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安娜·阿赫玛托娃（一封）

    1940年11月1日

    亲爱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黑暗又重新降临，我每天都能胆战心惊地感觉到它的阴影。在这个时候，我是否能够做些事，让您可以略微高兴一些，并让您关心一下自己的存在。我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醒您，对于生者，生活和渴望生活（只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按别人的意愿）是您应尽的责任，因为生活的概念很容易摧毁，而扶持它的人却很少，而您正是这种概念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亲爱的朋友，我不可企及的榜样，我本来应该在8月的那一天提醒您这些话。那天灰蒙蒙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认识到您对我多么重要。但是我却没有抓紧这次跟您见面的机会，整天整天地到莫斯科去迎接一趟趟运送学生的火车，去接季娜[99]和她生病的孩子，还必须将他们安置在医院里。这些火车是从克里木开来的，有的没编入运行表，有的不按时刻表，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达。顺便多说一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人们肯定想知道，一切都很顺利，那个男孩躺了一个月，现在已经痊愈。

    我不看报，这您是知道的。最近，我询问世上有什么新闻时，知道了一个喜讯和一件让人忧愁的事情。喜讯是英国人在坚持[100]，忧愁的事情是您在受委屈[101]……呵，这两件新闻都牵萦着我的心，假如它们能够相互代替新陈代谢，一件事的快乐可以将另一件事的悲伤冲淡，该有多好啊！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我告诉过您，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妹妹及其家属都在牛津，我拍了封电报打听他们的消息，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收到他们的回音，您能想象得出我当时的心情。我假想他们由于空袭遇难了，就安葬了他们，可是我突然得到了他们还活着的消息，并且身体健康。

    尼娜·塔比泽也是一样，她回到了第比利斯，对于她丈夫的情况，她已不抱任何希望，她还暗示我：他不一定还活着。可是她在最近写给我的信中说，她的丈夫被关在莫斯科，而且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

    请您原谅我像个不懂礼貌的孩子似的说了一些家庭生活中的琐事，我只是想说明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您应当了解这些，因为您是一位真正的基督教徒，可是您知不知道您的希望的价值，而且您知不知道应该怎样珍惜您的希望。

    我已将“平息了心灵中难以控制的怨言”等四行诗记下来，但是当时正好有人让我们去见法捷耶夫，所以您并未把话说完。国家文学出版社将您的一本大作赠给了我，倘若您有一天心血来潮想给我题词，请在幸福的时刻将它寄给我，我会把它贴在书里。不过，您现在也可以将我说的话全都忘了，我不会用期待来让您为难。有一对夫妇非常崇拜您，请我把信转交给您，再让我把回信寄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您的住址。信中没有什么令人厌烦的事，但转寄这种信，心情也未免太过晴朗无云了。我了解您，也了解您现在的忧愁和悲伤，对于他们对您表示的美好请求，我不能支持，他们的想法有点儿浮华艳丽和超越空间。

    像他们这种可怜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不应当受到谴责而应值得赞扬。男的父亲是兽医，他自己曾试着去写作。华丽的低级趣味与侥幸心理经常能够让人飞快地踏上文运亨通的大路，但他的试笔之作却没有这种趣味和侥幸，他又缺乏才气，很难有所成就，所以他的某种颇有色彩的特点就是他那种粗糙的沉思，笔端希望出现一位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彼谢莫斯基。他们都很谦虚而且都非常善良，我何必在这儿大谈他们的情况呢。

    我写这封信给您，不怕用这类词句，而且涂改得乱七八糟，都是些荒诞的无稽之谈。

    衷心祝您健康。

    您的鲍·帕斯捷尔纳克

    致奥利娅·弗雷登别格（五封）

    1945年年底

    奥莉娅，奥莉娅，奥莉娅，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我没时间给你写信。然而，这是不太高尚的也许是更为可笑的原因，而并不是因为生活的困难。现在，在对我的误会和有关我的丑闻已经根深蒂固的时候，我却真的想成为一个人了！我企图纠正和说明所有这些含糊其辞的话和捕风捉影的事，这个想法是极其愚蠢的。老实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嗨，奥莉娅，你想象不出我有多么辜负生活，而生活又是何等慷慨和慈爱地对待我。需要抓紧做的、赶紧完成的事太多了，可是时间又太少！

    你和舒拉应当靠近一些，长久地活下去。我简直想不出来自己可以拿些什么东西寄给你，让你不再这么孤独！你应该来我们这儿一趟，到时候你可以留下来，也可以随便带走点儿什么，这样的话，你的心情就会明朗些、舒畅些，因为这对我来说一点儿都不困难（基于这种容易，而并不是物质需要），而且我不配这样好！请原谅我吧，有些事你或许还不明白，可能还会生我的气，或是将这一切看成是一阵阵让人无法看清的、让人受委屈和有所怜悯的自卖自夸和装模作样之举！！多么不幸啊！我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些事呢，最主要的是，还这样匆匆忙忙？拥抱你，拥抱你。你准备一下，做好安排，让我们在一起度过夏天吧，假如上帝允许我们活下去的话。

