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词：“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

    “组织原则”，就是你的政治取向和政治活动，要以你所在的派系或者组织的共同意见为基础，不能违反组织的决定，一切以组织的团结为出发点；“政治原则”就是以实际遇到的政治情况作为首要的出发点，所有的政策和主张必须是为了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政治问题。

    两者比较起来，如果用理性的政治观念去考虑，自然应该是政治原则第一，而组织原则只能作为一个补充，甚至是很小的补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个有效率的应对者的地位，才不会陷入政治困境之中。

    实际上却远非如此。中国式的故事，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原则根本无法衡量错综复杂而又变化无定的现实。在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哪个时代是能够让政治原则超出组织原则之上的，春秋战国是这样，秦汉隋唐是这样，宋元明清也是这样。

    “站队”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嘴里说着哪个阵线的话，成为政客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在确定了自己站在哪个队伍之后，才能统一用这个队伍的腔调表态，否则，就会被清除出政治队伍。

    在这个组织原则横行的古代中国，造就了许多特殊类型的人，比如弃妇、忠臣和异端。

    在中国古代，弃妇、忠臣和异端，是几个连结在一起的存在，本质上来说，他们并无不同，只不过表现出的外在形式有所差别而已。

    在那样的社会中，做忠臣的，只要抱定了“政治原则必将胜过组织原则”的信念，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操守，就可以流芳百世，大不了咬咬牙，自沉以明志；做异端的，实际上是忠臣的变态，只是咬牙的时间更长一些，而且敢于采取激烈的态度把自己的立场宣扬出来，公开反抗组织原则；做“弃妇”的，什么都不需要，只等着被一脚踢开之后，便可以用一副软弱、可怜的样子出现在世人面前，告诉大家，我是被组织原则（在家庭里面，丈夫就是这个基层的社会组织的领袖）抛弃的，但是我本身是无辜的。

    在组织原则一统天下的时代，家庭中可以有弃妇，社会上可以有异端，朝廷里可以有忠臣，但是他们都是组织原则的陪衬。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是异端和忠臣的结合，或者弃妇与忠臣的结合，因为这两种状态恰恰证明了组织原则的约束力——你违反了组织中的秩序，就要被惩罚，而你却只能忠于这个处罚你的人或者组织。这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现实。

    1。屈原：“国家敌人”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很多都曾经含冤受屈，这是事实。不过有人因此就认为中国文人的命运自古多舛，这就基本属于借题发挥了。要知道，这些文人们之所以被冤屈，并不因为他们是以文章而知名的文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在政治上“有问题”的臣子。

    这些文人在政治上出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组织原则”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文人性格和臣子性格之间的一种碰撞。

    文人的性格，生活在理想世界里面，自己是一切的主宰；而臣子的性格，则是在现实的环境中循规蹈矩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两种性格之间是有冲突的，当然，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这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

    不过，一个领域有一个领域的原则，如果在文人的领域内像政治领域一样发号施令或者循规蹈矩，肯定不会是一个好的文人；同样，如果在政治领域里面像文人的领域一样信马由缰或者信口开河，也不会成为一个好臣子。

    所谓文人性格和臣子性格的冲突，简言之，就是一个自我角色定位的失误，如果抱住一种角色定位不放，在任何场合下都认为自己应该是那样一副模样，必定会受到挫折甚至遭遇失败。而后人又往往不能持公允之论，反而认为他们的挫折与失败都是因为小人的暗算、旁人的嫉妒，将这些事实上的失败者推上了神坛。其中最有偶像意味的，就是屈原。

    以真理犯众怒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根据史书的记载，屈原是一个翩翩公子的形象，容貌出众，举止优雅，谈吐不凡，而且喜欢穿着与众不同的衣服，他的招牌式打扮就是高高的帽子、显眼的腰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峨冠博带”。

