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生于社会之中，有很多时候需要互相扶持彼此帮助，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不过，正像人在电梯里面会出现失重现象一样，普遍的社会法则也会有例外发生，而这个例外，往往是和政治有关的。

    在政治上，特别是最高层的政治之中，是不需要扶持和帮助的，只需要明确等级，不能逾越等级之间的界限。如果一个大臣见到皇帝每天阅读公文过于劳累，想要上去帮助一下，马上就会以欺君之罪被处治。为什么？因为他未经允许就越过了等级界限，越俎代庖了。

    为什么在高层政治中不允许出现扶持和帮助的情况？这来自于古代政治权力的性质。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是集权性质的，高层的政治是一切政治的核心，而且是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的。越是高层政治，独占性就越强，不允许他人染指——哪怕一丝半点。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理由可讲的垄断，一旦打破垄断，原来的垄断者必将使用最强程度的暴力来处治违规者。

    这一原则，无论当事人是什么身份，都不能进行更改，除非是君主已经失去了实际权力。这是维护君主集权统治最根本的保证，所以，在中国历代的法典中，都对威胁或者破坏君主独一无二的权威性的罪行惩罚得十分重，甚至被纳入“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之中。

    可是，政治场上的原则，也特别容易被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巧妙运用，以攫取自己的利益。他们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意外情况，比如皇帝年幼、弱智、患病等原因，然后自己忙不迭地肩负起为皇帝分忧的责任，或者出谋划策，或者指手画脚，或者干脆取而代之。

    自己的身份是大臣，却要分享君主应该有的权力，这是对权威惟一性的挑战，也是在最高权力中分一杯羹。分一杯羹的结果，是臣子替君主去处理应该由君主来打理的事务，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在历史上不断重演：从西周开国初期的周公摄政，到战国末期吕不韦弄权，无不体现了政治参与和权力独占之间的矛盾。试想，如果垄断最高权力的是一个残暴乖戾的君主，或者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对一个王朝来说，是保持原有的权威神圣性好，还是有人来插手代为管理好？

    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因为，政治参与和权力独占，在集权体制下，根本就无法解决。所以，一旦出现君主个人品德或者能力不足以号令天下的情况，就常常出现大臣越俎代庖的现象——当然，越俎代庖者，往往是君主最亲近的人。

    1。武则天：圣母与神皇

    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多重的身份。比如，在家庭中，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父亲、儿子、丈夫、舅舅、侄子这些身份；在社会上，这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上级、下级、平级、校友、同学这些身份。而且，最有意味的是，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往往要让自己的多重身份同时去面对这个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个十分熟悉的伦理问题：假如你是一个男人，你的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需要救援，你只能救一个人，会救哪一个？

    由于自己身上存在的多重身份所要担负的义务和责任的不同，有时在一个事情面前，会有互相冲突的选择放在面前，这自然造成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顾此失彼的选择比比皆是，但是如果重新选一次，可能还是会无所适从。

    有的人认为，只要进行理性的选择，觉得哪个选择于人于己利益最大就选择哪个。这样看上去是十分不错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很难作出对比的，因为有时候是亲情和经济利益的选择，有时候是政治权力和朋友友谊的较量，本身都是材质不同的东西，如何比较？所以，只有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行选择，才能作出决定。

    在政治中央，皇帝周围的人，所拥有的身份更是复杂，有时既是亲人，又是上下级，又是持不同政见者，那么，将如何处理这些关系？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采取的办法是“快刀斩乱麻”，如果违反了她的政治意见，就算是亲儿子，也要进行责罚，甚至直接废除他们的皇帝资格。武则天的思维方式，就是政治先行，政治路线第一，如果在政治上不过硬，亲情也是可以抛弃的。正因为这样，她才会艰辛地代替自己的儿子去处理朝政，在世人的冷眼与质疑中度过一生。

    武则天称帝之后，有过一个尊号，叫做“圣母神皇”，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词：一方面，她是圣母——谁的圣母？另一方面，她是神皇——武周帝国的皇帝。确实，对她的儿子们来说，她是一个母亲，但同时她又是颠覆了李氏皇朝的仇人。而武则天把唐朝变成武周，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儿子没有政治能力，所以她干脆亲自操刀上阵。

