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助手到大学讲师

    在维也纳总医院刚开始的两个月，弗洛伊德在外科病房工作觉得非常累，而且他不喜欢那里的工作——可能因为讨厌看到血，于是就申请当赫曼·诺斯纳格的助手。

    弗洛伊德和诺斯纳格见面时，带着他自己出版的报告和医院里精神病学部主任梅纳特教授的介绍信。诺斯纳格看了这些后，对他印象非常好。一个星期后，弗洛伊德就被派到诺斯纳格的部门，待了六个半月，于1883年5月，加入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前两个月在男病房，后三个月在女病房。10月，他转入皮肤科，后来又转入神经科，一直待到1885年夏天他离开总医院。

    在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的五个月，是弗洛伊德在总医院中获益最多的一段时间。他的美国翻译家朋友布里尔指出：“如果他自己去摸索精神医学，一定会失望。可能早已经回到他原先打算研究的法律上去了。”

    五个月即将结束时，弗洛伊德去拜访布劳尔说：“我应该集中精力成为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呢，还是应该朝一般医学上求发展？”他显然比较喜欢专攻精研，但是他知道那样一来会把自己局限在维也纳；而一般医学的机会就多得多了，能使他早日有能力结婚。布劳尔的意见是要他先不要那么早作决定，而是慢慢考虑真正能吸引他的学科，然后再去专攻，并且要他接受终究必须要做普通医生的事实。

    拜访布劳尔后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申请转到神经科。1884年元旦终于正式加入。不久，因为有两位医生被派去奥地利边境扑灭霍乱，他便被暂时委任为主治医师，负责管理一百多个病人、两个护士和三位医生。

    弗洛伊德曾经写道：“那时候，在维也纳的医学界很少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家，研究资料和文献分散在医院的许多不同部门里，没有令人满意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远方有沙考医生（巴黎沙比特里尔精神医院的吉恩·马丁·沙考博士）的大名在闪烁，因此我想好了，首先要设法获得在维也纳大学当脑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再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但是在接触沙考以前，弗洛伊德的兴趣被一个德军春季演习的实验报告所吸引。阿森布兰德博士用可卡因——从古柯树的叶子提炼出来的兴奋剂，来治疗衰竭的士兵。虽然可卡因在南美洲普遍地被印地安人使用，但在欧洲却一向被忽略，直到后来才被苏格兰的医师克里斯特生拿去做实验，结果竟使年老的他“比任何人更能走路、跑步和爬山”。阿森布兰德首先认真地试验这种药，发现“巴伐利亚的士兵，因为过度辛劳而疲惫不堪，但是用了可卡因以后，就能精神充沛地参加演习和行军”。

    弗洛伊德在《德国医药杂志》上读到了阿森布兰德的研究报告，便下定决心推展这种鲜为人知的药。

    在1884年元月底以前，他自己证实了阿森布兰德博士的结果。接着开始将可卡因赠给朋友、同事和病人，自己也重复地做实验。

    除了做实验外，弗洛伊德同时尽可能地阅读所有关于可卡因的资料。他把结果归纳起来，在188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叙述可卡因早在原始民族间就开始使用，然后才传到欧洲的历史。接着他讲到可卡因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效果和他自己实验的结果。他的结论是：“可卡因可作为兴奋剂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可加强体力，并且保存一些力量，以备将来的需要，而且它还具有麻醉效果。”

    报告写好以后，他开始准备等待已久的旅行——到温斯柏克去和玛莎会面。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她了。当他9月初离开维也纳时，脑子里只有如何能早日见到她的念头。

    弗洛伊德又继续服用可卡因一年多，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它成为局部性的麻醉药，而且稳定地发展着。但是，慢慢地，人们发现可卡因比其他药剂更容易使人上瘾，而且更具有危险性。无可避免的，反对可卡因的运动出现了。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尔仁梅耶博士，他在1886年5月说：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推荐可卡因为戒除吗啡的药。后来他形容可卡因是“人类的第三祸害”——第一是酒精，第二是吗啡，于是弗洛伊德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

