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润庠（1841-1915），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字凤石，同治状元。历官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山东省学政、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尚书、东阁大学士、弼德院院长。辛亥革命后，留毓庆宫，为宣统帝师傅，授太保衔。光绪二十年，他出任山东学政，主持山东乡试主考官一职，所以国子监祭酒一职由王懿荣掌任。
国子监，官署名。《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西周时期，为了加强军事统治，要求贵族子弟都成为善射的武士，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练兵习武，其次才是学文习礼。汉代由中央主办学校称太学。晋武帝时，设立国子学，或称国学，与太学同隶太常。北齐时国子学脱离太常，独立成署，称国子寺。主官为祭酒，专门管理学校教育工作，即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隋炀帝时改称国子监，作为全国管理学校的最高行政机构，自唐至清，其制均同。唐代国子监置祭酒一人，司业二人，以官兼师。其下除主簿、录事为事务官外，掌教者称为博士及助教。领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七学。国子、太学、四门学以所教诸生的家世为等级，国子生为三品以上官的子孙，太学生为五品以上官的子孙，四门为七品以上官的子孙。律学、书学、算学等专门学校，招收八品以下子孙及庶人之通其学者，地位较国子等三学为低。广文馆专领以进士为专业的国子学生，其等级和四门学、律学等相似。五代沿袭唐制亦置国子监。宋代国子监除掌训导学生，推荐学生应举外，并掌藏书及刻印书籍等事，元丰改制前置判监事二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任，其下置直讲八人，丞一人，主簿一人，监生无定员。元丰改制，始置祭酒、司业、丞、主簿各一人，太学博士十人，学正、学录各五人，武学博士二人，律学博士、学正各一人；又有学谕、直学、斋学、斋谕、学长、集正等。监内分设三案，即：厨库案、学案、知杂案，分管各学钱粮、文武学生升补、考选等事。所辖有国子、太学、武学、律学与小学。北宋于陪都西京（安）、南京、北京亦设国子监，设分司官，由执政、侍从等官担任。南宋初，诏国子监并归礼部。不久，诏命复收生徒，置博士。辽太祖于上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金国子监置祭酒、司业各一人，丞三人，一人兼提控女真学。辖国子学、太学。元代国子监置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隶属于集贤院。所辖仅有国子学。明代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所属有绳愆厅监丞一人，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学正十人，学录七人，典簿厅典薄一人，典籍厅典籍一人，掌馔厅掌馔二人。迁都北京后，南京仍设国子监、设同北京国子监，惟员额较少。因南北两京都设国子学，故有南监、北监之称。国子学生多由各州县学选拔入肄业，也有由捐纳而得的。清代国子监设官大体仍如明制，惟员额减少。祭酒，满、汉各一人；司业，满蒙汉各一人；监丞及博士均满汉各一人。而六堂都以汉人充任助教。另外特简大臣总理监事，并置学正、学录。清代捐官之制，非生员出身的纳资者，必先捐得监生，并不真正在监肄业，于是国子监便成为有名无实的机构。惟祭酒、司业仍须翰林官充任，而州、府、县学官中的优异者，可以充任国子监学正、学录之衔以为荣典。为此，国子监是掌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称国子监衙门；又是直接举办大学的教育机构，称太学；以国立中央大学行使教育部的职能。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学部（教育部），国子监遂废。
清代国子监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大街（即成贤街），创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明初曾为北平府学，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始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清沿明制，增建辟雍，创建国学，使北京国子监规制度更加完善。它是元、明、清三代培养全国各民族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
国子监是由一个前、中、后三个院落组成的长方形四合院，占地约28000平方米。进入集贤门（门三，按旧制，中门只在皇帝临雍等重要活动才开），便是前院。东有门通孔庙，西有门通射圃。院内建有为圜河供水系统配套的东西井亭。穿过前院，进入太学门，便是国子监的主要建筑群。中轴线上有黄色琉璃牌楼、圜河、辟雍、灵台、彝伦堂；左右有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绳愆、博士、典簿、典籍等厅，东西御碑亭，钟鼓亭等。后院有敬一亭，东西厢。
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造辟雍殿。辟，君也。上覆黄色琉璃瓦，表明它是皇家最高等级。因为辟雍离不了水，根据西周青铜器金文记载，辟雍是水上习射的地方。《礼记·王制》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叛宫。”
圜河及供水系统，“建辟雍以象天运，敷教化于流水之源。”
琉璃牌楼。是太学门内的琉璃牌楼。南面为“圜桥教泽”，北面为“学海节观”，皆乾隆帝手书。西御碑亭刊刻《三老五更说》，“学海节观”是指汉明帝刘庄于永平二年，率群臣恭养三老于辟雍，饷射礼毕，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之人圜桥门观听。节观，含有限制参观之意。学海无涯，读书治学的人，都面临一个书林学海如何涉足的问题。
“圜桥教泽”。泽，恩泽，德泽，泽及万世。《清朝文献通考》作了这样概述：“士习者，民风之本也。……列圣之教译，有以深入人心，而庠序之教化，有以表率乎民俗也。”
彝伦堂。元代为崇文阁，原系皇帝诣学御讲之所，中门及中座为皇帝专用，平时国子监生员不得在中门设座及中门出入。御书楼未建前，为珍藏图书典籍之所。明永乐年间改建，更名彝伦堂，作为祭祀、集会、宴请和讲学之场所。
祭酒，明代品级为三品或从四品官员担任。清初祭酒由亲王担任：随后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任命。祭酒本为首席之意，非官名，古代宴飨时推年高德望之人先举以祭，故有此称。历代相传。祭酒以下有司业，为祭酒之副职，辅佐祭酒，品级为五六品。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监丞是主管生员违犯监规，予以纠举惩治的官员，品级为六至八品。博士就是教授生员的教师。整个国子监就是以官兼师，以师治校的教育官署。国子监生源是专门培养贡生的地方。贡生是地方考选在学生员，贡于王廷之意，经廷试，升入国子监后称监生。监生在府州县学受初级教育，选拔到国子监受高等教育，称贡监生。贡监生又分拔、优、岁、恩、副五贡。府、州、县学为同级，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学生是经童试考取秀才，称生员。
监生毕业后，首先到中央各衙门实习，称为历事，每三个月考核一次，一年期满，然后由朝廷分配工作。那些重视功名的人，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历代以来，国子监生取得举人、进士的人很多。《清会典》规定：“文官进士、举人；国子监毕业的监生都是正途。” 监生毕业考试为廷试，廷试每百名，取正印8名，授予知州、知县等正印官，一般的分配到中央各衙门，以七品、八品小京官录用。国子监还培养在华留学生。来自那些附属国和邻国的学生亦称贡生，又称夷生。由于交通梗阻，对学习期满等待回国的留学生，未回国前，一切银米衣物，照旧由国子监支领。
国子监自雍正三年（1725），开始设置管理监务大臣。每天早晨，祭酒、司业升坐彝伦堂，属官自监丞以下按次序站立。诸生见过礼后，质问经吏，拱立听讲。
监生们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外，尚有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每日练习书法200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每班选一人充斋长，督促诸生的功课和管理日常生活。衣冠、步履、饮食都要遵守规则。
王懿荣初任国子监祭酒，正逢祭孔大典之期，他于七月开始筹备，于八月二日在国子监进行祭孔前演礼。初三日，光绪皇帝驾临国子监，王懿荣陪同，并主持了国子监行祭孔的释奠典礼。一切在王懿荣周密安排下，成功进行。光绪皇帝龙颜大悦，赐御笔“福寿”、“松寿”字各一幅。
王懿荣任祭酒时正逢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刚刚任职半年的他，请缨奉旨回家乡登州办理团练事宜。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结束。王懿荣请假两个月，滞留故乡处理停办团练的善后诸事。这年五月，又奉上谕：王懿荣补授国子监祭酒。钦此。六月假期已满，十六日由烟台起程北上。二十日回京覆命，具疏谢恩。时为二任国子监祭酒。
王懿荣在第一次任国子监祭酒时，在《谢署理国子监祭酒疏》中曾说道：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本月十日内阁奉上谕：“陆润庠现出试差，国子监祭酒著王懿荣署理。钦此。”
窃臣叨依禁中，备员讲幄，念涓埃之末答，恒寤寝以难安。兹复渥承简命，权领成均。谢坛济受代之日，荀卿子游学之年，聪明威重，汉太初已慎其官；学识德望，唐元和尤钦其选。臣顾何人，膺斯宠遇！惟此生成之独厚，诚非梦想之所敢期，祗有益加砥砺，倍矢靖共。居其位而思职，断不存五日京兆之心。戒其属以率其徒，庶稍裨礼乐百年之治。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
从这个奏疏上看，王懿荣虽然身任国子监祭酒，但仍在大内南书房入值，陪伴光绪帝左右。国子监祭酒一职实属兼任。当然王懿荣也十分谦虚，说自己的资历、德望还不够足以担任此职。由此可见，国子监祭酒一职虽是清水衙门，但实是非一般官员所能担任的。在清代担任国子监祭酒一职，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清初一般由大学士、尚书担任，清中期，一般由状元出身的翰林担任，还有一条就是国子监祭酒不得连任。所以国子监一职更换频繁。王懿荣能连续三次担任，实属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已是打破多项之惯例。
王懿荣第二次担任国子监祭酒也是半年的时间。就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他的母亲谢太夫人病逝于家乡福山县城里新宅（俗称二宅子）。王懿荣在京接到讣告，星夜匍匐奔丧。他同时还驰电告知次子王崇烈曰：“吾父母，吾不能奉养矣，此后，之致身君国者，赴汤蹈火亦不敢辞！” 王懿荣忠君报国之思想与念头，早已在此时流露于纸背了。
按清代官吏制度，父母病逝为丁忧守制。在职官员需返里为父母守孝三年。实际是二年七个月，制满后称服阙，到家乡省抚报到，然后上奏朝廷，由吏部重新安排官职。然而，守制之官场人情却是千姿百态。如，乾隆皇帝到热河避暑，宠臣傅恒奉命伴驾。忽然丧报传来，傅恒的大哥去世，傅恒赶紧奔丧。在此期间其兄家正按例搭好灵棚，供人凭吊，讣告也送给相关亲朋好友，但来者寥寥。第三天，傳恒风尘仆仆地赶到。街上一下子热闹起来，各部院大臣纷纷白衣素马，一路哭号着跑来吊唁，且都备了重礼，有的跟傅恒的哥哥根本没见过面。傅恒走到哪里，一帮人跟到哪里。
这个片段常被当作世态炎凉的样本。所谓冷暖自取，大家不能按照常人社会要求官场人情。
话说一群候补知县打麻将。才打完一圈，仆人来报说巡抚大人的姨太太得了重病。大家争先恐后寻找衣帽，备马抬轿急欲先赶到巡抚官邸。仆人又来报得病的是巡抚老娘，大家相顾而笑：“巡抚大人需回家丁忧，再也管不着咱们了，明天吊唁不迟。”一会仆人又来报死去的是巡抚本人，众人立马齐刷刷地脱了官服，重新入局，连声说道，差点耽误了大好时光，赶紧摆上，打个通宵！
谢太夫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癸末二月二十六，卒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初六日。享年74岁。谢太夫人一生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虽出身名门望族，却没有丝毫骄横之气。当年在京曹的寒素生活，她全力支持丈夫编书做学问，从没有半点埋怨。后来丈夫做到了四川按察使，儿子也官至国子监祭酒。她还是那么平和待人，没有一丁点骄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看到战火在胶东半岛燃起，把她接到了南京，问寒问暖，虽说女儿已经故去了多年，而张之洞还是待她如亲生父母一般，可见谢太夫人的为人兰薰桂馥。甲午战争结束后，王懿荣为了遣散团练兵勇，为了不花费朝廷饷银，叫儿子如数上缴国库。谢太夫人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替儿子王懿荣上缴遣费，真是应了那句古语，有其母，必有其子。谢太夫人的这种高风亮节。瑰意琦行的大家风范至今也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王懿荣在家乡料理了母亲后事，他按当时官员惯例，在家乡守制。在这期间，他除了应酬一些地方官员、社会名流，为他们写点字、视察地方文庙、书院等教育设施，还在登州书院讲讲学。他还应福山县令孙光普的邀请，主持修撰《福山县志》。由于《福山县志》自乾隆以来没有续修，所需资料，要拿出时间深入采访。王懿荣只完成了县志的体例纲目和金石稿的修撰，就返京任职去了。
在家乡期间，王懿荣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文物。《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公性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钧稽年代，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爬罗剔抉，每多创见，至于购求古物，固未尝一日有钜资处，极困之时则典衣以求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至是以居丧奇窘，抵押市肄至百余种，然不愿脱手鬻去也。”
有关搜求文物，王懿荣曾给族兄王守训一诗写道：
全家蜀府逾三载，
独历京曹自五秋。
每使人看作冯妇，
不堪妻病是黔娄。
典衣还惹群书债，
折券时蒙小贾羞。
如此壮年如此过，
