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文化有一种“黑洞效应”——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具有一种黑洞一样的引力，这种引力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把若干与此核心价值观念并不相干的思想意识吸纳并且同化。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忠、孝、仁、义”，这是一种伦理观念，也是一种政治观念。这种伦理政治观念原本并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它通过吸纳那些原本为中性的思想意识，并不断使之与自己同质化，逐渐加强了“忠、孝、仁、义”的强制性约束力，形成了为后世所诟病的那些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畸形观念。

    为什么那些原本是中性的意识和观念被“忠、孝、仁、义”的核心观念同化之后就走向畸形与变态呢？这正是“黑洞效应”造成的。当原本只是针对一些特殊的、具体的状况才适用的思想意识一下子被拔高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与规范的高度——而且还是在“忠、孝、仁、义”的旗帜下对自己的内涵进行一定的扭曲的准则与规范，自然会成为偏执的、畸形的，甚至是变态的。

    这其中，“专一”和“忠”的结合，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专一”本来是形容人们在为人处世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有始有终”，本身并不包含什么道德上的褒贬。而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坚持“专一”态度的人越来越少，“专一”就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有始有终”就变成了“善始慎终”。当“专一”这种态度带上了道德色彩，就已经朝着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黑洞靠拢了。

    而“忠”在最初，也只不过是恪尽职守的意思。在《论语》里面，孔子的高足曾子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这里，曾子所说的要每日反省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为别人效劳、谋划的时候有没有尽心竭力、恪尽职守的意思。这个阶段，并没有要求什么“忠贞不二”，更没有要求“尽忠死节”，所以人才都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还产生了吴起那样令曹操称赞为“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的军事自由职业者。

    可是，随着君主政治的逐渐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洞效应也越来越强，终于让“忠”和“专一”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这样的偏执话语，并且还让这种偏执成为人们心中习以为常的正统观念。于是，和吴起行为差不多的吕布被称为“三姓家奴”，历代正史中对“逆臣”、“贰臣”的记载和讨伐也是屡见不鲜。

    那么，在文化的黑洞引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一个个“不忠”者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背叛的道路？又如何能使一个“不忠”之人或者摆脱偏执的道德批判，或者成为千夫所指？

    1。伍子胥：情有可原的复仇者

    有些人因为特殊的原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而另投他国，甚至还要反过来攻打自己的祖国。这种行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并不被看做是叛逆的行为，但是因为历史总是后人来写、来评判的，所以后人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对古人说长道短，很少有能够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的历史学家。

    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就是这样一个被后代的评论者品头论足的人。他是楚国人，但是却逃离了楚国投奔了吴国，后来又跟随吴王攻打楚国，更有甚者，他还亲自把楚王的尸体从坟墓里面挖出来，开棺鞭尸。

    这些行为，在君主的权威已经牢固并且不可侵犯的时代，肯定是被视为乱臣贼子的行径，所以就连见识过人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也不能免俗，在评价伍子胥的时候，带着同情地说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司马迁的意思是，伍子胥当年没有和自己的父兄一起慷慨就义，而是选择忍辱偷生投奔他国，这是放弃“小义”；投奔了吴国之后励精图治不忘家仇，最终带兵打败自己的祖国而且对楚王进行鞭尸，这就是将灭门的大耻辱一举洗刷干净，而且让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不过司马迁对伍子胥这样的行为表示的是“悲”，就是叹息，司马迁既赞叹伍子胥能够忍辱偷生报仇雪恨的志向，又慨叹他做出了叛国而且大不敬的鞭尸行为。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皇权大一统盛行的时代，所以特别强调臣子要对君主忠心不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故而在评论伍子胥的时候，即便是司马迁这样在古代独一无二的大史学家，也要对他叛国的行为进行批判。

    不过，好在伍子胥在他生活的春秋时代并没有受到那么多的苛评。在那个时代，他的行为是被理解的，没有谁因此而对他进行道德上的攻击，哪怕是他的政敌，也没有利用这个来说事儿。原因就在于，伍子胥式的“不忠”之路，是可以被世人谅解的，所以他能够摆脱被伦理观念批判。那么，他是怎样走上背叛者的道路的？