    1885年9月，弗洛伊德成为了大学里的讲师，得到了一笔旅行津贴，可以支付渴望已久去巴黎拜访沙考的路费。并且他决定冒险——在赴法国以前辞去总医院的职务，回国后自己开业行医。

    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系教授莫里兹·班尼迪克特那里得到了一封给沙考的介绍信。

    二、研究精神病

    弗洛伊德离开了维也纳，开始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他首先以六个星期的时间到温斯柏克。这次和他三年前的秘密造访大不相同。这时候的他不再是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六岁不知何去何从的学生了。他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讲师。即使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至少他已经表现出一种成功的专职人员的气度。

    弗洛伊德在温斯柏克很愉快地和玛莎度过了六个星期。1885年10月11日，他向巴黎进发，开始在吉恩·马丁·沙考的门下进修，发展自己的伟大事业。

    他在10月1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投宿在拉派艾克斯旅社时，发现玛莎的信已经寄来，于是马上回信。他觉得巴黎令人眼花了乱，很想念玛莎，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边。他每隔一天写一封信——开始时比较勤快，后来也就疏懒了。

    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尽力去适应环境，四处找比较便宜的住所，晚上又去戏院看戏，希望法文会有进步。

    10月19日，弗洛伊德觉得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就去沙比特里尔医学院。但是他出门时忘了带班尼迪克特为他写的介绍信，于是决定再等一天才去见沙考。他开始想念维也纳的家，思念着玛莎，而且极端沮丧。他后来写道：“除了某些主观和科学上的利益，我对于居留在这里不敢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不要对我过分苛求。”

    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事情全都改变了。10月20日，弗洛伊德进入了沙比特里尔医院的大门，开始了改变他前程的四个月生活。

    沙比特里尔医院建造于法王路易十三世当政时，最初是乞丐、妓女和疯人的收容所，后来是巴黎最大的妇女救济院。1850年以后，它容纳了四五千人，但仍然不像一家医院，而极像恐怖的“疯人院”，但是沙考开始改革它。他被聘为复健部的主任医师后，在里面增加了教育和训练单位，以及许多实验室，并设置了癫痫症和歇斯底里症病人的病房。在1885年，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欧洲最著名的神经病理学研究中心。

    弗洛伊德抵达沙比特里尔医院时，医生和门诊病人正在闲谈，他注视着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沙考第一助手派里·马力，周围还有一群客座医生。10点钟时，沙考便来了。

    沙考有着运动员般的胸膛和牛一般的脖颈，他的相貌令人难忘。他的皮肤很白，胡须刮得很干净，额头很低，眼睛冷静澄澈，鹰钩鼻，敏感性格者的嘴唇，很像一个吉罗马帝国的国王。他生气时，眼睛发出稍稍令人觉得可怕的闪电光芒，看过他这种眼神的人绝对忘不了。他的声音带有权威性，语气严厉且经常是辛辣的。

    那天早上，看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沙考叫弗洛伊德走上前来，看了看班尼迪克特介绍信上的签名，邀请弗洛伊德陪他巡视医院。

    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说，每件事情都比他预料中的好。派里·马力向他保证。他会得到必需的材料以便开始工作，沙考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同事，要求他供应儿童的脑子，以便弗洛伊德研究他们病发后的萎缩和退化症状。

    弗洛伊德还没有到沙比特里尔医院以前，曾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柏林作为研究的地方，因为这样他星期天便可以和玛莎在一起了。但是他很快地就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后，就把他的高兴事写信告诉了在温斯柏克的玛莎。

    每星期一，弗洛伊德都参加沙考向他的病人所作的公开演讲会；每星期二，他很有兴趣地观察那些被带来给医院助手检查和讨论的门诊病人；每星期三，沙考巡视病房，在他的监督下，弗洛伊德仔细地观察和检查病人，并注意听沙考对他们所作的诊断。

