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的时候，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从大的方面讲，每个朝代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往往是开国初期政治清明、政策亲民，而亡国之前则纸醉金迷、吏治腐败；从小的方面讲，一些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似乎都以某种固有的特征不断地重复出现，这样一来，就给人一种轮回的感觉，似乎过了几百年，一切都会重演一样。

    著名学者黄仁宇认为五百年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单位，每隔五百年，中国历史就会出现一次新陈代谢。这种说法的对错且先不管，他立论的基础，正是那些在现象上不断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不过，即便现象上再相似，在实质上也是相去甚远。就如蚕和蝴蝶在羽化之前都会变成蛹，现象上十分接近，但他们却是不同的生物。不过，我们可以从现象上去剖析，为什么它们都要经过一个蛹的过程？这个蛹的过程对它们的生命历程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历史上的人物也是如此。假如有两个人，都是以“枭雄”的身份出现，那么，他们是怎样成为枭雄的？他们所在的历史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存土壤？而他们成为一代枭雄，是为了什么？为了个人的私欲，还是为了一些更高的追求？

    又比如，我们经常说，某人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那么，为什么这个奸臣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且飞黄腾达？如果对于奸臣，人人喊打，恐怕那些做奸臣的人就不会过得那么心安理得。相反，如果那个时代本身就充满了奢靡的气息，那就自然是催生奸臣和骗子的最好场所。

    历史上有个相似的现象，就是那些在军事上颇有才华而且在政治上很有发展的将帅，往往在人生经历上都有不同常人之处，而这些经历，又为他们日后的发展打下了烙印，使得他们一方面是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枭雄，另一方面则是那个时代极度危险的野心家。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是他们过于能干，还是那个时代蕴含着一种造就枭雄和野心家的养分？

    1。韩信：懵懂枭雄，糊涂野心家

    在民国时期，有一本书十分流行，叫做《厚黑学》。这本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重新的解释，用“厚颜”、“黑心”作为中国历代政治家的两个主要特征，用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并且推而广之，将这一规律演化成一个“同心圆”学说，来解释社会人际关系。

    按照《厚黑学》里面的说法，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就必须具备脸皮厚心肠黑这两个特点。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用兵如神的韩信就不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因为他心肠不够黑，脸皮也不够厚，在又厚又黑的汉高祖刘邦面前，只能束手待毙。

    的确，韩信是一个时常表现出妇人之仁而且受不了太多屈辱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在太平盛世下的政坛打拼，肯定是会四处碰壁的。可是，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给了韩信一个适合他生存的舞台，这就是乱世。韩信在乱世之中，凭借着自己过人的军事才能，南征北战，为西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军事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历史又把韩信推入了权力的漩涡之中，让他成为一个犹豫不决的野心家，一个恐龙一样反应迟钝但又不容忽视的枭雄。偏偏他自己又没有摆脱这种命运，没有成为西汉王朝的忠实臣子，而是首鼠两端，让汉高祖对他有了猜疑，最后终于找到借口，将他先抓后杀，除去了这个心头大患。

    问题是，作为一代枭雄，韩信作好了思想准备没有？他是像那些因为总统遇刺身亡而匆忙中被推向前台的副手一样，还是一直处心积虑准备着大干一番？当然，无论是哪种答案，都会让人们一声长叹。因为韩信最终是死于非命了，如果他毫无心理准备，那么自然是含冤而死，如果他是蓄谋已久，人们又会觉得这与史书上所记载的韩信形象大相径庭。

    其实，当初晏子出使楚国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足以解开这个谜团：水土不同，就算是同样的东西，也会变了味道。同样是橘子，生长在适合的土壤之中，就味道甘美，生长在不合适的地方，长出的就是难以下咽的苦果。韩信也是这样，他本来是生长在适合他开花结果的沃土之中，可是时过境迁，他又被移植到了贫瘠的土地上，下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夹缝中成长的志向

    韩信踏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正是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那是一个人们敢想敢干的年代。就在秦始皇还在世的时候，少年项羽见到四处巡游的秦始皇，就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而同样领略过秦始皇风采的刘邦，则十分感慨：“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首先掀起反秦浪潮的囚徒小队长陈胜则说得更为直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在那样的年代里面，人们都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认为无论帝王霸业也好，将相王侯也罢，只要有能力、够努力，就完全可以达到那种地位。

