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也就是《自我与本我》发表的同一年，死神再度向弗洛伊德现身，这一次除了夺去他一个外孙的性命外，还向他本人的健康发出重大威胁信息。这些灾难都是突如其来，所以让人格外难以承受。这之前，尽管弗洛伊德不时会抱怨肠胃不舒服，但他工作起来仍然干劲十足。一如以往，他热切期待夏天长假的来临，并把这段时间珍如拱璧，保留它来从事山间远足、矿泉区疗养、到意大利观光和思索精神分析的理论问题之用。他极少会在度假期间接受看诊的请托，尽管这时候会提出丰厚报酬相诱的人不在少数。例如，1922年在贝希特斯加登度假期间，他在信中就告诉兰克：“（我）回绝了一个铜业大王太太的求诊……尽管她愿意出的钱足以抵销我度假期间的一切开销。”被他回绝的还有一位美国妇人，“她肯定会愿意付我50美元一天的诊疗费，因为过去在纽约，她付给布利尔半小时的费用是20美元。”对度假时不诊的原则，弗洛伊德毫不含糊：“我不会把我在这里度假的时间拿来卖。”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告诉过朋友，他对宁静与休息有迫切的需要，而且，“为了顾及其他病人的利益与保持工作的效率”，他的立场绝不松动。
尽管这么强调自己需要休息，但他密密麻麻的工作安排、大量的通信和重要作品的源源不断发表，都反映出弗洛伊德有着让人嫉妒的旺盛精力和大体来说良好的健康。不过，在1922年的夏天，却出现了不祥之兆。当年6月，他告诉钟斯，自己本来一直都不觉得疲惫，“但随着政治局势的灰暗前景变得明显，情形已有所改变”。他希望，通过度假，可以远离维也纳喧嚣的政治纷争——至少是一段时间。而他在7月从度假地贝希特斯加登发出的信件，也足以反映出他真的有大大松一口气的感觉。他形容自己的度假时光过得“自由而美好”，又说这里有“灿烂的空气和水、荷兰雪茄、上好的食物，这一切——和中欧那个地狱相比——简直就像一首田园诗”。不过，他在8月从贝希特斯加登写给兰克的信中，语调却不再那么愉快，而且还要求对方帮他撒一个谎：如果有谁问起，就说弗洛伊德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宣告他的健康不对劲的明显信号。“我对自己的健康已经变得不太有把握，我不想瞒你，因为我知道你迟早总会察觉出来的。”但对于自己为什么对健康不太有把握，他却没有多作说明。
不久，他又有了其他值得忧愁的理由：他的外甥女加奇莉亚·葛拉夫在8月自杀身亡。年方23的加奇莉亚因未婚怀孕，无法面对这种不良名誉，决定以服用过量的巴比妥结束生命。在服药后写给妈妈那封凄美感人的遗书中，她没有把自己的死归罪于包括情人在内的任何人。“我以前还不知道，”她写道，“死是这样轻松的，而且可以让人如此愉快。”弗洛伊德在信中告诉钟斯说，这件事让他“深感震撼”。不过，还有更让他沮丧的事情等在后头：1923年春天，有一些证据显示，他可能得了口腔癌。
早在1923年2月，弗洛伊德就注意到，“我的颚部长出了一些黏膜白斑般的增生物”。黏膜白斑是一种因大量吸烟而引起的良性增生物，但弗洛伊德因为害怕医生会勒令他戒烟，有一段时间秘而不宣，没把这事情告诉任何人。不过两个月后，他在信上告诉钟斯，“自从因病（手术）失去了一星期左右的工作能力以后”，他口腔里的增生物已经被切除。早在1917年，弗洛伊德颚部就出现过疼痛的浮肿，讽刺的是，他在抽过病人请他抽的一根上好雪茄后，浮肿就迅速消失了。但现在，弗洛伊德颚部上的增生物已变得太大和太顽强，让他无法再掉以轻心。“我确信那东西是良性的，但天晓得你让它继续长下去，它会变成什么玩意儿。”弗洛伊德从一开始态度就很悲观。“我自己的诊断是上皮瘤（一种恶性肿瘤），但不被接受。吸烟被归咎为这种组织病变的罪魁。”当他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去面对不能抽烟的恐怖未来后，就去找一位相熟的皮肤病医生施泰纳就诊。施泰纳并没有要他戒烟，反而撒谎说他颚部的增生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几天后，也就是4月7日，弗洛伊德趁多伊奇过访之便，请他帮自己看看口腔（多伊奇充当他的内科医生已有一段时间）。“你要有心理准备，”弗洛伊德事前警告他说，“你看到的东西可能不是你会喜欢的。”不幸被他言中了，日后多伊奇回忆说，他第一眼就可以断定弗洛伊德嘴巴里的增生物是个肿瘤。但他并没宣布这个恐怖的消息，而只是说那是“很糟的黏膜白斑”，他劝弗洛伊德戒烟并把增生物切除。
弗洛伊德本身是医生，四周围绕着的也多是医生，照理说，他决定要动手术前，应该去征求一个著名专家的意见，不然至少也应该找个口腔外科医生主持手术。但奇怪的是，弗洛伊德找来为他动刀的，却是一个鼻科医师哈耶克，更奇怪的是，他早先就说过一些不信任哈耶克医术的话（这个事实让人不得不怀疑哈耶克乃是另一个弗里斯）。他女儿安娜在多年后回忆说，这是一个只有弗洛伊德才会做的选择。最后，哈耶克完全证实了弗洛伊德的疑虑。事实上，不但他建议弗洛伊德做的那种手术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他对这种手术也只有一知半解，他还草率地选择以自己医院的门诊部作为动手术的地点。进行手术时，只有多伊奇陪在弗洛伊德身边，而且不是全程陪伴，这一点，似乎是出于他一个一相情愿的想法：只要不把这手术看得有多么大不了，手术就会顺利完成。但显然有什么重大差错发生在手术台上，因为手术结束后，弗洛伊德大量流血。事后，他不得不在一张帆布床上躺着，“在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因为没有其他房间有空床位”。他唯一的同伴是另一个病人，而据安娜日后的形容，那是一个“亲切、友善”的弱智侏儒。
事实上，说不定就是这个侏儒救了弗洛伊德一命。手术前，哈耶克告诉玛尔塔和安娜说，弗洛伊德说不定需要在医院过一夜，叫她们回家带点必要的东西过来。不过她们回来后，却发现弗洛伊德血迹斑斑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稍后，由于午餐时间访客是不允许留在病房里的，院方就叫玛尔塔和安娜先回家，并告诉她们弗洛伊德的情况稳定，不必担心。不过，当她们在下午再回到病房，才知道她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弗洛伊德伤口曾大量出血。当时，弗洛伊德曾经按铃求救，但电铃却坏了，这让他变得孤立无援。全靠同房的侏儒冲到外面找来护士，弗洛伊德才转危为安，不过护士也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的血止住。
听说了这件让人魂飞魄散的事情后，安娜再也不肯离开父亲半步。“那些护士，”她回忆说，“因为电铃故障一事问心有愧，所以对我们非常好。她们给我端来黑咖啡和一张椅子，就这样，我和父亲及侏儒三个人共处了一夜。父亲因为失血而极为衰弱，虽然服了药物而陷于半麻醉状态，伤口仍然极其疼痛。”当晚，安娜和护士越来越为弗洛伊德的情况担心，最后决定派人找哈耶克过来看一看，但哈耶克却认为她们大惊小怪，没有动身。第二天，当哈耶克和几个助手来巡房时，安娜躲了起来。哈耶克对他拙劣的、甚至差点要了人命的手术毫无愧疚之色，当天稍后就让弗洛伊德出院。
尽管已经无法再把自己的健康情况向朋友隐瞒下去，弗洛伊德仍然用乐观的病情报告去误导他们（相当程度上也是在误导自己）。“我乐于向你报告，”他在5月10日（他生日后四天）写给莎乐美的信上说，“我已经可以再次说话、咀嚼和工作了。甚至吸烟都是被允许的——当然是少量和拘谨的，也就是只能仿效小资产阶级的抽法。”稍后，写信给住在曼彻斯特的侄儿时，他也说：“两个月前，我切除了一个软颚上的增生物，它本来是应该已经变坏的，但却没有。”
事实上，虽然没有人告诉他真相，但弗洛伊德显然还是知道得比别人以为的要多一些。例如，当哈耶克建议他采取疼痛和徒劳的X光和镭射疗法时，他就认为，这印证了他对自己的增生物是癌症的怀疑。尽管如此，哈耶克还是没有告诉他真相，而且为了掩饰事实，故意同意他如常去度暑假，只要求他常常写信回来报告身体状况以及在7月回维也纳一趟检查伤口。弗洛伊德先是去了巴德·盖太恩城，然后又越过奥意边界，去了拉瓦罗内。这个假期并没有让弗洛伊德得到松弛，疼痛更是让他坐卧难安，最后在安娜的坚持下，同意请多伊奇到巴德·盖太恩城一趟来看诊。多伊奇火速赶到，没有耽误任何时间。他的诊断结果是：弗洛伊德有必要进行另一次更彻底的手术。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把全部真相说出来。
多伊奇这个善意的隐瞒，就像很多做法相同的人一样，都是出于对这个巨人的敬畏和不愿意接受他是个有限之躯的事实。然而，多伊奇还有其他不愿吐实的理由，他担心弗洛伊德会承受不了事实的真相。他多少期望着第二次手术可以彻底除掉弗洛伊德口腔中的癌细胞，这样，弗洛伊德就可以继续活下去而无须知道自己得过癌症。不过除此以外，他也是担心弗洛伊德知道真相后有可能会寻短：因为在4月7日的那一次关键性会面里，弗洛伊德曾要求他，如果自己注定是要忍受漫长的痛苦的话，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体面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多伊奇担心，如果弗洛伊德得知真相，会把轻生之念付诸实行。
就像觉得这些理由还不足够似的，老天爷在1923年夏天又给了多伊奇另一个守口如瓶的理由。弗洛伊德当时正为他挚爱的外孙海内尔的死而哀伤，后者是在6月夭折的。弗洛伊德女儿苏菲的这个幼子死时才4岁，死前几个月曾到维也纳探望过外公一家，受宠备至。“我的小外孙是同龄小孩（4岁）中最乖巧的，”深情的外公在1923年4月写给费伦奇的信上说，“但也是同龄小孩中最瘦弱的，全身上下仿佛只剩一双眼睛、一把头发和一个骨架子。”这是个深情告白，却已暗含着不祥之兆。到了6月初，当海内尔病危时，弗洛伊德又写信给费伦奇说：“我的长女玛蒂尔德和她丈夫等于已经过继了他，而且深深爱上了他，深得超过任何人所能预期。他确实是（was）——”弗洛伊德这里用了过去式，表示他已不对海内尔的康复抱希望，“一个迷人的小家伙，而我自己知道，我从未爱一个人——又尤其是小孩——爱得如此之深。”