    现在，弗洛伊德的兴趣正在改变中。尽管沙比特里尔的每个人都帮助他，但12月初他就决定了放弃实验室的工作。事实上，他在翌年的头几个星期里曾短暂地又回到实验室，他在写给玛莎的长信中说：“回维也纳时，我要选择解剖的玉作。”

    弗洛伊德只对沙考的工作观看了一星期左右。他虽然专注于生理学的工作，但逐渐地对心理学也产生兴趣。

    至此，概括地说，吸引弗洛伊德注意的是神经性病症。精确地说，是歇斯底里症。1885年时，一般人仍然认为，神经性疾病仅仅是神经系统功能受阻碍的结果。医学家认为，这些病症几乎会以任何征兆表现出来，而这些复杂的征兆不是解剖后就能知道的。大多数的医生极少花时间在这问题上，而且许多人视它为无须热心研究的主题。至于歇斯底里症，有些人仍然承袭了希腊人的看法，以为其原因是子宫的功能失调，基于这种说法，似乎唯有女人才会生这种病。但是，早在17世纪，却尔斯·里波斯就宣布歇斯底里的成因在脑部，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可能患上这种病。事实上，歇斯底里症发生在男人身上的情形也不少，而且在18世纪和19世纪，他们的数目还在逐渐增加。

    沙考不久就发现，歇斯底里者的各种征状，可以分类为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辨明各个阶段的歇斯底里症状。

    谈到这种病的成因，沙考相信，一次引起心理上损害的偶发意外，可能就是歇斯底里的触因，而它的发展则是因为大脑里的遗传因子损害引起。

    不论后人对沙考的评价如何，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令弗洛伊德深受感动，也引导着弗洛伊德走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若无沙考的指导，弗洛伊德日后能否发现精神性疾病与肉体的痛楚的关联，就令人怀疑了。

    1884年12月中旬，弗洛伊德写信给沙考，把他的法文讲演词翻译为德文。为了证明他的德文文体的优美，引述了他以前曾翻译过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

    两天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沙考不但同意他翻译一卷，甚至将尚未出版的另外一卷论文也交给他进行翻译。他告诉她说：“这是极令人满意的事，这一定会使在德国的医生和病人都知道我。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付几百基尔德都是值得的！何况我还有几百基尔德的稿酬呢。”

    沙考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毛遂自荐，并同意他翻译两卷文献后，就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交圈。那是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在沙考的家里，为巴黎各界名流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都颇有来头。

    弗洛伊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待会，紧张得不行，只好服用可卡因来壮胆。他写信告诉玛莎：“我的服饰很整洁，只不过我把那条倒霉的白色领带，换成一条从汉堡买来的漂亮黑色领结。这是我第一次穿燕尾服，我为自己买了一件新衬衫和白色手套，因为旧的手套已经不太好了。我理了发，把我杂乱的胡须修剪成法国式。这一天晚上我花了十四法郎，结果，我的仪表非常好，别人对我的印象很不错。我喝了啤酒和咖啡，抽起烟来也很潇洒，感到非常自在，没有出任何差错。”据他自己说，那晚，他曾一度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骄傲地报告说：“这些都是我的成就（或者是可卡因的成就），使我非常满意！”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几乎一天写一封信给玛莎，很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维也纳截然不同而令人兴奋的都市生活情况，并流露出急切希望受人注意的心情。而且当他发现沙比特里尔医院的来宾都已听说过他的关于可卡因的报告时，感到非常高兴。他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并从自信迅速膨胀成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对玛莎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的成就会比诺斯纳吉尔大，我认为我比他优秀！”

    不到一个月，弗洛伊德就在回维也纳的路上了。他经过柏林，在亚多佛·贝金斯基的诊所里，继续研究儿童的精神异常症。他对玛莎说：“只要他们的脑子没有疾病，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很可爱。但是他们一得病，就令人惋惜了。我想我不久后就可以在儿童医学上求发展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把精神集中在沙考的工作上，研究他曾经在沙比特里尔医院目睹的特别景象和它们的应用。他现在已经三十岁了，尽管在维也纳有了一些从医经验，但他目前对精神病学仍只有最起码的接触。乍看之下，他似乎不足以胜任现在所要从事的医务工作，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所需要的是传统训练的稳定基础，以迎接摆在他面前的漫长岁月。