争令二老见穷愁。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二十二日（3月14日）会典馆总裁麟书，以恭备会典全书过半，王懿荣为编纂会典出力甚多，奏请光绪帝嘉奖王懿荣。光绪帝降旨，王懿荣赏加二品顶戴。王懿荣在家乡具疏谢恩。
四月，王懿荣守制期满，按例回京。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王懿荣向光绪皇帝请圣安并蒙召见，光绪帝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任命他仍在南书房行走。他第二天具折谢恩。二十三日便到任内廷。《王文敏公年谱》记载：
“公自直内廷，仰荷思纶，独深倚任，鉴别书画，特命恭写御屏风，恭代御笔日极其多。”……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九日（7月9日），王懿荣再次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此时王懿荣三任国子监祭酒之职。
《王文敏公年谱》记载：
“奉上谕王懿荣补授国子监祭酒。钦此。”三十日，具疏谢恩。公之昕夕之直也，风雨无间，至是三为祭酒。启迪两学诸生。虽退值余间，犹复秉烛批判在公，固为称职而诸生讲解益得切蹉也。”
这一年是王懿荣难忘的一年，有许多大事发生。一是六月他奏上《请重申旧章封禁天下古墓疏》；一是他得病吃药中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并断代为商代王室档案文字……
他在京听说，奉天省（今辽宁）属怀仁县境内有晋义熙年间高句丽好太王墓，近年来遭雨水的冲击，石穴暴露，四壁皆见有古丹青画像。云南曲靖府属南宁县境内有晋建宁太守爨宝子墓。陆凉县境内有宋宁州刺史爨龙颜墓，碑石犹存，丘陇渐湮没，还有陕西省所属州县古墓最多，一遭塌陷，村民纷纷争取墓中古物去换钱，已成为习惯。更有奸民贪利，挖墓盗取彝器及其它各种文物，居为奇货，名之曰：“窑”，尤属可恨。回想去年，他为母丧守制，在返京的途中，经过青州府的益都、临淄两县时，看到世传的齐桓公、景公及齐四王的古墓的大丘，有农民在其上耕种。在到达济南时，又有山东巡抚对他讲，自从黄河改道后，经常发生水灾，许多古墓，适当其冲，渐次冲陷。于是他奏上《请重申旧章封禁天下古墓疏》，他讲道：
奏为请旨严饬各省，重申旧章，封禁天下古墓，以广皇仁事：
窃臣伏读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恭载雍正七年谕：“自古帝王皆有功德于民，虽世代久远，而敬礼崇奉之心不当驰懈。其陵寝所在，乃神所凭依，尤当加意防卫。至于往圣先贤，名臣忠烈，芳型永作楷模，正气长留天壤，其祠宇茔墓，亦当恭敬守护，以申抑止之忱。著各省督抚转饬各属，将境内所有古昔陵寝祠墓，勤加巡视防护稽查，务令严肃洁净，以展诚恪。若有应行修葺之处，著动用本省存公银，委官办理。朕见历代帝王皆有保护古昔陵寝之饬谕，而究无奉行之实。朕雍正元年恩诏内即以修饬历代帝王陵寝通行申饬，亦恐有司相沿积习，视为泛常。嗣后著于每年年底，令该地方官将防无误之处，结报督抚，造册转报工部，汇齐奏闻。傥所报不实，一经发觉，定将该督抚及地方官员分别议处。”圣训一道。又乾隆十一年谕：“前代帝王陵寝及圣贤忠烈坟墓，向来均令修葺保护。陕西为自古建都之地，陵墓最多。有不载在《会典》内者，既无围墙，又无陵户。著交该督抚查明，酌筑围墙，以禁作践，以资保护。”圣训一道。《会典》又于防护祠墓事例下，载有“凡古昔圣贤名臣忠烈坟墓，每岁由该地方官将防护无误之处，结报督抚，造册报部汇题”专案一条。臣又尝读《大清律例》于《礼律》下载历代帝王陵寝专条，凡历代帝王陵寝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坟墓，不许于其上樵耕种及牧放牛羊等畜；又《刑律》下载发冢专条，旧纂新增，比例甚严。仰见我朝深仁厚泽，普洽寰区，锡类推恩，无微不至。
今各直省通志、各府厅州县新旧志中，凡著名古墓有不尽载防护之列者，而无名古墓随在尤多。去年六月，臣以服满诣省取咨，路过青州益都、临淄两县地方，亲见世传齐桓公、景公及齐四王墓者，大逾一丘，犁耕其上，为亩无多，垦作熟田，畦井然，为之惨目。比及省会，见山东巡抚张曜，为臣言及自黄河改徙，迁流无定，往往古墓适当其冲，或冲陷已见，或未即冲陷。必使沿河委员加意防护，培以胶土，令其不致遽就湮毁。查工时留心阅看，以考其心地慈良与否。臣想江南、河南沿河各省，此种情形自必随处多有。以臣所闻，奉天省属怀仁县境内有晋义熙高句丽好太王墓，近年雨水冲击，石穴暴露，四壁皆见古丹青画像；云南曲靖府属南宁县境内有晋建宁太守爨宝子墓，陆凉县境内有宋宁州州刺史爨龙颜墓，碑石犹存，丘陇渐湮。如此之类，诚恐日久倾圮，残毁狼藉，至不可问。抑臣又闻之，陕西省所属州县古墓最多，一遭塌陷，村民纷纷畚争取墓中古物，持以售钱，久之习惯。奸民嗜利，便复穴取彝器志石之属，以为奇货，名之曰：“窑”，行同发冢，尤属可恨。
惟臣见闻浅狭，耳目所及已复如此，此外更可类推。相应请旨饬下各直省督抚恪遵《会典》所载列圣谕旨，重申旧章，各于所属地方勤加巡视。其有古昔陵寝坟墓在《会典》著录之内，旧有围墙应加修筑者，照章修筑；其有著名古墓详见方志，不在《会典》著录之内应行防护者，认真防护；其有无名古墓，岁久平漫，或遭水冲塌及忽然倾陷应行修造者，立即修造，树以石碣，志以“古墓”二字，报明存案，用《皇览冢墓志》之例载入县志；其有古昔陵寝，基址高大，四周陂陀犁为闲田者，应即查明，饬令退出，案照律例，永远封禁，并绝樵；其有偷挖古墓穴取器物，以致倾塌残毁者，一经查获，即照《律例·发》条下，增定新例，严行治罪。以上各节均请查照向章，稽察防护，于各该境内所有古昔陵墓，旧护若干、新修若干数目之处，于年终报督抚，造册转报礼部，汇题奏闻；至岁修章程及委员巡查防护无虞之处，于年终结报督抚，造册转报工部，汇题奏闻。两部各以年终片会互相查核，以验其有无疏漏间断，立稿存案。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一遵列圣谕旨所示，不得相沿积习，视为泛常。傥所报不实，一经发觉，定将该督抚及地方官分别议处，庶不至如前代帝王有保护古昔陵寝之饬谕，而究无奉行之实。《淮南·新序》所载，文王泽及枯骨，而九夷至于归心，古籍相传，语非荒诞，仁政之流，不遗一物。臣不辞琐屑，缕进言，伏乞皇上圣鉴。
王懿荣在奏疏中列举了《会典》中的“防护祠墓事例”及《大清律例》中“礼律”历代帝王陵寝专条规定：凡历代帝王陵寝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坟墓，不许樵采耕种及放牧牛羊等牲畜。“刑律”中对发冢者的处罚，又有新的条文，而且越多越重。这些圣谕与章程都需要严格执行。
第二，其有古墓陵寝、坟墓在《会典》中著录之内，旧有围墙应加修筑者，照章防护。
第三，其有名古墓，详见方志，不在《会典》著录之内，有行防护者，认真防护。
第四，其有无名古墓，岁久平漫，或遭水冲塌及忽然倾陷，应行修造者，立即修造。树以石碣“古墓”二字，报明存案。用《皇览冢墓志》之例，载入县志。黄河沿河委员，对古墓要加意防护，培以胶土，使其不致湮毁。
第五，其有古昔陵寝，基址高大，四周倾斜犁为农田者，应即查明，饬令退出，按照律例永远封禁，并绝樵采。
第六，其有偷挖古墓，窃取器物，以致古墓倾塌残毁者，一经查获，即照律例发冢条下增定新例，严行治罪。
以上各节，均请查照以往的章程，稽查防护。于各该境内所有古墓陵墓，旧所防护若干、新所修葺若干数目之处，于年结报督抚造册，转报礼部，汇题上奏。至于岁修章程及委员巡查防护无虞之处，于年终结报督抚造册，转报工部汇题奏闻。两部各以年终片会互相查核，以验其有无疏漏间断，立稿存案。
王懿荣一生就其学问的大旨来说，最长的应该还是金石文字。他自年轻时起，就热衷于古墓文物的收集和鉴藏。不论是故里胶东，也不论是去父亲的住所四川，还是日后为官任职外出，其足迹所至，无不以采访搜罗文物古器为第一爱好。从书画墨迹、古籍版本，到青铜古玉、砖瓦石刻，他无所不收，有时为得一古器珍品，不辞多方奔波，不惜重金购买收藏。为此，他花费了大量钱财。有时薪俸不敷用度，竟至典卖妻子家人的首饰物品。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描述自己的窘况：“……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如此壮年如此度，争令二老见穷愁。”由此可见，王懿荣对金石收藏的爱好，达到了何等沉醉痴迷的状态。《清史稿·王懿荣传》谓其“嗜金石”，可谓一语道破其人生追求。像王懿荣这样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人物，出于对历史、文物的热爱，才能说出保护祖国文物的奏章，这个奏疏实是一部我国最早的“国家文物保护法”。也是王懿荣精通历史、文物古器，一生大量收集文物，保护祖国文物的又一见证。
七月十一日（8月16日），王懿荣的弟弟王懿棨因误服补药而一病不起，卒于福山城里（二宅子）新宅子。享年49岁。
甲午战争爆发后，王懿棨正在陕西长安。因女儿嫁与陕西巡抚鹿传霖第三子鹿涟理为妻。王懿棨前去送女儿完婚。
鹿传霖（1836-1910）直隶（今河北）定兴人。字滋轩，又字芝轩，生于道光十六年。鹿传霖其妻张氏即张之洞姐姐，其祖父鹿荃，两淮盐运使，其父鹿丕宗官至贵州都匀府知府。
同治元年（1862），鹿传霖考取进士，授予庶吉士，次年散馆，授广西兴安知县。后历任桂林知府、福建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四川总督。在四川整顿吏治、创建文学馆和算学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广东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兼任督办政务大臣。著有《筹瞻疏稿》等。
王懿棨在陕西送女儿完婚后，听到中日甲午战争战火已蔓延到胶东半岛时，他立即取道返京。抵京后，得知母亲谢夫人已被张之洞接到南京避乱。王懿棨又即刻携侄子王崇燕及侄媳张允淑与王懿荣的长孙王福坤，专程赶往南京。战争结束后，他又护送母亲回到福山家乡。
同年秋，王懿棨又到北京候选，赴吏部投文，适值戊戌变法，京都拟成立农工商总局，光绪帝旨派端方、吴懋鼎为督办。端方与王懿荣因同嗜金石文物收藏相交甚厚。为此，推荐王懿棨任农工商总局提调，入局办事。与此同时，关内铁路督办胡燏荣也准备推荐王懿棨到铁路局任助理。上述两件事正在办理中，无奈戊戌变法失败，结果农工商总局和铁路局等事宜均停办。王懿棨独自孑立回到家乡。王懿棨未获得新的官职。回到家乡一直侍奉老母。第二年夏，因服药不当而病逝。
王懿荣自翰林院编修至侍读、侍讲、三任国子监祭酒以来，他忠于职守，为朝廷大计、国计民生、弘扬文教多次上疏，来陈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治世方略主要有以下方面：
王懿荣在三任祭酒期间所上奏疏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政治类；第二类为文教类；第三类为谢恩类。就拿最早的《京员津贴银两更定名目疏》来说，是当时关系廉政的大事。因为当时朝廷腐败，各省督抚通筹外销闲款为京官津贴，而且不择名目，或不作正本开销，有滥筹、滥发之嫌。在王懿荣看来，这是一种政治贿赂。王懿荣为了维护士风，端正政体，“正名之义，自昔所重”，他指出：要严格控制，“取与之际，始节必严”。
王懿荣知道，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上，他肯定会遭到大部分人的怨恨、反驳、攻击，甚至讥讽，所以才有人给他起了个不雅的名字：“东怪”。但他步入政坛以来，一直是清廉自律，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不愿拿这笔津贴，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是一般官员而做不到的。王懿荣同年所上的另一道奏疏是关于文教方面的。即《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
这道奏疏是王懿荣自担任翰林院编修以来，对朝廷的文教事业的建设特别重视的例证之一。他在奏疏中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以弘扬文教救国的方略。
王懿荣不愧是博通经史的学者，他在奏疏中不仅将《尚书》的来历说得清清楚楚，其议论也是公允深刻的。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王懿荣所说：“载尧以来，二帝三王之政，灿然大备”，是指传说时代的唐尧、虞舜二帝及夏、商、周三代这一段时间部分史迹的记载和政府重要文件的汇编。它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然而，由于时代的久远，《尚书》一书成为聚讼最多的一部古籍。有关此书的各种问题争议甚多。比如此书的定本成于何时？由谁把它编定？每篇的作者是谁？写于何时？还有版本的不同，内容的真伪等等，后代的学者都众说纷纭。
经过自宋朝直到清朝的学者们的努力，《尚书》的版本和内容的真伪已经搞清楚了。正像王懿荣在奏疏中所讲：“顾自遭罹秦燔，重厄斯文。”自秦始皇焚书之后，包括《尚书》在内的许多典籍亡佚殆尽。“汉既奋兴，旁求典籍，得自济南伏胜者，名曰‘今文’；出自孔子宅壁，鲁孔安国所定者，名曰‘古文’。这样就出现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所谓“今文”，是用当时的隶书写的，所谓“古文”，是用先秦的篆书写的，但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抛开多出的十六篇文字不说，其它内容“今文”本与“古文”本基本相同，只是“今文”本有脱简、漏字的情况。与《尚书》情况相似，其它各经也有今、古文本的区别。由此而引出的研究经学的不同学派，即“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派的治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自成门户，各不尽同，即所谓“字形递变，师说各异。乖疑难正，在所难免”。东汉熹平年间，由蔡邕主持刻成的《汉石经》（又称《熹平石经》、《一体石经》），是采用今文经学派的本子，用隶书刻成。三国魏正始年间，是又用先秦古文、小篆、隶书刻成的《魏石经》（又称《正始终石经》、《三体石经》），则是采用古文经学派的本子。
可惜的是，经过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特别是西晋的永嘉之乱，文化典籍所遭到的破坏极为严重。《尚书》也不例外，不仅书失传，就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所留下的残碑拓片，为数也不多。
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出一部自称是孔安国作传、作序的《古文尚书》，共有五十篇。此书从南北朝开始流行。有北朝学者刘炫、刘焯等人为它作疏，南朝陈的学者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它作《音义》，使其大为流传。唐朝孔颖达又采用这个本子撰写《尚书义疏》，成为参加科举考试中“明经科”必需遵照的标准本。
岂知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乃是伪作。自宋朝的学者吴棫、朱熹等人提出疑问之后，元、明的学者都有论著证明其伪。直到清朝也有辨伪的论著，其中著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说明其伪，铁证如山，至此最后定案。不过伪《古文尚书》也非全书皆伪。经学者对证考订，其中三十三篇是将原伏胜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增而成，其余多出的二十五篇全是伪作，其《孔传》、《孔序》也是伪作。所以王懿荣在讲完《尚书》这一不平常的经历之后，并没有提出要把今本《尚书》亦即伪《古文尚书》，剔出不用，而是认为“犹如披沙拣金，往往得宝。历代沿承，隶于经典，流传有年，自弗可废”，也确有见地。
