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要考验一个人的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处在一个极限状态，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尖峰体验”。只有处于一种特殊的、极端的境遇之下，一个人最根本的性格和能力才会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时候最能考验他最根本的性格和能力？不外乎生离死别或者人生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就好比古罗马的时候，把角斗士和野兽放在一起，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来争取生存的机会。

    不过，很多时候，人的性格都不是在那种诸如和野兽搏斗那样的极端状态下表现出来的，而是在一个非常态的环境下逐渐显露出来。非常态的环境，最典型的，莫过于乱世。

    在中国的乱世中，春秋战国和汉末三国是两个最为典型的时代，长期的战乱，统治秩序的土崩瓦解，权威的丧失和诸侯的并立，是这两个时代最为相似的地方。但是，在这两个时代，却造就了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物。春秋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被后世称道的，都是那些遵守原有秩序又能安邦治国的人才；而汉末三国时代的军阀政客，事迹最多也最传奇的，则是那些以造反起家而又最终成功颠覆旧有秩序另立中央的奸雄。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两个时代虽然表面上的现象相似，但实际上社会结构却大相径庭。春秋战国是一个以贵族为中心的时代，即便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也要受到他背后贵族势力的牵制，如果得罪了贵族们，无论多有才能、多有魄力，都会不得善终，商鞅和吴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而汉末三国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时代，只要能够扩张自己家族和集团的势力，不要说造反，闹一个天翻地覆也无所谓。所以，许多在春秋战国十分为人所称道的事情，在汉末三国时就被视为迂腐；而汉末三国时代为人们所推崇的价值标准，如果放在春秋战国，肯定是要被群起而攻之的。

    就在这两个乱世中，造就了两种不同性格的英雄：春秋战国里诞生的，是鞠躬尽瘁的管仲；汉末三国里走出的，是颠覆传统的曹操。他们一个是为了维护旧有秩序而生，一个是为了打破一切旧习而来，但最后，他们的归途却又十分相近——成就霸业。

    1。管仲：乱世能臣

    要在乱世里成就一番功业，就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能力，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用”。不过，有的人表现得过于“非常”，甚至到了突破道德底线的地步，如果不用“迫不得已”来解释，就只能归结为这个人天生有人格缺陷，只是在乱世这种失衡的状态下才能生存了。

    譬如管仲，年轻时的表现就实在不怎么样。据说，他以前是“城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这个评价实在过于刻薄。说管仲少时没有嘉言懿行倒也罢了，将管仲说成一个偷鸡摸狗之徒，不得不让人揣度这位后来成为贤相的人当初是怎样的德行。

    管仲后来解释说：“我年轻时很穷，曾和鲍叔牙合伙做买卖，分钱的时候，我分给自己多，分给鲍叔牙少，鲍叔牙不认为我贪婪，他知道我家里穷，需要钱用；我曾经替鲍叔牙出主意，结果鲍叔牙因此亏了大本钱，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愚蠢，他知道那是因为大环境不利；我曾几次出来做官，结果不长时间便被罢免回家，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无能，他知道我生不逢时；我曾从军入伍，每遇战斗失利，我便掉头逃跑，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胆小，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我供养。他了解我不拘小节是耻于功名不显于天下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看了管仲的解释，不由不令人敬佩鲍叔牙。管仲交了鲍叔牙这么个朋友，真是他的大幸，若换了别人，管仲的每一条解释都站不住脚。就拿合伙做生意分红不均来说，这是合伙人的大忌，但鲍叔牙就容忍了。管仲后来还说：“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对于人来说是公平的，聪明人财物有余，而愚笨之人贫困不足。这话是管仲发达之后说的，他贫困之时大概是说不出来的。

    管仲做小偷没成功，经商亏了本，打仗当了逃兵，做官屡次被罢免……可谓命运多舛，这一点倒与姜太公差不多。姜太公年轻时卖过肉经过商，也从过政，一直到了80岁仍未建尺寸之功。管仲年轻时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和挫折，则成为了他人生的一笔财富。可能当时谁也不会料到，那个怕死贪财的偷鸡摸狗之徒，后来会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宰相，会拥有长达40年的辉煌。

    从战犯到宰相

    管、鲍二人经过种种坎坷，后来又步入了仕途。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诸儿，次子名纠，幼子名小白。僖公令鲍叔牙做公子小白的师傅，令管仲和召忽做公子纠的师傅。

