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孝顺才是真正的孝顺

    “孟武伯问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忧。’”又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关于孝道，孔子屡有说明。但是，如果父母而强行让子女们行孝道的话，反而会使他们成为不孝之子。我也有几个不肖的子女，将来会怎样，我并不知道。对于他们，我只是时而向他们讲解“父母唯其疾之忧”而已，并不要求他们尽孝，或者是强使他们尽孝。父母们只根据自己的想法而判断，那么既有可能使子女成为孝子，也有可能使之成为不孝之子。如果把不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办事的子女都看成是不孝，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都只按能不能供养父母这一点而论，那么，即使是犬、马这样的兽类，也都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但子女的孝道，决不这样简单。不按父母的想法去做，不经常在父母身边供养父母的子女，并不一定都是不孝之子。

    这样看来，就像是在自吹自擂，实在有些惭愧，不过有实例，所以我才敢大胆地说。大概在我23岁时，父亲对我这样说：

    “从你18岁左右的情况看，的确同我有所不同。你书读得好，做什么也都很利索。依我的想法是永远想把你留在身边，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但是，这反而会使你成为不孝之子，所以以后我不会让你按我的话去做，由你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正如父亲所说，此时，从文字能力来看，我虽不肖，但也许已超过了父亲，另外，在其他方面，我也在不少地方比父亲高明。这时假若父亲强迫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认为这样做就是孝道而强使我去尽孝的话，那么，我可能会与之希望相反，而去反抗他，成为不孝之子。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即使我做得不够好，但也没有成为不孝之子。这完全是父亲不强使我尽孝，依宽宏的精神对待我，使我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的结果，孝行并不是在父母指出之后，子女才去做的，这样的话，并不是子女尽孝，而是父母让子女去尽孝。

    由于父亲以这样的思想对待我，我自然受到了他的感化，所以，我也以与父亲相同的态度对待我的子女。我这样说，多少有些不谦虚。

    但是，不管如何，由于多少比父亲有点长处，所以在行动上完全不同于父亲，与父亲有所差别，没有像父亲那样。我的子女们将来会如何呢？我非神，虽不能断言，但按现在的情况看，他们和我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一点上，正与我和父亲的不同恰好相反，要说的话，就是不够好。有人责备我不应如此，而认为我应照我所想好的，让子女们照着做。可是我认为，强制子女们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是我的不对。我即使强制他们去干，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我所想象的子女的；即使再加勉强，让子女们一切都按我所想的去做，其结果仍会是子女们无法合乎我所想象的，最终不得不成为不孝之子。也就是说，我所想的即无法达到，而子女们却成了不孝之子，这实在是无法容忍的事。

    所以，我不勉强子女们去尽孝，父母用应该尽孝的这种根本思想要求子女们，而子女们却不能完全合乎他们所要求时，也不能因之而视为不孝。

    现代教育的弊病

    正如过去的社会与现在的社会不同一样，过去的青年与现在的青年也有差别。在我二十四五岁时，也就是明治维新的青年与现代的青年，因为其境遇、其教育都迥然不同，所以要判断孰优孰劣，实在不是一句话所能表达的。有些人认为，过去的青年既有气概，又有抱负，远比现在的青年优秀，而现在的青年轻浮，没有朝气。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把过去的少数优秀青年同现在的一般青年相比，作出这样的结论，多少是有些不妥的。很显然，现在的青年中也有优秀者，而过去的青年中也有不够优秀的。维新前对士农工商阶级的区分极其严格，即在武士中，也有上士和下士之分。在农民商人间，也有世代都是地主，并担任村长等职务的人，和普通农民商人有区别，他们间的风尚和所受的教育自然也有所不同。由此来看，即使是过去的青年，也会因其出身于武士、上层的农民商人以及一般的农民商人的不同，而其所受的教育也因而有异的。

    以往，武士以及上层的农民商人，在青年时代，多数都是受汉学教官，首先是《小学》、《孝经》、《近思录》等，进而又要学《论语》、《大学》、《孟子》等。一方面，进行身体的锻炼，同时，还要培养武士精神。而一般的农民商人虽也受到一些教育，但只不过是学些极其粗浅的实用语文，如《庭训往来》那样的东西，此外还学些加减乘除的九九诀等等。因此受过高尚汉学教育的武士们，其理想高，且有见识，而一般的农民商人，因为只学了一些通俗的东西，所以大体上多是无学识者。但是，现在四民已经平等，不再有贵贱贫富的差别，都能受到教育。换句话说，岩崎、三井的儿子和大杂院中的儿子受到的都是同样的教育，因此，在多数青年中而有品性不佳、不学无术的情况，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把现在的一般青年同过去少数武士阶级的青年加以比较，彼此非难，并不恰当。

    现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与过去的青年相比，有不少毫不逊色。过去，只要有几个就可以了，因此他们所施行的是培养伟人的天才教育。可是现在所实施的则是使大家受到同样培养的常识教育。