鉴于今本《尚书》中有伪，王懿荣建议将当代学者孙星衍所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名之为古本《尚书》附于《十三经注疏》中与今本并列。他认为：“不存其真，曷用其极。以之比较《旧唐书》、《旧五代史》得邀天鉴并列学宫者，所关尤大。”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不过是不同学者所写成的同一时代的历史，差异自然是有的，然而今本《尚书》与古本《尚书》却有真伪的问题。况且，在封建社会里，《尚书》与其他儒家经典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学是指导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思想基础，对于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假如文字是伪造，又如何能用？所以关系更为重大。故而王懿荣的建议也就十分重要。是一个百年大计，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情。
孙星衍，字渊如。江苏省湖阳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取一甲第二名榜眼。官翰林院编修、刑部郎中、山东督粮道等职。他一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是继阎若璩之后，研究《尚书》十分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搜辑了汉朝今古文各家古注所仅存者，又遍采前人传记之涉书义者，如《史记》中曾采用过《尚书》里的很多资料，孙星衍就经过与之仔细的对勘校订。又兼采近代王鸣盛及段玉裁等人的成果，所以他的注疏很详尽，是阅读《尚书》非常好的参考书。王懿荣对它的推荐是至为妥当的、郑重的。
《<；四库全书>；恳请恩特饬续修疏》，是光绪十五年（1889）的重要奏疏之一。是王懿荣在这一年六月十六日（1889年7月13日），一天内连上三个奏疏中的文教方面的奏疏。
王懿荣要求续修《四库全书》，是为了保存祖国古籍，发扬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举措。
《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经十年始成。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其内容十分广泛。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
《四库全书》以著名的文人纪昀（晓岚）为总裁，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参加编纂的有360余名知识分子，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纪昀、于敏中、金简、任大椿、戴震、朱筠、姚鼐、王念孙等。《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是，乾隆帝在为了宣扬有利于清王朝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同时，对于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著作，多实施抽毁或篡改，以至排斥不录，并加以禁毁。全书共缮写了七部，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其中文汇、文宗都毁于战火；文渊被美法联军焚毁；文澜所藏亦多散失，经补抄得全。
王懿荣认为《四库全书》自乾隆编纂以来，又过了100余年了，各种体裁的书籍层出不穷，是到了可以重新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了。还有一个方面，王懿荣所担心的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外来的西方文化也侵入到中国来了。他认为近30年来学术变化很大，新学异说，纷然竞起，扰乱了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或视中国传统学问为迂腐，或视中华文化为丑陋，若不及早加以整顿，统一思想，“其为流弊，岂可胜言。”这道奏疏也同时反映了王懿荣对“西风东渐”的态度。从这道奏疏不难看出，王懿荣是反对西方文化渗透的。至少他的态度和张之洞《劝学篇》基本相似，但有所不同。他的这道奏疏是保护祖国传统文化一支强心剂，是完全有必要的。只可惜，当时大清帝国已经走向末途，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和财力来经办这么一件文化大事了。
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十六日，王懿荣又奏了《胪陈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请列学宫疏》，王懿荣的这一奏疏，与前面奏请将古本《尚书》附于《十三经注疏》是同样的意见。只是前面的奏请是有关《尚书》一书，而这次的奏请是有关整个十三经的疏义之作。
经书中的《礼》有“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唐朝时，将《诗》、《书》、《易》及“三礼”、“三传”合到一起，称之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合称“十二经”，到了宋代又加入了《孟子》，于是就形成了“十三经”。由于经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历代学者不少人给经文作注，又给注文作疏，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各种解释经书的注疏，汗牛充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三山黄唐合刊的群经注疏，这就是通常讲的《十三经注疏》。
清代考据学盛行，而经书的研究占有首要地位。这也是自康、雍、乾大兴文字狱，广大士子为了躲避文字祸，而专热此门的结果。广大学者们绝大多数是以治经为主，兼治史学，或先治经，而后治史及其它。出现了不少的名家或名著。其特点是，他们肯下功夫，殚精竭虑，长期钻研，荟萃诸说，博采众长。他们从校勘、辨伪入手，“索隐钩沉，精穷奥业，存真截伪，澡雪前修”。做到言必有据，事必有本，有疑则阙，不穿凿附会，不妄加臆测，他们的义疏详尽精微，远远超过以往的旧作，使“大义乘而复昌，微言语绝而重续。”对我国古籍整理和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王懿荣在疏中所胪陈本朝的这些学者及所撰经书的注疏（正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人的著作，不仅收入了阮元于道光年间所汇刻的《皇清经解》及光绪间王先谦补刻的《皇清经解续编》，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也曾选择了清朝学者的经书注疏，编成群经新疏的书目，其中就有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的《毛诗传疏》、胡培翠的《仪礼正义》、刘文淇的《左传正义》、陈立的《公羊义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焦循的《孟子正义》等。这些都是足以说明王懿荣在奏疏所推荐的诸人诸作，都极为精当，具有代表性，为当时经学之精华。同时也反映出王懿荣对当时学术界如此熟知和掌握。
当时也有人对王懿荣的建议不以为然。户科给事中洪良品就因王懿荣上疏而上疏弹劾王懿荣“专己守残”，认为续修《四库全书》尚属可行，而儒臣经义请列学宫毋庸置议。
王懿荣在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十六日又上了一道奏疏，是《训饬衍圣公向学并饬整理衍圣公府地产疏》。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四日，又上了内容相同的《重疏前请整理孔子祀田并清查地产疏》，并附片奏请修复曲阜民山、洙泗两书院及请饬各省督抚，无论新旧刻本图书解交山东巡抚转行曲阜收藏疏。这两道奏疏的目的，皆是为了维护孔子及衍圣公府的尊严，以加强清政府的思想统治。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诹邑（今曲阜东南人）。先祖是殷末商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启奉商祀，封于宋。六世祖孔父嘉。始以孔为姓。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定居于鲁国诹邑。父叔另行部署纥为鲁武士，以勇士闻于诸侯，晚年与颜氏女征在结婚而生孔子。孔子3岁丧父，受教于贤母征在，“为儿嬉戏，常陈佾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15岁立志于学。及长，曾当过“秉田”（管中羊小吏）、“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吏）。51岁，为鲁中都宰（中都县长）。由于政治有为，“一年，四方皆则之。后由中部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68岁，乃集中精力于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至终了。孔子一生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孝第（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将亲情之爱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要相爱。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名声扶摇直上，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死后，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纂辑《论语》等，保存了孔子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自西汉以来，历代帝王不断加封于孔子，相继被追封为褒成宣尼公、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等。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至鲁，以太牢之礼仪祭祀孔子，为帝王亲临祭孔子之始。后历代帝王效仿之。
孔府又称衍圣公府，为孔子世代嫡系长孙居住之府第。位于曲阜城里，孔庙东邻。北宋至和二年（1055）宋仁宗赐予孔子46代孙孔宗愿的封号为衍圣公；徽宗时又封世袭衍圣公。这一封号孔子子孙相继，整整承袭了30余代。
然而圣人府中的圣人后代，并非人人都恪守圣道、能够为人师表的。传至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幼而多病，中年短折，外戚任事，家用不康，折毁墙屋，遭罹火灾，书籍图录，散亡殆尽。加以恩赐田产，百户把持，任意出纳，甸蔽日深，渐多失迷。尼山、洙泗两书院，久已废驰，门庭荒芜，家计零落。”甚至于其“田产租粮经管侵吞，朦混多弊，积重难返，非官为清理，不足以定出入，供资盛。”所以，王懿荣恳请朝廷下旨，要山东巡抚委派一妥实的道府大员前往曲阜，会同地方官员清查衍圣公府地亩，稽核粮租，确定章程，择人管理。每年年底由地方官详查结报，由巡抚存案。如经管人员再有前项情弊，即由地方官斥责驱逐，随时更换。每当巡抚和学政巡视地方时，应该到曲阜衍圣公府查询，以资久远。
王懿荣的第一次奏疏上呈之后，光绪帝曾下旨山东巡抚，委选官员前往曲阜会同地方官详细确查。可是光绪十七年（1891）山东巡抚张曜病故，后任巡抚福润一直未及清理。王懿荣又再一次上疏。
这一次的奏疏，不仅再次请求朝廷清查衍圣公府地产，而且奏疏中还根据文献记载，将衍圣公府地产的情况，详述于奏疏中，鉴于孔府地产的实际情况，王懿荣提出了多项建议。
王懿荣关于清理孔子田产的奏疏，讲的是经济问题，但又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它涉及到朝廷加强思想统治的问题，比几千顷土地更为重要。自汉朝以来，历代统治者不断圣化孔子，对他的后人也恩礼有加，不断赏赐土地，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开始有专门的祀田，而且其数量，沿及金、元、明、清朝，一代比一代多。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抬高孔子及其后人的地位，以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这些土地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诸地，在正常的情况下，承佃的劳动人民已经遭到极大的剥削，如果管理混乱，隐占私卖，升科加税，一方面有人从中渔利，一方面劳动人民受害更深。这当然不利于维护圣人后裔的尊严，更不利于加强朝廷对人民的思想统治。
王懿荣在第二次奏上清理孔府田产的奏疏时，已经署理国子监祭酒。上书的八月份曾亲自陪光绪帝在国子监行祭孔的大典，这自然更加深了他的责任感。所以他再次上疏，请求彻底清查孔府地产。并夹片奏请修复民山、洙泗两书院：“臣前曾奏请修复曲阜民山、洙泗两院，当蒙恩旨饬下山东巡抚办理。业经前任抚臣张曜修葺既成。后任巡抚福润，又为筹银一万两，交兖沂曹济道，发商生息，侍积有成数，以为修脯膏火，专课四氏学子弟之资。风闻承修关重候两书院，偷工减料，房舍尺寸俱行缩小，当被罚银四千两，归入藩司，未知是否属实？此项后来亦未悉作何开销。请旨饬下山东巡抚，确切查明。如果实有此项，可否恳恩赏给并入前项银一万两内，一同交商生息。及早添置几案，充实堂字，使四氏学诸生课读其中。”
另外，衍圣公府不戒于火。近几年来，旧藏的书籍图录，焚烧一空。故而王懿荣上疏恳请朝廷下旨各省督抚，无论新旧刻本图书，各送一份解交山东巡抚，然后转行曲阜“作为恩赐衍圣公孔令贻，敬谨储藏，以为通法之资。遇再有新刻的图书，陆续咨解。”如果各省有官绅自己加刻的图书，愿意送衍圣公府，亦任其就近交与该省省长，咨送山东巡抚，汇交孔令贻收存。
当日，光绪皇帝的上谕是：翰林院侍读王懿荣奏请饬整理衍圣公府地产一折，据称衍圣公府各项地产载在《会典事例》及《阙里文献考》，顷亩其详。前次巡抚张曜查出江苏铜山、沛县一带涸田，未及具奏，请饬查明拨补等语。衍圣公府田产既有官私载籍可凭，自无难确切履勘。著户部行知两江总督，江苏、山东各巡抚按照原奏各节，调齐卷册，分晰清查，如数拨补，据实具奏。另片奏请将修葺曲阜书院罚款银两，发交生息，以兖四氏学膏火一节，著山东巡抚查明办理。又片奏请饬各省将书局所刻经籍解送衍圣公府储藏等语，即著山东巡抚咨行各省督抚遵照办理。钦此。