    正是在那种时代精神之下，韩信诞生了。他和刘邦、项羽们一样的胸怀大志，所不同的是，由于父母双亡，韩信的早年命运要不幸得多：项羽从小就接受了叔父“为万人敌”的正规训练，有良好的军事作战底子；刘邦的父亲经济上能够满足他“游手好闲无赖乡里”，最多只是训斥两句，指责刘邦自己没有产业，比不上那个整天算计着田产的二哥；至于陈胜，他在田里时不时放下锄头幻想着自己辉煌美好的未来时，身边的一群佃农们也都十分诚恳地对他说“苟富贵，勿相忘”，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鼓励教育。

    可是韩信却远远没有这么幸运。他既没有一个做军事家的叔父，也没有一个能供他吃喝的父亲，甚至连一个鼓励他的人都没有。因为贫穷，而且他的志向没有人能够理解，所以乡里人都认为他品行不端，不能够被推选去做官，他又不懂得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所以只能经常寄居在别人家吃闲饭。这个时候的韩信，就像一只丑小鸭，受尽了白眼。

    他的周围，是一群喜欢恃强凌弱的人，尤以一个年轻的屠户最为过分。那个屠户嘲笑韩信虽然喜欢带刀佩剑，其实是个胆小鬼，还气势汹汹的威胁韩信：“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这一幕，怎么看怎么像《水浒传》里面那个泼皮无赖牛二。韩信不是那种意气用事的人，他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所以在面临着屈辱的活下去还是同归于尽的选择时，他不动声色地选择了从那个屠夫胯下钻过去。如果说这个现象可以理解为韩信胆小怕事，那么当若干年后，韩信已经被封为楚王、荣归故里的时候，曾经把这个杀猪的五花大绑，最终还是没有杀他，这时的韩信，难道还是胆小怕事或者妇人之仁吗？其实，这不过是韩信心里那种不屑为了小事与人争斗的个性而已。

    韩信最为落魄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收留他给他饭吃，他就只能在河边钓鱼充饥。当时有几位老大娘在河边漂洗丝棉，其中一位大娘看见韩信饿了，就拿出饭给韩信吃。几十天都如此。韩信在备受冷落之后受到这样的照顾，自然十分感激，就对那位大娘说：“我一定重重地报答您老人家。”大娘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这位大娘可能没有想到，当韩信功成名就之后，会专程来寻找她，并以千两黄金作为报答。这千两黄金，对韩信来说算不了什么，也什么都不算，只是一个当年孤苦无依时受到关怀的孩子的一点谢意而已。对韩信来说，这位大娘所赠的饭，就像是丑小鸭要被冻僵时感受到的一点温暖。

    韩信靠着自己的才智，想要有所作为，恰巧那个时候反秦战争已经打响，项羽的叔父项梁率军渡过淮河，韩信就去追随他，可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项梁战败后，韩信又在项羽手下效劳，但屡次向项羽献策，都不被采纳。对韩信来说，项梁、项羽对他的待遇，就像那个年轻的屠户一样，让他备感失落和屈辱。于是韩信脱离了项羽，去归顺汉王刘邦。但是在刘邦手下，也没有得到刘邦的重视。幸运的是，韩信虽然没有被刘邦发现身上的闪光点，但是却遇到了平生惟一的知己：萧何。

    得酬平生意，名将枭雄

    韩信虽然在刘邦手下一直不得志，但多次跟萧何谈话，得到了萧何的赏识。萧何认为他是位奇才。当时是个人才流动频率很高的时期，刘邦手下的各路将领逃跑的有几十人。韩信经过和萧何聊天，揣测萧何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但却迟迟没有得到重用，有点灰心，就也跟着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来不及报告刘邦，亲自“月下追韩信”。有人报告刘邦说：“丞相萧何逃跑了。”刘邦大怒。结果一两天后，萧何回来了，告诉刘邦说他是去追赶逃跑的将领了。刘邦问他追赶的人是谁，萧何说是韩信，刘邦大惑不解，骂道：“各路将领逃跑了几十人，您没去追一个；却去追韩信，是骗人。”

    萧何说：“那些将领都是平庸的人，很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杰出人物，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个人。大王果真要长期在汉中称王，自然用不着韩信，如果一定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没有可以和您计议大事的人了。但看大王怎么决策了。”经过萧何的劝说，刘邦终于出了大价钱，封韩信为大将军。