    过去的青年为选择良师而费尽心血，有名的像熊泽蕃山，到中江藤树的家请求列其门下，因未得许可，三天没有离开其家门。藤树有感于他的热诚，最后收他为门人。其他如新井白石对于木下顺庵，林道春对于藤原惺窝，都是选择良师以修学道德的典范。

    但是，现代的师生关系却完全乱了，师生之间缺乏美好的情谊，这真令人寒心。现在的青年不尊敬自己的老师，学校的学生看见老师，张口就像说相声的，或称之为说书先生，说他们课讲得不好，解释不清楚等等。这些作为学生来说是不应有的。从另一方面看，是因为学科制度与过去不同，学生要接触很多老师，以致把师生关系完全打乱了，同时，教师对学生也有不爱护的，甚而讨厌的。

    要而言之，青年必须接触良师陶冶自己。把过去的学问同现在的学问比较一下来看，过去专一于精神的学问，而现在则只是致力于得到知识。过去读的书籍全都是论述精神修养的，当然，这些是要用于实践的；有称为修身齐家的，有名之为治国平天的，总之讲的都是人道的大义。

    《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又说：

    “事君能致其身”，主张忠孝主义，更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的教义。另外，还谆谆加以教诲，以求唤起人的同情心、廉耻心，重视礼节，并且重视勤俭的生活。所以，过去的青年在修身的同时，自然以天下国家大事为己任，讲朴实、重廉耻、贵信义的风气很盛。与此相反，现今的教育重智育，所以从小学时期起，就要学很多科目，进入中学、大学之后，更要学习，以积累多数知识，这样就忽视了精神的修养，没有致力于精神方面的学问，所以，青年们的品质就成了可忧之事。

    总的说来，现代的青年误解了修学的目的。在《论语》中，孔子就感叹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用之于现在，也完全适合。现在的青年往往只是为学问而去做学问，一开始并没有树立明确的目的，糊里糊涂地去学，其结果就是，有不少青年在步入实际社会之后，往往会发出我为什么而学这样的疑问。由于有只要做学问不管是谁都能成为伟人这样一种迷信的思想存在，因而不考虑自己的境遇、生活状态，而去从事与自己不相应的学问，结果导致后悔。

    所以，一般的青年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财力，在小学毕业之后，应进入各种专门的教育中，学习实际的技术。同时，接受高中教育的人也应在初中时代就考虑到将来应学习什么专门学科，树立明确的目的，如果由于浅薄的虚荣心而误解了修学的道理，那么，这不仅误了青年自身而且也是招致国家活力衰退的原因。

    母亲对子女的影响

    关于妇女，是还和封建时代那样不加教育，甚至轻蔑地对待，不闻不问呢？还是施以一定的教育，教以修身齐家之道呢？这一点即使我不说大家也十分清楚，教育即便对女子来说，也是不能加以遗漏、疏忽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先谈一下妇女的天职——培养子女的问题。

    说到妇女和她的子女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从统计上看，可以说，善良的妇女多能生出善良的子女；靠优秀妇女的教育，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像孟子的母亲、华盛顿的母亲，就是这方面的最恰当的例子。

    在我国，楠木正行的母亲、中江藤树的母亲，也都是大家所知道的贤母。近的像伊藤公、桂公的母亲也是名闻遐迩的贤母。总之，优秀的人才在家庭中受到贤明母亲的抚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伟人的诞生、贤哲的成材在很多方面是靠妇德的，这样说，并不是我的一家之言，由此来看，教育妇女，启发她们的智能，培养妇德，不仅仅是为了被教育的妇女自身，而且间接地成了造就善良国民的因素，所以，女子教育决不能忽视。然而，就重视女子教育的原因不止于此，我想进一步谈一下女子教育的必要性。

    明冶以前日本的女子教育，完全是按照中国思想进行的。但是，中国对女子的思想所采取的是消极的方针，教给女子贞操、顺从、细致、优美、忍耐等观念。尽管把重点放在这种精神性的教育上，但对有关智慧、学问、学理等方面的知识，却既不鼓励，也不传授。幕府时代日本的女子主要也是在这种思想下受教育的，贝原益轩的《女大学》，就是这一时代的唯一的至上的教科书。也就是说，智能方面完全被忽视了，只是消极地把重点放在约束自己的行为上面，受这种教育的妇女占了今日社会中的大部分。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女子教育虽有了些进步，但由于受这种教育的妇女其力量还很徽弱，所以说社会上的妇女，实质上还没能超出《女大学》的范围，这句话并不过分。

    所以说今天的社会中，妇女教育虽很兴盛，但仍未能使社会充分认识到其效果，可以说是处在女子教育的过渡期。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今天的女子教育加以探讨和评论呢？当然，今天已不能像过去一样，把妇女视作生男育女的工具，但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有残留，我认为，再也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对妇女加以蔑视和嘲弄了。

    暂时先不说耶稣教对待妇女的态度，但对妇女也应出诸人类真正的道义之心。即使把妇女看成一种工具，那么在重视男性的人类社会中，妇女也在组成社会中承担着一半的任务，难道不也应与男性同样的受到尊重吗？中国的先哲曾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不言而喻，女子也是社会的一员，国家的一分子。既然这样，那么就要排除旧有的轻视妇女的观念，也应与男子一样，赋予妇女作为国民应有的才能和知识。如果能互相协力而从事工作的话，那么过去国民中只有2500万人能用，现在不又能使用2500万人了吗？