透过王懿荣奏疏，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年吏治腐败种种。神圣的衍圣公府田产，照样可以侵吞；修葺圣人读书的书院款项，地方官照样可以贪污。完全是读书、作官、贪污、作大官的恶性循环。而像王懿荣这样忠于朝廷、恪尽职守的清官，可谓凤毛麟角，鹤立鸡群。
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四日（11月30日），王懿荣又上奏了《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陈述了自己主战而勿轻许议和的主张。王懿荣认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起，中国一败再败，最后首都且为人所据，终以屈辱求和。这些教训，有识之士深受刺激，遂于创痛犹新之际，应取人之长，以固海防求自强。
王懿荣在奏折里谈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是敌人国库空虚，所缺者是钱。如果与之议和必须又要赔款，他们则挟我之资，便以攻我，是益寇粮而资之盗；一是不与敌战，则人心涣散，坐耗粮饷，这样亿万百姓的脂膏，一半用之给敌人赔款，一半用之于海防，国家也将有内溃之患。
王懿荣的见识，特别是抗战决心是可嘉的。他主张不议和，而开展持久抗战来战胜敌人也是可行的。但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和主持大政的慈禧太后意见是一致的。所以王懿荣的主张在他们看来是书生意气，是不会被采纳的。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日益吃紧，而慈禧太后仍大操大办“万寿庆典”，王懿荣深不以为然，毫无顾忌地于九月一日（9月29日）奏上皇太后万寿《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
此疏既上，京朝为之变色，很多人都为王懿荣捏了一把汗。在同一天里，王懿荣还奏上《时事孔极请召用亲贤疏》，疏中详讲了当时的紧张形势，指出了清军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局势，请召用恭亲王出山，来扶佑皇帝，力挽狂澜，对日坚决作战的决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王懿荣三任国子监祭酒期间，四月二十一日（月2日）王懿荣向光绪皇帝请圣安并蒙召见，光绪帝对他说了一些劝勉的话，并仍任命他为南书房行走。五月二十九日（7月9日），王懿荣又补授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奏上了《请将已故祭酒宣付馆立传疏》。
盛昱，满族镶白旗人。字伯熙，清宗室，为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进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任日讲起居注官，与翁同龢等南清流接近。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上疏攻击军机大臣，大呼主战，这份上疏被慈禧太后利用，借机罢免奕等全班军机大臣，造成“甲申政潮”。事发后，他不顾慈禧太后淫威，转而上折为奕等人辩解，又遭慈禧谴责。历任国子监祭酒、山东主考等职。
王懿荣奏请将已故祭酒盛昱付馆立传。这份奏折主要讲述前祭酒盛昱的事迹，与他自己三任祭酒时所为，大体相似。他个人承袭遵循盛昱关于国子监的规则、办学宗旨及具体的做法，从他对盛昱的赞扬中，可以清晰看出，他俩在国子监一职立场是一致的。奏折还反映出王懿荣在国家形势多变中，他个人的立场，对时势的认识。王懿荣在第三次任祭酒时，正是戊戌变法失败不久。他在奏折里提到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所提倡变法的学说是异说，尤以“本学肄业生皆笃守师传，无一人为其煽诱”自豪。这段文字与康有为在王懿荣逝后十几年后，康有为所写悼念诗提到王懿荣曾为康有为“公车上书”改动几个字、关键词句是相左的。我们只能理解，王懿荣有碍于翁同龢的面子，为了保护国子监诸生的前途，不得已而为之。
从这篇奏折看，作为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是恪尽职守的。他朝夕入值，风雨无阻。归来之后，夜间还要秉烛批改监生作业课卷。诸生们得到他的教诲，相互勉励，努力学习，学业大有长进。清朝末年，国子监因为有治麟（满州正白旗人，姓颜札氏，字舜臣。光绪三年（1877）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以孝友著称）、盛昱为祭酒，众人皆称赞其为太学师，至王懿荣为祭酒，时人将他们三人并列，“谓得懿荣而焉”。
清末，在清廷内部划分出帝后两党外，在政治上还有一支非派非党的势力，那就是清流。清流中，多出于士子优秀者，多获高第，他们居京师，厕身于翰詹清职，颇以声气相求，从事讲学论政，而震憾内外。早期清流人物如张之洞、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等。其尤著者皆少敢言，勇于疵议时政，纠弹大臣，且往往相互声援，合力进言，不达目的不止。此事领衔人物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徐桐，历称“北清流”。王懿荣当时还没有步入正途，只是户部一个额外员外郎衔主事，人称“青牛肚”，只是个清流中摇扇出主意的人物。
光绪初年，翁、潘为清流又一派（所谓“南派”）之领袖，他们出于江南浙西人文荟萃之地，翁、潘二人又屡任考官，门生故吏众多，于是翁、潘之名，颇为士林所盛称，况他们又久值宫禁，颇具影响。
南清流于学术则皆重金石、书画、碑板、小学之属，不同于李鸿藻、徐桐一味之重性理经济。尤显士大夫之风习，多数士子归之。王懿荣为翁、潘门生，金石学问被二人所看重，归为此流理所当然，而且他与文廷式、盛昱、吴大澂、张骞等为后起清流派的主要骨干。
然而，自甲申政变以后，李鸿藻一系，首遭打击。李氏本人，由协办大学士，降为内阁学士。宝廷被骇罢。张佩纶、陈宝琛则于光绪十一年（1885）获革职戍边。邓承修告退。鹿传霖、边宝泉、李秉衡于光绪十一、十二、十三年（1885、1886、1887）告归。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亦不自安，屡屡请辞。
此时，清流虽不得志，然其潜势力则未可忽视，因为慈禧太后为了挽救其统治，将科举考试仍按大事来进行，所以派出学使、考官仍多清流人物，又逐年拔擢新进，后起之秀，正复日增。王懿荣、文廷式、张骞等皆于此时崭露头角。
纵观王懿荣奏疏内容、特点、政治倾向多为泼辣尖锐，当然他也更懂得策略，其政治主张就是：重礼法、崇俭德、嫉贪佞、恶鄙俗。尤其对慈禧太后包容奢侈贿赂、宴游逸乐的作风痛心疾首。
当然，王懿荣更清楚，清末，慈禧太后为最高领袖，后党势力言不可极。像他这样的翰林出身的儒官，根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无论从朝廷内部，还是与外国入侵势力，都是难以撼动的。对内则慈禧太后之兴趣在于权力及享受，而乏长治久安之远图，故其为政，因应敷衍，无所兴革，所亲信亦多浅识小人，顺臣、庸臣。对外则一味投降议和，不惜割地赔款，一发难收。
王懿荣还认为，凡是不顺从慈禧太后者，“多扶此仰彼，以去异己”。慈禧太后所以敢随心所欲，为“自幼无由得充分之教养所致也”。所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京师，慈禧太后命他为京师团练大臣，卫戍京城，是给了他一个送死的官。他只好抵抗最后一刻，然后以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王懿荣在展示自己政治抱负的同时，他因深受光绪帝的信任、慈禧太后的赏识（也许是拉拢），所撰写恭代御文甚多。
王懿荣的恭代御笔，亦称《经进稿》，是光绪十八年（1892）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年间，撰写部分公文式文章。这些公文文章是代表朝廷、代表光绪帝为几个已故大臣撰写的圣旨等，其内容涉及到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大学士宝鋆、军机大臣阎敬铭、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端郡王等，是朝廷褒奖他们的祭文、碑文等。后半部分是祭《先师孔子告祭文》、《长白山祭文》、《光绪十九年恭进〈起居注〉后跋》、《进皇太后六旬万寿恭赋》等文告诏书。
当时王懿荣频繁地出任会试的磨勘官；出任已丑（光绪十五年（1889））、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三科的庶吉士教习官；还出任癸已光绪十九年（1893）科河南乡试主考官，擢升南书房行走的内廷供奉官时。
这些按惯例写成的官样文章，虽说它代表不了王懿荣总体的写作水平，但从这些短小精华的文告当中，还是看出了王懿荣扎实的儒学功力和深厚的汉语造诣。可以说，如果没有上述的功底，是不可能选到皇帝的身边，担当起草诏书和恭代御笔的。
王懿荣所撰写的这些人物，亦都是清末中枢重臣，也可以说是影响晚清局势的重要人物。
咸丰九年（1859）醇亲王受命在内廷行走。咸丰十一年（1861），参与北京政变。地位仅次于恭亲王奕，虽才力不及奕，而对内外大政亦颇有主张。为人则较驯谨柔谙。其妻又为慈禧太后之妹，故与太后关系较密，同治以后，慈禧太后垂帘执政，中枢集全力以对应外患，于是醇亲王与恭亲王渐起矛盾。恭亲王主张以和主外交，较审彼己，故对外常持和局。醇亲王则处处慷慨言战守，亦因此常为朝中清流所注目，光绪帝亲政以来，醇亲王以本生父，地位益尊，又与慈禧太后关系更加密切，所以与恭亲王分成两派，在时局常以战和意见不一，矛盾遂日益加深。
恭亲王经同治四年（1865）遭受打击以来，虽已颇自逊仰，遇事处处不甚迎合慈禧之意，经常据祖制来阻止慈禧之专制势焰，文廷式在《闻尘偶记》曾记载：
同治朝，大婚之后，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云：“吾姊妹辛苦久，今距归政不远，欲择日遍召大学士，御前大臣，六部，九卿，谕以宏济艰难之道，惟养心殿太迫窄……”言至此，恭亲王奕对曰：“着，慈宁宫是太后地方。”太后遂止不语，后亦不遍谕大臣，盖后意欲御乾清宫，恭王窥其意，而先为几谏也。其机警如此。
恭亲王等罢职后，继任者，军机则礼亲王世铎为首，总署贝勒奕劻为首，而事实上，则醇亲王总揽一切。于是慈禧太后专制日增。中法战争结束后，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开始大兴土木，修造起颐和园来。
当时兴修颐和园最大困难是国家财力不足。醇亲王从心眼里不赞成，但他不敢违抗太后之命。款不足，他四处找一些封疆大吏和海关来“报效”，还各处调拨，东拼西凑，以致西北军饷皆受影响。至光绪十四年（1888），颐和园工程之浩大，把筹建海军的经费也拿来修园子了。醇亲王虽知这事若传出去，会遭到国人唾骂，但他不敢违抗太后旨意。连李鸿章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盖颐和园成，而日后战争中国之败势定矣！”然而，就在此时，日本皇后却垂范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支持国家去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炮舰。
自光绪十年（1884）至十六年（1890），为醇亲王领袖外廷之时期。此后六年来，亲筹大政，见解认识较前颇多修正，遇事沉稳，对太后则敬谨小心，曲承旨意，身为皇帝生父，外廷业务足以抗衡亲藩，声势地位，一时无与伦比，故慈禧处处设有猜防之意。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醇亲王出京巡视海军，太后乃命亲信太监李莲英随行，用意所在，不言而喻。而醇亲王亦忧谗畏机，随处惧触太后意。则杏黄轿，不敢乘，与光绪皇帝亦不敢多晤面，处境苦矣。
醇亲王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卒。那时王懿荣还没有任南书房行走和署国子监祭酒，光绪帝将威望德行如此高的醇亲王的祝文、祭文、碑文交给王懿荣来撰写，可以看出光绪帝对王懿荣多么信任和荣宠。从另一方面来说，王懿荣的学问地位在满朝中要高出一般大学士、六部、九卿。
王懿荣在为醇亲王撰写碑文用笔也极为洗练朴素，他这样写道：“我本生考醇贤亲王，皇祖宣宗成皇帝第七子也，母庄顺皇贵妃，生而明敏，敦厚考谨，为皇祖所钟爱。六龄入上书房读书，十龄能骑射，习火枪。文宗显皇帝御极，封为郡王，眷遇优渥。往往乘舟赋诗，或从猎行围，一如家人礼。”寥寥几笔就勾画出醇亲王的出身、秉性、相貌与爱好。可见用语简洁、准确，寓意深邃。
对大学士宝鋆用笔更加精彩。
宝鋆（1807-1891），字佩蘅，索绰络氏，满州镶白旗人。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他凭着精明的头脑，干练的才能，在随后的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平稳升迁。历官礼部主事、给事中、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担任军机大臣长达24年。在晚请也可算是个奇迹。
在恭亲王执政期间，有人称宝鋆出任浙江乡试主考。他破例增收了一名举人。被咸丰帝斥责为“果敢自命”，降一级留任。宝鋆受此挫折并未消极。咸丰十年（1860），他受命去天津验收海运漕粮，仍以果敢著称。他“杜绝弊章程”，弹骇贪官。宝鋆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署理户部三库事务，并会办京城巡防，重任压于肩。这一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带着肃顺、载垣等军机大臣仓皇逃亡热河行宫，命总管内务府的宝鋆速拨二十万两修缮行宫。被宝鋆上奏回绝。咸丰帝借他所管三山被敌抢掠，降旨他降五品顶戴效力。
咸丰十一年（1861）夏，咸丰帝病逝，宝鋆为慈禧太后出力，联合恭亲王秘密串联，宝鋆提出：除掉顾命大臣，两宫皇太后垂帘，恭亲王执朝政的主张，被恭亲王采纳，政变成功后，恭亲王为议政王执掌朝政。重组军机处，宝鋆入军机，为军机大臣，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次年又兼任户部尚书。
宝鋆作恭亲王的得力心腹，策划、处理辛酉政变前前后后，两宫皇太后有恩于他，一升再升。同治三年（1864）夏，湘军经苦战，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宝鋆因翊赞有功，加太子少保衔，赐花翎。次年，又命佩带内务府印钥。
同治七年（1868）一月，东捻军败于扬州，八月，西捻军败于徒骇河。这样，起义达十六年之久的捻军全军覆没。清廷少了一个心头大患，身在中枢的宝鋆加军功二级。
同治十一年（1872）宝鋆调吏部任尚书。次年以同治大婚，普天同庆，嘉奖朝臣，宝鋆加太子太保衔。次年，同治帝亲政，仍信任宝鋆，诏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调任兵书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成为朝廷重臣。
同治十三年（1874），帝崩。由载湉继皇帝位，是为光绪帝。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宝鋆仍然受宠，晋武英殿大学士。光绪四年（1879）清军收复新疆南路四城市，左宗棠等封侯，宝鋆也受到优叙奖励。
