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兹

    倡议建设高集海堤

    1950年春，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厦门，梁灵光同志（时任厦门市市长）几次去拜见陈先生。有一次回来后他对我说（当时我任副市长），陈先生建议在集美与厦门间的海峡（高集海峡）修一条石头海堤，把两地连结起来。陈先生说英国修了一道长石堤，把马来亚与新加坡连起来。英国人能修成，我们新中国也能修。梁市长很赞成这个意见，并认为如能获得上级批准，可就地开山取石，建筑材料不成问题。当时厦门受到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航运中断，工厂停工，失业严重，群众生活困难，而这项基础建设需投入大量劳动力，可解决很多人的失业问题。这个建议利军便民，对巩固海防和促进厦门经济发展都极为有利，我表示完全拥护。我幼年在烟台上学，知道晚清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时曾在烟台港修了两条防波堤，长的那一条，就是采用在海滩上抛石垒筑成的，那里的潮浪也不亚于高集海峡。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叶飞同志，重点抓军事工作，常驻厦门，当梁市长向他汇报此事时，他极为赞成。叶飞同志后来找了一些专家、技术人员讨论，都认为高集海峡是潮水从金门和鼓浪屿两个方向涌来的汇集处，退潮时也是向这两个方向退去，建海堤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1950年秋，陈毅同志来厦门视察，叶、梁向陈毅作了详尽的汇报，他当即表示完全采纳这个建议，后来知道，陈毅同志曾3次上书毛主席，建议修建高集海堤，得到毛主席同意修建的批示。

    七届三中全会前后，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将高集海堤作为国家预算外的基建投资项目，拨了1300亿元（旧人民币）专款，由叶飞同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和梁灵光同志（省工业厅长）组织实施这项有特殊意义的工程，由我具体负责组织施工（我任厦门市长）。当时交通部建港局和省水利局派来大批得力干部，苏联专家沙士可夫也长住厦门指导这一工程。当然对修海堤也有同志持不同意见，如提出：“在沙滩上做海堤是否有把握？”一些人顾虑重重。陈嘉庚先生反复以新马海堤为例说明这项工程是可行的。当时还有“筑堤不如架桥有把握”的议论，我们也做了分析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筑堤适于军事，不怕轰炸，且有利于就地取材。筑堤期间陈先生做了大量鼓舞士气的工作。海堤在施工时几次遭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一次敌机用机枪扫射，打死干部、工人近50余人；又一次工人乘船回家过春节时，船被敌机炸沉，90余人遇难。陈先生不惧敌机袭扰，坚持扩建厦门大学和整修集美学校的胆略与勇气，给海堤的建设者们以极大的鼓舞。

    在初步设计完成以后，叶飞、梁灵光两位领导要我向陈先生汇报。陈先生听完汇报后看了图纸，随即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设计堤宽21米（实际使用宽度为16.5米），建议加宽至25米，预留铁路路面，且应是双轨路面，铁路、公路均拓宽2米。二是在厦门一侧，铁路与公路立交，以适应厦门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意见带回后遭到苏联专家的坚决反对，认为设计21米太宽，说厦门现在及将来的经济发展，19米足够了，除去胸墙和人行道，余下14.5米，公路、铁路各占7米，符合设计规范了。至于立交，专家说按规范每天通过2000辆汽车才设立交，当时厦门军、民用车辆不过几百部，为什么要立交？后来我带着这些意见，与苏联专家一道向省委请示，正值叶、梁去北京开会，主持工作的曾镜冰、刘培善两同志听取汇报后，认为苏联专家讲的有道理，且考虑到1300亿元的财政包干，如加宽恐资金不足，无补助来源，所以把19米确定了下来。我当时也有顾虑，怕资金不足，于是服从了。陈先生两条意见都未被采纳，我回厦门后也不敢向他汇报。直到海堤建成了，陈先生才知道堤宽是19米，极为生气，一再批评我们没有远见。今天看来，陈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若采纳这意见，就不致有后来需再拓宽或架高一层公路桥的被动局面出现。再说，建这条堤和后来建集杏海堤一起实际上才花了940亿元，如当时采纳陈先生意见，也不过多开支约250亿元，中央拨的专款仍够用。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常以在高集海堤建设这件事上未听陈先生的意见致造成失误而感到内疚。