    豺狼当道，英雄气短

    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期楚国人。他的父亲叫伍奢，还有一个哥哥叫伍尚。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庄王时出了一个以刚直诤谏闻名的伍举，因为伍举被楚庄王重用，所以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国的地位比较高。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历代凡是和君主冲突最激烈、最后兵戎相见的，基本都没有普通百姓，而绝大多数都是王公贵族，伍子胥也不例外。

    为什么会这样？在统治集团的高层，却总是出现可以颠覆君主统治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伍子胥全家被灭门，只有他只身逃出楚国的原因，来自一桩喜事。当时楚国的君主是楚平王，楚平王的太子建最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太傅、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而太子身边的另一位官员少傅费无忌对此十分不满，他知道如果平王去世，太子继位的话，伍奢肯定就是宰相，而自己却不会受到重用。于是，他想尽办法要除掉伍奢，抬高自己的地位。费无忌想出的办法，就是制造楚平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伺机进谗言除掉伍氏家族的力量。

    太子建到了该成婚的年龄，平王就派费无忌做迎亲特使，去秦国迎接太子妃。费无忌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于是把太子妃接回来之后，没有向太子汇报就直接报告平王说：“这个女子是绝代佳人，大王可以自己娶了她，再给太子另外娶一个妃子。”

    ——这种做法，在春秋时代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太子妃没有和太子正式成婚，只是迎接到了楚国，那就不能算乱了辈分。而且楚国与中原各国的风俗不大相同，在婚姻问题上，和秦国有些相似，不大注重辈分问题。

    楚平王听从了费无忌的建议，把秦国美女纳入后宫，十分宠爱，同时平王也没有忘记太子的婚事，给他另外娶了一位妃子。这件事带来的惟一变化，就是楚平王把费无忌也调离太子身边，让他侍奉自己。利用婚姻问题企图挑起父子争端的计划居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费无忌十分不甘心，因为他知道，只要伍奢不除，自己的地位在太子继位的时候马上就会变成泡影。于是他多次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建，让平王对太子疏远，派太子出去驻守边疆。

    说到这里，似乎传统评书和小说里面的故事情节再次翻版出现：奸臣一再进谗言，迫害忠臣，忠臣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在即将被满门抄斩的关键时刻，忠臣家中有一个男丁侥幸得以逃命，并且从此一边流亡一边走上复仇雪耻的道路。

    ——这是一个十分老套的框架，但是却能够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变成事实，这一次，那个暂时偷生并且最终将成为复仇英雄的，轮到了伍子胥。

    费无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可能会对他造成杀身之祸的太子，更不会放过他潜在的对手伍奢。

    于是，他再次利用楚平王娶了原本许配给太子的秦国美女这一事件，在平王面前造谣说太子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他还十分“设身处地”地为平王着想，故作诚恳地要求平王对太子的行动作出防备。他甚至编造出一个故事，说自从太子被派去驻守城父以后，就凭借着统领军队的权力和自己的太子身份，对外和诸侯频繁交往，可能就要率兵进入都城作乱。

    楚平王将信将疑，就把辅佐太子的太傅伍奢召回首都来审问。由此来看，楚平王还不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君主，他还知道审问一下，看看是真是假，但就是这个不算昏庸透顶的君主，最后却被小人利用，而奸臣却总是能够一次次得手，那么，被迫害的忠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什么就对费无忌这个小人束手无策？这个问题是所有谈伍子胥生平的人都没有说到的，更没有解答。

    费无忌是个奸佞之人，这一点是在他的表现中慢慢显露出来的，但是，他当初是如何做了楚国的高官，而且还是辅佐太子这个国家接班人的官员？而作为国家的栋梁、朝中的重臣、太子身边的第一号辅佐大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什么没有在费无忌的奸诈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时候察觉并且对他进行处理？

