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蓉芳

    正如注定今生与排球有缘一样，我跟郴州也算是有缘。屈指数来，我已8次到过郴州，其中1979年、1980年、1981年、1984年4次到郴州参加集训和冬训；1983年在两夺世界冠军后，随队回访；1986年，我来郴州探亲，当时我爱人胡进任女排助理教练，与邓若曾教练一道率中国女排在郴州冬训；1988年，我时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来郴州检查新组建的女排的工作；1991年，我到郴州参加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10周年纪念”活动。每次到郴州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令我难以割舍和忘怀。

    卧薪尝胆 苦中寻乐

    第一次到郴州是1979年10月，中国女排首次到郴州，为同年12月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作赛前封闭性训练。在此之前，我对郴州没有任何印象，不知是个什么地方，当领队和教练宣布到郴州集训的决定，我感到既陌生又新鲜。可到了郴州，没想到当时的郴州城在群山环抱之中，显得那么宁静那么小巧，特别是没想到郴州训练条件会那么艰苦。

    那时，我们住的是潮湿的平房，有间房子供放电视，有个小卖部，活动场地就是两个小棚子训练馆，旁边有两个游泳池，很简陋。因健身房场地小，每次训练体能，还得搬出杠铃等在外面进行。第一天训练，走进棚馆，还感到挺新鲜，挺高兴。但一上场地心里便叫苦，地板高低不平，有的木板还有刺。一天下来，我裤子磨损了，脚上划了半尺长口子，出了不少血。第二天，我们便跟基地工作人员一起整修场地，用砂纸磨了个遍，两手累得特酸。

    到1980年冬训，由于当年郴州雨水特多，气温很低。住房虽然安装了暖气设备，但房子漏风，比北方的风还厉害，直往身子骨里钻，特别冷。我们就用厚棉布挡住窗口，身上盖两床被子，那被子的面子是一大朵一大朵的花，里子是条纹的，很土。被子发沉，盖得气也喘不上来，外面冷，又潮湿，一钻进被窝就不想起来。基地为了给大家烤火驱寒，弄了些木炭，木炭来了，大家抢着选大的好的烧。记得好像亚琼和另一队员还因碳气大中了毒，我们就向她俩开玩笑：“这下好吧，你们尽选好木炭，太贪了吧，中毒了吧！”雨水特多，当然感觉太阳特少，一到出太阳，大家特别兴奋，赶紧搬凳子出来晒太阳，在阳光下写东西。那年在郴州集训60天，只放了半天假，半天还得准备业务考试，训练抓得特紧。

    虽然每次到郴州训练都特别苦，但大家目的明确，知道教练的用意是要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卧薪尝胆，打好排球翻身仗。因此，大家都很自觉，很能吃苦，也能苦中找乐。

    1981年1月，为备战同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后因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未参加），我们又来到郴州冬训。那时，基地安装的暖气设备，还没有完全弄好，一送气，暖气片就“吱吱吱”作响，吵得睡不着觉。有时真恨，就拿鞋子去敲暖气管，可敲也没有用，照样响。没法，就这样来点阿Q精神，把暖气片的响声作催眠曲，慢慢地，倒也习惯了。那次冬训，有天晚上，郴州下起了大雪，第二天起来，屋外一片银白，雪特厚，树上挂满了雪冰，有些树枝也被雪压断了。我们特别高兴，大家吵吵嚷嚷跑进雪地，玩了一会儿雪仗。那年，我第一次在郴州过春节。记得除夕那天吃年饭，我感觉就像我们四川农村那样亲切，先来几大碗汤，又上几大碗菜，好丰盛的，还发了很多花生和一种叫“雪枣”的糯米做的糕点，那“雪枣”特甜，丢到嘴里就溶化了。基地给我们买了鞭炮，我们高兴地爬上游泳池跳水台放“冲天炮”，在地上放“地老鼠”，“吱”地一声，冲了出去，在远处或空中“叭”地一爆。有的队员怕响，一点上引火线就赶忙捂住耳朵，挺好玩的。那时，整个基地就一台电视机，我们一大群人就围着看，还看得挺认真，教练却要我们爬苏仙岭，邓若曾教练还哄我们说：“到了山顶，有好东西吃”，可气喘吁吁爬上山顶，也就只有茶水卖。

