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回望历史的时候，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为一个时代寻找一个典型的人物，并以此来概括这个时代的特征。比如说，在谈到秦朝，就必称秦始皇，而又以秦始皇的性格来概括这个时代的特点——严刑酷法、高压政策；谈到南唐，就想到李后主，并把李后主的风格定位成南唐的状况——孱弱、昏暗、无所作为；谈到南宋，就想到秦桧，并且把秦桧的行为当做南宋的国策——卖国求荣、不知廉耻、苟且偷生。

    这就像是用苹果的特点来概括所有水果的特征一样，虽然有时候有一些现象上的相似，但实际上近乎于乱猜。可是，如果不这样归纳，又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来解释历史呢？人们在看待这个几千年沧桑的国度时，一眼望去，首先知道的是一个个朝代，然后就是扑面而来的风云人物，至于具体的历史发展，是他们无法了解也不大关心的。所以，把他们一知半解的人物与略知一二的朝代联系起来，试图从中寻找一个联系，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思路。

    实际上，这种习惯性思路，也并不完全来自国人的历史观。就在看待现实的时候，也是如此。将国家命运、天下安危系于一个人的身上，是很多国人心中的常态思维。他们认为，人永远是最重要的，就算是一个糟透了的环境，只要出现一个有魄力有智慧的领导者，也会变成盛世；一个太平盛世，出现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或者宰相，也会民不聊生。

    这是一种普通民众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所以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一些善良而又简单的愿望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自己却只能一次次观望，等待着那些帝王将相成为救世主。

    当代人的期盼，后代人的误解，掺杂在一起，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典型人物，他们好像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弄潮于风口浪尖。事实又如何呢？这些典型的时代代言人，都像是木偶一样，看上去是他们自己在自由地表演，实际上决定他们如何表演的，则是那些看不到的细线。那些细线，就是这些风云人物身后的社会生态与历史偶然因素。

    就像那些明星们都有自己强大的幕后阵容一样，那些历史时代的代言人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么，这些背后的因素都是什么呢？

    1。杨贵妃：烟雨红颜

    中国历史，就从文献最少的夏代算起，每一个朝代，大抵都有些特出的女人。“特出”，指其本身的姿色美丽以及和政治的关联；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而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寿全归”的。西施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后人为了一个完美的结局，把她的结局设计成与范蠡一同归隐；其余如楚霸王的虞美人，汉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惨。王昭君虽然嫁得很好，做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第一夫人，但在汉民族的心理上，这样的远嫁异国，又总是可悲的。

    再往下数，历代美女，几乎都以悲剧而终。而从青春华茂到悲辛收场，有史以来，集其大成而又奇诡多变，故事流传最广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

    提起杨贵妃，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以下几个关键词：君王不早朝、吃荔枝、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的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然应该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但后代的历史爱好者和文学家们则往往是把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于是，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但让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国的一种习惯性思维。

    早在唐朝，人们就把本朝兴亡之际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史的转型期，是以越到后来，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开始到现在，上下近五千年间，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

    平时，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一个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婉转蛾眉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长恨，属于儿女情的。但是，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所包含的实在很多。唐僖宗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一首诗前面十四个字，写尽了大唐王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所在：“杨妃死”，危亡的厄运解除，“肃宗回马”，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自立为帝，展开反攻，收复失土，中兴唐皇朝。意思是：杨贵妃虽然遭难但唐王朝终于复兴。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对杨贵妃之遭难，寄予同情——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所。

    而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其事则成了中国文学最大最广的创作主题。

    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做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像……这样一来，杨贵妃自然而然就成了唐朝的形象代言人，风头甚至盖过了他身边的男人唐玄宗。