    观察一个大臣的言行品性，然后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可以重用，是否应该处治，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栋梁应该做的，但是伍奢没有做到，不但如此，他对费无忌那些伎俩不但没有及早识破，而且还没有应对的办法。看起来，这好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实际上，因为费无忌心机很深，而伍奢又从自己所固守的伦理道德标准出发，认为人人都应该像自己一样光明磊落，不会有背后玩阴谋诡计的情况发生，才会忽视了费无忌暗地里使用的狠毒伎俩！

    如果伍奢是一个普通人，他这样的表现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善良、宽厚、没有心机，但作为楚国的重臣，伍奢没有及时发现费无忌的小人行径，反而从一开始就毫无戒备，才使得费无忌这个奸臣能够当道横行，甚至步步进逼。

    评判一个大臣是否可以受到重用，是一个国家重臣应该负起的责任，在春秋战国那个官员任用和考核制度还特别不完善的时代更应如此，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重臣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所以，从这方面而言，因为自己的才能不足，又身处在很高的位置上，所以在政治这种诡谲又危险的游戏中，伍奢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而且是作为权力欲膨胀的小人前进的绊脚石，必将被扳倒。如果没有费无忌，也会有其他的奸臣。

    所以，伍奢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伍子胥的复仇，也是注定了的。在这个复仇与除奸的基调之下，伍子胥的反叛之路被认可了，因为他反对的是奸臣当道的楚国，是奸臣控制的政权，而不是君主本身。

    当家仇成为国恨

    伍奢被楚平王召回之后，他心里十分清楚是费无忌在平王面前说了太子的坏话，所以作了辩解：“大王怎么能仅仅凭着搬弄是非的小人所说的坏话，就疏远骨肉至亲呢？”

    显然，这种辩解毫无说服力，因为在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相残的情况实在太多了。伍奢是个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这样可以说服楚平王，可是却遭到了费无忌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反驳。

    费无忌说：“大王现在如果不制止，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大王将要被太子发动兵变逮捕，成为阶下囚了！”楚平王一方面对伍奢这种空洞的辩解不信任，觉得伍奢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与太子是清白的，只是在搪塞，另一方面听了费无忌的话有所动摇，于是大发雷霆，把伍奢囚禁起来，同时下令派人去杀太子建。不过太子得到了消息，就逃到宋国去了。

    费无忌听说太子逃走，就劝说平王斩草除根，把伍奢的儿子都杀掉，于是献计让平王用伍奢做人质，召来他的两个儿子。平王就派使臣召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京城，我就让你们的父亲活下去；不来，我现在就杀死伍奢。”

    兄弟俩接到这个命令，就开始商议起来，伍尚打算前往京城，伍员（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回去，本意并不是打算放父亲一条生路，而是担心我们逃跑产生后患，所以用父亲做人质欺骗我们。我们一旦回去，就要和父亲一块被处死。这对父亲而言有什么好处呢？去了，我们就肯定报不成仇了。不如逃到别的国家去，借助别国的力量洗雪父亲的耻辱。一块去死，是没有意义的。”

    伍尚说：“我知道去了最后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如果不去的话，以后万一不能洗雪耻辱，就会被天下人耻笑，说我们不顾父亲的死活苟且偷生。”

    ——伍尚的话，思路和他的父亲伍奢是何其相似，他觉得道德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要服从这个道德的原则才行，在报仇的问题上，还要用道德先来衡量一下。结果，他就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楚平王的召令（其实就是逮捕），而伍子胥则一个人逃亡，去投奔流亡在宋国的太子建。伍子胥逃走了，楚平王就把伍尚和伍奢一起杀害了。

    从营救父亲这个事情上来看，伍子胥完全是冷静客观地去分析，而他的兄长，则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不管事实的情况如何。伍奢也知道，两个儿子若回到京城，对自己的生死毫无用处，去了就是一起被杀，如果不去而选择逃走，还有一条生路。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可是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都会先考虑君臣父子之道，他们觉得，作为臣子，不去就是不听君主的命令，作为儿子，不去就是不顾父亲的死活。这种道德观念，让人觉得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十分迂腐。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奸臣费无忌当权，如果还是恪守那些礼法，只能助长奸臣的气焰，而对国家不会有一点好处。

