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东汉之后，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大体从公元220年至280年，约61年。三国时魏、蜀、吴为扩充地盘与势力，均对其境内少数民族采取了积极经营的策略。司马氏建立晋朝，结束了三国鼎立局面。西晋存世53年，代之而起的东晋存世104年。与东晋大体同期，在中国北方、西北方及西南地区还出现了主要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许多政权，史称“十六国”。南北朝始于宋和北魏的分立，存世170年。隋于公元581年代北周而立，于公元589年灭陈，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历史，全国复归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在数百年的历史大变动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此期间，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随之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这一民族大融合的进程，既给中原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促进了以“五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与演变。

    第一节 三国政权及其民族关系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黄巾大起义，掀起反抗汉朝统治的高潮。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军阀乘机扩大势力，出现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动荡形势。经过长期的混战，曹操、孙权、刘备为首的三大军事、政治集团，分别据有中原、江南和四川地区，进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一 曹魏与北方各族

    在鼎足而立的三国中，以曹魏的势力最强、地域最广。魏国踞有淮河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境内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其中以鲜卑、乌桓和匈奴较为强大，与魏的关系也较为密切。

    东汉灵帝建安年间，曹操平定幽州，柯比能等鲜卑首领贡献方物，表示臣服，曹操“皆表宠以为王”[1]。延康初期，柯比能向魏文帝曹丕遣使贡马，被封为附义王。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柯比能驱牛马7万余头与曹魏“互市”，并送还留居鲜卑的汉族人口千余家。此后，柯比能、素利、步度根三部互相攻击，战无虚日。在此期间，步度根部逐渐削弱，“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郡”。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步度根“诣阙贡献”，文帝厚加赏赐。从此，步度根部“一心守边，不为寇害”，只有柯比能、素利两部仍在塞北互相角逐不已。魏明帝即位后，“务欲绥和戎狄，以息征伐，羁縻两部而已”[2]。后来，柯比能的势力日益强盛，“控弦十余万”，先后兼并了速利、步度根两部，统一了除了西部鲜卑外的整个漠南地区。柯比能自恃强大，屡次进犯曹魏边境。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人刺杀柯比能，更立其弟。柯比能死后，鲜卑军事联盟瓦解，漠南地区又陷入分裂状态。东部鲜卑先后有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兴起，并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

    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败于曹操。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投奔三郡乌桓，企图借助其首领蹋顿之力收复冀州。蹋顿乘势入塞，大肆劫掠。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出卢龙塞“堑山湮谷，五百余里”[3]，在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南）大败乌桓军，斩杀蹋顿。曹操将汉族被掳百姓10余万户接回塞内，又将10余万落乌桓人陆续内迁，挑选其中精壮者充当骑兵，由本部侯王大人统率，征战四方，“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4]。征服乌桓后，曹操力量大增，初步统一了北方。内迁乌桓人众，长期与汉人杂居，逐渐相互融合，到东晋时，已不见载于史册。至于少数留居塞外的乌桓人，不久即被崛起于漠北的鲜卑所征服。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屯驻于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之地的南匈奴单于于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为单于，仍居平阳。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呼厨泉归附曹操。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呼厨泉率领诸王入朝于魏，曹操将他留居国都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三台村），而遣右贤王去卑返回平阳统领部众，“听其部落散居六郡”[5]。所谓“六郡”，即西河、太原、雁门、新兴、上郡、河东。后来曹操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南匈奴，又将其部众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每部各立酋帅，并派遣汉官为司马以行监督。从此，南匈奴“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6]。

    二 孙吴与山越民族

    “山越”是三国时代对江南和岭南山区少数民族的统称[7]。从族源上说，山越即秦汉时期“闽越”、“瓯越”、“东瓯”、“骆越”等百越的后裔[8]。三国时期，山越主要分布在吴国境内，其范围东及于海，西达湘水，北抵长江，南到交州。这一广大地区，基本上是秦汉时百越民族的居住区域。历史发展到三国时期，居住在平原地区的越人，大多已然同汉族融合，只有居住在山林的越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民族特性，他们依阻山险，不纳租赋，因多居住在山区，故被称为“山越”。山越人以山地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大多种植谷物；在出产铜铁的地方，还能自铸甲兵。他们据山险自保，轻易不去平原城邑，如史载：“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9]。

    孙权占据江东，以此为基地与魏、蜀争霸天下。江东乃是山越的聚居地，孙吴政权要在此立足，进而逐鹿中原，就必须控制山越，巩固后方。正如陆逊所言：“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10]。所以，孙权对山越实行“克宁内难，绥静邦域”的征服政策，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据史书记载，孙吴自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开始对山越用兵，直到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前后达38年之久才基本上将山越征服。在平息山越反抗的过程中，孙吴政权实行的是“禽尽”的策略，多有杀戮。例如，吴将贺齐在率兵进剿山越时，“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11]。然而山越分布在广远的山区，孙吴“但发前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12]。

    孙吴的军事征服，给山越民族的历史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吴将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过三年的部署和围困，山越10万余人出山投降，其中丁壮4万被补为军队，其余则成为郡县编户。吴国以山越为兵，见于记载的前后达10余万人，为编户者数量更多。山越出山，是在吴国的军事压迫下被迫实现的，这对山越人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却加速了山越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平原沃野的开发，使东南地区统一于孙吴疆域之中，这在客观上又具有积极意义。

    山越被征服后，孙吴政权进而设置郡治以加强统治。陆续设置的郡治计有：庐降郡、新都郡、鄱阳郡、东安郡、临海郡、安郡、东阳郡、吴兴郡、安城郡等。这些郡治，皆为镇服山越而设。与此同时，一部分山越人被迫成为郡县编户，以供赋役。他们在典农都尉的管领下，或在兵屯中为“作士”，或在民屯中为“屯田客”，为孙吴政权纳赋和服役。

    孙权不断加强对今两广地区的经营，赤乌五年（公元242年），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军3万进讨朱崖（今广东徐闻）、儋耳（今海南儋州）的“叛乱”，将这一带地方纳入孙吴统治范围。对台湾的经营，则始自孙吴政权。台湾在三国时期被称为“夷洲”。史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13]“山夷”又称“东鳀”，是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14]。东吴此举，无疑增加了大陆内地对台湾的了解和来往，意义深远。

    三 蜀汉与南中民族

    三国时期，将秦汉时的西南夷地区称为“南中”，其范围同西南夷地区大体相同。当时也沿袭以往的西南夷统称，主要指今川西、川南和云贵高原的各民族。他们主要以农耕为主，也兼营畜牧。西南夷中许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同巴蜀地区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也有一部分地境偏远，还处在十分闭塞的状态中，经济文化尚比较落后。

    约在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初，西南夷各族社会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南中地区出现了两大政治势力——夷帅和大姓。夷帅，又称为“叟帅”、“渠帅”、“叟大帅”等，系由秦汉时期数十百个君长、侯、王发展而来，是当地少数民族中的贵族首领。大多数夷帅都具有一定的实力，如越雟郡夷帅高定元据有越雟郡，拥有大量部曲（即私人军队）；朱提郡武茶夷夷帅于陵承亦有雄厚的势力。除了夷帅之外，经过长期以来的民族迁移、民族融合与阶级分化，在著籍于南中诸郡县的汉族移民中，又崛起一些实力强大、据地称雄的地方豪族，史称“南中大姓”。

    三国时期，西南的夷帅、大姓势力利用中原分裂混战的机会大肆发展势力，尤其是大姓势力发展更快。文献中有关西南大姓的记载很多，《华阳国志》记载了数十百个大姓。巴、蜀、南中均有许多大姓，而以南中最多。其中爨、孟、雍、李、高、朱等大姓，蜀汉时在南中势力最大，均是气雄力厚的豪族，都占有部曲作为私家武装，盘踞一方，成为某一地方的实权统治者。

    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为实现“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目的，曾试图用政治手段招抚南中诸郡，但迄未成功。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南中大姓纷纷反蜀，“高定恣睢于越雟，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15]，南中局势更为动荡不定。为平定南中，诸葛亮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亲率大军南征。蜀汉军队“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兵分三路，连续战败高定、雍闿、孟获等，最后三路大军会师于滇池，完成了平定南中越雟、永昌、益州、牂牁等郡叛乱的战略计划。

    平定南中后，为实现对这一边远地区的有效统治，诸葛亮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大规模调整政权机构，在南中设置七郡，其上专设庲降都督统辖，将都督治所由牂牁平夷（今贵州仁怀境）南移至建宁味县（今云南曲靖境），加强对南中的控制力度；将南中“方土大姓”和“夷人渠帅”调离故土，到成都等地为官；移居南中强卒万余户于蜀地，编为“五部”，号“飞军”，成为蜀汉的一支劲旅；在南中广开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将南中出产的金、银、漆、朱砂及牛马等，源源运往蜀中，充实了蜀汉的军备。这些措施，对稳定南中的形势，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巩固蜀汉的统治，以及促进西南地区的开发，进一步打破此地的闭塞状态，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灭蜀。两年之后，司马炎（即晋武帝）逼迫魏帝“禅让”，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晋军灭吴，全国归于一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此时以洛阳为都城的晋朝，史称“西晋”，以区别于后来的“东晋”。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引起激烈的党争，朝廷长期处在争权夺利的倾轧中。诸王为争夺统治权，也展开血腥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在延续达16年之久的内战中，西晋统治集团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隐伏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了。

    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西晋王朝为汉国刘聪所灭，原驻守南方的司马氏皇族，承续西晋政权，史称“东晋”。中国史家就以东晋正式建立的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作为十六国时期的开始。与东晋相对峙的北方，此后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先后建立了20多个政权，其中主要有16个，而且大多数是由内徙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族5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故史家又称其为“五胡十六国”时期。

    一 匈奴族“汉”与“前赵”

    （一）汉

    晋惠帝时，刘渊为匈奴五部大都尉，掌握着统领并州匈奴五部的实权。乘“八王之乱”的有利时机，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自称大单于，“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16]。为了“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刘渊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建元“元熙”。刘渊以此表明，他既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又是刘汉正统的继承者。

    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称帝，国号仍为汉，改元永凤，迁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洛阳被汉军攻破，晋怀帝被掳。部分晋臣在长安拥立愍帝即位。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曜又夺得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刘聪灭西晋后，便控制了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在其统治区域内，刘聪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对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他下令分别设立管理机构；“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17]，用以统管汉族人民；又设置大单于，大单于下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用以统管“六夷”[18]。所以实行“胡”、汉分治，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不同，风俗习惯也各异。

    （二）前赵

    刘聪晚年，暴虐无道，致使“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19]。社会危机四伏，汉国统治很不稳定。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刘聪死，其子刘粲继位。不久国内大乱，刘聪族弟刘曜乘机在长安自立为帝，于大兴二年（公元319年）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此后不久，羯人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赵王，同刘曜相抗衡。自东晋太宁三年（公元325年）起，刘曜便与石勒攻伐不已，战无虚日。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双方于洛阳城下决战，结果刘曜战败被俘杀。其子刘熙率残众抵抗，最后为石虎所杀，前赵灭亡。自刘渊称汉王起，至刘熙覆灭为止，前赵政权共存在26年（公元304—329年）。