有过一段时间，海内尔除了发高烧和头痛以外，别无其他症状，这使得诊断变得困难。不过到了6月，他得的是粟粒性肺结核已确定无疑，而这表示，“我们已失去了这个小孩”。海内尔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但偶尔会醒来一下，“这时候，他会与原来的样子完全没有分别，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弗洛伊德感受到的难过，远超过自己所能想像。“这个丧失对我来说极其沉重，我相信我从未受过更严重的打击。”他表示自己固然还在工作，但那只是机械式的，因为“基本上所有事情对我而言都没有了价值”。
他相信，他对海内尔病危一事反应会如此激烈，是自己的疾病在推波助澜，不过不管怎样，他对这个外孙的关心是要多过对自己的关心。“不要企图永远活着，”他在信中引用萧伯纳在《医生的窘境》序言里的话说，“因为你不会成功的。”海内尔的大限在6月19日来到。听到外孙的死讯，从不流泪的弗洛伊德哭了。当费伦奇在7月专顾自己且突兀地责问弗洛伊德为什么没有恭贺他的50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回信说，他是不会对一个普通朋友忘记这种礼节的。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在报复什么，“相反的，那是与我现在对生命失去品味有关。我以前从未有过消沉的时候，但这一次，我确定无疑是陷于消沉了”。这是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因为一直以来，弗洛伊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消沉的心绪侵袭，但现在，他却只把他对外孙之死的伤痛形容为消沉，这代表，他这一次感受到的消沉，是厉害得异乎寻常的。“我仍然被我的口腔所折磨，”他在8月告诉艾廷冈，“而且强迫性地思念着那个可爱的孩子。”他形容现在的自己是“生”的陌路人和“死”的候选人。写给终身挚友里依的信中，他表白自己无法从海内尔的死亡中平复过来。“对我而言，他代表的是未来，因此，他的死把我的未来一并带走了。”
至少那时候弗洛伊德是这样的感觉。三年后，当宾斯旺格8岁大的儿子死于结核性脑膜炎，写信向弗洛伊德倾诉哀痛时，后者在回信中忆及了1923年的伤心事。他说，他不打算“说一些表面的慰问话，除非那是发自内心的冲动。对，我要说的真是发自内心的冲动的，因为你的信唤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不，不是唤起，因为这些回忆从未沉睡”。他回忆起他所丧失的所有亲人，特别是在27岁就殒逝的爱女苏菲。“不过，”他说，“我还是撑了过来，因为那毕竟是1920年，也就是我曾经准备好随时会失去一个甚至三个儿子之后。因此，顺服于命运是面对不幸的最好心态。”但接着他却指出，海内尔的死彻底打破了他的自持。“（海内尔在我心中）代表的是我的所有小孩和所有孙子女，而自他死后，我不再关心我的孙子女，也不再觉得人生有什么欢乐可言。这也是我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面对自身生命危险的原因——别人还以为那是出于我的勇敢。”对宾斯旺格的丧子之痛感同身受的同时，弗洛伊德觉得自己的回忆把旧伤口撕开了一遍又一遍。尽管他稍微夸大了海内尔之死对他造成的影响（接下来的年月可以证明他身上留着的精力和柔情仍然很多），但海内尔始终是他的最爱，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海内尔的哥哥恩斯特曾经在1923年夏天和弗洛伊德一家同住了两个月。且不论别人怎么想，至少他的老外公认为：“对他一点安慰的作用都没有。”
这就是1923年夏天多伊奇所必须面对而又不敢面对的处境：弗洛伊德就像其他人一样，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会死的。多伊奇最初能够商量的人只有兰克一个，稍后，又扩大到弗洛伊德的禁卫军——也就是“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小群弗洛伊德的密友（亚伯拉罕、艾廷冈、钟斯、兰克、费伦奇、萨赫斯）为此事在多洛米蒂山的圣克里斯多夫会面（圣克里斯多夫离弗洛伊德落脚的拉瓦罗内只相隔一个长长的山坡）。但这六个人早有心结，而且是战后就开始的。即便从1920年10月开始，弗洛伊德推行了连环信的方式，但帮助并不大。这种连环信的目的，是为了把弗洛伊德分处维也纳、布达佩斯、柏林和伦敦四地的几个密友能够保持稳定的联系。当连环写信措施即将要展开之时，弗洛伊德写信对钟斯说：“我急切想知道这个措施的效用如何。我预期它会相当有用。”但大概在同一时间，钟斯创立了《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并因此和兰克产生了矛盾。事情的起因是钟斯有鉴于美国的反德情绪日渐高涨和急于想表现美国人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所以特别青睐美国的投稿者，但也因此接受了一些在他的维也纳同人看来不够水准的稿子。兰克得知这件事情以后，马上要求钟斯纠正，钟斯却认为兰克专横地干涉他的编辑工作，为此愤恨难平。弗洛伊德认为，这种龃龉将会危及精神分析领导核心的团结。由于兰克在推动精神分析事务上是弗洛伊德离不开的左右手（他在钟斯面前赞扬过兰克不止一次），所以这一次的事件，他选择站在兰克的一边，温和地斥责了钟斯。“当兰克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几乎感到自己无依无靠和几近残疾。”他在1919年下半年致钟斯的信上说。稍后不久，又说：“我感觉你对兰克的言辞有一点点尖锐，让我想起你对亚伯拉罕也有同样的情绪。即使在战争期间，你的用语还是要比较温和。我希望你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他责怪钟斯不应该情绪失控，并说自己期望事情会有所改观。
但事情并没有朝弗洛伊德期望的方向发展，“委员会”成员间的敌对情绪仍然在继续。“兰克的大铁锤再一次敲了下来，”钟斯在1922年夏天的一封连环信上说，“这一次是落在伦敦，而在我看来，那是很不公平的。”虽然钟斯与兰克的关系变坏，但他与亚伯拉罕的关系反而有变好的趋势（亚伯拉罕对兰克在分析技术上偏离正统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高兴）。在这个紧密的七人小圈子里，弗洛伊德最亲密的是兰克和费伦奇，但他一样少不了其他人。现在，在1923年仲夏，弗洛伊德饱受疾病与丧亲之痛煎熬之际，只希望那个争吵不息的“委员会”，能至少维持表面的和谐。“我太老了，老得舍不得放弃老朋友，”他稍后写道，“换成是年轻一点的人，大概会觉得这样做反而可以维持良好的关系。”
8月26日，钟斯在一封写给太太的信中，描述了“委员会”在圣克里斯多夫开会时的硝烟味和焦虑气氛。“最重要的消息是F（指弗洛伊德）得了如假包换的癌症，这癌症会慢慢增长，也许会持续很多年。他本人并不知情，所以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至于他和兰克的争端，他在信中说：委员会“花了一整天去反复讨论‘兰克一钟斯事件’。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我希望我们的关系会因而改善”。但钟斯又同时意识到，这种改善并未在望，因为一个不愉快的插曲让他和其他成员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我早已预期费伦奇不太会跟我说话，因为布利尔也来了，比我早到一步。他告诉费伦奇，我在背后说兰克是个犹太骗子。”钟斯自己部分否认这个指控，说布利尔的话是夸大其词。
不管钟斯说了兰克些什么，都可以肯定那是深具羞辱性的。两天后，钟斯又写信告诉太太，“委员会”花了“好几小时在争吵，我只觉得自己是在疯人院里”。大家“都认定我在‘兰克一钟斯事件’中是站在错的一边，甚至认为我实际是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他是成员里的唯一外邦人，也对自己这个身份特别敏感。“一个犹太家庭会议对一个罪人进行审判，当然是大事一件，但想想看他们五个人坚持要当场一起分析我的情景！”尽管钟斯宣称自己“有够多的英国人幽默感，可以对此事一笑置之”，没有为此而动怒，但他仍然向太太承认，那是一个毕生难忘的经历。
在这一片争吵声中，“委员会”也为弗洛伊德罹患癌症的消息感到震撼，他们面临的两难处境极为尖锐。弗洛伊德需要接受一次彻底的手术是很显然的，但该怎样跟他说（或该说多少）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弗洛伊德本来已经计划好，接下来要带安娜去游罗马，所以“委员会”不愿去破坏这个他计划已久的行程。最后，“委员会”的几个医生成员（亚伯拉罕、艾廷冈、钟斯、费伦奇）决定要采取中庸之道：郑重要求弗洛伊德意大利之行以后要再接受一次手术。然而，他们仍然不敢把全部真相告诉他，多伊奇也一样。多伊奇为他这个不明智的体贴将要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失去了弗洛伊德的信任和失去作为其私人医师的资格。事实上，他既低估了弗洛伊德接受坏消息的能力，也低估了弗洛伊德对别人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受保护的小孩的愤怒。“委员会”的成员也为此而让弗洛伊德相当不悦，多年以后，他在发现他们的善意欺骗时，感到怒不可遏。“你们凭什么权力这样做！”他在信中向钟斯怒吼说。弗洛伊德认为，没有人有权欺骗他，哪怕是出自最善良的动机。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多么骇人，才是最大的仁慈。
在多伊奇向“委员会”报告弗洛伊德病情那次聚会结束后，安娜跟众人一起共进晚餐。饭后，她在月色的照耀下，与多伊奇一起爬上山坡，要回到拉瓦罗内去，途中，她从多伊奇口中套出了真相。她用半开玩笑的口吻问多伊奇，要是这一次他们父女俩在罗马玩得太愉快了，决定要多留一阵子，他会有什么想法？多伊奇听后面露惊惶之色，极恳切地要求安娜万万不可有那样的想法。“你们绝对不能那样子，”他激烈地说，“答应我，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那样做。”安娜在多年后回忆听到多伊奇答话时的想法：“事情再也清楚不过了。”但是，弗洛伊德携幺女游罗马的计划还是如期进行。而就像他期望的，安娜一如她自己的习惯那样，对罗马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观察入微。弗洛伊德在9月11日从罗马写信告诉艾廷冈：“安娜把罗马品味得淋漓尽致，她懂得自己找门道，而且也对它的各种层面都同样具有接受力。”回到维也纳以后，他又写信告诉钟斯，“在罗马的那段灿烂时光”，他的幺女“确实显示出自己受益良多”。