    后来小白做了齐国的国君，即齐桓公。他欲拜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此时显示出他功成不居、忠心为国的高风亮节，力荐管仲为相。

    当时，齐桓公与哥哥公子纠争位，管仲为了让公子纠即位，曾行刺过齐桓公，向桓公射了一暗箭，正中桓公的衣带钩。桓公对管仲朝他放暗箭一事耿耿于怀，鲍叔牙劝解道：“那是他忠君的表现。若能重用他，他也会像对公子纠那样对您的。”

    齐桓公从善如流。公子纠争位失败后与管仲逃到了鲁国，所以桓公便派使者到鲁国，要求鲁庄公杀掉公子纠，将管仲、召忽引渡回齐国。齐强鲁弱，鲁庄公不敢得罪齐国，只好从命。按当时人们提倡的“士节”，作为臣子，是应当为主子尽忠的。召忽到齐国后便自杀了，而管仲不仅没自杀，反而成了齐国的宰相。管仲没为公子纠“尽忠”自有他的理由：

    “我不会为公子纠一个人而死。我可以为三件事去死，一是国家破，二是宗庙灭，三是祭祀绝。如果不是因为国家灭亡了，我不会白白去死，我死了对国家不利，活着才有利于国家。”

    非管仲不能发此言。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一个人，哪怕贵为君王，也不能代表国家。此君王死了，换一个君王，国家仍在，山河仍在，人民仍在。管仲怎么会为某一个人的存亡而放弃宝贵的生命呢？管仲可以为之而死的三件事，即说齐国被他国所破，人民成为亡国奴。除此之外，国君更替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因为自己辅佐的人死了而去尽愚忠。

    管仲此言此行，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一般人都认为，作为臣子，不能为君而死，非“仁人”所为。若干年后，孔子的学生们还为此事所困惑。子贡、子路都曾就此事问过孔子，能言善辩的孔老夫子没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迂回地肯定了管仲，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现在还沾他的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都披散着头发、穿着胡人的奇装异服做亡国奴了。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经常向管仲请教治国安邦称霸图王的大计。

    一次，桓公问：“寡人有打猎的爱好，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回答说：“无妨。”

    桓公再问：“寡人有好饮酒的毛病，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回答说：“无妨。”

    桓公又问：“寡人有好色的毛病，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仍回答说：“无妨。”

    桓公大概以为管仲会说一些明君应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执政为民，要过好享乐关、美色关之类的冠冕堂皇之论，谁知管仲却说好田好酒好色都无妨，颇感意外，以为管仲在说反话，便生气地问：“这三种事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吗？”

    管仲说：“作为人君，做事不能优柔寡断，见事不能不敏锐。”

    管仲认为国君好享乐并不算是大毛病，倒又是一惊世骇俗之语。

    在管仲看来，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对于源于人性中的东西是不能强行遏制的。

    根据《史记》记载，管仲平时生活是很奢华的，可能他也好田好酒好色，也好享乐。而齐国人民却不认为他生活奢侈。这说明管仲为强国富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生活好一些，大家都觉得应该，并不认为他生活好一些就是腐化堕落。

    管仲为政，也是很有人情味的。譬如他说：推行政令，最重要的就是是否合乎民心，如果背离了民心，就算再好的政策，也是不能实行的。靠着这个基本国策，管仲执政40年，地位稳如泰山，不仅得到了齐桓公的信赖，也得到了各级官员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富国强兵

    生于天子式微、群雄割据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管仲确立了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匡正天下的理想，这就是管仲孜孜以求的“王道霸业”。

    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而所有这一切，是以国力雄厚为基础的。管仲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政治家，其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中国，群雄割据，管仲在齐国率先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在回答齐桓公询问治国之策时，管仲说：“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对于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于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另外还有提供仆人为之服务的优惠条件。”

    为什么要根据商人带到齐国的马车数量来确定优惠条件呢？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没产生纸币，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一般用金银财宝，车辆越多，说明这个商人带的财富就越多，因此条件就越优惠。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管仲又推出优惠措施，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只征收商人们营业额的2％，这几乎是免税的。别的诸侯国的富商们都跑到齐国去，自然将大量财富带到了齐国。这种不通过战争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夺取敌国财富的做法，可谓一大创举。

