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7月，爱伦堡[88]应勃留索夫所托找到了我。于是我和这位聪明的作家相识了，他能干、开放，气质与我完全相反。

    那时，政治流亡者们和其他一些人如同潮水一样，开始大量地涌回国内，当年他们身在国外，恰好赶上了战争，所以被禁止离境。安德烈·别雷是从瑞士回国的，爱伦堡也回国了。

    爱伦堡和我谈起茨维塔耶娃，他对她赞不绝口，还把她的诗拿给我看。在革命初期的一次募捐晚会上，我听过她和别人一起朗诵诗歌。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一年冬天，我为了什么事情去找她，我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她回答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那时对茨维塔耶娃的腔调不是很习惯。

    那时，奇奇怪怪的遣词和对周围惯用语的破坏糟蹋了我的听觉，所有正常的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常常忘记，即使不给语言附加花哨成分，它本身也是有一定内容、一定意义的。

    茨维塔耶娃的诗写得特别和谐，诗的意思清晰明确，她的诗没有缺陷，只有优点，然而这一切却阻碍我接受它，妨碍我理解它的实质。我到处寻找的是不相干的俏皮，而不是真髓。

    我长期对茨维塔耶娃估计不足，同样，由于各种原因，我对包括巴格里茨基[89]、赫列勃尼科夫[90]、曼德尔施塔姆[91]、古米廖夫[92]在内的其他许多人，也都估计不足。

    我已经说过，不善于有见识地表达思想，并把胡说八道看成美德和别出心裁的青年人当中，只有阿谢耶夫和茨维塔耶娃两个人还像个正常人在讲话，并在写作时用古典的语言与风格。

    突然，这两个人都将自己擅长的放弃了。阿谢耶夫是被榜样赫列勃尼科夫所迷惑了，而茨维塔耶娃，是因为内心中发生了变化。不过，变化前的、原来的、继承传统的茨维塔耶娃已经将我征服了。

    二

    对于她的诗，一定要精读。当我这样做了之后，无限的纯洁和力量就展现在我面前，使我为之哑然，在我的周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还是让我说得简单一些吧！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还有稍加限制的安德烈·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维塔耶娃是其他所有象征主义者，甚至他们的总和所望尘莫及的人物。我这么说并不违心。当那些人的语汇徒劳无益地挣扎在臆造的公式和没有生命的古文体的世界里时，茨维塔耶娃已经冲破重重的困难，正自由翱翔在真正创作的上空，她以无与伦比的高超技巧轻易地完成了创作任务。

    1922年，茨维塔耶娃已经名声在外了，我在莫斯科买了她一本小小的诗集。茨维塔耶娃抒情诗的形式有一种威力，立刻征服了我。她用尽心思摸索出来的这种形式，是浓缩精练的，而不是软绵绵的。读她的诗，你不会在某些诗行上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而会让你不间断地、一口气读完，这些诗句又根据各自的阶段而有所发展。

    这些特点让我感到亲切，或许是我们受过相同的影响，或是在性格形成方面相类似，或家庭与音乐起了相同的作用，还有出发点、目的和爱好相同。

    我给在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赞美和惊叹，因为她被我这么长久地忽视了，我又是这样晚才认识了她。她给我回了信，我们开始通信。我们的书信往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尤为频繁，那时她的《手艺》一书已经出版了，她那几部规模宏伟、内涵博大、新颖夺目、不同凡响的长诗：《终结之诗》《山之诗》《捕鼠者》的手抄本，也已被莫斯科人知晓。我们成了朋友。

    1935年夏天，我去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会。我当时不能自持，因为近一年的失眠症的折磨，我快患上精神病了。在那儿我认识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女儿和她的丈夫，我像爱我的兄弟一样爱上了这个有魅力的、细心的、坚强的人。

    茨维塔耶娃的家属坚决主张让她回到俄罗斯。思乡和对共产主义、苏维埃联盟的同情是影响他们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巴黎不是茨维塔耶娃的栖身之所，她处于空无之中，听不到读者的反映，会白白得死去。

    茨维塔耶娃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明确的意见。我不知道应该给她提些什么建议，我生怕到了国内，她和她那可爱的一家人会感到生活艰难，居无定所。和我的悲剧相比，这一家人的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

    三

    在这篇随笔的开头，写童年的那几页里，我描绘了真实的场面，记叙了真实的事件，可是写到中间，我改为概述，只限于以白描式的手法描写人物性格，这样做是为了简洁。

    如果一件事接一件事地讲，一个情况接一个情况地介绍，将我和茨维塔耶娃产生共同的志向与兴趣的过程记述下来，那么我自己规定的写作范围就远远不够。它就将被我写成整整一部书，因为那时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各种风雨沧桑，有喜有悲，总是出人意料，又总是让我们一次比一次拥有更广阔的视野。