    老婆与站队

    武则天人生的最大转折，来自于婚姻，她本是唐太宗后宫的嫔妃，等级不高，也没有受到什么宠爱，但是在太宗时，她就和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暗中结下私情。唐太宗驾崩之后，按照宫内的规定，武则天和其他没有子女的后宫嫔妃要一起到感业寺出家修行。但唐高宗旧情难忘，想尽办法把武则天接回皇宫，并从此只宠爱她一个人。

    过了几年，唐高宗准备废掉原来的正妻王皇后，代之以武则天。他为什么会有换老婆的愿望，我们现在只能猜测，不过他原来的老婆王皇后无论长相、出身还是文化修养，都不比武则天差。所以后代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一些结论，说是武则天主动勾引了唐高宗，或者唐高宗有一种恋母情结，或者唐高宗欣赏武则天的才干，等等。

    在换老婆之前，发生了一些比较诡异的事情，先是武则天所生的小公主猝死，有人说是王皇后干的，但是没有确实的证据，只不过让高宗心里对她的感情分量有所下降。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宫里发现了诅咒皇帝的小人儿，这种巫术是十分可怕的，所以引起了高宗和大臣们的高度重视。

    做小人儿来诅咒的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巫蛊，是十分恶毒的行为，其成功率据说特别高。这次针对唐高宗的小人儿行动，经过调查后，种种证据表明是王皇后和她的母亲安排的。其实这些证据，也都是后宫那些宫女太监们的证词。这样一来，高宗勃然大怒，开始着手进行换老婆的工作了。

    如果以为换老婆就是皇帝一个人的决定，那就过于幼稚了。当时，涉及到皇家的重要事情，比如谁做老婆，谁当太子，都是大臣们踊跃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机会。大臣们表达政治见解的办法也十分直接，就是站队。

    站队其实并不难，单纯从政治角度出发，知道皇帝的心意，并且明白当时朝中最有实力的大臣的看法，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队伍了。但是，事实往往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现实的处境，有人想升官，有人想求稳。而且，朝中那些政治寡头们也和其他大臣有着各种恩怨，所以真的到了站队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熙熙攘攘的菜市场局面。

    对于高宗的这一想法，国舅长孙无忌极力反对。长孙无忌虽然在政治权术上比较低能，但是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无人可比。而且，作为中老年大臣，他对于某些问题十分固执，比如说，皇帝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成功，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是无法改变的。一旦皇帝换了老婆，就说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是失败的。所以，他用漠视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想让高宗自己打消念头。

    另外一个老臣褚遂良则态度激烈得多，其实，褚遂良一直以来都没有这次这么旗帜鲜明的表现，这次主动冲上去，主要是他和长孙无忌立场一贯一致，长孙无忌的态度是漠视，他就要高调反对。簇拥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周围的，是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颇有固执性格的、对君主个人道德要求很高的大臣。

    可是，谁都知道皇后换人是大事，可以从中大捞一笔。所以，一个即将降级的干部李义府抓住机会，打报告要求迅速进行换老婆工作。高宗在一片反对声中听到这样的话，自然十分兴奋，马上给他升职。同样，几十年没有成为政治活动领军人物而且和长孙无忌派素来不睦的中老年干部许敬宗也冲向聚光灯，为高宗的换老婆计划鼓掌助威。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政治上颇有抱负，但因为中央用人大权被长孙无忌控制而没有机会施展拳脚的中青年官员加入了拥护换老婆的阵营。但是，真正要进行朝廷重要会议，他们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连列席都是个问题。

    所以，最后的局势演变为青年皇帝唐高宗和比他年长的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之间的较量。重臣的支持者仍然是重臣，青年皇帝的支持者都是人微言轻而且对道德观念不是那么看重的中下层官员。看起来好像是大臣们之间站队，但是皇帝自己也要站，而且他希望大臣和他站一个队。

    对他的舅舅，高宗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使用最拙劣的笼络方式。他又是送礼又是求情，甚至把长孙无忌小老婆生的儿子都封赏了，但是长孙无忌立场不变，在他心中，这个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后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发生了争执，而且双方无所不用其极，互相揭伤疤翻老底，企图给对方扣上道德败坏、衣冠禽兽、破坏朝纲、违背太宗皇帝以来的大政方针之类的罪名。高宗主动提出了王皇后没有生育儿女并且企图暗害皇帝两项重要罪名，褚遂良针锋相对，指出武则天品行不端，家庭出身不好，隐瞒婚姻史等不良行为。说到动情之处，以头抢地，血流不止。正当他口沫横飞之际，武则天在帘子后面大喝一声，要求杀掉这个蛮子。这么一闹，双方再无协商可能。