    这就是必须大兴妇女教育的原因之所在。

    端正风气的作用

    师生之间理应是重情谊，相亲相爱的关系，这在地方学校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就我所听到的，在东京中部的学校，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淡薄。举一个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好的例子。看起来几乎像是以往曲艺场听听相声一样，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学生对老师的批评，如说哪个人课讲得不好，哪个人讲课拖拖拉拉等，更有的是专挑缺点的。

    虽然不能说过去的师生感情都很密切，但孔子有三千弟子，他们很可能不一定能经常见面，经常进行谈话的，但其中精通六艺的就有72人之多，这些人看上去是常同孔子谈话的，这72人是完全受到孔子人格的感化，以这种师生关系为例来要求可能有些过分。现今，虽然说中国并不强盛，依然以儒教为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轻视儒教。反过来说，不能因中国好了，就去尊重桀纣。我认为，孔于对弟子的引导方法，对为师者、为弟子者间的关系而论，实在是极好的典范，纵然这种关系已经不常见了。但是，在日本德川时代，师生之间的感化力也很强，情谊深厚，这一点，可以看看熊泽蕃山师事中江藤树的情形。蕃山是一位相当清高的人，可谓是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连天下的诸侯也不放在眼里的人，他虽然臣服于备前侯（池里光政），但也在施政上是很有见地的人。但在中江藤树面前，他很像一个小孩，忍了三日之后，受他的诚意所感染才收他为弟子。在近代，也有佐薛一斋感化弟子的故事。另外，广濑淡窗也一样。我所知道的虽都是汉学先生，但弟子与老师的关系，却是全身灌注了过去的风气亲近相处。

    可是，现在的学生与老师之间，几乎成了像上曲艺场那样的关系，我对这种无法满足的风气，不能不感到忧虑。当然，不能不说是老师的不好。只有在德望，才能、学问、人格方面再进一步，才能使学生产生敬仰之情，所以在这里，不能不说老师是有缺点的。

    但是，我想学生的素养也非常不好，一般的风气是，对于老师，缺乏尊敬。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英国这个国家的师生关系，并不像日本现在的样。当然，在日本，也有优秀的教师，没有像我现在所讲的那种情形，有些方面，可能也有像中江藤树、木下顺庵这样的人，不过为数极少，由于现在处在过渡时代，一下子涌现了大量的教师。当然，如果为产生这些弊端加以辩护，当然是有话可说的。但是，我认为既然要教授人，自身就应注意多加自省。同时，作为另一方的学生，也要以十分尊敬的心情，保持同老师之间的感情，如果在学校中各位教员能常接触学生，那么即使不能做到美化风纪，至少也能防止不良现象的出现。

    重视德育

    现今我国的整个社会来看，所存在的弊端特别大。例如只把重点放在传授知识上，换句话说，不注意德育方面的发展。再看看学生的风气，与过去的青年不同，缺乏一种一鼓作气的勇气、努力和自觉。

    这样说，绝不是我这种过来人的自高自大。不过，现在的教育，科目众多，数不胜数，一味追求学习这些众多的科目，总感觉时间不够，由此看来，顾此失彼无法用心于人格、常识等方面的修养，这也是自然之势。这真是件遗憾的事。现在已处在社会中的人们姑且不论，面对以后将步入社会并想发奋努力、为国家尽心的人们，我希望在这一方面多加用心。

    不过就与我关系最密切的实业方面的教育来看，过去连实业教育的名称都没有，维新以后，到明治十四五年（1881年和1882年）左右，在这方面还见不到有什么进步，像商业学校那样的事物，其发展不过是这20年间的事。

    只有当政治、经济、军事、工商业和学习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之后，文明的进步才能显示出来，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全的发展，不能称为文明的进步。然而，在日本，作为文明一大要素的工商业，却长期不曾被重视。回过头来，看看欧洲诸列强，其他方面当然也在发展着，但其中特别发展的是实业，在我国的工商业中，近来世人们好像也开始注意到实业教育，并有了进步和发展，但可惜的是，说到教育方法，则与上述的其他教育方法并无二致，仍然急于将力量偏向于理智方面，而对纪律、人格、德义等方面则置之不顾，虽说是形势所迫，无可奈何，但也实在可叹。再看一下军人社会，这也是其教育法所造成的。

    做实业的人，除充分具备上述的诸品质以外，还必须重视的一件大事，就是灵活。从事实业的人，如果和执行军事上的事务一样，一一都要等待上司的命令，只怕会错过好时机，也什么事都要接受命令的话，就难以有任何发展。所以说，只是一味地偏重于智力的发展，只是追逐自己的利益的话，其结果就会陷入孟子所说的“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的状态。出于对此的忧虑，虽然能力不够，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努力设法不使事情走到这种地步，同时暗暗地在身边的实业教育中，使智育和德育并行发展。