    屈原出身于楚国的王室贵族，曾经受到楚王的重用，在楚国的中央政府担任重要的职务。可是他后来的仕途经历却十分坎坷，一再被贬黜，最后因为看到国家即将倾覆，他抱着大石自沉汨罗江。从这个简单的履历上面看，他确实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一位不受君主信任而再三被贬、可是至死都怀着一颗爱国之心的忠臣。

    被君主疏远甚至抛弃但是仍然满怀忠诚，这正是“弃妇”与“忠臣”的结合。可是，为什么忠臣会变成弃妇呢？是单纯因为楚王的昏庸无道吗？以往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恰恰是把问题都推在楚王的身上，说楚王昏庸无能而且轻信谣言，才让屈原受到冷落最终悲愤地自尽。可是，事实是否真的这么简单？

    历史不是靠一条线索就能决定最终的结果的，楚王自然有他的昏庸之处，但从屈原的个人经历来看，正是因为他一步一步背弃了自己的出身并且违背了自己所在组织的原则，才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并且成为整个楚国中央政府的对立面。

    屈原所活动的舞台——楚国，在政治上是十分重视门第出身的，所以许多王族子弟都做到很高的官职，而楚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传统，才没有像齐国那样被外来的野心家篡权而酿成“田氏代齐”的苦果，也没有像晋国那样被六个家臣闹得风雨飘摇最后导致“三家分晋”的悲剧，而是靠着自己牢固的中央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霸主，并且可以和西方崛起的秦国抗衡。而且，从王权的继承性来看，只有楚国和秦国是从春秋时代一直发展下来并且没有经过江山易主的国家。

    所以，楚国要维持国家的稳定，首要的任务就是保证王族与中央权力的牢不可破，而且鉴于齐、晋的教训，楚国更要注重内部上层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一致性，才不会有祸起萧墙的危险。因而，在战国时代各国轰轰烈烈地进行变法的同时，楚国看不到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动，即便是流亡到楚国的军事家、改革家吴起进行的改革，也是昙花一现，并且在贵族们的合力反抗下以失败告终。有人认为这是楚国的保守势力太强，其实，这是因为楚国有既定的国策，就是要保证上层集团地位不能动摇，以此保证国家的稳定。

    而屈原，恰恰违背了这样的立国方针，才让自己变成了“国家敌人”。从出身来讲，他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属于王室的贵族，从地位来讲，他在楚怀王在位期间担任的是地位十分重要的左徒（楚国的官名，相当于后代的副宰相）。

    屈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官职，一方面因为他确实是有真才实学，对治理国家的道理、存亡兴衰的规律有过人的见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出身于贵族阶层，符合楚国政治上用人的一贯原则。所以，他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要恪守这两方面的守则：一方面在自己的职位上更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另一方面要在大局上维护最高层集团的利益。

    对屈原来说，前一条守则他恪守得十分好，他任左徒期间，兢兢业业，一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的发展大计，帮助楚王制定各种可以富国强兵的法令；他还特别擅长外交工作，便负责对外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和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事务。由于他出色的政治才干，从而赢得了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把他当做自己的左膀右臂，国家的政事基本上都依赖他处理。

    可是，屈原这个人，又恰恰是把国家的发展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凌驾于君主和最高统治层利益之上的一个爱国者。他一再强调用人要先重视才能和德行，而不能任用那些只有贵族出身却没有真才实学的公子哥儿。而且，他还提出改革的政策，希望楚怀王能够励精图治，限制贵族的权力和利益，把富国富民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主张，等于否定了楚国上层统治者们执政和获利的合法性，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想要让屈原的改革计划流产，对于正受楚怀王信任的屈原来说，疏远他和怀王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最佳的办法。

    被贬背后的真相

    贵族们无中生有、造谣生事，造成屈原功高震主的假象，来离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让楚怀王远离屈原的影响。贵族的代表人物、和屈原职位相同的上官大夫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个阴谋的执行者。上官大夫平素就因为怀王亲近屈原而冷落自己的缘故，对屈原的才能十分嫉妒。