    现在，疝气现象和凌辱行为再也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我突然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自由。我能掌握周围的一切，简直太可怕了。这种感觉，在夏天的别墅里更加强烈。现在，阿斯穆斯夫妇[102]，舒拉和伊琳娜[103]都在我们这儿住，任尼亚[104]也来过。他们被派去列宁格勒出差时，会去那里看望你的。

    1946年10月5日

    亲爱的奥莉娅：

    你的工作怎么样，健康状况如何？今年夏天，我和季娜都抱着一点儿小小的希望，觉得你会来的。人们常常在我们这儿来来去去，包括舒拉和伊琳娜，以及形形色色的青年。我们一直为你留着一个房间，有时留的是楼上有玻璃阳台的那间。

    我一直没给你写信，请你原谅。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春夏两季，我的写作很有成效，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我曾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五个剧本集，现在我需要为它们写一篇前言，我不相信自己能够胜任。但是我居然写出来了，这真令人惊奇。在三十页稿纸上，我将自己对于诗歌的一般看法，莎士比亚的风格，以及翻译的五个剧本都讲清楚了，而且还对某些与莎士比亚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如：当时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莎士比亚的生平是否可靠。前言的一份底稿，可能在你们那倒霉的《星》或《列宁格勒》杂志——也就是说在那两个刊物的编辑那里，也可能在萨亚诺夫或是利哈廖夫手里，如果你认识我们共同的朋友，你就将它要过来。我希望你将它看一遍——我对阿赫玛托娃和奥利加·别尔戈利茨[105]也有同样的希望。

    从7月起，我开始着手写长篇小说《男孩子与女孩子》[106]。这篇小说共十章，写的是从1902年到1946年四十年间的事情。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写下我想写的内容，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这部著作极其严肃。我不能无限搁置自己要自由表达真实思想的事，因为我已经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死了。我今年所做的事——正是我在这条路上迈出的头几步——可是不同寻常。一个人到了30岁，40岁，甚至50岁、60岁，总不能还像8岁孩子那样生活；凭的是周围人对你才能的消极承认和热情友好的态度——这个日程表必须受到限制，然而我这一辈子都遵循着它。

    最初，这些与我有关的“正在发生的事”，对我丝毫没有触动。我坐在佩列杰尔金诺写我的第三部史诗，写得如痴如醉。

    可是季娜每次去市里，骄傲的心情都会因为我而受到伤害，这使她越来越阴沉、不幸、悲伤和衰老。这样一来，我就会因她而感受痛苦，这些不愉快的事由此找到了通往我内心的途径。

    9月底有那么几天，我们感到当时和以后的日子很拮据（主要是物质方面）。我们搬到了市内去住，也不知道这一年在这一方面会怎么样。不过现在我觉得，一切都还算顺利。最近一年，我又重新充分感受到幸福，以及对幸福的生机勃勃的依恋。我的写作工作已被中断，我决定今天接着动手写作，在这之前，我想趁着空闲的时间，先将我们大家的情况告诉你。

    也许，你也受到了“这伙人”的打击，所以你的烦恼也增多了！这一切是多么陈旧、愚蠢和令人厌烦哪！那次你出色地引用了《海鸥》中特列普列夫的呼叫[107]。

    热切地吻你。季娜也向你表达敬意，并吻你。在最后一分钟里，我要寄给你我手头仅存的一篇文章，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了。在你读过之后，如果剩下的字迹还没有被彻底磨掉的话，你就让别人也看一看。

    另，寄上几张我、季娜、廖尼亚和女儿奥尔嘉的照片。

    来信时请告诉我你的健康情况。我译的《奥赛罗》你那儿有吗？

    你的帕

    1946年10月13日

    亲爱的奥莉娅：

    上次给你写了那封信后，我当天就患了咽颊炎，连着躺了好几天。现在我的情绪非常不好。坏的心境会长时间地困扰我，这样的坏情绪在之前有过好几次，这次只是其中的一次。只是，这次它和真正的衰老连在了一起。而且，近五年来，我一直很健康，万事顺心，以至于将幸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常存的特质。

    现在，在工作方面我要尽力把握自己。我和你说过，我已在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老实说，这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要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同时通过沉痛的、忧伤的和经过仔细分析过的主题的各个方面，来表现我对艺术、对《圣经》、对历史中人的生命以及对其他种种事物的观点，就像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榜样作家的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暂定为《男孩子与女孩子》……

    那一包照片、书籍，还有其他东西，是求我们的女邮递员代寄的，而不是我亲自寄出去的，因此你在收到时，不必想着写长信，只需用明信片告知我你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就可以了。

    吻你。我丝毫也不高兴。

    你的鲍里亚

    1948年6月29日

    亲爱的奥柳什卡[108]！家族的悲剧这样重复上演，这是多么让人辛酸！如今，你惩罚我，用的是自己的沉默，或许你在自己的心里已经完全将我驱逐出去了，因为我自私，因为我的感情只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如果一切都是实在的话，那么我就不会用写在纸上的叹息而会用事业来证明我的爱。

