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岩

    1955年10月8日，一艘美国邮船靠在了香港码头。

    一位身材不高、眼睛明亮、仪表严肃、年纪约40多的男子，像要会见什么特别重要人物似的，急匆匆地走下舷梯，双脚稳稳地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他不由得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像是在说：回来了，终于回到祖国来了！

    他，就是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的钱学森。

    一

    钱学森于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亲到了北京，先后在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读书，1929年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第二年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和布哈林的《唯物论》，从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讨论会中，知道了中国存在有红军和解放区。

    1934年夏，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的公费留学生，翌年8月从上海乘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读书。美国航空工厂排斥中国人实习，钱学森在一年之后只好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与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

    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的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导下，注意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的对象，又注意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之中去。他特别注意参加冯·卡门每周主持召开的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从而使自己创造性思维得到很好的锻炼。

    空气动力学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也叫做可压缩流体力学，其重大意义在于为跨过声速的飞行奠定基础，指出了发展超声速航空器的方向。钱学森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独立思考，深钻细研，在空气动力学方面作出了贡献。

    1936年，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人一道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之后参与了美国早期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火箭，如1945年“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后来的“下士”导弹研制工作。

    1938年，他与冯·卡门合作，进行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数（马赫是指物体运动速度与声速之比）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并提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后来发明的垂直起飞的火箭就与此有关。

    1939年6月，他完成了加州理工学院博士论文《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文章的写作，获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任该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直到1944年。

    1939年，他针对当时试验飞机模型的风洞，风速一般都较低，不能测定飞机在高马赫数飞行时表面受到的压力，极需要一个从低马赫数风洞实验结果修正到高马赫数的方法，尽管L·普朗特和H·葛劳渥提出了第一个近似理论，但不够完善这一问题，发表了关于可压缩流体二维亚声速流动的研究结果。这一结果和冯·卡门于1941年发表的关于空气动力学中压缩效应的研究结果，被称作“卡门——钱学森方法”，此方法能给某一速度范围内的试验以满意结果，能应用于高速流动，特别是应用于计算作用在翼型上的诸力。

    他和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发现对高速飞行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过去人们留意的下临界马赫数。这实属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

    他和马林纳及一些热心于火箭的人，从1930年代后期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开始了火箭研究。他在喷气推进与航空技术领域的研究上，作出了特别卓越的贡献。

    他在固体力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钱学森就向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戴中孚说过，他在美国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正是抱着为祖国服务的信念，钱学森刻苦努力，加上他的聪明天赋，使他的学习成绩不仅比美国学生好，而且比同班的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好。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任助理研究员期间，又从事了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1940年，钱学森独立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并在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论文，算是出了师。从此，钱学森作为冯·卡门的助手，开始了新的科学研究，并帮助冯·卡门指导研究生的论文。

    二

    在科学研究上，钱学森是积极而深入的，有一股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劲头。

    早在1939年，美国空军就开始重视和支持对于火箭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尤其是美国遭到日本对珍珠港袭击之后，美国军方对火箭导弹研究就愈加重视，遂于1942年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由于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美国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参加机密性工作的限制，因而钱学森就成了这一训练班的教师之一，教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不少都成了美军中从事火箭导弹研究与操作的军官。

    美国陆军于1944年得知纳粹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就委托冯·卡门领导研究远程火箭，开始设计美国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在这一研究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他把林家翘、钱伟长请来，共同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等研究。同时，他还担任了美国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并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讲师。

    钱学森的才能和科研成果，受到了冯·卡门的赏识和重视。他说：钱学森“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心物理图像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因此，冯·卡门在1945年初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提名钱学森为团员。咨询团在为美国空军提供一个远景发展意见的研究中，钱学森从中学到了从远处和大处设想科技发展问题的方法。在这一时期，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果和经验，成了当时一位很有知名度的科学家。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第二年年初，年仅36岁的钱学森成为该院的正教授。同年回国探亲，9月与旧中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第三女蒋英结婚。蒋英生于1920年9月，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是女高音声乐家。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取得节节胜利，可爱祖国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一直关注着祖国的钱学森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美国当局不同意，直到1949年才获得批准。他要辞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当局也不同意，直到1949年秋天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技术教授和该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职务之后才获准辞职。

    在就业较难的美国，钱学森辞掉一些职务竟会这样困难，完全出乎他的预料。联想到了回国，他预感到决不会一帆风顺，但从未想到竟会一拖就是好几个年头！

    三

    在加紧回国准备的日子里，钱学森收到一封召唤他回国的来信。这封信是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同信还转来香港大学教授、中共党员曹日昌于同年5月14日专门写给钱学森的信，信中转达了即将解放的祖国需要他回国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召唤。也就在这时，钱学森还看到周培源写给林家翘的信，信中介绍了北平西郊解放时的良好情况。钱学森回国的心情更迫切了，返回祖国的准备工作加快了。

    就在这时，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掀起一股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学院也被涉及在内。