    真正的孝道

    自德川幕府中叶开始，神道、儒教和佛教三教精神得到了统一，通俗易懂的语言也得以广泛推行。举一个极其浅近而且又通俗的例子来说明：在大力提倡实践道德方面，有一种“心学”，这是在八代将军吉宗时，由石田梅岩首先倡导的，着名的《鸠翁道话》等也出于这一派之手，梅岩门下还出了手岛堵庵、中泽道二两位名士，由于他们两人的努力，心学得到了普及。

    我曾经读过两人中中泽道二翁所着的《道二翁道话》一书，书中记载有关于近江和信浓两地孝子的故事，至今尚未忘记，非常有趣，我还记得其题目是《孝子修行》。

    他们的名字叫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内容大概是，近江是一个有名的孝子，领会“夫孝天下之大本也，百善所依而生”，日夜唯恐不及。他听说信浓也是有名的孝子，就抱着试图问清怎样才能向父母尽最好的孝这一问题，往信浓会见这位孝子。他千里迢迢，翻山越岭，特意从近江出发，要到夏天也仍然凉爽的信浓去修行孝道。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信浓孝子的家，进家门时已过了中午，当时家里只有老母一人在，显得非常弧寂。他问了问：“令郎在哪里？老母回答说：“上山干活去了。”近江的这位孝子详详细细的把来意告诉了留在家中的老母，于是，老母就劝他说：

    “他傍晚一定回来，请到屋里等一下吧！他也就不客气，到屋里坐了下来，到了傍晚，被高度赞誉为信浓孝子的这位儿子，背着在山上砍来的一捆柴回来了。这时近江的孝子想为了能仿效，就上一个能看得清的地方，他从里屋往外窥视，只见信浓的孝子背着柴在廊下的一个地方坐了下来，柴很重，他一个人没法卸下来，于是他说，帮忙卸一下吧，于是老母就去帮了他，这使近江的孝子感到有些意外，不知不觉就忘了，再去窥视，接着又听到说，脚被泥弄脏了，端点净水来，给我洗洗等等，随意地让老母去干，面老母则显得非常高兴，笑嘻嘻地按照信浓孝子说的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她的儿子，使近江的孝子又惊奇又感到不可思议。就在这时候，信浓孝子的脚被洗净，坐到了炉子边，看情况不知还将干什么，只见他伸出了脚。大概是累了，又让老母给他揉，老母一点都没有不乐意的样子，就给他揉了起来；一面揉，一面告诉她儿子说，有位从遥远的近江来的客人，正坐在里屋。听到这个，信浓的孝子就说那就去见见吧，离开了座位，满不在乎地来到近江的孝子正在等待的那间屋子。

    近江的孝子施礼之后，详细地把来意告诉了信浓的孝子，说完全是为了学习他的孝道面来。交谈之中，早已到了晚饭时间，信浓的孝子就让老母准备晚饭，招待客人，在料理晚饭的时候，信浓的孝子一点也没有要去帮助母亲的样子。饭菜端上之后，也仍坦然地让母亲侍候吃饭，并说：哎呀，汤咸了，真糟糕，饭怎么样呀？一味地责怪老母。这样，近江的孝子再也看不下去了，大喝一声，正颜厉色地责问说；“我因为听说您是天下有名的孝子，为了学习，特意从遥远的近江前来求教，但从刚才所看到的情形，实在感到万分意外，您不仅没有丝毫爱护老母的样子，而且还训斥老母，这成何体统，像您这样的孝子，真是大不孝。对此，信浓孝子的答辩非常有趣。

    他说：

    “孝行、孝行，百善孝当先。这些话是不错的，但是，有意做出来的孝不能说是真实的孝行，而无意做出的举动才是真实的孝行。我让年迈的老母做各种事，甚至让她给揉脚，对她做的汤和饭都加责备的原因是，老母亲看到儿子从山上干活回来，想到一定是累了，就关心，体贴地说：一定累了吧？为了使她知道我理解这种关心，我就伸出脚，让她给我揉。在招待客人的时候，老母亲一定会想到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而叫儿子不满意的，也是为了让她知道我感谢这种关心，我对她做的饭和汤说三道四，这一切都是任其自然，都是按母亲所想的而做的，也许这正是社会上赞美我是孝子的原因。听了信浓孝子的回答，近江的孝子幡然悔悟，认识到孝的根本在于什么事都不勉强，一切任其自然，而为了孝行而去尽孝的自己，的确还有许多不及之处。

    这就是《道二翁道话》中有关学习孝道的教诲。

    人才过剩

    有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经济领域中的需求、供给的原则在实际社会活动中，同样适用。不用说，社会上的一切事业都有一定的范围，只雇用需要的人，超过这范围就不需要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每年不断地在很多学校中培养出不少人来，尚未完全发展到我们的实业界，能充分使用，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供应已显示出过多的趋势。学生们一般在受到高等教育之后，就抱有从事高尚事业的愿望，所以，人才的供给只要还是过多，就不会突然中止的。学生们抱有从事高尚事业的希望，作为个人来说，当然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从一般社会来看，或者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则如何呢？我认为未必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我们知道，社会的情况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而所需要的人才也是各种各样的，高的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低的像杂役、车夫那样的人才都是需要的。用人这方面的人是少数，而被人使用的，其需要则是无限的。