    这是韩信走红的开始，似乎丑小鸭一下子就变成白天鹅了，但这种荣耀的开始，恰恰是一种不祥之兆：作为主上的刘邦，丝毫没有感觉到韩信的才能，如果不是因为萧何劝说得法，而且在刘邦面前颇有面子，韩信就是熬白了头发也做不到将军。所以，这种建立在互相之间不了解、不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和重用，对韩信而言，不是好事。但放眼天下，当时能够让韩信发挥自己军事天才的，也只有刘邦了。

    因为这样，韩信后来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对刘邦一直不怎么亲近，刘邦对韩信也好像是防贼一样戒心重重，原因就在于二人之间没有一个理解和交流的平台。不过无论怎样，韩信终于能够施展拳脚发挥自己的价值了。

    任命韩信的仪式结束后，刘邦问：“萧何丞相多次称道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指教我呢？”

    韩信谦让一番后说：“如今与您争夺天下的敌人是项羽，您认为自己在勇敢、强悍、仁厚、兵力方面与项王相比，谁强？”刘邦认为自己这几点都不如项羽。韩信回答说：“我也认为大王比不上他。然而，项王震怒咆哮时，吓得千百人不敢稍动，但不能放手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生病的人，心疼得流泪，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等到有的人立下战功该加封晋爵时，他却舍不得授予人家实权，这就是妇人之仁。项王即使是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他放弃了关中的有利地形，又违背了当年大家一起攻打秦朝时订立的约定。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横遭摧残毁灭的，天下的人大都怨恨，只不过迫于威势勉强服从罢了。所以项羽虽然名义上是霸主，实际上却失去了天下的民心。如今大王果真能够与他反其道而行：任用天下英勇善战的人才，把天下的城邑分封给有功之臣，以正义之师，顺从将士东归的心愿，就会战无不胜。”

    刘邦惊叹于韩信的分析，就听从韩信的谋划，部署各路将领攻击的目标。于是在韩信的指挥下，汉军势如破竹，韩信本人在军队里的声望也直线攀升。当时的情形，韩信破魏下代，降燕灭齐，他的势力，与刘邦项羽不相上下，天下三分之势已成。韩信如果在此时选择独立单干，可以说成算远大于刘、项任何一方，因为刘、项两方仇怨已深难以化解，而韩信和他们双方都有不错的交情，人和二字占了上风。不过，韩信最终没有选择拉起山头脱离组织，而是为了大局着想，一直站在刘邦这一边。

    当时，齐国人蒯通知道天下胜负的关键在于韩信，就想说服他自立为王，所以，他借着看相的幌子，对韩信说：“当今刘、项二王的命运都在您的手里。您协助汉王，汉王就胜利；协助楚王，楚王就胜利。您如果和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就没有谁敢轻举妄动。凭借您的贤能圣德，拥有众多的人马装备，占据强大的齐国，迫使燕、赵屈从，出兵到刘、项两军的空虚地带，牵制他们的后方，顺应百姓的心愿，向西去制止刘、项分争，为军民百姓请求保全生命，那么，天下就会迅速地群起而响应，有谁敢不听从！而后，割取大国的疆土，削弱强国的威势，用以分封诸侯。诸侯恢复之后，天下就会感恩戴德，归服听命于齐。稳守齐国故有的疆土，据有胶河、泗水流域，用恩德感召诸侯，恭谨谦让，那么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前来朝拜齐国。”

    韩信对此不以为然，说：“汉王给我的待遇很优厚，他的车子给我坐，他的衣裳给我穿，他的食物给我吃。我听说，坐人家车子的人，要分担人家的祸患，穿人家衣裳的人，心里要想着人家的忧患，吃人家食物的人，要为人家的事业效死，我怎么能够图谋私利而背信弃义呢！”

    蒯通见韩信不为所动，就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想法：“祸患产生于贪得无厌而人心又难以猜测。如今您打算用忠诚、信义与汉王结交，您断定汉王不会危害您，这就错了。大夫文种、范蠡使濒临灭亡的越国保存下来，辅佐勾践称霸诸侯，功成名就之后，文种被迫自杀，范蠡被迫逃亡。希望您能够深思熟虑。况且我听说，勇敢、谋略使君主感到威胁的人，有危险；而功勋卓著冠盖天下的人得不到赏赐。而您现在的战功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并且计谋出众，世上少有。如今您据有威胁君主的威势，持有不能封赏的功绩，归附楚国，楚国人不信任；归附汉国，汉国人震惊恐惧，您带着这样大的功绩和声威，哪里是您可去的地方呢？身处臣子地位而有着使国君感到威胁的势力，名望高于天下所有的人，我为您感到危险。”