    10月1日。我的奥柳什卡，因为意识到这封信一定不会有结果，而且匆忙还永远扰乱着我，所以我只写了几个字便停住了，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我给你写的春意浓浓的信的开头。那天，我一个人留在市内（季娜当时已在别墅），就像现在这样，由于相同的原因，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又大又冷的别墅里。那时我正在写长篇小说的第一部，还要根据几家出版社数不清的编辑们形形色色的愿望，来来回回地对他们寄来的我翻译的莎士比亚七部正剧的译文进行修改。

    现在我又是这样着急忙慌地在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正在翻译第一部，因为我想凭借这种匆忙赢得一些可能与权利，好接着写那部长篇小说，说不定到了冬天我就可以写完它。我做这件事一点儿私心杂念也没有，甚至是在做亏本的营生，因为我并不指望这部作品能被当前的报刊发表。

    不仅如此，我在写作时完全不将它当成艺术作品来写，与我过去写的东西相比，它更像是叙述体文学。但是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艺术，它还有什么意义。有的人（人数极少）特别爱我，我的心辜负于他们。我是为他们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就像是写给他们的一封非常长的信。

    这部长篇小说分两部，我已写完第一部，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要不要给你寄一份手稿，让你看上两周或一个月？不过那些为更突出、更恰当地把基督教的实质分解出来的，夸大到漫画式的、简化的古风定义，你读起来会很吃力。

    如果我在你的面前有过失，希望你能大发慈悲，原谅我。还有，给我写封信说说你自己的情况，或者请别人代写也可以，比如请玛苏拉[109]。我爱她比爱你还要多一点儿，至于我不给她写信而是给你，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就像不应当根据我们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情况和各种偶然性，而得出实际性或合理性的结论。让某个人告诉我你的情况，你是不是还活着，你的健康状况如何，需不需要用钱。

    我年复一年地卖命劳动，就像个苦役犯，又永远对所有的人心存怜悯，恨不得为他们大哭一场，如季娜、你、廖尼亚，还有几位和你同名或不同名的人，好像周围的人都很不幸，只有我是幸福的，所以我就增加了上述每个人的负担。确实，我的幸福没有办法形容，幸福得发狂，因为我同生活保持着公开的、广泛的、自由的关系。我在18岁或者20岁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最好是这个样子，但我那时非常拘谨，我在世界上还没能和所有的人在主要方面达成平等，那时我还不像现在这样，熟悉生活的语言、苍天的语言、大地的语言。

    我们大家都健康地活着。任尼亚和任涅奇卡[110]，还有舒拉一家，我们都安然无恙。

    请你亲自给我写封信，哪怕只有几个字：不必因此浪费时间，不用写长信。不知为什么你让我感到忧心忡忡，我希望有人能带我摆脱迷雾（你还在大学吗？），而又对这个预感坐立不安。

    你的鲍里亚

    1948年11月3日

    我亲爱的奥柳什卡：

    你给我的信写得真是让人赞叹不已！和我的手稿相比，你的信要好上千倍，高上万倍。这么说，你理解了？！这是意识到最好的愿望、成就和保证都没有任何结果，所以就想竭力避开稚气，走正路，而并不是害怕死亡，其目的在于：如果需要淘汰什么东西，那么就让没有错的东西灭亡，让它不因你的过失而灭亡。你不必绞尽脑汁思考这段话。如果人们看不懂这段话，那只有好处。

    血缘、家族是你经常谈论的话题。你不妨设想一下，这只是整个戏剧表演最集中的地方，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前台，而戏剧基本上都是一个类型。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他的光彩，他掌控形状的神奇本领，他的眼力——和他同时代的人几乎都没有，他熟练的技巧，他一天里任意做几种工作的才能，和人们对他的认可程度毫不相称。后来在茨维塔耶娃的命运中突然重演了这种震动，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极富天才和胆识，她经历了我们“叙事诗”中的所有沧桑变迁，我亲近她、珍爱她。她从远方万里迢迢而来，为的是在战争初期，在鲜为人知的穷乡僻壤里自缢身亡。

    我身边的生活有时阴暗、不公平，催人革命化的同时又让人愤恨不平，我由此变成了好像是为生活仗义执言的人，或者是保卫生活荣誉的人、斗志昂扬的人、热心肠的人和有远见的人，这带给我声望，将我变成幸福的人。其实，说句实在话，我由此只是不断地受苦，并为此付出代价。

    里尔克就是这样死去的，在我跟他通了信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我就这样失去了几位格鲁吉亚朋友[111]。你的情况和他们有些相似，1911年夏天，我们从梅列久里亚回来（弗鲁达、浦多斯奇、蒂科皮希[112]），连同你生活中的杂物，成为永恒的物证，一直责难着我。

    我愧对所有人。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所以说，通过这部长篇小说我可以偿还部分债务，证明我也尽了自己的努力。

    这么一堆蠢话是在匆忙中写给你的，请见谅，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含含糊糊。实在应该再写一封信跟你说这些事，可是把它撕了，什么时候再动笔呢？