不过，到了这时候，弗洛伊德怀疑已久的真相已逐渐向他显明。9月24日，弗洛伊德以带点朦胧的语气写信告诉他住在曼彻斯特的侄儿说：“我并未克服对上一次口腔手术留下的后遗症，感到极为疼痛，吞咽困难，前景未明。”两天后，他的立场明朗了。他写信告诉艾廷冈：“你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我今天就可以满足你。我决定要接受第二次手术，切除部分的上颚，因为那里已出现了可怕的新增生物。手术将由皮契勒教授主持。”皮契勒是著名的口腔外科医生，由多伊奇所推荐。弗洛伊德告诉艾廷冈，皮契勒“是这方面最好的专家，而且会为我制作事后所需要的上颚假体，他保证我在手术后四到五星期就可以进食和说话”。
事实上，弗洛伊德要接受的手术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分别在10月4日和12日进行。这两次手术大体上是成功的，但因为那是一种组织损伤较明显的切除术，所以弗洛伊德手术后有一段时间无法说话和吃东西，只能靠鼻管喂食。不过第二次手术后一星期，弗洛伊德尽管还在住院，但已迫不及待写给了亚伯拉罕一封行文像电报的信：“亲爱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今天换过了棉塞，打扮过，但仍然像黏附在衣服上的残肉。谢谢你捎给我的消息、信件、问候和剪报。一等不用注射就可以睡觉，我就会马上回家。”九天后他就获准出院了，但他跟死神的角力赛，却还没有过去。
这场角力赛是累人的，而对手则狡猾而无情，弗洛伊德做好了最坏的打算。10月底，考虑到身体状况有可能会让他无法继续执业赚钱，他为遗嘱写了附件。他最关心的是妻子和女儿安娜：他要求几个儿子为母亲着想而放弃遗产的继承权，并把安娜的嫁妆提高为2000英镑。然后，在11月，他又做了一件有点奇怪的事，他做这件事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不如他修改遗嘱那么理智。他接受了一次睾丸的小手术，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对两边输精管的结扎”，被认为是由具争议性的内分泌学家施泰纳赫所首创。这种手术因为据信可以让男性重振雄风，所以颇受欢迎，但弗洛伊德接受它的理由，还是因为有些专家认为，这种手术可以强化身体的抵抗力。弗洛伊德相信这种手术的有效性，希望可以凭借它预防癌症复发，甚至可以改善他的“性功能、他的一般健康状态与工作效率”。动过手术后，弗洛伊德对它的效果不再那么深信不疑，但至少有些时候，他觉得自己似乎确实变得年轻一些和强壮一些。
但就在同一个月，皮契勒却发现弗洛伊德口腔里有残余的癌细胞组织，并坦然相告，而弗洛伊德也以同样坦然的态度接受了手术。不过他仍然承认，这个消息让他极度失望。很显然，皮契勒承受了弗洛伊德颇大的压力，因为弗洛伊德一直是把他当成神医看待的。弗洛伊德在11月下旬告诉兰克，自己在“感情上相当依赖皮契勒教授”，不过，这最新的一次手术已经把他的无保留依赖给粗鲁震醒，让他的“同性恋纽带松弛了下来”。不管弗洛伊德对他的外科医生的感情有多复杂，至少直到1936年为止，皮契勒没有再在他口腔里发现过癌性的增生物。
不过，自1923年以后，弗洛伊德的口腔还是会反复形成黏膜白斑（有些是良性的，有些是有癌变的可能性的），所以他还是得一再接受治疗或切除手术。皮契勒技术高明而友善，然而，前后30次左右的小手术（有些并不是那么的“小”），还有上颚假体无数次的装设、清洗和重装，还是让弗洛伊德苦不堪言，更别提有时它们会让弗洛伊德剧痛难忍。可以想见，弗洛伊德已必须抗拒抽烟的诱惑，毕竟，每一根雪茄都是一个刺激，都是迈向另一次疼痛手术的一小步。我们知道，他坦承自己嗜雪茄成癖，又说过，吸烟归根究底只是所有癖好的原型的替代物。但明显的是，他心灵的一些深处，是他的自我分析所无法达到的，而他的一些心理矛盾，也是他自己从未能够纾解的。他始终无法戒烟的事实，强烈印证了他认为人有时会处于“知而不知”状态的主张。所谓的“知而不知”，是一种尽管有着理性的认知却不愿采取适当对策的状态。
在1923年底，弗洛伊德就像个受了伤而急着康复的运动员。一度是个出色的讲演者和健谈家的他，再一次努力训练自己说话，只不过，他的声音从未能完全恢复往昔的清晰与嘹亮。手术也影响了弗洛伊德的听觉，他抱怨自己老是听到一种“持续的奔腾声”，而慢慢地，他的右耳变得几乎全聋。为此，他把病人躺的沙发从一边的墙移到另一边，以便自己可以用左耳聆听。进食也为他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困扰，他尽可能避免在公众场合用餐。据钟斯形容，弗洛伊德所戴的上颚假体——也就是把他的口腔隔离于鼻腔的装置——是一个庞然大物，状如“一副加大码的假牙”。不管戴上或取下上颚假体，都是一种折腾，常常会让人感到烦躁，更多时候是感到疼痛。在他的余年里，弗洛伊德换装过这种加大码的假牙不止一次，像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就为装一副新的上颚假体而前往柏林。某种程度的不舒服始终没有离他而去，但他却没有自怨自怜，而是努力去适应自己的新处境，有时候还会流露出一点点悠然自得的味道。“亲爱的撒缪尔，”他在1924年1月写给曼彻斯特的侄儿的信上说（信是他口述，安娜执笔），“我很高兴可以告诉你，我正在迅速康复中，预期将可在这新的一年重拾我的工作。我的说话能力受损了，但我的家人和病人都说他们完全听得懂我说些什么。”
弗洛伊德辛苦赢得的镇定沉着是有价值的，他固然见证了家庭成员的死亡，但新生的成员又重新把家族挤得满满的。他三个儿子都在扩大家族人丁一事上做出了贡献。“恩斯特通知我们，他的第三子将在4月24日诞生，”他在1924年春天写给撒缪尔·弗洛伊德的信上说，“而另外两个小孩现在也在路上了，分别是马丁的次子和奥立佛的长子。因此，我们的家族就像植物一样，荣枯互见——这是个你也许可以在老荷马那里找得到的比喻。”1924年10月，亚丽克丝·史崔奇写信到伦敦告诉丈夫詹姆斯说，海伦娜·多伊奇“给了我有关弗洛伊德最令人振奋的健康报告。他已再一次坐在协会的座椅上，而且健谈如昔，情绪高昂”。五个月后，亦即1925年初，她又告诉丈夫，尽管弗洛伊德说话仍然有困难，但“安娜说他的健康情形已经好得让人没敢再多求什么”。
二、安娜
安娜在父亲心目中地位的膨胀，并不是始于1923年，不过在弗洛伊德于1923年动过手术后，她的地位就变得无可争议和无可挑战了。毕竟，弗洛伊德接受完魂飞魄散的手术后，在医院里陪伴他一整夜的，就是女儿安娜而非他太太。这件事，标志着安娜成为弗洛伊德情感重心的起始。不过，他对安娜的感情依赖早见端倪。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3月，当安娜为照顾姐夫哈尔伯史达特和两个外甥而离家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费伦奇：“现在我们家里一片孤寂，因为安娜到汉堡去了，要四个礼拜后才会回来。”那之前三星期，安娜也去了汉堡一周，当时弗洛伊德写了一封深情的信给她：“有人非常想念你，没有你，家里变得极其冷清，根本找不到替代物。”
在内心深处，安娜是百般愿意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打从少女时代开始，她就对自己是不是能把父亲照顾好，感到万般焦虑。1920年的时候，她曾经花了部分的夏天，在奥斯湖照顾大病初愈的里依。里依一直对弗洛伊德隐瞒自己生病的事，直到无法隐瞒为止。里依这种出于不想让朋友担心的隐瞒令安娜联想起父亲的为人（很多事情都会被她跟弗洛伊德联想在一起）。她决定不要让父亲采取跟里依一样守口如瓶的策略。“答应我，”她在信中求父亲说，“如果你有一天生病了，而我又不在家里，马上写信告诉我，让我可以赶回来，可以吗？”又补充说，如果弗洛伊德不答应，她到哪里去都不会心安理得。其实，早在她要离开家前往奥斯湖时，就可以把这个话题摊开来讲，但却因腼腆而作罢。不过三年以后，就是弗洛伊德开过第一次刀以后，安娜已再顾不了腼腆不腼腆的问题。在回信中，弗洛伊德一开始是表示拒绝的：“我不愿马上屈从你的愿望，因为你不应过早投入照顾年迈双亲的灰暗工作的。”写此信的当时，弗洛伊德正在维也纳接受哈耶克的检查。不过，他又表示愿意做出一个让步：“如果他（指哈耶克）认为我有任何理由应该留在维也纳的话，我会马上发电报通知你。”从这时起，安娜比她妈妈负起了更多照顾父亲的责任。
因此，在1923年夏天，安娜会是家里第一个发现父亲得了癌症的人，是再自然不过的。而弗洛伊德这段时期的书信也充分反映出，安娜对他而言，变得有多重要。在8月写给里依的信上，弗洛伊德谈到太太和小姨子时，只限于谈她们的健康状况，但谈到安娜时，语调就变了：“她正在繁荣茁壮，是家里大小事情的支柱。”
弗洛伊德从来不怀疑，自己对每个子女都感情深厚而且充满关心。前面我们看到过，马丁在滑冰场受辱后，弗洛伊德是如何耐心地、不带责备地开导他。而当女儿玛蒂尔德在1912年夏天突然病倒时，弗洛伊德未加考虑就取消了英国行的原定计划，且不管他有多期盼可以重游伦敦。他对苏菲的疼爱和对奥立佛的神经官能症病情的关心都是溢于言表的。我们也知道，大战期间，他没有把自己对几个儿子在前线的安危的关心闷在心里，反而把他们的生活细节倾泄在与朋友的通信上，仿佛这些消息会让他的所有收信者感兴趣似的。有一次，他饶有哲学意味地对美国医师列尔曼说：“在一个大家庭里，总是有不幸事故会发生的。任何像你这样以扶助家人为己任的人（一个我自己不陌生的角色），等于是为自己提供了一辈子的忧虑与关注。”他有时也会开一点点父亲角色的玩笑（但就只是一点点）：“正如贵国的人所喜欢说的，”他在信中对列尔曼说，“连在家庭里都得不到安宁就太糟了！但在我们犹太人的家庭里，又是何尝有过一日安宁的？一个大家长永远也别想享有这种安宁，除非他已获得了永恒的安息。”不管子女们怎样争取他的偏爱，他总是努力表现出一视同仁。
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幺女安娜非常特别。“最小的一个，”他在大战期间这样告诉过费伦奇，“是个特别可爱和有趣的小东西。”他也慢慢承认，安娜也许比她的姐姐和哥哥都要可爱和有趣。“你成长得有一点点不同于玛蒂尔德和苏菲，”他在1914年的信上对安娜说，“你显示出更多知性的兴趣，而不会那么专注于纯女性的事务。”
