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

    一

    1979年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后，中国女排作了调整。教练、领队决计带我们在年底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女排锦标赛上夺取冠军，冲出亚洲。为了排除干扰，集中精力，他们把我们从北京拉到外地去进行赛前集训。也许因为张一沛领队是湖南人的缘故，加上郴州在京广线上靠近广东吧，1979年10月至11月，我们南下到郴州练了2个月，然后从郴州直接去香港参加亚锦赛。过去，我从来没听说过郴州这个地名，到了郴州才知道“郴”字怎么念怎么写。对基地那个院子印象特别深，因为它在公园里，院子里树多竹子多，训练馆是用竹子、油毛毡搭的，而北方是没有竹子的。竹棚子，还有游泳池、跳台、看台和池子边上的棕树，好像不是排球基地而是水上基地似的。

    1979年那次集训是秋天，气候不错，我们还能下游泳池打水球。1980年和1981年春包括1984、1986年集训时，老天似乎变了脸，给人老是阴雨绵绵的潮湿印象。我是北京人，最休一天到晚粘乎乎的，浑身不自在，老盼着出太阳，一出太阳最高兴。中午不午睡，赶紧搬张藤椅坐到宿舍外边或游泳池边晒太阳。有时黄昏停电，就点上蜡烛晚餐，吃童子鸡。童子鸡，就是还没开叫的小公鸡，基地人说这能活血补气，天天一只都吃腻了。女孩子，每天流几身汗，水里捞出来似的，多想吃点爽口的呀，但没办法，为了长体能还得硬塞进肚子里，后来就吃半只。每天一起来，吃过早餐就钻进竹棚馆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也不知道，一下训练就盼着家里和同学的来信，争着去问传达室的老师傅：“师傅有我的信吗？”师傅就开玩笑：“有，你姓郎，叫郎平。”身体素质训练在游泳池看台底下，泥土地面（三合土）很潮，不通气，杠铃杆、铁饼、哑铃都生锈，人进去不开灯就像在黑洞里。所以只要不下雨，我们都把器材搬到游泳池边上练。

    1983年夏，我们重返郴州，新队员们看到高大宽敞的新训练馆，附属房的鱼池、喷泉、荷花，看到蓝天白云下碧蓝的游泳池、拱起的跳台，很兴奋。但参观了竹棚馆后，她们又感慨，简直不能想象老队员打世界冠军，是在绵绵春雨中的简陋竹棚里练出来的。

    二

    我们每次到郴州，都是有重大比赛的任务，都是封闭式集训，一天到晚关门训练，枯燥得要命。我那时喜欢在晚餐后的片刻休息时间和队友一起拿点面包屑、馒头屑，从小门进入公园顺着林荫道、花径，去猴山、金鱼池逗猴儿、喂金鱼，放松放松。但不敢呆久了，一会儿晚上又得训练、业务学习了。1980年集训时我才19岁，最盼望周末晚上来临，就可以拿张椅子到电视房抢座，看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但队里越抓越紧，周六晚上常去市里的灯光球场打教学比赛。打完比赛回基地吃过夜宵，洗了澡就赶快上床休息，因为第二天又有大运动量训练了。

    唯一的一次外出调整，是一个星期天上午登苏仙岭。邓指导说山顶上有苹果树还有别的水果树，已经联系好了，爬上去可以摘了吃。我们一班人那时太单纯了，争先恐后顺着石阶使劲爬，据说有1000多级（1720级）。结果我们这批傻瓜蛋气喘吁吁爬上去后，连个苹果的影子也没见着。后来想想真好笑，南方哪儿长苹果？春天又怎么长苹果？教练是把这唯一的一次外出调整，安排成一次身体素质训练了。

    到1981年集训，抓得更紧，只有几个周六晚上和春节初二白天，安排到市人民电影院、郴县电影院、地区电影公司看过电影。周六晚上看电影还不能超过10点，因为有时星期天上午还得练。到电影公司看的还是纪录片《第二次交锋》，是拍的我队1980年5月在南京国际邀请赛上同日本队的比赛实况。袁、邓指导需要我们加深跟日本队比赛的印象，好在年底的世界杯赛上跟她们交锋。到1984年集训，抓得还要紧，70天只登过一次苏仙岭，被广州部队驻郴的510医院请去看了一次电影。集训结束时与到郴体验生活的《中国姑娘》电视剧组联欢一次，节目都是她们出的。