    你那么富有信念的理解，和实情惊人地近似，能这样理解的只有我提到过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有时还有马雅可夫斯基，他理解时用的是他特有的对实际和对含意的破坏，说来也奇怪，我竟然提到了他的名字。

    你可以随便将我的原稿拿给其他人看。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再按你的想法将它寄回来。你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把它看完，很是感谢。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原稿能在黑暗中闪烁磷光，并辐射热量，你也可以将它看成从天而降的多余事，也不希望这类事存在，我现在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这种情绪下做着翻译《浮士德》的工作。

    愿你一切顺利。紧紧地拥抱你和吻你，你那惊人的比较理论我永远记得，这正是这一类作品。

    祝你健康。

    你的鲍

    致阿里娅·埃弗伦（三封）

    1948年10月10日

    亲爱的阿里娅：

    我答应过将原稿给你，现寄上。我的女友玛丽娜·卡济米洛夫娜·巴拉诺维奇刚刚用打字机将这份原稿重新打了一遍，她和你妈妈同名，也是你妈妈的热烈崇拜者。在一句法文引语上可以看出，原稿肯定会有一些错字，可我没有时间检查了。我想，错字应该不至于多到造成不好的印象。你在看过原稿后，如果没有强烈的、一定要把它拿给别人看不可的愿望，就请你将它寄到下面的地址：伏龙芝市，邮政总局，待取。叶连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奥尔洛夫斯卡娅收。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那就请你来封信，告诉我一声，将原稿寄还给我。我一直在佩列杰尔金诺住。我的小儿子有一天说，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来过电话。我们有位叫阿里阿德娜·鲍里索夫娜的熟人，可能是我儿子弄错了[113]，电话是她打的。

    吻你。

    你的鲍

    1949年12月20日

    我亲爱的、可怜的阿里娅！我以前没给你写信，现在也写不了，请原谅。我请求你，无论是按习惯做法，还是根据书本的教导，当你开始觉得没有奔头或要泄气的时候，你得振作精神，使自己坚强起来。

    你是个异常聪明的女人，应该明白有些事物应当被爱护。你那么善于观察、判断，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又是那么深，写得也非常精彩！在收到你的来信之前，我去看望了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114]和季娜伊达·米德罗法诺夫娜[115]，朗读了她们当时收到的你的信。写得真透彻！真深刻！真俏皮！真是太好了！

    关于我个人，我没什么可说的，一切还是那样，让他们给你写信吧，只是可惜我那个亲爱的饱受痛苦的女人[116]遇到了和你当年一样的不幸。

    如果有机会，我就寄几本书给你，假如能办得到的话，再寄些其他东西。

    愿你一切安好。

    你的鲍

    1950年12月5日

    亲爱的阿里娅：

    请原谅，我很少写信给你，写得又非常短。我想写的信比这要多要长，如此一来，好像我就根本没写信似的。请你不要误会这是我的冷漠或轻视。

    今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时间，在写作自己的东西，也就是继续写小说。现在考虑到某些情况，我决定提前完成《浮士德》第二部的翻译工作。这好像是你的召唤，比起我平常的工作，它进展得要慢一些，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又笨又重大的混合体，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被排挤到第二位的独创性和浮上表面并自鸣得意的矫揉造作搅在了一起。实话说，任何人都不需要这种劳动，但是总得有人做些不需要的事。那么这事最好由我来做。

    阿列奇卡，这些话只是为了填满这半张信纸才写的。至于我想告诉你的事，用几行字就能表达清楚。我不能在住房、橱柜以及桌子抽屉里塞满书籍、纸张、草稿、照片、信件，这是生活、经常的漂泊、住所的狭窄教会我的。我将这些东西销毁、扔掉，或是送给了别人，只留下现在正在写作的手稿，因为还在使用。至于藏书，就送给最珍贵的人、饱经沧桑的人，或缺少生活经验的人，能被别人拿走，也是这些东西的幸运。当我离开人世后，我遗留下来的只有你的信，到那时，大家一定认为我除了你谁都不认识。

    你又是那么出色地对自己的生活、北方的荒凉地带、严寒季节进行了描绘，如果我提到这件事只是为了夸奖你几句，那是真正的废话和空谈，这就是实在的结论。如果一个人可以这样观察，这样思考，这样议论，那么他在生活中遇到任何情况都能够完全信赖自己。不管生活如何变化，如何苦痛，有时甚至让人害怕，人有权无忧无虑地按照自己的方向（从儿时即开始的、理解的、心爱的）去工作，只聆听自己并相信自己。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阿里娅，既然这样，你就为此高兴吧！与这笔财富相比，你的种种灾难根本不算什么。

    紧紧地吻你。

    你的鲍

    致瓦连京·费迪南德维奇·阿斯穆斯（一封）

    1953年3月3日

    敬爱的瓦连京·费迪南德维奇：

    您的来信中涉及某些事物，您对它们的见解是那么深刻、坦率和博大，即所说的按其本来的幅度进行评述，以致使我不知怎样表达我如何被您感动了，或是如何充满了豪情。我欠您一笔偿还不清的债，我该如何酬劳、答谢您呢？