    可是，韩信天真又固执地认为自己如此尽心竭力地为刘邦卖命，刘邦不会辜负自己，于是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有人评价韩信是“工于谋天下，拙于谋自身”，的确很有道理。对他来说，战场才是他发挥自己才华的地方，而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他一窍不通，胸中纵有精兵百万，也毫无用武之地。作为军事天才的韩信，在政治上，却是一条迟钝的恐龙。

    毫无野心的野心家

    在刘邦和项羽进行决战的时候，刘邦采用了张良的计策，征召齐王韩信，韩信自然责无旁贷地率领军队在垓下与刘邦会师，并且取得了决战的胜利。项羽兵败自杀后，韩信这位大功臣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赏赐，反而被刘邦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了军权。汉高祖五年正月，为了给韩信一点补偿，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

    被刘邦暗算之后，韩信没有什么警觉，反而依然故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地位身份和战功会给刘邦带来威胁而遭到刘邦的疑忌。这个时候，因为项羽兵败而四处流亡的项羽部将钟离昧逃出来归附韩信。当年钟离昧曾经在战场上伤害过刘邦，所以刘邦对他特别怨恨，而这次刘邦接到消息，听说他在楚国，就下令楚国逮捕钟离昧。但楚国是韩信的地盘，有韩信的保护，刘邦的命令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对韩信一直猜忌的刘邦认为韩信是利用钟离昧的事情来和自己作对。

    而韩信刚刚做楚王的时候，巡行所属县邑，进进出出都带着武装卫队。这种行为被一些人议论，就有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采纳了陈平的计谋，假托外出巡视会见诸侯，派使臣通告各诸侯到陈县聚会，说要巡视云梦泽，其实是要袭击韩信。韩信却不知道。而刘邦将要到楚国时，韩信得到了刘邦要收拾他的消息，为了保全性命，他曾想发兵反叛；又认为自己没有罪，想朝见高祖，又怕被擒。有人对韩信说：“杀了钟离昧去朝见皇上，皇上一定高兴，就没有祸患了。”韩信去见钟离昧商量。钟离昧说：“刘邦所以不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您这里，你想逮捕我取悦汉王，我今天死，你也会紧跟着死的。”接着他大骂韩信不忠厚，然后自刎。韩信拿着他的人头，到陈县朝拜刘邦。刘邦命令武士捆绑了韩信，押在随行的车上。并且告诉韩信说：“有人告发你谋反。”给他带上了刑具。到了洛阳，赦免了韩信的罪过，改封为淮阴侯。

    可以说，韩信在知道刘邦要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还天真地认为只要杀掉钟离昧就可以解决问题，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表现。要知道，寻找一个借口除掉政治上潜在的对手是十分容易的，但韩信却觉得刘邦不会那样做，正因为这样，他自己才再次受到侮辱，被当作囚徒押解，还剥夺了王位。

    这一场风波后，韩信知道刘邦畏忌自己的才能，常常托病不参加朝见和侍行。但他的言行却依然我行我素，经常抱怨自己和那些以前在自己麾下的武将处于同等地位是对自己不公平。这种话传到刘邦耳中，自然十分不舒服。

    有一次，刘邦试探韩信，问他：“像我的才能能统率多少兵马？”韩信说：“陛下不过能统率十万。”刘邦又问：“你怎么样？”韩信回答：“我是越多越好。”刘邦讽刺韩信说：“你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被我俘虏了？”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俘虏的原因。况且陛下是上天赐予的，不是人力能做到的。”这番话虽然说得十分中听，但是在刘邦看来，却好像是韩信在讽刺他只会搞政治斗争而没有打江山的本事。所以，韩信这种表现，有时自己会觉得是谦恭了，但在别人看来，效果不但不好，反而会引起更多的误会和麻烦。从此以后，刘邦就对韩信更加猜疑，甚至觉得他有谋反之心。

    后来，钜鹿郡守陈豨反叛，有人告发韩信是内应，而且已经串通好韩信将在朝中起兵颠覆西汉政权。吕后接到告发的信件，打算把韩信召来，又怕他不肯就范，就和相国萧何谋划，令人假说从皇上那儿来，说陈豨已被俘获处死，列侯群臣都来祝贺。萧何骗韩信说：“即使有病，也要强打精神进宫祝贺吧。”韩信信以为真，进宫之后，吕后命令武士把韩信捆起来，在长乐宫的钟室杀掉了。