    因此，学生们如果愿意当被人使用这一方面的人才，那么即使从今日的社会来说，也不会有人才过剩这一问题，不过在今日的一般学生中，除了少数以外都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大多都立志当使用人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掌握了学问，懂得了高尚的道理，不可能愚蠢地到他人手下当被调遣的人。同时，在教育方针方面，也有些不对头。认为只要进行知识灌输的教育就足够了，所以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忽视了精神修养，因而导致的可悲的结果是：不懂得屈于人下，一味地自命清高，这样下去，人才供应过剩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我并不是想用寺子屋时代的教育为例来说。不过，在人才的培养方面，过去虽也不完全，但却做得很好。与现在相比，过去的教育方针等方面是极简单的，就拿教科书来说，最高的，充其量不过是《四书》、《五经》、八大家文之类的。但由此而培养出的人才，却决不完全是同一类型的，其原因当然是由于教育方针不同的关系。学生们也都分别朝着自己的长处发展，人人都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举个例子来说，优秀的人逐渐向上，面对高尚的工作而努力，愚钝的则不怀非分之望，而安于卑贱的工作。由于形成了这样的风尚，所以不用怎么担心人才使用方面的困难。可是在今日，教育方针虽很好，但由于误解了其精神，所以学生们既不知自己的才能如何，也不考虑适合不适合，只觉得彼为人，我亦为人，彼此所受的教育既相同，则彼所能为者，我亦能为。从而产生自负的心理，有不少人即不甘于从事卑下的工作。

    过去的教育是百人中出一个秀才，今日教育的长处应该是培养出九十九个普通的人物才是。但遗憾的是，由于误解了其精神，所以形成了今天那种中等以上人才供应过剩的结果。但是，欧美先进国家所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教育方法，可是他们因教育而产生的弊害却很少，尤其是像英国，与我国现在状态大不相同，极重视培养具有充分知识和有人格的人才。本来，像我这样对教育方面知道不多的人，不应该多嘴多舌，但从大体上看，产生现在这种结果的教育，我认为不能说是很健全的。    第十章：成败与命运

    以忠恕仁爱待人

    我们很早就有听过“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其实很多事都脱离不了这句古谚。假如以极大的兴趣和兴致去对待事业，那么，即便是繁忙、烦杂、倦怠或厌恶，也没有理由感到痛苦的。与此相反，如果对工作完全没有兴趣，一边讨厌，一边又去干，就必然会倦怠，接着是厌恶、不平，最后必然会抛弃这工作，这是自然的事。前者精神饱满，在愉快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由这种兴趣引起无穷的兴致，而兴致又带来了事业的展开，事业的展开又会给社会带来公益。后者则是精神萎摩，心情郁闷，怏怏不乐，由倦怠而导致疲惫，而疲惫最终意味着一身的灭亡。假如把前者与后者对照起来，试问诸位选择何者？大家一定会明确回答说，选择前者最明智，选择后者最愚蠢。此外，世人还喜欢谈论运气的好坏。人生的运气十分中也许一、二分是先有预定的，但就是说有所先定，自己不努力去开拓机运的话，也决不可能加以掌握。在愉快的工作中而招到了很大的灾厄，这一开始大概都只归诸于天命吧，诸位也一定热切希望舍弃招灾这一方而去掌握热心工作这一方的。这样的话，诸位在事业上不仅应专心一致以极大的兴趣和感情来从事，同时也要期望充实事业的内容。特别像救济事业，不但在性质上，在处理上都需要有特别的注意，而且还应尽可能的丰富其内容，务使能达到没有遗憾之处。此外，也不能只求内容上的完备，而忽视了形式，这也有失妥当。大凡各种事业，内外都应保持平衡。要力求避免仅仅为了炫耀其表面而一味地追求形式。

    不言而喻，在本院（东京市保育院），现在（大正四年一月），东京市保育院收留了2500个贫民，其中除了由于动机善良而反招致恶果的贫民和在旅行中生病的人以外，其余大多数都是所谓自作自受之辈。虽然说他们都是自作自受，但如果不以同情心对待他们的话，未免不妥。原因是由于我们须臾也不能离开的人道就是一个忠恕。因此对这工作，不仅要能忠于职守，而且还应该富于仁爱之心。我并不是说对他们要始终加以优待，但必须要经常对他们持有怜悯之情。诸位分别领会了这一道理，就必须在工作中体现出来。此外，从事医务的诸位，如果只是把收留的患者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那就非常遗憾。

    当然，利用作为研究，只是程度的问题，绝对不能说坏。可我希望诸位医生勉励自己，把治疗患者作为当前的义务，护士们也一样，对待患者要确实亲切相待，他们在精神上都有很多缺点，我们应该用上述的忠恕之心来同情这些社会的落伍者、失败者。忠恕是人所应走的道路，是立身的根本，也掌握着一个人的命运。