    换老婆问题这样发展，谁都没有想到，其实回过头来看，因为这个问题和朝廷大政方针的控制权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立场，马上就会失去日后把持朝政的机会。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双方可以说都不能胜出，僵在那里。这个时候，老兵李勣含含糊糊地表态了。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大熟悉，不过他还有个十分常见的名字，叫做徐茂公。虽然他功勋卓著，但是长孙无忌这些老派分子给他的待遇并不好，还三天两头给他穿小鞋，于是他很早就退居二线，做了不管部长。虽然一般来说老兵们都是支持老派的，但是事实上政策如果不倾斜，他们自然不一定能够无条件拥护。

    他对高宗说，你们家里的事情，不用外人掺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对于一个当年以军事立国的政权而言，老兵的话是特别有力量的，高宗听了之后精神焕发，局势就这样逆转。朝臣的站队情况已经一目了然，高宗自己也选好了队伍。

    队站好了，老婆自然顺利地换掉了，老派反对分子一律处理，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老兵依然搁在一边不予重视，倒是那些站队的年轻人应该奖励。而且，日后的年轻人越来越对换老婆之类的事情表示看得开，也没有那么明确的政治伦理观，于是高宗又继续折腾，开始换太子，把儿子们摆弄来鼓捣去，直到最后，谁当皇帝都是年轻人不怎么关心的问题了，于是，武则天这个当年有幸成为皇帝老婆的女子登上了金殿，坐稳了龙椅。

    后代的评论家们说到武则天为什么能当皇帝，为什么能让大唐山河变色，为什么当时的观念可以允许，十分不解。其实，当年她老公让朝臣站队把老婆问题和政治问题一起表决，就已经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去唐朝化”

    武则天成为皇后，并且自己所生的儿子李弘立为太子之后，她的政治抱负慢慢得以施展，在国家政事中开始发挥影响。做皇后之初，她还只能是部分地参与政事，而且还要视高宗的身体状况而定。当显庆五年十月，高宗最初感到风眩加重以至目不能视时，才开始将部分政事委托武则天裁决。

    但是，武则天在龙朔年间也还没有达到能够和高宗并驾齐驱的威望，也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力。不过，随着国家事务的增加，原有的制度受到冲击。百官百司奏事的议、表、状大量增加，在高宗的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武则天获得了插手朝政的机会。

    皇帝身边少了一些制约，武则天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大体在此前后，武则天开始将一些文学之士召入内廷，以帮助皇后撰述的名义，参与政务、起草诏令。到乾封（666～668年）以后，开始称为“北门学士”。他们在内廷成为武则天从参决政务到专掌朝政的得力助手，甚至能够“分宰相之权”。

    由于武则天对高宗的牵制越来越多，引起了高宗的不满。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高宗让宰相上官仪起草诏令，决定将武则天废为庶人。结果，由于武则天早已控制了内廷，诏令尚未颁下，就被武则天阻止了。上官仪被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上官仪事件后，武则天进一步将反对派清洗掉，加强了自己在国家政务决策中的权力。

    经过上官仪事件，武则天决定把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她所要进行的，就是“去唐朝化”，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并且逐渐瓦解唐朝政权的统治力量，好让自己能够安枕无忧。

    麟德二年二月，重归于好的高宗和武则天带领文武大臣前往东都洛阳，为封禅泰山作准备。次年正月，举行了大唐开国以来的第一次封禅大典，武则天出尽了风头。

    到咸亨年间（670～674年），唐朝在对外战争中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对西域的争夺和东部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中，都连连受挫。武则天抓住了这个转变和国内正在滋长的厌战情绪的机会，咸亨五年（674年）十二月，在洛阳上表建言十二事，提出了改变国策的政治纲领，并因此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和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是她政治发迹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口。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在随高宗、武则天游幸洛州合璧宫时，突然死于宫中。这对高宗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情况下，已经成年的太子完全是可以托付的人。咸亨、上元年间，高宗产生了禅位太子的念头。李弘死后，当年六月，雍王李贤被立为太子。考虑到李贤还缺少直接理政的实际经验，苦于“风眩”病的高宗在上元三年产生了逊位于天后武则天的想法。但由于宰相郝处俊等人的谏阻，武则天走出帘帷的愿望没有实现。