    韩信的一生，只适合做一个追逐狡兔的猎犬，但不适合做端坐朝堂上的大臣，因为他的心机都用在兵法上，而不懂政治，所以他虽然曾经举足轻重，但一次次被刘邦暗算，最后还是难逃杀身之祸。

    2。年羹尧：狂傲浪子，急进野心家

    人们常说“上行下效”，讲的就是一个领导的模范作用。当一个人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了成功，那么马上就会有很多想要成功的人尾随，试图用这个人的成功经验把自己也克隆成为成功者。这样的事情在社会上屡见不鲜，许多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整日捧着比尔·盖茨的传记琢磨，就是这个道理，他们也想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子摇身一变成为拥有亿万身家的大富翁。

    谁都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成功者，一个人的成功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人，但是有个活生生的成功例子放在自己面前，谁又能不心动呢？尤其你看着这个人和你比起来，什么地方都不比你强，但是他却成功了，你又怎么能不心动手痒想要试一试像他一样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在成功的榜样的诱惑下，许多人不惜东施效颦，甚至以性命作为赌注，想要来一场豪赌。但有时也只是想想而已，真正有资格、有实力、有魄力进行一场豪赌的人，少之又少。

    有着传奇色彩的清朝大将年羹尧就是一个有实力、有魄力进行豪赌的人，而他也确实进行了豪赌。

    他一生中下了两次赌注：第一次是协助雍正皇帝成功登上皇位，第二次则是为自己蓄积力量想要谋朝篡位。第一次，他成功了，并且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收益，第二次，他失败了，不但把第一次赢来的一切都输了回去，而且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年羹尧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他不会不知道篡位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但是他面前就有一个十分成功的榜样：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本身就不是什么名正言顺的事情，就算是雍正没有篡改康熙的遗诏，他也是通过苦心经营和挑拨离间，让康熙疏远其他皇子而指定自己成为皇位继承人的。

    有雍正这个成功典型在前，智力、军权、计谋都不在雍正之下的年羹尧自然会有想法，就像阿Q在酒馆里面对小尼姑说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从神童进士到亲王心腹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为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一生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大军剿灭青海罗卜藏丹增，立下了赫赫战功。

    年羹尧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年家是富贵之家，所以年羹尧的父亲十分重视对儿子的教育，请过很多的教书先生来辅导年羹尧。可是这些教书先生一个个都被年羹尧赶走，因为他觉得那些先生所教的东西过于枯燥，没有趣味，而且学了之后对自己毫无帮助。在尚是孩童的年羹尧心中，读书识字远不如习武打仗有意思，可是那些教书先生又哪里懂得什么兵法战略？于是年羹尧的父亲为此十分发愁，怕儿子不读书就荒废了一生，到处寻访有名的私塾教师来教年羹尧。

    有一次，一个外乡来的先生表示可以试试和年羹尧沟通，但是他提出了一些比较苛刻的要求：要年羹尧的父亲拿出一大笔钱来，在年家附近修一个大院子，但是院子除了和年家相连的窗口和小门之外，不得开门，那窗口和小门也只是为了让仆人们每天送三餐和日用品使用的。而且先生要求年羹尧跟着他学习，必须和家人分开几年，而且如何教由他决定，年家不得干涉。望子成龙的年父见这位先生提出种种古怪的要求，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有才能，于是全部答应下来。

    结果，这位先生和年羹尧进行的第一次沟通，就是比武。以前那些被赶走的先生，很多都是因为打不过年羹尧而被迫告辞的，而这位先生则不同，他一来不是那种文弱书生，二来不怕打了年羹尧得罪年家。结果，顽皮乖僻的年羹尧被这位先生一顿板子打得没了脾气，慑服于先生的威势之下。而先生问明白年羹尧是想学兵法战术之后，就答应年羹尧，白天要认真学习读书写字，有了文化基础，才能学习最高深的兵法。这样一来，年羹尧自然言听计从，对这位先生十分佩服。经过了几年的教授，年羹尧学成了兵法，而读书方面也颇有成绩。后来，这位教书先生向年羹尧的父亲告辞，说自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留姓名，飘然而去。关于这位先生的身份，后人有很多种猜测，有人说他是个反清复明的异士，有人说他是身怀绝技的剑客，甚至有人说他是天上下凡来点拨年羹尧的神仙。