    所以，伍子胥选择了流亡他乡以待日后寻找机会报仇，他的做法才是明智的。可是他的父兄呢，除了成就了忠臣的名声，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可以说，正是伍子胥父兄所代表的“忠臣”们所持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让国家没有得到什么保障，反而让奸臣能够不受约束地横行霸道，这才是伍子胥走上流亡道路的关键原因。

    《三国演义》的评点者毛宗岗就说过，“忠厚为无用之别名，非忠厚之无用，忠厚而不精明为无用也。”值得玩味的是，伍子胥流亡之后，还是要为这无用的忠厚去报仇。

    伍子胥的流亡生涯十分坎坷，先到了宋国，和太子建会合之后一起去郑国，又从郑国到了晋国。结果他们被卷入晋国的政治野心之中，晋国的君主希望他们做内应一起灭掉郑国，太子建也同意了，结果事情败露，太子建被杀，伍子胥只好和太子建的儿子胜一起再次出逃，向吴国流亡。路上遇到重重的追兵，好在凭着伍子胥的机智勇敢才得以摆脱。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还没逃到吴国都城就得了病，在中途停下靠讨饭生存。当时执政吴国的是刚刚当权的吴王僚，公子光做将军。到达吴国的都城之后，伍子胥就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吴王。

    过了很久，楚平王因为楚国边邑钟离和吴国边邑卑梁氏都养蚕，两地的女子为争采桑叶相互厮打，就大发雷霆，以致于两国起兵相互攻打。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就回去了。伍子胥以为自己报仇的机会已经到来，于是就劝说吴王僚：“这次我们取得了胜利，说明楚国是完全可以被我们打败的，希望再派公子去和楚国开战。”公子光本人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不希望自己常年在外作战给吴王僚卖命，而是想争取时间发展自己的势力夺取政权——伍子胥在吴国，又遇到了和在楚国一样的事情，就是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不过伍子胥有了自己父兄的教训，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有一定的经验了。

    公子光听说伍子胥建议再次攻打楚国，就对吴王说：“大王要慎重考虑一下，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国杀死，他劝大王攻打楚国，是为了报他的私仇。攻打楚国未必可以大获全胜，可能对我们吴国会有影响的。”伍子胥知道公子光这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寻找托词，而且公子光的本意是想集中自己的力量杀死吴王僚而自立为君，所以让他暂时放下自己的计划而劝他去攻打楚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伍子胥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专诸，然后他自己暂时离开朝廷去务农，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

    作为任务的复仇

    五年以后，楚平王死了。那个秦国美女的儿子轸继承了王位，就是楚昭王。吴王僚趁着楚国办丧事，派烛庸、盖余二公子领兵袭击楚国。楚国出兵切断了吴国军队的后路，使吴军不能回国。吴国国内空虚，公子光就命令专诸暗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公子光就是日后的吴王阖闾。阖闾自立以后，在国内的政治野心已经实现了，就召回伍子胥，和他共同策划国事，希望靠着伍子胥的才能来对外称霸。这个时候，伍子胥在吴国，又如同他的家族在楚国一样炙手可热，他就是以此为起点，正式开始了复仇大计。

    阖闾自立为王的第三年，就派遣军队，由伍子胥率领，去攻打楚国，占领了舒地，捉住了原来背叛吴国的两个将军。这个时候的伍子胥，虽然怀有复仇的心愿，但是他的身份是吴国的大臣，所以已经不能凭着个人的意愿去行事，所以打了胜仗之后，并没有马上去攻打楚国的首都，而是收兵回国，等待时机。后来，经过了几次战争，吴国节节胜利，每次都打败楚国。所以说，这个阶段，并不是伍子胥以个人私欲去左右国家的行为，而是作为国家的大臣，按照国家的利益去带兵打仗，因而并不算是公报私仇。

    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接受了大军事家孙武的建议，正式对楚国首都郢发动战争。吴军乘胜挺进，经过五次战役，就打到了郢都，楚昭王出逃。第二天，吴王进入郢都。吴国军队攻陷郢都之后，伍子胥到处搜寻昭王，没有找到，就挖开了楚平王的坟，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尸三百。