    在这里和其余的几节里，我只说一下实质性的和共同性的东西，不谈个人的私事。

    茨维塔耶娃是个女人，但她却怀有男人的事业心，她办事果断、雷厉风行、难以遏制。她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甚至像野兽般凶猛地追捕完整性和明确性，她在这种追捕中走了很远，将众人远远地落在了后头。

    关于她的作品，我们知道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她还有大量的作品是我们国内尚且不知道的。那都是一些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有的用的是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风格，有的利用了众所周知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主题。

    这些作品如能发表，是对祖国诗歌的一大贡献，也是一桩大喜事，一下子就能以这些迟到的和及时的馈赠装点祖国的诗坛。

    我觉得，人们有待于彻底地重新认识茨维塔耶娃，最高的认同在等待着她。

    我们是朋友，我曾保存着她的近百封回信。我早就说过，在我一生中损毁与遗失占有多大地位，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精心保存的这些珍贵书信有一天竟然丢失了。这些书信的厄运是由于过分认真地保管所致。

    战争期间，我经常要去外地看望被疏散的家属。斯克里亚宾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非常崇拜茨维塔耶娃，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建议这些信由她来保管，同时还有我双亲的信，以及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几封信。她将我双亲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的信都锁在博物馆的保险柜里，至于茨维塔耶娃的信——她不肯让它离开自己片刻，她甚至连不怕火烧的保险柜都不相信。

    她全年住在郊外，每天晚上回家过夜，她总是将装有这些书信的手提箱随身带着，第二天天一亮，又带着它进城上班。那一年冬天，她下班快要回到别墅的家时已经是精疲力竭。走到半路，在树林里，她忽然想起装有书信的手提箱被她忘在电气火车车厢里了。就这样，茨维塔耶娃的信乘车走了，一去不回。

    四

    《安全保护证》一书发表的二三十年来，我曾多次想，如果该书再版的话，我一定要将关于高加索和两位格鲁吉亚诗人的一章补写进去。时光荏苒，补写别的内容的确没有必要。没有写的这一章是唯一的空白，现在我将它写出来。

    1930年前后的一个冬天，我在莫斯科，诗人帕奥洛·亚什维里和他的夫人来看望我。亚什维里是社交界的红人，美男子，有教养，善言谈，欧洲人派头。

    没过多久，我家和友人家都出了事，扑朔迷离，给当事人造成精神痛苦。有一段时间，我和后来成为我第二任妻子的女伴，连安身之地都没有。这时亚什维里就在他位于梯弗里斯的家中为我们提供了避难处。

    对我来说，那时的高加索、格鲁吉亚，那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都是新发现。每样东西都新颖，每件事都新奇。在梯弗里斯所有的小巷上空都悬着深色的大石头房子。最穷的人家将生活从院里搬到街上，和北方人相比，他们更大胆，更少遮掩，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坦荡无遗。民间传说中的象征，充满神秘色彩的救世主降临说，使人们对生活产生各种幻想，就像在信仰天主教的波兰，每个人都变成了诗人。在那个年代，社会中先进人士具有这样高的文化水平和脑力生活是很少见的。梯弗里斯市内设施良好的地区和彼得堡很像，二层楼的窗棂弯弯曲曲，就像花篮和竖琴，小巷格外漂亮。不管走到哪儿，你都能听到板鼓敲打列兹金卡舞曲的节奏声。风笛声和羊咩相似，还有别的乐器也在演奏。黄昏降临，满天星斗，这座南方城市里到处洋溢着从花园、食品店与咖啡馆飘出来的芳香。

    五

    作为后期象征主义时代的杰出诗人，帕奥洛·亚什维里的诗歌是建立在感觉准确的资料和证据上的。他的诗同别雷、汉姆生、普鲁斯特[93]等人最新的欧洲散文一脉相通，就像这散文一样，有出人意料的情景和准确的观察，给人以新鲜感。这些诗歌极富创新精神。诗中满是各种印象，但又不显得冗赘。诗中的空间和空气都足够。它在动，在呼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亚什维里正在巴黎的索邦大学[94]读书。他在绕道回自己的故乡时，在挪威一个荒凉的小车站，由于大意，任由自己等待的火车开走而没有察觉。农场的主人——一对年轻的挪威夫妇，从遥远的边区乘雪橇来车站取信件，目睹了这位黝黑的南方人的马虎和马虎带来的后果。他们可怜亚什维里，也不知道是和他怎么讲通的，带他回了自己的农场，在那里等待第二天才能路过此地的下一趟火车。

    亚什维里说话时绘声绘色，他天生擅长讲述历险故事。而这类就像小说里的情节一样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常常会碰上。他不缺少奇遇，他跟奇遇有缘，不胜枚举。