    年羹尧这段童年的经历，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名。年纪轻轻就满腹文韬武略，在当时的公子哥里面颇有盛名。后来，经过科举考试，年羹尧考中了进士，后来就结识了当时尚是一位普通皇子的雍正。

    年羹尧在雍正帝胤禛即位前，就是为他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并充任镶黄旗旗主。就在这时，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雍亲王的侧福晋，年家因此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升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这样，胤禛与年羹尧既是郎舅，又有从属关系。胤禛在与诸皇子夺取帝位继承权的激烈争斗中，实力人物年羹尧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在雍正登上皇位的过程中，和他争夺最激烈的，就是和皇十四子之间的争斗。而在康熙即将去世之前，因为无人知道到底康熙是要确立谁做继承人，所以皇子之间都不敢轻举妄动，而康熙明显是对皇十四子十分看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身边最为重要的助手年羹尧主动请缨出任四川总督。表面上看来，年羹尧并非受命于雍亲王胤禛而出镇四川，但在时间上来看，年毛遂自荐是在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这个时候正是皇位争夺最为激烈的时期，如果没有雍正的授意，年羹尧是绝对不会离开京城的。而紧接着，皇十四子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是在十一天以后的十月十二日。皇四子胤禛自然很难提前刺探出康熙要任命允禵出征西宁的秘密，但他的舅舅隆科多却可以提前从内宫打听到这个消息，所以，年羹尧出镇四川，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康熙临死时，年羹尧所辖的川陕两省兵马，虽然看上去无法和大将军允禵相抗衡，但年羹尧对允禵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一种战略上的牵制。如果没有年羹尧这颗棋子，那么允禵就可以随时调动手中的兵马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是年羹尧镇守四川，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允禵进行阻击，这就是为什么允禵没有在康熙驾崩、雍正继位之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关键原因。所以，在雍正登基之后，允禵接到胤禛的进京命令，很快就将大将军印信交给副将军平郡王纳尔素，自己老老实实地启程赴京了，而前来接任的，就是辅国公延信和年羹尧。从常理上来看，这一切发生得太过顺利，根本就不符合政治斗争的逻辑，究其原因，正是年羹尧这颗定时炸弹，阻挡了皇十四子允禵利用兵权争夺皇位的计划。

    年羹尧这次下注，获利颇多，他成功地完成了雍正交给他的任务，又接管了允禵的兵权，一下子顺风顺水，平步青云。

    只手遮天的浪子

    雍正即位时，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他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官衔累加为二等哈达哈哈番世职、太保、三等公世袭，授抚远大将军，进二等公，雍正二年三月进爵一等，又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袭，十月又加一等阿恩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等。年羹尧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得到皇帝如此恩宠，自然是因为他在雍正继位过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而且这也和年羹尧本人的能力与雍正的治国政策密不可分。

    清政府一贯重视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康熙时期尤其如此。自康熙二十一年平定三藩的战争结束后，国内较大规模的动乱多发生在西北边陲。有些动乱还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安定与统一。为维护与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康熙把加强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联系视为基本国策。他使用剿抚两种策略，笼络与制服了西北蒙藏贵族。平时他任命才能卓著的大臣坐镇边疆，一旦发生边患，还要亲自率军出征。雍正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其父这一政策。他同样认为，边陲安定与否，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局势，因此十分重视封疆大臣的作用。在诸封疆大臣中，他最重总督。而与西陲边务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川陕总督。在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前，一直是陕甘总督兼辖四川。陕、甘、川三省，连接青海、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是蒙藏少数民族与清政府交往的必由之路。因此，年羹尧在雍正初年就受重视，在情理之中。

    雍正即位后，皇权不稳，百废待举。他求贤若渴，急需一批能够为他“分猷佐治”的大臣。年羹尧正是他理想的人选：重要的职务、突出的才能、旧有的关系都集于一身。于是，在所有的封疆大臣中，年羹尧自然最早受到胤禛的倚重。胤禛在给年羹尧的朱批奏折中，曾多次表明要通过重用年羹尧，在朝臣中树立一个为己效忠的榜样。这也是年羹尧所以受宠的原因之一。