    在这之前，我拜读了您的《古希腊哲学》。这本书比我之前读到的任何一本描写柏拉图的作品，都更披肝沥胆、更通俗易懂、更令人着迷和详尽无遗。您将他写得空前成功，令人羡慕。通常来说，有人为了通俗（就思维再现而言），有人为了刺激，往往将他写得现代化，如纳托尔普或某些近代哲学史家；有人在写他时，将自己的作品写成了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的概念化小说，但要想遵循它的逻辑去思维却很难，就像一篇没有说穿的错综复杂的童话故事。您的大作，总体的思想以及在每一部分之前的评述，是如此得简练、鲜明，而且艺术技巧非常高，这本身即说明了一切。等我回莫斯科后会再读一下这些篇章。

    您在自己的大作中相当深入且直接地揭示了整个历史和哲学中最复杂、最大胆和最系统的思想，写得活灵活现、特别自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中获得了一种享受。

    最近我好多了，已开始工作，正准备完成《日瓦戈医生》。

    一来到这儿，我就想起了1935年夏天在这儿度过的那一个月，还想起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或是战争期间的一年冬天，您和伊琳娜·谢尔盖耶夫娜[117]一块儿来过这里。她对从你们那一栋房子出来走向食堂或去散步时接触新鲜空气的感觉进行了描绘，非常精彩。她说自己每次都能在门廊的后边遇到空气的冷柱，它寸步不离地站在那儿，等着从一个门口走向另一个门口。

    我们被安置在第二栋楼里，就是以前我们住的那栋，而且差不多就是原来那个房间。隔着我的窗户可以望见一个小房子，埋在雪中，只有一扇窗子。当年身穿白大褂、手指夹着香烟的娜伊达·弗拉基米罗夫娜·库尔维茨，从那里走出来。我想在这儿给她写封信。

    那时，马雅可夫斯基还没有被神化，比现在年轻18岁的我受到溺爱，被派到国外。我那时胡言乱语，什么都说过、写过、发表过。那时我身上确实什么病也没有，可是却感到非常不幸，我就像个童话中被魔鬼缠身的人，气息奄奄。

    那时环境对我很是纵容，我真想用问心无愧的手段，实实在在地为环境增光，但这事只有靠捏造才能实现。这事没有办法解决，是方圆问题。我苦苦地奋斗，想将不能实现的愿望实现，这种愿望挡住了我的视野，阻碍了我的前途，我在发疯，我在灭亡。说来也怪，我竟然活了下来，我那时本该像阿狄克[118]那样死去。

    如今不用臆造，我患了心脏病，追随旗子，为的不是垂青，所有的标记都变了，所有的正号都变为了负号，但我却感到幸福，觉得自由、健康、愉快和振作，我能轻轻松松地坐下来写《日瓦戈医生》，尽管谁也不需要，可我又摆脱不开。我就坐在18年前的窗前，那时我认为是死胡同，面对着窗户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知道。

    我想在聊天时将这些事告诉您，可是，您知道，这个地方打电话总得排队等候。而当着别人的面，深入地谈论这类主题既奇怪又可笑。所以，我才写信给您。衷心问候阿里阿德娜·鲍里索夫娜。

    吻您。

    您的鲍·帕

    致尼·塔比泽（二封）

    1953年1月17日

    尼诺奇卡！我还活着，我在家里。呵，我有太多的话要对您说了！

    您在三个时期寄来的信都极其精彩，充满心灵感受与沸腾着的血液，我却一直没有回复。最早的几封您是秋天寄来的，信中提到尼塔，还提到又一次读我的拙作；在后来的几封信中，您邀请季娜去莫斯科帮助你办些事；最后几封，是写给季娜的，就像写给自己的亲姐妹……让我说些什么，怎么来答谢您呢？

    我有一件事，想让您，西蒙和玛丽柯[119]，还有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和叶芙菲米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120]知道。我只对最最亲近的人说这些话。

    有时某些人会觉得：“嗨，这都是一些漂亮的鬼话，是异想天开的事，是捏造的东西。所有的发言和敬酒只在一定时间内，在友好的餐桌前，在第一次灾难和第一次严峻的考验临头时，才是动听的。一旦同命运有冲突，看它还能剩下什么……”

    发生这事的时候，车将我拉走了。晚上我先在候诊室里躺了5个小时，后来我在一个普通的走廊里过了一夜，这个走廊庞大，且满是病人。在失去知觉和一阵阵的恶心与呕吐发作间歇，主宰我的是一种安宁与惬意！

    我想到自己一旦一命呜呼，那么不会耽误、破坏任何事。钱够季娜和小廖尼亚用上半年了，这段时间过后，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采取措施吧！

    他们会有自己的朋友，没人会欺负他们。末日来临时，我不会感到惊慌失措，不会是在我写作最紧张的时刻，或某篇东西还没写完之际。那屈指可数的，可以跨越时代的阻碍去完成的事（翻译莎士比亚、浮士德、巴拉塔什维里的著作），已经完成了。