    美貌儿媳

    杨贵妃并非通过正常途径成为唐玄宗的妃子，而是有一个看似传奇的过程：先做了唐玄宗的儿媳妇，后来又突然被唐玄宗下旨出家做女道士，而后又突然入宫，做了唐玄宗的女人。对此，唐朝人是完全不避讳的，可是当中国的社会道德观念变更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到了清朝，著名的文人、学者朱彝尊就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但唐朝人并不认为这是违反道德律的。关于杨贵妃的第一次婚姻，现存的唐代诏令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册封杨玄璬长女——也就是后来的贵妃杨玉环——为寿王妃。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成贵妃的，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到温泉宫游玩，当时就下旨命寿王妃杨氏为道士，还赐法号太真。

    杨玉环做寿王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况，唐朝人对此又不是特别的重视，唐朝很多的爱情故事，都是和有夫之妇有关的。

    杨玉环入宫做了女道士，过了四年多，才被册立为贵妃。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年（745年）七月，唐玄宗又为杨玉环的前夫、自己的儿子操心婚事，为寿王册立韦氏为王妃。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唐玄宗又册立女道士杨太真为贵妃。这也算得上是“双喜临门”了。

    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让杨贵妃在正式嫁给唐玄宗之前保持一个处女的身份。这不但无聊，而且无耻，但在宋到清这几个朝代里，此事却关系重大，直接和社会教化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来，在后人眼中，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如果她入宫之前不是处女，那她为什么不守节，为什么嫁了儿子之后又嫁给父亲？在后人心目中，杨贵妃和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是乱伦，就像唐高宗和武则天一样。所以，这个被打上乱伦印记的婚姻，也就自然而然被解释成为导致唐玄宗天宝年间政治荒废、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一个伏笔了。

    比翼连理

    唐玄宗李隆基是个风情中人，对于感情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专一。他先后爱过很多女人，包括他在迷恋杨玉环时，对于梅妃江采萍也不能忘情，同时还有一位名叫念奴的美女常常随侍左右。当念奴每每执板吟咏的时候，总要眼送秋波，向玄宗传达万种风情，玄宗则总是乐于享受，后来《念奴娇》便成了宫中的一种曲牌。

    唐玄宗即位前，任潞州驿驾，喜欢赵丽妃。随后，又移爱于钱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直至武惠妃。武惠妃40多岁死去，这年，唐玄宗52岁。后宫美人很多，竟没有一个令唐玄宗中意。这对于多情种子唐玄宗来说，无处寄托情怀，无异是一种酷刑。唐玄宗于是郁郁寡欢，时常发怒。直到他遇见儿媳杨玉环，这种落寞的心情才得以改变。

    白居易在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情事的《长恨歌》中，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里面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恰恰能证明唐玄宗在得到杨贵妃之前的一种生活状态——后宫佳丽三千，但是没有一个是他能够为之付出感情并且神魂颠倒的。

    唐玄宗对杨贵妃，有对她美色的爱恋，也有对她才艺的欣赏。杨玉环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善解人意。玄宗极为喜欢，渐渐迷恋，不能自拔。不久，杨玉环专宠后宫，宫中称她为娘子，仪体规制等同皇后。天宝初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何以如此迷人，令玄宗神魂颠倒，“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当然有原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杨玉环如何使玄宗如此迷恋于她呢？是她的天生丽质，肌肤白皙如“凝脂”？是她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迷人媚态？是她的羽服霓裳，能歌善舞？

    要知道，唐玄宗是个风雅之人，熟悉音律，在唐朝诸位皇帝中算是佼佼者。他自幼喜爱音乐，素质高，会作曲，能舞蹈，不少弟子都曾在梨园受过他的训练。而杨玉环身材好，体态美，又擅长旋律快速的西域舞蹈，加之杨玉环是个琵琶名手，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五种乐器开一场演奏会，当时玄宗兴致勃勃，手持羯鼓，杨玉环弹奏琵琶，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于玄宗而言，精于音律的杨玉环当然就显得格外有魅力。

    杨玉环姿容出众，不仅体态丰腴，肌肤细腻，且面似桃花，这对于纵情声色的唐玄宗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然而，最能使唐玄宗如痴如狂地迷恋杨玉环的，应是她有过人的聪颖，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又善解人意。