    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方面富足了，人们才能达到精神上的富足。用现在的话说，即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温饱问题没得到解决，是谈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连管仲这样的伟大人物，贫困之时都不得不去做小偷，那时他知什么礼节和荣辱啊！

    各地的商人如流水般来到齐国，有许多人来齐国经商时并未带家眷。他们也是人，也有各种欲望。尤其是有钱之人，娱乐的欲望就更大。于是，齐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七百家“闾”。《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女闾”就是妓院。“女闾”的确是官办的，而且官府还指望征其税收富国强兵呢！当时的政府首相正是管仲。之后两千余年间，管仲此举一直未得到人们的谅解。然而用孔子评论管仲的思路来看，管仲此举似乎也无可厚非。毕竟，通过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一举达到了富国强兵、称霸于世的目的。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经济已经衰退，但苏秦到齐国的都城临淄时？熏还看到“连衽成帷？熏举袂成幕？熏挥汗成雨”的繁华景象。

    霸业的承继

    管仲认为，齐国要成为当时的国际警察，其他国家有了什么事情，齐国就应该插手介入。按一般人的逻辑，齐国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就行了，人家再乱，再暴，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齐国凭什么要去干涉别国的内政呢？

    然而这种犬儒理论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面前一文不值。据说由姜太公所作的《六韬》就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天下”之一员，暴君们关起门来为非作歹是行不通的。有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有权利、有义务对“乱国”、“暴王”进行干预。

    当时，宋国攻打杞国，狄人攻打邢国和卫国，齐桓公不愿出兵救援，反而耽于安乐，数十天不听政事。管仲批评他说，齐国周围战事不断，兵戈四起，已经危及齐国的安全。而桓公的话，各国没人肯听，这是齐国的悲哀。桓公于是毁掉乐器，决定以武力对外进行干预。

    管仲的这种霸业思想，深深影响了齐国后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就不是无原则地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如果是为了铲除邪恶、维护和平而攻占暴虐之国，不能算是侵略。这种思想与管仲的王霸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而管仲更为关心的是自己的这种思想如何承继下去，成为齐国的立国方针。

    管仲辅佐齐桓公40年，桓公对管仲可谓言听计从，尊之为“仲父”。用桓公自己的话说：“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命寡人西，寡人西。”管仲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桓公坐在管仲的病榻前，小心翼翼地问：“仲父病得太重了，百年之后，谁能接替您？”对于如此敏感的人事问题，管仲不好直接回答，于是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知臣莫如君。”巧妙地试探齐桓公的想法。

    此时桓公正宠信三个人：一是杀了自己儿子让桓公品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是抛弃家国和荣华富贵投奔桓公的卫国公子开方，一是自阉以亲近桓公的竖刁。桓公欲从三人中选一个新宰相，便问管仲：他们三个人怎么样？

    管仲平时很瞧不起这三个小人，现在桓公要让他们继承管仲的地位，他自然感到非同小可，便毫不含糊地说：“这几个人都是阴谋之徒，不可亲近。”

    桓公所提的人选三次被管仲否决，以为管仲想推荐鲍叔牙为相，便说：“鲍叔牙如何？”

    不料管仲说：“鲍叔牙是个君子，但是不能治理齐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治理国家需要的是能力和策略，而不是高洁的情操。”

    最后，管仲推荐隰朋为相。

    管仲病榻论相，可谓其从政生涯的绝唱。首先，管仲否定了易牙等三人，看似武断，其实大有道理。试想，一个连自己的儿子、亲人甚至自己都不爱的人，能去忠于你齐桓公吗？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若是违背了人之常情，那么他非傻即愚，要不就是抱有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这倒是很值得玩味的知人一法。

    之后，管仲以鲍叔牙是非分明、是个“君子”为由，认为他不适合做一国之相。而举荐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隰朋。此中含有深意。作为一国之相，最重要的是要有度量，知道轻重缓急，善于调和各种矛盾，必要时还要懂得妥协。所以，管仲不同意刚正不阿的鲍叔牙做相国。这既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是为鲍叔牙着想。可惜的是，齐桓公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管仲的意见，于是在管仲死后，易牙等三人得到重用，最后齐桓公就死在这三个奸臣手中，齐国来之不易的霸业，也几乎摇摇欲坠了。

    2。曹操：乱世奸雄

    古希腊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柏拉图曾经对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个分类：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平民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而这三种政体，又有其变异形态，那就是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不同的政体，会实行不同的政策，也会使用不同的管理形式。