    周围的所有活动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东西一堆堆的那么突出，地上的阴影一片片的那么明显！长长的走廊里躺着很多人，在梦中的他们沉浸在黑暗与寂静之中。通向花园的窗户位于走廊的尽头，窗外是漆黑雨夜，树梢后面映照着城市的灯火，那是莫斯科的灯火。

    值班护士坐在窗前，面前桌子上那盏绿色灯伞透出的光热，和这条寂静的走廊，那女护理员的身影，那贴在窗外与身后的死亡，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就像一首深不可测的、超人的诗作！

    当我感到这好像是我生命中最后一分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跟上帝说话，对眼前的事物表示赞美，捕捉它的形影，记录下它。我悄悄地说：“主啊，我感谢你用那样浓重的色作画，是你把生和死变成这副模样，宏伟的音乐是你的语言，是你将我塑造成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是你终生培养我迎接长夜。”而我，因为感到幸福而欢欣、哭泣。

    现在您总是问我的近况，我在哪儿，我的感觉如何。我的心脏在我活动时、交谈时，甚至写这几句话时，都有感觉。据说，这种现象还会持续很久才能消失。

    颈椎脱盐（变形性椎关节强硬症）时的痛苦是我最主要的痛苦，去年夏天略有好转，那时我经常活动，所以对它没有什么感觉，最近一动不动地躺了两个月，病情复发了，而且特别严重。在别人抬我的时候，我才感觉它在捣鬼，这一发现将我康复的欢乐破坏了。

    契科瓦尼和列昂尼泽拍来电报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并祝贺新年，叶芙菲米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和别索[121]祝廖尼亚生日快乐。我对他们的怀念与热情无限感激。

    我现在很难分别给他们每人写信：当我说话和写字的时候，喉头便会哽住疼痛，这可能是心绞痛犯病的征兆。

    请您将我在医院里的种种感受告诉他们。这些他们应该知道，不是作为我亲近的朋友和心爱的人们，而是有更多的原因：他们应当作为那个世界的寥寥无几的代表，在死亡降临的时候，我检查了那个世界，而且在我的感受中这样成长起来，并得到这种肯定。

    季娜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多了。她为我做了数不胜数的事，她救活了我，她的肝肿大而且在发炎。我们俩准备一起去疗养院住一个月，不过现在还没定下来，什么时候去，去哪儿。

    吻尼塔、吉维克、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对我的这封信你们不要求全责备。我现在写信还非常吃力，这么做对我没有好处，而且也不许我这样做。

    您的鲍

    1953年11月30日

    ……我从童年时代就对妇女怀有羞怯、敬慕之情，妇女的美、妇女在生活中的地位、对她们的怜悯和对她们的恐惧在一生中挫伤、震惊着我。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土地，这是因为我从童年时便在妇女走的路上捡走她们脚下土地上的石子，而并不是因为我经常地、多次地在土地上与妇女忘忧遣怀，就像唐璜那样。

    与我有过来往的妇女是屈指可数的，她们都是舍己为人的受难者，我“作为一个男人”是这样让人厌恶、枯燥乏味，是这样常常无可救药和没法解释的软弱，至今还不认识自己，对这方面的情况也不了解。或许这个扭曲了的精疲力竭的人，从童年就献身于她们并为她们而疼痛的人，从远方总算勉勉强强来到了她们面前，一路上还经受了为她们而进行的崇高战争的摧残，使她们受到了感动。或许是这种永远使妇女根据自己童年的回忆而感到亲近的、在生活中包罗万象的、至今仍然保有的纯洁，使她们受到了感动……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艺术。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的聂赫留朵夫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同安娜一起去意大利的渥伦斯基，都置备过一切必需的艺术用品，如画布、铅笔、画笔、颜料，准备绘画，但老是画不好，有时因为没有心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同时又描写了一个贫穷但朴实的人，他因作画发了疯，在艺术事业的折磨下得了肺病……

    那浩瀚世界需要自我牺牲与辛勤劳动，这种老爷式的、闲玩式的、票友式的接触，使我感到惊奇又疏远了它，因为这个世界我很熟悉，而且现在仍在认真地为它效力。我这一生中也见过一些和大人物有关的场面。应当记住，这种按上流社会所理解的、为大小姐与电影服务的精湛技艺，不是我所需要的节目。我并没有说应该把不英明的人全都处死，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谈话的声调、内容都应当完全是另外一种……

    呵，我多希望《浮士德》早日出版，那样便能给您寄一本！我得到的样书很少，所以在第比利斯您将是我唯一赠予书的人。这样更好，让其他人从您可爱的手中借这本书读吧！您将书撕成两半，描写人世间的爱的第一部留给自己，描写天国的爱的第二部交给叶芙菲米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说实话，叶·阿是个前所未有的女人，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在翻译第二部时，不由得让海伦具有了她的特征，我在译文中用的词句可以出自叶·阿之口。我想在书上给她题几句话：请您读读歌德在书的第二部中关于您写了些什么。您认为怎么样，可以这么题词吗？