    正是这种复杂而又多方面的因素，让唐玄宗对杨贵妃有爱恋，有欣赏，有依恋，有怜惜，这种复杂的感情，才是杨贵妃得以获得专宠的原因。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夫妻，这自然是十分美好的，但可惜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帝王之家，他们之间的感情，成了为人所诟病的一段历史——为了和杨贵妃夜夜笙歌，“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放弃了日常的上朝，不能处理政务，那就直接影响了大唐帝国的行政工作，当人们把罪过推到杨贵妃身上的时候，杨贵妃可能自己都不会想到，爱也可以成为罪名。

    另外，因为杨贵妃的关系，杨家的兄弟姐妹都受到了优待，男子都受封成为朝廷重要官员，女子也都封为品级很高的“夫人”，杨氏家族一下子鸡犬升天，这在外朝的士大夫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因为是一个女人的裙带关系而不是男子的功劳造就了这样一个豪门。所以，白居易不无讽刺地说“不愿生男愿生女”，指出了当时人们对杨贵妃家族又是羡慕又是眼红的心态。实际上，就才能来说，靠着裙带关系出身后来成为唐朝宰相的杨国忠并不是一个草包废物，而是十分有行政能力的，他同时兼任几十个职务，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也算得上是一个人才了。但是，人们不注意这些，只注意是杨贵妃带给这个家族荣耀，所以，无论杨国忠做出什么样的成绩，都只能被视为通过不正当途径上台的小男人。

    关于杨贵妃，还有一个传说。据说，杨贵妃十分喜欢吃荔枝，但是荔枝只有岭南一带才有，所以，唐玄宗不惜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千里迢迢从岭南地区运送最新鲜的荔枝到首都长安给杨贵妃吃，就算是耽误了朝廷文书的传递，也不能耽误荔枝的运送。传到后来，杨贵妃吃荔枝的事情，被当作唐玄宗晚年荒淫无道和杨贵妃祸国殃民的一个罪名，连杜牧都在《过华清宫》这首诗里面讽刺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在事实上，荔枝作为后宫采买的消费品，是通过正常的后宫进货渠道买入的，并没有出现挪用朝廷公款和送信人马运送荔枝的丑闻发生，只不过后来的好事者把杨贵妃说得一无是处，连吃荔枝都变成了她的丑行。

    杨贵妃和唐玄宗之间的感情，虽然不像《长恨歌》里面写的那样“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浪漫，但也确实如胶似漆，杨贵妃对唐玄宗没有过多的苛求，只希望唐玄宗永远都宠爱她，否则，以她受宠时的荣耀，向唐玄宗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比如对她的家族、兄弟姐妹进行超出制度规定的封赏，是不难做到的，可是她没有。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们仓皇出逃的过程中，她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这又怎能不使玄宗皇帝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直至抑郁而死呢！

    马嵬惊魂

    如果杨贵妃和唐玄宗两个人风平浪静地度过一生，那么杨贵妃最多被当做一个宠妃存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但历史就是把某些人一下子推到最前台，承受局势动荡时的冲击。杨贵妃，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一场和她毫无关系的安史之乱，被后人认为是因她而起，她本人又因为政治斗争成为牺牲品。她的死，却又被认为是唐朝政治风气转好的一个标志，这如果不是后人见识的荒唐，就是历史本身的荒谬了。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而这场内乱发生之后，引起了整个唐朝政治的地震，原有的太子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东部军将和西部将领之间的斗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摩擦，都在这场动荡之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些事情，任何一件都和杨贵妃没关系，可是偏偏杨贵妃成了这场动荡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她不死，似乎这场内乱就不会结束。

    白居易传颂后世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中，对杨贵妃在出逃途中在马嵬坡事变时被逼迫自尽的事情，仅仅用了十四个字来形容：“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

    根据历史的记载，看上去好像是跟随唐玄宗出逃的士兵们万众一心，要求杀掉杨贵妃来平息民愤，作一个正义的选择。事实上，这场哗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大的阴谋——唐玄宗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李亨和宰相以及唐玄宗之间的矛盾。

