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未来的根本在于 “信”

    打败仗无疑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但是，倾注一国之力而在战争中一决高下，这又是不合乎王道的。纵观当今时局，我们大可不必为这种情况担心。但是，我国工商业的方向该何去何从呢？对于恢复和平之后的实业界而言，也许会产生许多意外的变化，有可能好也有可能坏，总之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无论如何，我们在面对未来时，一定要保持信念，就算再失望，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主张。也就是说，凡事三思而后行，就一定能减少错误。像战争这样的突发事件，虽然超出我们所料。但人生在世，所有的兴趣和理想，都必须要从道德出发去进行。其中所谓的商业道德，说到最根本的就是一个字——信。如果没有了诚信，实业界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在和平年代，我们这些身处实业界的人不仅是责任重大，还要对实业未来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规划，然后以此为基准，将经济活动逐步开展。

    “国民保持充分的希望，活泼地工作”，这是一个美国人对日本的评语。不久前，他通过对日本的观察，从而得出了这一结论，认为日本人总能怀抱希望积极地工作。听了他的评论，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已经老了，可我从心底希望我的国家能一天比一天繁荣富强，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幸福快乐。我想，这应该也是我们所有实业家的共同心愿吧！

    处在当今这样一个时局，想要预测未来如何，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所经营的事业，制定出适宜的方针。因此必须遵照上面所说的“信”字，如果所有实业家都能做到这一点，相信不久的将来，不仅日本的财富会增加，就连国民的整体素质也会提升一个档次。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时局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能从相互承担的工作出发考虑，共同制定出适宜的方针。

    对工作保有兴趣

    近来流行一句话：

    “无论对于什么工作，都必须保持兴趣”。那兴趣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我不是学者，难以作出完善的解释。不过，我深切地希望每个人在恪守自己职责的同时，都能对自己的工作保持良好的兴趣。

    兴趣一词，既指理想、欲望，也有爱好、喜欢的意思。按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履行职责，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例行公事”。但是，如果对某项工作充满兴趣，就会从内心深处想把这项工作做好，也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和欲望加诸到工作上，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兴趣。

    虽然兴趣的确切定义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一定要保有兴趣。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是积极向上的，那么，就能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带着兴趣去工作的人，往往都是神采奕奕，激情饱满的，而且工作的效率也很高。反之，就会觉得工作毫无意义，人也只是一个受工作支配的空壳而已。

    有本书中说到了养生法，就是说人老了以后，如果只有吃饭、睡觉这些事的话，那就不是生命的存在，而是肉体的存在。所以，人的年龄可以增长，身体可以不灵活，但是思想不能不存在，只要有用心做事的信念，这才能称得上生命的存在。

    人都希望生命的存在，而不希望自己活得如行尸走肉一般，这是我们老年人应该要谨记的。另外，我们说一个人还活着，大概都是指肉体还存在。如果这样的人多了，日本也就不会充满生气了。其实现在的社会，很多人，包括一些名人都是指只有肉体还活着的。

    所以，对于所做的事，并不能仅仅把它视作一项工作，还要对它保持足够的兴趣。如果一个人对工作没有了兴趣，那他也会变得无精打采，就像木偶一般。因此做任何事情，必不可少的就是兴趣，即使不能事事如愿，也一定会有部分与自己的初衷相吻合的。孔子有句话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是指兴趣到了顶点的最高境界。

    道德传统

    道德是否也会像物理学、化学那样逐渐进化呢？有人认为，道德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进化的。虽然很难给道德下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但宗教信念却是可以用来加强道德的。从逻辑上说，也能维持人的道德心。这样的解释，不也诠释道德的进化吗？

    “道德”这个词出自中国古代唐虞之世所说的王道，历史非常的悠久。

    进化不仅仅是在生物方面，以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来说，古代的东西都是在不断进化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物的进化，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虽然进化论是针对生物体来说的，可仔细研究过后，即使是非生物体，不也是在发展变化的吗？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进步。