    伍子胥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的举动，在今天的人看来可以说是令人咋舌的，但是在春秋时代，仇敌之间报复，挖坟、开棺、鞭尸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据说伍子胥当年在楚国的好友申包胥听说伍子胥对楚平王鞭尸，就托人告诉伍子胥：“你这样报仇太过分了，你原来是平王的臣子，还亲自侍奉过他，如今你却侮辱这个人的尸体，这样的做法伤天害理！”

    可见，申包胥指责伍子胥的时候，一没有指责他叛国之后指挥敌人的军队攻打自己的祖国，二没有说鞭尸是不对的，只是说作为以前的臣子，不应该对死去的君主如此报复。

    不过，在后代小说里面，伍子胥的鞭尸情节被不断渲染，在汉代的《吴越春秋》里面，对此描写得十分生动，小说里面讲，伍子胥当时左脚踏在尸体的肚子上，右手按住尸体的头，还说“谁教你听信谗言杀害我的父兄，他们死得冤枉！”这种描写，显然是因为小说家要突出“惩奸除恶”的主题。

    伍子胥的复仇道路，因自己的父兄被害而引起，他的父兄自然是忠臣，却受到奸臣的陷害而被君主处死，伍子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了出逃复仇，可以说“情有可原”，因而，他虽然成了“叛国者”，却并没有受到什么道德指责。

    值得深思的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作为国家栋梁，却没有能够及时除掉奸臣，反而让奸臣的阴谋一次次得逞，最后自己也丧命，而伍子胥的复仇，也不是在楚国内部完成的，他没有找出费无忌这个奸臣陷害忠良的证据依法行事，反而依靠他国的武装力量才使报仇计划得以实现。更值得深思的是，伍子胥后来一直作为吴国的重臣而辅佐两代君主，最后的命运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被朝中奸臣陷害而死，可是他对奸臣的阴谋，同样是没有防备，也没有合理的反驳。这种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的历史怪圈不断延续，才使得“忠臣后代报仇雪恨”的历史故事在历代反复出现，并且都得到了道德的原谅。

    2。吴三桂：事出有因的糊涂汉奸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自从这句话诞生之后，但凡是民族之间发生了争端，这种论调就会一次一次被提起。这自然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他们表面上强调族群血统，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的优越性。享受着中原农耕区肥沃土地的人们认为，只有他们的文化和风俗才是文明，其他的族群都是蛮夷，文化上都是落后的，而且野蛮凶狠、贪婪成性。通过这个妖魔化的过程，以中原文化作为不可颠覆的中心价值系统的文明逐渐被强化，凡是对此稍有质疑或者反对的，就要被打入另册。

    在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很频繁的，而这种战争，并不像今天的一些战争一样，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民族之间往往是因为实际利益而发生冲突，最终演化为战争的。不过，虽然实际情况如此，但中原文化的继承者们，却为这些战争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色彩，给它打上了民族战争的标签。就这样，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具体的事情被概念化，而且和“忠孝仁义”挂钩，将捍卫中原文化不受外族侵扰当做“忠”的一种形式。一旦有违背者，便要口诛笔伐，将其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

    这是一种偏执，但十分有鼓动性和实用性。当中原文化区域内的统治者们把偶然发生的与外族冲突中本族人民遭受的灾难着力渲染，并且当做民族交往中的必然现象进行宣传后，会激起全族民众同仇敌忾的决心，而民众们的决心，将成为保卫统治者的江山的有力屏障。不符合这个大方向的，一律会被当做乱臣贼子。

    吴三桂就是被大方向定罪的一个。“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诗几乎已经成为了后代对吴三桂的盖棺之论，至少在大众文化中是这样的。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面，还称他为“大汉奸”、“老乌龟”，把此人描写得十分阴险狡诈而老奸巨猾，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吴三桂之所以会在文学作品里面有如此猥琐不堪的形象，全因为他在明朝已经灭亡的时候，放弃了对清军的抵抗并投靠清代统治者这一“劣迹”。