    李贤在做了五年的太子后，于调露二年（680年）八月被废为庶人。李贤与武则天的矛盾，从被立为太子后就已经暴露出来。首先，李贤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疑团，当时宫中就有人私议，“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而且李贤自己也产生了怀疑。立为太子后不久，李贤召集了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为范晔的《后汉书》作注，目的是为了替自己作政治宣传，以树立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书中借历史而影射现实政治，对武则天参与政事隐含批评。而武则天周围的“北门学士”们也在发起宣传攻势，他们撰写了《少阳政范》、《孝子传》等书赐给李贤，武则天又“数作书以让贤”，二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调露二年，由于受到武则天重视的术士明崇俨被刺客所杀，武则天因此嫁祸于李贤，又指使人告发李贤的不检点行为，并称他有谋反的嫌疑。李贤被废后，其势力受到清除。接着，英王李哲（又名李显，即唐中宗）被立为皇太子。

    武则天此后就开始为自己的直接执政作准备。上元二年（675年）八月调整后的班子，加上仪凤元年（676年）补充的四个宰相，基本形成了以侍中张文瓘和中书令郝处俊为核心的文士宰相执政局面。但是，这些宰相几乎没有人同意武则天直接执政，宰相与皇后之间似乎又陷入了一种僵持状态。其后，武则天利用老宰相去世留下的空缺，逐渐打开缺口。永淳元年（682年）四月，高宗和武则天前往东都洛阳，太子李哲留在京师监国，宰相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留守。到达洛阳后的第三日，武则天任命了四个年轻资浅的宰相。

    接着，永淳二年（683年）八月，太子和侍中裴炎被召往洛阳，武则天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而此时高宗实际上已经进入病危状态。不久，太子李哲受命监国。十二月，高宗病逝。太子李哲即位，是为中宗，“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唐高宗的这个决定，是十分离奇的，要知道，皇帝是最高权威，在这个权威背后，武则天居然还能有权发号施令，这一方面是唐高宗对自己儿子的水平不放心，另一方面，是因为武则天当时权力很大，唐高宗觉得要依靠她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684年2月，中宗因为在政治上的低能和冒进，惹恼了武则天，于是被废为庐陵王。4月，流放房州，后又移居均州。实际上，这正是武则天越俎代庖的举动，皇帝是有最高权威的，她干涉皇帝的政治见解，虽然是母亲，又怎么可以呢？但是，她有来自唐高宗授予的名义，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越俎代庖。此后，从没有做过太子的李旦，直接从豫王继位为皇帝，是为睿宗。其后，武则天接受了睿宗率领百官为自己所上的尊号，正式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

    武则天从此积极筹划取代唐朝，自己做皇帝。她起用武氏家族，任命自己的内侄武承嗣、亲信刘擜之为宰相，给诸武人物以大权，组建了新的最高统治核心，而睿宗居于别殿，完全听命于武则天。武则天还派人逼迫李贤自杀，以防止他出来与自己对抗。

    684年9月，高宗下葬后，武则天宣布改元光宅，改东都为神都，旗帜由黄色改为金色，官名和政府机构的名称也一律更改。接着，由武承嗣出面，请太后追尊其祖先为王，立武氏七庙。至此，完全摆出了一副改朝换代的架势。

    武则天改朝换代的举措，最初遇到了一批失意官僚的反对。光宅元年九月，一批被贬的官吏以徐敬业（即徐茂公之孙）为首，在扬州集合，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发动叛乱。徐敬业来势凶猛，还在由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曌檄》中，对武则天进行了尖刻的谩骂和攻击。但是，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叛乱前后不过40日，范围不出扬、润、楚三州。

    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中书令裴炎要挟武则天交出政权，还政睿宗。当初帮助武则天取得最高发令权并废黜中宗的宰相，至此已经成为武则天亲自掌权的障碍。因此，统统被武则天以谋反罪下狱，其后被杀。牵连而贬和被处死的还有一些大臣，包括正在北边抗御突厥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等。

