不知道呢？不是一般的减少，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减少。这里更不用去说那些诗人，他们发表的机会越来越少，活得有点像地下黑社会团伙，偷偷摸摸，暗中串联，相濡以沫。我说这些，不是说这些作家和诗人黄花菜凉了，其实他们可能写得比以前更成熟了，但时过境迁，文化生态在剧烈变化，娱乐功能从文学里流失和转移出去，带走了大批受众——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文学的第四个旧梦是“强势媒介”。在人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文学并不是特别发达。比如在古代欧洲，人们没有草木造纸术，只是使用那种又昂贵又笨重的羊皮纸，所以并没有文学发达的技术条件。他们那时候主要的叙事艺术是戏剧，是口传艺术，即亚里士多德说的“诗”——史诗是戏剧的前身。那就像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也是以口传文化为主，史歌一唱三天三夜，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广泛运用。我们现在去雅典、去罗马，乃至去庞贝古城，可以发现那里大量剧场的遗迹。那就是他们特定历史的证明。到后来，壁画也曾经成为一种强势媒介。那么多宗教的、历史的、权贵的故事画在墙上，构成了当时主要的公共传播，差不多就是当时的电视台。至于文学，什么时候比戏剧和壁画变得更重要呢？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以后。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较牛，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了较为成熟的造纸业，文学家们也就大量涌现。像扬雄、班固、董仲舒这些人，著作量都是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空前发达，直接催生了后来的科举制度。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想像的。

    以造纸和印刷为前提的文学霸权能否长久？历史还在不断地变化，新技术还在不断地涌现。正像造纸和印刷一旦发明就不会退出历史，现在电子技术一旦发明也不会退出历史，而且肯定要改变以纸媒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局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与新技术相关的写作方式：影视脚本、广告文案、网络博客、网上QQ、手机段子……这都是写作，但我们也许很难把它们叫做严格意义下的“文学”。在这些领域里出现了很多著名写家，各地的作家协会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传统作家们也可能不知道他们。他们是作家吗？或者他们不是作家吗？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大写作、小文学”的时代。“小文学”是指传统纸媒的小说、散文、诗词等等。“大写作”是指文学的扩散化趋势，指各种新兴的泛文学体裁和领域。有人乐观地说，这个“小文学”是“大写作”的核心，起到了引领和标高的作用。比较难听的说法是“小文学”正在被“大写作”边缘化。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合适，我们可以讨论。

    艺术界早就有所谓“波普艺术”——POP，以反艰深、非专业、即兴式等等为特征，其中很多是通俗化和流行化的那种。你们看屏幕上的这些人：他们不用上美术学院，不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做功课，只是在广场上把衣服一脱，上千人就都成了艺术家。这是艺术吗？很难说。这个艺术作品属于谁？也很难说。实际上，我前面提到的“大写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开始POP，越来越缺少专业的背景和内涵，甚至与日常生活难以区隔。墨西哥原住民运动“萨帕塔”有一个领袖，叫马科斯，自称“副司令”——实际上他们那个组织从来就没有司令，大家都是副司令。你们看他的装束，像个蒙面的恐怖主义者，但实际上是和平主义者，是格瓦拉和甘地的结合，甚至是一种符号学的反抗。他们并不打仗，只是用文化来作战。他们说：我们不能给世界一个结论，只能给世界一个谜语。所以他们的很多政治文宣是寓言和童话，拿一个甲虫或者小鸟来说事。我这里摘了一段他们的公告我们是言说者，我们是玉米人，我们走遍大地，我们分享思想；我们是编织匠，我们是历史，我们同花朵交谈；我们是雨……

    好诗啊！但是它是二〇〇三年发布的一份政治公告。你们说这是不是文学？

    下面这张照片，是前不久在罗马大学拍摄的。中间有苏童。右边这个人是我。这些大学文学系的孩子，几乎全是女生。这种情况以前只在我们国家的大学外语系出现过，现在也出现在文学系，以及文科的其他专业。男性几乎缺席，是不是在证明传统文科的人力资源危机？我不是说女孩子不行。女孩子对语言和感觉有天然的敏锐，有一点性别优势。但男生统统跑光肯定不正常，至少使这个学科的后备军少了一半。当一个学科后继乏人的时候，我们没法对这个学科保持盲目的乐观。有时也不得不问一问：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同学们，总结以上四个方面，我有一个小结，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两种变化。一种是不可逆的变化——如人死不能复生，破镜不能重圆。文学的技术因素正在出现这种变化。另一种是可逆的变化——如季节可以循环，土质可以恢复。文学的心智因素大概正处于这种变化。这就是说，文学正处在以上两种变化的交织。

    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让历史停下来，停在一个纸媒独霸天下的时代，让我们的文学家美滋滋地过着好日子。这就像我们没法相信基督教还可以再造一个中世纪。中世纪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耶稣已经出现过了，就不会有人成为耶稣第二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后人就是再有雄心壮志，也只能瞎起劲。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一个悲观论者。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用文字表达思想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死亡。文学还是可以大有作为和广有作为。基本面的情况是：文学也许不再鼎盛，但还可优秀。马原到海南讲课，说小说已经死了。可能说得过头了一点。小说哪会死呢？连我们生活中最简单的筷子也死不了。不管人类发明多少高科技产品，你发明一个吃饭的机器给我看看！我相信再高超的吃饭机器也不如筷子，所以筷子一定万寿无疆，用不着我们过于担心。