    有一次，怀王任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刚写完草稿，还没有做最后的修订工作，上官大夫就想把这个功劳据为己有，于是和屈原商量让屈原把草稿给他，但被屈原严词拒绝。上官大夫恼羞成怒，就向楚怀王报告说：“大王您把为国家制定法令的任务交给屈原，全国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可是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扬扬自得地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之外，谁也制定不出这样的法令来’。”

    按说，上官大夫的这个诬告，是十分容易被识破的，只要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可是楚怀王却没有这样做，他听了上官大夫的报告之后非常生气，没有做任何调查，就开始对屈原有所怀疑，马上就和屈原疏远了。如果仅仅说这是因为楚王的昏庸，似乎过于简单了，因为再昏庸的君主对于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都不会说疏远就马上疏远的，而且从楚怀王一生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十分顾念旧情而且优柔寡断的君主，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了他的神经，让他不加调查就马上疏远屈原呢？

    答案就是：组织原则。

    首先，上官大夫对楚王所进的谗言，虽然意在诬陷屈原目中无人而且功高震主，但是却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君主的权威和上层集团的稳定。上官大夫的话，楚怀王完全可以理解成，屈原把自己的功劳和成就摆在君主之上，认为自己才是国家的立法者和政治权威，这和那些篡国的权臣有什么不同呢？君主对于自己的权力向来是最敏感的，哪怕是再懦弱的君主也一样。作为一国之君，楚怀王绝对不能允许权臣把持朝政架空自己，哪怕这个权臣是自己再信任的人也不行。

    其次，屈原在之前的任职期间，一直强调要进行改革，革除弊政，他的想法自然是好的，那些改革措施也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楚国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改革，将得罪大多数的当权者，他们肯定会群起反对。而楚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就依靠这些当权者的拥护，所以得罪了他们，就相当于得罪了楚王。楚怀王虽然十分器重屈原，但是为了一个屈原而得罪所有的大臣，他肯定会有所顾虑，甚至必要时他会选择寻找一个机会牺牲屈原来保全自己。

    以往，人们因为喜欢屈原的诗歌，敬佩他为国捐躯的气节，所以在看屈原一生的经历时，完全都站在屈原的角度，去指责楚怀王是如何昏庸。但是，如果站在楚怀王的立场上，就可以看出，他如果支持屈原，将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很多政治家都无法具有的勇气，何况是处在楚国日落西山时代的楚怀王呢？更何况，即使楚怀王真的去支持屈原，坚持让屈原进行改革，那谁又能保证那些贵族们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呢？谁又能保证屈原的命运不会像吴起、商鞅一样被贵族们清算而身首异处呢？

    屈原所面对的反对派，不是一个贪婪的上官大夫，也不是一个昏庸的楚怀王，而是整个楚国的贵族。屈原作为楚国贵族中的一员，却违背了贵族们的利益，所以，作为异端的屈原，是注定要被贵族们从朝廷中清除的，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两个当权者的“敌人”，而是“国家敌人”。

    身心憔悴的忠臣

    屈原被贬之后，楚国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就是张仪诓骗楚怀王撕毁和齐国的盟约然后秦军攻打楚国。在战国时代，合纵与连横作为两种外交政策，一直在进行斗争。合纵的政策，就是东方六国联合起来一起抵御秦国，而连横的政策，就是东方国家分别和秦国结盟，由秦国争取主动决定先攻打哪个国家。所以，战国时代一直有“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当时，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王对此十分担忧，就派张仪去游说楚怀王，并且提出，如果楚国能和齐国断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之间的六百里土地作为报答。楚怀王贪图土地就轻信了张仪，与齐国断绝往来。可是张仪出尔反尔，说根本没有承诺什么割让土地。楚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结果遭到大败。楚国汉中一带的地盘也被秦国占领。后来怀王再次派兵攻打秦国，结果又被魏国偷袭。这两次失败，令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在这之后，各国又共同发兵攻打楚国，原本可以和秦国抗衡的楚国，就这样江河日下了。