    三

    也就是1979年至1981年连续3年的郴州集训，给我在体能、基本功、技战术、思想作风、精神境界、为人处世各方面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我1979年到郴州集训时还不到19岁，当时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政治学习、党团组织生活比较多，经常有文件要传达，有重要精神、政策要学习。当时出国比赛、访问都叫出访政治任务。运动员好动不好静，我那时又小，最怕坐那儿一两个小时听传达或晚上学习文件。张一沛领队是湖南人，他说的普通话湖南口音重，我听不太懂。他转达文件或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就偷偷来点小动作，勾着头在笔记本上给家里人和同学写信。但只要是业务学习，讲基本功，分析技术、战术，我就特别专心，目不斜视，生怕漏掉了袁指导一句话、一个词，认真作记录或在心里记得牢牢的，第二天进竹棚馆就一边琢磨一边练。1979年刚到郴州时，我学打球还不到5年时间。基本功、基本技术缺什么、少什么、有什么不足，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教练说什么，我就卖力地练什么。说我腿部力量小，就咬着牙压杠铃；指出我扣球挥臂动作不协调，就反复跳、扣。练到1980年、1981年，有时教练安排的强度、密度小了点，还不习惯，还觉得奇怪：“咦，怎么今天袁指导给的量少了？这么快就放过我了。”同时，我也注意向曹慧英、孙晋芳、陈招娣、杨希这些老队员及与我打对角的张蓉芳学习。

    那时，为了抓训练质量和指标，加练与补课是常有的事。有天下午，我已经完成训练指标。有人没完成，袁指导同：“谁愿意帮她们一块儿完成？”我那时非常单纯，年轻人有颗火红的心，再说1979年老队员在竹棚里也是这样带我帮我的，我马上挺身而出：“我来！”结果练来练去，反而负数越来越多，到吃晚饭时还出不了馆，真是气人。我嘀咕了一句：“奉陪到底！”可情绪一来加上又累又饿，导致动作变形，效果不好，这指标不知啥时候才能完成？后来冷静下来，我就举起手：“指导。”连“袁”字都省去了：“暂停一下，我们开个会。”我们商量了几句，说带着情绪练等于给自己出难题，只有全力以赴去拼，教练才没有说的。这次，差不多到晚上8点半才练完，就连基地的工作人员都进馆里来为我们喊：“加油！”

    那3年，在郴州竹棚馆里确实是艰苦奋斗。但我也许在精神、思想上对基本功、技术太投入了，太追求完美了，反而不觉得特别苦。只是有时想缓缓劲，就趁换项练习或还没轮到自己时，钻进竹棚北头那个放器材、开水桶的小间喝点水，呆十几二十秒钟再出来。

    四

    袁指导对我在基本功、技术动作，包括与二传之间的配合，还有场上意识等方面，抠得特别细。头两次集训发、垫、扣、拦、防的基本功练习安排得多，要求特别严。强调每一个动作的合理性、规范化，不能有漏洞，做得尽可能完美。例如扣球，要求我滞空时间要长，身体要轻松地“吊”起在空中，挥臂时身体呈反弓形，扣球时动作要舒展大方、干脆有力；起跳的节奏要鲜明准确，下手时判断准确无误，他常对我说：“你这样的条件，要争就要争世界一流，跟横山树理、海曼比一比，要有这个雄心壮志。”1980年、1981年在竹棚里，常常是快下训练时，袁指导就给我“吃小灶”，让我加练扣50个或者100个好球，有直线、斜线、3米线以内或后排，这样来强化我的规范化、有实效的扣球技术、进攻意识。虽然跳得、扣得精疲力竭，甚至接近极限，头晕呕吐，但袁指导对基本功、技术的高标准、严要求，对我在球艺方面的精益求精影响深远。而我本人在集训的强刺激下，产生的抓住时机、追求完美技术的思想也深入骨髓。