    早在1937年秋天，钱学森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第二年，就认识了热心火箭技术研究的同学F·J·马林纳。经好友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该院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认识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该小组每周有一次例会，经常讨论时事，以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为讨论会的主题。还曾学习讨论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于1938年冬就解散了。没想到时隔十余年后，旧事又被重新提起，威因鲍姆被抓进了牢狱，钱学森因此而被怀疑。美国政府指控钱是威因鲍姆的朋友，诬陷钱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是非法入境者，因而1950年7月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工作的资格，把他作为异己分子扣留在特米那岛，企图改变他的思想。

    作为研究尖端技术的科学家，不让参加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这比什么都痛苦，加上新中国如火如荼大搞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消息不断传来，钱学森回归祖国的愿望愈加强烈了。他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准备不再返回，但是当他一家就要出发的时候，美国当局又把他拘留了起来。在美国的同事和朋友对此十分震惊，两个星期后将钱学森保释出来，美国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还是对他进行迫害，他的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

    回国不成，钱学森在继续争取的同时，想方设法从事科学研究。

    早在1940年代，他就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缩短了飞机跑道。1949年，他又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的概念和核火箭的设想。1953年开始研究行星际飞行理的可行性，这一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即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二级运载工具的能在天地间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

    “工程控制论”是钱学森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认真研究和创建的一门技术科学。他全面观察和深入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的实践，敏锐地发现和科学地提出指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理论和方法，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他先驱性地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于1951年研究了“一种探空火箭的最优推进的设计”，即求出探空火箭的最优弹道问题，也就是说，要求出一条理想弹道，在相同燃料消耗条件下，使火箭所能达到的高度最大。

    1952年，钱学森研究过如何利用反馈控制的方法，使火箭发动机中的燃烧过程稳定，非常科学地建立了描述燃烧室压力变化规律的方程。

    1952年，钱学森发表的“长射程火箭飞行器的自动导航”研究成果，是弹道摄动理论在变系数线性控制系统设计中的科学应用。早在1951年R·德瑞尼克就对这种理论在远程火箭控制问题上的应用作过研究，但钱学森的研究成果比德瑞尼克的结果更完善，且包含了自动导航的内容。

    1953年，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物理力学这一概念。他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从而节省大量人力和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因有这样的研究，他在回国后编成了《物理力学讲义》，于1961年出版。

    1954年，钱学森在美国麦克劳·希尔图公司出版了英文本《工程控制论》。1956、1957、1958年，先后被译成俄、德、中三种文字出版。此书奠定了工程控制论的基础，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推动了自动化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1980年，钱学森委托几位中青年科学家对此书作了修订，使更臻完善的工程控制论对于推动电子计算机技术革命、核能技术革命、航天技术革命、光子技术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钱学森是抱着为祖国服务的信念去美国学习的，因而，他不管环境如何，遭遇如何，总是潜心求知，从而研究和掌握了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随时等待获得机会回国，为祖国的富强奉献才华和智慧。

    四

    1955年6月，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的监视，给在比利时的亲戚寄了一封写在小香烟纸里的家书，其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尽快离美回国。陈叔通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就把信送给了周恩来总理。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以钱学森的来信为依据提出交涉，这才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允许他回国的通知，兴奋异常，便和夫人蒋英带着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向他的老师告别。冯·卡门充满感情地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钱学森终于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途，可是当他登上美国邮船向美丽祖国航行时，仍被当作犯人对待。美国当局如此对待钱学森，是出于对他才华智慧的恐惧。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曾经说过：“我宁肯枪毙他，也不愿放他回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五个师。”对于这样一位尖端科学奇才回国，美国当局当然是既恨又怕的。

    钱学森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时曾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穿过大洋上的风雨，踏碎万里惊涛骇浪，1955年10月8日，美国邮船终于靠紧了祖国领土香港的码头。从这一刻起，钱学森一家真切地感到了祖国的温暖，感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中国旅行社根据上级的指示，对钱学森一家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照顾。到了广州，又受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的接见，并派人陪同他们参观游览。然后，经上海，过杭州，最后到达北京。

    1956年年初，钱学森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同年2月1日，毛泽东设宴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坐在自己身边，进行了热情的谈话。2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给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从此，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祖国导弹和航天事业。

    1959年，经杜润生、杨刚毅同志介绍，钱学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近30年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在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钱学森为祖国的导弹事业、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科学工作者的尊敬。

    1979年，钱学森荣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5年，钱学森荣获全国科技进步特别奖。

    1986年4月11日，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全体会议上，钱学森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决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称他“在有关火箭设计的研究工作中，为发展喷气推进引入了钱学森公式。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先驱的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他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然而，面对来自美国的这些荣誉和奖励，钱学森不仅没有去参加会议，而且也不去受奖。为什么自1955年离开美国之后，钱学森决心不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1985年3月9日，他在写给我国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中作了明白的回答。他说：“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钱学森在1982年还说过：“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是全国人民支持、千万人辛勤劳动、党和国家领导的结果，我个人不过是恰逢其会，做了一点点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作为一位爱国者，这就是钱学森对于祖国、对于荣誉的态度。具有这种正确态度的人，是能不畏艰难扑向祖国宽大温暖怀抱的，是能攻关夺隘为祖国无私奉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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