    后来，秦昭王和楚国结为姻亲，他提出想和楚怀王见面。楚怀王想要前往，屈原劝谏说：“秦国是虎狼一般贪暴的国家，是不能信任的，还是不去为好。”可是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劝怀王前去，他说：“为什么要因为恐惧而拒绝秦王的好意呢？”楚怀王举棋不定，最终还是去了。但他刚一进武关，秦朝的伏兵就截断了他的归路，把怀王扣留在秦国，为的是让他答应割让土地。怀王大怒，不肯应允。逃到赵国，但赵国拒绝接纳。然后又来到秦国，最终死在秦国，尸体运回楚国安葬。楚怀王死后，他的大儿子继位，就是楚顷襄王。顷襄王依然沿用楚国的政治传统，任命他的兄弟子兰为令尹（相当于宰相）。

    当时，因为子兰劝怀王入秦，导致怀王最终死在秦国，所以楚国人都把此事的责任归罪于子兰。但是，这只是百姓的意见而已，在楚国的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也有人这么认为，但是因为贵族政治的传统，谁都不会公开去提出反对子兰，因为一旦反对子兰，就相当于向整个楚国的统治集团宣战，这是每个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意冒的险。

    可是这个时候，屈原再次公开表示了对这个统治集团的反对。屈原对子兰的所作所为非常痛恨。他虽然被放逐，却依然眷恋楚国，怀念怀王，时刻惦记着能重返朝廷，总是希望国王能突然觉悟，统治风气也能为之改变。他总是不忘怀念君王，复兴国家，扭转局势，所以在一篇作品中多次流露此种心情。作为一个文人，屈原这样做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作为一个贵族出身、曾经担任高官的人来说，他这样做无疑是破坏了楚国的政治习惯，说得严重一些，简直就是公然和政府对抗。而且屈原的作品里面，明显表露出对当政者的鄙视和失望，并且表现出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有高洁的情怀。令尹子兰知道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但是他不能简单用一首作品作为证据来给屈原治罪，结果，他让上官大夫去向顷襄王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话，再次把屈原放逐了。

    如果说第一次放逐，带给屈原的是对怀王的失望和一种幽怨的感情，那么第二次放逐，就是在国家即将倾覆的时候，将他的理想彻底毁灭了。屈原感觉到这个国家靠他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挽回，整个贵族集团是如此的强大而又无能，容不得任何人说出反对意见。屈原对楚王这种不辨是非、被谄媚之徒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的情况十分绝望，他觉得国君不能明辨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离骚”的意思就是遭遇忧患。

    至死不悟的异端

    屈原觉得自己一直在坚持公正的原则，行为耿直，对君王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处境极端困窘。他甚至觉得自己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对楚国的政治完全绝望了。这真的是一个文人的想法。他一直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上去想，认为如果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自己制定的政策和法令能够执行，国家就会富强起来，就能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政策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面实施。他把政治想像得过于美好也过于简单了，就像在真空里面作实验，丝毫不要考虑环境的影响一样。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客观的环境，也就无从谈政治，政治就是现实中的游戏，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政治环境，只是在自己的理想中制定各项法令和措施，那又哪里是政治，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最应该考虑的就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施政，而不是一切推倒重来，实行“休克疗法”。从这一点来说，屈原无疑是一个纯洁的政治人物，但是他的纯洁只不过是幼稚和外行。

    屈原一直抱着一相情愿的看法，觉得只要有了一个好的法令系统，有了一个自己聪明头脑中构想出来的完美计划，把计划付诸实施，以法律进行保证，就能让国家再次恢复楚庄王时代的霸业。可是最后又如何呢？他的政治构想和施政计划，只能作为一个“少数派报告”，一再被否定，他个人，也只能作为异端，一个忠心耿耿的异端，被驱逐出政治中心。

    作为一个异端与忠臣的结合，屈原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他最后怀着对国家的深情和对现实的深深失望，怀抱石头而投入汨罗江自尽了。他是一个好的忠臣，但同时又是一个不容于当时政治生态的异端。他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不顾环境，不顾现实，忽略了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组织原则，结果是被这个原则惩罚。