    礼教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历来为中国人所推崇的二十四孝，列举了很多孝顺长辈的故事，其中最可笑的是和一个叫郭巨的人的故事。这个郭巨因为家里很穷，无力养活父母和孩子，因此想把孩子活埋了，好省下粮食给父母吃。挖土的时候，发现了一口装满金子的锅，这样他的孩子才逃过一劫，父母和孩子也都过上了好日子。这就是所谓的“孝道”。如果换作今天，一定会有人说这个人是脑子有问题的，竟然做出这样的蠢事。

    还有一个故事，名叫“卧冰求鲤”。说的是晋朝有个叫王祥的人，早年丧母，继母朱氏对他不好，常在王父面前说他的坏话，他因此也失去了父爱。一天继母朱氏想吃鲤鱼，可恰逢天寒地冻，也没办法捕捉，王祥便赤身裸体地躺在冰面上，结果鲤鱼果然跃冰而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无从查证，可真想尽孝道，如果在感动上天之前自己已经被冻死了，这反而又是在违背孝道。

    像二十四孝这样的故事，多是虚构的，所以很难作为恰当的例子。

    对于做善事的看法，则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单从物质方面比较，没有电力、没有蒸汽机的时代，与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道德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话，那么过去所推崇的道德就有可能失去原有的价值，更有可能被推翻。所以，不管物理、化学如何进步也好，这些自古就被东西两方所提倡的道德仁义还是不能变化。因而我认为，古代圣贤所说的道德，并没有像其他事物那样，随着科学的进化而发生变化。

    摒弃战争之道

    法国流行着一句俗语：“强者总是有理的”。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重视道德、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心情是与日俱增。也就是说，社会在进步，战争的代价也更加昂贵。如果每个国家都能考虑到这一点，那趋向极端的战乱自然就会减少，而且一定会减少。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左右，有个名叫达勒姆的俄国人，写了一本名为《战争与经济》的书。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会变得更加残酷，而战争经费也会急剧上涨，所以，战争最终会消亡。有人认为，当初俄国皇帝主张召开和平会议，就是相信了他这番言论。

    那么，如果各国真的能认识到战争带来的灾难后果，那不久前的欧洲大战就不会发生了。明治四十七年（1914年）七月底，各报纸都在争相报道战争的情况，我刚好要外出旅行，一个朋友问起我怎么看待时局的变化。我回答他说，我也是看过报纸之后，才确信战争已经爆发了的。

    我还记得美国的乔丹博士在“摩洛哥危机”发生时，特地发了一个电报，说是由于听了美国着名财政家摩根的忠告，战争停止了。乔丹博士素来倡导和平，所以才会与我联系。虽然我对他的观点深信不疑，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更加全面，因此，战争必然也会减少，这也是人心所向。

    观察当今欧洲的战况，虽不了解详情，但也觉得非常悲惨。尤其是德国的行为，简直是野蛮到了极点，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根本看不到一点文明的影子。究其根源，是因为道德的标准不适用于整个世界，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如果真是这样，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必要，也有责任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将全部的经历都放在扞卫国家上，还不 如留出一部分时间想想如何将国际的道德统一起来，让“弱肉强食”

    的行为销声匿迹。

    如是执政的领导人和国民，都没有了我行我素的欲望，那么也就不会再发生这样残酷的战争。如果一方忍让，而另一方步步紧逼，战火势必会被点燃。这中间既有种族关系，也有国界问题。一国对另一国扩张势力，另一方奋起反抗，战争也必然会爆发。总之，不能将自己的所要求的强加于人，如果随心所欲、恃强凌弱，就会形成今日的局面。

    文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今日的世界文明依然不健全。这样想来，我心中不免想到，日本今后将要走向何方呢？作为国民该有怎样的觉悟才好呢？是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除了奉行弱肉强食的主张以外，就别无他途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全体国民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主张。

    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弘扬东方的道德，维护和平，增进各国之间的友谊。至少，在不增加他国困扰的前提下，谋求本国的发展之路。我相信，如果能从本国全体国民的福祉出发，放弃唯我独尊的观念，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全世界也能实现真正的王道，那样今日的惨剧就不会再重演。

    两种人生观

    人如果没有目标地活着，那就叫白活了。可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如何才能实现目标呢？这恐怕如同人的长相一样，各不相同。也许有人会想，只要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就能忠于君，孝于父母，救济社会。但是，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必须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来。