弗洛伊德对安娜知性能力与她在他生命中的特殊地位的肯定，反映在他对她说话的特殊语调：一种充满柔情的劝告口气，加上近于进行精神分析的语调，那是一种几乎不见于他对其他子女的语调。另一方面，安娜争取父亲对她表现出特殊亲密感的意志，又是顽强的，而且一日比一日强烈。安娜在少女时代常常会病倒，一再需要到疗养胜地去休养，以便可以得到完全的休息、进行有益健康的散步和为过于瘦削的身体增重几磅。她这个时期的家书里满是这星期重了一公斤、那个星期重了半公斤的消息。但除此以外这些信还满载着对父亲的思念。1910年夏天，也就是她14岁那年，她从一处矿泉疗养地写信告诉“亲爱的爸爸”，她的健康已越来越好，“体重一直增加，已接近胖子的边缘”。虽然还是青涩的年纪，但对于父亲，她已有着如慈母般的关心：“你在哈茨山上胃有没有再一次感到不舒服？”她希望几个哥哥（“那几个男孩”）会把父亲照顾好，但又毫不怀疑，父亲换成自己来照顾，一定会更妥善些。一般说来，她总是不停歇地跟几个哥哥姐姐争宠。“我也很希望可以跟着你一道旅行，就像恩斯特和奥立佛现在的样子。”她也流露出对父亲的作品早熟的兴趣。她曾经要求“友善的”耶克尔兹医生把《格拉迪娃》借她读，但后者却表示，除非她父亲同意，否则不能答应。安娜也深深喜爱父亲为她取的外号。“亲爱的爸爸，”她在次年夏天写道，“已经很久没有人喊我做‘黑恶魔’了，我极为怀念这个称呼。”
弗洛伊德认为，安娜的大部分病痛（例如背痛）都是心因性的，是她所沉湎的“胡思乱想”（这是安娜自己的形容）所引起。弗洛伊德鼓励她把自己的症状告诉他，安娜没有让父亲失望。早在1912年，当她仍然疾病缠身时，就已经毫不隐瞒把自己的心理状况向父亲报告。在信中她告诉父亲说，她认为自己既不是生病但也不是健康的人，反正就是不确定自己哪里不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会有一些怪病痛冒出来。”然后，她就会变得衰弱和为各种事情烦恼，其中包括为自己乐于懒散而烦恼。她渴望自己能像大姐玛蒂尔德那样，能深明事理。“我希望自己是个理智的人，至少是会变成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她提醒父亲说，“我宁可没有告诉过你这一切，因为我不喜欢困扰你。”不过，因为这是父亲先前要求她这样做的，所以她在附笔里又补充说，“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因为我对自己的了解仅此而已，但我可以保证不会对你隐瞒任何秘密。”她又要求弗洛伊德，如果可能，尽可能再一次尽快回信，“如果你能帮我一点点，我就一定会变得更理智。”
弗洛伊德太愿意帮这个忙了，因为在1912年时，玛蒂尔德已经嫁人，而苏菲也打算跟随姐姐，准备嫁人，所以，安娜就变成了弗洛伊德——正如他喜欢称呼她的——“亲爱的独女”。11月，安娜前往意大利北部的热门疗养胜地美拉诺休养，准备要住上几个月时，弗洛伊德告诫她一定要放轻松心情和尽情享受，他告诉她，一旦她习惯了慵懒与阳光，就一定会增加体重和变得心情开朗。安娜在回信中告诉父亲，自己有多想念他。“我吃得尽可能的多，而且相当理智，”她在信中说，“我常常想念你，而且极为盼望你在有空时能写信给我。”要求父亲“有空”写信给自己，是她经常在信中提到的，因为她知道，弗洛伊德可是个超级大忙人——当安娜主动表示希望回家时，弗洛伊德力劝她再多留一阵子，尽管这表示她将会错过苏菲预定在1913年1月举行的婚礼。不过，这个建议，乃是弗洛伊德一个精明的治疗策略。因为早先，安娜曾经向他坦承，自己与姐姐苏菲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对她来说乃是一件“可怕”的憾事，因为尽管她在苏菲心中没什么地位，但苏菲却是她既喜欢又倾倒的人。这种自我轻视在当时乃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安娜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就连弗洛伊德——他的很多建议都是安娜言听计从的——也未能完全改变她。
但他至少尝试这样做过，他认定，安娜已经年长得足以吸收一些精神分析的真理，毕竟，她已经在进行自我分析了。很明显，苏菲的婚礼在她内心搅起了强烈而矛盾的感情。她坦承，自己同时希望能够回家参加苏菲的婚礼，又想置身事外：一方面，她享受在美拉诺的奢侈闲适，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在姐姐出嫁前见上一面。不过不管怎样，她现在“都远比从前要理智”。“如果你晓得我现在变得有多理智，一定会惊讶万分。你之所以察觉不出来，只是因为身在远处。不过，想要变得你所希望那种程度的理智，实在难之又难，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办得到。”安娜这些自省的话给了弗洛伊德一个机会，他告诉她，她的各种疼痛症状，其根源都是心理性的，是由她对苏菲的婚礼与对苏菲的准夫婿哈尔伯史达特的矛盾感情所引起的。“毕竟，你知道你是个小怪胎。”弗洛伊德说这话，并不是要责怪安娜对苏菲“日积月累的嫉妒”，因为他觉得，要负责任的主要是苏菲。但他却认为，安娜把这种嫉妒转移到哈尔伯史达特身上，而这让她备受折磨。另外，他也认为安娜对父母隐瞒了一些什么，而且，“大概你也同样隐瞒着自己”。弗洛伊德温和地劝女儿“不要隐瞒什么，不要忸怩羞怯”。他说话的调调，听起来就像一个精神分析师劝病人自由倾吐。但他在结语里说的话，仍然像个父亲：“毕竟，你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小孩状态，而应该勇敢直视生命和它所带来的任何东西。”
鼓励女儿长大是一回事，但能放开手让女儿长大又是另一回事。有很多年时间，安娜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始终是“最小的一个”。那个弗洛伊德在苏菲订婚后打趣地称呼安娜的头衔——“我亲爱的独女”——自苏菲结婚后反复出现。1913年3月，他利用一次短假期带安娜到威尼斯游玩。这是一趟安娜事前热烈期待而过程极为愉快的旅行。“跟你一道去（威尼斯）旅行，”她惊呼说，“让它比起本来该有的更加怡人。”当年稍后，弗洛伊德向费伦奇承认，安娜让他联想起寇黛利亚，也就是李尔王最小的女儿。这种联想让他写成了《三个匣的主题》一文，一篇对女性在男人的生与死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动人沉思。这个时期，有一张弗洛伊德与安娜合照于多洛米蒂山的照片，两人看起来就像是志同道合的同伴。照片中，弗洛伊德穿的是远足的装束：斜戴着的帽子、束腰夹克、灯笼裤和粗厚的靴子。安娜挽着父亲臂弯，身穿一件与其瘦削身材十分匹配的阿尔卑斯村姑式连衣裙。
迟至1914年夏天，也就是安娜快满19岁时，弗洛伊德仍在给钟斯的信中称她为“我的小女儿”。但这一次，他可是别有动机的：他要预防钟斯会向安娜献殷勤。“我从一些最可靠的来源得知，”他在安娜7月17日准备动身前往英国时警告她说，“钟斯医生有寻求你垂青的强烈企图。”他指出，自己是没有干涉她两个姐姐选择伴侣的自由，但她却不一样，因为她迄今都没有过追求者，而且又比两个姐姐要生活得与父母亲近。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她不应该在“未征求过我们的同意前”，擅自做出重大决定。
弗洛伊德不忘对安娜赞扬钟斯是他一个好朋友与“非常重要的工作伙伴”，但又担心，说这些话“可能只会成为你一个更大的诱惑力”。因此，他说他觉得有责任提醒女儿两件事情：首先，“我们希望你在看过、学习过和生活过更多一点点以前，不要做出感情的承诺或结婚”。确切来说，她应该最少五年内不要想有关结婚的事。其次，弗洛伊德又提醒安娜，钟斯现年35岁，岁数几乎足足是她的两倍。尽管钟斯毫无疑问是一个“温柔、好心肠”的男人，“会爱太太和对太太的爱满怀感激”，但适合他的，应该是个年龄稍长、涉世较深的对象。弗洛伊德又指出，钟斯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和困难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大部分的关注都在科学上，因此缺乏像安娜这样一个“被宠坏的”、一个“非常年轻而带点矜持的女孩”所期望于丈夫的那种细致和体贴。弗洛伊德又补充说（这一次把刀子捅得更深），钟斯事实上远不如乍看的独立，而是非常需要别人打气的。因此，弗洛伊德在结论里说，在与钟斯相处时，安娜应该保持亲切，但避免与他单独相处。
显然，给了安娜这些忠告以后，弗洛伊德并未能疑虑尽释。五天后，也就是7月22日，他又写信给已经身在英国的安娜，温和地把前述的教诲重申一遍。他说她不应该拒绝钟斯的相陪，而且应该以尽可能坦然的态度与他相处，把自己放在一个“友谊与平等的立足点上”。然而，这个二度提醒仍然未能平息弗洛伊德的担心，为此，他给钟斯写了一封信。据他告诉安娜，在这封信中，他用了不会做成冒犯的“几行字”，打消了钟斯任何求爱的主意。
这“几行字”事实是相当有趣的文件。“大概你对她的了解还不够，”信中弗洛伊德告诉钟斯，“她是我孩子里最有天分和才华的一个，除了有着美好的个性外，还充满学习、观察和了解世界的兴趣。”这些话，和他直接告诉过安娜的没什么两样。但接下来他却语气一转，说出一番大可以称之为维多利亚式想像的话来：“她还没有自觉是个女人，没有一点性的渴望，对男人抱着相当拒绝的态度。她与我有一个说开了的共识，那就是在再长大两三岁之前，她不会考虑有关结婚或谈恋爱的事，我不认为她会打破这个协议。”我们知道，这个“协议”只是弗洛伊德自己想像出来的，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他自己在主动建议女儿把谈恋爱和结婚的年纪延后。毫无疑问，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他一直认为，安娜的感情心智年龄要比实际年龄为小。但不管这是不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弗洛伊德说安娜——一个已经充分发育成熟的年轻女性——没有任何性渴望的一番话，都像是出于一个没有读过弗洛伊德著作的保守布尔乔亚之口。不过，也许弗洛伊德这样说的目的，是暗示钟斯，如果他对安娜有任何不轨的话，就等于是侵犯儿童——而由于当初钟斯就是因为这个指控而不得不远走他乡异国的，所以这个半遮面的警告肯定会对他非常有力。但不管怎样，弗洛伊德否认女儿有性渴望一事，都是很让人惊讶的，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私心渴望女儿始终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他的小女孩。