    中国新文学第一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晚清社会危机之后。当时国家危亡，经济和技术落后。知识分子开始很激进，要废科举，但慈禧太后真废了科举，大多知识分子又如丧考妣。因为读书不能再做官，就没出路了。那时也没有那么多企业让你去做CEO，也没有那么多大学让你去当博导，知识分子就有了就业危机，还有了爱情危机——漂亮女孩子都不來找你啊。知识分子一郁闷，不平则鸣，就产生了第一次文学高峰。中国新文学第二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文革”的社会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也郁闷，当右派、蹲监狱、下农村、做苦力，学业荒废，找不到对象——当时女孩子第一找解放军，第二找工人阶级，“臭老九”是排不上队的。这种郁闷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和感觉的敏锐，所以一旦“四人帮”下台，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先锋文学”，就实现了高压井喷。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文学高潮总是与社会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在危机中的状态有密切关系。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莺歌燕舞高歌猛进，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内可能换了两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机和电脑比欧美那些同行的还好，进馆子也比他们更大方。社会当然还有危机，比如“三农”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失业，还有放鞭炮一样的“矿难恐怖主义”，还有中东的战乱，美国的911，法国的大骚乱……但这些危机离知识分子很遥远。如果信奉利己主义，这些东西与上海或北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还有一个本土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出版大国。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条件。冰岛三十多万人，丹麦四百多万人，瑞典九百多万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所以在那些国家，作家是比较难当的，大多数赚不了多少钱，写作经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当然，人口并不等于市场。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前，文学的市场并不存在。回顾历史，文艺家供养制度出现过多次变化。以前很多文艺家曾经是由宗教供养，比如很多音乐家、壁画家、雕塑家，专门给教堂或寺庙打工。有很多文艺家由宫廷来供养，比如唐代好些诗人就进了翰林院，吃皇粮，但没有什么稿费，写出诗来就赠送朋友，或者敬献上司。还有些文艺家曾经由贵族供养，包括中国豪门贵族“养士”“养门客”；包括欧洲贵妇人热心于艺术沙龙，附庸风雅，资助文艺家。真正的文化市场，其实出现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外围群体，比方说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较布尔乔亚再加一点波西米亚的那种。这才是市场的真实所指。前不久有一个“超女”事件。国内外许多媒体把它命名为“伟大的民主”，说由老百姓来投票选秀，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大体上没道理。我当时住在农村，知道绝大部分农民是与“超女”毫无关系。因为参加选秀首先需要一台电视机，还需要一个手机，还需要几十块乃至几百块钱的短信投票费——不是发一次短信就是一块钱吗？农民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对此也不可能感兴趣。这样，“超女”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外围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的名义。同样的道理，出版市场并不能自动反映全民意愿，一般来说只能反映具有购买力的部分人口的兴趣。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收视率、商业炒作这样一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等的资本介入，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超强控制。这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现象。《伯尔尼公约》诞生的一八八六年，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签署这个公约，连美国也没有签署。《世界版权条约》达成于一九五二年，体现了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发育文化市场的趋势。到了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产生于一九九六年，最终完成了市场化的严密体系和一统天下。它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推动创新，应该说有一定的正面功能，至少不会比宗教、宫廷、贵族来供养文艺家更糟糕。我本人也在这个市场里赚了稿费，似乎不该对它说太多的坏话。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第一，市场并不能代表全民，不能代表大面积的人民——这我们巳经说过了；第二，市场更不一定能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完全有可能破坏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大量文化垃圾的泛滥，进而抑制优秀文学的产生。放在以前，写本下流小说只赚点小钱，赚不了大钱。受道德舆论的压力，作者还得隐姓埋名。但现在有了市场利益的诱导，八卦新闻正在淹没正当的新闻，垃圾小说正在淹没优秀的小说，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在国外见到一些翻译家，他们说到中国某一本三流小说，说它不过是垃圾，但是他们还是要翻译它。为什么？因为它畅销，因为它带来暴利，因为出版商和发行商都青睐它。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结果，这本书在全世界暴得一千万大利，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让更多写作人跟进，由此产生的利益联盟把更多的作家、批评家、研究家、翻译家、记者、文化机构等网罗进来，形成声势浩大的垃圾霸权。劣质文学的生产速度，常常超过优质文学的生产速度。

    当然，在市场导向之外，还有政治控制下的很多资源，足以对文学形成利诱和扭曲。职位、职称、奖项、宣传、出国观光及其他福利等等，都曾经是有效的政治操作手段，可以把一些作家圈养得乖头乖脑。所以作家圈里曾有一种行话，说作家分四种：吃黄道的，吃黑道的，吃白道的，吃红道的。同学们听到过这种说法吗？“红道”，就是专吃官家饭的，围着领导转，下笔就专冲着政府奖项去。“黄道”，就是专吃市场利润的，是怎么卖钱就怎么干的那种。“黑道”，是专吃西方政治饭，比方说恨不得每个作品都被中国政府查禁，一查一禁，就能在西方行情看涨。最后一条“白道”，指的是保持文学相对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有大体上洁白无瑕的境界。这四条道，当然是非常简化的概括，也不一定说准了。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很多文学现象都牵连到社会利益，都隐含着各种利益资源的分配。

    中产阶级并不可怕。并不是说，作家们一进入中产阶级，文学就不可能优秀了。我个人的看法是，除了一部分口头民间文学，文学的主流从来都有广义的中产阶级烙印，从来都属于那些可以写闲书和读闲书的人士。《红与黑》中那种个人奋斗秘史，《简·爱》中那种灰姑娘碰上好贵族的想像，不都有中产阶级的人生轨迹？根据有些专家的说法，广义的中产阶级还包括农业社会的中产阶级。中国戏曲中最多才子佳人，正表现了这个阶级及其知识精英的最大梦想。一是进京赶考做个官，二是讨一个漂亮老婆。差不多只有这两个兴奋点。毛泽东对才子佳人戏很瞧不起，因为从社会属性来分析的话，它们确实是不代表农夫、工匠、士兵的现实利益和思想情感，虽然很多农夫、工匠、士兵也可能爱看这些戏，并没有阶级意识的自觉。在这里，我无意完全抹杀这些作品，也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学才是好文学。我想说的是，当中产阶级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倒可能是一个很活跃的阶层，一个感觉和思想非常开放的阶层，一个文化创造力较为强旺的阶层。比如李白刚到长安的时候，在翰林院有个小官差，但笔下的宫廷诗和应景诗没有多少生气。他真正写出好诗的时候，是他比较倒霉的时候，从四川到湖南再到湖北流浪，于是个人情怀的表达，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和表现，使他的诗歌喷发出来一种奇异景观。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也不光是玩所谓现代主义，玩什么magic realism，其经验资源来自拉丁美洲在百年殖民主义加新自由主义下的悲苦历史，包括来自充满焦虑和伤痛的拉美中产阶级。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们由此有了大关怀、大感觉、大手段。

    这就是说，对中产阶级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需要注意中产阶级的沉浮之分，看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的地位是稳固还是脆弱呢？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是更接近于权贵还是更接近于底层呢？一般来说，文化与精神差不多是人类的救灾用品，放在平时倒用处不大。中产阶级身陷危机，或者身涉危机，便可能获取较丰富的经验资源，表现出良好的感觉幅度和强度。眼下，很多作家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化——他们在一个和平发展的社会里迟早是要这样化掉的吧？问题在于：他们的感觉幅度可能在迅速收窄，甚至成了一种自恋——成天照着镜子。我曾经遇到一个文学杂志主编。他说：不得了，现在男性作者来稿，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女性作者来稿，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在这里，我不是说偷情与离婚不应该写，而是担心作者们的视野狭窄和感觉封闭，眼睛只盯着自己床上那点事。