    年羹尧受到胤禛的倚重，是从他接受允禵军权开始的。康熙死后第二天，胤禛在命允禵进京叩见梓宫的同时，下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到任不久，于雍正元年元月即奉命叩见梓宫。在京期间，胤禛更加肯定了年羹尧的才干和他对自己的忠诚。于是年羹尧平步青云，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荣耀。二月，授年二等哈达哈哈番世职，同时加其父原任巡抚年遐龄尚书衔；三月，又为年羹尧加太保衔，并封为三等公；接着，以川陕总督统理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事务，控制番羌，又授他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一个远在边陲的封疆大臣，身兼五六种职衔，这在当时确实是少见的。

    年羹尧受到进一步的信任与擢拔，是与他在青海战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忠心与才干联系在一起的。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海的问题，本在康熙六十年时就已初步得到解决，青海恢复了安宁。但到了雍正元年，青海各部又闹起了矛盾。卫拉特部顾实汗的嫡孙罗卜藏丹津，纠合数部，侵扰青海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奈等部，并下令各部落废除清政府加封的王、贝勒、贝子等封号，自称达赖混台吉，打算独占青海，自封为汗，脱离清政府的统辖。如何处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这对刚刚即位的胤禛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此时的动乱若真闹大，胤禛就有违背皇考遗愿之嫌，必然招致诸弟与宗室中敌对势力的攻击，削弱他那尚未巩固的皇权。况且，胤禛作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也决不允许在他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中，又出现一个脱离朝廷统辖的独立王国。因此，当事情发生后，他即下令年羹尧即往西宁办理军务，并将延信护理之抚远大将军印，从任所送至西宁，交与总督年羹尧。

    在此期间，胤禛不断派人前往军中，送赏年羹尧各种赐品。从皇帝御用的四团龙貂皮褂、貂帽、蟒袍、东珠，到荷包、钟表、鼻烟壶、鹿尾、奶饼等宫中珍玩佳馔，应有尽有，十分丰富。最初年羹尧对自己得到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赏赐，既受宠若惊，又有些惶恐不安。以后，随着年羹尧在西北战争中作用的逐渐突出及其官阶的累晋，他接受皇帝赏赐的态度，则由受之有愧变成伸手讨要了。由于年羹尧当时的作用，胤禛对他这种犯上的做法，不但不恼怒，还有求必应。正是这种张狂的个性，让年羹尧从雍正最忠诚也是最可靠的拥护者，变成了雍正身边最危险的人物。

    登高跌重的野心家

    年羹尧仗着自己和雍正的特殊关系，以及曾经立下的大功，恃宠生骄，并且渐渐暴露出夺权篡位的野心，这是雍正皇帝无法忍受的。每个专制的君主都不允许在自己的卧榻旁边还有别人安眠，所以，年羹尧的个性张狂和野心勃勃，最终把他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被召进京为导火线的。在这次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根本不像一个臣子。结束召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带有威胁性质的批评朱谕，提醒他：“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

    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擅作威福。他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过多地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他对待内外官员狂傲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直呼其名，不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宝入见，也要行跪拜礼。他在与督抚、将军往来的咨文中，擅用令谕，语气模仿皇帝。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帝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还代雍正拟就序言，要雍正帝颁布天下，如此僭越无度，雍正帝怎么能不反感。在雍正心中，年羹尧已经成为第二个吴三桂。

    结成朋党。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贪赃受贿。他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张廷玉曾经说过：“本来就是用年羹尧来攘外，外患既除，还不知收敛，死期不远。”本来，功高盖主之人是最应该懂得韬光养晦的，更应该懂得要及时抽身，但年羹尧天生的张狂却让他不知进退，想把十万大军培养成军阀势力，又插手地方政务，培植个人势力，并且已经开始准备利用自己在西部的军事、政治势力进行叛乱。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晋见离京前后给他提醒，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作准备。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革职，把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意妄为。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务，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年羹尧是个不折不扣的政坛浪子，他倚仗自己的权力、地位、关系、功勋，目中无人，而且想要效仿雍正皇帝，靠个人的经营来谋求江山。可以说，他在辅佐雍正登上皇位的时候，个人的权力欲是他们之间合作的基础，而在雍正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至尊时，年羹尧的浪子心性就暴露出来，想要和雍正一分高下。他们两个的性格谁都没有变，但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变了，所以，浪子终究只能是浪子，对年羹尧来说，他没有浪子回头，便只能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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