    所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得依靠我们平日里所学的知识，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例如，学者要尽学者的本分，宗教家应履行自己的职责，政治家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军人则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各显其能。这种时候，人们的心情，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国家和社会。我们把这称作国家为主，个人为辅的客观人生观。

    反之，有的人只考虑自己，对社会和其他人不闻不问。对于这样的想法，也不是没有理由可寻。因为人是为自己而生的，凭什么要为了社会和他人牺牲自己呢？当然可以为自己利益考虑了，对于社会中的事务，自然也就能依据自己是否得利来处理了。

    例如，借钱是为了自己，自己当然就有还钱的义务；租税是出自于自己的生存需要，理应由国家来征收。除此之外，救济他人这种公共事业，都是在为社会和他人做事，因而不关自己的事。参与到社会中的事，一切都要以满足自己为主，以社会和他人为宾，将自我主义坚持到底，就算是尽到了责任，我把这观念叫作主观人生观。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上述二者。如果人人都像后者那样，我们的国家、社会就会自私、粗鄙、落后，最终陷入无药可救的衰败之中。

    反之，如果坚持前者，国家和社会一定会日益发达，到达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因而，我提倡客观的人生观，反对主观的人生观。孔子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我认为，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要按着这个教导去做。乍一听，这话里似乎有交换的意思，为了自己的欲望达成，先要忍耐，让利于他人。但孔子的真实意图绝非如此，他的意思是人先要完成立人的目的，然后再达成立己的目标，君子的行为应该要有顺序。这是孔子处世的智慧结晶，我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

    理想的归一思想

    我们组织了一个归一协会，归一就是无外的意思。世界上的各种宗教观念、信仰等，不是最终都将归于一吗？不论是神、佛，还是耶稣，都是在讲人要遵循的道理。不管是有差别的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最后也都将归于一。

    所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反之，所谓“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这真是千古名言。如果一个人缺乏诚信，表里不一，不能笃敬，就算是亲朋好友 也会讨厌的。西方的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区别就在于西方偏于积极的一面，而东方则要稍微消极一些。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耶稣则说：

    “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说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在告诫人们要弃恶从善，只是一个从正面说，一个从反面说，道理还是一样的。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各个宗派和门之间，相互抨击，互相指责，实在是不明智啊！我不能断言所有的都能达到归一，但希望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归一，因而才成立了归一协会。

    协会成立数年后，成员不仅有日本人，还有一些欧美人士的加入，大家共同针对某一问题互相研究。四十多年了，我一直倡导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的统一，并付诸了实际行动。话虽如此，可社会上的反面例子，屡见不鲜，这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对于我的主张，和平协会的保罗氏、井上博士、盐泽博士、中岛力藏博士和菊地大麓男都表示赞同，即便不能完全归一，但也一定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归一。世上的事，有的时候会偏离正道，这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但真理不会因此而改变。在过去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必须把仁义道德和物质利益统一起来，如果二者不能一致，就不能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不过这样的观点，也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已，如果将这一观点推广的彻底，那违反仁义道德的事也就不会再发生了。例如，负责购买公家物品的人，如果认识到收取贿赂是违反仁义道德的，也就不会这么做了；而商人能认识到行贿也是违背仁义道德的，也就不会再有行贿这样的事了。

    这种关系要是再进一步，上升到政治、法律、军事等领域，一切事情都与仁义道德一致。只要一方能遵守道德，从事正当的买卖交易，那另一方也势必就不能单方面的要求行贿了。社会上的事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双方都不遵守仁义道德，就一定会产生矛盾。如果能让社会上的一切事情合乎仁义道德，那也就不会再有贿赂这样肮脏的事发生了。

    “日日新”和利与义的统一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学问也随之不断更新。总之，当今社会处在日新月异的进步当中。但是，时间一久，世间的许多事物也容易滋生弊病，长处也难免会变成短处，利成为害。尤其是因袭一久，还会丧失掉勃勃生机。中国的《汤盘铭》中有句话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虽然不值得特别提起，但它的说法还是很有意思的。一切事物，一旦流于形式，精神也会随之丧失，这就是凡事都要经常更新的原因。