    感觉的“幅度”之外还有一个“强度”问题。现在很多作者的感觉不可谓少，但常常是滑溜溜、轻飘飘的，一锥子扎不出血。比如说要表现底层和人民吧，他表是表现了，但给人一种假惺惺的感觉，勉强为文的感觉，缺少细腻、丰富、真切以及强烈。我对这种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写作，哪怕它冠以左翼写作或革命写作的光辉名号，也不敢恭维。

    再往下说，中产阶级还有精粗之分。这取决于他们修养的深度和精度，取决于他们对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寡。有时候一个民族受苦受难，经验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也不一定出现什么好文学，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个民族文化资源太贫乏。可以担忧的是，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激进的市场意识形态再次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读书无用论”一次次流行，对作家们也有极大影响。王朔说过，我最自豪的是在我们摄制组里最高学历者是小学毕业生——大意是这样。这样开开玩笑是可以的，但我不相信王朔不读书，不相信他从不学习和钻研，不相信随便在大街上找几个民工就拍得出伟大的影视作品，所以对他的贫嘴忽悠只能姑妄听之。我还是相信老祖宗的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如果做广义的理解，行万里路，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资源。读万卷书，就是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一个作家群体也好，一个作家个人也好，要使文学优秀起来，离不开老祖宗说的这两个前提。

    我们的世界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人类最新的一个乌托邦，即所谓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的神话并没有把大家都带入天堂。相反，深重的灾难和危机正在扩大，正在加剧，正在逼近。屏幕上接下来的这些图片可以让同学们重温一二。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这种灾难和危机，同时表现在受害者们的反抗缺乏建设性方案，缺乏价值重建和体制创新的能力，就像封建皇权时代的很多农民起义。这在历史上常常构成漫长的时期。他们可能今天在愤怒地反对战争，但他们昨天或明天可能正是战争的热烈支持者。他们在街头诅咒资本主义，但一旦游行示威结束，他们可能就返回资本主义体制内的互相倾轧和争相腐败。对这种缺乏精神曙光的造反，我这里也不多说了。

    我想，如果人性仍然让我们屡感陌生，文学就应该在这里苏醒。但我得坦白地向同学们说，我也是一个梦游者，有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今天提出这些线索，只是与同学们来做一个交流，向在座的各位请教。也许有人会说：你今天的题目是《梦游与苏醒》，怎么没听见你谈“苏醒”？对不起。我只能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昏睡状态有所觉悟，那也许就是苏醒的开始吧。

    谢谢大家。

    答与会者问（选录）

    问：我提一个问题。韩老师刚才讲了文学的整个功能和作用，视野很开阔，有自己独立的思维结构和思想方法，而且非常严肃。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么有正直感的作家非常少。我的问题是，作为大学生，我们应用什么思想武装自己？大学生应读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怎样才能走一条正确的路，走好自己的路？答：这个问题有点大，我好像能力不够，回答不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生观啊，世界观啊，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事。我觉得你们首先要珍惜在大学这段时间，同学们之间、师生之间，可以多切磋多讨论，找到一些方法，使读书尽可能地更有效果。另外一方面，希望你们尽可能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从口舌之学走向心身之学。从书本到书本的思想一定是没有活力的，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好思想一定是从亲历性实践感受中产生的，是从生命中分泌出来的。一般是这样。这样回答也许不能让你满意，对不起。

    问：韩老师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你《山居心情》。这不能说是小说，有点像日记一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些文章里你贯穿对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反思，这也是你持续多年的一个思考。你选择乡村居住是你反思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方式，我想问的就是这种方式啊，选择在乡村居住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人所享？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事件而不只是你个人的一种事件？谢谢！

    答：其实我对现代文明一直热情赞扬，包括这次几个作家来讲演，我是惟一釆用多媒体技术的，可见我对好的现代技术一点也不排斥，而且非常愿意学习它，使用它，享受它。我只是说，现代文明肯定也有弊端，需要我们冷静分析，不必盲目跟潮，不必以为大街上吆喝的都是真理。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对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验，再去决定是否接受它。这样一种态度也许比较可靠。至于这种态度怎样才能成为更多的人的态度，对这事我还真是不知道。有时候我很悲观地说：危机才能带来觉醒。没有社会灾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和宣传，虽说也是有效的工作，但效果很有限。一种思想实现社会化和大众化，常常得依托灾难的出现。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残酷？但事实上就这么回事。比如我要小孩子不要乱跑，说乱跑就会摔跤。你说一百遍，他都可能没有反应，直到真摔跤了，他才可能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关于摔跤的真理。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真摔跤了，才会回头，才会长见识和明道理。沙尘暴不刮到中南海的时候，我们用一千个喇叭呼吁环境保护，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认识问题。所以说灾难是最好的老师。这真是让我们很无奈。我们只能希望，灾难到来的时候，牺牲品少一些。我会经常告诉我的亲朋好友：牺牲品会有的，但愿你不是，但愿你能躲过一劫。

    问：韩老师你好，我还是接着刚才这位师兄的话题。我想问一下，你在乡下生活的这段经历当中你感觉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你觉得这种收获对你的文学创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答：我在乡下的第一个好处，是突然觉得时间多了。因为我以前居住的海口，是一个旅游城市，人来人往特别多，我很多时间浪费在应酬啊接待方面。第二个好处是我对文学圈以外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以前在文联和作协工作，接触的都是教授啊、评论家啊、作家啊、出版家啊，大家同性繁殖。我读的几本书他们也读过，我想聊的话题他们也能聊，这种交流的效益很差。相反，你与那些与文学一点都不搭界的人打打交道，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在乡下，每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两个特别会说话的农民，说得极其生动活泼，那种语言技巧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这是一个例子。第三，刚才那个同学也说了，乡下生活可以帮助我对现代文明有所反思。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比方说乡下人喜欢把人往老里称呼，叫我“韩爹”就是尊敬我。但城里人喜欢把人往少里称呼，把“大姐”叫成“小姐”，对方就可能高兴。虽说这只是不同的称呼习惯，但它的后面有历史观、文明观、时间观的差异，能让我们以小见大。

    问：韩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本来刚才我还想继续问乡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讲得太多了，我认为你自己是在逃避什么东西，但现在我不问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写《马桥词典》这本书就是要说明人类经验的差异，但现在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在《马桥词典》中你是不是要表达人类经验的一种普遍性，好，谢谢！