    李亨虽然被唐玄宗立为太子，但是他和宰相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好，尤其是后来杨国忠任宰相的时候，每每与杨国忠意见相左。而唐玄宗在进行最后裁决时，大部分时候都是站在杨国忠一边的。可以说，在马嵬煽动军队哗变，杀掉杨国忠等人，然后逼迫杨贵妃自尽，正是李亨对唐玄宗及其近臣进行彻底清算的第一步。

    唐代皇位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如果不能除掉杨国忠，就无法除掉或者逼迫唐玄宗逊位。所以马嵬兵变发生，杨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后队得讯，马上就不再跟着唐玄宗去蜀地避难，而是率领着自己的心腹部队向北进发，到达自己的势力范围朔方军的地盘，至平凉，再转灵武，到了灵武之后就宣布登基，自立为皇帝。

    杨贵妃作为权臣杨国忠在后宫的接应者而被杀，本身只是一个斩草除根的举动，但是为什么她就会被后代描写成一个动乱的根源，不死则动乱不能止息呢？其实，这就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办法，唐肃宗继位之后，自然不能说自己是为了权力杀掉父皇的妃子，更不能说自己是在篡位谋权，于是只能打出一个正义的旗号，说自己是在清除祸国殃民的杨氏家族，为大唐帝国力挽狂澜云云。

    不过，就在这里，有一个千古谜团：到底杨贵妃死了没有？

    如果按照历史的记载，杨贵妃是被缢杀于马嵬坡的佛堂之中，应该可以确定无疑。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唐代官府文书中应该是有明确记载的。而且，马嵬事变，真正的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杨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斩草除根，并且打击唐玄宗的势力和个人尊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大会出现杨贵妃假死的情况。

    野史里面说，杨贵妃自缢之后，当时的禁军将领陈玄礼进行了验尸。其实，杨贵妃既然是以妃子身份自杀，遗体就应该受到保护，外臣是不能验尸的，即使真的要验尸，杨国忠这个大敌已经除掉，陈玄礼决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的前途着想，以一个军人，逼死了皇帝的妃子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就可以判死刑了。所以，正史记载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

    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从蜀中返回长安，当时他已经成为毫无权力的太上皇，只有在深宫中度过余生。据说，唐玄宗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把葬在马嵬的杨贵妃改葬，但是杨贵妃是在肃宗李亨的授意下被逼自尽的，要是通过正常渠道，这是无法办到的，所以改葬之事不能公开进行。于是唐玄宗就派内侍秘密去马嵬进行这一工作。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找到杨贵妃的尸身，只找到了杨贵妃随身佩戴的香囊，于是只能回去禀告唐玄宗，贵妃的尸体可能已经腐烂不见了。

    就因为这样，杨贵妃并没有真正自缢身亡的传说迅速传开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都是根据当时的传说编写而成。《长恨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因为“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已经明确表示了杨贵妃在马嵬的坟墓是没有尸身在内的。而且，《长恨歌》里面还讲到道士见到杨贵妃的地方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按照古人的知识，出海寻访的仙山，大概就是今天的日本，而且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人们都会明白白居易所指的“仙山”是什么。

    对杨贵妃来说，她的生死，并不能承受那么重的历史意义，因为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凡而且简单的女子，即使她被唐玄宗所宠爱，她也只是一个宠妃，而不是武则天、慈禧那样的女政治家。她被推向历史的前台，成为马嵬事变中的关键人物，不过是篡夺了政权的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为了掩饰自己逼父亲退位的丑行所编织出来的借口而已。可是唐肃宗没有想到，在民间，人们更关注的则是杨贵妃作为一个乱世女子的命运。所以，她的生死渐渐成为一个最大的话题，日本的杨贵妃墓，包括日本明星山口百惠自称是杨贵妃后代的行为，实际上包含了人们的另外一重历史观念：政治的对错他们不在乎，只在乎这个有着传奇经历的儿媳妇、女道士、宠妃，在乱世中能否逃过战火的劫难。其实，这是千千万万饱受战火侵扰的人们自己心中的期盼，在他们心中，已经成为乱世祸因的杨贵妃，应该是另外一个代言人——乱世求生的普通民众的命运代言人。