    今日政界中的迟滞，主要是由于繁文缛节所导致的结果。官员们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而不深入研究事情发生的真相。比如，每天满足机械地处理上司分派的工作。这种风气并不只限于在政府部门中存在，社会中的企业、银行等也是如此。一般说来，在生机勃勃的新兴国家里应该是很少发生这样流于行式的事的，多发生在死气沉沉的古国。幕府统治的垮台也正是这个原因。按照“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的说法，灭幕府的正是幕府自己。

    我一向没有什么宗教观念，话虽如此，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信仰。

    我的信仰是儒教，它规范我的一言一行。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对我个人可以，可对于一般民众恐怕不行。毕竟知识程度较低的人，还是需要宗教的。然而时至今日，天下人心既没有归一，宗教也只是流于行式，空洞无物。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设法转变，不能放任自如。

    我认为，必须要建设向善的设施。现今迷信成风，有的人还因此倾家荡产。宗教家如果不奋起扭转局势，这种情形只怕会愈演愈烈。

    西方有句话：“信念强，不需要道德。所以，必须让民众保持坚定的信念。

    有人认为，经商的目的就是利己，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了，可以对他人不闻不问，因此出现了道德与利益对立的观点。这是极其错误的。这种旧的想法早已经落伍了，不能再适用于现在。在明治维新以前，社会上流，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一类人，是自诩与追求利益没 关系的，认为只有人格低下的人才会去追名逐利。在后来，这样的风气有了很大改变。

    孟子也认为利益与仁义道德是一致的，但后来的学者却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后果就是行仁义则远离富贵，求富贵则不行仁义。

    商人被称为奸商，备受鄙视，是下三滥角色，将赚钱作为首要任务。

    经济界的发展，也因此落后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今天，这种风气虽逐渐减少，可还未彻底消失。我希望人们能把利益与仁义统一起来，而论语与算盘也能成为大家从商的指南。

    巫术的失败

    在我15岁那年，我的姐姐患了脑病发疯了，那年她才二十岁。

    风华正茂的年纪，可她的一言一行却与其他女性有着天壤之别，言语粗俗，不堪入耳，丑态百出。父母和我都为她操碎了心，特别她又是个女人，不方便由其他男性来照顾，这个重任就只能落在我的肩上。

    虽然经常遭到嘲笑，但毕竟血浓于水，我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姐姐，因为这个还得到了邻里的一致好评。

    姐姐的病情不仅仅让我们自己一家人为之忧心，同时也牵动着亲戚朋友们的心。特别是父亲同族的宗助的母亲，是个非常迷信的人，总是认为姐姐的病是由于家中的鬼怪在作祟，就劝我们去请法师来作法驱魔。父亲素来就反对迷信，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妖魔鬼怪，就把她的话当作耳边风，还准备带姐姐去田野的室田疗养。室田有个着名的瀑布，据说病人只要在瀑布下面洗洗就能康复。但趁着父亲不在家之际，宗助的母亲说服了我的母亲，请来法师作法驱魔。我和父亲一样，从小就讨厌迷信，当然极力反对，可悲的是，母亲她们根本就听不进去我这个十五岁小孩子的话，甚至于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

    最后，家里来了两三个巫女做先期准备。因为还需要一个人坐在她们中间，所以就连家里新来的女佣也被派上了阵。她们在室内挂上稻草绳，故作认真地装饰了一番。坐在中间的女佣被蒙上眼睛，手里握着一枚御币，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一切准备妥当，巫女们开始念 诵各种经文，其他信徒也都随之高声诵读起来，好像是一种叫“远加美”的经文。

    坐在中间的女佣，刚开始像是睡着了一般，而后又时不时地摆弄起手里的御币。见状，巫女们立刻解下女佣的蒙布，在她面前低头问道：

    “何方神圣降临，请赐神谕吧！接着祷告道：

    “这家的病人不知被什么鬼魂附体了，请告之！”坐在中间的女佣傲慢地答道：“这家有灶神和井神在作祟，还有野鬼也在作祟。在场的众人，尤其是宗助的母亲最为得意，忙说道：

    “你看，神灵说得多准啊！我以前就听老人说过，这家里曾有人去伊势神宫参拜，可再也没有回来过。想必是病死在途中了，变成了孤魂野鬼回家来了，肯定是他在作祟了。神灵说的多灵啊！”然后，巫女又问女佣应该如何驱除鬼怪，女佣答道：“建立一个祠堂，加以祭祀才行。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件事，所以对于整个法事的过程都格外留心，想看出有什么破绽。一听到野鬼，我立刻就问：