    答：其实，每一本书虽说是独特的角度，甚至只写非常小的人和事，但所包含的经验都有普遍性，是一种接近人类精神的全息载体。我以前特别不同意《阿Q正传》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说法。阿Q那种精神胜利法，或者其他蒙昧特点，美国就没有？英国就没有？不，你肯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阿Q式的人物。

    问：韩老师你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文革”为何结束》，然后你也翻译过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我有一个问题：当昆德拉写东欧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作家也在新时期写所谓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也在讲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这一段历史。那你翻译昆德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描写的东欧共产主义经验与中国人“文革”的经验，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反差？“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巳成为了我们想像“文革”的一种主要方式。你能不能谈一下你是怎么看的？

    答：我在一九八几年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很欣赏昆德拉的批判勇气和很多想法。当然我个人也是有变化的，比如今天我会不大满意他的某些想法，认为那些想法过于简单。从今天来看，“伤痕式”的写作有揭示性也有遮蔽性，有一些不够全面——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吧——就是“不够全面”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免得大家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沉闷。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叫叶蔚林，写过《没有航标的河流》，得过全国的奖。他说他们“文革”中下乡的时候，农民经常骗下放干部的钱，借了就不还。好些基层干部也来揩油。他是用这些事实来诉“文革”之苦。但他忽略了一个情况：他之所以能被别人骗钱，恰恰是因为他当时还拿着高工资。所以我赞成全面地、深入地揭示“文革”灾难，但也反对刻意把“文革”妖魔化。我对“伤痕文学”的不满，并不是说所有“伤痕文学”都是假的，只是说很多作品在强调一种真实的时候，往往在掩盖另一种真实，从而被某种冷战意识形态所利用。是这样一个问题。

    问：韩老师你好。很荣幸和韩老师还是校友。韩老师刚才讲到很多观念我都很赞同，但韩老师说在危机的时代更容易产生更好的文学，事情真是这样吗？比如古希腊时代的白历克利斯时代恰恰就是古代雅典最繁荣稳定的时期。还有文艺复兴是在当时意大利几个繁荣稳定的城市产生杰出的艺术。包括我们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我们也知道，恰恰是在九十年代产生了很多好作品，所以我对韩老师的观点还有一点疑问。请韩老师解答一下。

    答：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因为”什么“所以”就什么，比如说“因为”有社会危机，“所以”就会有好的文学。这种一因一果的描述肯定是不对的。危机不构成文学繁荣的充分条件。你说的古希腊，我暂时没法讨论，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它。至于说到文艺复兴，当时“上帝死了”，其实是一个令欧洲人很痛苦的时代，至少是一个心理和文化的危机时代。当时地中海地区一些都市很繁荣，但据我粗浅的了解，那种繁荣也是与野蛮和残暴紧密相关。很多内乱和外乱。曾经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艰难时世》，是狄更斯写的。还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悲惨世界》，是雨果写的。他们描写那些资本主义上升的繁荣时代，为什么都用这样的书名？为什么要大声感叹“艰难”和“悲惨”？回头说我们中国，晚清是个危机时代，这一点大概不会引起多少异议。但假如我们远距离地看看，晚清也是欣欣向荣啊，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多红火，中国的舰队吨位当时还超过了日本。所以说，第一：我们不要把“危机”与“文学繁荣”做一个固定的链接。第二：不要把发展当做惟一指标，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一定意味着危机消解。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最初发表于2006年《上海文学》。）

    情感的飞行

    2006年9月成都四川音乐学院

    今天一走进四川音乐学院，我就有点吃惊。几年前我与音乐家金铁霖先生去国外访问，到过很多欧洲国家的音乐学院，发现那些学院都很小。但川音有这么大的校区，有学生一万六千多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听敖院长说，全国有大大小小的音乐学院几百所，大规模的音乐学院也有上十所，这更让我大开眼界。当然，中国应该有庞大的音乐学院，应该有更多和更好的音乐学院。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因为中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中国古人行“礼乐之治”。礼是指制度，乐是指文化。礼与乐构成了当时全部上层建筑的两大支点。可以想像，中国古代文化以音乐为龙头，如果那时有中宣部，部长肯定是音乐部长；如果那时有文化部和教育部，部长们也一定是音乐家。（众笑）我们现在发掘的一些汉墓或者秦墓，常常发现那里藏有大型的编钟或编磬，发现各种丝竹管弦，由此可知音乐在中国古代有怎样重要的地位，有怎样成熟的创造和推广。

    音乐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中也极为神圣。有过欧美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那里见总统和见市长可以穿便装，看电影和看画展也可以穿便装，但如果是进音乐厅，尤其是听古典音乐会，男男女女都少不了盛装礼服，有军功章的军人们还常常把军功章挂满一胸，如同去接受检阅。为什么？因为音乐厅就是圣殿，音乐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在很多人眼里代表了文化的最高品级和最初源头。古希腊的缪斯女神就是music（音乐）之神。如果考虑到欧洲漫长历史上音乐与宗教的不解之缘，那么欧美人对音乐特有的崇敬更不难理解。

    每个民族都有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比方说战争总是伴随着偏执和仇恨，就是不好的东西。制度、舆论、习俗、学问一类隐含着利益要求，包括对特定阶级或特定民族的利益分配倾斜，对于不能从中受惠或从中受惠较少的人来说，也常常是不够好的东西。但惟有音乐——当然是指能够流传的音乐——这种不需要翻译的艺术，这种直接沟通心灵的超语言、超逻辑、超观念的表达，具有最敞开、最纯净、最温暖的品质，展现了每个民族至美的一面。

    前不久，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不满。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有所升温，正邪之争有可能被歪曲成族群冲突。很多日本人厌恶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也厌恶日本人。双方的一些“愤青”在网上对骂得昏天黑地。处理这一难题，我觉得有一个简便办法，就是让日本人多听听中国的音乐，比方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也让中国人多听听本的音乐，比方说《四季歌》《拉网小调》《北国之春》《草帽歌》……这些日本歌曲怎么让我们恨得起来？产生了这些动人歌曲的民族怎么可以被我们一股脑儿地仇恨？我们怎么可以一时脑袋发烧，就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与少数几个右翼政客之间画等号？