    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制造了一系列的祥瑞。五月，武则天下诏亲自拜洛水，接着，给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为公开称帝作好了准备。

    李唐宗室计划起兵，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及其子博州刺史李冲，在匆匆起兵后很快被镇压下去。而武则天则在主观上夸大了反对派的势力，鼓励告密、任用酷吏，任威刑以禁异议，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和内外大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称帝的道路得以扫清。

    永昌元年（689年）十一月初一，武则天大赦天下，宣布历法改用周正，改元载初。又改造“天”、“地”等12个字，以象征新局面的到来。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九，在上应天命、下顺民意的气氛中，武则天登上洛阳的则天门城楼，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大赦天下。几日后，武则天加尊号为“圣神皇帝”，以睿宗为皇嗣。

    武则天做了15年的皇帝，除了因为几个时期的酷吏政治造成的紧张气氛外，由于她能够在政治上破格用人，在经济上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地主兼并土地和农民逃亡采取审慎甚至是宽容的方针，社会形势非常稳定，长时期内政局也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2。多尔衮：为谁辛苦为谁忙

    政治中有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合理的名义，即使进行的是再正确的活动，也会被打上任意妄为的标记而遭到攻击，这是政治中亲疏原则的体现。所以，很多时候，政治家们要推行自己的政策和主张，就不得不先在名义问题上大费脑筋，如果按照正常的规则办事，可能等到自己两鬓斑白也等不到这个机会，如果走捷径抄近路，可能一时会比较顺利，但日后定会被政敌抓住把柄进行清算。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到底是要施展抱负，还是要一生平安？对大多数的政治家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是明哲保身还是铤而走险，全看自己的意志力和理性程度了。

    有这样一位政治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可以不计名分，放弃可以争取的皇位，甚至不去考虑身后的名声，就这样，他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打造了一个稳固的江山给自己的继承者，而自己却被继承者当做野心家和叛逆者来处治。这个人，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多尔衮。

    把他人抱上皇位

    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即位时，多尔衮年仅15岁，被封为贝勒（贵族封爵）。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绩，其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暴病身亡了。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刹那间朝中就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而且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这时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都各自手握重兵，双方都有很多的拥护者，他们又各自都有顾忌，因为一旦打起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他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

    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不再坚持立豪格。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他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的架势来。至此，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

    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支持豪格。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所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多尔衮提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从而避免了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于是，不满六岁的福临于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他的母亲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多尔衮从辅政到入关前的一段时间，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宣布，“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克矢公忠”，听命于摄政王，否则决不宽容；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瞻循隐匿。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又定：“嗣后凡外国馈送诸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参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王由是始专政”。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衮，图谋不轨。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

    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清朝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名不正言不顺的“皇父”

    几个月后，多尔衮抓住时机，一举占领了北京。在顺治元年九月（1644年），将两宫皇太后与幼帝福临迎到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

    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入关后，多尔衮继续分兵南下，节节胜利。同时，他以摄政王的身份总揽朝纲，借鉴明朝的制度，制定清朝各项制度。此时的多尔衮实质上已经成为清王朝的缔造者和统治者。

    多尔衮在北京立住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其主要政策是：

    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常赋税的数倍，实是明末最大的苛政。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处于贫困交迫之中，人民对加派恨之入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人民得以缓一口气。

    反对贿赂。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

    打击太监势力。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除操纵朝政外，对一般百姓迫害亦甚。当时宫廷中，宫女多达九千人，内监更多至十万人。清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当年七月，太监要照旧例，到京郊各县皇庄去催征钱粮。多尔衮下令，不准太监下去征收，而改为地方官征收。这是对太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对太监的第二次打击是，禁止太监朝参。经过这两次打击，太监在宫廷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得以收敛。

    暂时妥协，平息反抗。剃发问题是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一，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标志。清兵入京后，多尔衮仍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但他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在剃发问题上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尔衮对当时北方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抚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抚农民军将士，定各官之功劳。对投降的农民军将士，则委以不同的官职。多尔衮这个重要政策，对于瓦解农民军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抚平定，使刚刚入关的清政权有了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进攻敌人的战略基地。