    二 羯族“后赵”

    后赵政权的开创者是羯人石勒。羯为晋人对杂胡的泛称，从某些史料记载判断，羯是指当时自西北徙居今河北、山西之间的胡人，又称“羯胡”[20]。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实行火葬，并崇奉祆教，其风俗、宗教及体貌特征均明显不同于汉与匈奴等民族，而与西域民族相似。

    石勒出身寒微，曾被贩卖为奴[21]。在“八王之乱”时，石勒率领“十八骑”起家，先后依附于汲桑、冯莫等人，最后归附刘渊，并州羯人多从之，势力渐强，拥众达十余万。在发展势力的过程中，石勒利用汉族士人为之策划，他将汉族中“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22]。石勒按照张宾等人的谋略，据地襄国，以各个击破的战术，逐步统一了北方。东晋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以河内24郡为赵国，拥有民户29万。史称“后赵”。

    大兴四年（公元321年），石勒派其养子、中山公石虎，攻取幽、冀、并三州，招抚“流民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23]。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石勒灭亡前赵，并有关陇之地。翌年，石勒称帝，改元建平。后赵最盛时，拥有北方十五州的全部或大部地区[24]。石勒死后，石虎于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称帝，仍以襄国为都城。石虎施行暴政，穷兵黩武，众役繁兴，黎民苦不堪言。以石虎为首的后赵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滥施淫威，当时传有“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之说[25]。石虎的残暴统治，致使政治危机加剧，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石虎死后，其子石世继位，在位仅22日，即为石遵所弑，石遵自立为帝。石遵在位180日后，为辅国大将军汉人冉闵所杀，继立者石鉴亦为冉闵攻杀。冉闵“尽杀诸胡”后自立为帝[26]，国号大魏。从晋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称赵王，至永和六年（公元350年）冉闵杀石鉴灭其国，后赵政权共历时31年。

    三 鲜卑族“前燕”

    魏晋之际，东部鲜卑分为慕容、段氏与宇文三部。

    段氏鲜卑原为东部鲜卑一部，世为部落大人。魏末晋初时势力渐盛，至公元4世纪初，发展成为东部鲜卑最强大的一部，其辖境西接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东界辽水，统胡汉人口三万余户，控弦之士四五万[27]。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其首领务勿尘被西晋王朝封为辽西公。其子段匹磾嗣位，称左贤王。段氏鲜卑虽称雄一时，但其首领穷兵黩武，不注意吏治，势力迅速衰落，终为前燕所灭。

    宇文鲜卑实为鲜卑化的匈奴人。据《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可知：其先世为南匈奴支裔，世为东部大人，原居阴山一带。公元1世纪左右，匈奴大部迁离故地。宇文部自阴山东徙，始居辽西。此后，宇文氏以匈奴酋长身份统治鲜卑人，加入鲜卑部落联盟，逐渐鲜卑化，遂称鲜卑宇文氏。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后，宇文氏自成一部。西晋太康年间，移往黄龙（今辽宁朝阳市一带），与段氏鲜卑接壤。东部鲜卑中，宇文部地狭人寡，势力最弱。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宇文部为前燕慕容皝攻灭。从此，宇文部众大部归属于鲜卑慕容氏，后又归属于北魏拓跋鲜卑统治。北魏末，宇文泰势盛，其子孙后来取代西魏建立了北周王朝。

    十六国时期，在东部鲜卑三部中，唯一曾建立国家政权的是慕容氏。

    东汉末年，鲜卑首领檀石槐称雄大漠南北时，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慕容氏即属中部鲜卑。曹魏初年，慕容鲜卑大人莫护跋率其部众入居辽西，因功被封为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今辽宁朝阳市）之北[28]。莫护跋之子涉归在魏晋之际以战功进封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今辽宁辽阳），逐渐接受汉文化。涉归之子慕容廆嗣位后，曾一度攻掠昌黎等地，“每岁不绝”。后为晋军击败，归附晋朝，被封为鲜卑都督。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慕容廆率众迁于徒河之青山。西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又徙居昌黎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开始定居的农业生活，法制礼仪皆仿学中原晋人。

    西晋灭亡后，慕容廆于永嘉初自称鲜卑大单于，乘势而起，企图以“勤王”之名，成就“得志于诸侯”的大业。他在讨灭素连、木津两部后，设立辽东郡，实行“刑政修明，虚怀引纳”之策，幽、冀等地因战乱流亡的士庶“多襁负归之”[29]。在汉族谋士的辅佐下，慕容廆制定出“慎刑、造贤、重农、戒酒色便佞”四项治国方略。这些措施，为慕容氏的开疆立国奠定了基础。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慕容廆病故，其子慕容皝嗣位。咸康二年（公元336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其治下之国史称“前燕”。咸康七年（公元341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逐步并吞了附近许多部落，收纳了大量的汉族流民，国力日盛，成为雄踞辽西的强大势力，高句丽等皆为其属国。慕容皝实行重农政策，认为“农者，国之本也”[30]。因此广招流民，劝课农桑。永和四年（公元348年），慕容皝死，世子慕容儁继位。

    慕容儁于永和六年（公元350年）分兵三路，南下伐赵。攻陷蓟（今北京）后，前燕迁都于此地。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前燕军进攻邺城，灭亡冉魏，慕容儁遂以邺为都城，即皇帝位，改元元玺。至此，前燕辖境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殽、邑，北守云中，除关中地区为前秦所有外，中原地区全部为前燕占据，可说是与关中前秦平分了黄河流域。随着国势的增强，慕容儁萌生了南下灭亡东晋的野心。但未及实现其志，便于公元360年病死，其子慕容暐继立。慕容暐年方幼冲，国事皆委之于其叔父、太宰慕容恪。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慕容恪病故后，前燕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导致政局大乱，遂为前秦灭燕提供了可乘之机。

    东晋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前秦辅国将军王猛等奉命攻燕。前燕太傅率军40万应敌，结果惨败。前秦国君苻坚亲率精锐15万与王猛会师，长驱至邺。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慕容暐自知不敌，只得率百官迎降。前秦灭燕，凡得郡157、户246万、口999万。前燕自永嘉初慕容廆称大单于至慕容暐降于苻坚，凡4世，共85年。

    四 氐族“前秦”

    前秦是氐人苻氏所建立的政权。苻氏世为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北）地方的氐族小帅，当西晋王朝倾覆之时，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军事集团，部落贵族苻洪被推为首领，自称秦州刺史、略阳公，曾先后依违于前赵与后赵，被封授都督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等职。东晋永和六年（公元350年）苻洪自称大单于、三秦王，遣使联络东晋，盘踞关中，拥众10万，开始对抗后赵。同年苻洪被人毒杀，其子苻健代统其众。乘后赵崩溃之际，苻健于东晋永和七年（公元351年）自称大秦天王、大单于，建元皇始，设置百官。第二年，苻健称帝，国号秦，史称“前秦”。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苻健死，其子苻生继位。苻生“荒耽淫虐，杀戮无道”[31]，其族兄苻坚于升平元年（公元357年）率领300壮士入宫杀之。苻坚称帝后，改元永兴。苻坚为废除后赵时的苛政，巩固和发展前秦的统治基业，在王猛等汉族士人的辅佐下，制定并实行了以下重要措施：（1）选拔和重用人才，恢复魏晋以来的士族特权；（2）轻徭薄赋，与民休息；（3）劝课农桑，发展生产；（4）“通关市，来远商”，促进贸易的开展；（5）兴学重儒，大力提倡儒学。由于苻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加以改革，励精图治，所以前秦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为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

    苻坚为统一北方，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建元六年（公元370年），前秦灭亡前燕，完成了统一事业最关键的步骤。建元九年（公元373年），苻坚派杨安等攻占成都，将巴蜀之地归入前秦版图。西南夷夜郎等国亦归附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苻坚派苟苌等攻打前凉，逼降前凉国主张天锡。继而前秦军伐代，征服了鲜卑拓跋氏。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苻坚派遣吕光等远征西域，“平西域三十六国，所获珍宝以万万计”[32]。至此，北方中国全部统一于前秦王朝，其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33]。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以及天竺等62国，都纷纷遣使与前秦通好。这样，在分裂多年之后，北方又出现了规模盛大的统一局面。

    随着北方的统一，苻坚踌躇志得，日益骄慢，认为“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霑王化”，决定发兵南下，企图一举攻灭东晋，从而实现“天下一统”。前秦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苻坚发倾国之兵，大举南进：“戍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34]。东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率众八万迎战，双方相持于淝水。由于苻坚的轻敌，导致“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35]。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前秦是一多民族王朝，统治基础松散，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前秦军在淝水一战中被东晋军击溃，前秦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战后不久，慕容垂乘机脱离苻坚，自称燕王，打起复国的旗号，鲜卑及丁零、乌桓诸部纷起响应。慕容泓、慕容冲、姚苌等在关中群起反叛前秦，“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36]。苻坚终为姚苌所擒，被处死。苻坚庶长子苻丕闻讯后，于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不久，苻丕与慕容永战于襄陵，结果苻丕败死。关陇氐族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拥立苻坚族孙苻登为帝，胡、汉十余万众相继归附。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苻登败于姚兴，被杀。其子苻崇奔湟中（今青海西宁一带），仍自称帝。当年，苻崇即为乞伏乾归所杀，前秦灭亡。自苻健至苻崇，前秦立国共44年（公元351—394年）。

    五 淝水之战后北方少数民族诸政权

    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瓦解，原来为其控制的各族贵族集团，纷纷割据一方，建立政权，中国北方地区再度出现严重的分裂局面。在关东地区，先后有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后燕、西燕和南燕，还有鲜卑化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在关中地区，有羌人姚氏建立的后秦、匈奴赫连氏建立的大夏；在西北的陇右、河西地区，有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氐人吕氏建立的后凉、汉人李氏建立的西凉和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其中，以后燕和后秦最为强大，它们全盛时，军卒均达20万以上，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

    （一）后燕

    后燕政权的创建者是慕容鲜卑首领慕容垂。慕容垂是前燕国君慕容皝第五子，因受权臣慕容评疑忌，愤而转投前秦苻坚。苻坚“方修和戎之术”，极力笼络慕容垂，封他为冠军将军、宾都侯。但慕容垂并非真心归附前秦，而是“外假秦声，内规兴复”[37]，一直怀有自立的野心。淝水之战后，慕容垂寻机脱离苻坚，在邺城一带发展自己的势力。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慕容垂公开与前秦决裂，自称燕王，建元燕元，立慕容宝为太子，分封百官。随后，慕容垂率领鲜卑、丁零、乌桓等族20万众，大举进攻据守邺城的苻丕。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苻丕被迫退往晋阳，整个河北遂为慕容垂控制。第二年，慕容垂自称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改元建兴，史称其国为“后燕”。

