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凤英

    他率先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他顶住压力为张志新平反昭雪；他主政广东实践改革开放；他在退休后未敢忘忧国。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大将”任仲夷。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任仲夷是一位标签式人物。在改革开放初期，任仲夷先后担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20世纪80年代初，任仲夷在广东这块试验田上大胆推进改革开放。广东和深圳特区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任仲夷一时成为中国改革的风云人物。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任仲夷则是优秀的工程师，是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他也因此被人称为“改革开放的大将”。

    任仲夷是率先起来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少数省委第一书记之一

    1914年9月，任仲夷出生于河北省威县，青年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仲夷先后担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军分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当时没有第一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仲夷经历了人生中第二次劫难（按：第一次劫难指的是1943年11月，任仲夷在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抢救运动”的受害者，过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软禁”的生活）。作为黑龙江省内最大的“走资派”，任仲夷遭到大至十几万人、小至几千人，多达2300多次斗争会批斗，最后被下放农村劳动。1972年6月，任仲夷得到“解放”，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权利，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3月，任仲夷离开了工作了26年的黑龙江，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8年9月，任仲夷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两个凡是”的极左思想还严重束缚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1977年7月，任仲夷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阐述了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观点。他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鲜明地举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揭开真理标准大讨论。5月14日，任仲夷即着手撰写一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6月30日，任仲夷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和根本态度，我们必须坚持。8月，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刊物《理论与实践》在1978年第8、9期合刊发表了任仲夷撰写的《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9月9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任仲夷的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当时的“诸侯大员”中，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们三个人，率先为真理标准而呐喊。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9月，邓小平来辽宁视察，任仲夷全程陪同并代表省委汇报工作。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最大的问题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仲夷把《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送给小平同志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任仲夷立即传达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带领省委领导班子推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

    实践真理：任仲夷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任仲夷的主持下，捍卫真理的英雄张志新得到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任仲夷1977年3月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这件事情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任仲夷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

    1979年3月9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了对张志新案复审的汇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冲破重重阻力，决心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刮起一股极左思潮的逆流，要否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任仲夷还说，“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从我来说，听了觉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别人的事我没有干过，但像她那样坚持真理，我还做得不够，值得向她学习。”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任仲夷曾请当时在辽宁视察工作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为张志新烈士题词，但是华国锋不表态。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与此同时，胡耀邦则给予任仲夷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迅速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2005年5月是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的日子，《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发表了纪念张志新的文章。这篇稿子是原在辽宁省委宣传部任职的干部写的，任仲夷读到后很赞赏，便给《炎黄春秋》杂志社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该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

    “这个问题马克思怎样说？”：任仲夷实事求是

    邓小平在辽宁视察时对任仲夷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任仲夷记得很清楚，小平同志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任仲夷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任仲夷提倡农民致富，率先提出搞活农贸市场；主张对企业放宽政策，松绑放权；主持制定了辽宁省发展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十条”。对群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就业上学，任仲夷事事关心。1978年10月，辽宁历史上第一次以省委名义召开了城市住宅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根据小平同志关于“走出去，引进来”的要求，任仲夷突出抓了辽宁对外开放。1980年，任仲夷向中央建议在大连建立特区，可惜未被批准。1984年，党中央批准将大连列入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推动了大连的对外开放事业。

    任仲夷1977年到辽宁不久，就提出“农村抓富”的口号，并在全省发动一场“要不要富、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么样富”的大讨论。对此，《辽宁日报》进行了大幅报道。可事隔不久，到1979年初，全国一度出现了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倒春寒”。一时间，“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可能诱发资本主义势力泛滥”之类的声音甚嚣尘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批驳这种错误思潮，《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在报社领导支持下，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农村形势述评，发表在5月13日《辽宁日报》上。三天之后，《人民日报》又在一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了这篇述评，并加上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予以肯定和支持，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莫把开头当过头》见报后，不少干部纷纷议论：“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在这种情势下，作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我完全赞成范敬宜这位记者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会后，任仲夷亲自来到《辽宁日报》社，要见一见“这个记者”，以此表示支持。

    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任仲夷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之一。1982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边走边唱，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因此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有的报纸连续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台风”，还为此写了内参。辽宁的同志很紧张，中共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对此拿不准。总编辑赵阜就派记者范敬宜向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请示。任仲夷听完范敬宜的汇报后沉默良久，忽然很认真地问：“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讲的？”范敬宜没有料到任仲夷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只好回答：“这我可没有听说过。”“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接着，任仲夷很严肃地说：“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那我们报纸怎么办呢？”范敬宜有点着急了。任仲夷笑了：“那是你们总编辑考虑的问题。”回到报社以后，范敬宜没敢照实传达任仲夷的原话，只是说了大意，把最尖锐的部分略去。范敬宜在1986年至1993年期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到1998年期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如今是全国人大常委，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执掌南粤大地，排除重重阻力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呢？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研究，最后确定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时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去担此重任。