    尼诺奇卡，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希特罗娃[122]打算将契科瓦尼三首诗的译文交给我。我觉得契科瓦尼处于当今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诗人之列，我曾用很多方法证明我是多么爱他、珍重他。只是我现在全身心地扑在小说上，甚至那萦绕在我头脑中的屈指可数的几首诗，我也不能像夏天那样在主题上加以发挥，它们有的被我抛掉，有的被我印在脑海中，根本不做记录，保持着它们的萌芽状态，形象不鲜明，形式不浓缩，因为我觉得那部小说是自己唯一的事业，我不能分散精力，也不将它变成零星的短诗……

    ……顺便将我提到的那几首短诗给您写出来。这几首诗只有温存和音乐感，而诗除了音乐之外，还应该包含美术和思想，所以这几首诗不能和那些诗相提并论，只是二类作品。这些诗都非常短，我将它们按顺序编在了一起，标题是《摇篮曲》。这些诗和您手里已有的那些诗一样，您可以随意交给别人看……

    ……尼娜，现在是暖暖和和的秋天，天空没有云彩，正午12时，阳光投在六扇宽大的窗户上，我和您坐在佩列杰尔金诺，本来应该工作，可是却用啰里啰唆的信来占用您的时间，我的尼娜呀，我的欢乐，我的妹妹。

    不停地吻您。

    您的鲍

    致加·尼古拉耶娃（一封）

    1958年11月1日

    感谢您的真诚。将我改造成这个模样的是斯大林的恐怖年代。其实，在将这种恐怖揭穿之前，我对它已经有所察觉。

    如果我是您，我会降低些声调。《战争与和平》中的魏列夏金和人民正义的愤怒的场面您还记得吧。无论您怎么强调您的语言和声调中的独立自主的成分，在这片正义的愤怒中它们都融化了、消逝了。

    在对待自己的抗议的正义性和真诚性时，请您冷静一些。和我相比，您更年轻，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将来您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您会活到那一天的。

    我在您来信提出建议与预言之前就已放弃了奖金，之所以给您写信，为的是不让您以为，我不回答您而选择回避。

    鲍·帕

    致叶连娜·勃拉金尼娜（二封）

    1957年12月16日

    敬爱的叶连娜·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您的来信，您的关怀和担心，让我深受感动！春夏两季我患了一场重病，拖的时间很长，在医院里躺了许久。出院之后，谢天谢地，我自我感觉非常好。

    前些天我遇到一些讨厌的事，有人站在道义上对我施加某种压力，我很反感它的双重性，但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压力。长篇小说准备在茫茫的远方出版，我必须参与阻止其出版，采用的办法是这样的不现实，所以事先就可以预见不会成功。

    据说，小说已经以意大利文出版了，英文本也快了，然后还有瑞典文、法文、挪威文和德文的版本，这些版本都在一年之内问世。

    不知您是否了解，一年前，国家文学出版社和我签订了合同，要出版此书，假如当时真的能删节和审查后再出版，那么各种不适宜和不恰当的问题就会减少一半。这毫无意义的事的作用被夸大了，它在世界各地会就此引起一片喧哗，现在再公开出版经过审查的版本也能将这件事消灭和平息。革命以前，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其他许多书籍就是这样，两种非常不同的版本分别在国内和国外出版，没有任何人对任何事惧怕和羞愧过，大家都安安稳稳地睡着，两只脚着地站着，没有人在家中昏过去。

    我再三地提出这些理由，给出这些建议，可是没人接受。

    今后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在等着我，我不清楚，大概，有些意外的事会接踵而至，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落到我的头上。但，不管有多少，也不管有多重，甚至它可能特别可怕，它也永远压不倒欢乐，这种欢乐用任何强制的双重性都无法掩饰。我盲目地听从命运的摆布，有幸充分表现了自己，既表现了我们已经惯于牺牲的东西，也表现了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既没有被扼杀掉，也没有被践踏死。

    吻您的手，您是个可亲可敬的女人，——感谢您。

    您的鲍·帕斯捷尔纳克

    1960年2月24日

    我亲爱的心上人，叶连娜·阿列克山德罗夫娜，难道上次我没有给您回信？我以为自己回了，还对此深信不疑（也就是说心中深深地、牢牢地记着要感谢您的愿望），甚至今天打开信读您的祝贺时，还以为您会提到回信呢。原来我只是自认为写了回信，事实上并没有回信，过去的事确实留下了印痕。