    同样，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反恐的“圣战”以后，自从他创造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似乎都有了准恐怖分子的可疑身份。一些中国人也在跟着瞎起哄。在这些人的眼里，虽然自己的一张黄面孔不是特别高贵，但低贱的人可以看不起更低贱的人，他们也摆出晋升候补的姿态，在伊斯兰族群面前寻找自我身份的优越。其实，这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的做法，正中极端恐怖主义者的下怀，是伊斯兰世界里极端思潮的翻版和倒影。本·拉登可能对此高兴不已。这一条我们暂时不往深里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了解伊斯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伊斯兰？如果我们懒惰得不愿去采访和阅读，我们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斯兰的音乐吧？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吧？至少的至少，我们中国人可以听一听维吾尔等境内西部民族的民歌吧？包括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编写的那些情歌吧？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这些歌曲里同样充满着动人的善良以及美丽。歌曲里流淌出来的喜怒哀乐，同样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歌曲的创作者和传唱者几乎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受到蔑视甚至敌视。

    音乐是灵魂的表情，是精神的芳香，是直接从心灵出发然后抵达心灵的情感飞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少了。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年我阶段性地住在乡村。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充满着山歌的乡村，眼下基本上一片寂静，歌手不知去了哪里。只有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尤其是办白喜事的时候，我才可以听到某些老人聚在一起唱唱丧歌，保留了一点本土音乐传统残迹。我在城市里也很少听到音乐。如果我不是居住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不是生活在西亚、欧洲、南美有关族群那里，我几乎很难听到咖啡馆里开心的合唱，很难听到地铁里大提琴或长笛突如其来的旋律，很难听到海滩边某个房间里飘荡出来的钢琴乐符，也很难听到深夜的街巷里，一两个或三五个醉汉，互相搀扶着或拉扯着，步履踉跄时唱出怀乡老歌——他们忧伤的嘶哑之声在夜空旋绕。

    很遗憾，在我到过的中国城市里，最常听到的是哗啦啦的麻将声。（众笑）我们当然还有音乐，有越来越便捷和精密的音乐设备，比方说留声机或MP3。一些优秀的音乐家做出了非凡成绩，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我对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但我们的乐曲更多出现在商业演出和政绩宣传之中，似乎离利润和权力越来越近，离心灵越来越远。有些“春节晚会”的演唱，花团锦簇，流光溢彩，金碧辉煌，人海战术加人肉战术，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不过是一些豪华的三流杂技和激昂的配乐练声。我们的很多商业性演唱已无“乐”可言，只是刺激，只是造作，是作欢乐状或悲痛状，是假模假式的宣泄，是强加于人的闹腾，与心灵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听觉环境日益污染的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聋子和哑巴。离开了宣传和消费，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开口歌唱。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述古人的话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孟子》也有过类似的看法，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德”。什么是古人说的“淫”“过”“凶”“慢”？那些虚张声势和虚情假意的音乐垃圾就是。这正是世道人心面临危机的一种表征，不是什么好兆头。更进一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音乐离心灵更远，而在于很多人的心灵本身在枯竭、在麻木、在冷漠，已经很难分泌出音乐。走在一些大街上，我有时会注意迎面而来的一些表情。我看见很多人穿着时尚而且体态俊俏，但我们很多儿童的脸上已没有天真，很多青年的脸上已没有热情，很多妇女的脸上已没有优雅，很多男人的脸上已没有刚毅，很多老人的脸上已没有慈祥……我看到更多的是目无定珠、神色紧张、面若冰霜，甚至贼眉鼠眼、探头探脑，一脑门子官司。（众笑）你们在大街上是否也见过太多这样的表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音乐吗？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音乐？

    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哪怕是无调式，哪怕是用噪音，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先锋音乐，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一定是动人和动心的，是情感自然的奔流。现在有很多文艺家误把技术当做艺术，其实技术与艺术虽然互为依托，甚至互相渗透，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简单地说，技术是没有电的机器，没有血流的身体，有点没心没肺，只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和载体，但本身并不构成价值。而艺术是人心之术，是有生命价值的技术，隐含着特别的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隐含着人生经验和精神取向，是叩问人心和唤醒人心的声波信号或者图像信号。这才是从艺者的“大道”。艺术的这一特点，使艺术与体育、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其他很多人类活动，有了最大的差别。

    技术是可以教育的，而艺术不可以。我这里举一个文学方面的例子。常常有人问：文学写作有什么技术秘诀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我的证据是：如果有这样的秘诀，那么普天下所有作家的儿女都一定是作家。因为哪有父母不把一件好东西传给儿女的道理？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作家儿女当作家的例子虽然有，但为数极少。美国和中国的大学一度很喜欢办作家班，但这种作家班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有，同样为数极少。我们因此而不难明白，文学的技术可以传授和训练，但文学最重要的内核，即作家的生活阅历、情感经验、精神境界等等，没法通过师生相授的方式，在课堂里进入教学。学位制度、教学改革一类在这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每一个人的精神历程和精神积累都独一无二，是人生实践和长期历练的结果。在几百个或几千个课时之内，一个人的心理蕴藏怎么可能就全面复制另一个人的心理蕴藏？

    技术是可以购买的，而艺术不可以。在眼下这个商品化世界里，不管是工业或农业还是别的什么技术，只要你出得起大价钱，大概都不难买到。但正像刚才一位同学在字条上提到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没有大投资的时候，倒拍出了很优秀的影片。一旦成了世界级的明星导演，一旦有投资商们趋之若鹜争相拍钱，《英雄》和《无极》却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他们是缺钱吗？不是。是买不到人才和技术吗？不是。他们在编排、拍摄、制作、宣传等方面大把大把地烧钱，已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忘记了电影不是有情节的广告片，不是一台体育嘉年华或科技嘉年华。电影最可贵之处在于动人和动心，在于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的有效传递，在于热血生命的和盘托出——而这一切只能由创作者靠长期的历练来积聚和生长，是任何投资商都无法随意占有的无价之物。钱多，固然能买来明星阵营，能买来明星阵营的雇佣劳动，但不一定能买来艺术家们的激情和灵感，以及灵感所依托的兴奋点，还有全部生活积累中沉甸甸的某一份隐痛。在这里，作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批评者，我并没有对他们丧失信心。相反，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优秀的导演们在更多的实践之后，能打掉一些技术迷信，再一次从自己的心灵出发。