    他才华横溢。他的眼睛闪现着心灵之光，他的双唇燃烧着激情之火。他的面颊被他在各种经历中迸发的热情烘烤着，变得黝黑，所以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像一个历尽沧桑、阅历丰富的人。

    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召集了自己的朋友，还有他的小组成员们，他是那个小组的牵头人。当时到场的都有哪些人，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有他的芳邻、感情真挚的一流抒情诗人尼古拉·纳季拉泽[95]，还有奇奇昂·塔比泽[96]和他的妻子。

    六

    对于那间屋子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怎能忘记它呢？那一天晚上，还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为了不把它碰碎，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后来在那间屋子及其附近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情，我都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和这两个人认识了，我们之间算是什么关系？他们两人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会偏爱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彼此取长补短，无法分开。他们两人和茨维塔耶娃的遭遇，是我经受过的最大的悲痛。

    七

    如果说，亚什维里的一切都表露于外，就像离心器，那么奇奇昂·塔比泽则事事内向，他走的每一步路，写的每一句诗，都邀请你去他那丰富的、充满悬念和预感的心房。

    他的诗给人饱含无穷无尽的抒情能量的感觉，这是他的诗的主要特点。每首诗都是这样，相比已经说出的话，言外之意和未尽之言的分量更重。这心中还没有触摸到的储备的存在，造就出一种衬景和诗歌的第二层次，其诗因此带有一种特殊情绪。他的所有诗作都带有这种情绪，诗主要的、苦涩的美也因此而形成。他诗中的心和他本人的心一样博大，这颗心复杂、隐秘，全部趋向善良，并有洞察一切的本能和自我献身的精神。

    我在怀念亚什维里时，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市内的一些场景，房间、争论、公开场合的演说，还有他在热闹的晚宴上语惊四座的口才。

    塔比泽让我联想到大自然的造化，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色，鲜花盛开的辽阔平川，大海的波涛，一一在我脑海里浮现。

    天空中飘浮着云朵，远方流云与起伏的山峦相接。个子不高、身体健壮的诗人，面带微笑，与白云和群山融汇在一起。他走路时有些抖瑟，大笑时全身颤动。瞧，他站起来了，侧身靠在桌前，用刀子敲了敲酒杯，他准备发言了。他习惯于将一个肩膀抬得比另外一个肩膀略高，人们因此觉得他有些歪斜。

    房子位于科焦雷，在公路的拐角处。公路沿着房子的正面爬上去，再绕过房子，然后经过它的后墙。因此，从这栋房子可以先后两次看见在这条路上步行或乘车的所有人。

    在那紧张的日子里，按别雷的讽刺的说法：天下的物质全消失了。吃的没有，穿的也没有。周围感受不到任何东西，只剩下了思想。多亏了梯弗里斯能人朋友们，我们当时才没有丧命，他们不断地弄到一些东西，并给我们送来，也不知道出版社凭什么将稿酬预支给我们。

    我们经常聚会，互通消息，吃晚饭前彼此朗诵一些诗。阵阵凉风袭来，仿佛纤细的手指在抚弄白杨树的银色叶子，叶的背面满是白色的茸毛，像是丝绒。空气中洋溢着南方令人陶醉的香气。夜，仿佛车上挂的斗子，从高空把它缀满星斗的笨重的车厢慢慢整个儿翻转了过来。公路上，人在走，牛车和汽车迤逦前行，从这栋房子里可以看到他们两次。

    我们有时会到列昂尼泽[97]家中做客，在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上，或许是在博尔若米，也可能是在阿巴斯图马尼；或许在云游之后，赏美之后，冒险之后，豪饮之后，每个人都随身带着自己的东西，我带着自己在巴库利纳摔倒时碰伤的眼睛。列昂尼泽是别具一格的诗人，和其他人相比，他和他用来写作的语言之奥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的诗也是最难翻译的。

    晚上，他在森林中的草坪上举办宴会，伴随着他的，还有美丽的主妇，两个可爱的女儿。第二天，民间流浪诗人吹着风笛突然光临。他出口成章，依次即兴向全体客人表达祝愿，对每位客人他都有一套相应的祝词。他向大家敬酒时善于抓住每一个理由，比如说，为了我那受伤了的眼睛。

    我们或者在海上，在科布列基，于暴雨下，于骇浪中，那时西蒙·契科瓦尼[98]还很年轻，和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后来他成了塑造色彩鲜明的大师。在崇山峻岭的线条之上，在地平线上，和我同行的是一个微笑着的诗人，以及他那非同寻常的天才的光明特征，他的微笑和脸上留下了悲伤与命运的影子。如果我现在在此，在这张纸上，再次同他告别，那么就让他把这看成是和其他所有回忆作告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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