    三、个人开诊所

    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神经病理学学者，迫切希望在沙比特里尔医院学到有关神经系统解剖的全部学问。他回来时，对这方面学科的兴趣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了，并且在沙考出神入化的教导影响下，他决定集中精力于研究精神问题上，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问题。他由一个基础精神病学的学生，演变为动力精神病学的提倡者。

    弗洛伊德体会到：对歇斯底里症的了解，是开启人类思维谜团的钥匙。他准备在维也纳开办自己的精神病诊所。开业时采取革命性的新态度。但是，他得先为同事们准备一份报告，叙述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所见所闻。三个星期之后，他就完成了一份十二页的报告。文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梅纳特门下学习以后，发现已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里学到真正的新东西了。紧接着，他强调以梅纳特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与沙考领导的法国学派的不同。他说：“我认为，法国的神经病理学派，似乎推陈出新，呈现出特殊的工作模式。此外，他们还为神经病理学揭开了新的曙光。这些都值得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工作者模仿。”

    医学博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系的讲师，开始执业了。这是1886年4月份的事。他的诊所设在拉瑟斯街7号。他宣布开始门诊的第一天，竟然是复活节。那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开张日子，因为它是一个公定的假日，各行各业和政府机关都不办公，甚至城市里的每个急诊处都没有人值班。一年之中，除了圣诞节之外，这一天是最不适合一个医生开业的。有许多人猜测，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或许是因为他极不喜欢天主教教会。

    弗洛伊德的前途并不被看好。他的医学技术还不成熟，还不是著名医生，而且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帮助他度过营业上的淡季。此外，他浪费了许多时间迂回地进入医学这一行。他曾涉足药剂学、医事技术和小儿科疾病。如果他在任何地方曾显示出聪敏的火花，那也似乎只是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专攻神经病理学，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在维也纳一展所长，可是不久后他却偏重于使用那种令医学界同事不信任以及病人不接受的诊疗方法。

    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他也有影响。自从1873年财政危机以后。反闪族人的情绪不断地滋长着。弗洛伊德开业的前几年，在维也纳以东四十英里的普力斯堡，就发生过反犹太人的暴动。

    刚开始，他想先在维也纳开业两个月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可能会移居到美国。他后来回想到和玛莎一起时的情形说：“我们两个人都一无所有，更确切地说，我有一个人口众多而又贫苦的家庭，而玛莎只从她叔父那里继承了三千多块钱的财产……”除了打算移民美国，他还想投奔到英国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那里，或者搬到奥地利的小镇上去。他对维也纳已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可是他的想法终归是一时的动意，最后他还是留在了维也纳。几乎没有多少同事能想象得到，这个三十岁雄心勃勃的医生，竟然会在奥地利的首都执业超过半个世纪。

    5月份时，弗洛伊德向生理学学会演讲催眠术，他对玛莎严肃地说，月底时他还会在精神治疗同业会以及医学会作同样的演说。他说：“现在，维也纳已经战云密布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止一场的战斗在进行了。那些批评弗洛伊德不应提倡催眠术的人，不久又抓住了另外一个把柄。5月底，尔仁梅耶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再度警告使用可卡因的危险，并且对弗洛伊德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

    弗洛伊德很快发现，招来众多敌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赞成使用催眠术。在刚回到维也纳时，梅纳特曾应允弗洛伊德使用自己诊所里的设备。但是当梅纳特知道弗洛伊德将继续使用催眠术时，就变了卦，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再欢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就在这种不被理解纷至沓来、心神不安的气氛下，开始一步步地建立他的事业。最初的几个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形，是来自他寄给在温斯柏克的玛莎的书信——正如我们想象的，他有各式各样的病人，但绝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特别感兴趣的精神病。不过，至少在秋季时，他的兴趣都集中在歇斯底里病的治疗上。他在1886年10月13日写信给卡尔·库勒说：“如果你想要送我一个我急需的东西，我希望是一台视野测定器。因为对一个以研究歇斯底里症为主的医生来说，如果没有视野测定器，我们就不能放手工作了。”