    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族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在南明基本被消灭后，当这些王公贝勒陆续回京时，多尔衮为了防止他们恃功争权，又用种种借口来打击他们的势力。最后，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可惜，骁勇善战的多尔衮并不长寿。在顺治七年十一月（1650年），因出塞外打猎而突然发病，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年31日）病死在喀喇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滦平，年仅39岁。当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后，顺治亲率诸王大臣出城恭迎并颁布哀悼诏书，命令以皇帝的规格来安葬他。第二年，顺治又追封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升祔太庙。

    身后凄凉的“摄政王”

    多尔衮一死，年仅十四岁的顺治帝立即亲政。不久，就开始有人告发多尔衮生前曾谋篡帝位，而且话一出口，诸王大臣就纷纷响应，群起攻击。于是，刚刚亲政的顺治皇帝便下令以“阴谋篡逆”的罪名籍没了他的家产人口，将多尔衮削去爵位，撤出宗庙，开除宗室名分，没收家产，平毁陵墓，将其党羽凌迟处死，将其罪状昭示中外。多尔衮一下从巅峰跌入谷底。

    传教士卫匡国记载：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一百多年以后，乾隆才彻底为多尔衮平反昭雪。他称赞多尔衮：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乾隆指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认为多尔衮谋反，纯粹是奸臣的诬陷。

    在我们了解了多尔衮一生的遭遇以后，特别是他身后遭到清算的这件事上，那么有关“太后下嫁”的疑团就不难解开了。

    首先，如果太后确实下嫁给多尔衮的话，在多尔衮死后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出来陷害他。另外，如果多尔衮确实娶孝庄为妻的话，那么他就成了顺治皇帝的继父。顺治这么搞倒搞臭多尔衮，那他就等于承认自己曾经认贼作父了。

    关于“太后下嫁”这个传说，还有一个根据就是多尔衮的称号，叫“皇父摄政王”。有人说如果太后没下嫁，怎么会称为“皇父摄政王”呢。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在清朝入关以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他被册封为“叔父摄政王”，到了顺治二年的时候有个御史上奏说：叔父是皇帝的叔父，不能大家都叫叔父，所以最后经礼部议定，就给他的封号抬高为“皇叔父摄政王”。到了顺治五年，经过部院大臣的集体讨论，进一步把他的称号抬高为“皇父摄政王”。从此以后，在清朝的公文里头，多尔衮的称号都是“皇父摄政王”。

    顺治帝究竟与多尔衮有何深仇大恨呢？多尔衮的罪名是“阴谋篡逆”，然多尔衮至死也未称帝。连乾隆帝都看到：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殓服僭用龙宾，证为觊觎，有是理乎？”顺治帝与多尔衮的矛盾实际上是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反映。

    顺治帝原本是作为汉文化“皇子继承”和满文化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一个折衷，被满文化的代表人物多尔衮推上皇帝宝座的。顺理成章，满文化不但主宰了清初的政局，也主宰了清初的宫廷。

    从清初政局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击溃李自成数十万农民军的同时，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多尔衮又以颁布“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命令拉开征服天下的序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江阴、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汉族人民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从清初宫廷看，君权旁落于代表满文化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的多尔衮之手，孝庄为了维护儿子的皇位，不得不冒着内外的风言风语经常与多尔衮会晤商议国事；多尔衮且行“皇父”之权，主宰顺治婚姻，为他迎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并阻碍他对汉文化的学习；多尔衮本人因袭被汉族士人耻笑的满族旧俗——不仅在同太后关系上不检点，且幽禁豪格后公然册立其妻为妃。而顺治已在皇帝之位。这皇帝是汉文化意义上的皇帝。顺治不能容忍这一切，要求实现和证实自己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这是他与多尔衮水火不容的根本所在。

    多尔衮率领他的民族驰入崭新世界，为多民族的融合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在清初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法令”等弊政，则是后来导致他与顺治之间在治国见解上格格不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他死后，顺治就忙着否定他执政时的一切政策，改行文治，以建立一个与中原王朝并无二致的大清皇朝。事实上，顺治也不见得比多尔衮开明多少，因为多尔衮实行的那些高压政策，也是在清朝最初进入中原之后那种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而顺治时期情况有所缓和，所以才有余地改弦更张。说到底，顺治对多尔衮如此仇恨，更大原因是在于多尔衮担任了几年的摄政王，让顺治这位少年天子觉得自己的权威都笼罩在多尔衮的光环之下，没有皇帝的威仪，所以才要在多尔衮死后进行狠狠的报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