    您有权爱护我：这只是互敬互爱的一种自然流露。我一直把您看成独一无二的美的化身，这您应该知道。

    《天地之间白茫茫》这首诗可能是我于1946年写的，绝不晚于1947年。

    喏，我要对您说些什么。如果我的这些事在我们国内能够圆满地解决，那就太奇怪了。我没有做好听到这样的童话的准备。但，我将全力以赴来应对。

    谢谢您允许我拥抱您，现在我怀着感激之情运用这一权利。

    您的鲍·帕斯捷尔纳克

    致托马斯·默顿（三封）

    1958年9月27日

    亲爱的朋友：

    您的来信热情洋溢，让我倍感亲切，我衷心谢谢你。

    信中有很多思想都与我的相近，我甚至觉得信中有一半的话是我写的。

    您太看重我的《安全保护证》和我早期的诗作与散文了，这让我感到伤心。这些作品不值得您推崇。相反，潘赛昂出版的长篇小说[123]可能值得您翻阅一下。

    您的《普罗米修斯》我还没有收到。我很高兴拜读这部长诗。但，您可得耐心等待我的回信。我总有太多的信需要回复。

    我感谢您为我祈祷，祝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对美好的生活和善良的事业有利。

    在这封信上我不署名，这样它才更可能寄到您那里。

    于佩列杰尔金诺

    1958年10月3日

    亲爱的默顿，谢谢您寄来的《普罗米修斯》，谢谢您题写的赠言，美好而让我受之有愧。书昨天才收到，我觉得，写得最成功的是第四段和第七段，最后一段——个人对耶稣智慧的感受让人心向往之。

    趁此机会，我想再和您说一声，我的作品中只有《日瓦戈医生》还值得一读，其他作品都丝毫没有价值。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翻译歌德、莎士比亚及其他难度大的巨著上了。

    感激您的

    鲍·帕斯捷尔纳克

    1960年2月7日

    最亲爱的默顿：

    我尽可能地及早答复您[124]。您为我提供了那么多佳作，供我近期阅读，特别感谢。这段时间，我长时间地并且仍在继续写信、处理枯燥的琐事、没有终结地译诗，把时光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上。新的手稿已经开始写作，但多次被中断，所以并未向前推进，成了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不过请放心，我会重新集中精力的。

    您能原谅我长时间的沉默，我更是感激；由于心灵的软弱和萎靡，我才让自己处于目前这种可悲的状态，总是忙得一塌糊涂，累得半死不活，经常苦于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个人的时间，在这种被迫的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这比什么事也不做还难受。

    但我会镇定心神，重新站起来，您等着瞧吧。终有一天，我又会做出对得起您良好的信任和关心的事来。

    爱您的

    鲍·帕斯捷尔纳克

    您的无限慷慨让我为难，请不要再给我写信了，下次通信由我首先发出。

    致奥·伊文斯卡娅（三封）

    1951年5月31日

    我亲爱的奥柳莎，我的美人儿：

    你完全应该怨恨我们。我们给你写的信本应该像柔情与忧伤的激流一般从心窝里径直奔向你。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这种最自然的表达方式的。一切都被慎重、担心搅混在了一起。帕斯捷尔纳克前几天梦见你了，穿着长长的白色衣服。他总是跌倒，摔成各种姿势，而你每次都在他的右边出现，是那样轻盈和充满希望。他觉得这预示着康复——脖颈一直在折磨他……

    愿上帝与你同在，我的亲人。一切都像在梦中，我不断地亲吻你。

    你的妈妈[125]

    1953年4月10日

    奥柳什卡，我的好女儿，我的亲人呀！赦令公布以后，这么长时间的可怕日子就要结束了！可怕的时刻已经属于过去，我们还活着，这是莫大的幸福呵！你、孩子们将和我们住在这里，生活的康庄大道又再次展现在你的眼前，这是我最想说、最值得庆幸的事。其他的事，都不值得提起了！我写信告诉过你，你那位可怜的鲍·列·帕[126]大病了一场。去年秋天10月间，他心肌梗死发作，在医院里躺了近三个月，后来又在疗养院住了两个月。现在，在他心里，“将自己的长篇小说完成，以备不测，不留下任何未完成的作品”这个唯一的念头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刚才在净塘区我们见了一面，隔了那么长时间，他又一次见到了伊拉奇卡。她长高了，也变漂亮了。

    1959年3月4日

    奥柳什卡，我的金子啊，昨晚在邮局，我给你写了最后一封信。天上下着雨，街道昏昏暗暗的，马路两旁坑坑洼洼的地方积满了水，人行道上浮动着路灯的光影。在这细雨蒙蒙的傍晚，我认为是在应有的礼貌要求下，和这座好客的城市告别。可是天亮后，我又开始给你写信。我的快乐我的爱，我不指望这封信会在我到达之前寄到，我也不会更早地飞回来（因为有了航空事业，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动词啊）。我的快乐我的美丽，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幸福呵：天下竟然有你这个人，世界上竟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找到你、见到你。你能容忍我，在你的允许下，我可以向你倾诉和吐露两次见面之间积累于脑海与心田中的一切，作为馈赠，我从你那儿获得了一种珍贵的权利——忘我地埋头于不断地赞美你以及你的才智，还有再三地赞美你的善良。或许有一天会出现你所希望的样子，或许那是错误的、多余的。然而现在，我时刻感受到你那天仙之美的光辉，让我们为了温柔相爱而更宽容地对待别人，因为你用幸福惯坏了我。我心爱的崇敬的人儿呀，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无时无刻不在教我以温柔，如果需要的话，相比别人，我们应当比以前更宽厚、更关切，为了不再分离的光明时刻我们必须这么做，它是那么热烈地、经常地、充实地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的白皙的美和温柔，拥抱你，我对你的感激会将我引向疯狂。

    鲍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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