    1979年刚到郴州集训时，我人还很瘦，1.84米的个子体重只有62公斤。速度在队里是中下水平，百米跑只达16秒。但因为我原来在朝阳区少年体校练过田径，弹跳还行，爆发力好，助跑摸高3.15米，进国家队时排第1名。袁指导、邓指导说，我这样的个子和素质，弹跳高度还应往上长。他们说我爆发力强并不等于腿部力量就好。邓指导说我场场比赛要反复跳，腰部力量还不太理想；腿部瘦细，力量也还不强，主要原因之一是肌肉不够发达，尤其是膝盖部位肌肉群不发达。他为我专门制定了一个与队友不一样的训练计划。别人练身体素质，一压杠铃就是大重量，我呢，是先发展横向的腿部肌肉纤维组织。这样，让我全蹲负重从30、40公斤的小级别练起，半蹲负重从60、70公斤练起，逐步加量。到1980年集训，我全蹲负重达到80—90公斤，半蹲负重达到150—170公斤，助跑摸高达到3.21米。练到1981年春，我全蹲负重达到100—110公斤，半蹲负重达到180—200公斤，助跑摸高还是在竹棚子里测验，达到3.24米，保持全国女排运动员摸高最高的纪录（至1997年仍无人超过）。而1981年美国队1.96米的海曼摸高是3.33米。

    五

    连续3次郴州集训不只练技术，教练、领队当时有句话：要想夺取世界冠军，除了练就世界冠军的技术水平，还应具备世界冠军的思想作风和思想境界。那几次集训特别重视集体主义教育，强调全队拧成一股绳，强调场上6个人的作用。拿我来说吧，1979年、1980年集训，每次袁指导给我“开小灶”，扣100个好球或练我的单兵防守时，全队人都为我喊“加油”。没劲了，动作变形，大家一起鼓励：“没关系，再来！”反过来，别人补练加练，我也主动帮忙，为她打气。1979年、1980年练得好，在大球项目中首先夺取了亚洲冠军，1980年在36场国际比赛中胜了35场，夺取了南京国际邀请赛冠军。可能是因为这个，1980年评选全国“十佳”运动员时，评了排球项目1人，就是我。

    评选揭晓时，是1981年1月22日，队伍已在郴州投入训练了。

    我参加了授奖仪式后，23日赶去郴州。在47次特快列车上，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平静。从自小的家庭教育来说，从个人的真实心理来说，我是不太愿意独得这份荣誉的。我们是集体项目，场上6个人打球，场下还有替补。我一个新队员进队两年半，小小年纪就评个全国“十佳”，位置还真不好摆。人家老队员来了那么久，思想、技术好，打下了基础，给我创造了机会。例如我一上场，就把杨希的主力位置挤掉了。她当时水平还在往上长，1979年，国外报纸评论她是世界第七扣球手。教练从世界强队选手高大化的趋势来看，认为我更有发展前途，用我取代她。她毫无怨言地退居替补席。队长孙晋芳场上经验丰富，经常帮我提醒我，曹慧英等老队员从各方面带我。还有袁指导、邓指导、张领队那么栽培我，国家体委、训练局领导那么重视我。遇上这么好的教练、队友，是我的幸运。球迷们填写选票，可能多半是年轻人喜欢年轻有朝气的球星吧。而专家们的舆论则是我们国家多少年才发现这么个高大匀称、弹跳好、棒头重、基本功算全面、脑子不笨的女排选手。

    所以一到郴州，我就主动向领队、教练表示，我是代表集体领奖的，自己还年轻，很多事还做得不够。队员马上开队会，我在会上说成绩是靠集体的力量取得的，我是作为全队的代表去领奖的，荣誉应该归于集体。那两天晚上，大家就这件事进行了讨论，《体育报》还进行过报道。因为春节快到了，我就把100元奖金分作两份，一份给队里作队费，一份在北京时就交给国家男排孙志安领队，让他们过节买点年货，算是表达与男排共同进步、为国争光的愿望吧。这样，1981年春节，张领队就把我的50元奖金交给基地人，请他们上街买了糖果、饼干、瓜子、花生。除夕晚上和大年初一，全队高高兴兴共享胜利果实。