    战胜自我 最后一搏

    1982年底，我得了胰腺炎，在成都治疗时，天天打点滴，漱口也站不稳，人瘦了10多斤，周围的亲戚朋友劝我别干排球了。但我想，1984年是第23届奥运会，正常的话，我要干到那时才退役，参加奥运会并取得好名次是运动员一生最大的追求和荣耀，再怎么样，我也得坚持到参加奥运会后再说，否则，我将遗憾终生。因此，我还是回到了北京养病，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当时自己也没底，但期盼着快点恢复。

    1983年在第3届亚洲女排锦标赛上，我们输给了日本，冠军丢了，我和郎平特别痛苦，哭了很多次。我身体有病，不能吃肥肉等，恢复体能慢，心里很矛盾。

    1984年春，队伍又拉到郴州进行冬训。那时，郴州基地已建了新训练馆，改建了运动员宿舍。我们住在二楼，条件有所改善。但那年冬训，对我是最严酷的考验，当时队里就5个老队员，而我伤病多，又面临奥运会后退役，不知何去何从。四川肯定不会放我，我男朋友胡进又已回辽宁。辽宁也不会放他，我不知在哪安家。加上新队员多，赛事压力大，那时，我真实地感到：什么才叫度日如年。记得当时我弄个大卡片，写满冬训的日子，过一天划掉一天，心急地期盼冬训早日结束。有时还倚窗凝望树叶在风中飘零，感到人生如叶子，绿了又黄，挺凄凉的。

    有天晚上，袁伟民指导找我谈话，要我好好挑起队长这副担子，我当时心情很坏，就没好气地顶他：“我不干，谁想干就谁干。”他说：“干，也得干；不想干，也得干。不但要干，还要干好。”我那时人很单纯，有困难不便跟领导讲，就闷在心里。袁指导跟我一直谈到晚上11点多。我回到宿舍，心里感到特别苦闷，就找郎平，想跟她说说话，怕吵着别人，我俩蹑手蹑脚出了宿舍，来到游泳池旁的大树下聊，郎平当时是副队长，也感到压力大，我俩就相互诉苦，边诉边掉眼泪。诉着诉着，我俩又不约而同地想：怎么办，总得干呀，再说袁指导压力更大。我们是队里的老队员，为了减少教练压力，带好新队员，我们没有别的路走，只有干，而且还得干好。就这样，两人互相诉苦又相互做工作，把精神振作起来。聊着聊着，突然一道电筒光打来，把我俩吓一大跳。原来是守门的大爷见大树下两个人影晃动，还有断断续续的说话，就过来查个究竟。我们说是队员，大爷说：“我还怕是小偷呢。”我俩回到宿舍，一看表，已是凌晨1点多了。

    那次，训练也特别苦。上午、下午、晚上三堂课，有时下午练完了，吃过饭，澡也不洗又练上了；有时晚上不练也是业务学习会；有时下午没练好还得补课。说真的，那时我感到在精神和体力上的付出都到了极限。

    但我终于战胜自我，很负责地挑起了女排队长的担子，作退役前最后一搏，我终于坚持下来了。那年，我们参加了第23届奥运会，并夺得了金牌，实现了“三连冠”。

    既练球技 更学做人

    1991年10月，郴州举办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10周年纪念活动，我、郎平、曹慧英、孙晋芳、杨希、陈亚琼、张洁云、梁艳、朱玲、周鹿敏等当年的老队员汇聚郴州。大家很激动，特意跑到过去住过的老宿舍去看，在棚馆照相。忆起当年在郴州的诸多往事，历历在目，感到非常亲切。