    柏拉图的这一概括，对整个世界的古代时期的政权形式都具有典型作用。而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之后，君主政治的帝国就成为历代政治的主流。如果按照柏拉图的理论，君主政治下的君主，应该是具有法定身份的，如果是靠着个人的军事或者政治势力夺取君主的宝座，那就是僭主。

    柏拉图理论中的“君主政治”，和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道”具有共通之处。所谓王道，就是要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实行有益于人民的仁政，优待士人，强化等级制度，用正义作为自己的旗帜。显然，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形态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根本没有真正出现过，而中国历史上的常态，则是“霸道”。霸道的政治路线就接近柏拉图所说的“僭主政治”了，强调凭实力夺取天下，以刑法慑服臣民，是明显的军事形态的帝国。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东汉皇帝的权威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地方军阀们相继起兵，争夺对中央的控制权，从中外的经典理论来说，这些军阀以地方势力企图操纵中央，这属于僭主的勾当，也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所说的“霸道”。而其中的典型，自然非曹操莫属。

    少年得志

    霸道是如何实现的？霸道这种政治路线，具体是如何在乱世里成长起来的？从曹操的个人奋斗历程和曹操与袁绍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中，可以看出霸道的具体表现。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曹腾的个人政治路线。曹腾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宦官，曾做过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在宫中供职达三十余年，前后经安、顺、冲、质、桓五帝。曹腾的政治作风与一般宦官不同，他对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拢，当时的朝野名士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都由于他的提携而位列公卿。因此，士大夫对他颇有好感。曹腾的养子、曹操的父亲曹嵩由于曹腾的庇荫，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中央高级官吏。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曹嵩以巨款买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门做高官，享厚禄的颇不乏人。曹腾亲近士人的路线，曹嵩跻身高级官员的行列，都给曹操的童年打下了一定的烙印。

    曹操自幼就十分机警，有权术，行为放荡，有名士风度。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浪荡子，他极为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喜欢研究孙子兵法。曹操的文韬武略，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东汉时代，一般士人要想进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荫外，本人也要“交游士林”，以便互相赏识和援引。东汉宦官虽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势，其子孙亲党也跟着垮台。曹腾子孙与此不同，不仅曹嵩一直在朝中做高官，曹操也从幼年开始就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曹操少年时，官僚名士如桥玄、何颙、张邈、蔡邕等都和他关系密切。袁绍出身高门，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的高贵公子，曹操少时也与他交往。曹操靠着家族的影响和自己的才能，在少年时代已经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视。如太尉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天下即将进入乱世，如果不是天命庇佑的人才，不能扶危济困拯救天下苍生。能够让天下安定的人，难道就是你曹操吗？）名士何颙见到曹操的时候，说得更为直接：“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当时一般公卿子弟做官非常容易，曹操20岁，即被举为孝廉，做侍卫皇帝的郎。接着又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那时东汉王朝腐败已极，到处豪强横行，欺压贫民，目无法纪。曹操年轻气盛，常思有所改革，为百姓除残害，为自己树名誉。他一到洛阳北部尉衙门，便修缮四门，造五色棒，在每门左右各悬十余枚，有犯法者，不避豪强，都用棒打杀。一次，灵帝最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于夜间行走，也被用棒打杀。因此，豪强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而豪强及其幕后支持者都把曹操看做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由于曹操也有靠山，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手法，在灵帝面前夸奖曹操甚有吏能，于是把他外放为县令。不久，曹操又回朝为议郎。议郎不担任实际政务，专门给皇帝提供参考意见。当时朝政昏暗，奸邪充塞，皇帝为宦官、贵戚所包围愚弄，不知下情。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杀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曹操特为窦武、陈蕃上书申诉，但灵帝未予采纳。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黄巾起义发生，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后来被提升为济南国相。曹操到任后，奏免了其中八县长吏。于是豪强被他震慑，不敢继续作威作福，只能逃往其他地方继续作恶。济南国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

    收天子入囊中

    曹操在济南为官时间较久，后来被征入朝。当时宦官当权，曹操只做了议郎。朝廷曾任命曹操做东郡太守，他没有赴任，自称身体有病，返归乡里。曹操这时在政界已有相当声望，颇有作为。这个时候的曹操，也想过改善吏治，扶危济困。董卓擅权废帝，曹操加入了袁绍领导的讨伐董卓联军，当联军已经解散的时候，曹操还带着千余人的部队在河内寄居，没有固定地盘。这时，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太行山区）起义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十余万人攻入东郡，曹操带兵讨伐，大破敌军。袁绍为了拉拢曹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