宝鋆跟随恭亲王得居高官。奕揽朝政以后，慈禧以政权日益巩固，对恭亲王已怀戒心，但因宝鋆机智，尚需任用，虽有清流陈宝琛专折弹劾，慈禧却说，宝鋆在军机大臣任上有几年了，还不曾有过失。陈宝琛指控他“畏难巧卸，瞻循情面”查无实据。陈宝琛的弹劾是因平时议事未能和衷共济所致。谕旨不予任何处分，而勉励他恪矢公忠患难与共，殚精竭虑，力戒因循积习。这道谕旨，平息了众怒。宝鋆感激涕零。
光绪十年（1884），慈禧惧恭亲王擅理朝政，适因中法战争中方打败，失地赔款。为掩饰败绩，这一年，罢免恭亲王以下全体军机大臣。对宝鋆的处理诏谕说：
“宝鋆入值军机时间最长，对他也应严格要求，但念及年事已高，以原来品级，在家休养晚年。”
宝鋆任军机大臣，在晚清可以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了。虽退出军机而俸禄品级不变。
宝鋆退休后，果然过着颐养晚年的生活，他不忘恭亲王旧恩，常与恭王四处游览，吟诗唱和。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享年84岁。
慈禧太后念及当年功劳，诏令褒奖“忠清亮直，练达老成”，赠太保，入祀贤良祠。他的儿子景沣升为四品京堂，孙子荫桓赐为举人。谥号：文靖。
王懿荣在撰写宝鋆入祀贤良祠祭文是这样评价的：“学识宏通，才猷练达。起家礼部，已掞英声，供职翰林，尤标雅望。迨擢居于卿贰，遂预赞夫枢机。表许国之荩忱，匪躬蹇蹇；建匡时之茂绩，惟曰孜孜休休之度，是以综群材；翼翼之心，足以周庶务。教卷阿之吉士，领密阁之清班。总阅禁营，则步代期于整锐；专司内府，则出纳矢以恪勤。……懿彼贤良，宜膺庙祀。”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当时读考大臣和庶吉士教习正是大学士宝鋆。他也算与王懿荣有师生之恩和知遇之恩。王懿荣在接受这篇祭文和碑文之时，心里也怀着感激之情在用词上既清简朴素，又有感激之情。给予了宝鋆很高的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清末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危机四伏，又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噬，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廷上上下下的官吏进入了分化、蜕变、转折的历史时代，仍然有这样一批官吏，极尽全力维护以儒家思想建构的封建旧制，他们虽然思想陈旧，然而却为官正直、忠亮，王懿荣从心眼里佩服的阎敬铭便是其中的一位。
阎敬铭（1817-1892），陕西朝邑（今大荔）人，字丹初。出生于一个普通地主家庭，自幼受良好的教育。虽然祖上没有显赫的社会威望，但他是一个心怀大志向的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阎敬铭参加了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户部主事。咸丰九年（1859），湖北巡抚胡林翼听说阎敬铭很有正气，上奏要求调他到湖北给予重用。咸丰十年（1860），清军在安徽与太平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清军占领了太湖一带，阎敬铭因有军功，以员外郎补官。这年三月，阎敬铭总办湖北粮草事务，因功擢郎中，皇上还赏他戴花翎。花翎又称孔雀花翎，是清代官员冠饰，有三眼、二眼、单眼之分。自咸丰后，五品以上官员，因政绩可赏双眼花翎，三眼只赏给亲王贝勒。
咸丰十一年（1861），阎敬铭再次因军功授胡林翼举荐，任湖南按察使。同治元年（1862），阎敬铭署理湖北布政使，成为湖北最高行政长官。然而，这年九月，阎敬铭因父故，准备回乡守制。湖北总督文深上奏，当前军情危机，正当用人之际，请求夺情留下阎敬铭督办粮台。同治帝准奏，诏令阎敬铭百天假期。阎敬铭这才昼夜兼程地赶回山西临晋县宿营为父办丧事。假满后仍回湖北督办粮台。这年底，阎敬铭出任山东盐运使。不久，诏令赏他二品顶戴，署理山东巡抚，当时阎敬铭尚未满假。朝廷的谕令说：“如今山东形势危机，捻军、幅党、棍党、教徒各股反叛纷纷，山东邻近直隶（今河北省）办理各项事务，如今朝廷破格录用人才，不得已才夺情起用阎敬铭，阎敬铭定能将孝心作忠心，激励世人，以报效朝廷。阎敬铭接奉此旨后应立即从临晋起程赶赴新任，不一定要拘守百日孝期。”阎敬铭接旨后，左右为难，他去求山西巡抚英桂帮忙。不久，英桂上奏朝廷说阎敬铭历诉其哀情，呈请朝廷允准他守满孝期，但朝廷不允。并谕令英桂催促阎敬铭昼夜兼程赶赴新任，不得迟误。阎敬铭只得遵命于同治二年（1863）抵达山东新任。
整个同治朝，阎敬铭都是在山东堵杀镇压捻军的战争中渡过的。同治八年（1868），阎敬铭才被调到工部任右侍郎，兼管法堂事务，但他病情严重，故而辞去，一休养就是四年的光景。直到光绪三年（1877），朝廷任命他去稽查山西救济事务，才重回到官场中。光绪四年（1878），他偕同山西巡抚曾国荃上疏请求朝廷应再次申明栽种罂粟（鸦片）的旧禁令。光绪五年（1879），阎敬铭查实吉州知州段鼎耀扣留救济银，上奏请治其罪。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被擢升为户部尚书，他推辞不就，皇上不允，五月，晋京，走马上任。
阎敬铭在户部实干精神为年轻有为的光绪帝所看重。三月，命阎敬铭为军机大臣上行走。阎敬铭奋斗大半生，终于走到了他从政以来的顶峰，身处朝廷的决策机关，他更加竭尽全力地效命皇上、朝廷。
光绪十一年（1885），阎敬铭补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这年底，授任为东阁大学士。次年，光绪帝陪着慈禧太后来到东陵拜谒时，阎敬铭为随从扈卫，皇太后还赐了他黄马褂。这时，皇太后对他还十分信重。四月，他进一步查明了八旗超支库银事项，为了杜绝此种现象，他上奏了十条章程。阎敬铭敢在八旗贵族头上动土，这给他带来很大麻烦，八旗贵族纷纷向慈禧进言，陷害他。从五月到八月，阎敬铭因病屡屡请求开缺，皇上谕令：“阎敬铭久病之后，力难兼顾，自应加以体恤，免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让他专心于户部事务。负责编撰会典。”当时朝廷要整顿钱法，拟定先令直隶、江苏各督抚添置机器以制造制钱。阎敬铭身在户部，所以对这一议项当有自己的看法。十一月，阎敬铭上奏说：“机器制造钱文，工本费太高，京局开炉，恐怕会引起市场收税的疑虑。请在临江靠海的各省在应当送京城的款项内酌情改造制钱，再送到天津备用。”这次整顿钱法是慈禧太后的旨意，慈禧想通过制钱来解决她的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巨额赔款。阎敬铭虽说没有完全反对，但提了不同意见，这下可惹了大麻烦，此后，奉慈禧太后懿旨：“该堂官不能体谅朝廷裕国便民的意图，矫饰虚词，一派胡言，交给部里严加处分。”不久，部里就依太后的意思上奏了，阎敬铭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与他封建正统思想和公私分明的工作态度有密切联系。一个女子干政，生活又奢侈，是为封建士大夫所不容的事。所以，他在户部管国家钱粮，从不给任何人开小灶，难怪太后对他有意见。但念他对皇帝忠心耿耿，为政持正，太后又下旨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阎敬铭自从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凡是他所上议的有关陕西、甘肃、关内外、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收支军饷、俸饷；有关防勇口粮杂支章程、各省制造善后筹局经费等问题，有的给以裁减，有的删除，有的合并，有的酌情定额数，有的停止部垫，有的恢复饷额又符合旧制，他所上奏的一切，只围着一个目的来转，那就是力求节俭，以保障饷源。对各省藩司督催移交不力的，或押解饷项迟延的，他都上奏请求给他们处分。他认为这样的地方官与徇私舞弊的人没有区别，处分他们以警戒后人。光绪十三年（1887）朝廷免去了阎敬铭革职留任的处分。而阎敬铭因病屡屡请求免职，赏了他三次假。七月，他又上疏请假，诏准其假，令他在京师安心调养，并谕令他：“该大学士，近年来整顿部里事务，日有起色，朝廷十分倚重他。一旦病愈，立即到朝廷请安。”
光绪十五年（1889），阎敬铭上疏请求回老家养病，诏许其奏，并诏加恩赏他驰驿，一旦病体痊愈，马上来京见陛下。
然而，阎敬铭再也没有回来，他悄悄地离开了繁华京都，悄悄地回到了他生长的故土，三年后，他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对他的死，朝廷颁下褒悼的谕令：“致仕大学士阎敬铭，清勤直亮，练达志成。在咸丰年间由部里下属调赴湖北军营督办粮台，卓有成效。又蒙穆宗毅皇帝（同治）的特达之知，提升为山东巡抚。因病乞归，不久，补授工部左侍郎，因病辞任。朕御四海后，召他来京，授任正卿，考予机务，辅赞朝廷。他尽心尽力，恪守职守。因病回乡。闻听溘然而去。朕悲伤万分！加恩追赠他太子少保，依大学士例赐恤。任职内一切处分，全部免除，应得待遇，望有关部门依例实行，以示朕深怀老臣之心。”不久，赐他祭葬，谥号：文介。
王懿荣对阎敬铭是十分敬佩的。所以给这位忠臣清官写祭文、碑文也是他最大的愿望。纵观阎敬铭一生，可以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来形容。这也正是中国历代百姓所爱戴的清官形象。王懿荣用怀着、敬佩的心情下笔道：“操履清勤，才猷练达。始论官于翰苑，继分职于户曹。值萑符未靖之秋，早资伟略；与芻粟总之役，同奏虏功。陈臬事而风清轻荆楚，管盐政而诏下青齐。于是超膺疆寄，受朝廷特达之知；叠沛纶音，劻臣子作忠之节……”
以上王懿荣用笔墨不多，几笔就勾画出了一生刚正不阿、清直美名的阎敬铭，一个清官忠臣的形象。
据稗野史记载，阎敬铭个子矮小，相貌特别，双目一高一低，举止乡农。他自幼家贫，中举后曾参加大挑试，因面目丑陋被主考官黜退。阎公视此为平生一大耻辱，勤奋力学，长进非凡，终于会试得中，步入政坛。
光绪初年，陕西、山西遭受大灾，阎公受命与晋抚曾国荃办理赈务，仍以刚直自任。吉州知府段鼎耀侵吞赈款，阎不顾重重阻拦，硬将段鼎耀斩首。因此，晋省官吏受到威慑，不敢轻易玩法。山西民众被受恩泽，拥戴阎公，称颂他是真正的父母官。他的清直美名被传播四海，为天下正直之士所钦仰，王懿荣对此也早有耳闻。阎敬铭掌握户部以来，他常道：“计部为六官第一繁臣，处此疲积弊之余，岂能急求速效。大贤处在，期年之后，必有宏益于国家。即日前砥俗振纳，裨补亦已不少，幸从容为之。道路传闻，谓公萌去志，妄传则已矣；若信有之，上虚朝恩，下孤众望，甚不可也。”
王懿荣在为其撰写诏文认为：“光绪初，惟阎公介可谓大臣。直枢廷，监绾度支，承发、捻乱，制国之用，量入为出，深合理财之法。”
当然，王懿荣也知道，像阎敬铭这样耿介之士在晚清时代，注定要以悲剧而告终。尽管如此，王懿荣认为，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雄万丈”，一生清介刚正，为后辈之楷模。
王懿荣为李成谋撰写的诏书也不失为一篇妙文。
李成谋，字与吾，湖南芷江人。咸丰四年（1872），参与清水水师。曾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被赐为“锐勇巴图鲁”。咸丰六年（1856），率部攻克太平军小河口、青山阵地。清军占领武汉后，升为副将、福建漳州镇总兵。咸丰十年（1860），因军功累累，加晋提督衔。次年，率部队击败陈玉成所部太平军。同治五年（1866），率部攻克安徽芜湖等城，擢福建水师提督。同治十一年（1872），被大臣彭玉麟荐为长江水师提督。光绪十六年（1890）加封为太子少保衔。越二年，因病告老还乡。光绪十八年（1892）病死于家芷江。
王懿荣在祭文中称他：“赋性朴诚，秉姿刚毅。奋从行伍，奏披坚执锐之功；擢自编裨，展扫穴擒渠之略。值东南之未靖，命将帅以阻征，宣我洪威，歼兹小丑。由武弁而膺节铖，令肃貔貅，自湖湘而转战江淮，风摧蛇豸。爰颁勇号，洵果锐之名符；俾领舟师，实肃清之绩伟。”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在广西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如狂飙突起，接着挺进湖南、江西、湖北，直捣南京。江南整个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湖南、安徽兴起了练勇团练组织，李成谋便是从练勇中训练出来的，他曾在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围剿太平天国运动，经过上百场战争而脱颖而出的。由于湘军、淮军的十几年征战，他们合剿了太平军，使清廷出现了一个短暂稳定的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在这个中兴时期，出现了一批中兴名将，李成谋便是当中的一员。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这些镇压太平军的官僚、军阀们，在和外国雇佣军并肩与太平军作战中，对外国的“船坚炮利”有了深刻的了解，因此纷纷要求向西方学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创办新式海军工业，扩充武器设备，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洋务运动”。咸丰年间，清政府内部为了加强海防正在收购或雇佣西方战船来建立中国海军。长江水师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虽然这些水师，后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投降主义路线陷于被动局面，从而导致全部葬送，但是这些水师为保卫海防所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王懿荣也正是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情为像李成谋这样的中国海军早期将领写下了惊世的一笔。
王懿荣恭代御笔的后半部分文章，是为祭孔子、长白山和恭进《起居注》后跋等文章。
关于祭孔，仍是成例一贯的。每年都要举行，能选中王懿荣来执笔，实是光绪帝对王懿荣的学识、人品的看重。
长白山，满族清朝之发祥地。被满人誉为神山、圣山。位于吉林省长白县北，古称不咸山。汉代称单单大岑。又曰盖马大山。后魏曰太白山，又曰徒太山、从太山、太皇山。其名长白山始于金代，又曰白山。金大定十二年（1172），封为山神为“灵应山”。明昌四年（1193）册封为“开天宏圣帝”。满州语曰之：果勒敏珊延阿林。其意即长白山。康熙年间，册封为神山、圣山。并派兵将把守，严禁入山。
长白山范围大致位于张广才岭，松花湖、靖宇、临江一线以东，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绵亘于吉林省东南，长白山主峰白头山天池是火口湖，湖面海拔2155米。长白山上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以富庶而著称。
长白山乃三江之源头。一水流迤西为鸭绿江；一水东流迤东南为图们江；一水西北流折东北为松花江。山顶为轻石石灰岩。树木不生，山腹则全系土质，倾斜平缓，登极便捷。俗称白山派子。每年农历八月翌年四月，大雪封山，行人绝迹。其正脉绵亘吉林省南部，东北走为英额岑，哈尔巴岑，划分瑚尔哈河、布尔哈通河之源。西走为分水岭纳鲁云集，划分辉发、佟家、浑河之源。其支脉入朝鲜：一支遥接日本对马岛；一支由全罗道西南入海而为朝鲜济州岛。山脉之广，散布之阔，纵横中朝及吉林、辽宁西省之地。
王懿荣为其撰写此祭文，实是光绪帝对他的宏眷与殊荣。