    尽管他专注于这一方面，但也非常高兴有更多的普通病人。因为，如果他的精神病研究尤其是歇斯底里病的工作不能收到预期效果，他还可以从普通病人那里获得生活保障。

    有时候，候诊室里坐满了病人，不过他曾向玛莎诉苦说：“大部分人都付不起钱。”有些时候，他显然拮据得狼狈不堪。他写道：“我正在这里一分一文地计算时，又被请到遥远区域去为一个熟人看病，当然是没有报酬的，我光是走路就花了两个小时，因为我没有钱坐车。今天也是一样，当我回到家，看到有人留下一张字条，要我赶去急诊，当然，我必须搭车去。这样一来一往我一连三天节省下的晚餐钱就报销了。”但是在给卡尔·库勒的信中，他却描述出截然不同的乐观景象“无论如何，事情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不想推测到底这是布劳尔之助，还是沾了沙考的光，或者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杰出的人。我在三个半月中赚了一千一百块钱。我想，如果情况继续好下去，我就可以结婚了。”

    就在这时候，玛莎又得到了另一份遗产。因此，他们两人有勇气定下结婚的日子了，并预定在德国举行婚礼。弗洛伊德本来打算，只要公证的仪式就够了，但是玛莎提醒他说：“虽然在德国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过得去，但是奥地利法律规定，必须举行宗教式的婚礼。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回到维也纳定居时，政府是不会承认我们已经结过婚的。”

    弗洛伊德对宗教仪式深恶痛绝，但是后来却被新娘的舅舅伊利亚斯强迫，进行了犹太人的正统婚礼仪式。

    弗洛伊德和玛莎·柏纳斯相恋四年，他们忍受了四年分离的痛苦，终于迎来了洞房花烛夜。公证的仪式于1886年9月13日在温斯柏克的市政厅举行，第二天是宗教结婚仪式，弗洛伊德依照古希伯来的新郎规矩行礼，然后新婚夫妇去度了两个星期的蜜月。

    这对年轻的夫妇，在新婚生活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不得不面对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缺少金钱，而弗洛伊德在新居第一天执业时，没有足够的椅子给病人坐，玛莎只得到地下室向邻居借来。

    毫无疑问，他们夫妻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仍有一些小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弗洛伊德不喜欢某些犹太人的规矩。玛莎的一个亲戚后来写道：“我记得很清楚，玛莎告诉我说：弗洛伊德在他们婚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不许她点燃安息日的灯，这是她一生中颇感懊恼的事情。”

    他们的婚姻可以印证一句话：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在支持他。身为女主人，她完全依照他的职业要求来理家，她对于精神分析所持的态度是：忠诚地隐藏住她的怀疑，只是轻描淡写地对一个访客发出无关痛痒的牢骚。她说：“你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用精神分析对待小孩子吗？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对于他的研究如此认真和执著，我就会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淫秽的东西！”她建立起他非常喜欢的家庭，并默默地做一个顺从的妻子。弗洛伊德晚年时，仍认为那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妇女命中注定的角色。

    同年10月15日，弗洛伊德向一群听众包括维也纳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发表了《论男性的歇斯底里症》的演说。这时候，关于歇斯底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心态的来源”这方面。这个观念已经为许多英国医生所接受，也受到了沙考的支持；但在德国和奥地利却被人议论纷纷。弗洛伊德特意选择这个时机来宣读他的论文。