    成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一说到圣贤，首先就会想到中国的尧、舜，然后是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但是，尧、舜、禹、汤、文、周公等人，在所有圣贤中，用今天的话说，谁都是成功者，都是生前已经取得了可以见到的政绩，受到世人尊敬的人。然而孔子不是今天所说的成功者，而是在生前遭受无辜之罪，困于陈蔡之野，饱尝艰难的人，在社会上当然也没有明显的功绩可见，但是，千载之后，从今日来看，比起生前都已经取得政绩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许多人反而景仰乍看上去一生都被认为是失败和不遇的孔子，同样是圣贤，受尊敬最多的是孔子。

    在中国这个国家的民族气质中，有一种奇特的倾向，就是对英雄豪杰的坟墓草草处之，且都不以为怪。但是，对圣人就不如此。我的一个朋友白岩君，是个中国通，我曾亲跟我说过，以后又在他送给我他所写的游记《心花》中看到，对曲阜的孔庙，中国人是极力郑重地保存着，它极完美、庄严，至今还有孔子的后裔在世，受到一般人特别的尊敬。可是孔夫子在生前，既不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在政治上取得明显的功绩，也没有身居高位，更没有到富有天下的程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成功但决不是失败，反而应该说是真正的成功。

    如果只以眼前所看到的事情作为根据，论断其成功、失败，那么，在溱川矢尽刀折而英勇战死的楠木正成应该是一个失败者，而荣登征夷大将军之位、威震四海的足利尊氏确实是一个成功者。但是，在今日，却没有人崇拜尊氏，而崇拜正成的人却天下不绝。这样，生前作为成功者的尊氏反成了永远的失败者，而生前阼为失败者的正成反是个永远的成功者。就菅原道真和藤原时平来说且如此。时平在当时是成功者，而获罪于太宰府却又要被流放在那里眺望月光的道真公，不用说是当时的失败者。但是，在今天，作为一个人，没有人尊敬时平，但是，道真公作为天满神，全国的各个角落都祀奉着。因此，道真公的失败决不是失败，反而是真正的成功。

    依据这些事实来推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世上所说的成功未必是成功，而所说的失败也未必就是失败，像公司和其他一般营利的事业，是以取得物质上的效果为目的的，如果失败，就会给投资者和其他许多人带来麻烦，造成很大的损害，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力求成功，但是，在精神事业上，如果也只顾眼前的成功，目光短浅，那就要受到社会的批评，对世道人心的进步，不会有所贡献，而以永远的失败而告终。

    从事写作、言论和其他一切精神方而工作的人，如果在生前就要拼命取得现在所说的成功的话，因而迎合时尚，急功近利，那就不能有利于社会。在无论哪一种精神事业中，徒发豪言壮语，而不接触到人生的根本，夸夸其谈，而不作丝毫努力，则到百年之后，即令黄河澄清之时，也必以失败而告终，决无取得最后成功的希望。反之，只要使出浑身的努力，在精神事业的失败就决不是失败，正像孔子的遗业，在今日为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提供了安心立命的基础那样，裨益于后世，为人心的向上发展做出贡献。

    人事与天命

    老天爷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与我有关的归一协会经常有所议论。宗教家们把天解释成精神性的产物，认为它是有人格的灵体，如同人能活动手足一样，既赐给人幸福，又能降下不幸；不仅如此，人之所以向天祈祷和求助，也是被天所左右的。也有人对天进行了一些思考，认为它并不像宗教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具有人格和具体形态的东西，不会根据是否祈祷而把幸与不幸施加在人的命运上。天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自然运行的，是一种像魔术那样不可思议的存在。

    说这是天命，那也是天命，归根到底是人自己任意所为，天是根本不知道的。所以，人畏天命，就是承认了人力所无可奈何的某种巨大力量的存在。我不认为只要尽人力，即便是勉强的事、不合理的事，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贯彻到底。在明治天皇所颁布的《教育敕语》中，要求以恭、敬、信对待天，可谓通之古今而不谬，擅之中外而不悖，只要沿着通向久安的平坦大道向前，不以人力而自骄，既不勉强，也不做不合理的事，小心谨慎，就可以了。把天神或神佛解释成人格、人体，能左右感情，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观念。

    天命，就像四季依次循环运行一样，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得到，它都在万事万物中行进着。只要相信对天命必须以恭、敬、信的态度加以对待，那么，“尽人事以待天命”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真正意义，就能完全理解了。因此，在实际处世中，如果碰到应如何解释天的问题，那么，我想用孔子所解释的来加以解释，既不把它看作有人格的精神性的动物，也不把在天地和社会中所发生的因果报应视作偶然的事件，把它作为天命，以恭、敬、信的态度相待，这是最理性的想法。