王懿荣在其撰写《<；起居注>；后跋》中充分歌颂了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清王朝自顺治帝以来第九位皇帝。王懿荣认为他聪颖好学，才思敏锐，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他致力图谋清王朝的中兴，力图愎复先辈的文治武功等方面，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王懿荣歌颂他，对外坚决主张抵御外侮，反对侵略，保护大清的一统江山；对内，他坚决主张图治更新，整顿吏治，变法图强。然而，王懿荣也深知，光绪帝生不逢时，他想施展自己治国抱负时，却处处受到慈禧太后的制约和钳制。王懿荣也只能对他抱有惋惜和同情。一心愿为他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王懿荣用尽了最美的句子这样写道：“然我皇上犹复万机敕学，勤诵习于丹滕，五夜求衣，设觚棱于警枕。功成旰食，泰阶忘七起之劳；负重春冰，离象揭重轮之照。斋宫信宿，犹藻焕乎天章；御壁辉煌，备笙簧夫古训。此则帝寰已治，犹珍惜于分阴；神化无方，莫形容于洪笔也。”
《进皇太后六旬万寿恭赋》是王懿荣一篇应时命题而作的文章。
慈禧太后是清朝咸丰皇帝奕的妃子，同治皇帝的母亲。因她曾住在紫禁城内西宫，因而俗称“西太后”。她姓叶赫那拉，她的徽号和谥号为“慈禧”。她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原系满州镶兰旗，后改隶镶黄旗。咸丰元年（1851）被选为秀女；咸丰二年（1852）入宫；四年（1854）晋升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封为懿妃；咸丰七年（1857）封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1861）发动了宫廷政变，后把持朝政达48年之久。
王懿荣这篇“恭赋”是写在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慈禧60大寿的前夕。当时因为慈禧要争取超过历代皇后，所以要搞得隆重，并往提前几年就开始筹备了。光绪帝为此庆典还在两年前（1892）就下谕旨，认为慈禧的寿典，是举国盛事，并成立了庆典处，抽调了亲王、大臣专门负责办理事宜。
纵观整个王懿荣恭代御笔的《经进稿》文章，不难看出了王懿荣也像千千万万封建时代的文人，他们热爱、忠于儒家，忠于朝廷，忠于皇上，歌颂忠臣、良将，字字行行里淌着热爱民族、忠于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希望祖国能日益强大，号召广大士子要学习清官，要学读书人，为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爱祖国、爱民族的情绪，无不渗透在字字句句里面。王懿荣后来民族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为民族而抗争，表现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是时时藏在他爱国激荡的心里的。
总之，《经进稿》看起来不过是一些公文、诏书之类的文章，其实它的政治思想还是号召广大旧知识分子要奋进向上的。
王懿荣在金石文字考释文章外，还有许多为他人作的序跋杂文，他对杂文考释精辟，用语精确，有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在《重刻影抄宋庆元本<；黄御史集>；记》中写道：
懿荣附案：此集依影宋抄庆元本付梓，阙卷用明崇祯本。案宋目序补板甫刻讫，又续见瑞安黄编修绍箕新得明正德刻本，乃以三本合校，并附刻正德本所存残文、崇祯本补附诗、正德本集后宋黄处权别录、崇祯本集后明黄鸣乔等附录各一卷于后。
影宋抄本大题称“莆阳黄御史集”，下注云：“权分上下帙”，正德本如之。正德本行款一依宋本，其前序皆仿宋本元体字式入梓，板心鱼尾下称“莆阳黄御史集”，与大题同，为影宋抄本所未及。至目录、后记、注等文与宋本同，祗行款稍有参差，余则讳字阙笔均未改削，是复刻无疑。大题下“黄公度志”后空行添入赐进士二十世孙希英衔名一行。此是当时重刊人名，书贾挖去，冀充宋本，痕迹未尽，尚存一“赐”字。后附宋黄处权别录一卷。崇祯本明黄鸣乔等所刻，析为八卷。其凡例内论旧本处云：“登刻时，各依所获递编，而附名其后。今因观览弗便，改依诸体分汇”云云，遂并宋本目录后及集内原注某篇为某人得于某处等文俱是削去。以类分卷，一失原本面目，是崇祯本之妄也。后有鸣乔等附录一卷，又附九世祖孙宋理学名儒补遗稿一篇。谨案乾隆朝《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浙江汪启淑家藏明崇祯本入录，题作十卷，附录一卷，即黄鸣乔等刻本。“十”字乃“八”字传刻之误。《东家编略》原本久佚，非更别有十卷本也。正德本黄希英跋称此集初刻于宋淳熙三年丙申，此是据杨万里、谢谔两序而言。今影宋本上帙赋内以周以龙《兴赋》，于第七行第十八字宋宁宗讳“扩”字空，注“今上御名”四字，以后文内凡遇“扩”字俱注“御名”或“今上御名”字；《以不贪为宝赋》于第十一行第六字光宗讳“”字空，注“太上御名”四字，正德本皆如之，下帙一同。是影宋抄所据本，即庆元二年，洪迈序称邵州将锓版郡斋遗信谒序之本，邵州名沃之所刻也。淳熙本自是杨万里、谢谔序称永丰二曾所刻，较此尤前。庆元二年丙辰，上距淳熙三年丙申，已刻二十年，中更光宗绍熙五年。若此为淳熙刻，则不当于宁宗讳预注云“今上”，光宗讳且注云“太上”。希英于正德间所复者实庆元刻，避宁宗、光宗讳字，本与今影宋本同出一源。其跋则于二曾刻及沃刻未甚分晰，止称刻于淳熙三年丙申者耳。是此集自《东家编略》后，一刻于淳熙丙申，再刻于庆元丙辰，证以名序，灼然无疑。
影宋抄庆元本上帙文赋内《明皇驾经马嵬坡》题下夺“赋”字，无关要义，今仍之。正德刻本俱依宋本，而行气稍狭，又间有讹字，如上帙诗内《寄题崔校书郊居》一题，“居”字正德本讹作“舍”，《壬癸岁书情》诗“投文值用兵”句，“兵”字正德本讹作“冰”，《秋思》一题，正德本目录及诗内题“秋”字俱讹作“愁”，《翁文尧员外拥册礼之归》一题诗“定须”句“须”字，正德本讹作“淮”，通卷“灭”字，正德本俱讹作“牙”字，此复刻失处。文内“文柏述古庙之堂”句“古”字，正德本讹作“故”，“公孙甲松不惑之目”句“惑”字，正德本讹作“或”。下帙“右书四篇”一行后，篇尾校勘人名“洽”字，正德本讹作“治”。影宋本胜之，然影宋本自此以下都残失矣。正德本于此下至《启赵员外》文后一行，低二格，别起一小圆圈，下有文一行云，“右启三十一篇，《东家编略》所录”，下半叶尾前一行文云：“裔孙迪功郎新泉州惠安县主簿处权校勘。”《祭南海南平王》文后一行有文云：“右祭文十篇，《东家编略》所录”，下五行文云，“裔孙敕赐进士出身以新拟信州永丰县尉汝猷校勘”，如前式。《甫山灵严寺碑》，铭后一行有文云，“右碑铭四篇”，《东家编略》所录。”《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记》文，铭词后一行有文云：“右五篇裔孙处材录之”，石本如前式。凡此皆与本书前目录下所记注文合，与影宋本目录下记注文亦合，又与影宋本上帙及下帙存处文后记注均相类。又三行下大字顶格居中识云“莆阳黄御史集终”，下半叶第二行文云“裔孙敕赐同进士出身铖校勘”，此皆宋本原式。又通卷文内，铭词俱跳行排写，如影宋本上帙文行款一同。惟正德本来时，全集板已刻就，下帙自影宋本残失处，已据崇祯本案目序补，行款不能改从，使归一致，谨识于此，为可惜也。正德本赋内，于每段限韵字作一大圆圈围之，崇祯本同；又于赋中每段起处界一小圆圈识之，影宋本俱无之。此后人评读标识处，或宋本原无，抑或宋本旧有，而影宋抄本去之，均未可知。既未更从，无须置论。至以崇祯本与影宋本比较，崇祯本多夺字，又间或臆改处，如诗内滔自注，凡滔自称名处，皆改作“公”字之类。最谬。今既以影宋本为宗，此亦不复缕记。下帙据崇祯本补足后，大人又命以续得之正德本校补。影宋本、正德本徐正字名皆作“夤”，崇祯本作“寅”，今各从其旧。正德本下帙于宁宗讳字仍注“今上御名”，于光宗讳字仍注“太上御名”字，与上帙同；“惊”、“征”、“贞”、“让”、“朗”等字，仍阙末笔，今不复据改。又间有讹字。崇祯本《启南海韦尚书》文，“或能”句下注有阙文，今仍之；“藉以”句，正德本“藉”作“伏”，今据改。《启刑部郑郎中》文“非敢切平生之志业”句，崇祯本夺“非”字，今据正德本补；“意迟于书幕”句，正德本“幕”讹作“暮”字。《谢试官》文内“莫遗铅铁”句，正德本“莫”字下旁注“空”字。《启杨庄头》文内“虔戴遭逢”句，正德本“戴”讹作“载”；举步于而即升云汉”句，正德本“即”讹作“则”字。《代郑郎中上静恭卢相》文“终有负于神明”句，“终”字上正德本多一“则”字，似衍。《启沈侍御文》“孰不倾瞩”句，正德本多“下情无任”四字，下仍似有阙文，崇祯本并此四字去之，今据补入。《祭陈侍御峤文》内“吾肯斯仿”句“仿”字，正德本讹作“傲”；“一百年莆邑大数”句，正德本“大”讹作“之”；注内，崇祯本“旷八十七年”，正德本作“旷百年”；“林端公”三字下，崇祯本作“同”字，正德本讹作“曰”字。《祭先外舅文》起行，正德本多“惟灵”二字，崇祯本无之，今据补；“杨柳霜多”句，正德本“柳”作“”，别字。《祭崔补阙文》内“皇天不佑”句，正德本“皇天”二字下旁注“空”字。《祭右省李常侍文》内，“时称最怒”句下注文八字，正德本无之，是后人添注：“容与松江之岁月”句，“岁”字崇祯本讹作“风”；‘丘陇权仪”句“仪”字，崇祯本讹作“宜”，今据正德本改。《祭司勋孙郎中》文内“早干辇毂”句“干”字，正德本讹作“于”。《祭宋员外》文内“至于行路”句，正德本作“路行”，二字倒置。又碑铭《泉州开元寺佛殿记》文内“情车业纲”句，正德本“车”讹作“军”；“矧开元”三字下，崇祯本空一字，正德本旁注“句绝”二字，今据补入。《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碑》文内“如是则护南赡部洲”句，“如是”二字，正德本作“夫如”，无“是”字；铭词中“雁塞烟尘”句，正德本作“塞雁”，二字倒置。《丈六金身碑》文内，“以无为为志也，以有为为志之也”句，二“也”字，崇祯本作“者”字，今据正德本改；注文“我公至清源未仕时”，正德本“仕”讹作“在”；“宏农杨公承修”句，正德本“修”作“休”；“道非常道”句与“宾席将校”句十二字，正德本夹行接写，与注混。《莆山灵严寺碑》铭文内“敞公、了公及”句，崇祯本“及”字讹作“乃”，下空一格，正德本旁注“句”字，今据改补；又夹注“宣宗元年”二行，“懿宗元年”二行，正德本无之，是后人添注；“东归之寻旧址”，正德本“址”作“止”。《龟洋灵感禅院东塔和尚碑》文内，“山产莱号苦盖，又还取苦盖之卯”句，正德本“盖”作“益”；“武宗皇帝乙丑之否”句下“弃之”，正德本“弃”讹作“禀”；“慧非重瞳”句，正德本“慧”作“患”，今据改；注文“是时公尚未登甲科”字是后人注。《华严寺开山始祖碑》铭文内夹注五处，正德本无之，是后人添注。《司直陈公墓志铭》文内，“而二子西去”句“去”字，正德本讹作“笑”。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文内“于府之东西”句，“西”字崇祯本讹作“南”，今据正德本改。
崇祯本凡例内称：《文苑英华录》诗文十一篇，间有诗同题异者，有字句异者，今祗于题下、字句下注《文苑》作某题、某句、某字耳。今崇祯本诗内《书崔少府居》题下注《文苑》作《赠李补阙送友人游边》，诗末二句下注《文苑》作“蓟门虽汉土，游子莫从容”。《送陈樵下第东归》诗“风爽彻城泉”句，“泉”字下注《文苑》作“莲”。《送友人边游》诗“亲咏关山月”句，“亲”字下注《文苑》作“新”，“归吟的霜”句的“的”字下注《文苑》作“白”。《断酒》诗“免遭拽盏郎君”句，“”字下注《文苑》作“谑”。《寄献梓潼山侍郎》诗“簪笏落民间”句，“民字下注《文苑》作“人”。《河南府试秋夕闻新雁》诗“蓟北乍惊秋”句，“乍”字下注《文苑》作“又”。又称：或诗文中有字句校勘未妥者则旁注“疑”字。今崇祯本诗内《贻李山人》诗末注云，两“雨”字疑错。《题山居逸人》诗末注云，两“秋”字疑错。《李相公》诗内“毫虽乏敢无言”句，“虽”字下注疑“锥”。至崇祯本赋内《御试良弓献问赋》末注云：“查洪迈《容斋随笔》，谓此赋有五声，后阙一入声”文内《颖州陈先生集序》内“与同郡”三字下注“指泉州”；“天复元年”句下注“辛酉”二字；文末小注，“唐天复元年，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同登第，年皆七十，号“五老榜”，影宋本、正德本无之，是后人添注。点窜前人本集原文字句，古今选家通病，率不足据。又其所注“疑错”等字处，影宋本、正德本皆如字，无别本可证，与上帙赋内、文内后人注语，今概不窜入，致失旧本真面，祗附记于此。
又嘉庆中，福建福鼎王遐春麟后山房刻《南越先贤集》本内《黄御史集》，所据即明崇祯黄鸣乔等刻本，无足称引。惟王学贞书后有云：据《唐人试帖》所载引第四卷，省试内出自鹿宣示百官及省试奉诏涨曲江池，云曲江池一本无“省试”字，且云“诏”字当是“试”字之误。试帖据唐制，登进士后，又有试名“奉试”，前崔曙、荆东倩皆有“奉试”题是也。且此试不用题韵，似特试者。况“省试”二字亦决有误，以此题乾符二年在僖宗朝，而前内出自鹿题，注乾宁二年，在昭宗朝。则自乾符至乾宁约二十余年，未有乾符既中省试，而复赴乾宁省试者也。此必有一试系制试或“奉试”，而题误“省”字耳。此说甚核，原书中未之正耳，云云。今特录之，以补校勘之所未及。
王懿荣在《齐鲁古印捃》序中说：
《春秋左氏传》、《国语》言玺，《书》、《周礼》、《韩非》亦言之。应劭、卫宏说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惟其所好，尊卑共之，是也。六书大旨，至史籀已失，秦汉印篆又别出一体。然自李斯未书一之前，周末文字各国异形，殊轨分，不强同也，盖六书之旨微矣。其孳乳繁变，莫可究诘，遂无从凿识。存于今者，若石鼓及诸小印玺是，已玺之具官名者是。周秦之际，如司徒、司马、司工、司成之属，半皆周官。又司禄一官，今《周礼》下注阙，而玺印中有之，其上二字亦绝不可识，真汉人所谓奇字矣。人名者渐近小篆，有秦汉之际者，今日而欲以朝代识别之，亦止若是耳，难确属也。至当时玺印所施，识大识小，各随事为用，亦不可概定。
潍县高南郑世丈，笃志好古，黽勉以求，所得古印多出齐鲁。以古印玺之官名者冠于前，人名者次之，不强别其为某周某秦，某为秦汉之际者，各以类从，而以秦汉官私印附焉，名之曰“古印捃”，其识卓矣。庚辰夏，荣备员词臣。越次年，省墓归里，过潍县晋谒，获睹所藏金石。倾心论古，欢若平生，出其印集见示，属余为之记。其升古玺印于秦汉前者，为从来谱录家所未及。此非深通古文者能如是乎？吾服南丈之卓识矣。
王懿荣在海丰吴阁部道光乙未会试硃墨卷题词说：
此道光乙未科会试，海丰吴阁学公墨卷也。
故事，春官积每科试卷，届数十年一销毁焉。公之文孙峋，字虞年，以同治乙丑第二人捷南宫，观政仪部。及庚午岁春，官卷循例销。至道光丙申，虞年于灰烬中检得公卷捧归，装池藏之。时公房考温公又适为礼部侍郎。吴氏与寒族世为姻好。溯公捷后，咸丰辛亥，长公试任子高等入官，次公同治壬戌，辛酉并科乡举。虞年先举咸丰辛酉京兆试，为叔侄同科。荣属在戚末，获观敬志，非仅羡三世科第为佳话，抑亦见虞年孝思不匮，为不可及也。
王懿荣在为跋潍县陈晋卿先生《桑梓之遗》书画册时写道：
此举书画并收，凡字之大轴长卷者，俱裁为蓑衣装，统归为钜册，甚可惜也。创自胶州高南阜手，后归即墨郭庵，已八十册矣。然渐收及外省人，名曰“附见”，实亦自乱其例。此居乡既久，或无所得，乃取以自遣无聊之极思耳。后质莱阳典当铺中，中间失去数册。又后遂归陈小兰，推广其例，又以书画之为吾东先辈上款者，及他省名流之曾履吾东者，亦附见焉。开此二门，然较庵之用意稍密，即后来收者，亦多居上，近闻已二百册。入境卢记。
余所辑《海岱人文》，则不为此推广二门，以文须肖题也。若“桑梓之遗”四字，名既笼统，即此二门，是亦未尝非桑梓所遗者，犹可说也。
南阜初意，止集胶人，庵乃渐推广之。此册为乡里所称久矣。丙戌七月，诣郡谢吊，从戚张允骑尉处，假得此目读之，殊有“枫落吴江”之意。南阜、庵两先生当年率意集此，无一宋、元名可为压卷之品，晋乡丈后来居上，或当稍胜，然其近来薄录，吾未之见也。懿荣记。