    大势所趋下的选择

    吴三桂，字长伯，又字硕甫、雄爽、月所，祖籍江苏高邮，因其父吴襄在辽东任职而移居辽东。吴三桂出身于武举，此后就随着辽东军队四处征战，勇猛过人，人称“小吴总兵”。有一次他以寡敌众，为了救出被清军围困的父亲，直接与皇太极交战，突围而出，让皇太极十分欣赏，甚至说出“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话来。吴三桂在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与清军长期对峙交锋，成为明王朝牵制清军的最后一张王牌。可就是这张王牌，亲自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迎接进了山海关，从此把关内的万里江山送到了清朝统治者手上。

    作为一个曾经骁勇善战的将领，一个与清军斗争周旋最为坚定的战士，吴三桂偏偏最后做了汉奸，这是什么原因？仅仅因为陈圆圆这个女子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文人们对他变节的嘲讽和挖苦而已。文人们只沉醉在讽刺汉奸的暂时快乐中，但他们却无法说明为什么英雄会蜕变成汉奸，而且他们也无法说明，吴三桂做“汉奸”对明清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360年前（1644年），清军入关，从此正式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而清军入关，又与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胜利这三个重大事件直接相关。李自成在当年的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自缢而死，明朝几百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李自成在北京的统治也不过维持了短短的42天，就因为在四月二十二日兵败山海关而不得不撤退，四月三十日就匆匆逃离北京，开始了最后的流亡；同时，清军从四月九日自沈阳出发，一路长驱直入，在五月二日进入北京并宣告称帝。

    清军入关这个影响到当时三方局势的大事件，历来都被认为是吴三桂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结果。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吴三桂不投降，清军难道就进不了关，李自成就不会失败吗？我们看到的是，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无论是打击李自成农民军，还是扫荡明朝残余势力，都表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如果清军只是侥幸靠着吴三桂的投降才“捡起”了明朝皇帝失落的玉玺，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横扫关内统一中国呢？

    当然，有一种回答，就是汉奸足够多，投降足够多，所以清军才会取得天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江南一带，不屈不挠的抵抗是屡见不鲜的，而农民军对清军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清军就不会获得全面的胜利。这么看来，吴三桂的投降对历史的影响，需要重新去估计，而吴三桂的汉奸历史，也有很多我们未曾注意的前前后后。

    满族自从在努尔哈赤时代进行改革崛起之后，就一直试图占领整个辽东地区。而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业之后，更是对此严密部署，精心筹划。在皇太极执政时期，不但从军事力量上大大扩充了清军的实力，在战略上更是依赖那些归顺的汉人制定全局计划。

    清军想要南下，最便捷的一条通道就是途经锦州、宁远到山海关一线入关，而锦州和宁远又是明代自袁崇焕以来一直为了牵制清军、固守山海关而苦心经营的军事重镇。

    当然，清军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就是避开辽东，从蒙古部族那里迂回入关，这也恰恰是在皇太极筹划之中的，他先后征服了蒙古、朝鲜，并且夺取了皮岛，占领了东北全境，使得清军南下有了多种选择。不过对清军而言，迂回入关不如取得便捷通道，所以皇太极对锦州、宁远进行了多次的包围战，终于在崇德六年（1641年）发动总攻，第二年春天俘虏了洪承畴，逼降了祖大寿，在辽东处于绝对优势。此后虽然皇太极突然病逝，但并未影响清军南下的步伐，清军将战线推进到了山海关前三十里，山海关基本上就等于一座随时会陷落的孤城。

    这个时候的明朝政府，却因为农民起义而被打得七零八落。在崇祯中期，就有半壁江山已经在各地的起义军手中，明朝可用军队的数量和战斗力远不能和农民军抗衡。这一点受到了皇太极的关注，他与手下的大臣都认为应该利用农民军和明朝进行内耗，而后清军坐收渔翁之利。他甚至吩咐那些与明朝军队在边关作战的将领说，“如果遇到农民军，要告诉他们，他们是因为明朝政治黑暗发生民变，而我们清军起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双方不应该冲突，要互不侵犯，而且应该互派使者交往。”