    几年前，我与几位作家到蒙古访问。因为我们带的蒙语翻译只熟悉中国的老蒙语，不大熟悉蒙古的新蒙语，加上蒙古能说英语的人也不多，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法与主人们交谈。那么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怎么打发？总不能只是傻笑、只是打手势吧？于是我们以唱歌代替交谈。几天下来，我把能想起來的歌都唱完了。有一位同行的广西作家名叫东西，特别能唱，很为中国人挣了些面子。但相比之下，我们对蒙古朋友们的歌唱天赋简直望尘莫及，也被草原上巨大无边和深不可测的音乐宝库深深震惊。一位司机、一位老师、一位官员、一位牧羊老人，他们一开口都成了天才的歌手，都成了蒙古的王洛宾。即便夜以继日地唱下去，他们也不会有曲目的重复，而且几乎每一支歌都朴素、上口、优美、奇妙、崇高，出神入化，变化多端，直击人心，汹涌着历史深处的情感浪潮。在这样的歌声里，再冷漠的心也会变得柔软。我们会为母亲感动，为骏马感动，为狼和小草感动，为泥土和蓝天感动。我们会有不知来由和毫无道理的泪水突然涌出眼眶。我知道，在那一刻有灵魂之门的打开。我们在平时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门，更不知道这样的门会在何时打开，会在什么信号密码的敲击之下打开。比较而言，蒙古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我从歌手们的表情看出，他们有一种富裕之外的幸福，是生活得充实、自而且高贵的人民。

    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今天来这里说说与音乐稍有关联的话题，只是想拜托和期待在座的诸位，今后不但要当技术家，更要当艺术家，不弃“小机”的同时更要不失“大道”，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一个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同样成为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谢谢。

    （最初发表于2006年《天涯》。）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2006年11月深圳平安保险培训中心

    生态与生命的关系

    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给了我一个荣誉奖，也感谢他们把我最近一本书《山南水北》推荐为关于“自然写作”的读本。这本书确实是与我近年来的生活有关，记录了我在某个山村的一些感受。

    几年前，我到那个村子里面盖了一个房子，阶段性地去住一住。在座的有些朋友去过那里。也欢迎其他朋友们以后去，去那里“农家乐”。那里确实是山之南水之北，林木丰茂，至少现在还丰茂。记得我刚去的时候，一位记者朋友跑到乡下找我，说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但是你这是不是同现代化背道而驰了？当时我笑了。我说，你在广州当记者，呼吸着比我这里糟糕得多的空气，喝着比我这里糟糕得多的水，为什么你那里就一定是现代化？而我享受着好空气、好泉水、好蔬菜和好瓜果，还享受着比较自在和安宁的生活，倒不是现代化？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吧。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可见有一个逻辑前提我们需要澄清：金钱与经济是不是生活的全部？广州是中国发展非常快的城市，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也都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带。它们确实正在现代化。但也有一些数据让我们触目惊心。比如在广州血液检查中，人们发现中小学生血液的含铅量大大超标。空气污染也很严重，以至很多广州的朋友都知道，早晨参加户外健身活动反而危险。这都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弊端。

    这就有了我们常常面临的选择。我也经常向农民提这个问题：你要命还是要钱？你首先得想清楚。这个提问的背景是：我们那片乡村眼下也出现了一些小造纸厂，是年产量不到三万吨、完全应该关停的那种。这种小造纸厂一出现就是十几家，污染非常厉害。刚开始我劝农民抵制这种项目，但他们不以为然，说小纸厂能提供税收，能提供就业机会。但两年过去以后，他们的鸭子和鱼死光了，凡下田的人都得皮肤病，其中很多人还得了怪病，人到中年就夭折。农民们开始恐慌，又是闹事又是上访，要求关停这些工厂。事情就是这样，不撞南墙不回头，农民们吃到苦头才有所醒悟。他们说：还是命重要。即使只算经济账，在眼下医药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进医院就是几千几万，身体健康本身就是一笔大钱啊！

    这些农民暂时想清楚了，但我们好多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经常还犯迷糊。他们常说“以人为本”，但做起事来多是“以资为本”。“资本”这个中文词很好，用来翻译capital可对应“人本”，对得还很工整，简洁顺口。“以人为本”是什么？就是要命。“以资为本”是什么？就是要钱。这是最通俗的解释。资本主义在很多时候不把人看做生命，至少不把大部分下层劳动者看做生命，而看做什么“人力资源”，什么“生产要素”。很多单位不都有“人力资源开发部”吗？这里隐含着一种看法，即人只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因素，是有价格的，是进入成本的。当然，人确实是劳动者和消费者，具有重要的经济性能。经济学家偶尔把人不太当人，不必被我们过多指责。但人命关天，金钱不关天，人的无价性质和无价地位，是不能完全用金钱来界定的。

    “以资为本”，才会把人分成购买力强和购买力弱的三六九等，并由此建立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资为本”，才会把生态环境当做一种有价或无价的资源，给予不顾社会后果的利用，只要这种利用有助于资本扩张和经济发展。其实，作为一种生命体，人首先需要空气、水以及阳光。这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是大自然平等赐给每个人的免费财富。但我们的某些理论表述和官方政策常常无视这一条，只考虑GDP。有些权贵人物甚至只考虑几个非法所得的小钱。他们往往会说，有“资本”才有“人本”，钱多才能幸福。这种观念通过大众传媒已给大家一次次洗脑。但事情真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至少在很多时候，GDP与人的幸福并没有必然相关。倒是生态环境破坏得很厉害的时候，GDP可能会相应升高。比方说空气坏了，我们就建氧吧。一建氧吧，GDP就上升了。比如说我们的水不行了，我们就喝瓶装矿泉水。一喝上这个，GDP肯定又上升了。再比如人居环境恶变以后，人们就要千方百计往外跑，去旅游区度假，于是航空业、宾馆业、餐饮业、汽车业、旅游业等等的GDP肯定更上升了。由此可见，“资本”活跃的时候，“人本”反而可能受到威胁。GDP升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可能在下降。这种高消费但低质量的生活，被当做现代化的生活，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这里还只说到人的生理状况，没说到心理层面。为什么以前中国很多寺庙都盖在环境优美的地方？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因为在那些地方，便于排解我们的心理垃圾，调适我们的心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到山清水秀的乡间去度假？因为“山能平心，水可涤妄”，穿一条牛仔裤去骑骑马，拿条鞭子去放放羊，可以帮助都市的上班族实现心理修复，让他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积累下来的怒火或焦虑，在周末得到排解，好好地喘上一口气。古人说见景生情，说山水怡情，都暗含着良好生态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经验。我曾看到一个统计资料，是西方一些科学家自己做出来的。他们说美国人的心理障碍出现比率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而这个比率在印度是百分之五，在非洲是百分之二。美国不是最有钱吗？不是GDP最高吗？不是最为都市化吗？为什么心理问题反而更多？这里面有很多原因，而都市化以后过于拥挤和紧张的生活，由钢铁水泥扭曲了正常生态的生活，可能是其中一条。