南阜、庵此辑，意趣大佳，惟挂漏太甚，当于各郡名人录目悬俟之，将来按图索骥，亦不得以燕石充数。然此事亦自有机缘凑拍，不能尽委为寒士力簿也。
原跋：即墨郭庵先生续南阜老人辑《桑梓之遗》，卷帙浩繁。旧存莱阳质库，道光间为族叔季则先生所得。先生曾手撮一目，且欲考其人物，别作小传，以谢世弗果。已未春，册归余家，并于莱阳访获末册。检点前后，已非全壁。因念是册为海岱名，又经南阜、庵两先生审定，片纸只字，文献攸关，不详为著录，再传百数十年，或致散佚，姓名无征矣。故于出处、款识反复考订，首标姓氏爵里，安顿前后各题，跋次之。其尺寸大小及页数种数多少，间为录出，欲使览者不待倾箱倒箧，而法绘宝墨与夫审定之精妙，装池之古雅，如在目前，则区区编次之苦心为不虚费耳。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后学陈介锡敬题于文石山房之雪窗。
王懿荣在宁海王棣轩明萼《瓣香斋诗抄》序言中写道：
道光间，宁海宫明经卜万，集其乡先辈遗诗为《牟平遗香集》十八卷，所录国朝以来宁海诗人诗凡七十三家。噫，其盛矣！
尝谓一人之诗，一身之史，亦一朝一时之史也。无论其生平记述，耳目踪迹所历，上而朝章国典、世运升降、时事变迁之大，下至一身一家，一乡一邑，离合悲欢、山川风物之殊，莫不委曲详尽，自道其实。即微而至于心地性天忠厚惨刻、举念属意之细，人所不及知，已所不能言，亦莫不发泄，吐露于有心无心之际，而学问浅深、诣力高下之故，其后焉。记云：声音之动，由人心生也。是故读一人之诗，必举其全集。一集之成，必贵乎其人之生时所自为勘定。合一时数十百字之全集，仕宦隐逸，求其踪迹所亲到，耳目所亲知，以推测其一朝一代、一乡一邑世运时事之真，则不独为其一身之史，且可有裨其一朝一时之史。诗之有关于世道如此，此孟子当时所以有《春秋》后作之感也。
夫吾宗宁海棣轩太守，比年来京师，手定其诗，成《瓣香斋集》若干卷，出以见示，自言皆其半生耳目踪迹所亲历者，一一笔之于此。
赋陈其事，而直言之，盖深得古诗人之诣。呜呼！此不独为其一人一身之史，中间宦游所至，出于京国，周流大江南北，俯仰流连，此事属辞，触物兴怀，使后之人求之，将有裨于一朝一时之史也。
宁海南接昆嵛，北枕渤海，群山万壑，吐纳其中，道家相传为仙灵窟宅。昔人谓山水钟韵士，宫明经自叙其所选集，备言之。今崛起于七十三家之后者，固当以我棣轩此集为称首矣。
王懿荣在为《登州古器物拓本》作跋上写道：
出门半里，见崎岖周匝，累累相望，俨然城垣，俗呼为古城沟，即古牟子国城也。父老云，此数十里中，往往春耕锄土，多出古彝器、刀币、镜片、剑之属。十余年来，就余闻知，有获齐刀、汉半两、五铢货泉等事者，动辄数百柄及百十千贯不等。余性金石，与日俱深，乡人北上，率以饷余。虽皆易得之品，是育黎古文也。遂辑往岁所收藏，并得诸他邑之隶吾郡者，汇为一册，续之又续，将无己焉。《书》曰：“惟厥土物心藏”，此之谓也。况世事日非，三代古道，犹在吾乡，望古遥集之余，能不奉若家珍哉！
王懿荣在《洛阳耆英会图卷》跋中写道：
此卷旧藏山西夏县涑水书院，有明及国朝诸公，题识累累，流传有绪。去年秋，西贾贩来京师，辗转归今樵野尚书。绢素敝，尚书重付装池，懿荣因得寓目。
此图为当时妙觉寺祖本无疑。画为闽人郑奂，序约则温公所手书也。以明人集帖所传刻公手字帖之，气味正复相合。吾乡益都孙退谷侍郎《庚子消夏记》所录《宋耆英会图》退谷跋中有“诸老庞眉皓首，坐卧长林丰草之间，致足乐也”数语，当是后人传诵盛事，装点风景，另为一类，与此无涉。惟其跋中引罗陵云：“元丰间，洛阳诸老为耆英会，图形赋诗，一时为盛事。”而识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养君子，而皆老矣！升沈消长之会，过者甚可畏也。”时林行已曰：“天将祚其国，必祚其国之君子。视其君子之众多如林，则知其国之盛；视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国之衰；视其君子之康宁福泽如山如海，则知为太平之象；视其君子摧折顿挫如湍舟，如霜木，则知其为衰乱之时。”又曰：“天将使建中为崇宁，则不使范忠宣复相于初元；天将使宣和为靖康，则不使刘、陈二忠肃遗于数载。”时以为至论。又其跋苏文忠书温公碑云：“王廷直修复公墓，在金皇统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绍兴之十八年也，距绍圣仆碑时共五十有五年。时公墓已沦在异域，而其臣爱护修复之如此？其视绍圣、崇宁为何如也？金主卜相，乃绘温公之像赐之，正中国视为党魁时事也。吁，可哀哉？”侍郎能持斯谕，《鲁论》所谓君子不以人废言。
王懿荣在为重刻明戚武毅公《止止堂文集》序中写道：
光绪已卯庚辰间，登州志局方纂《艺文志》，求戚武毅公此集不得。仅于其家得书一卷，乃后人所辑公诗十余首及私传数事，遂以著录，盖强名集。后三四年，懿荣乃从翰林院署借得此集明刻五本，即乾隆间四库馆收录之底本也。中有杨王启运一条，宋瀛国公一条，当时奏准抽毁。又末缺数页，亦无从搜补。于是募工对临一通，悉如原刻谨以官本还署。又后三四年，懿荣以服阙诣省会取咨，见巡抚张公，论及戚武毅兵法诸书，如《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童年时即爱而读之，其文集犹未得见也。时值山东书局方谋刻国朝以来海内未刻之书，爰此举集邮介张公重刻之。
谨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于《纪效新书》下著云：“明人积习惟务自便其私，而置国事于不问，故己在事中，则攘功避过，以身之利害为可否，以心之爱憎为是非；已在事外，则嫉忌成功，恶人胜己，吠声结党，倡浮议以掣其肘。继光恐局外阻挠，败其成绩，故反复论辩冠之简端，盖为当时文臣发也。”此论列其所著一书，并涉及当时情事而言。然千古朝政，末流之弊往往如是。《明史》本传言张居正殁半载，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又年，张希等复劾之；居三年，御史付光宅疏荐，反夺俸，此又不止倡浮言以掣其肘矣。集中多感慨悲壮之词，惟公后来西北之志终未竟耳。有年谱十二卷，为公嗣祚国等所纂辑。道光丁未，福建仙游重刻之，登州仍未有也，故新志中亦未著录。
《重刻影抄宋庆元本<；黄御史集>；记》是王懿荣著作《求阙文斋文存》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原收在《王文敏公遗集》第四卷中。也是王懿荣继父亲王祖源之志，完成《天壤阁丛书》中《黄御史集》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篇文章讲的是，此集是据影印的宋抄庆元本付刻的，缺卷的部分，是据明崇祯本补上的。在宋目叙补版刚刻好时，又续见瑞安黄绍箕编修新得到明正德本。这样重刻《黄御史集》就用庆元、崇祯、正德三个本子合校。
三个版本的情况是这样的：
影钞宋庆元本的书名为《莆阳黄御史集》，下注云：权分上下秩（帙）。明正德本的书名与影宋本相同。行款也依照宋本。其前序也皆与宋本同，只是行款稍有参差。另外版心鱼尾下称莆阳黄御史集，与书名同，为影宋本所无。其余避讳用字，或缺笔，也都一点没有改削。这说明正德本是复刻影钞宋本是毫无疑问的。
正德本书名下面“黄公度志”之后的空行里，添入了“赐进士二十世孙希英”衔名一行，这是当时（正德间）重弄人的名字。可是这一行字却被书商给挖走了，是企图以此来假冒宋本所做的手脚。然而痕迹尚未尽除，尚存一“赐”字，这样就露出了马脚。
正德本的黄希英跋中称：“此集初刻于淳熙三年，丙申”，王懿荣利用避讳的知识予以纠正。淳熙是南宋孝宗赵眘（慎字的古体字）的第三个年号。孝宗之下是光宗赵惇，年号绍熙。光宗之下是宁宗赵扩，第一个年号是庆元。在《莆阳黄御史集》中，凡遇到“扩”字，则空一字，且注“今上御名”四个字，遇到“惇”字，也同样空一字，且注“太上御名”，而淳熙早于庆元两代，那时赵扩不是“今上”，赵惇也不是“太上”，如果是淳熙年间的初刻本，怎么会有这样的避讳用字呢！所以王懿荣指出影钞宋本绝非初刻于淳熙三年，而是庆元二年洪迈序中所讲：“邵州将锓版，邵斋遗信谒序之本”，邵州名沃之，影钞宋本正是据他在庆元二年所刻印之本而成的。黄希英于明正德年间所复刻的蓝本也正是此本。集中所有关于宁宗赵扩、光宗赵惇的避讳用法与影钞宋元本也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黄希英为什么能误说是初刻于淳熙三年呢？原来是根据杨万里、谢谔两序中所说，好像也是言之有据的。但杨、谢所说乃指“永丰二曾”所刻本，那时尚无有宁宗与光宗，集中当然也不可能有关于他二人的避讳。而黄希英的所误是只知有庆元刻本，而不知此前尚有永丰二曾之初刻本，而把邵沃之的二刻本与永丰二曾的一刻本误为一种了。
正德本虽据影钞宋本复刻，但相比之下却有不足之处。王懿荣指出：“正德刻本俱依宋本，而行气稍狭，又间有讹字。”如上帙诗内《寄题催校书郊居》一题，“居”字，正德本误作“舍”字。又“壬癸岁书情诗投文值用兵”句，“兵”字误作“冰”。《秋思》一题，目录与诗内“秋”字，均误作“愁”字。还有“须”误作“准”，“古”误作“故”，“洽”误作“治”等不一而足。
崇祯本是明朝黄铭乔等所刻，将集子折为八卷。王懿荣指出这个版本的谬妄之处，一是将一些内容“因观览不便”随便分、并。二是将集内原注文，“某篇为某人得于某处”等文字，俱行删去。分类分卷，已失原本面目。三是“以崇祯本与影宋本比较，崇祯本多夺字，又间有臆改处。”如诗内“滔”自注，凡滔自称名处，皆改作“公”字之类，最谬。夺字如“君弄部郑郎中文，非感初平生之志业”句，崇祯本夺“非”字。后据正德本改。
重刻《黄御史集》既以影钞宋本为宗，所以对崇祯之不足之处，“亦不复缕记”。况且在“下秩据崇祯本补足后，大人又命以续得之正德本校影宋本”，这样崇祯之不足，也无什么大的谬误了。
王懿荣在这篇文字较长的《记》中，把重刻《黄御史集》所用的版本及其来历交待得一清二楚，并指出三个版本的优劣、谬妄之处，又把重刻时的校勘情况大致记载下来，并且揭露书商伪造宋版书的伎俩，这一切如果不是对古籍版本、古籍校勘烂熟于心的话，是根本无法做到的。《黄御史集》乃唐朝黄滔文集。
黄滔，字文江，福建莆田县人。唐乾宁（894）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威武军节度推官。诗清醇丰润，有泉山秀句。著有《黄御史集》遗作闻世。
《齐鲁古印捃》序是王懿荣于光绪七年（1881）为清末潍县收藏家高庆龄古印集所作的序言。
高庆龄一生酷爱金石、古印，专集《齐鲁古印捃》，收藏古代齐鲁古印、金石集大成，颇有影响。其子高鸿裁，字翰生，受家庭影响，自幼胸襟旷迈，不屑世俗利禄之学，好古文，嗜金石，既长益笃。曾得于汉魏古印，集“齐鲁古印捃补”一卷，后专心古砖瓦收藏与研究。曾襄校《山东通志》，任史馆编修。晚年生活困顿，所藏之物陆续售出。与王懿荣、陈介祺等为文字交。著有《齐鲁遗书十八种》、《历代志铭徵存》、《辨蟫居藏书目》。
序中赞语高庆龄“笃志好古，黾勉以求，所得古印多出齐鲁”。“获睹所藏金石。倾心论古，欢若平生，出其印见示”，“其升古玺印于秦汉前者，为从来谱录家所未及。此非深通古文者能如是乎？吾服南丈之卓识矣”。
《海丰吴阁部道光乙未会试硃墨卷》题词，是王懿荣于同治十年（1871）为吴式芬参加会试卷所题词语。
吴式芬，字子苾，号涌孙。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道光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精于音韵训诂和金石文学。集有《捃石录金文》、《捃古录》、《金石汇目分编》（未刻齐）以及与他人合纂的《封泥考略》等。
硃卷，又称朱卷。为科举考试中试卷名目之一。明清科举将，应试者的原卷（墨卷）须有誊录人用朱笔誊写后送交给考官评阅，称为朱卷，为的是防考官认识应试者的笔迹之弊。
墨卷，科举考试中试卷名目之一。明清时应试者的原卷称为墨卷。《明史·选举志》说：“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
按清代惯例，朝廷每科试卷，积十年集中销毁一次。然吴式芬的试卷，为孙吴峋（字虞年），时任观政，负责销毁试卷之职，从灰烬中抢出其祖父试卷刊印，请王懿荣作序言。而王懿荣因和吴家“世为姻好”，欣然从笔，写下这篇短文。
跋潍县陈晋卿先生《桑梓之遗》书画册
《桑梓之遗》书画册。原为胶州（今胶州市）高南阜先生集藏，后又归郭根庵，渐集八十册。后被押在莱阳当铺。被潍县陈小兰先生从当铺赎出。因多是齐鲁海岱人的文章，颇具盛名。光绪元年（1880）年底，新科进士王懿荣返乡省亲路过潍县时，由陈介祺堂弟陈介锡将该画册捧出，请王懿荣鉴赏，并题跋。
王懿荣在跋中，考据了该画册的历史、内容，认为，该画册“为乡里所艳称之矣”。但因“无宗、元名贵蹟为压卷之作”，后来经陈晋卿先生搜补，“然其近来薄录，吾未之见也。”王懿荣还认为，此画册“意趣大佳”。
宁海王棣轩明萼《瓣香斋诗钞》序
此序乃王懿荣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宁海（今牟平）七十三人诗集《瓣香斋诗钞》所作。王懿荣对该诗集用了比较肯定的词语：“无论其生平记述，耳目踪迹所历，上而朝章国典、世运升降、时事变迁之大，下至一身一家，一乡一邑，离合悲欢、山川风物之殊，莫不委曲详尽，自道其实。”王懿荣还赞曰：“即微而至于心地性天忠厚惨刻、举念白属意之细，人所不及知，己所不能言，亦莫不发洩吐露于有心无心之际，而学问深浅、诣力高下之故，其后焉。记云：声音之动，由人心生也。是故读一人之诗，必举其全集。一集之成，必贵乎其人之生时所自为勘定。合一时数十百家之全集，仕宦隐逸，求其踪迹所亲到，耳目所亲知，以推测其一朝一代、一乡一邑世运时事之真，则不独为其一身之只，且可有裨其一朝一时裨史。诗之有关于世道如此，此孟子当时所以有《春秋》后作之感也。”
王懿荣最后对诗集肯定道：“赋陈其事，而直言之，盖深得古诗人之诣。”
《登州古器物拓本跋》是王懿荣于同治八年（1869），25岁那年，把家乡福山牟子国故城内历代出土的文物详记。这些记述后来编入《福山县志稿》内，志书中其所纂《金石志》就是以《登州古器物拓本》为蓝本的。
牟子国故城为春秋战国时代胶东的一座故城址。坐落于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镇三十里堡村南。据《续修莱芜县志》载：“牟子国，子爵。春秋封国，在县治东二十里，牟汶曲中，春秋齐桓公十五年（前671）建于此。”
据《风俗通》载：“牟子国，祝融后”。又据《中国地名大辞典》载：“牟，周国名，子爵。”
王懿荣的故乡——古现村，距故城不过二华里。故城曾出土过很多古彝器、刀币、青铜镜等。还曾出土齐刀、汉半两、五铢货泉等百十千贯不等。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使王懿荣“能不奉若家珍哉！”
《洛阳耆英会图卷》跋
《洛阳耆英会图卷》是旧藏山西夏县涑水书院，画卷有明清两代名士题款识甚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年秋，由西安古董商人贩来京师，被张荫桓收藏。张荫桓请王懿荣鉴定此画，才有了这篇奇文佳话。
夏县，战国魏都城。汉代置安邑县，后魏改县曰北安邑，又改夏县。置安邑郡。隋代废郡留县，历代沿之。清属山西省解州，河东道。
张荫桓（1891-1900），字樵野，广东省南海人。张荫桓少年聪颖，饱读诗书然科考不畅，久困秋闱。后纳资为知县，历官累迁至道员，旋又任按察使，入值总理衙门，因得到翁同龢、李鸿章等人赏识，擢户部左侍郎。光绪十一年（1885）出任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办理华工在国外各案交涉事宜。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与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被日拒绝。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出使英、美、法、德、俄诸国。次年三月，受贿五十万万两白银，协助李鸿章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戊戌变法后遭弹劾，充军新疆。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杀。著有《三洲日记》等。