    那些年月，大家并没有响亮的口号，但都在尽心尽力，为冲出亚洲、争雄世界尽最大努力；那些年月，大家关系特别融洽，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就像同胞姐妹一样，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相互关心；那些年月，大家性格兴趣也不尽相同，也不可能相同，但大家都能为事业、为集体而求得一致，都能成为好朋友，这一切都与教练不仅教我们打球，更教我们做人是分不开的。记得基地为了保证我们的营养，1979年和1980年集训时，每天用白瓷钵子给每人蒸一只童子鸡，开始我们喜欢吃，可吃多了就腻了，都不愿吃，袁指导就说：“这鸡你们感到吃腻了，可知不知道，这是郴州人民的一片心意，人家想方设法保证你们的营养，我们可不能辜负郴州人民的情意，大家要想办法当任务吃下去。”袁指导还经常开导我们：“个人提高，集体才能提高；集体一致，个人才有用武之地。团结拼搏精神不是你打球的才需要，才有，这种精神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这些话，对我们的影响至今也还是很管用的。

    从理想到行动有一个过程，女排精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不断积累，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滴，渗透到每一分每一秒和每一个动作中，最后才显现出来。在郴州我们既练球技，又学做人，这对我的性格意志的培养起了很大作用。记得退役后，我有次坐火车从成都到广元，车上挤满了人，没有位子，后来，列车员拿了张折叠椅让我坐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对此，我感到很满足，觉得自己只是个平平常常的人，不能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所有荣耀和光环，只有在女排这个集体里才能真正体现和存在。

    郴州人 郴州情

    1979年的郴州比较落后，市区很小，但人很好，情感质朴，待人真诚，热情。郴州基地在此之前，没接待过国家队，也不知怎样弄。厨师老问我们想吃什么，想方设法去弄，基地领导和服务员每天为让我们吃好而奔波。记得那时，我们吃猪肝猪肚特别多，每个房间放一大筐橘子，我们开始尽捡大的吃，每到训练完后，大家就抢着闹着玩，吃到最后，剩下的小的已不能吃了。盛菜的都是土碗，一上就是七大碗八大碗的。基地还为我们每人做了两件花布背心，穿在外边，以减少衣服磨损和地板倒刺扎人。基地唐卫奎主任既是主任又是工作人员，总是以身作则，抢事干，没分什么领导不领导的。唐主任经常来看我们训练，生怕器械砸伤我们的脚。基地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去找市里找地委。这也带动了基地同志齐心协力做好工作。基地的团结奋斗精神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基地对困难从不回避，从不扯皮，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同时，我们艰苦训练的行为对他们也是一种激励。基地的同志经常等下课后，帮我们拿东西、做事什么的。守门的老大爷对我们也很好，有信件就喊，还送到手上，不经我们同意，从不让别人进来。

    郴州有很多女排球迷。记得有个姓姜的干部，特别喜欢排球，每天都来看我们训练，找教练聊聊。每次我们去郴州或离开，他都骑自行车到车站接送。他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爱女排上面，有时写点诗给我们打气什么的。他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贯支持关心女排，虽然有点啰嗦，但关心喜欢这支队伍却系出自内心，有次他还跟唐主任说：“你是基地主任，我是郴州主人，女排是国家女排，关心女排就是关心国家。”真是爱得心痴感人。

    在郴州的时候，我们跟领导和服务人员的关系都很融洽，有的还成了要好的朋友。我跟黎贵辉就是在那种特定环境下认识而成为好朋友的。那时，她在基地小卖部工作，我们经常去买东西，通过接触，觉得她人很好，耿直、善良，性格合得来，从那时到现在已18年了，我俩关系一直不错，大家现在都挺忙，也还经常通通信或打个电话互致问候，有时几年不见，感情却在加深。记得当时郴州有“白沙液”酒卖，但挺俏，我走时托她买了两瓶，现在还在柜里存放着，1981年春节，我还去黎的母亲家吃了一顿饭，好多菜，挺丰盛的。还吃了郴州的年货——一种叫“套花”的油炸食品。

    1991年回到郴州，郴州已经比较繁华，我们又登上那位于郴州城东郊的“天下第十八福地”——苏仙岭。市二中学生爬在围墙上看我们，挤得墙都倒了，那次活动组委会负责人曹副专员的儿子还因此弄破了头，当时我们想去看望，他们拦住了我们。上了苏仙岭，我们对苏仙观内水池中的石龟扔硬币，我一扔就扔进龟嘴，大家都说我手气好。我当时想，这苏仙岭果然有灵气，特别是对那些不怕吃苦和吃过苦的人，从不吝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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