    当然，有了雄厚的资本，可以改良生态。这也是人类的有效经验之一。我们并不是一看到钱就神经紧张。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所谓改良只是转移，只是生态代价的不平等再分配，比如洋垃圾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比如富裕地区的森林保护，以贫穷地区的森林滥伐作为消耗替代。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要保护我们的生命，真正从每个细节上来落实“以人为本”，我们应该构建节约型社会，建设低消费但高质量的生活，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罗马倶乐部”提倡的“低物耗现代化”。中国人从国情和传统出发，在这方面应该大有所为。换句话说，中国实现人均GDP超过美国，充其量只是对世界的一个小贡献。如果中国能找到一种低物耗现代化之路以区别于美国，那才是对世界的一个大贡献。

    生态与文化的关系

    人不是一般的生命，是有文化的生命。文化是怎么来的？似乎是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宗教家折腾出来的。其实这一看法过于肤浅。

    往深层次看，所有文化形态后面都有某种生态的条件和诱因，广义的生态元素，包括地理、气候、物种等等，总是参与了对文化形成的制约和推动。比如说我们眼下正迎接二〇〇八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源于古代欧洲，后面就有生态原因，有游牧群体崇拜身体和争强斗勇的一些习俗特征。田径、射箭、赛马等等，练出男人的一身肌肉疙瘩，这与游牧人的战争、迁徙、娱乐等等密不可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奥林匹克这方面先天不足。因为古代中国人享受着宜农宜耕的自然条件，以农耕生活状态为主，不会像欧洲人那么好动和好斗，喜欢坐下来扎堆儿，喜欢喝茶聊天和吟诗作对。投枪、铁饼、击剑、马拉松等等，中国古人玩不了，也不会感兴趣。

    有一本书曾经说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前与臣民们一起跳舞，于是作者赞叹法国的皇帝，说多么高雅、多么亲民，比中国的皇帝好多了。当时我看到这一段就想笑，觉得这个作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跳舞是游牧文化的遗产，是欧洲人的传统。你想啊，游牧人到处漂泊，野营的夜晚特别冷，烧起一堆篝火之后，能有一些什么娱乐活动？无非就是唱歌跳舞了。我们中国西北、西南、蒙古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没有定居条件的牧民，也是能歌善舞的，没什么奇怪。这与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有多大的关系？中国皇帝有毛病，但会画画、会写字、会做诗、会著书的不少，乾隆下江南的雅事还多着呢。法国人不必为此大惊小怪，然后说中国的皇帝一定比法国的好。跳舞还得有个物质条件：皮鞋。跳芭蕾、跳探戈、跳踢踏舞，没皮鞋就没效果。中国农耕群体习惯穿草鞋和布鞋，没有游牧人那么多皮革制品，起码在行头上就不占优势。

    我在这里不是主张地理决定论和生态决定论，但考察文化如果不关注生态，肯定是一种盲目。什么土壤里长什么苗，什么生态里长什么文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好揭示文化的成因和动力。中国人使用纸张比欧洲人早了约一千多年，因为中国的农耕群体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草木造纸就有最大发生概率。有了这一步，较发达的出版，较发达的教育，较发达的儒生阶层以及科举制，随之而来也有了最大发生概率。这是一个重要的因果链，虽然不构成因果链的全部。同样，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以植物药为主的中医也就不难理解，《本草纲目》这样的中医宝典才有可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医与藏医的区别。藏族地区高寒地带，植物品种相对较少，所以藏药多用矿物和动物人药，形成了它的特色。与之相关的另一现象是，在地广人稀的雪域高原，藏民连求医问药都变得十分困难，可能几百公里之内见不到人，更别说见到医生了。人在恶劣自然环境里，只可能觉得命运不可捉摸。人的无知感、无力感、无常感会沉重压在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许就会应运而生、应运而强。汉族旅客去西藏参观，常常会觉得很多藏民顽强的宗教意识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细心体会一下他们的生态与生活，也许就不会简单化地指责他们不仅传统文化后面常有生态原因，现代文化也是如此。美国人特别擅长发明机器，科技和工业特别发达，生态就是诸多幕后角色中的一个。往远里说，欧洲人到达北美洲的时候，一是打仗，杀了不少人；二是带去传染病，病死了不少人。五千万印第安人从北美洲消失，整个大陆有点空空如也。作为生态重要一环的人口，出现了锐减。那么有活谁来干？没办法，他们就买奴隶。买了奴隶以后还不够，就得自己干。很多老一代美国总统都是自己盖房子，自己当木匠。以至现在很多美国人还是特别勤劳，节假日里都自己修整草坪。我们常说中国人勤劳，其实中国人总体上来说比不上美国人勤劳，比如富人大多不会去修整自己的草坪。这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美国的人手少，人工贵；中国的人手多，人工廉。欧美新教主张“劳动是最好的祈祷”，其生态根据也是他们人口不够多，比如欧洲进人工业革命时，总人口还不到一亿。

    接下来，发明机器当然是解决人手不够这一难题的更好办法，美国人因此发明了很多机器。连开瓶盖和削苹果都有机器，福特汽车、波音飞机等等更是顺理成章。欧洲人喜欢听歌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电影——电影就是艺术的机器化。欧洲人喜欢泡酒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麦当劳——麦当劳就是饮食业的机械化。在这一方面，好些欧洲人还有文化抵触，觉得美国佬是一些机器狂。

    麦当劳也好，好莱坞也好，是美国机器文化的一种特产，因全球化而扩展到全世界。凭借现代交通和传播的技术，这种文化横移现象在当代特别多、特别快，构成强大的潮流。因此，就当代都市文化而言，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相对来说变得比较模糊。不是吗？我们不是牧民也可以跳舞，不在西藏也可以信从活佛，不在美国也可以吃麦当劳，我们似乎有理由忘记生态这一档子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赖以生长文化的某些生态条件虽已瓦解，但现代都市文化的复制化、潮流化、泡沫化、快餐化，并不总是使人满意，正在引起各种各样的抵制和反抗。在这个时候，人们不难发现，这种多样性和原生性的减退，与全球性都市生态单一化是同一个过程，与高楼、高速路、立交桥等人工环境千篇一律密切相关。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关系，在这里也许恰恰可得到一个反向的证明。在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很多文化创造者坚持多样性和原生性，用独特来对抗复制潮流，用深度来对抗快餐泡沫。他们总是会把目光更多投向自己的土地，自己特有的生态与生活，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资源。一些被都市从自然生态中连根拔起的人，似乎正在重新伸展出寻找水土的根须。