    清朝统治者的这种策略，明朝君臣却没有料到，也没有应对的办法。皇太极死后，1644年，多尔衮还专门派使者去会见农民军领导，提出和农民军合作、平分天下的主张。可见，清朝统治者虽然身在关外，但是对明朝内部的局势一清二楚，而且南下的准备十分充足，完全不会因为一个吴三桂而有什么影响。

    利字当头的困惑

    那么，吴三桂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既然他的立场对历史的进程没有什么重大影响，为什么他还要甘愿背上汉奸的罪名？

    吴三桂长期在辽东生活，对明朝的政局和关外的清军都十分了解。一方面，辽东的将领们，如袁崇焕、祖大寿这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者，都成为明朝中央党争的牺牲品，袁崇焕甚至被凌迟处死。这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现实让吴三桂对明朝政府有些灰心，虽然在明朝灭亡之前，作为辽东将领中硕果仅存的吴三桂被明朝封为平西伯，但他知道那不过是因为他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而不是因为他对明朝的忠心。

    另一方面，因为兵败而投降清朝的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吴三桂本人也出身于辽东祖氏军事集团，无论从血统上还是出身上，吴三桂与祖大寿都有很多相通之处。吴三桂对清朝的政策也比较了解，知道他们十分优待那些有才能的汉人，无论是自愿投靠还是被迫投降，清朝统治者都能予以重用。

    而且，清朝当时最为倚重的军事大臣，无论是范文程还是洪承畴，都是汉人，洪承畴还曾经在辽东指挥明军与清军作战。这样的比较，自然会令吴三桂心中有一个得失的权衡，一旦发生了非常事件，他会选择与清朝合作，而不是为那个翻脸无情的明朝政府尽忠。

    实际上，清朝早就对吴三桂进行过策反工作，前后几次对他进行招降，但都被吴三桂所拒绝。可见，吴三桂并不是那种不知廉耻卖国求荣的阴险小人，否则他早就投入用人政策清明、国力蒸蒸日上的清朝的怀抱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在李自成农民军已经向明朝发动最后的总攻时，崇祯皇帝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了吴三桂的兵力情况，然后提升了吴襄的官职，大有把明朝的命运托付在吴三桂身上的意思。在李自成已经占领山西、威胁北京的时候，明朝紧急召吴三桂回师保卫北京。

    可是吴三桂当时迟迟没有动身，这也成为他被指责为待价而沽的一个罪证，实际上，那是因为他迫不得已——他手下的军兵，大部分都是辽东本地人，如果军队从辽东撤回关内，军队的家属就没有安全保证。他们与清军仇杀多年，所以辽东军兵的家属很可能会因为军队调走而被清军杀害，所以这些将士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属留在辽东，吴三桂不得已只能先把军人家属运往关内。正是这样一件事，耽误了吴三桂的行程，当他的军队刚刚从山海关行进到丰润的时候，农民军已经攻陷北京了。

    明朝灭亡了，吴三桂也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应该如何选择未来。当时他的前途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马上投降李自成，二是出关投降清朝，三是依靠兵力自保。

    当时，从北京到山海关一带的明军将领，都投降了李自成，所以吴三桂如果要依靠兵力自保，或者和明朝的残余力量联络，是最不可能的选择。一来，他如何突围，二来，他的军需供应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就是他无法解决的。

    而投降清朝，对吴三桂来说，大门是永远对他敞开的。首先，他的舅父祖大寿在清朝，其次，清朝还有优待投降汉人的政策，加上吴三桂在辽东防线上的重要地位，他如果投降，将是清政府十分欢迎的。不过，吴三桂此刻正在去北京的路上，沿途关卡都已经在李自成手中，如果转身投清，势必要杀出一条血路，代价太大。