    建国后，慕容垂先是招集流民、劝课农桑、省减徭役、清理刑狱，以增强自身实力。然后，就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后燕军攻克滑县（今河南滑县），消灭了丁零翟氏所建魏国。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攻克长子（今山西长治）和晋阳，杀慕容永，灭亡西燕。慕容垂还遣军攻取了东晋的青、兖等州郡，进军直达海边。经过东征西讨，原前燕所有关东之地皆为慕容垂占据，其国境“南至琅邪，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38]。

    正当后燕全力进行兼并战争之时，鲜卑拓跋部在塞外兴起，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建立北魏政权，成为后燕北方的劲敌。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双方大战于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西北），结果燕军大溃，丧师九万，损失“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39]。参合陂之战，是后燕衰败、北魏兴起的关键一役。为雪失败之耻，慕容垂亲率大军征魏，中途于沮阳（今河北怀来）病死。太子慕容宝继立，改元永康。此后，后燕统治集团陷入纷争，国内大乱。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慕容宝为鲜卑贵族兰汗所杀，兰汗自称大单于、昌黎王。不久，慕容宝庶长子慕容盛又杀兰汗自立，旋即称帝。慕容盛“峻刑极威”，致使众人怨恨，前将军段玑等发动兵变，将慕容盛杀死。鲜卑贵族拥立慕容垂少子慕容熙为国主。慕容熙昏庸荒政，导致众叛亲离，义熙三年（公元407年）终被慕容宝养子、夕阳公高云执杀，后燕遂亡。自公元384年慕容垂称王至慕容熙死，后燕立国共24年。

    （二）后秦

    后秦是烧当羌人建立的政权。后秦开创者姚苌，原籍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世为西羌豪酋。姚苌之父姚弋仲于永嘉之乱时，率领部众进入关中，先后依附于刘曜、石勒，石虎，姚弋仲及其部属数万人被迁徙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姚弋仲被封为西羌大都督、襄平县公，势力逐渐壮大。东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姚弋仲死，其子姚襄统领部众，企图进据关中。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姚襄与苻坚战于三原（今陕西三原），死于阵中，其弟姚苌率众降于前秦。

    姚苌降附后，颇受苻坚信任，被封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淝水之战后，姚苌与苻坚决裂，率众远走渭北、关陇一带，被地方豪族推为盟主。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姚苌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改元白雀，分封百官，建立了独立政权。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姚苌自卢水胡郝奴手中夺取长安后，即皇帝位，建元建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姚苌善于治国，“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费，以救时弊”[40]，迅速增强了后秦的国力和封建化程度。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姚苌病故，其子姚兴即位于槐里，改元皇初。姚兴当政后，励精图治，采取积极措施，以巩固前秦政权。首先是延揽人才，“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其次是重视法制，禁止滥施酷法淫刑，“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41]。姚兴还大兴儒学，提倡佛教，使后秦的儒风与崇佛之风都盛极一时。这些措施，对于安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关中“俗阜年丰，远安迩辑”[42]，堪称一方“乐土”。十六国后期，姚兴治下的后秦成为黄河流域较为强盛的民族政权之一。

    但是由于“关西杂居，种类不同”[43]，氐、羌、铁弗匈奴等族时起冲突，加之羌族统治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所以后秦政权难以巩固。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姚兴一死，后秦即刻陷入皇族纷争的旋涡之中。先是姚泓之弟、太原公姚懿在蒲圾（今山西永济县境）自立为帝，起兵进攻长安。姚懿之乱平定不久，又有姚懿族兄姚恢率领安定（今甘肃泾川）镇户38000，进攻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44]。姚泓调集全部兵力，方平定此乱。乘后秦内乱之机，东晋刘裕率军北伐，水陆并进，长驱直入，于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攻占长安。姚泓出降，后秦灭亡。后秦历经三主，立国共33年。

    第三节 拓跋鲜卑与北魏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势力的发展历史，在“五胡”之中最为突出。由于鲜卑势力的发展，必然要突破原来的活动区域，向长城沿线及其以南以西扩张，其播迁范围之广、势力之强大，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除了上述慕容、段氏、宇文等鲜卑诸部在东部展开历史性的活动外，北部的拓跋鲜卑更是以建立北魏王朝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45]。

    一 拓跋鲜卑之起源及代国之建立

    当东部鲜卑诸部在频繁的迁徙与分合中走向发展时，北部鲜卑也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更为壮观的活剧。北部鲜卑主要指鲜卑拓跋氏。

    鲜卑拓跋氏经过两次大迁徙，到达匈奴故地，与匈奴余部相融合，于是有了“鲜卑父胡母”之说。史书记载，拓跋鲜卑原居“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46]。中国考古文物工作者证实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大鲜卑山”，就是今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47]。拓跋先民在此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大约在东汉初年，在部落酋长拓跋推寅带领下开始向外发展，“南迁大泽”[48]。“大泽”即今内蒙古呼伦湖（又称达赉湖）。大约过了百年左右，乘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漠北地区空虚之际，拓跋鲜卑再次举族迁移，“始居匈奴之故地”[49]。当时漠北尚有匈奴10余万落，他们与新迁入的鲜卑人“杂处”一地，关系日益密切。因鲜卑势力愈益强盛，故匈奴余众皆自号鲜卑。鲜卑、匈奴长期杂居错处，互相婚媾，血统逐渐融合，从而形成拓跋鲜卑及秃发鲜卑、乞伏鲜卑、铁弗匈奴等同源异流的各个族系分支。

    自拓跋力微起，北魏始有信史。力微被北魏尊为“始祖神元皇帝”，其即位之年被定为“神元元年”（即公元220年）。力微率领部众驻牧于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县一带）10余年，“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势力渐大。后力微移居五原，拥有“控弦士马二十余万”[50]。神元三十九年（公元258年），力微率部从五原东移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诸部归附者愈多。从此，组成了一个以拓跋部为首的庞大部落联盟[51]。力微借助天威和暴力巩固住了部落大联盟首领的地位，并逐渐演变为拓跋氏垄断的世系王权[52]。在此过程中，拓跋鲜卑部落联盟（酋邦）开始逐渐向国家组织转化。

    力微死后，数传至猗卢。猗卢雄武有智略，“总摄三部，以为一统”[53]。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晋怀帝封授猗卢为大单于、代公，以代郡（今山西大同）为其封邑。并州刺史刘琨欲以之为外援，又将句注山陉岭（在今山西代县西）以北之地赠给猗卢。猗卢随着疆域的扩大，势力愈加雄厚。猗卢死后，拓跋鲜卑内部一度发生变乱而势力衰落。直到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什翼犍即代王位于繁峙（今山西浑源县西）之北，局势方告稳定。

    什翼犍曾为质子于后赵10年之久，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熟悉中原典章制度。他在即位之后，改元建国，设置百官，制定法律，代政权开始略具规模。建国九年（公元346年），什翼犍迁都盛乐，以此地作为政治中心。这时，代国的疆域，大约跨有今内蒙古中南部和山西北部。代国的建立，标志着拓跋鲜卑国家的形成。

    二 北魏的建立与发展

    代国一度为前秦攻灭。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乘前秦淝水之战失败之机，一举恢复代国，建元登国。史家一般以此为北魏（后魏）立国之始。同年四月，拓跋珪由“代王”改称“魏王”，七月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54]。拓跋珪复国后，采取了“息众课农”，兴屯田，分农稼，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等一系列措施，使拓跋部落联盟迅速由游牧经济转向定居农耕，由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转化。这一过程既是拓跋部封建化的过程，也是其汉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拓跋珪积极向邻近诸族用兵，如对北边的柔然、高车，东面的库莫奚，南边河套一带的铁弗匈奴、鲜卑破多罗、薛干等部，都发动过征服战争。

    拓跋珪是拓跋鲜卑发展史上的一位有为之君。在其统治期间（公元386—409年），北魏政权的根基得到巩固，北魏的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其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国家演变为封建制国家，从而为后来拓跋焘统一北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拓跋珪死后，其子拓跋嗣继立，是为明元帝。拓跋嗣大力劝课农桑，选贤任能，使北魏进一步强盛。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拓跋嗣死，其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拓跋焘借助二世之余烈，不断向四方用兵，先后攻灭赫连夏、冯氏北燕、沮渠北凉和李氏西凉等割据政权，终于完成统一北中国的大业。拓跋焘统一北方，结束了中原地区自公元4世纪开始的、为时一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拓跋焘随后又西逐河湟一带的吐谷浑，北降阴山之北的柔然，西域诸族亦纷纷遣使朝贡。公元450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临江至瓜步，掠淮南5万余家而还，与占据江南的刘宋王朝划江而守——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开始形成，一直延续了130多年。

    三 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

    拓跋焘四传至拓跋宏（元宏），北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继立，是为孝文帝。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不久改姓元氏，故拓跋宏亦称元宏，北魏亦称元魏。

    拓跋鲜卑贵族建立的北魏王朝，从入主中原之初起，就面临着众多的严重问题，陷入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随着征服地区的扩大和拓跋鲜卑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在鲜卑统治集团内部，封建化的皇权与旧的部落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激烈。由于代表旧势力的贵族特权是与旧的部落习俗密切相关的，因此保存或是改革鲜卑旧俗，就成为北魏巩固在中原的统治、发展社会经济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北魏初年，为适应北方坞壁割据、人民流徙、户籍紊乱的情况，曾委任一些汉人豪族为宗主督护，朝廷通过他们强迫农民提供赋税、徭役和兵役。但后来随着破产农民的增多，大量农民成为豪强大族的隐附户口，使得国家赋税收入锐减，宗主督护制已不能适应北魏统治者的需要，亟待改革。北魏立国以来，官吏没有俸禄，起初主要依靠战争掠夺进行分配。中原平定后，此项财源断绝，因此各级官吏贪赃成风，吏治急剧败坏，“纵奸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55]。吏治腐败，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孝文帝即位后，农民暴动几乎年年发生，有时一年数起。这种严重的形势，迫使北魏统治者改弦更张，寻求维持统治的新策。另外，此时北魏同南朝力量已趋均衡，漠北柔然力量也开始转弱，北魏外部的威胁解除或缓解，北魏统治者也获得了改革所必需的条件。冯太后和孝文帝所进行的各种改革[56]，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