安娜对父亲要求的回应，是她自轻心理的另一次表现。“你所提到的我在家中享有的地位，”她在英国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我感到很愉快，但我却不能很相信那是事实。例如，我不相信如果我不在家里，会造成很大的分别。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感受到这种分别。”到底钟斯本人是怎样看待这出他不由自主被卷进去的小小戏剧的，我们无法确知。但在某些方面，他是看得很清楚弗洛伊德对女儿的感情牵系的，在回信中，他说：“（安娜）具有美好的个性，而如果她的性压抑不会为她带来伤害，那她日后肯定会成长为一个不同凡响的妇人。她当然是强烈地附着于你的，而这是一个实际父亲与潜意象父亲相合的罕有例子。”这是个敏锐的观察，也是个不会让弗洛伊德感到惊讶的观察，但他却不打算接受其意涵。
正如我们知道，安娜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她的英国之旅。经过一些紧凑的参观行程以后（有些有钟斯相陪，有些没有），安娜于一个月后回到家里。接下来几年（战争、革命和缓慢重建的几年），她的生活就像其后来的精神分析师事业的彩排。不过，她成为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路途是迂回曲折的。她受的是师范教育，通过了考试，在20多岁时成为了女子学校的老师，但她注定是不会当一辈子老师的。
她日后回忆，少女时代她喜欢坐在父亲上坡路19号家的图书室外面，“听他与访客的谈话，这对我相当有裨益”。直接阅读父亲写的东西对她的裨益就更大了。1912至1913年冬天在美拉诺疗养期间，她写信告诉父亲，自己读了他的“一些”作品。“你不应该为此感到惊异的，”她带点自卫性的姿态说，“毕竟，我现在已经长大，会对它们感兴趣是不值得奇怪的。”她的阅读一直持续，有时会请父亲解释一下诸如“移情”之类的术语是什么意思。1916年，她到大学旁听父亲有关精神分析的导论性课程。这些精神分析的教育，强化了她继承父业，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的野心。次年，她在旁听父亲的讲课时，在座的还有海伦娜·多伊奇，后者穿着医生的白袍，帅气十足，让安娜印象深刻。回家后，她向父亲表明自己打算以精神分析为目标，并且准备投考医学院为这个志愿做预备。弗洛伊德没有反对她的远程计划，但却反对她读医，这不是弗洛伊德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劝有志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人不必进医学院。
自此以后，弗洛伊德把安娜带到他的专业大家庭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然后在1918年，开始对她进行精神分析。同一年，安娜应邀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但她因为教学工作的羁绊，无法成行。两年后，当大会在海牙举行时，她终于能够抽出时间，陪伴为爱女自豪的父亲一起出席。她的信件也反映出，她的精神分析技巧越来越老练了。有多年时间，她都会把她最特别的梦境（主要都是一些吓人的梦境）写信告诉父亲，现在她更是进而自己去分析它们，而弗洛伊德则对她的分析加以评论，她也成了少数能够首先读到弗洛伊德最新作品的人。她曾参加精神分析的会议，而且不限在维也纳的范围内。在1920年11月从柏林写给父亲的信中，安娜对父亲的同仁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评论，并且毫不隐瞒自己对一些已经开始分析儿童的同仁的妒意。“你看到了，”她带有自责意味地补充说，“任何人都有能力比我做得多。”此时，她已经辞去了教职（她对此事有着矛盾的心情），准备好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
她的头两个“病人”是外甥恩斯特和海内尔，也就是她姐姐苏菲的两个遗孤。1920年，安娜在汉堡与这两个小孩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特别关心的是已6岁多的恩斯特，他受到父亲的宠爱，远不如赢弱的弟弟海内尔。为了赢得恩斯特的信任，安娜跟他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奇思怪想，又告诉他小婴儿来自哪里和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之类的“秘密”，这使得恩斯特愿意对她说出心里话。恩斯特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怕黑，但根据安娜分析，这是他妈妈的一个警告（更严格来说是威胁）所带来的后遗症：苏菲曾经对恩斯特说过，如果他继续“玩自己的小东西，就会生重病”。由此可见，就算是弗洛伊德的子女，也不是每个都恪守他有关教育子女之道的训诲的。
安娜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儿童精神分析的初步尝试，她开始分析其他小孩的梦，并在1922年春天写出了一篇精神分析的论文。她期望，此文会让她获得加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资格。她告诉父亲，这个会员资格是她梦寐以求的。5月底，她的愿望成真了，她那篇论鞭打幻想的论文，部分是以她个人的心理状况为基础的，不过这种主观性并未让此文的科学贡献失色。“我女儿安娜在上星期三做了一个很好的讲演。”弗洛伊德在6月初欣慰地告诉钟斯。两星期后，安娜成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拥有全面资格的成员。
这之后，安娜在弗洛伊德密友间就声誉鹊起。甚至早在1923年，宾斯旺格就告诉弗洛伊德，他已看不出安娜与父亲之间有任何风格上的分别。1924年底，艾廷冈、亚伯拉罕与萨赫斯也从柏林写信给弗洛伊德，建议他应该把安娜视为核心分子的一员，让她参与重大事务的讨论，而不是像多年来一样，“只是充当父亲的秘书角色”。这个建议固然不无取悦弗洛伊德的用意，但它仍然反映出，安娜在他父亲密友心目中的分量已提高至何种程度。
弗洛伊德既毫无保留地鼓励女儿从事专业上的追求，也不遗余力地介入她的私生活。安娜对生活和友谊的热爱是滥于言表的，他父亲看得出这种需要，并努力去促成它：弗洛伊德曾在1921年底邀请莎乐美到上坡路19号做客，主要就是出于安娜的考量。在一封写给艾廷冈的信上，他指出：“自从英国的丽奥、匈牙利的卡达和你的蜜拉相继离去以后，安娜对女性友谊的渴盼是可理解的。”丽奥·康恩（一度是钟斯的情妇与弗洛伊德的病人）已经回英国去了；卡达·列维已经结束了她在弗洛伊德那里接受的分析治疗，回到布达佩斯；而费伦奇的太太蜜拉现在与丈夫同住在柏林。“令我欣慰的是，她仍然年轻漂亮而开朗，”弗洛伊德在信上补充说，“但我只希望她能尽快找到一个可以比她的老父持续更久的对象，以凭依附感情。”而在另一封写给英国侄儿的信中，谈到安娜时，他慨叹说：“她在各方面都相当成功，唯一遗憾是欠缺能找到一个适合她的男人的好运气。”
弗洛伊德撮合安娜与莎乐美友谊的计划，成功得超乎他的最高期望。1922年4月，安娜到哥廷根探望莎乐美，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重拾两人上一年在维也纳私密而近乎精神分析式的深谈。这种亲密关系有着一圈神秘的氛围：安娜声称，如果不是有莎乐美“奇异而神秘”的帮助，她根本无法写出那篇论鞭打幻想的论文。弗洛伊德对自己计划的成功大感高兴。1922年7月，他写信给莎乐美表示感激，感谢她愿意用“爱护”的态度去对待一个“小孩”。他在信中告诉莎乐美，安娜想与她有进一步的深交已经有好些年，又说如果安娜“想要有所成就的话，需要的是来自一些符合高标准的朋友的影响与扶持。由于受到来自我这一边的抑制，她已鲜有男性的友人，而在女性友人方面，她又一向运气不佳。这使她的成长变得缓慢，而她比同龄女孩子显得小的地方，也不只是在外表一处。”信中，他也毫不隐讳自己的矛盾心理：“有时我会极渴望她找到一个好对象，但有时又会因怕失去她而畏缩。”安娜和莎乐美虽然年龄悬殊，但却有两件事情是情投意合的：一是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一是对弗洛伊德的仰慕。没多久，她们就互相以“你”相称，而她们的亲密友谊也持续了一辈子。
尽管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好朋友，但安娜始终独身这事情却让弗洛伊德不能释怀。在1925年写给撒缪尔·弗洛伊德的信上，他再一次谈到这个话题：“安娜——最小的却举足轻重——值得我们为她骄傲，她已经成为一个儿童精神分析师，专门治疗顽皮的美国小孩，赚到不少钱，而且也慷慨地用这些钱来资助穷人。她现在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受到专业同仁的尊敬。然而，她已经过了30岁生日，却没有一点打算结婚的迹象。谁又知道，目前那些她赖以获得快乐而将转瞬即逝的兴趣，是不是在她的父亲过世后仍然可以让她获得快乐？”这是个好问题。