    在地方的这段时间，曹操不断和黄巾余部进行战斗，并且招安了很多青州地区的黄巾旧部。随着势力的扩张和对当时中原地区盟主袁绍所作所为的不满，曹操本人并不以占有一块领地为满足。曹操所占据的兖州为战略要地，各军阀对此虎视眈眈，所以一连串的战争随之而来。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南阳的军阀、袁绍的同族兄弟袁术引兵进犯曹操，被曹操击败后逃奔扬州。

    经过了艰苦的争斗，曹操觉得这样做一个地方豪强，朝不保夕，只有谋求向中央发展才有前途。恰巧，兴平二年的时候，杨奉、董承、韩暹、李乐、胡才、张杨等迎接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河东，曹操就决定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为自己谋求一个统治的合法地位。

    那么，与曹操进行争斗的另一个大军阀袁绍对汉献帝是什么想法呢？其实，袁绍手下的谋臣沮授也曾向袁绍建议派兵迎接献帝到邺，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这一建议遭到淳于琼等人的反对，他们以为当今群雄并峙，每个人都想做皇帝，如果迎得天子，每事都要上表请奏，诸多不便。袁绍本人既早已不忠于献帝，又自恃宗族强大，有自己黄袍加身称帝的意思，故而不出兵迎接献帝，这恰恰给了曹操一个难得的机会。

    建安元年（196年）正月，献帝在韩暹、董承护卫下，回到洛阳。曹操当时驻兵于许，有意迎帝，经过一番斗争，曹操名正言顺地带兵进入洛阳，自封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过了一段时间，曹操看到洛阳因为战争的毁坏而到处残垣断壁，无法进行恢复生产和保证防御，而且自己在一时之间尚无力控制邻近诸军的军事势力，于是挟持汉献帝移驾许昌。从此，曹操尽收豫州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袁绍未能迎接献帝，后悔也来不及了。

    曹操迁帝都许昌后，改兴平三年为建安元年（196年）。这时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土地、人民，连年攻战不休，经济文化素称发达的黄河流域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大量死亡，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战乱和灾荒，不只给人民带来了浩劫，就是军阀也自受其殃，连军粮都供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各军阀要想保证军粮供应，只有把人们重新安排在农业生产上。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初得兖州时，毛玠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织以蓄军资”的两项建议，为曹操所赞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打败了汝南、颖川的农民军，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耕牛、农具，兴办屯田，为曹操扫灭群雄，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应该说，迎接天子成为自己的政治筹码，发展生产稳固军事的后备资源，是曹操真正走上霸道政治路线最关键的一步。

    曹操从一个忠心于东汉政权的官员，到控制中央争夺霸权的霸主，因为乱世的作用，而成长为霸道政治路线的推行者。在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抄掠”。因而普遍出现了“人相食”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魁。但相对来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差别的。曹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政策，虽然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是也体现了有益于人民的地方，这一点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在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昌以前，曹操和袁绍分别在黄河南北发展自己的势力，双方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张，利害冲突也随之而来。曹操打着“天子”招牌，操纵封赏大权，自封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素来骄横，声望和地位一向在曹操之上，这时，袁绍耻于处在曹操之下，不肯接受太尉官职。由于袁绍势力很大，曹操不得不把大将军让给他，而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三年（198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取得徐州。次年三月，袁绍消灭公孙瓒，兼并幽州。于是袁、曹两大势力之间的对立显得更加突出，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了。

    不拘一格降人才

    由于时代的变化，造成了社会上人才观的改变，即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淡化职业道德约束。这种改变，相当于把两汉时期推行的推荐为主的察举制下强调品德重于才干的原则完全倒了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具有远见的领导者，曹操采取的方式是通过连续发布政令表明自己选择人才的倾向，以期突出一种新的人才选拔理念、打破旧有察举制度的影响，为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制造舆论、争取支持。