    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孝文帝颁布诏令，提出“思易旧质，式昭惟新”，“变法改度，宜为更始”[57]，拉开了大规模改革的帷幕。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正式颁行俸禄制；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均田制；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实施三长制，在吏治与经济制度方面大力改革。为了加强对中原内地的统治，摆脱保守势力的影响，也是为了避免柔然等民族的直接攻击，孝文帝决定将都城平城南迁洛阳。经过与统治集团中保守势力的激烈斗争，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正式迁都洛阳，许多拓跋鲜卑及其他北方民族族众，陆续从塞上迁至中原内地定居。孝文帝迁都，具有重大的文化转型意义。将都城迁于洛阳，既能显示北魏政权为中国“正朔”所在，又有利于加速对汉文化的吸收。正是在新都洛阳，魏孝文帝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经济方式封建化的基础上，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着手改变鲜卑旧俗。迁都洛阳后，立即诏命鲜卑人全部改换汉人衣冠。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为进一步促进鲜卑的汉化，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58]，即在朝廷上禁用鲜卑语言，改用汉语。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文帝下诏：“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59]随着拓跋氏“改姓元氏”，鲜卑拓跋的八大著姓，全部改为汉姓名[60]。此外，北魏初期所统118氏，原为复姓，也全改为单姓。改姓后，鲜卑人皆冠以汉姓。孝文帝还亲拟条例，规定鲜卑八姓贵族士人同汉族崔、卢、郑、李四大高门望族门第相当，社会地位等同。孝文帝又使鲜卑拓跋氏皇室、贵族与汉人世族建立起广泛的姻娅关系。通过联姻，使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在政治上更加紧密地结合，将胡、汉统治阶级之间的隔阂消融在婚姻关系的温情之中，这就进一步扩大并巩固了北魏政权的社会基础。

    随着鲜卑拓跋族封建化的逐渐完成，北魏的国家机器也进一步完善。孝文帝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全面改革官制，确定中央与地方各级官职。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采用中原帝王传统祭祀天地的仪式，将汉族的神祇当做自己的神灵加以膜拜。为加强封建王权，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四月，孝文帝正式颁布“太和新律”，确立了新法。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西晋以来北方社会大变动的一次总结，它完成了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共同封建化的进程，加速了拓跋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迈入先进民族经济文化体系的步伐，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从而为隋唐时期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兴起准备了条件。

    四 北方六镇起义及北魏王朝的崩溃

    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王朝形成了以鲜卑贵族为首，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随着地主经济势力的日趋膨胀，均田令颁布不足30年的时间，在地主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均田制度已经开始崩溃，不少豪门望族霸占着肥田沃土，拥有成百上千的奴仆和部曲。太和改革后，吏风一度好转，但为时不久贪墨之风又开始盛行，鲜卑贵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则以聚敛为生，盘剥黎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北魏政权开始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北魏统治下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是交织在一起的。在魏、晋时期，先后入徙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丁零、卢水胡等族人民，这时已同汉人一样，成为北魏王朝的被统治民族，他们在受到相同的压迫与奴役的情况下，往往与汉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北魏王朝。北魏末年，各族的反抗斗争日趋高涨，终于爆发了动摇北魏统治的六镇大起义。

    北魏初期，为了防御柔然，在北部沿边设置了六个军事据点，称为“六镇”[61]。六镇镇将多是鲜卑“高门子弟”，享有各种特权。各镇镇兵，处于被镇将奴役的地位，衣食无着，景况可悲。六镇镇将“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62]。由此，镇兵、镇户对镇将和朝廷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危机一触即发。

    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怀荒镇镇兵首先发难，杀死镇将于景，发动起义。第二年，沃野镇高阙戍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事，自称“真王”，诸镇汉夷之民纷纷响应。破六韩拔陵连胜北魏军队，六镇尽为义军占领。当年八月，东西部敕勒（高车）也加入起义，声势震动北魏朝野。为了挽救行将覆灭的命运，北魏王朝转而勾结柔然共同镇压起义军。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北魏以割让土地为条件向柔然主阿那瓌求援，阿那瓌率军10万南下，进攻武川、沃野等镇，义军连战失利。与此同时，北魏朝廷又诱使西部敕勒归降，致使义军力量大为削弱。后来破六韩拔陵转战黄河之南时，遭到南北夹击，本人战死，部众败亡。六镇起义坚持了近两年半之久，虽最后失败，但给予北魏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六镇起义之后，社会矛盾愈益激化。后来又接连爆发以柔玄镇镇兵杜洛周为首的“六镇降户”起义；以怀朔镇镇兵鲜于修礼为首的“六镇降户”起义；山东邢杲起义；羌人莫折大提为首的关陇起义；等等，前后延续8年之久，席卷了河北、山东与关陇的广大地区。参加者包括汉族及鲜卑、匈奴、敕勒、丁零、羌、氐等族人。北魏末年的各族大起义，不仅极大地动摇了北魏的统治基础，而且各民族的联合斗争也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经过各族大起义的打击之后，北魏统治急剧衰落下去。北魏实权先后为尔朱荣、高欢所掌控，北魏皇帝形同傀儡。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其权柄分别掌握在高氏和宇文氏手中。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高洋废黜东魏孝静帝，自称皇帝，国号“齐”，遂建立起“北齐”政权。公元556年，宇文觉废黜西魏恭帝，自称皇帝，建立了定都长安的“北周”政权。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北周攻克邺城，消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部。大象三年（公元581年），隋王杨坚逼迫周静帝禅位，自立为帝，建立隋王朝，定都大兴（即长安），是为隋文帝。不久发兵南下，灭亡了偏安一隅的陈朝。至此，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全国复归统一。

    第四节 敕勒与柔然

    一 敕勒

    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在北方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还有敕勒。敕勒的族源可追溯到先秦时的北狄，最初称“狄历”，两汉时称“丁零”。丁零原驻牧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魏、晋之际，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时，丁零中不少部落也随之往南移徙，广泛分布在大漠南北，有一部分甚至进入中原，与其他民族相互争雄。“五胡十六国”时期，丁零族中的翟氏、鲜于氏曾在中原各地活跃一时，有些还曾建立过政权。丁零即敕勒。“敕勒”一名的出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族人称丁零为敕勒，南方汉人则称之为高车[63]。此外，还有“赤勒”、“涉勒”、“铁勒”等同音异译。

    无论是丁零或是敕勒，都是对使用相同语言的不同部落的泛称。两汉时期的丁零，系泛指分布于今贝加尔湖以南至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属于相同语族的各部落；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所谓敕勒（高车）系泛指驻牧于色楞格河和土拉河流域属于相同语族的诸部[64]。公元4—5世纪之际，敕勒包括有6大氏族：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诸部“无都统大帅，当各有君长”[65]，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到南北朝时期，敕勒又有12姓：哭伏利氏、吐卢氏、乙旃氏、大连氏、窟贺氏、达薄干氏、阿仑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罗氏、乞袁氏、右叔沛氏。除6氏12姓外，尚有外围30余部，东、西敕勒共有数十万落。可见敕勒是一个部落庞杂、人口繁盛的民族共同体。

    敕勒属游牧民族，其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盛产马、牛、羊、骆驼；向北魏进贡的特产有貂皮等毛皮，说明狩猎经济也占有一席之地。敕勒有制革、毡、弓矢等手工业，尤其制车业最为发达，史载该族“乘高车，逐水草”[66]，所造车辆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远近闻名，故汉人径称其族为“高车”。从敕勒各户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67]的情形，反映出其社会内部已有私有财产，出现了阶级分化。

    公元5世纪20年代，北魏从北海一带迁来数十万落敕勒人，安置在漠南“东至濡源，西及五原阴山，竟三千里”[68]的广大地区。从此辽阔的漠南地区也成为敕勒人的聚居之地。所以阴山之南被称为“敕勒川”，诞生于此地的歌曲被称为“敕勒歌”。

    尽管有一部分敕勒族人徙居漠南，但其大部分部众，仍驻牧于漠北地区。漠北的敕勒诸部，曾一度受制于柔然汗国。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敕勒首领阿伏至罗与穷奇乘柔然进犯北魏之机，率部“西叛”，自立为王。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敕勒势力发展到西域，相继将高昌、焉耆、鄯善等国置于控制之下。此时敕勒的势力范围是：东北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及土拉河一带，西邻中亚悦般等国，东界北魏王朝。当中亚（口厌）哒汗国建立后，逐渐东进，将势力扩展到今塔里木盆地一带。敕勒夹在西方的（口厌）哒和东方的柔然两大汗国之间，不断同两方交战，国力逐渐消耗殆尽。突厥崛起后，发兵攻打敕勒，降服其众5万余落。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敕勒诸部一直役属于突厥汗国。

    二 柔然

    柔然是本民族的自称。史谓：柔然始祖“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柔然亦写作芮芮、茹茹、蠕蠕等，其中蠕蠕一名乃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的蔑称。

    柔然是公元5世纪初至6世纪中期继匈奴、鲜卑之后，雄踞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如同乌桓、鲜卑一样，柔然也属古代东胡民族系统，与鲜卑同源。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融合了北方的高车、匈奴余部及“西域胡”等多种民族成分而形成，故史书中称之为“东胡之苗裔”[69]；“塞外杂胡”[70]；“匈奴别种”[71]等。这些泛称，正反映出柔然族源的多元化。柔然的核心氏族木骨闾氏（“首秃”之意），可能出于鲜卑族一支[72]。

    公元4世纪初，木骨闾子车鹿会“始有部众”，“为部帅”，附属于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每年贡献马畜、貂皮等方物。此时，柔然还处于原始氏族阶段末期，过着逐水草以居的游牧生活，“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无城郭，居穹庐毡帐。无文字，以羊粪记兵数，后发展到刻木记事。

    柔然最为强大之时是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北魏天兴五年（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仑击灭了游牧于今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的敕勒斛律等部，以及敕勒西北的拔也稽匈奴余部，统一漠北地区，正式建立政权。社仑自称“丘豆伐”（意为“驾驭开张”）可汗[73]。在柔然的军事征服下，东西诸游牧部落“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苦其寇抄，羁縻附之”[74]。社仑所建立的柔然汗国实为一庞大的军事联合体，整个社会按军事编制组成，千人为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置帅一人。汗国中每个成员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出征作战，具有浓重的氏族部落性质。

    自社仑建立柔然汗国至公元555年邓叔子亡国为止，柔然汗国共存在150余年，这期间，正是十六国末期至南北朝末期。柔然兴起于漠北后，凭借着强劲的武力不断进犯北魏，构成北魏王朝在北方的主要边患。为防御柔然，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起，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绵延2000余里，运兵于六镇严密戍守。北魏天兴五年（公元402年），道武帝拓跋珪发兵进攻柔然的黜弗部和素古延部，虏获甚多。柔然可汗遣骑反击——从此柔然与北魏兵戈连年，不断发生战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柔然可汗大檀率领六万骑攻入云中郡，大肆杀掠。神□二年（公元429年）太武帝亲率大军出击柔然，兵锋直逼栗水（今克鲁伦河），大获全胜。大檀兵败西逃，柔然降服者30余万落。原役属于柔然的西方敕勒诸部相继叛离，归附北魏，使柔然势力一度衰落。大檀死后，其子吴提继立，自号敕连可汗。吴提开始与北魏和亲，双方维持了将近10年的和平时期。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吴提乘拓跋焘西征北凉之机，发兵进袭平城，双方重启战端。直到皇兴四年（公元470年）献文帝拓跋弘率军北伐，重创柔然，使之再也无力南下侵扰。