安娜总是不厌其烦要让父亲知道，他在她的心目中有多重要。“你一定不能想像我对你的思念有多么持续不断。”她在1920年的信中写道。她会带着母亲般的关怀——更精确地说是妻子般的关怀——担心他的消化系统或他的胃。1922年7月中，她从一些微弱的线索中敏锐地看出，父亲可能正处于身体不适中。“你正在写的两篇文章是关于什么的？”她问道，然后就立刻把话题转移到她主要关心的问题：“你心情不好吗？还是说这只是我从你的来信中得到的错误印象？是巴德·盖太恩不如从前漂亮了吗？”她的直觉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她写这信的时间，正是弗洛伊德私下向兰克透露自己健康似乎出了问题的两星期前。“别让病人折磨你，”她力劝父亲，“就让所有的百万富翁继续发疯好了，反正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做。”从1915年开始，也就是她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前一年，她的梦境变得更加充满焦虑。“现在大部分时间，”她在1919年夏天告诉弗洛伊德，“我在梦里都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有谋杀的、有枪击的，有关于病危的。”她一次又一次梦见自己变成了瞎子，这让她惊骇莫名。她也梦见自己为了保卫一个属于她和父亲的农庄而拔出佩剑，但却发现剑是断的，使她在敌人面前困窘莫名。她还梦见陶斯克医生的新娘子租了上坡路20号（位于弗洛伊德家对街），目的是伺机开枪射杀弗洛伊德。所有这些梦，都反映出安娜对父亲的安危焦虑不已。不过，最能反映这种焦虑的，却是一个她在1915年夏天所做的梦——其直接性有如儿童的梦境。“最近我梦见，”她在信中说，“你是个国王而我是公主，而人们为了分开我们，发起了政治阴谋，这个梦让我不愉快和非常焦躁不安。”
这些年间，有大量证据可以向弗洛伊德证明，安娜之所以迟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对象，跟她对父亲毫不隐瞒的依恋有离不开的关系。在还没有正式对安娜进行精神分析以前，弗洛伊德对女儿梦境的分析，都显得漫不经心，甚至几乎可以说是草率。不过，这些梦境所透露的信息，已越来越让弗洛伊德不能忽视女儿对他的依恋。也因为这样，弗洛伊德才会在1919年向艾廷冈提及，安娜有着“恋父情结”。不过，他的语气仍然是轻描淡写的。这反映出，尽管弗洛伊德是个家庭政治学的大师，但仍然无法完全了解自己在安娜不情愿结婚一事上，扮演着多重要的角色。旁观者要比他看得清楚得多。1921年，当弗洛伊德的美国“弟子”们谈及以安娜“这样迷人的一个姑娘”为什么会仍然小姑独处时，其中一个人——卡迪纳说：“看看他父亲不就得了，这是个极少男人可以达得到的高标准，如果她嫁给一个低一筹的男人，就会感到屈就。”要是弗洛伊德曾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女儿笼罩性的影响力，只怕就会对是不是要为她进行精神分析踌躇再三了。
弗洛伊德和安娜都一定知道，这种父女间的精神分析是非常不合常规的，那也会是一个冗长的过程。它开始于1918年，持续了超过三年才结束，然后到了1924年又再恢复。对于这个分析的内容，弗洛伊德只对极少数的人透露，从未公诸大众，而安娜的保密程度也不遑多让。她不断跟父亲诉说她的梦境以及许多恼人的白日梦，但她同时又保持自己的这些秘密。1919年，也就是开始分析之后一年，她有一次和好朋友玛格丽特去巴伐利亚的乡间度假，无意间对她倾吐了这个秘密。“我告诉她，”她跟父亲报告，“我正在接受你的精神分析。”莎乐美自然也知道分析的秘密，艾廷冈也知道。稍后，知道的人又多了一些，但仍然是屈指可数。总之，这始终是一件具有高度保密性的事情。
这一点不足为奇，弗洛伊德一直强调，分析师应该设法驾驭病人的移情和自己的反移情。但现在，他却决定要为女儿进行分析，这不啻是对他自己有力而清晰地制订的那些临床规则的蓄意破坏——最少在别人眼中是如此。1920年，当卡达·列维的分析治疗结束后，弗洛伊德曾写信告诉她，他对于自己现在“无须再隐藏我对你的诚挚友谊”，可以说一些知心话，感到满心欢喜。而两年后当琼恩·李维叶找他当分析师，并透露自己曾与钟斯发生感情后（她之前是钟斯的病人），弗洛伊德马上写了一连串怒冲冲的信给钟斯，责备他行为欠妥。“我很欣慰你并未跟她发生性关系（你信中的一些话曾让我有过这样的怀疑），”弗洛伊德写道，“但你在她的分析治疗结束前与她发生感情，则毫无疑问是一项临床技术上的错误。”
那么，弗洛伊德在为其幺女进行分析治疗期间，所犯的技术错误又是哪些呢？弗洛伊德显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违规的地方，事实上，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岁月，他所宣示的那些规则，并不是那么被认真遵守的，违规的情形比比皆是。在那个时候，分析师与病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的想法，也还是处于未完全定形的状态。因此，例如荣格就尝试分析过自己太太；葛拉夫分析过儿子小汉斯；弗洛伊德分析过艾廷冈和费伦奇；而费伦奇也分析过钟斯。尤有甚者，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也就是弗洛伊德已经在他论临床技术的论文里宣示过精神分析师应该像外科医生一样铁石心肠以后，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仍然不避讳地以自己的小孩为分析对象。当意大利精神分析师怀斯的长子打算继承父业，要求父亲当自己的分析师时，怀斯曾征求弗洛伊德的意见。回信中，弗洛伊德称这样的分析为“棘手的事务”，说它能不能成功，要看两人的关系而定，又说对弟弟进行精神分析也许会比较容易，但以儿子为对象的分析则会碰到特殊的问题。不过他却补充说：“我对我女儿的分析倒是有不错的效果。”
不过，至少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的一点是，这个分析过程进行得并不容易。在1924年癌症手术初愈，恢复看诊后，他已把每天接见的病人数目减至6人，然而，诚如他在当年5月写信告诉莎乐美的，他已经“因为特殊的感情考量而接受了第7位病人：我那不可理喻地攀附着老父亲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这时对莎乐美已经完全开诚布公。“这个孩子给我的忧虑够多的了，我担心她将来怎样忍受孤单的生活，也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让她的原欲从紧抓不放的那个隐密地方驱赶出来。”弗洛伊德又承认：“她具有让自己不快乐的异常天赋。”接着，他又自我安慰地说，他深信只要莎乐美一天活着，他的安娜“将不会感到孤单，但她可是比我们两个都要年轻得多啊”！有过一段时间，也就是1924年夏天，这个分析治疗眼看就要夭折，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弗洛伊德在8月致莎乐美的信上说：“你对安娜的生活机遇的看法是令人赞赏的，也完全印证了我的疑惧。”他深知，女儿在感情上对他的持续依赖，乃是“一种不应被容许的流连，因为那原应只是发生在人生的预备阶段的”。但安娜还是没有放弃流连。“安娜的分析还在持续中，”弗洛伊德在次年5月向莎乐美报告说，“她不是个单纯的人，所以虽然可以清楚看出别人该怎样走，却不容易找到一条自己可以走出去的路。不过，在成长为一个有经验、有耐心和有同理心的精神分析师这件事上，她表现出了辉煌的进展。”尽管如此，他又表示，安娜的总体人生趋向是他所不乐见的。“我害怕，她压抑着的情欲有朝一日会开她一个卑鄙的玩笑。我无法把她从我身上释放出去，也看不出有谁是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帮我忙的。”但早些时候，他曾经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向莎乐美形容他的矛盾心情：如果安娜嫁人，他的枯竭感将有如不得不戒烟。因此，他是无依无靠地被困在他与他最宠爱的女儿的关系之中的。他陷身在本身需要的网子里，无法遁逃。他早在1922年就向莎乐美说过：“人生有那么多不可解的内心矛盾，它会在有朝一日结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安娜有许多父亲值得为她骄傲以至于宠爱她的理由。不过，弗洛伊德却从未评估过，安娜会选择精神分析为志业，有多少是自发的，又有多少是出于对父亲的感情因素。这一对父女终其余生都是最密切的盟友，几乎是平起平坐的同事。例如，当安娜有关儿童精神分析的观点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在伦敦受到猛烈炮轰时，弗洛伊德就挺身为女儿辩护，发出凶悍的还击；又例如，安娜那篇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关自我心理学与防卫机制的经典性论文，固然是以自己的临床经验为基础，但它的理论架构，却主要是来自弗洛伊德的作品。安娜对父亲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嫉妒任何可能会减损其特权的人（包括兄姊、母亲和朋友），也对任何批评父亲作品的意见（哪怕只是暗示性的）极其敏感。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父女俩在事业上与感情上都已经是无可分离的了。
在其晚年，弗洛伊德喜欢称安娜为他的安蒂冈妮。这也许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那时候像弗洛伊德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都喜欢拿索福克里斯剧作里的角色来比喻自己的亲人。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把安娜称为“安蒂冈妮”，其可能的弦外之音仍然丰富得让人无法置若罔闻。因为首先，它佐证了弗洛伊德是把自己认同于伊底帕斯的——就是那个勇于解开重大谜题和弑父娶母的古希腊英雄。但还不止这样，伊底帕斯所有子女都是与他亲近得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既是他的子女，也是他的兄弟姊妹。尽管如此，安蒂冈妮在众兄弟姊妹中的地位仍然是独树一帜的：她是父亲一个殷勤而忠实的同伴，而这一点，与安娜多年来都是弗洛伊德的亲密同志是一样的。在《伊底帕斯在科洛诺斯》一剧中，牵着瞎掉的伊底帕斯的手，为他带路的，是女儿安蒂冈妮。相似的，弗洛伊德在1923年动过手术后，安娜就同时身兼父亲的秘书、知己、代表、同事与看护多种角色。可以说，安娜乃是弗洛伊德赖以对抗死亡的盟友。