    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尤其是《离骚》里面，表现出一种黑暗的世界中，只有他一个人才完美的感觉，可以说，这正是他无视政治的组织原则并且坚持认为个人的能力就能扭转乾坤的一种文学表现。尤其是“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和“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两句，把他的清高和不愿与贵族集团妥协的傲气表露无遗。这样一个带着文人性格去进行政治实践的人，他的失败是注定的，而理想一次次被现实击碎，他已经无法面对真实的世界，所以他的死，可以说包含着山河破碎的悲愤和无法承受现实的逃避，以及至死不悔的幼稚。

    相传，屈原在被流放的途中，有一次来到江边，披头散发地行走于荒野草泽之上，悲愤地长吟着。他当时脸色憔悴，形体干瘦。一位渔翁看到他，就问道：“您不就是屈原先生吗？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屈原的回答十分有特色，他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这还是那种文人性格，以自己为中心，遇到挫折的时候去谴责世界而惟独不质疑自己的性格。屈原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结果，渔翁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听说所谓圣人，他的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对事物的看法并非拘泥固守某个准则，而是能随着世俗风气而转移。你何必守着那个你自以为是不错的标准，不但没有施展自己的抱负，反而被驱逐流放呢？”这个渔夫的回答，正是符合政治原则的，一切都要从实际的环境去考虑，不能固守着一些看上去很美但对改造现状并无用处的原则。

    可是屈原最终没有接受渔夫的意见，还是投江自尽了。屈原的死，是文人性格的一种宿命：如果抱着这种性格去从政，最终除了令人叹息的忠心，什么善举都不会留下。

    2。苏东坡：政治弃儿

    政治是一种资源，所以会让人们围绕着拥有和使用这种资源的权力展开角逐。获得了政治资源的所有权的，是一代一代的君主，获得了政治资源的使用权的，是那些大臣。

    当政治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已经落实的时候，如何去使用政治资源，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历代君臣都孜孜不倦地讨论的“为政之体”的命题。简单说，就是如何保证对政治资源的利用最为合理，不会产生内耗，而且对皇帝、对国家都有利。

    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遵循政治原则，一切从现实的政治问题出发去解决问题，就是最合适的，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矿山里面为了提高效益，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要进行裁员，把原有的矿工减少一半，而留下的矿工薪水也要减半，这个办法会不会被顺利实施？当然不会，因为所有的矿工都会反对，原因就是那样做会侵犯他们的利益。政治也是一样，如果单纯为了政治清明而触犯政治资源的使用者——大臣的利益，那么这个官僚阶层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而是要群起反对。

    政治是建立在人际交往上的一种权力运作，所以，只有考虑到合作方式的问题，才能制定出好的政治资源利用方案。正如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矿工一样，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也不一定会成为好的政治家。做一个政治家，除了要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之外，与他人的合作能力和合作精神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素质。所以，历代的特立独行之士，往往都只是名士，而不是成功的政治家。

    苏轼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大文学家之一，他无论是在文学成就上，还是个人修养上，都是为人称道的。而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却是坎坷甚至艰辛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才能不够好，只是因为他没有处理好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关系。

    逆流而上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少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与弟弟苏辙都为进士出身，然后经过在地方的行政历练，终于在宋神宗时期进入了中央政府。苏东坡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为了摆脱困境而求变的时代，从范仲淹到王安石，都在寻求让国家富强的变法之路，而中央政府的一个焦点话题，就是如何变法？谁来变法？变法的成功率如何？

    对于变法的讨论，本来是个政治范畴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变法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与其他若干敏感问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马蜂窝，谁要是不小心触动了这个马蜂窝，就要被蛰得遍体鳞伤。而苏东坡，就是不小心触动了政治的敏感神经，因此半生飘零。