    长期的队风熏陶和个人的精神追求，包括良好的家教，使我在物质方面没有过高的要求。比如我打了这么多次世界冠军，评了5次全国“十佳”运动员，当选为国际排联运动员委员会代表，荣誉头衔多不胜数，为北京市争了大光。但我从未向组织、向上级要求过什么待遇，连我的助手、陪练分的房子面积都比我的大。有人对我说：“郎姐，你这个人面相有球运没财运。”我听得咯咯大笑。我们队在郴州艰苦创业时，袁指导他们不只教我技术，还教了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说将来这些都用得着。而当年我们在郴州竹棚馆艰苦奋斗时，谁也不是冲着房子、职务、待遇去拼搏的，一心想的就是打冠军、为国争光。

    六

    迄今为止，我感到1984年的集训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最艰难，在精神、情绪上最受“折磨”。当时是在5个老将退役后，我们丢了亚洲冠军的情况下去郴州的。袁指导要我和毛毛（张蓉芳）带起全队的士气，以我们的信心坚定全队的信念，而年轻队员也都看着我们。我的心情复杂极了，想得特别多。一个运动员尤其是大球项目的选手，能有几次参加4年一届的奥运会的机会？何况1980年在我们技术纯熟、体能良好、阵容整齐的情况下，已失去了一次机会。然而我们战胜种种困难，已经连夺2次世界冠军。最想争的就是奥运会冠军，死活都想拿下这块最有价值的金牌，因为全国人民要这个最有分量的冠军。

    可难度太大了，当时老队员只剩我、毛毛（张蓉芳）、晓兰3个人。梁艳、朱玲、郑美珠、杨锡兰、姜英算中间一拨的，杨晓君、侯玉珠、李延军、苏惠娟是新的。而主力阵容中只有我和毛毛两个老的，主力二传杨锡兰、主力副攻杨晓君都没打过世界大赛。集训中怎样把老、中、新三拨人在技术和思想上紧密捏合起来，达到高度默契，心里没底。主要是担心年轻队员、新队员。这样在两次教练、核心队员会上，袁指导要我和毛毛发言对奥运夺冠表态。我们说想拿，但态度、语气中透露出了底气不足。结果袁指导很不满意，狠狠地尅了我们两次。三月初一，晚上开会开到快1点了，我和毛毛挨了批评都睡不着。毛毛叫上我，怕影响队友休息，也怕教练知道，我们就轻手轻脚离开宿舍，来到游泳池边上那棵大树下，对想不通的事互诉苦衷。也想到教练的难处，也为年轻队员设身处地考虑，也抹了眼泪，最后两人统一了思想，华山一条路，咬牙拼吧！午夜过后，整个基地黑咕隆咚安静极了，我们在树下来回走动交谈，惊动了守夜的老师傅。他走过来电筒一射，把我俩吓了一跳，连忙说：“没事，没事。”赶快回宿舍。那天晚上的事被作家鲁光、张士诚写进了报告文学。其实不只一个晚上，还有好几个晚上，我们都是这样。当时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过大，人都显得有点忧郁了。

    后来，袁指导给我做思想工作说：“你主要是自己各方面做好、带好头，老担心年轻队员有什么用？老队员嘛，要乐观些，心胸更开阔些。”后来，我在训练中也好，在业务学习中也好，思想包袱真正放下去了。不只我，毛毛和其他人都在这样的磨炼中坚强、豁达起来。奥运会预赛时我们输给美国队，但思想、情绪上没乱。决赛时再对她们，就轻装上阵，气势如虹，实现了“三连冠”的理想。回过头想想郴州集训的那些日日夜夜，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今天回忆起这些，我想按我现在的思想境界、人生观，如果倒回去，在处理训练中的矛盾、问题方面，我会更大气；在国际大赛上，我会打得更潇洒；在待人处世上，我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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