安娜为父亲所做的工作，不仅是在他无法执笔时代写书信或代表他在会议上宣读论文，从1923年开始，她也以最亲近的方式照顾着他的身体。对外，会被弗洛伊德赞扬照顾好他的人不止一个。“我太太和安娜温柔地照料着我。”他在1923年春天动过第一次手术后告诉费伦奇。12月动完第二次手术后不久，他又告诉撒缪尔·弗洛伊德：“如果说在经过这次溃败后我的身体还留有任何力量的话，那都是完全拜我太太和两个女儿的体贴照顾所赐。”但事实上，安娜才是他的护士长。当弗洛伊德戴上颚假体碰到困难时，都会找安娜来帮忙（为了搞定这种笨拙的装置，有时候得花上她半小时的努力）。不过，这种照顾病人的工作没有让安娜反感，反而把这对父女的感情推到了最极致。现在，双方对对方来说都变成了是不可或缺的。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大部分的诱惑策略都是不自觉的。有时候，他会坦言自己对安娜始终生活在他身边的矛盾感情。“安娜的工作很出色，”他在1921年4月告诉“亲爱的马克斯”艾廷冈：“她开朗、勤劳而活跃。我会很乐于把她留在家里，一如乐意听到她出嫁的消息。但愿两者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不过，更多时候，他会为女儿的不婚状态感到忧虑，而且会形诸笔墨。“安娜的身体棒极了，”他在1921年12月写给侄儿的信上说，“而如果她不是度过了第26个生日（昨天）而仍待在家里，那这个福分就可以说是没有瑕疵的了。”就像索福克里斯笔下的安蒂冈妮，弗洛伊德的安蒂冈妮也是终身未嫁的，但这当然不是弗洛伊德所预知得到的必然结局。在他遗留下来的文件中，有一个显然是装钱用的信封，而这笔钱，又无疑是他给安娜的生日红包。信封的正面写着这句话：“为嫁妆基金或独身基金贡献的心意。”
弗洛伊德会找安娜来充当心灵感应实验的受试者，正是他们亲密性的一个指标。弗洛伊德在1925年曾告诉亚伯拉罕，安娜具有“心灵感应式的敏锐直觉”，但当时只是半开玩笑的。弗洛伊德对心灵感应现象的态度，可以用安娜有一次对钟斯所说的话一语道破：“这是个一定会同时让他既着迷又排斥的主题。”钟斯曾指出，弗洛伊德喜欢谈一些有关神秘巧合和神秘声音的传闻，而且对巫术性思考多少有一点相信（但从未全信）。最能够反映他对巫术性思考有着若干相信的，是发生在1905年的一件事：当女儿玛蒂尔德罹患了一场凶险疾病时，他“不小心”砸碎了一件心爱的古董，以作为换取神祇让女儿痊愈的代价。但不管怎样，最让弗洛伊德着迷的，还是心灵感应现象。
在一封写于1921年的信中，他宣称自己并不是“那些对所谓神秘心理现象的研究径斥为不科学、无价值甚至危险的人士之一”。相反的，他把自己形容为这个领域“完全的门外汉和新手”（但又补充说他“并未能自免于某些怀疑主义的唯物主义偏见”）。同一年，他起草了一个备忘录《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以供“委员会”的成员——亚伯拉罕、艾廷冈、费伦奇、钟斯、兰克和萨赫斯——内部讨论。在这个备忘录里，他所持的立场与上述一致。他指出，精神分析并没有理由去追随那些鄙夷神秘心理现象的既有意见。“这不是它（指精神分析）第一次会借助于平常人那些模糊却牢不可破的猜测，去对抗知识人的妄自尊大”。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承认，迄今为止有关这些方面的所谓“研究”，都跟“科学”两个字沾不上边，而精神分析师又是“无可救药的机械论者和唯物论者”。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并不打算拉抬迷信而与理性为敌，但另一方面，他科学家的身份也不容他对任何问题预设立场。他表示，他相信很多神秘的心理现象都可以加以科学解释，例如一些惊人的预言或巧合就往往只是强有力愿望的投射。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神秘经验——特别是在思想转移的领域里——有可能是可信的。在1921年，弗洛伊德宣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开放的，但与此同时，他又把有关的讨论局限在他最亲密的小圈子之内，以免太公开讨论心灵感应的议题会使人们对精神分析分了心。
然而，到了第二年，弗洛伊德却丢弃了他的部分谨慎，向他的维也纳同仁发表了一篇论梦与心灵感应的文章。他事先警告他的听众说：“这个讲演将不会为你们解开心灵感应之谜，也不会让你们得知我本人是否相信真有心灵感应这回事。”在结论里，他也一样的模棱两可：“我有让各位产生我窃信神秘学意义下的心灵感应是真有其事的印象吗？如果有，我将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一直努力要达到的，是完全的不偏不倚。我有充分的理由采取这种立场，因为我对心灵感应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看法。”弗洛伊德发表这篇文章的动机也让人好奇，因为文章里提到的那些梦境，不但不能证明心灵感应的可信，反而会让人怀疑——诚如他所说的——预言性的梦境和心灵感应可能不过只是一种潜意识活动。看来他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要让心灵感应的议题继续保持活力。钟斯说得好：“（在弗洛伊德身上），想相信的愿望和不想相信的警告激烈交战着。”
纵贯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都叮咛他的同人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太正面的立场。其中一个理由是，有关的证据都是不彻底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精神分析公开宣称心灵感应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将会让敌人又有大造文章的机会。1925年初，费伦奇曾经想在下一届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上发表一篇论心灵感应的文章（内容以安娜和她父亲所做的实验为基础），并以此事征询弗洛伊德，后者的反应是断然反对：“我忠告你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
尽管有这些顾虑，弗洛伊德的立场却慢慢松动。在1926年，他告诉钟斯，自己一向以来“都对心灵感应现象有所偏爱”，而之所以一直有所保留，只是为了不让精神分析与神秘学走得太近。不过到了最近，“那些我与费伦奇和我女儿所携手进行的实验是那么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我觉得应该把那些策略性的考量放在后座。”他又补充说，他之所以愿意挺身为心灵感应现象说话，是因为这个现象所受到的待遇，让他联想起精神分析过去所受的待遇。所以，他已经准备好横眉冷对千夫指。不过，他又安抚钟斯说：“如果有人因为我的‘堕落’而责备于你的话，你可以回答说，我对心灵感应的执迷——就像我的犹太人脾气和嗜烟如命的激情一样，只是我的自家事，与精神分析的本质无关。”尽管安娜对父亲的了解要比任何人为多，但在有关心灵感应这件事上，她也低估了父亲的信仰意志。她告诉钟斯，弗洛伊德对心灵感应议题的态度“只是力求‘公平’，也就是说，不要别人用以前对待精神分析的态度去对待它。而对于两个潜意识心灵可以不借助一座意识桥梁而沟通这件事，他自始至终只是相信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罢了”。这个辩护固然有许多可议之处，但却反映出，安娜对父亲的保护之心，是不遗余力的。
弗洛伊德虽然有女儿做支柱，但心情仍然起伏不定。在1924年4月写给兰克的信中，他带点恼怒地抱怨亚伯拉罕完全搞不清楚他的身体状态：“他希望我的‘微恙’很快就会过去，说什么都不肯相信我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和缩减了的人生与工作计划。”弗洛伊德在9月向钟斯承认，他正在进行一些研究，但那都是“次要性质的”，“现在没有任何我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在1925年5月向莎乐美形容，自己正渐渐凝固为一个麻木不仁的硬壳，又说根据事物的原理，“这是一个从有机变为无机的开始”，说这时候他身上那个生命驱力与死亡驱力的天平，显然正逐渐向死亡的一边倾斜。他刚刚才“庆祝”过69岁生日。不过，这并不表示，他的活力从此真的消失。因为在8年后，也就是他77岁时，他的活力仍然让他的病人希尔妲·杜丽特尔印象深刻。“教授几天前告诉我，”杜丽特尔在她的日记上写道，“如果他可以再多活50年，仍然会对人类的心灵或灵魂的变幻无常和多样性感到迷惑和好奇。”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好奇心乃是弗洛伊德在动过癌症手术后仍然能够保持工作动力的原因——而因为有工作的动力，所以才有活下去的动力。在1923年10月中旬接受过皮契勒两次手术以后，弗洛伊德原预定在11月恢复工作，不过，皮契勒再次在他嘴巴里发现癌细胞一事，却让这个计划变得不切实际。他要到了1924年1月2日才恢复看诊，但一天“只限”看6个病人。没有多久，他又接受了第7位病人：安娜。
三、成名的代价
1925年初，安娜在写给亚伯拉罕的信中，用一个鲜明的比喻把父亲的健康情况与奥地利的情况相提并论：“皮契勒希望可以给（弗洛伊德的）上颚假体来个一劳永逸的改造……目前他正深受其苦，一如奥地利正为它的改造所苦。”她所说的“改造”，是指奥地利当时所进行的货币整顿。尽管这是个理性的决策，是奥地利想迈向经济复苏理性和不可少的一步，但却造成了庞大的失业人口。