    游西湖岳飞祠有感

    大正三年（1914年）春天，那年我还在中国旅行的途中，五月六日到了上海，次日乘火车抵达杭州。在杭州，有一个着名的胜景西湖。

    在西湖边上，有一块岳飞墓碑，离开石碑大约有五六步远的地言，有一个当时的权臣秦桧的铁像与之相对，岳飞是宋代的名将，当时，宋金之间，屡屡交战。由于燕京被金所夺取，宋只能偏安到南方，称为南宋。岳飞奉朝廷之命出征，在破了金的大军，即将收复燕京时，奸臣秦桧收了金的贿赂，召还岳飞。岳飞知是这个奸人所为，就陈词说，臣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臣非不称臣职，君实为秦桧所误。可是，最后岳飞还是以谗言罪被杀。现在，忠诚的岳飞同奸佞的秦桧仅隔数步之远相对而处，实在是个讽刺。不得不说所选的对象非常巧妙。今天前去瞻仰岳坟的人们，几乎像惯例一样，面对岳飞的墓碑不禁热泪盈眶，同时则往秦桧的铁像上撒尿。在死后，忠奸判然分明实在是件痛快的事。

    在今日的中国人中，应该说既有岳飞这样的人，也有类似秦桧的人。人们崇敬岳飞墓碑，而向秦桧的铁像撒尿，这可能是基于孟子的“人性善”。通天的赤诚，深入人心，从而千载之后，仍仰慕其德。因此，人的成败，不待盖棺之后，不能论定。我国的楠木正成与足利尊氏，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莫不如此，瞻仰了岳飞墓碑后，我更加感慨万端。

    顺境与逆境

    我来列举两个人，其中一个既无地位又无财富，也没有人提拔他。

    也就是说，在这社会中，能使其荣升的因素极为薄弱，仅仅能立足于社会以学问去出人头地。不过，这人具有非凡的能力，身体健全，而且还十分勤勉，一切行为都有根有据，无论做什么事，不仅做得能使先辈安心，而且还能超出上级意料之外，因此所有人都十分称赞这个人的作为。不管这个人是否为官，只要言必行，业必成，最终一定会得到荣华富贵的。那些只从侧面来看这个人身份地位的普通人，都马上会把他看成是顺境中的人，但实际上他既不属于顺境，也不属于逆境，只不过是凭自己的力量创造出这样境遇的人而已。

    而另一个人，生来懒惰，求学时，各门功课老是不及格，最后勉勉强强毕业了。既然这样，就只能靠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学问来处世。

    但由于其质地愚钝而且不求上进，所以虽然得到了职业，但对上司所交代的事情完全不放在心上，反而在心中愤愤不平，不能忠于工作，因而不受上司的欢迎，最终被免了职。回到家里，也为父母兄弟所疏远，在家庭中没有信誉，所以在乡里也没有信誉。这样，他心中的不平日益增多，开始自暴自弃，如果再有恶友乘机诱惑，就会不由自主地走上邪路，当然就无法以正道来处也，不能不彷徨于穷途末路之中。

    一般人见到以后，会说他是处于逆境，看上去，他的确像是在逆境之中。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切都是他自己所招致的。

    韩退之在勉励其子的《符读书城南》这首诗中说：“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皆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

    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君，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

    这首诗主要是为勉励向学而写的，但也能从中知道顺逆二境的不同所在。总而言之，恶者虽教也不得其方，善者不待教而自知其道，这是自然和其命运所造成的．因此，严格地说在这社会中，并不存在什么顺境、逆境。

    如果此人有优秀的智能，再加上不可欠缺的用功，就决不可能处在逆境中，没有逆境，顺境的说法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有人因自己的行动而造成逆境这一结果，所以就有了与此相对的顺境这一说法。例如，身体虚弱的人，天气冷了会感冒，腹痛时又说是受了天气的影响，只怪罪于气候，而闭口不提自己的体质差。如果能在感冒和腹痛到来之前，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强壮的话，就不会有因这些气候而受到病魔折磨的可能了吧？这是由于平时不注意而自招致的疾病。然而在得病以后，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反而怨恨气候，这与把自己造成的逆境归罪于天是同一种逻辑。孟子向梁惠王所说的“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也是相同的意思，不提政治上的腐败，而归罪于年成不好，这是错误的。如果希望老百姓能归服，那就不在于年成的好坏，完全是看统怡者的道德是如何为主的。总之，社会中的多数人有这样一种弊病，即在对待逆境的到来时，不把自己的智能和勤勉情况计算在内，这真是愚蠢之至。我相信，如果在一定的智能之上再加以勤勉，就决不可能见到一般人所说的逆境。

    根据以上所述，我敢肯定地说是没有什么逆境的，但是，有一种情形则不能作这样极端的说法，这就是在智能、才干方面相同，都无可挑剔，又勤奋上进，并足以被人仰为师表的人物，有的在政治界、实业界中很顺利，颇为得志，有的却事与愿违，备受挫折。像后者这样，我认为是可以称为真正的逆境。

    细心胆大方能成就大事

    社会在一天天进步，是绝对离不开井然秩序的，但是新的活动开展时，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些不便，从而有导致倾向于自然保守的可能。

    不言而喻，轻佻浮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而过分的重视，产生因循姑息致陷入所谓的固执和懦弱的话，其结果也会产生阻碍进步发展的倾向，这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的前途来说，都是令人极其担忧的事。