    实际上，变法的原因非常简单，北宋从中期开始，国家的形势可以说是江河日下。内部财政空虚，但官僚机构日渐庞大，军队的开销也像一个雪球似的越滚越可怕，朝廷为如何养活这么一批人而费尽了脑筋。在外部，契丹盛气凌人，屡屡狮子大张口，提出各种无礼要求，西夏也趁火打劫称王称霸，多次犯边，宋朝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上了战场就如老鼠见到猫，基本上无一胜绩。所以，从宋仁宗开始，就多次讨论如何改变国家的现状。其实，变法的目的，不外乎富国强兵，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要实行变法会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是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北宋的君臣，虽然宋仁宗时代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持“新政”，但因为新政的核心内容就是整顿吏治、裁掉不良官员，因而引起了官僚阶层的反对，新政也在官僚阶层们的一片骂声中，由无奈的宋仁宗宣布停止了。此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变法道路，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之所以一个简单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会成为难以实施的难题，就因为北宋的统治存在一个巨大的毒瘤：国家为了维持统治，豢养了庞大的官僚队伍，而这些官僚们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依靠地域、婚姻、出身等关系结成不同的朋党，所以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是靠政治见解去决定政策的对错，而是靠朋党的利益去取舍政策。

    到了宋神宗的时候，经过多方了解，起用了最负盛名的改革派王安石，任用他和吕惠卿、曾布等人进行变法改革，以改变国家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改变国家外忧内患的尴尬局面，所以推出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措施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令百姓不堪重负，一时怨声载道。

    在王安石变法措施刚刚出台的时候，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高级官员都认为国家的确需要变法，但是不能像王安石变法那样急进，而且这些措施虽然看起来可行，但是难保实行的时候不会危害到人民的利益。这些反对意见，本身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变法而提出的，但是因为同时有一些保守派对变法进行恶意的攻击，所以，为了让新法顺利推行，宋神宗力排众议，支持王安石，并且对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进行降级、贬官外放的处分。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王安石罢相，但是宋神宗依然采取铁腕政策推行变法措施。为了保证变法过程的顺利，宋神宗使用了高压政策，甚至不惜大兴文字狱，对反对变法的人进行严厉打击。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东坡出任湖州知州。他上任之后向神宗皇帝写了一道谢表，表达了自己对皇帝的忠诚，并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而被贬的委屈和怨气。在此之前，苏东坡就对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表达过不同意见，正是因此他才被调离中央担任地方官的。

    身陷囹圄

    苏东坡的上表令神宗身边的一些大臣抓到了把柄。于是在这年七月，监察御史何正臣告发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还把当时市面上刻印的苏东坡文集上交给宋神宗，作为揭发材料。不久，又一位监察御史舒亶也弹劾苏东坡，说他借写诗作赋之机，明里暗里地对朝廷进行讽刺，而且还将诗赋广为流传，混淆视听，让世人对朝廷推行的新法产生怀疑。舒亶还把苏东坡的诗句作了归类，归结出里面的几大罪状。另外，御史中丞李定也罗织了苏东坡的四点罪状，认为他诽谤皇帝，辱骂新法执行者，应该处以极刑。

    宋神宗看到几位御史都对苏东坡提出了弹劾与上告，而且罪状居然是诽谤新法、愚弄皇帝，辱骂朝廷，大为震怒。马上下令由御史台派人将他捉拿回京进行审讯。

    应该说，这些弹劾举报苏轼的人，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皇帝有多忠诚，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新法有多么热爱，而是因为现实的目的。他们的职位，多多少少都是和新法的推行有关的，所以，如果因为苏东坡这样的人对新法进行反对而导致新法废止，他们的政治前途也将一片灰暗。为了这个原因，他们就要对苏东坡进行致命的打击。