    柔然欲与北魏和亲，但遭到拒绝；又欲联合南朝进攻北魏，也未成功。于是，柔然便向西方发展势力，相继征服高昌、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西域“东道诸国”。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原役属于柔然汗国的敕勒10余万落（户）脱离柔然控制，向西迁移，这对于柔然政权的影响十分巨大。此后，柔然与敕勒之间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战争。长期战争，严重消耗了柔然的实力，难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时，北魏也已式微，无力北伐，双方恢复了通使与和亲。

    公元6世纪初，柔然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丑奴可汗之弟阿那瓌争位失败，逃入北魏，不久在北魏支持下恢复了可汗的权位。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六镇起义爆发，阿那瓌协助北魏镇压起义有功，被北魏孝庄帝待以“殊礼”。阿那瓌也频频遣使朝贡，双方关系进一步加强。从此“阴山无警，弱水无尘”[75]，和平局面促进了漠北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西魏均试图与柔然阿那瓌可汗联姻交好，以打击对方。柔然乘机南下，东部深入到东魏的易水，西部达到西魏的原州（今宁夏固原）。正当柔然势力南进之时，原来为其役属的突厥兴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于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在怀荒镇大败柔然，阿那瓌势穷自杀。阿那瓌死后，余部立其叔邓叔子为可汗。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邓叔子为突厥木杆可汗击败，率千余家投归西魏。西魏迫于突厥压力，“遂收蠕蠕主及下三千余人付突厥使，于青门外斩之。中男以下免，并配王公家”[76]。称雄一时的柔然汗国遂灭亡，有部分余众辗转西迁[77]，留在漠北的柔然部众，以后逐渐与突厥、契丹等民族融合。

    第五节 东北诸族

    一 沃沮

    沃沮之名，始见于西汉时期。史书记载：“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78]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夏，“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79]。沃沮居地的范围，“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秽貊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80]，大体上包括今中国老爷岭以东的延边东部、黑龙江省穆棱河中上游、绥芬河流域以及俄罗斯的滨海南部地区。

    沃沮部落分散，不相统一。史载：“（沃沮）户五千。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81]。长帅皆自称三老。“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82]。沃沮长期役属于高句丽，并受其压迫与欺凌。高句丽派其大人为使者，对沃沮加以监督，向沃沮强征貊布、鱼、盐等物，并责令沃沮送其美女至高句丽，作为婢妾。沃沮还时常受到其北面挹娄的掳掠，“挹娄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83]。沃沮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呈现分散状态，最后为高句丽所并吞，其族人也融合于后者之中。

    根据史书记载，沃沮“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84]。可见该族居民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的生活。沃沮的婚姻保持着古代氏族社会习俗：“其嫁娶之法，女年十岁又相设许，婿家迎之，长养以为妇，至成人，更还女家，女家责钱，钱毕，乃复还婿”。沃沮盛行的葬俗，反映的是原始氏族血缘观念的二次埋葬制：“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尽，乃置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刻木如生形，随死者为数。又有瓦礰，置米其中，编悬之椁户边”[85]。总之，从汉代至魏、晋时期，沃沮族社会组织涣散，社会发展缓慢，长期保持着原始状态。

    二 勿吉

    南北朝时，东北诸民族中兴起勿吉一族。勿吉源于挹娄[86]。勿吉一名，始见于《魏书》。学者一般认为：勿吉一词含义为“深山老林”，是满语“窝集”（即“林中人”）在古代的汉字异用[87]。

    勿吉的分布，较挹娄有所变化。公元5世纪末，新兴的勿吉逐走夫余，占有了松花江中游的夫余故地，其居地更向西北方扩展。据记载，勿吉之地，“去洛（阳）五千里。自和龙被二百余里有善于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88]。和龙即今辽宁朝阳，太鲁水即今洮儿河，速末水即今松花江。可知勿吉的中心区域在今松花江与嫩江的交汇处，也即小兴安岭与张广才岭的结合点，连接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勿吉南与高句丽接壤，北与豆莫娄为邻，西面是室韦和契丹。

    勿吉兴起于北魏时期。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夫余为勿吉所灭。落后的勿吉虽然征服了夫余，却为比较先进的夫余所同化。因此，勿吉的社会经济比挹娄有所发展。勿吉的农业已发展到“耦耕”阶段。作物有粟、麦、穄等，除种植五谷外，还栽培蔬菜，酿制米酒。狩猎仍是重要的经济方式。此时铁镞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狩猎水平。勿吉境内出产“好貂”，是用来与中原交换的重要物品。此外，勿吉还有畜牧、捕捞等业，规模比以前都有所发展。其手工业的发展也很显著，尤以车、船的制造为突出。

    勿吉作为肃慎、挹娄的后裔，在风俗习惯方面，变化不大，基本保持着以往的传统方式。史书记载：勿吉人“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妇人穿布裙，男人穿犬皮裘。婚姻习俗“为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丧葬则是“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89]。

    魏、晋、南北朝时期，“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90]。勿吉各部皆强悍好战，在公元5世纪末攻灭夫余后，成为“东夷”中武力最盛的部落民族，经常攻扰豆莫娄等邻族，又试图联合百济，从水道进攻高句丽。南朝宋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勿吉遣使向南朝宋武帝贡献方物。北魏延兴五年（公元475年），勿吉使者乙力支到北魏朝献，请求北魏助其攻灭高句丽。但北魏认为，东北诸族“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91]，勿吉遵从了北魏的旨意，不再兴兵。从北魏直到东魏、北齐时期，勿吉始终保持着朝贡关系，使者不绝于途。据统计，从延兴五年（公元475年）至东魏武平六年（公元575年）的百年间，勿吉遣使赴内地达30余次[92]。

    魏、晋以后，勿吉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贫富分化开始明显，马是财富的主要标志。为保护有产者，出现了法规。早期，勿吉的社会组织涣散，“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93]，尚未形成部落间的联盟。但从后来勿吉有实力逐走夫余，又攻破高句丽十余部的事实看，说明它已能集结强大的军事力量，至少组成比较稳定的部落联盟。随着世袭王权的崛起，勿吉开始告别原始状态，迎来文明的曙光。

    三 室韦

    室韦又作失韦、失围等，也是中国东北古老民族之一。室韦之名最早见于《魏书·室韦传》和《魏书·乌洛侯传》。室韦居地，东与豆莫娄，西与地豆于，南与乌洛侯及契丹为邻。关于室韦的族源，学术界众说纷纭，大致有鲜卑说、乌桓说、肃慎说及丁零说[94]。从现有资料分析，可以说室韦的族源是多元的，既包含乌桓、鲜卑的成分，也融合了丁零、肃慎的因素。由于室韦不仅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与早期的拓跋鲜卑大同小异，而且风俗习惯也很是接近，因此，室韦与拓跋鲜卑在渊源上更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同源异流。

    室韦的主要经济方式是渔猎和畜牧，辅以粗放的农业。据史书记载，室韦人“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汲水中而网取鱼鳖”[95]。牲畜有牛、马、猪和犬，冬逐水草，夏则城居。粮食作物有粟、麦及穄。由于当地气候寒冷，多积雪，室韦人“匡寝则屈木为室，以蘧蒢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藉”。男女服装也多以皮革制成。其婚俗为“二家相许竟，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妇归家，待有孕，乃相许随还舍”。已然形成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但还保留有原始遗风。丧俗为“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后来逐渐改成“部落为大棚，人死则置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96]。

    室韦的社会组织形式为部落，部落酋长世袭相传，子弟可以承袭其位，如嗣绝可择贤豪而立。自东魏和北齐时开始，室韦诸部酋长已每年派使者赴中原朝贡，例如，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曾遣使张焉豆伐等入朝献方物，直到武定末年仍贡使相寻，按时朝贡。

    四 库莫奚

    史书称：“库莫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97]宇文部为前燕所破，余众奔走隐匿于松漠之间，库莫奚部落遂由此形成。其民强悍，“善射猎，好为寇抄”[98]。北魏登国三年（公元388年），道武帝拓跋珪出兵松漠，至弱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大破库莫奚，获取马牛羊豕10余万。10余年后，库莫奚经过休养生息，人畜渐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北燕，“置戍和龙（按即今辽宁朝阳），诸夷震惧，各献方物”[99]。库莫奚也臣服于北魏，遣使到平城、洛阳朝觐，贡献名马、文皮等方物，先后达30余次。北齐时，库莫奚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朝贡关系，曾先后5次派使者到邺城。库莫奚与北齐兴安（今河北隆化）、营州（今辽宁朝阳）两州边民参差而居，关系密切，相互交易往来甚至更为频繁。至北朝后期，库莫奚分为五部，即：辱纥主、莫贺弗、契箇、木昆、室得，每部设俟斤一人为帅，“有阿会氏，五部中最强盛，诸部皆归之”[100]。诸部归附阿会氏后，呈现出统一的趋势。

    五 豆莫娄、乌洛侯与地豆于

    （一）豆莫娄

    豆莫娄，亦作“大莫卢”、“达莫娄”、“大莫娄”，皆为同名异译。其名初见于《魏书》记载，称其地“在勿吉国北千里，去洛（阳）六千里，旧夫余地也，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以现今地理言之，相当于呼兰河以北、小兴安岭西南、嫩江以东的齐齐哈尔、布哈特、呼兰、绥化一带，中心区域在乌裕河流域。其地多山陵、广泽，畜牧业比较发达，也有些部落种植五谷。衣着麻布为主，豪帅等首领衣服饰以金银。社会组织有君长，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帅，其体制与夫余相类似。北齐天统三年（公元567年）、五年（公元569年）先后到北齐朝贡，开始与中原王朝建立贡属关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隋唐时期。

    （二）乌洛侯

    又译作乌罗浑、乌罗护等。其地在今嫩江中游地带，东与豆莫娄为邻，北与室韦等部相接。其生活习俗同勿吉相类似，“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101]。其衣饰与室韦大体相同，绳发、皮服，以珠为饰。社会组织是部落形式，部落酋长称“莫弗”，实行世袭制。北魏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乌洛侯部落酋长曾到北魏都城朝贡，并告之以其地西北方有北魏祖先之“旧墟石室”。自此乌洛侯隶属于北魏王朝，关系日趋密切。

    （三）地豆于

    该部位于乌洛侯以南、室韦以西，各千余里。其地大致相当于今西拉木伦河西北的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一带。地豆于多牛羊和名马，不产五谷，唯食肉饮酪，主要以游牧为生。起初，地豆于役属于柔然。北魏太安四年（公元458年），北魏大败柔然，迫使柔然北遁，不敢复南，地豆于遂乘机摆脱柔然控制，转而归附北魏。北魏延兴二年（公元472年）八月，地豆于遣使朝贡，同北魏正式建立了贡属关系。后来在柔然的唆使下，地豆于一度频犯北魏边境。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地豆于被北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元颐击败，“自后时朝京师，迄武定末，贡使不绝”[102]。在北齐时，亦还朝贡。此后，地豆于不复见于记载。