    他前后三次颁布《求贤令》，在三道《令》里，体现了他的人才观和人才选拔标准。

    第一次，建安十五年（210年）春，颁布《唯才是举》令，内容为：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膝、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颁布。内容如下：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恩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颁布。这次的内容显得更加直接：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曹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袁绍对大家族、豪强采取的是放纵的政策，所以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加强了土地的兼并和对人民的欺凌，自然不能使百姓归附。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曹操所败。曹操取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在曹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曹操还提倡廉洁，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在选用人才必须廉洁的方面进行了政策指导。这样的形势下，社会风气有所好转。以上三道求贤令，前后时间跨度将近十年，但基本思想不变，就是要举有才能者为官。

    通观三道求贤令，可以看出其中的思想内涵既有大体上相同的部分，又有具体而言有所改变的部分。相同的部分，就是强调只要有才能就可以被征用，不必一定要是一个品德和才能上都十分完美的君子圣人才行。而具体上的变化，则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三道求贤令里面都曾以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作为例子，来说明“唯才是举”的理念。不过，第一道令中，他讲到的是陈平虽然有“盗嫂”的不良行为，但最终还是受到重用；第二道求贤令里，提出陈平虽然没有“笃行”，但却可以在吕后专权之后重新恢复西汉王室的权威，这对臣子来说，无疑是大功一件；第三道令文中，则宣称虽然陈平的名声不好，但最终还是成就了王侯之业，千载留名。可见，这三道令一道比一道更加现实，更加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对新的人才观的宣传效果越来越显著。从强调陈平个人的被重用，到他对国家社稷的功劳，再到他个人依靠才能所获得的名利，越来越接近士人们的现实考虑，越和士人们的心态相一致。

    曹操不但在舆论上颁布三道求贤令宣扬自己的人才观，而且还在具体的人才招揽方面进行了实践工作。曹操手下著名的谋士荀彧，在推荐人才、选拔官员方面，执行了曹操的用人政策，可见，曹操在人才选拔方面，不但有舆论宣传和观念推广，还有具体的相应措施与之配套。除了颁布三道求贤令之外，他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强调人才选拔的基本原则和观念。在一道法令中，曹操更加明确地强调当时随着时局和形势的变化应该调整人才观念的重要性：“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在这里，把人才观念和时局变迁联系起来，提出人才观念不应该一成不变，究竟是要看重德行还是重视才能，不是靠人的主观愿望可以决定的，而是要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因地制宜，加以调整。

    这种人才观念，十分具有实用价值。在两汉的几百年之间，因为儒家学说的影响，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才观念上也是如此。儒家重视修养强调德行的原则成为人才观的主要内容，而且君臣百姓都认为这是千载不变的准则，是一个具有绝对性的尺度，何时何地都适用。而曹操则把人才观念放到具体的政局环境下对待，具有“相对论”的味道。这种“相对论”的思想，破除了儒家迂腐保守的人才观念，为自己广泛招纳才能之士作好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不但如此，曹操还有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不用自己的长处做规范和尺度，不用自己所长比别人所短，而是尽力去发现每个人的特长。这也是一种“相对论”的表现，认为人和人之间有差异，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要求一个人的素质面面俱到没有缺点。这也和以往的用人政策不同。以往的两汉政府用人政策，是要有特别才能的人做皇帝的耳目肱股，代替皇帝处理一些非常难办的事务。而曹操用人，不但选择可以担当重任、独当一面的人才，还选择可以踏踏实实做具体工作的官员。这就是为什么曹操本人善于用兵、富有韬略而又选任一些才智并不很高明的谋士在身边的原因。这些谋士或者做粮草运输和仓储工作，或者做前线和后方的信息沟通工作，或者做文书起草和总结工作，至于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出谋划策，却是他们的业余工作，并非正职。这种因才授职的做法，使曹操的手下可以人尽其才，不至于造成“产品积压”的问题，也不会出现“断档缺货”的尴尬。军阀们在中原进行争夺的战乱时期，各地的大小军阀大多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作为给养和军备。正是这样的做法，才让曹操能够避免了像董卓那样做一个骄横的权臣，也避免了像袁绍那样做一个对地方治理和军备建设毫无建树的霸主。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曹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为了监视群臣，他设置了“校事”。他要监视和控制的大臣，主要是指世家大族，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曹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监控他们的行动。后来，孙权也仿效曹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行霸道者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有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族出身的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伏他们的。曹操还令诸将家属迁居邺城，以防军将们叛己外逃，也是比较有成效的霸道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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