    平心而论，苏东坡是一个关心朝政、忠君爱民的官僚士大夫。他在政治上的言论行为，也都是为君主、为百姓着想的，不应受到被捕入狱的处罚。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没有看出新法并不仅仅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关系着某些朋党的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而且，他不仅得罪了因新法而壮大的朋党，更触犯了皇帝的权威。当时的社会，君主就是国家的惟一权威，一旦有任何触犯君主的言行，只要是有可能对君主的权威产生不良影响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恶行。把这两个原因合起来看，那些作为朋党斗争工具的御史们举报、弹劾苏轼，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许多大臣对宋神宗下令审理苏轼一案表示不满，他们纷纷上书、面奏神宗皇帝，要求释放苏轼。但是，这些人也因此而获罪，并且遭到了贬官、外放、罚俸等不同等级的处罚。其中，苏辙等人被贬官；司马光、黄庭坚、张方平等被罚俸，冤狱甚至波及到了已经逝世的欧阳修等前朝旧臣——因为苏轼当年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就是欧阳修，而且欧阳修非常赏识苏轼，经常向当时的皇帝宋仁宗推荐他。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来是神宗皇帝觉得有那么多大臣不支持自己进行变法，反而同情和他唱反调的苏东坡。二来是皇帝觉得这些人可能结成了反对新法的朋党，如果不进行打击，就要葬送新法。

    因为表达自己的正确见解，而基本上葬送了政治生命，正是苏东坡不懂得把政治问题和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观察的结果，同样，他的弟弟苏辙对此也是十分不理解，不明白个中原因，甚至说“东坡有什么罪？只不过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正是这种对政治的不了解，才让苏东坡一次又一次身处险境而懵然不觉。

    无处容身

    一般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此后肯定收敛性格，不再对朝政发表什么看法，但是苏东坡却不同。神宗皇帝死后，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宣布废除一切新法，由司马光担任宰相，恢复变法之前的各项制度，历史上称为“元祐更化”。

    按照朋党的行事原则，你反对一项政策，就说明你一定站在这个政策的对立面。苏东坡就是这样被人们定位的。在神宗时期他反对新法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当宣布废除新法的时候，苏东坡也受到了重用，因为当政的集团认为苏东坡肯定是不满改革而要求恢复原先的统治秩序的。可惜，苏东坡再次表现出了他特立独行的一面，在新法已经被宣布完全废止之后，他公然在朝廷上和宰相司马光辩论，说新法虽然有种种弊端，但是新法里面也有不错的措施，不能一棍子打死，而且有些政策是好的，只不过是推行的时候任用的人不恰当而已，不能说废除就废除。

    苏东坡的这种表现，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在一个朋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你只能选择向左走或者向右走，站在中间是不可以的，否则你会受到左右两派的夹击。朋党政治有朋党政治的原则，他们的原则就是：凡是敌方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方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党派斗争是不允许一个大臣作实事求是的判断的，你只能选择支持这个或者那个朋党，却不能就政治局势本身发表自己的见解。

    果然，苏东坡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当政者的不满，司马光虽然和苏东坡私交不错，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的见解，但是苏东坡这次违反了朋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司马光也没有办法保护他——实际上，司马光本人也并不赞成把新法一概否定，但是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不允许他表达自己的见解，只能按照朋党的原则去行事。而一些顽固的保守派，更是抨击苏东坡反复无常，喜欢标新立异故作高论。这样一来，苏东坡在朝中再也无法立足，于是他再次遭受被贬的命运，而且流放得更远。

    苏东坡本人是十分具有政治才干的，从他一生的履历来看，他每次无论是担任地方官，还是被贬到地方去任职，都在管辖的地区有十分好的政绩，而且让百姓安居乐业。他的许多政治见解，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符合政治实际的。但是，现实的原因却决定了他无法在权力中心生存，因为那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必须要作出站队选择的环境，在那里，组织原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原则只是组织原则下的附庸。然而，苏东坡为了国家的复兴，从政治原则出发去考虑问题，违背了站队的秩序，所以一次又一次被当权者所抛弃。有人说苏东坡在政治上的不得志有些近似于孔子，其实不然，孔子之所以不得志，因为他的政治主张不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苏东坡的不得志，则是因为他的主张太符合具体情况。而这种符合现实的政治见解一再被搁置，提出这些见解的苏东坡也成为所有派系都不欢迎的政治弃儿，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宋王朝的生命力已经死掉了，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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