    “这大约是多少年前的事？不管建祠还是立碑，不弄清楚时间是不行的。巫女又问了女佣一番，女佣答道：

    “大概五六十年以前。我又追问了一句：

    “当时是什么年号？她答道：

    “天保三年左右。

    众所周知，天保三年距离现在不过23年，根本就不是什么五六十年前。于是我又厉声说道：

    “按您刚才所说的，您应该是很了解这只鬼怪了，可您怎么会连他出事的年号都弄错呢？您这样又如何让我们相信您啊！宗助的母亲有些不满地打断道：

    “说这样大不敬的话，是要受处罚的。话虽如此，可周围的人也都明白了这个中原由，都满腹狐疑地盯着尴尬的巫女。无奈之下，巫女支吾着说：

    “可能是什么野狐来了！如果是野狐来了，那也就用不着建祠堂祭祀了。巫女瞪了我一眼，似乎在警告我说：

    “好小子，有你好看的时候！我却不以为然，得意地一笑。

    从此以后，宗助的母亲也再没做过这个请神、祷告的事，而村子里也再没有巫女的身影出现，自此村子里的人也就不再迷信了。

    真正的文明

    文明和野蛮是相对的，想要将二者分清，是很难的，主要还是得通过比较才能得出。比如，一种文明，如果与另一种更先进的文明相比，就成野蛮了；同样的，一种野蛮，与另一种更野蛮相比，也许就成了文明了。

    但我们今天并不只是空洞地谈理论，而是要用事实说话。当然，只谈一个乡、一个市的话，由于文化程度不一样，而且范围也有限，不太好比较，所以，我们就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说实话，我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并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因而不能说得很详细。

    但是，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这样世界闻名的国家，还是有所了解的。那他们的文明是什么呢？我想指的是明确的国体、严密的制度、完善的法律等等。

    不过，光具备齐全的条件，还不能称之为文明国家。因为在条件齐全的基础上，还必须保证国家有正常运转的实力。说到实力，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军队，当然警察制度，地方自治团体也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充分具备这些条件之后，还要保持彼此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不偏重于任何一方，使之统一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文明。

    换句话说，不管一个国家有多么完善的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知识，那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文明国家。

    如上所述，各种条件都具备，而没有能够驾驭的人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外表看似齐全，可是基础根本不扎实，即所谓的优孟衣冠，只是服饰看起来漂亮，却与其人格不合。因此，所谓真正的文明，在各种制度条件具备之外，还必须有拥有优秀品质与知识的国民。这样看来，即便没有提到贫富，实际上在文明中已经把财力包含在内了。

    然而，形式与实力有时候并不相符，形式上看似文明，实力却很弱小，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存在。总之，真正的文明，必须是强大的国力与实在贫富兼具。

    一个国家在进步和发展的道路上，应该优先考虑什么呢？结合从古至今的实例来看，大多是先发展文化，再发展实力。当然，也有先 发展兵力，而财力迟缓发展的国家。从日本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很有必要说明一下后者。日本的国体制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由辅弼贤臣大力推动起来的，各种条件也都齐备，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与之相匹配的财富，是否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呢？不得不承认，由于时间太短，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短期内，是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实业的。

    因此，与上述完备的国体制度相比，日本所积累的财富还远远不够。但是，全体国民全力以赴地积累财富的话，还是大有希望的。不过由聚财来说，有必要先用财。以牺牲财富为代价，从而达到提升文明的目的。当然，要想成为文明国家，发展文明，财富的牺牲也是不得已，也是有必要的。为了保持一国的体面，谋求未来的兴盛，必须扩展军事力量。同时，内政、外交方面也需要一定的支出。

    这就是说，为了使国家各方面都强大，就必须要耗费一定的财富。

    但是，过分偏重于发展某一方面的话，就会削弱文明的进步。如果文明落后了，那治国的方略也就形同虚设，而且，用不了多久，国家就会由文明变成野蛮。

    由此看来，要使文明成为真正的文明，就必须让财富与国力两者保持平衡。目前，日本最大的忧虑是为了扩张国家的规模，不惜消耗多年来累积下来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文武协调、上下一致，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平衡发展。