王懿荣鉴赏认为此画出自宋代福建人郑奂之手，此画具有宋代绘画之风格，明人题跋相符无疑。此画虽不算大名画之属，但也甚为珍贵。
重刻明戚武毅公《止止堂文集》序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升为署部指挥佥事，备倭于山东。旋调浙江任参将，于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抵抗倭寇。他见旧军素质不良，至金华、义乌招募农民矿工3000余人编成新军，教以击刺之法，长短兵器并用。新军纪律严明，成为抗倭主力，号称“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在台州与倭寇九战皆捷，并亲斩敌首领。次年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福建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嘉靖四十二年（1563），再次援闽，身先士卒，率部攻破被倭寇占据的平海卫城，以首功升为总兵官。两年后，又与余大猷共同剿平广东倭寇。解除东南倭患。隆庆元年（1567），被调往北方镇守蓟州镇。隆庆二年（1568），以都督同知衙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府练兵事宜。继而被任为蓟州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冲要之地。他在北京修筑长城，打击来犯蒙古骑兵，镇守边关十六年，使北方蒙古之敌终不敢大举进犯。万历十一年（1583），因一贯支持他的首辅大臣张居正去世而受到朝臣的排挤，被调任广东任闲职。他心情悒郁，勉强赴任，于翌年告病，继而被罢官归籍，回到蓬莱故里，万历十五年（1587），忿然去世。
戚继光为明代军事家，民族英雄。他对练兵、治械、布阵等均有创建，是历史上有名的儒将，一生所作诗文甚多。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
《止止堂集》是戚继光的诗文集，当时就享有“伟负文武才如公者，一时鲜鲜有其俪”的赞誉。他的诗歌皆有为之作，“其在师中，凡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则因事抒恩，搦管成章。故其文宏壮，可追乎古；其声慷慨，自合乎律也。”（郭朝宾《止止堂集序》。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衡文严格著称，亦称赞戚诗“格律颇壮”，“近燕赵之音”。
万历年间（1582）九月，戚继光把历年所写诗文合编成五卷，即《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称《止止堂集》。止止堂乃戚继光在蓟州总理署中三间书房，也兼办公之用。其堂名“止止”，取《周易》“大畜”卦意。“大畜”之卦，上卦为艮，下卦为乾。艮为山，为止；乾为天，为健。其卦意是“健而止”，谓则健而不妄行，可止则止。
《止止堂》以诗文为主，也有一些“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等方面文章。从诗文来看，通集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充分抒发了作者极其强烈的报国热忱，轻生重义的高尚情怀，睥睨一切的博大气魄。
诗意皆为晓以忠义和军纪，主题明确，格调宏壮，语言通俗。在一些诗文中，戚继光还将“智、仁、信、勇、严”等内容，用儒家思想加以诠释，作为培养将领和教育士兵的内容。诗文中还有一些军事内容，如大学精解，主要讲授对将领的军事训练。
另外，书中还记载有边疆状况，各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以及百姓对军队态度等内容，对于研究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世风民情及思想文化都有较高的价值。
王懿荣对戚继光一向崇敬备至。光绪十四年十二月（1889），他在翰林院借到院藏明朝刻本的戚继光诗文集《止止堂集》，甚为珍爱，于是就托山东巡抚张曜（字朗斋）将此集重刻刊行。次年三月，王懿荣又为新刻刊行的《止止堂集》写下了这篇序言。
光绪已卯、庚辰间是光绪五、六年间（1879-1880），当时登州方志局正在编纂州志中的艺文志，求《止止堂集》却未得到。后来王懿荣借到翰林院藏明版《止止堂集》。此集原是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所用的底本。当时“寓禁于修”，编书时，认为与清廷有违碍部分，必须全行抽毁。《止止堂集》中的杨王启及宋瀛国公两条，认为“皆有偏缪”，也被抽出毁掉，此外集子的最后几页也缺掉。这一次王懿荣借阅时，找人“对临一通，悉如原刻”，把抽毁和缺掉的部分，全部补上，恢复了《止止堂集》原刻本的本来面貌。光绪十四年（1888），王懿荣为父守制，服阙，赴济南呈报起复返京复职，与巡抚张曜谈及戚继光。张曜系行伍出身，自幼喜读戚继光的兵书，于是王懿荣就委托他由书局重刻《止止堂集》。这次重刻刊行，也是王懿荣保存古籍的一大功绩。
王懿荣在序言中认为：“集中多感慨悲壮之词，惟公西北之志终未竟耳。”他深为戚继光晚年的遭遇鸣不平。戚继光抗倭，立有大功，后镇守蓟州十六年，多次打退鞑靼人的入侵，他“过备修饬，蓟门晏然。”戚继光受命北上以来，最大的志愿是训练一支强大的部队，主动出击，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与敌人决战，然后收到一劳永逸之效。凭他的治军能力和长期作战经验，他的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而，他的志愿不仅没有实现，张居正死后，他的处境自渐窘困。起初有给事中张鼎思上奏说：戚继光不宜留在北方。于是他就从蓟州北调到广东，戚继光郁郁不得志，第二年就告病假。继而给事中张希皋又上疏弹劾，罢官归里。三年后，御史傅光宅上疏举荐，反被夺取薪俸。一代英雄病卒，时年不足60岁。所以王懿荣在序中愤慨道：“此又不止介浮言以掣其肘矣。”简直就等于迫害致死。
在此期间，王懿荣还为昭仁殿编撰了《天禄琳瑯补编》。紫禁城乾清宫之东北为昭仁殿，贮《天禄琳瑯》。侧殿有古董房，储藏书乃乾隆时诸臣所未搜辑者。王懿荣奏请书目，得宋、元、明、椠本若干种，撰为提要。
梁甲坡石拓坐刻辞，乃王懿荣为父亲王祖源墓前特制刻辞。光绪十二年（1886），王祖源病逝于京寓锡拉胡同11号。王懿荣同弟王懿棨扶柩归里，将父亲葬于福山县古现李家村后山，俗称北顶岭上（梁甲坡），王懿荣为寄托对对父亲的怀念，在北京琉璃厂特烧制此刻辞。刻辞上由王懿荣亲书：“松山一角，海色茫茫，梦魂千里，风雨泷冈。”立在王祖源墓碑前。另外，王懿荣还为父亲墓砖上烧制了父亲的官衔、生卒年月等。此砖一部分现被王懿荣纪念馆收藏陈列。
绝命词是王懿荣对忠君报国的态度和立场。他认为当国君和国家受到外来入侵的危机关头，作臣子的就应该去战斗献身。词中的“于止，知其所止”，是孔子《大学·<；商颂·玄鸟>；》之篇的句子。为“子曰，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表现了王懿荣决定在他没有能力保卫君国的时候，情愿以死来表明心迹。绝命词的最后一句，就是告诉人们我对报答君国的知遇之恩，为国家和民族而献出宝贵的生命，没有丝毫犹豫之意。
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是王懿荣为悼念元配夫人黄兰而撰写的一篇文章。是王懿荣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后，他的夫人得到诰封，他就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篇追记夫人的懿行嘉言，寄托自己的哀思。
宜人，外命妇名。宋代置，原称室人，改称此。其地位在恭人之下，安人之上。之制，七品官母妻封宜人。明代则以正从五品官之妻封宜人。清代沿制，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清制同明。他在文中说道：（宜人）病凡七年，甚病者三年，然而至死神明不乱。殁之先一夕语家人曰：“适稍假寐，见一少年妇人，甚艳丽，手执一仕女冠来召我。我许以明日辰刻必至，殁将以此时仙逝矣。”及卒，果如其言。
这神话般的记载，实是寄托了王懿荣对贤妻的怀念之情，他愿相信夫人不是一般撒手人寰，而是仙去了。
十多年过去了，王懿荣任河南乡试主考官。考试完毕的归途中，他路过邢台，写下悼念亡妻诗作。题目是《过邢台悼亡》，题下有一行小注：“前妇黄宜人生邢台捕署也”。其时，王懿荣的长子崇燕亦病逝，所以在九泉之下，他可以与母亲相见。丧妻亡子之痛，是何等的悲哀！此诗写于光绪十九年（1894），此年正值黄夫人53岁，他把夫人比作昙花，是他深憾黄夫人早逝，恍若昙花，从而寄托他对夫人的怀念之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懿荣殉国后，黄夫人被朝廷追封为一品夫人。
支伟成著《清代朴下大师列传·金石学家列传》中王懿荣传中指出：
公为学不分汉宋门户，殊笃好金石文字。得诸城刘氏旧藏，故收蓄颇富。与潍县编修陈介祺商订古文书疏，往还不绝。潘文勤公、常熟翁尚书咸推之为博学多识。于书无所不窥，而于篆籀奇字尤善悟，视当时通儒所获独多，盖天性也。
王懿荣潜心研究金石著述的同时，他一方面找自己的不足和差距，更加发奋读书习文；一面搜集金石古物，“爬罗剔抉”补证经史，每多创见。在这十七年里，他除了应试，搜购古彝器，最使他分心的就是他的夫人多病。
自同治十年（1871）冬，黄夫人不幸染得乳炎之疾，又为庸医所误诊“血涔涔下，每日数斗，历三年不愈，体气大亏。”
同治十一年（1872）王懿荣父亲王祖源外任四川龙安府知府时，携谢太夫人及长孙崇燕（字翼北）随身离京赴川。黄夫人送公婆出门登车，牵袂哭泣，不能仰视，言道：“儿病体如此，不能随侍，恐此后儿便无福再见矣！”二位老人闻言，心中凄然。安慰她说：“加意调摄，年轻人不难复元。”
第二年，黄夫人又患伤寒，误于药医，病势再重。幸有景剑泉阁学推荐江南县丞丁君来给黄夫人诊治。丁君艺道虽高明，黄夫人服后，伤寒痊愈，然而身体弱羸异常。
同治十三年（1874）秋，王懿荣又患了疟疾，黄夫人尽全心侍奉汤药，经常昼夜不眠。在夜深人静时，便焚香祝祷，祈夫君早日康复。幸翁同龢推荐工部王孝禹、番禺张延秋、户部胡石查等人，请求云南倪翰卿等人为他诊治，三个月后才病愈，可身体虚弱，大病初愈的黄夫人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了。此后两年间，每到秋冬，必大吐血，百计不能止，病情十分严重。
黄夫人信奉佛教，闲暇总持《观音经咒》诵读不休。王懿荣为她搜集了南北朝时古石佛像，大小有二十余尊。黄夫人都把它们供奉于卧室里的佛龛内。亲友们见了都以为惊奇，撒手而去。有人劝黄夫人将佛像别置他室，切勿亵渎佛祖。可黄夫人总是笑着回答道：“（他们）是未知佛法也。吾以朝夕瞻拜为礼。”
黄夫人还擅长用“毡蜡法”拓片。王懿荣所购得的古彝器、泉印、镜剑、砖瓦等物，每得一种，黄夫人必亲手操拓。而且每拓一件务必‘使纸白如玉，墨光如漆”，无丝毫墨痕沁入字口才罢休。然后在拓片的纸尾，盖上一方朱色小印，记其物名，文字灿然。如果拓一佛像，一定要再拜祝祷曰：“心心相印，此便作亿万化身。”然后在纸尾缀一横方小印，文曰：“王懿荣妇黄氏一心供养。”
黄夫人还善书法。对篆书及八分书字，皆能知其笔趣所在。
光绪三年（1877），黄夫人的病情愈加严重了。她兄长黄昭鉴时任河南岸同知，驻在邻近北京的固安县。经常差遣家里人来京探望妹妹。春夏相继，帮助黄夫人料理衣衾。
这年秋天，黄夫人病情加重，每日咳嗽不止，所吐若沫，如医书所说“白血”，自知不起，就把儿女叫到病床前，作临终的叮咛：“我死后，尔等一人只身在此。此去川署又六七千里，近年河、陕大饥，路不靖，尔辈可就近先往尔舅父母常住。时须善为人，女每日自梳理，男每日自诵习。一切饮食言语，向人听从，勿令人厌。以待明春，尔祖父母必遣人取尔辈至川署。庶尔时，吾魂魄可稍释也。”儿女们闻言，潸然泪下。
黄夫人又向王懿荣恸哭道：“人生必有一死，固无他念，惟老父年将八旬，在山东翁姑远在川西，吾向者送别时，俱言及儿多病，恐后无福再见，极一时情极之语，不绝自出诸口，旋悔之，惧伤亲心。乃今果然矣！”
八月四日（9月10日）上午，黄夫人病逝于宣武门内兵部洼中街寓所。享年37岁。王懿荣对贤妻离他而去，十分哀恸。黄夫人自嫁过来以后，食贫力贱，无异于生活在贫寒之家，可他十五年如一日，心甘情愿，不知有愁。更令王懿荣怀念的是他每次入闱，总是黄夫人替他收拾文具，准备吃食，然后在家中静候佳音。可他屡次落第，黄夫人比他更失望、愁苦，病中尤不忍闻唱卖题名录的叫喊声。待他以后考取功名，为黄夫人得到诰封之后，就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追记夫人的懿行嘉言。
光绪三年（1877）八月初四（9月10日）王懿荣元配夫人黄兰病逝。此后，王懿荣一直没有续娶。直到光绪八年（1882）冬月，王懿荣才与表妹谢云鹤结为伉俪。时年，王懿荣38岁，谢夫人25岁。
谢元鹤为王懿荣母舅、继岳父谢方平次女。母亲邵氏系广东三水县人。谢云鹤出身名门望族，祖父、父亲均官至知府。她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诗书琴画皆精。她长得如同王懿荣母亲，端庄娴淑，仪态万方，生性爽朗刚正，大家闺秀风范。她嫁过来时，黄夫人所生长子崇燕14岁，次子崇烈12岁。她一馈十起，每日侍候王懿荣早起入宫当值，抚养儿女，竭尽全力，把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使王懿荣从中年丧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又回到昔日家庭温暖的天伦之乐当中。王崇烈在《父母殉难讣告》中说：“先严历官日崇，斯浩费日增，先继严则络岁摒挡家政，日形支绌。”“抚崇烈等如己出，综核内外，务崇宽厚，宗族乡党皆称焉。”
说起王懿荣与表妹的婚事还颇有些传奇色彩。据传，光绪七年（1881），正月，新科翰林王懿荣在家乡扫墓。县里新春祭孔大典在文庙举行，福山知县汪丽金便邀请王懿荣来主持。大典结束后，知县倡议到明伦堂吟诗。王懿荣自然排在第一位，可他因冒雪到四乡搜求文物偶感风寒，一时没有新作。正在搜肠刮肚之际，忽然来了一位公子，长得细皮嫩肉，端庄俊丽，撞了他一下，他们在慌忙相互道歉时，那人向他怀里塞了二张纸。少顷王懿荣展开纸笺，不由大吃一惊，是诗作三首，再见诗作句句珍珠，首首珠玑，王懿荣不曾细看，便大声吟起来。吟后，一片喝采之声。当时王懿荣就觉得此人好面善，但一时也记不起来。后来，舅父因守制在家，那天，也被知县请去，他站起来揭穿此事，要女扮男装的女儿向知县、王懿荣拜见。王懿荣觉得表妹诗文水平不在他之下，倾慕之情溢于言表。后来经知县汪丽金从中倩媒，王懿荣与表妹在舅父良乡县署结为连理。
光绪十年（1884），谢夫人为王懿荣生下三子崇焕。此时，谢夫人把黄夫人把生崇燕、崇烈抚养成人，双双考中举人，可谓劳苦功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历五月，京城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侵北京，时任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独当其冲，昼夜筹划无暇晷。”六月，时势更加严峻，王懿荣令家人将府宅内后花园一口井淘深，列一石横上，以是“止水之计”，王懿荣与谢夫人熟商，敌破城之时，就是他们夫妻归天之日。谢夫人主持家中后事，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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