    在任仲夷和辽宁省委一班人的领导下，短短两三年的工夫，辽宁大地就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任仲夷从思想理论上，从胆略气魄上，从领导艺术上，都表现出卓越非凡的勇气。让他到广东挑起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担，可谓理想的人选。多年以后，当被问及“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任仲夷说：“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在任仲夷主政广东的5年时间里，他大胆地提出一些在今天看来再平淡不过，但在当时却不亚于石破天惊的理念，勇敢地排除“缓改革”的理念，提出了“先行一步”的观念，使广东走在改革开放前沿。到广东工作后，任仲夷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缓改革”的阻力。

    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听了以后，感到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任仲夷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所以不能“缓改革”。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所以不能“抑需求”。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搞经济调整，广东遇到了较大的困难。但由于以任仲夷为首的省委政策对头，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实现了在全国“先行一步”。

    1982年1月，任仲夷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1982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部分试营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了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任仲夷1980年到广东工作时，广东的个体户已相当多，雇工上百人的都有。这是个敏感而又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2人，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怎么办？任仲夷要求广东社科界着手研究。当时正做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经济学家郑炎潮听到这个消息，即把自己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寄给任仲夷。任仲夷很兴奋，认为论文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为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秉承这一思路，任仲夷在广东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改革。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从广州出发到香港，改变了过去长期限制内地居民接触外面世界的状态。1984年1月1日，中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广深铁路公司成立，从此突破了传统建制模式，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管理体制。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连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都要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在任仲夷的推动下，到1983年，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到1985年任仲夷离休时，广东市场调节的物资已达到80%，深圳、佛山高达90%，在大陆各省市位居前列。

    主政广东期间，任仲夷多次要求办好深圳、珠海以及汕头经济特区，并主持下发了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了蛇口工业特区4个具有政府性质的权力，让其大力吸引外资及发展外贸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种种非议也纷至沓来。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某省一位官员在参观完深圳后回家痛哭，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任仲夷思想开放，作风开明。不少老同志都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许多年以后，人们还记得任仲夷当初如何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广东做了许多好事。一位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这样写道：“见过任老，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惊异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官员之间能量的巨大差异。他的力量，出之于平易中而深邃、创新中而切中实际的思想；在于那种眼观全局、鸟瞰式的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和驾驭能力。”

    “与时俱进”：任仲夷的晚年生活

    主政广东的五年，是任仲夷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1985年，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凡年过68周岁的中央委员，一律辞去中央委员及行政职务”的决定，任仲夷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他并没有就此走进历史，仍执着于践行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不断地奔走呼吁。那些凝聚了他数十年革命和改革底蕴的呼声，不仅引起各方的火热回响，也为他赢得了改革实干家之外的赞誉。

    1992年10月，任仲夷同志从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依然十分关注党和国家的事业。在1997年83岁高龄时，任仲夷以高票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称此不寻常的佳话，是由于他“德高望重，众望所归”。

    2002年，已是88岁高龄的任仲夷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在十六大召开期间，任仲夷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先伸出了三个指头，又伸出了一个指头。他幽默地说，“三个代表”，一个都不能少。任仲夷认为，“三个代表”是防“左”思想武器，是防止和避免重犯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左”的错误的一种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任仲夷对此非常赞同。任仲夷说：“这次‘三个代表’要写进党章，表明它是长期任务；‘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仍然留在了党章里，说明它同样是长期任务。把‘三个代表’纳入党章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很好。”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后，任仲夷多次在老干部座谈会上阐述自己对“和谐”二字的理解：和是人要解决温饱，谐是人人皆可说话，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广东一位退休的高级干部说，任老的这一解释，成为广东老干部圈子里的佳话，大家都说好，很好地解释了“和谐”二字。

    任仲夷性格幽默，语言风趣，常常在文章和讲话中，不时插入成语、谚语、诗词等，赋予新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妙趣横生，不仅增添了文章和讲话的文采，也使他阐述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道理，在人们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晚年任仲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到老年，更不要把名利、财物看得太重。这既有利于保持晚节，也有利于身心健康。任仲夷有句名言“凡事顺乎自然，遇事处之泰然”，他解释说：我说的“凡事”，是指一切事物，特别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顺乎自然，就是要顺应客观规律去办事。任仲夷生性达观坦然，1983年11月切除胆囊后，笑言自己“浑身是胆”。1993年，因为胃癌，任仲夷的胃被切除了百分之八十。任仲夷依然幽默不减，自谓从此“无所畏（胃）惧”。任仲夷一目失明，只有一目可视，他自嘲为“一目了然”；他一耳失聪，另一耳可听，他自嘲为“偏听不偏信”。

    在中共十五大召开期间，任仲夷应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之邀造访报社。离开时，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江绍高同志说了一句：“祝任老健康长寿！”不料任仲夷突然停止脚步，正色说道：“你这话说得不好！”大家都愣住了，问他为什么。任仲夷说：“凡是被人说健康长寿的，都说明他快要‘差不多’了。哪有对少先队员说‘健康长寿’的呀？对少先队员只能说‘天天向上’嘛！”说罢，他立正举手行了个少先队礼。任仲夷的确是在“天天向上”，一直都在不懈怠地前行，继续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排头方阵里的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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