    而且，当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明朝的几千名官员都投降了，其中还包括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所以，吴三桂自然要考虑到父亲的处境，做出自己的选择。李自成对吴三桂也十分看重，进入北京之后就马上派使者招降吴三桂，并且对吴三桂进行了十分有诚意的安抚。当时吴三桂手下的将士已经长达十四个月没有军饷，生活十分困难，而李自成招降吴三桂的时候，就率先派人对他的部队进行了犒赏，并且发放了粮饷，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久旱逢甘霖。所以，他马上和李自成达成共识，愿意投降李自成。不过吴三桂对李自成投降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后来他投靠清朝之后又极力掩饰此事，所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就是：吴三桂一开始就首鼠两端，最后因为陈圆圆的事情才投靠清朝。

    造化弄人，声名狼藉

    可惜好景不长，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后，就开始了对明朝官员没收家产、追缴赃款的行动，很多明朝官员身受酷刑甚至被折磨至死，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被严刑拷打。这个消息传到吴三桂耳中，他十分气愤，于是秘密率兵返回山海关，准备向李自成报复。吴三桂知道，如果自己去北京，免不了也和父亲一个命运，那还不如另谋出路，为父亲报仇。

    但他背叛李自成，马上就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命运，南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北边是清军，凭他的实力，是无法和这两支力量抗衡的。于是，吴三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了清朝。不过，他当时是有所保留的，他与多尔衮进行接洽的时候，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请求清军帮助他报国恨家仇，剿灭农民军，而且要求多尔衮入关之后，辅佐明朝的皇太子登基，并且不允许清军从山海关入关，把这个重要关口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可能有人会觉得吴三桂提出的让多尔衮拥立明朝皇太子登基的想法是幼稚的甚至可笑的，但是实际上，清军虽然多年与明朝作战，但一直都没有放弃讲和，而且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明朝的统治，只是想做东北的主人而已。所以，吴三桂才会觉得，清军不过是和自己一样，都是明朝的臣子，他认为，清朝就像唐朝那些割据的藩镇一样，所以才提出要辅佐太子登基的条件。多尔衮对此满口应承，并且马上派兵，在山海关附近和吴三桂联手击败了李自成。

    随后，清军马上大举入关，占领了北京。可是，多尔衮并没有遵守先前的诺言拥立明朝太子登基，反而把清朝的小皇帝顺治搬到北京君临天下。吴三桂与多尔衮订立的契约是秘而不宣的，所以吴三桂吃了一个大亏，虽然报了家仇，但是国恨却并未得报，反而是他引清军入关这一事实让他背上了汉奸的罪名。后来，多尔衮等清朝统治者又有意利用吴三桂，让他去追剿明朝的残余势力，吴三桂亲手杀了明朝的桂王，让汉奸这个名声坐实了。

    从吴三桂本人来说，他在明朝灭亡之后，先降李自成，后投靠清朝，都是迫于形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文天祥那样以身殉国。生存还是乱世中难得的权利，吴三桂去争取生存权，这件事本身是不应受到太大指责的。可是，他却被多尔衮蒙骗，恢复明朝江山的愿望没有达成，自己还落得一个汉奸的罪名，他也因此而在清朝获得了极高的地位。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他没有澄清、也无法澄清，也就只能随波逐流。更可悲的是，他的投降，对清朝来说，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他的投降举动没有对历史产生任何有效的影响，只是让清军入关更为顺利。可是，深受民族主义熏染的汉族文人们，却不能原谅吴三桂的投降，他们认为异族统治中原完全是吴三桂的罪过，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他们也愿意为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这样就可以减轻他们被汉人仇视的程度，更利于他们的统治了。于是，在汉族士大夫与清朝统治者的合力之下，吴三桂背负上了无数恶名，甚至被描写成了一个因为争风吃醋而不顾民族气节的败类。

    回过头来看，吴三桂之所以要投降清朝，一来是因为他自己要争取生存的权利，二来是明朝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他报国恨家仇的力量，所以他只能把清军作为合作者。当那些士大夫对吴三桂吐口水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忘了，在明朝灭亡的时候，自己都在做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时还忙着党争或者隐居，和吴三桂比起来，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真正有资格蔑视吴三桂的人，早就死于战火之中了，无论是袁崇焕还是史可法，而活着的士大夫，没有起到挽救颓势的作用，只沉浸在对他人的说长道短之中。这是明朝的悲哀，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曾经灭亡的王朝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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