    他开始叙述他在巴黎的求学经验，接着详述一个歇斯底里症的病例：一个病人从建筑物的脚手架上摔下后，有一只手臂麻痹了。后来被弗洛伊德证实，这个受伤很重的男性歇斯底里症者，是由于精神上的打击而麻痹的，而非身体上的伤害。

    弗洛伊德说：“这次大家都为我鼓掌，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兴趣……不久以后，我被排除于脑解剖的实验室外，没有人再邀请我去演讲。从此我退出了学术界圈子，不再加入知识分子的集团，长达二十年之久。”

    恩斯特·钟士以很礼貌的词句说明弗洛伊德演讲的某些地方给人含糊不清的印象，而弗洛伊德宣读他的论文后不到三个月（即翌年2月16日）就有七位地位崇高的会员推荐他加入学会。1887年3月18日，他当选为会员，直到五十多年后他离开维也纳到英国，一直没有退出。

    维也纳人对弗洛伊德不太关心，他们已经知道，他大胆地坚持自己是对的，但是他们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尚存观望心理。此外，由于一位法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派里·珍尼特的崛起，使弗洛伊德终其一生和他打游击战。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发表研究报告以后，两人就展开关于学术地位的激烈辩论，两人彼此指责对方抄袭剽窃。弗洛伊德晚年的故事里对此比较介意，两个人到死都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很可能两个人所说的都正确。

    当弗洛伊德的事业尚在初创阶段时，在这冷漠的环境中，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他结交的一位忠实朋友。这个人是弗莱斯，一位年轻的柏林医生。经由布鲁尔的推介，弗莱斯开始去听弗洛伊德偶尔在大学里作的演讲，而后两个人在1887年11月首次见面。不久就开始通信，以后两人一共写了几百封信，由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早期心理分析运动成立的经过。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的感情联系，至少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他们首次见面后不久，彼此都知道对方正在研究一种容易引起争论的新观念，而且两个人都是犹太人，因此觉得不会被对方嘲笑。他们俩开诚布公地交换研究问题、假设、怀疑和希望，真是最自然不过！他们如潺潺流水般的通信，显示出两个人彼此互助的友谊。弗洛伊德承认：“我的朋友比我更有远见。”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奋力发展事业和钻研人类思维的运作时，也极需弗莱斯的精神支持。在弗洛伊德开业的头十年，他开始缓慢而稳健地以引起争论和冒医学界之大不韪的方法，来医治日渐增加的病人，最需要的是别人的了解、鼓舞和支持，而这些，弗莱斯都毫不吝惜地给了他。

    弗洛伊德开业的最早期，医治精神病时所使用的方法，与其说是引起争论的，倒不如说是非传统性的。方法之一的电疗法，是威汉·耳勃提出的。他是德国人，他使神经病理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耳勃为病人治疗时，把电极放在病人身体的各部分，用轻微的电流使病人产生发麻的感觉或肌肉的痉挛。另外一种电疗的方法叫做威尔米契系统，包括在床上休息、隔绝、按摩和电疗，完全以严格规定的方法进行。

    1887年快结束时，弗洛伊德沉醉于催眠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威尔米契系统。偶尔，他两者并用，以辅助心理治疗的不足。他解释说：“这样对我有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在心理治疗中病人以为我乱出花样而产生不良印象；另一方面免除了平躺式治疗的烦闷，使病人不致陷入白日梦的习惯中，这是屡屡可见的事实。”

    弗洛伊德最初所使用的催眠术，是模仿沙考的。他使一个病人昏迷，然后向他表示：当你恢复到正常知觉时，某些症状就会消失。但是，不久以后弗洛伊德又使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他要求病人回忆症状是在何时首次出现的。

    这种方法源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由布劳尔主治的一个病例。他们师承的关系是如此地直接，以致许多年后，弗洛伊德在美国的克勒克大学演讲时曾开门见山地宣布：“如果以出现症状时的详细情景心理分析为一项成就，那么这份成就并不属于我，因为在它草创之初，我并没有参与。那时（在1880年至1882年）另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约瑟·布劳尔博士正在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身上使用这种方法。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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