    如今世界的大势是变化迅速，竞争日渐激烈，文明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不幸的是，我国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锁国状态，落后于世界发展趋势。开国以来，虽然取得了令各国惊讶的神速进步，但还是一切事物仍落后于他们，也就是说尚未摆脱落后国家的状态。因此，为了同先进国竞争、角逐，进而凌驾于他们之上，就必须以加倍于他们的努力往前发展。同时，不管多少，凡是有助于个人发展、促进国运的事，都需要有倾注全力勇猛进取的精神。因此，把保护以往的事业作为后辈的大事，或因害怕过失，失败而徘徊不前，那样懦弱无力的做法，最终只会使国运衰退。对这一点，大家都多多加以考虑，不管是制订计划，还是谋求发展，都一定要使我国成为真正的一等国才行，我更深深地感到，不但需要培养活泼进取的气魄，同时还需要有能力实行的人，实现以上几点才是当务之急。

    养成活泼进取的性格并能实行，就必须使之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才行。过分依赖他人，就会使自己的实力衰退，难以产生出最可贵的自信。一旦养成了因循卑屈的习性，就必须大力鞭策自己，防止产生软弱无力。另外一味谨小慎微，拘泥于成规，埋头于小事，自然就消磨了活力，挫伤了进取的勇气，所以，这一点也应多加注意。细心周到的努力当然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大胆的魄力。只有细心、大胆相结合，形成奋发的活动，才能完成大的事业。因此，对于近来的倾向，必须大加警惕不可。最近，在青年中出现了新的活力和大显身手的倾向，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在中年层中，仍然弥漫着死气沉沉的倾向，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事。为了发挥独立不羁的精神，必须一扫往日那种视政府为万能，而民间的事业都热衷于依靠政府保护的风气，必须有决心极力伸张民力，不依赖于政府而独立发展事业。

    另外，如果只是拘泥于小事，埋头于局部，就会形成增加法律规则之类，汲汲于不去触犯这些规定，或者满足于在规定之内所能做的事，小心翼翼，这样，就不能创立新生的事业，不能生气勃勃，不能掌握世界的大势。

    不以成败论英雄

    吸取失败教育，进而取得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仅以成功和失败作标准，是一种很肤浅的表现。论人，必须以人的职责为标准以决定自己的方向，因此，失败和成功都不是应计较的。即使有人遭了厄运而获得成功，或是因为财运不济而失败，难道就为此而悲观失望吗？

    成功和失败，实际上不过是在尽心以后留在人身上的糟粕而已。

    现在的许多人，只见到成功和失败，而看不见比这更重要的天地间的道理，他们不能重视实质的东西，而是把糟粕的金钱财宝看得至关重要。人应该牢记住的是要完成作为人的职责，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才有可能得到实质的成就。

    在大千世界中，应该成功，结果而失败的情形，也是名不胜数。

    虽说智者自己创造命运，但是，光靠命运是不可能得到长久成功的。

    只有伴随有智慧时才能创造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善良的君子，如果是缺乏机警的智力，在遇到机会时，也会和成功失之交臂的。家康和秀吉的情形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假如秀吉保持80岁的天年，而家康60岁就死去，结果会如何呢？也许天下就不属于德川家康，说不定会相反的高呼丰臣秀吉万岁吧。然而奇怪的命运帮助了德川氏，而祸害了丰臣氏。不仅秀吉的死期早临，而且名将智士群集于德川氏麾下。丰臣氏的嬖妾淀君继而妄图篡权，不将六尺之孤托诸忠诚无二的旦元，反而宠用大野父子。不但如此，石田三成的关东征伐一战，更加速丰臣氏的灭亡。这可能因为丰臣氏不及德川氏贤智吧，但按我的判断，使德川氏成就三百年太平霸业的，不外是命运所致。尽管如此，但要能抓住这一命运却是件难事，常人往往缺乏把握住命运而加利用的智力。可是家康却能以其智力捉住变幻多端的命运。

    总之，人最好实实在在勤奋努力，开拓自己的命运。即使失败，也就认定是由于自己的智力不及所致。同时，如果是成功，那么就要活用自己的智慧，人生的道路各种各样，有时也会见到善人败于恶人之手的。但是，时间一长，善恶的差别就断然能判别。因此，与其议论成败的是非善恶，不如先踏踏实实地努力去做。如果这样，公正无私的天也一定会使个人得福，并开拓出命运。

    因果循环，天道渺渺。凡事按道理而行事的人必能兴盛，逆天而行悖于仁义道理而谋事的人必灭亡。一时的成败，在漫长的人生中，就如沧海一粟。然而，世人却憧憬于这繁华靓丽的表象，一味地关心眼前的成败。像这样的人，也应考虑到国家的发展，进步，抛弃这种浅薄的想法，而在社会上过种有意义的生活才是最佳的考虑。如果超然于成败之外，一身遵循道理，就能觉得计较成功失败实为不智，而能超越其上，渡过有价值的一生。其实，成功不过是在完成人生职责之后所产生的对于自身的一个总结而已。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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