    第六节 西域诸族

    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曹魏依然在西域行使统辖权，曾设立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领护西域，并册封西域一些地方首领官职爵位。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等国“遣使奉献”，魏文帝随后派官员赴西域“抚劳”，这样“西域遂通”[103]。西晋王朝封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五国之王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十六国时期，前秦及先后割据河西地区的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国，亦曾对西域行使一定的管辖权。南北朝时，北魏王朝直接统治着今新疆东部的一部分地区，曾派遣散骑侍郎董琬等赴西域招抚诸国[104]。

    两汉时期西域50余国，后来经过相互并合，于北魏太延年间已演变为16国。其中主要有以下诸国：

    一 鄯善

    鄯善即古楼兰，都城在扜泥城（今新疆若羌县境）。三国时期，鄯善曾与龟兹、于阗等国的使者一道，朝觐魏文帝，贡献方物。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汉地求法高僧法显行经其国，记云：“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略与汉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105]。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7年），鄯善王遣使到平城聘问。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太武帝派军经略西域，任命韩拔为领护西戎校尉，镇守鄯善，“赋役其人，比之郡县”。数十年后，敕勒势力向西域发展，进逼鄯善等国。鄯善屡败于敕勒，民众离散。继而，吐谷浑势力西扩，兼并了鄯善等国。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宋云等奉命赴天竺（今印度）取经，途经鄯善，记载此地：“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王）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湖”[106]。鄯善民众流散异地，一部分迁居且末等国。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42年），鄯善王兄鄯朱那率众内徙，有相当数量的鄯善民众入居河西走廊一带。

    二 伊吾

    伊吾，亦作伊吾卢，其地在今哈密。伊吾地宜农耕。产五谷、桑麻、葡萄等。其北有柳中，土壤尤为膏腴，是传统屯田之所。曹魏曾设置伊吾县；西晋设立伊吾都尉，隶属于敦煌郡。前凉国主张骏，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地设置沙州，伊吾县遂隶属于沙州。西凉灭亡后，西凉贵族唐契避难于伊吾，招集西凉遗民二千余家于此地，受柔然役属，柔然以唐契为伊吾王，历20年之久。后来伊吾并入北魏版图，成为北魏在西域的一个属县。西魏、北周时，其势力对伊吾鞭长莫及，关系逐渐疏远。

    三 高昌

    高昌在汉代是车师前部的故地。曹魏、西晋时，仍沿袭汉朝时的体制，设置戊己校尉治理高昌等地，并开展屯田。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此地设置高昌郡。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50年），盘踞高昌的沮渠氏为柔然所灭，柔然立汉族移民首领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地处交通要冲，是柔然、敕勒和（口厌）哒三大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高昌依违于三方之间，形势动荡，易主频繁。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敕勒立马儒为高昌王，以顾礼、麴嘉为左右长史。太和十一年（公元497年），马儒欲举国内迁，高昌旧人依恋本土，不愿东移，相与杀马儒而拥立麴嘉为高昌王，又臣服于柔然。柔然可汗伏图为敕勒所杀后，高昌重新归附敕勒。当焉耆为（口厌）哒所破，国人离散，求援于麴嘉，麴嘉遣其子为焉耆，控制了该地，高昌由此开始强大。延昌年间，北魏以麴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以示羁縻，但高昌王仍自称王如故。

    高昌麴氏政权实际是一独立王国。高昌王下设有令尹、长史、将军、司马、侍郎、主簿、从事等各级官职，分掌诸事。“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107]。从高昌政权组织与职官名号，可以看出大都仿照中原建制。这是高昌长期内属、汉族移民聚居及汉政治文化影响加深的反映。

    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多，汉文化在高昌得到广泛的传播，如高昌王麴嘉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公元520—524年），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为博士。《毛诗》、《论语》、《孝经》及历代子、史、集诸书，相继传入高昌，并“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108]。高昌语言略同于汉人，文字亦相同，但兼用胡书，仍保持着本地的民族特色。

    与高昌以西诸地高鼻深目的胡人不同，高昌居民的面貌类似高丽等族人，鼻平眼细。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等都与汉族大同小异。男子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裤；女子头发辫而不垂，着锦缬璎珞环钏。当地人信奉胡天神，亦信仰佛教。

    高昌气候温暖，土壤肥沃，谷麦一岁两熟，居民引天山雪水灌溉，农业比较发达。此外，还有蚕桑业并普遍种植草棉。草棉即棉花，“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纟卢），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109]。白叠子（棉布）是高昌一大特产，远销中原及中亚地区。

    四 焉耆

    焉耆亦为当时西域一大国，方圆400里，国内有9城，都城员渠城位于今博斯腾湖以北10余里处。该地四面环山，道险路隘，东去高昌900里，西去龟兹900里。土地适于农耕，农作物有稻、粟、菽麦，牲畜有马、牛、羊及骆驼等，还有养蚕业。能自行锻造兵器，有弓、刀、甲、鞘等。婚俗略同于汉人，男子剪发，女子衣襦，着大裤。主要信仰佛教。

    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7年），焉耆王遣使朝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因焉耆“恃地多险，颇剽中国使”，北魏派遣万度归率军往讨，焉耆王鸠尸毕那“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拒。（万）度归募壮勇，短兵直往冲，鸠尸毕那众大溃，尽虏之，单骑走入云中。（万）度归进屠其城，四鄙诸戎皆降服”[110]。此后，焉耆元气大伤，不久即为（口厌）哒所灭。

    五 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东去焉耆900里，南去于阗1400里，西去疏勒1500里，北去突厥牙帐600里，都城为延城（今新疆库车）。龟兹人以农业为主，辅以畜牧业。其婚姻、丧葬、风俗、物产等，均与焉耆略同。其地盛产铜、铁、铅等矿，北面200里有山，取石炭冶铁，可供西域诸国之用。龟兹国刑法，杀人者死，盗窃者则断其一臂并刖其一足。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税收银钱。

    龟兹同曹魏、西晋等中原王朝及前凉等割据政权皆有往来。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于公元382年派遣大将吕光率兵7万进军西域，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白纯逃亡。吕光撤离西域之前，立白纯之弟白震为王，统领龟兹之地。后来，龟兹对北魏、北周及南朝均建立了纳贡关系，每岁进献方物不绝。

    六 于阗

    于阗北去龟兹1400里，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个城邦国。于阗有大城五座，小城数十座，都城为西山城。其地殷富，盛产小麦、五谷、葡萄、桑麻等，山中多产美玉，牲畜有马、驼、骡等。居民善织□和铸造铜器。其风俗与龟兹略同，俗重佛法，有大寺院14座，小寺院不计其数。妇女皆辫发，衣裘裤。其刑法，杀人者死，余罪各随轻重加以处罚。

    于阗同北魏王朝具有朝贡关系，来往频繁，联系密切。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公元470年），柔然大举进攻于阗，于阗王向北魏求援，方解此难。事后，于阗更加主动地与中原王朝保持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于阗王先后遣使赴北魏都城平城、洛阳及北周都城长安聘问，进献方物。于阗同南朝也有联系，曾多次遣使远赴建康（今南京），向梁朝进献琉璃器、波罗婆步障等方物。梁武帝笃信佛教，于阗于梁大同七年（公元541年）曾进献玉佛一尊。于阗国内佛教盛行，且与天竺（今印度）接近，所以佛教成为于阗与同样崇奉佛教的南朝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纽带。

    七 疏勒

    疏勒在于阗西北，位于今新疆喀什一带。国内有大城12座，小城数十座。盛产稻、粟、麻、麦，以及铜、铁、锡、雌黄等，是西域较为重要的一个城邦国。

    北魏时，疏勒经常遣使至魏廷聘问，进献方物，据史书记载达11次之多。北魏文成帝末年，疏勒王遣使进献佛袈裟一件，文成帝为检验佛衣是否灵异，“置于猛火之上，经日不燃。观者莫不悚骇，心形俱肃”[111]。西域产石棉，看来此衣乃石棉所制。北朝时期，疏勒曾先后役属于（口厌）哒和突厥，向其贡纳粮食及各种矿产品。

    八 乌孙

    曹魏时，乌孙也同西域诸国一样，年年赴中原朝贡。北魏太延元年（公元435年），乌孙等西域九国入贡于魏，拓跋焘也于同年派王恩生等出使西域，但未成功。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拓跋焘又派董琬等携厚礼出使西域。抵达乌孙时，受到乌孙王的隆重接待。董琬等东还时，“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董）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112]。从曹魏至北魏的两三百年间，乌孙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北魏之后，史书对乌孙记载更少，只是在《辽史》中还保留有乌孙“进贡”和辽朝在乌孙设有“乌孙国王府”的记载[113]。此后，乌孙情况逐渐湮灭不彰。

    第七节 南方诸族

    东汉以来，中国南方各地，散居着被统称为“南蛮”的一些少数民族。在南北朝时期，“南蛮”主要分布在南朝境内。据史书记载，当时中国的南方是：“南蛮杂种，与华人错居，曰蜒，曰襄，曰俚，曰僚，曰傒，俱无居长，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也”[114]。

    南朝历代政府为加强对“诸蛮”的统治，在其聚居的地区，除分别设置刺史、校尉、护军、都护等职官外，还设置了许多左郡和左县[115]。左郡、左县是以民族聚居地为行政区划，任用土著少数民族首领（史书中称为“蛮酋”）为刺史、太守、县令等官职，并封他们为王、侯，保持当地民族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习俗，给予较大的自治权力。南朝的左郡、左县上承两汉的“边郡”，下启隋唐的“羁縻府州”，在中国边疆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朝境内被称为“南蛮”的少数民族，其名称虽然繁杂[116]，但大致可分为蛮、俚、僚、傒四个族系。

    一 蛮族

    史书记载：“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117]。南朝蛮族的分布，除今湖北、湖南全境外，还有四川、河南、安徽、江西部分地区。其名目大约计有：峡中蛮、雍州蛮、荆州蛮、西阳蛮、湖阳蛮、弋阳蛮、汝南蛮、晋熙蛮、江州蛮、湘州蛮、莫徭蛮、巴陵蛮及丹浙二川蛮等。凡此种种，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称为“盘瓠之后”[118]，崇拜犬图腾的蛮族。他们在两汉时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得北迁”[119]，达于荆州（今江陵）、雍州（今襄阳）一带，故史称“荆、雍州蛮”。另一类是据称为廪君后人[120]、崇拜白虎图腾的“豫州蛮”[121]。这一类蛮族分布较广，《宋书·蛮传》载：其“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122]。

    “荆、雍州蛮”与“豫州蛮”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经济状况大致相同。他们所居之地皆为深山大峒，以农业生产为主，种植五谷，如遇丰年，产量颇高，如史载：“蛮田大稔，积谷重崖”[123]。其风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124]。其兵器以金银为饰，盾牌则蒙以虎皮，善于使弩，勇猛好斗。