    对外发展中要注意的

    明治时代是一个吸取新事物、改造旧事物，不断谋求进步的时代。

    虽然不能说进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对于一个长期闭关锁国，没有接受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日本来说，能在这短短的四五十年时间里，采用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的策略，使某些方面能与外国发达国家相媲美，这也算得上是很大的进步了，这也是托圣天子治世的福和明治天皇的英明领导，以及各级官员的努力，还有全体国民的辛勤奋斗，才能有了今日的成就。

    从明治时代过渡到大正时代，有些人认为，艰苦创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到了该好好享受的时代了。但是，国民们千万不能安于这样的小小成就。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众多，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增长，因此，我们在治内的同时也要考虑向外发展。同时，也要寻求改良耕地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这有限的耕地。

    比方说，我们通过改良种子，再追施氮肥、磷肥等优质肥料，把耕作方法改成集约化，那样一块原先只能收5草袋的上等田地，就可以增收一半左右，下等田地甚至可以多增加一倍。过去种植早稻，使用人造化肥，一亩半地只能收5至7草袋左右。耕地面积狭小，我们就不能忽视土地的有效利用。此外，北海道或者其他新的疆土的开发，也需要投入资金和劳力，以建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业。不过，无论如何，这些利用都是有限度的，日本必须要考虑向海外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既然这是必然趋势，那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我认为，自然是应该选择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比如，气候适宜、民风朴实，土地易于开发等。不过，我最担心的是美国与我们日本的关系。造成今天这样一种局面，实在令人遗憾。虽然这是由于对方太过随意、不讲信用造成的，可我们的也有必要进行反省。这件事情涉及外交问题，我在此也就不方便多谈了。

    国民所期待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以敢作敢为的勇气和一定的忍耐力，开辟日本民族向世界的发展之路。同时也要谨记，发展的同时不要被其他民族所厌恶，这是对外发展的第一大要素。

    肃清歪风是急务

    日本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形成了的新局面，打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商人也脱离了原先狭小的活动范围，逐渐走向世界。

    此外，即便是日本国内的商业活动，也由先前的政府一手操办，变成了现在的一切都由个人负责。对于商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片新天地。

    无论是商人也好，工人也罢，都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地理、历史、商业等文化知识，这样才能使商业更加繁荣，也能从世界吸取更先进 的知识。这当然是指实业教育，而不是道德教育。因而就有人认为，只用学习实业知识，不用顾及道德文化。

    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不加强道德教育，也一样可以获得财富。在这些刺激和诱惑下，人人都有了一个发财梦。不能否认的是，这当中确实有人实现了这个梦，一夜暴富的事也并不鲜见。可是，仁义道德却被他们抛在了脑后。这就造成了今日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世风日下，腐败横生的混乱局面随处可见。现在又到了肃清歪风邪气的时候了。

    那应该怎么肃清呢？前面我们曾说过，一个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的人，最终就会变成一个唯利是图、道德败坏的社会败类。如果过分的憎恶其行为，也可能阻塞致富的根本。这就好比过分地反对男女龌龊行为，结果会导致健康的自然恋爱也要杜绝。这就有点不合情理了，而且也难以实行。对于批评实业界的腐败堕落是一样。要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否则，还会伤及国家发展的元气，造成更大的损失。

    所以，做好肃清这件事，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在过去，只要治者能重视道义，对从事生产致富的人加以限制，让其只能小范围的活动，说不定就可以减少这种弊害。可真这样做的话，只怕也会阻碍国家财富的发展。因此，为了能真正的致富，必须制定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规则，就是我所提倡的仁义道德。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是没有冲突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好好研究如何才能保持仁义道德。假如我们能够依照这些道理行事，于国于民，都是能增加财富的。

    至于具体的方法，我们虽然不能就日常之事举例一一详述，但务必请大家牢记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发展经济，应该把公益事业放在首位，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所有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发展的同时，不危害国家、社会和他人。这样正当劳动获取的财富才是自己的，而且能久远。如果真能这样，那肃清腐败这件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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