    他们会成功吗？我们还可以观察。逐渐趋同和失重的现代都市文化，会不会是我们人类文化的终点？我们也需要继续观察。

    保护生态从心灵开始

    一九九九年《天涯》杂志在海南召开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座谈会，产生了一个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南山纪要》，后来有了英文、日文、法文等各种译本，在人文学界有一定影响。当时我们就在会上提出，环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是谁在破坏环境？谁在从这种破坏中获利？是什么样的体制和思潮在推动和支持这种破坏？

    解决环境问题确实需要技术，也需要资金。问题在于，全世界现有的资金和技术已足以解决人类喝水的问题、呼吸空气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土质恶化的问题等等，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美国那么有钱，但退出《京都协议》，为这一点还同英国盟友闹矛盾。几年前由美国国防部一个秘密研究报告泄密。这个报告说，全球温室效应继续加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大西洋暖流停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全球气候激变，雪线大步南移，英国可能成为另一个西伯利亚，荷兰可能全部沉没，如此等等。我看过地图，发现雪线将抵达中国的武汉，长江以北将一片冰天雪地。美国这个报告使很多人震惊。那一年我在青岛见到几位中科院地质科学方面的院士，据说温家宝总理曾把他们找去，问南水北调工程还搞不搞。英国布莱尔首相看来也很关切这个报告。从英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一直向美国布什总统施压，希望美国回到《京都协议》，采取行动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布什觉得美国反正不会变成西伯利亚，所以不着急。这也是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行事逻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高于一切。我在乡下时看到有些农民对林木乱砍滥伐，感到十分无奈。因为木材的行市一涨再涨，于是任何劝说和禁止都没有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卖原料，赚了小头。政府有关部门收费，赚了中头。商人倒卖牟利，赚了大头。大家组成了破坏环境的利益联盟。至于造成的恶果，谁都没去想。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局外人，包括很多对此深感痛心的人士，也可能是这一恶行的帮凶，甚至是隐秘的元凶，比他们过错责任小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这样说？我得解释一下木材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据我的了解，村里农民砍下来的木材，一部分拿去给小煤窑做坑木。这个我暂时不去说。木材的另一个用途就是送去造纸。中国眼下的纸张需求太大了。一个月饼可以有上六七层的包装，要不要纸？一份报纸可以有上百个版面，要不要纸？纸张需求就是这么强旺起来的，木材的高价位就是这样出现的，农民的砍伐狂潮就是这么拉动起来的。

    我记得台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个规定，每份报纸的版面不能超过十六版，超过了就要受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定，但他们顺应所谓历史潮流，把这个很好的禁令给废了。其实，现在每份报纸的新闻内容并不太多，大部分版面是商业广告。广告同包装一样，是一种促销的商业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利用人类愚昧和虚荣的促销手段。比如说我想吃一个月饼，但我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就只好去看广告，相信那些广告上的花言巧语。我还想把中秋节过得很体面，于是专买那些豪华包装的月饼。自己吃也好，送给别人也好，都能体现某种不凡的身价。这样，月饼还是那个月饼，我们并没有多吃一点什么。但我们的愚昧和虚荣，支撑了广告业和包装业的畸形扩张，使千吨万吨的纸浆因为一个中秋节而无谓消费，对森林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此，我强烈呼吁社会各界来推动立法，就像台湾曾经限制报纸版面一样，就像政府前不久限制月饼包装一样，在更大范围内来限制广告业与包装业，尤其要限制那些严重耗物和耗能的非必需产业，保护我们的稀缺资源。市场自由还要不要？当然还要。但市场自由只能在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限度之内。

    当然，如果大家都少一些愚昧和虚荣，少一些贪欲，这些非必需的产业就不攻自破，不限自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建设绿色的生态环境，实现一种绿色的消费，首先要有绿色的心理，尽可能克服我们人类自身的某些精神弱点。

    在这一方面，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思想资源其实是很宝贵的。佛家戒杀生，说出家人不能吃肉，客观上就有一种环保作用。因为摄取同样的热量，所需要的谷物如果是一，那么通过饲养动物所消耗的谷物大约就是十四。两者差别非常大。我们在这里不一定要提倡素食，但没有必要的大鱼大肉海吃海喝，既不利于身体健康，也无谓增加了生态压力。这是一定的。古代道家主张“见素抱朴”“顺其自然”，对大自然采取非常尊敬的态度。《礼记》里还具体规定不能伤青苗，不能伤幼畜；规定不招待客人就不杀鸡，不祭祖宗就不宰羊。《吕氏春秋》里还规定春天不能进山伐木等等。这些都是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老祖宗们还非常注意克制人的贪欲。宋代儒家说“存天理灭人欲”，被当代知识界主流理解为禁欲主义，其实是制造了一大假案。我查过宋人的原著。程颐是这样说的：什么是“天理”？“天理”就是“奉养”，指的是建宫室、谋饮食等等人的正当需求。那么什么是“人欲”？“人欲”就是“人欲之过”，是人为制造的欲望。“欲”在他们的语境里其实是指贪欲，所以他们主张大力铲除之。这与孔子在《论语》里说的“惠而不费”一脉相承。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实惠，但不要浪费，要尊重人的正当需求，但限制人的过分贪欲。

    这种对“惠”与“费”的区分，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相当于西方人对needs与wants的区分，即对需求与欲求的区分。但西方人很晚才关注这种区别，比如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来加以强调。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们错了吗？不，没有错，而且对得特别光荣，因为他们很早就区分了needs与wants，很早就提出了健康的生活态度。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主流知识界很急切，一心追求强国富民的大跃进，所以戴上有色眼镜，把本土文化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妖魔化，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他们以为这样做才能“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大家才能幸福。其实，前人不是傻子，也在追求幸福，并没有愚蠢地否定“人本”。之所以反对贪欲，其宗旨正是朴素的人本主义。他们指出“欲以害生”，就是指出贪欲将危害生命和生存。这有什么不对呢？看看我们的周围，过分的饮食，过分的男女，不正在损害很多人的健康吗？把环境破坏完了，把资源消耗光了，人类还能活到其他星球上去？

    只有共同的幸福，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生态的保护和建设才有希望。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最初发表于2007年《天涯》《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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