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

    1952年8月，我和爱人曹天钦一起，乘坐英商蓝烟囱公司的万吨客轮“广州”号，从英国南安普敦启程回国。几十年来，我心情舒畅地为祖国贡献力量，感受到欣慰与欢乐，也在“文革”中有过痛苦和悲伤。粉碎“四人帮”之后，常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从海外归来，在‘文革’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不后悔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早有考虑的，因此回答得很坦然：“不后悔！我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走的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为能亲身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豪。虽然遭受不幸，但与国家所受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个人的恩怨比起我们的事业，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许多对革命事业有很大贡献的老前辈，吃了更大的苦啊！”今天，每当我回顾自己从海外归来这段历程时，心情还是异常兴奋和激动。

    1921年3月，我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我4岁时，生母因患伤寒病过早地离开人世，此后，父亲、祖母和我一家3口迁居北京，住进了燕园。我父亲谢玉铭，青年时代在北京协和大学（燕京大学的前身）读书，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学成后归国应聘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继母很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健康。1932年，我在念初中时，天钦恰好与我同班，彼此相互了解，再加上我们的父亲在燕京大学是同事，因此我俩有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了1946年春，我正好25岁，便与天钦订婚。当时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正准备到英国深造，而我却在福建长汀县的厦门大学即将毕业。虽然我们都有为祖国科学事业作贡献的强烈愿望，但国内的状况不能不使我们忧虑。抗战胜利的喜悦已为内战的愁云所代替，物价飞涨，生活颠沛，我们认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只能暂时出国学习。临别时，我俩约定，我随即争取赴美深造，两人结束学业时在美国聚合，一同回国。

    1946年夏，我告别母校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秋天开始在上海沪江大学任助教。不久，我考取赴美自费留学，即通过在美友人联系就读的学校，1947年进入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个学院在麻省的一座小城市，当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美国7所著名女子学院之一，以培养本科生为主，部分系科兼收少量研究生。我在该校物理系任助教，并攻读硕士学位。在顺利完成两年学业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堪称世界第一流高等学府，藏书丰富，设备齐全。我更幸运的是能在W.P.阿利斯和P.M.莫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特别是莫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著述丰富，在运筹学领域是开拓者，基础理论方面也很有修养，他和费什巴赫（Feshbach）合著的《数学物理方法》一书，至今还很有价值。在他的建议下，我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兼为实验研究做些计算工作。

    1949年10月后，母亲和弟弟们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解放前相比，国内的情况完全两样，解放军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物价比较稳定，1949年后回国的一些学者正在发挥很大的作用等等，希望我和天钦早日归国。在校的中国同学大都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回祖国，飞到北京。

    但是，后来我也从别的地方听到一些令人担心的传说：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搞得很激烈，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跳楼自杀。这时，我在思想上也有斗争，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呢，还是马上做好回国准备。我心想，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出国求学，没有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我却留在国外，实在说不过去，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责无旁贷，不能再等了。

    时间很快推移到1951年春天，天钦获得博士学位，这年秋天，我也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准备按原先的约定，让天钦到美国和我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一起回国。可是意外的事件发生，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声势越来越大。美国移民局在1951年下半年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得返回中国大陆。这个规定一下子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不过，我们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回国的办法。

    我俩经过一番商讨，决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我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回国。天钦即向英国有关部门提出为我签证的要求，不料英国方面鉴于当时国内情况，表示除非我提出保证，在3个月内离开英国，否则不予签证。我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投向祖国怀抱呢？但是，3个月离开英国回国的保证，又会给我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天钦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李先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亲自到英国有关部门，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3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这样，英国有关部门很快为我签署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凭此我可以进入英国。

    但是，有了入境证明，美国若不发给出境证明，我还是到不了英国。于是我们决定把结婚地点移到英国，由我以赴英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并向移民局出示英国有关部门签署的“旅行通行证”。结果移民局为我签发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为我出主意，结了婚赶快回来。我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一看，这并不是正式证明，正式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因此，天钦关照我一定等上了船，拿到正式的证明，而且须待轮船驶离哈德孙港后，再给他发电报，只有到那时，我的出走才算成功。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是英国的，上了轮船就像到了英国国土。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即有人来到船上，问我为什么去英国，我镇定地一一作了回答。他看了看我的行李，再也没有继续盘问下去，递给我正式的出境签证。

    到了英国，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稍事休整，便忙于举行婚礼和联系回国的事。天钦早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王应睐先生有书信往来，并决定到他那里工作。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他们为我联系到交通大学任教。结婚仪式很简单，请了天钦的几位朋友光临，随后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父亲不支持我们的这一举动，他希望我留在美国或英国工作，但我们早已决定，父亲再也不理我们了。

    1952年8月底，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终于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香港到达深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了，我听到了岸上扩音器传出雄壮的歌声，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这次从美国取道英国之行，经历不少曲折，耗费许多精力，回国的目的总算达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后，我们来到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从那里转车奔赴上海。

    列车在上海火车站一停下，我们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到车站迎接。我们的心都向往北京，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便又风尘仆仆踏上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继母、弟弟们和天钦的父母。从北京返沪时，正值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交通大学物理系大部分并到复旦，11月中旬，我便到复旦大学报到，从此在教学和科研战线上开始紧张的工作。1956年5月，曹天钦和我在同一天分别由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

    万万没有想到，这段海外归来的经历，在“文革”中竟成了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造反派怀疑我是“特务”，理由是朝鲜战场上英美是同盟军，美国不允许你回国，英国怎么能允许你出境？他们还挖苦我说，平时你讲课时逻辑性很强，怎么遇到这个要害问题却讲不清楚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我即使有三寸不烂之舌，也难以讲清。因此我和天钦都遭到批判、斗争，我被关在学校的低温实验室内达9个月之久。低温实验室是我亲手创建的科研实验室，没想到科研没搞成，却成了禁闭我的隔离室。我的10岁儿子在家里独自生活，天天盼望母亲归来，我家的保姆不堪造反派的威吓而自杀身亡。在残酷斗争中，我身心受到摧残，乳腺癌病情加重，只得请求到医院进行放射治疗。我心里明白，“文革”中出现的这些反常现象决不是党和人民所能允许的，只不过是少数人暂时的倒行逆施。197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我才得以重返教学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1983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同时挤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促进学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近年来，又参加了党和人民政协的工作。

    1952年，我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心愿，不远万里几经周折回到祖国怀抱，做了一点工作，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母校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等7所大学也授予我科学博士的荣誉称号，这都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祖国多作贡献，再立新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