    南朝在荆州设置南蛮校尉，雍州设置宁蛮校尉，专门管理此两州的“蛮事”。对于蛮人赋役，比较宽松，“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125]。由于蛮人不服徭役，不供官税，汉人为避役多亡命入居蛮地，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口比前有所增加。

    二 俚族

    俚族，本称里。史载：“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126]。俚是百越的一支，是汉代瓯越人后裔。俚族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宋书·夷蛮林邑国传》载：“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127]南朝刘宋时的广州包括南海、苍梧、晋康、新宁、永平、郁林、桂林、高凉、新会、东官、义安、宋康、绥建、海昌、宋熙、宁浦、晋兴、乐昌18郡[128]，可见俚人的分布地域相当广大。此外，湘州南部也有俚人分布[129]。总之，南朝时，俚人是岭南地区最主要的一支少数民族。

    俚人多居在山区，其民族特性是“质直尚信”，“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130]。俚人盛行蓄奴之风，掠卖奴婢现象十分普遍，甚至父子相质为奴，即史书所载：“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131]。俚人善铸铜鼓，“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俗好相杀，多搆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132]。俚人社会组织以峒为单位，拥有铜鼓者号为“都老”，都老击鼓，集众聚会或出征，无敢不来者。其衣饰着贯头衣，椎髻。俗尚以鼻饮酒水，用手搏食。巫风甚盛，崇信鸡骨卜。

    俚人作为南朝的编户，须承担各种赋役，所谓“军国所须，相继不绝”。岭南地区的各级官吏，大都“贪若豺狼，贼署官人。情均蹊壑，租调之外，征责无己”，常是“晨昏暮行，夕求旦集”[133]，俚人苦不堪言。如广州一带俚人，“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自刘宋末年，俚人开始起事，到梁代后期的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俚人起事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反抗高潮。

    南朝时期，俚人中出现一些势力雄厚的强宗豪族，其中最著名者是冼氏。据史书记载，南朝时，俚人望族冼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134]，长期盘踞着高凉地区。梁末侯景之乱时，冼夫人曾协助长城侯陈霸先平乱，功勋卓著。其夫冯宝死后，岭表局势动荡，冼夫人以刚柔相济的手段，“怀集百越，数州晏然”[135]。隋灭南陈后，岭南地区“数郡共奉高凉郡太夫人冼氏为主，保境拒守”[136]，未归附于隋。后在隋文帝的大力招抚下，冼夫人终于归附隋朝。在其带动下，岭南诸州郡首领相继降隋，并协助隋军击溃了陈朝的残余势力，迅速统一岭南。后隋文帝派遣黄门侍郎裴矩巡抚岭南，在冼夫人陪同下历岭南20余州，“推恩示信”，各族首领“皆来谒见”[137]，使岭南局势得到进一步稳定。冼夫人还“请命于朝”而设置崖州，隋朝授予冼夫人之子冯仆为崖州总管，使海南岛上的俚人也置于隋朝统一管辖之下。

    三 僚族

    僚为“南蛮别种”，该族“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138]。在史书中，常被侮写作獠。从族源来说，僚族是由汉代的板楯蛮以及一部分巴人和濮人融合而形成的[139]。自东汉末年以来，开始由南向北迁移，到魏晋时已分布在北至陕西汉中、甘肃南部，西及建（昌）南高原、岷江上游一带，几乎遍布整个四川盆地，故《华阳国志·李特雄寿势志》云：僚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魏书·僚传》亦云：“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当时分布在四川地区的僚人，约有10余万落。此外，在今湖北西部、陕西西南部、贵州北部及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当时都分布有僚人。据史书记载，僚人共约30万户、150余万人。

    僚人各部皆推一长者为王，彼此之间不相统摄。僚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稻米等作物；能织细布，色泽鲜润美观。其居地气候阴湿，故“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140]。其生活习俗是：椎髻徒跣，用鼻饮水，死者竖棺而埋，善于使用矛和盾。俗尚养狗，“大狗一头，买一生口”[141]。族人以吹牛角为乐，击竹簧起舞。他们畏惧鬼神，经常猎人首祭祀，以求福。为了祭祀，不惜出卖兄弟或妻子，甚至自卖以供祭祀。

    公元4世纪中叶，成汉政权灭亡后，僚人大量迁居巴、蜀地区，广泛散居于山谷之间，“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142]。梁武帝时（公元502—540年），梁、益两州“岁岁伐僚以裨润，公私颇藉为利”[143]。公元6世纪初，北魏势力深入到四川地区。为加强对僚族的统治，北魏设置巴州郡以统辖诸僚。北周攻陷梁、益两州后，每年出兵征伐僚人，将俘获的人口充作“贱隶”，称之为“压僚”。为此，僚人多次进行反抗，“保据崖壑，依林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弗可穷讨”[144]。直到北周灭亡，僚人的反抗仍未止息。

    四 傒族

    傒族，南朝时亦作“溪”族，其主要分布在鄱阳、庐江、豫章、始兴等郡境内，即今江西赣江流域一带。关于傒族情况，史书记载甚少。只知在南北朝时期，傒族汉化速度很快，程度亦很高，其中涌现出不少名人，仅东晋至陈朝的将帅就有陶氏、胡氏、黄氏、周氏、余氏、熊氏、侯氏7姓10人[145]。例如，东晋名将陶侃乃鄱阳郡傒人，曾被温峤嘲笑为“溪狗”[146]。又如南齐将军胡谐之是豫章南昌的傒人，“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胡）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胡）谐之家，教子女语”[147]。

    在南北朝时期，蛮、俚、僚、傒等族分布在东起安徽，西北达陕南，南到岭南，西抵四川的广大地域内，涉及了南朝的大部分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其人口数共约300万人左右，占了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一半以上[148]。

    第八节 民族迁徙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400余年间，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时期。此一时期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是民族之间融合的数量之大和覆盖面之广，远远超越了前代。这一时代民族融合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民族地区的打破是对民族融合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一个相当长的战乱频仍时期。尤其是从三国至西晋末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因此人口的移动非常频繁。大量的汉人向周边地区迁徙，甚至在河西地区建立了诸如前凉、西凉等汉族为主的地方政权。然而，从总体上看，更多的则是“五胡入中原”的现象。从东汉末年以来，北方或西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越过边塞，进入人口剧减的中原地区，在“内郡”与汉人形成错居杂处的局面。西晋初年，郭钦上书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149]江统《徙戎论》中所说：“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多少，戎狄过半。”[150]刘琨说当时的并州是“道险山峻，胡寇塞路。……（百姓）流移四散，十不存二”[151]。这些都说明过去还相当稳定的各民族地区界限，至西晋时已被彻底打破。民族地域界限的打破，增加了各族相互接触的机会，自然有利于民族融合。

    促成民族融合迅速发展的是各族政权的建立。“五胡”所建立的各民族政权，在汉族士人的参与下都先后走上了封建化与汉化的道路。北方诸民族的汉化过程，主要是在诸多民族政权的嬗替、混战、建立与瓦解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先后出现了20个国家，其中少数民族政权就有十六七个。这些民族政权的“国祚”大多比较短暂，长则六七十年，短则十余年，甚至三五年。各民族政权的建立及其频繁的更迭，加速了它们汉化的过程，造成了民族融合的有利条件。首先，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统治人数众多和文化较高的汉族，必须适应汉族的生产方式、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这就必然促进该民族上层的汉化进程。其次，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往往造成各民族大区域性的迁徙、流动。这一时期整个北部中国，经常是处在民族迁徙的动荡之中，不同民族往往被迫杂居错处，依照地域进行重新组合，原有的民族一再受到冲击、破坏以至瓦解。这样，少数民族作为整体瓦解之后，分散在数量众多的汉民族之中，丧失了抵御民族同化的能力，遂以极快的速度融入汉族当中。

    北方“胡”族的汉化是多方面的，表现为政权机构的专制化，经济方式的农业化和观念意识的儒学化，等等。但民族融合从来是双向的，在进入汉文化轨道的过程中，“胡”文化也以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加以影响、冲击和改造。粗犷但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给高雅温文却束缚于礼教而僵硬的汉文化带来新鲜空气。北魏崔浩所说“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152]，指的就是这种趋势。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会的逐渐充分显示，终于推出璀璨的隋唐文化。

    在这一时期汉化的北方民族中，匈奴和鲜卑最为典型。这是两个古老而强盛的民族，但汉化的也最迅速、彻底。匈奴民族的汉化，从西汉宣帝时即以开始，直到十六国时期最后一个短命政权赫连夏的覆亡，大体上结束了匈奴族的历史。经过长达五六百年的汉化过程，南北朝之后，匈奴这个族称基本消失了。鲜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活跃，它不仅是迁入内地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而且也是在十六国及北朝中建立政权最多、影响最大的民族。正因为如此，鲜卑族的汉化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到隋唐时，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民族成员都融合到了汉族之中。

    民族融合不仅在北方，在南方也同样进行。汉民族活动的中心范围向江南扩展，汉人大批南迁同南方诸族相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汉人进入越、蛮、西南夷及岭南地区。及晋室南迁，又有大批中原汉人移居江左。乔迁的汉人，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赋税，又纷纷迁入蛮、僚、俚、爨等族聚居区，逐渐融入土著民族中。但更多的是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在北方汉族不断大规模南迁浪潮冲击下，原来居住深山，少与汉族交往的“蛮族”封闭状态被打破，也被卷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之中。自西晋之后，经过南朝四代170年的历史熔铸，南方众多与“华人错居”的“南蛮杂种”逐渐与汉人融合为一体。史书记载中所谓“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153]；“遂同华人”[154]；“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华不别”[155]；“与蜀人相类”[156]等语，都说明蛮、俚、僚等汉族同化后，逐渐失去原来的民族特性，而在各方面都与汉族趋于相同了。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乌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融合于汉族的人口，大约有300万人之多；南方融合于汉族的山越、蛮、俚、僚等族，人口也在100万人以上。这400多万人、十几个民族融合于汉族之中，不仅极大地扩大了汉族族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汉人的身体、文化素质，也影响到汉族生活方式的演变。汉民族正是兼容并蓄了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之长，才得以迅速地发展自身文化传统，并逐步地、不间断地把本民族的文化推进到更加光辉灿烂的地步。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有众多民族的新鲜血液向汉族涌注，到了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才会出现一个朝气蓬勃、面貌焕然一新的汉民族。

    本章小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时的短暂统一外，经常处于群雄割据、汉族和少数民族所建政权鼎立并存的状态，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混战时期，也是各民族大规模迁徙和融合时期。在这个民族混杂的数百年时间里，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非汉族的“族类”被当地汉人所融合，最终成为汉族的一员。这个融合的过程是曲折复杂的，但又是必然的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许多历史有记载的族名如匈奴、鲜卑、羯、氐、乌桓等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随着中原汉人大量南迁，在南方也与一部分蛮、俚、僚、傒相融合。因此，隋朝统一全国后，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展的汉民族也统一了。但这时的汉族，已不再是两汉时的汉民族，而是吸收了北方和南方众多民族成分的新的汉民族。随之出现的光辉灿烂的盛唐文化，正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也是各民族文化大融汇的结晶。