    按原设计，海堤是未留航道的。在施工中，粟裕同志来厦视察，听了汇报后认为应在深水处留一航道，于军用民用，都是非常需要的，尽管工程有困难，但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陈先生知道后，也竭力主张这样做，叶、梁两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施工时在技术上采用了沉箱的办法）。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倡议修建集杏海堤与围垦杏林湾

    在高集海堤行将竣工之际，中央批准修建鹰厦铁路，铁道部选派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来到厦门，研究铁路从漳州进入厦门的线路问题，带来的方案是从角美向东北延伸，再沿杏林湾东岸向东南经集美进厦门。陈先生知道这些情况后，要我去他住处，询问情况。我向陈先生陈述了上述初步方案后，陈先生当即认为不妥，他建议铁路从角美经灌口向东修建一道杏林至集美的海堤进入厦门，陈先生说：这道海堤应该修成不透水的。它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一是铁路不用朝东北绕个大圈，可缩短里程近20公里；二是还可围垦4万亩良田。我带着这一意见与负责修原堤（高集海堤）和负责修铁路的两方面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他们认为陈先生意见是行不通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这条新堤的来潮冲击力大，不能用原海堤的修建办法；二是要做到不透水，就要使用钢板桩，而钢材供应困难，建设资金也难以解决。因此这一意见不可取。我又去陈先生处，陈述技术上的困难和钢板材料短缺的情况。陈先生反问我：“你读过《福建通志》没有？莆田有位钱四娘，修了莆田的南北洋，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而不详。陈先生说，钱四娘是宋朝时莆田人，传说她是一位被遗弃的宫妃，回家后把带回来的全部资产用来修木兰陂，后又得到一位孀妇的资助。修成后，她们两人也以身殉职了。围垦共得良田4万亩，这就是现在全省最富庶的莆田南北洋（后我查了《福建通志》，与陈先生讲的稍有出入）。陈先生又讲，1000年以前宋朝的两位妇女用自己的财力把4万亩海滩变成良田，难道今天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以国家的财力还不能把杏林湾围起来？且缩短20公里的铁路里程，节煤节时间，它的效益是难以估量的。听了陈先生的这一番话，我当时真是憾愧交集。此后我常用陈先生的话鞭策自己，并勉励一道从事建设的同志，要勇于克服困难，敢于建设一些较大的工程。后来王震同志知道了陈先生的这种看法，亲自与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陈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可行的。再后来，彭德怀同志和王震同志一起来厦门，同叶飞同志共同研讨，认为如按陈先生的意见办，仅就节省时间一项来讲，于军于民，都是划得来的。这样便确定下来：铁路走杏林线，以修原堤的人员和设备移修杏林堤，以400亿元的造价，由厦门市政府向铁道部承包。结果只用300亿元就修成了。这两条海堤，共节余400亿，经叶飞和梁灵光同志决定，拨作厦门发展工业建设和安置修建海堤员工的经费。这笔资金对1950年代中期厦门市的工业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集杏海堤和杏林湾的围垦，是在陈先生倡议下建设的。近年有人指出，集杏海堤建成后影响纳潮量，造成港口的淤积，因而建议拆掉重建。我认为对纳潮量虽有一定影响，但对拆去重建的说法不敢苟同，权衡利弊，这条堤绝不同于以后修筑的马銮、筼筜两堤，它的修筑，利是大大超过弊的，陈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的功绩是不会被抹掉的。

    铁路后来从永安经漳平到厦门而不经龙岩和漳州，也是从运行快捷的角度考虑的，是彭德怀与王震、叶飞三位领导一同确定的，陈先生知道后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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