    2。魏忠贤：忠奴权阉

    在古代政治中，有几种人是最被看不起的：阿谀奉承者、栽赃陷害者、昏庸无能者、不知廉耻者。这几类，实际上都是按照政治中的表现进行的归类，看不起这样的人，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缺乏了基本的道德，即便是普通人，也会被看不起，何况是做官的。

    不过，除了这些按照政治表现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因为身份而被看不起的人：宦官。

    为什么宦官会被人看不起？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宦官被轻视的最初原因，就是来自于中国最古老的一种社会认同：家庭。一个家庭里面，要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才算是完整的，而宦官，则无法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因为他们都被通过人为的方式剥夺了基本的性能力。一个健全的人，一般是不会去做宦官的，因为做了宦官，就无法娶妻生子，也就不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社会上对宦官的歧视，应该来自于一种禁忌的文化：对性的重视与对剥夺性能力的恐惧。这种基于人类原始欲望而产生的意识，流传日久，和等级观念结合之后，就形成了一种文化观念，对宦官歧视甚至仇视的观念。

    做宦官者，大多是出身低微的人，所以，在等级制度下，这些人本身就是被看不起的，加上做了宦官，就更加被歧视。

    可是奇怪的是，在历史上，宦官却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东汉时代的十常侍、唐代的高力士、明朝的王振、魏忠贤，清朝的李莲英，都是名动一时的大宦官。而这些人里，在历史上最为著名也最为世人所知的，非魏忠贤莫属。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魏忠贤把持朝政，造成了明朝的政治腐败，迫害了大量有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对明朝灭亡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因为魏忠贤的暴戾、残忍，造成了明代后期严酷的特务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期。

    这些，只是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大多数只是泛泛而论，可是，一个被世人轻视的宦官，真的能撑起大明帝国的局面吗？

    阴差阳错

    魏忠贤的一生似乎充满了矛盾与意外。作为一个宦官，他实在太特殊：一般的宦官都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22岁，自阉入宫。他出身于贫寒之家，进宫前他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排行第四，所以人们称他魏四。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

    魏忠贤的自阉入宫，后人看来是个十分荒谬的事情。一次赌博输光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四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支撑这一时冲动的，是他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籍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受罪。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经过重重的困难，他终于找到了门路，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赶上了万历十七年最后一次挑选。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成了惟一一个入选者。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偶然。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不定，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修成正果。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王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有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刀如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重任在肩

    因为意外而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实在是没有作好处理朝政的准备，这不但是因为他年纪很小，而且这个孩子对政治还十分厌恶，因为那是他根本没有触及过的事情，远不如在后宫玩耍有趣。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可惜，对于总揽帝国全权的魏忠贤来说，他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所以，即便魏忠贤的才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子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谪外调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魏忠贤心中惶惶无主。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天启皇帝坚定地站在了魏忠贤一边，维护魏忠贤的权威。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

    神圣家族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

    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天启五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冷笑：“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为了保持自己的自信，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听取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

    仓皇谢幕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魏忠贤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有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胜过什么岳庙关庙。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做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悖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23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60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在天启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为大恶之人，本应凌迟处死，但因为先皇丧期未满，所以从轻发落，让魏忠贤去凤阳守明朝祖陵。失去了一切权势的魏忠贤只能服从命运，在流放的途中，得知皇帝要杀他，便自行了断，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大起大落，看上去是一个荒唐的传奇，实际上，在君主政治下，这些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而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却对此束手无策，不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抗拒这一现象，就是用自己的无耻来逢迎这一现实，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想过怎么样去在体制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只能守住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宦官不能干政的条例，殊不知，那既然是皇帝定下的，皇帝就有权力违反。

    明朝是一个士大夫和忠臣最多的朝代，也是一个宦官专权最鼎盛的时代，魏忠贤被选为这个朝代的形象大使，其实，是和明朝士大夫在其中的“贡献”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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