    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山越 夷洲 山夷 南中大姓 五胡十六国 淝水之战

    左郡左县 六镇起义 均田制 三长制

    二、简答题

    1.诸葛亮平定南中后，采用什么措施来稳定当地局势？

    2.孙吴政权是如何经营夷洲（今台湾）的？

    3.“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了哪些政权？

    4.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是什么？

    5.南朝境内的少数民族，大致可分为哪几个族系？

    三、论述题

    1.略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基本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2.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阅读参考文献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刘学铫：《五胡史论》，南天书局2001年版。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敕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周伟洲：《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

    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黄山书社1992年版。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杨建新等：《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版。

    张继昊：《从拓跋到北魏——北魏王朝创建历史考察》，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载《燕京学报》第39期。

    注释

    [1]《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

    [2]《三国志》卷30，《魏书·鲜卑传》。

    [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4]《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

    [5]《晋书》卷56，《江统传》。

    [6]《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7]《三国志·吴书》中，“山越”、“山夷”、“山民”、“山寇”、“山贼”诸词往往混用。

    [8]胡三省认为：“山越民依阻山险而居者”；“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资治通鉴》卷71胡三省注）。

    [9]《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10]《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

    [11]《三国志》卷60，《吴书·贺齐传》。

    [12]《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13]《太平御览》卷780，引沈莹《临海水土志》。

    [14]《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

    [15]《三国志》卷43，《蜀书·李恢传》。

    [16]《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17]《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18]“六夷”，指胡（匈奴）羯、鲜卑、氐、羌、巴蛮。

    [19]《晋书》卷102，《刘聪载记》。

    [20]《文选》卷59，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凤《晋书》云：“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

    [21]史载：“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掳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石）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晋书》卷104，《石勒载记》）。

    [22]《晋书》卷104，《石勒载记》。

    [23]《资治通鉴》卷91，晋纪元帝太兴四年。

    [24]［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2，《后赵》。

    [25]《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26]冉闵为争皇位，掀起了一场凶残的民族仇杀。史载：冉闵颁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晋书》卷107，《冉闵载记》）。

    [27]《晋书》卷63，《段匹磾传》。

    [28]《晋书·慕容廆载记》云：“燕代多冠步摇，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又云：“（莫护跋）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此种解释甚为牵强，不足为信。其实，“莫护”与“慕容”实为同音异写。

    [29]《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30]《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31]《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32]《晋书》卷114，《苻坚载记》。

    [33]慧皎：《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34]《晋书》卷114，《苻坚载记》。

    [35]《资治通鉴》卷105，晋纪孝武帝太元八年。

    [36]《资治通鉴》卷106，晋纪孝武帝太元十年。

    [37]《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

    [3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

    [39]《魏书》卷2，《太祖纪》。

    [40]《晋书》卷116，《姚苌载记》。

    [41]《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42]《晋书》卷119，《姚泓载记》。

    [43]《宋书》卷67，《谢灵运传》。

    [44]《晋书》卷119，《姚泓载记》。

    [45]史家将北魏及其之后的东魏、西魏、北周、北齐合称“北朝”；将南方的宋、齐、梁、陈合称“南朝”，统称之为“南北朝”。

    [46]《魏书》卷1，《序纪》。

    [47]1980年7月，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大兴安岭北部的嘎仙洞中，发现了魏世祖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派中书侍郎李敞前来祭祀的石刻祝文（参阅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载《光明日报》1980年11月25日；《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2期）。

    [48]《魏书》卷1，《序纪》。

    [49]《魏书》卷1，《序纪》。

    [50]《魏书》卷1，《序纪》。

    [51]此部落联盟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除了被称为“宗室八姓”的拓跋部八个氏族外，还有被称为“内入诸姓”的匈奴、丁零、柔然、乌桓、东部鲜卑等族31姓；在“内入诸姓”的外围，还有与拓跋部保持“岁时朝贡”关系的“四方诸姓”共35部（见《魏书·官氏志》）。

    [52]史载力微在盛乐举行祭天大礼，“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魏书》卷1，《序纪》）。

    [53]《魏书》卷1，《序纪》。

    [54]《魏书》卷2，《太祖纪》。

    [55]《魏书》卷7，《高祖纪》。

    [56]孝文帝即位时（公元471年）年方5岁，政事实际上由太上皇（即献文帝）掌握。承明元年（公元476年），献文帝死，由太皇太后冯氏执政，至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氏死为止。所以太和十四年以前的改革，都是由冯氏主持的。不过，历史上习惯称“孝文帝改革”。

    [57]《魏书》卷7，《高祖纪》。

    [58]《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

    [59]《资治通鉴》卷140，齐纪高帝建武三年。

    [60]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

    [61]六镇是：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抚冥镇（今内蒙古武川县东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和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县东北）。

    [62]《魏书》卷41，《源怀传》。

    [63]见《魏书》卷103，《高车传》。

    [64]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65]《北史》卷98，《高车传》。

    [66]《北史》卷98，《高车传》。

    [67]《北史》卷98，《高车传》。

    [68]《魏书》卷4上，《世祖纪》；《魏书》卷103，《蠕蠕传》。

    [69]《魏书》卷103，《蠕蠕传》。

    [70]《南齐书》卷59，《芮芮传》。

    [71]《宋书》卷95，《索虏传》。

    [72]史载：木骨闾后人、柔然首领阿那瓌在北魏一次赴宴时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魏书》卷103，《蠕蠕传》）。可见柔然王族与鲜卑同源。

    [73]“可汗”本是鲜卑人对贵人的尊称，而以它作为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则自柔然酋长社仑始，后世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皆沿袭之。

    [74]《魏书》卷103，《蠕蠕传》。

    [75]《魏书》卷103，《蠕蠕传》。

    [76]《北史》卷98，《蠕蠕传》。

    [77]欧洲学者普遍认为，六世纪末出现在多瑙河以北的阿瓦尔人（Avars），就是西迁的柔然人。阿瓦尔人是否是柔然人，中国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78]《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

    [79]《后汉书》卷85，《东夷传》。

    [80]《后汉书》卷85，《东夷传》。

    [81]《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

    [82]《后汉书》卷85，《东夷传》。

    [83]《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

    [84]《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

    [85]《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

    [86]《通典》卷186，记载：“古之肃慎，亦即魏时挹娄。……后魏以后曰勿吉国”。

    [87]傅斯年认为，汉魏时，挹娄人频频“寇抄”北沃沮，许多沃沮人被掠入挹娄，后者袭其名为己称，即勿吉是沃沮的异译（见《东北史纲》第一卷（初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第119页）。今人吴文衔等：《黑龙江古代简史》北方文物杂志社1987年版，第52页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88]《魏书》卷100，《勿吉传》。

    [89]《魏书》卷100，《勿吉传》。

    [90]《金史》卷1，《世纪》。

    [91]《魏书》卷100，《勿吉传》。

    [92]［日］池内宏：《勿吉考》，《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15册，东京帝大文学部，昭和12年。

    [93]《魏书》卷100，《勿吉传》。

    [94]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95]《北史》卷94，《室韦传》。

    [96]《北史》卷94，《室韦传》。

    [97]《魏书》卷100，《库莫奚传》。

    [98]《魏书》卷100，《库莫奚传》。

    [99]《魏书》卷100，《库莫奚传》。

    [100]《北史》卷94，《奚传》。

    [101]《魏书》卷100，《乌洛侯传》。

    [102]《魏书》卷100，《地豆于传》。

    [103]《三国志》卷2，《文帝纪》。

    [104]《魏书》卷102，《西域传》。

    [105]慧皎：《高僧传·法显传》。

    [10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宋云惠生使西域》。

    [107]《周书》卷50，《高昌传》。

    [108]《北史》卷97，《高昌传》。

    [109]《梁书》卷54，《高昌传》。

    [110]《北史》卷97，《焉耆传》。

    [111]《北史》卷97，《疏勒传》。

    [112]《北史》卷97，《西域传》；《魏书》卷102，《西域传》。

    [113]《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辽史》卷46，《百官志二》。

    [114]《隋书》卷82，《南蛮传》。

    [115]因南朝称少数民族为“蛮左”，故有此名。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刘宋时有左郡11个，左县25个。萧齐时，在蛮地设左郡38个，左县118个；在俚地设左郡8个，左县23个；在僚地设左郡5个、左县4个。总共有左郡51个，左县145个。

    [116]《魏书》卷96，《司马睿传》；《隋书》卷82，《南蛮传》。

    [117]《南齐书》卷58，《蛮传》。

    [118]《宋书》卷97，《夷蛮传》；《南史》卷79，《夷貊传下》。

    [119]《魏书》卷101，《蛮传》。

    [120]《宋书》卷97，《夷蛮传》；《南史》卷79，《夷貊传下》。

    [121]西阳蛮是其核心部分，而西阳蛮又包括在东晋侨治的豫州范围之内，故史称“豫州蛮”。

    [122]关于蛮族的分类，参阅吴永章：《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

    [123]《宋书》卷77，《沈废之传》。

    [124]《南齐书》卷58，《蛮传》。

    [125]《宋书》卷97，《夷蛮传》。

    [126]《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九真徼外蛮里张游”。

    [127]《宋书》卷97，《夷蛮传·林邑国》。

    [128]广州乃孙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分交州立。

    [129]《宋书》卷92，《徐豁传》。

    [130]《隋书》卷31，《地理志》。

    [131]《隋书》卷31，《地理志》。

    [132]《隋书》卷31，《地理志》。

    [133]《文馆词林》卷66，杨坚：《安边诏》。

    [134]《北史》卷91，《谯国夫人冼氏传》。

    [135]《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

    [136]《北史》卷91，《谯国夫人冼氏传》。

    [137]《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

    [138]《魏书》卷101，《僚传》。

    [139]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140]《魏书》卷101，《僚传》。

    [141]《魏书》卷101，《僚传》。

    [142]《魏书》卷101，《僚传》。

    [143]《魏书》卷101，《僚传》。

    [144]《魏书》卷101，《僚传》。

    [145]陈连庆：《东晋南朝胡越出身将帅考》，载《松辽学刊》1983年第1—2期。

    [146]《世说新语·容止篇》。

    [147]《南史》卷47，《胡谐之传》。

    [148]朱大渭：《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49]《晋书》卷97，《匈奴传》。

    [150]《晋书》卷56，《江统传》。

    [151]《晋书》卷62，《刘琨传》。

    [152]《魏书》卷35，《崔浩传》。

    [153]《隋书》卷82，《南蛮传》。

    [154]《通典》卷187，《南蛮》。

    [155]《隋书》卷31，《地理志下》

    [156]《隋书》卷29，《地理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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