对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地方来说，20世纪20年代乃是风狂雨暴的十年，尽管中间不是没有一些阳光灿烂的片刻。中欧各国努力去修补凋敝的经济，但只获得最保守和间歇性的成功。它们努力去学习在缩减了的国土和未曾尝试过的政治制度中生活，一如它们的前敌人学习怎样与它们和平共处。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在1920年被国际联盟接纳为成员，比德国要早上六年。这是奥地利战后的一大外交胜利——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些年间，奥地利经历了一段激动人心的社会改革实验，不过，这个实验的效果却因为政治党派的紧张关系而大打折扣：“赤色维也纳”与天主教省份之间的敌对——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党之间的敌对，从未获得过彻底解决。各种分裂出来的小政党（包括了君主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等）用煽动性的言论、激情的游行和血腥冲突来毒化政治气候。当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市政府雄心勃勃打算要推行一个包括建设公共房屋、管制租金、兴建学校和济贫在内的计划时，控制着全国其他地区的基督教社会党用来作为号召的，却不是什么积极的社会政策，而是仇恨。它处心积虑要推翻社会民主党的政权（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其成员都是彻头彻尾的反犹太主义者，而从波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涌入的犹太难民则是他们的主要开刀对象。
这段期间，魏玛共和制下的德国正处于一个金碧辉煌的文化盛放期，反观奥地利，却从未产生过（甚至从未尝试产生过）一幅体面的自画像。奥地利人唯一能够拿来自抬身价的，只有战前奥匈帝国时代金碧辉煌的文化。如果说奥地利对它的时代有任何“贡献”的话，那主要就是现代的野蛮主义：希特勒就是奥地利人。希特勒1889年生于小镇布劳瑙，并在反犹太主义者雷捷当市长任内，生活于维也纳（他把雷捷誉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市长”）。希特勒就是在维也纳吸收到他的政治“哲学”的：一种把极端反犹太主义、精明的宣传手法、野蛮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亚利安人”应该主宰欧洲的模糊想法共冶一炉的腐臭大杂烩。没有错，以音乐生活、萨歇尔蛋糕和“蓝色多瑙河”闻名于世的奥地利，就是为希特勒提供其政治观念的养分的地方。日后，他将会从一个更大的阵地（德国），用他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动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1919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希特勒因伤退役，在慕尼黑加入了一个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小团体。第二年，这个团体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希特勒靠着非凡魅力而跃居至领袖地位。他是一个新品种的政治人，对权力有着永远填不饱的饥渴，藐视传统的行为方式，为人既精明又充满狂想。1922年，善于蛊惑民心的墨索里尼通过虚张声势和武力两种手段的结合，在意大利建立起个人独裁。尽管墨索里尼在很多方面都是纳粹的榜样和老师，但在大胆冒进、投机取巧、善于摆布群众和商界领袖这些方面，都要瞠乎希特勒之后。历史将要证明，不管法西斯主义有多么的浮夸腐败、矫揉造作和冷血无情，都要比希特勒从他最默默无闻时代即已开始梦想的“纳粹新秩序”来得温和。
尽管希特勒具有投听众所好的卓越演说本领，但他从来不忘在演说中炮轰他的眼中钉：自由主义文化、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又特别是犹太人。他在1923年11月发动于慕尼黑一家啤酒店的暴动虽然是一败涂地，但他却把这次溃败善用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利用坐牢那舒舒服服的八个月写出了那本后来成为纳粹圣经的《我的奋斗》。然而，由于魏玛共和在1923年底终于成功控制住通货膨胀，恢复了相当程度的社会秩序，而且在外交上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尊敬，所以接下来的好几年，希特勒所能扮演的，只是一个边缘的小角色。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德国，领风骚的是主张和解外交政策的外交部长斯特莱斯曼，而不是狂暴的梦想家希特勒。让德国重返国际大家庭的政策就是由斯特莱斯曼制订的，而他也努力要让德国走出巨额战争赔款的泥淖。这段时期，希特勒的名字从未出现于弗洛伊德的书信中，这反映出，他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这时期，尽管德国街头上还是会出现间歇性的暴动，而协约国也继续施压要求德国支付它几乎拿不出来的战争赔款，但在小说、电影、戏剧、舞蹈、绘画、建筑和雕刻等各个文化领域上，却是德国一个大放异彩的时期，精神分析也是。不过，弗洛伊德不管是对魏玛共和还是战后的奥地利都没有好感。1926年，他告诉对他进行专访的菲尔埃克说：“我的语言是德语，我的文化与才艺也是来自德国，所以我一直在思想上认定自己是德国人。但自从反犹太偏见在德国和日耳曼奥地利弥漫开来以后，我宁可称自己为犹太人。”
如果说弗洛伊德未能从政治局势获得慰藉的话，精神分析在战后的蓬勃发展似乎应该可以给他慰藉；事实却不然，他对精神分析现状的观感是蹙眉和不满。1920年圣诞节当天写给费斯特的信上，他表示自己收到了若干来自世界各国致力于把精神分析大众化的作品，因此不得不承认“精神分析大业在各地都有所推进”。但他随即收回自己的乐观情绪：“你看来高估这件事情所带给我的愉快了，任何从事精神分析所能带来的满足，我已经在一个人的孤独时代享受过，而自从我有了依附者以后，我的困扰要大过快乐。”他又补充说，精神分析越来越高的接受度，并未改变他对一般大众的鄙视，这种鄙视的形成，可追溯到人们不分青红皂白诋毁精神分析观念的时代。他又怀疑，这种态度也许是自己心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其早期孤立岁月的一个结果：“无疑，从那个时候起，在我与别人之间，就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可弥合的裂痕。”在这一年前，他又告诉过艾廷冈，自从其工作的非常早期开始，也就是他相当孤独的那段岁月开始，他对未来的最大忧虑，就是“当我不再在世时”，“人类的暴民”会怎样把精神分析胡搅瞎搞。
这听起来有点意兴阑珊和妄自尊大，但弗洛伊德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毕竟他所鼓吹的，是一组高度专业性的观念，而且是最不怡人、最易引起反感的观念。事实上，精神分析的出现，不只是对当道的心理学派与精神病学派的否定，也是对平常男女那种无根据的自尊感的否定。在《精神分析导论》一书中，弗洛伊德以带点戏剧性的方式指出，精神分析是历史上对人类自尊心的三个重大伤害之一。第一个伤害来自哥白尼，他证明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个伤害来自达尔文，他把人与动物的界线泯灭。现在，又来了个弗洛伊德，大声宣称人的自我基本上不过是潜意识与不受控制的心灵力量的仆人，这样的主张能够期望受到世人的理解乃至欢迎吗？
精神分析的命题在冷冷的日光下听起来是不太可能为真的，甚至是荒谬的，而它们所倚赖的证据则显得遥远和难于评估。要能接受它们，一个人必须做出信仰的跳跃，但这却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的。1919年的维也纳是一个对新知如饥似渴的城市，很多稀奇古怪的激进观念会被人们在咖啡厅里热烈讨论，其中包括了精神分析的学说。“那时候的空气，”哲学家卡尔·波普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充满了各种革命性的口号、观念，以及新颖而通常是不羁的理论。”克劳斯那句刻薄而广被征引的警句——“精神分析是一种可以自己医治自己的疾病”，虽然早已不新鲜，但仍然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态度的写照。波普当时虽然才17岁，却认为自己的论证已足以彻底推翻精神分析和阿德勒式的心理学。他认为，这些系统的不可信，表现在它们无所不能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们之所以具有这种能力，乃是出于内容的含糊不清使然，以至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它们拿来当自己的证据。波普主张，这些系统在表现出能解释一切的同时，也等于证明它们什么也解释不了。那时候，像波普这一类“速成”的专家遍地皆是，而波普还算是他们之中最老练的。在这样的意见气候中，精神分析的推广会止步不前，自是不会让弗洛伊德意外。
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咖啡厅、鸡尾酒会和戏台上受到欢迎，并没有成为推动人们尝试去认真了解它的动力。他的专门术语和基本观念往往受到误读，甚至扭曲，以便迎合一般人的需要。1923年，一个评论者马松在评论四本有关精神分析的作品时这样说：“精神分析不只感染了我们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这种感染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它也在其他很多方面潜入了与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马松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商业机构在雇用人员时，使用精神分析方法的越来越多；并表示希望精神分析最终可以“解决由三K党所引发的问题”。不过，在结论里，他却态度一转，表示：“必须坦承的是，我们对它的终极价值不无怀疑。”大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对精神分析发表意见的人之中，坦承他们的怀疑的比比皆是。
公众媒体（报纸和杂志）在散播误解与轻率的判断上也难辞其咎，它们常常会把弗洛伊德描绘为一个滑稽甚至有威胁性的漫画角色。在战后的不安时代，这个漫画化的弗洛伊德对读者深具吸引力。按照这个描绘，弗洛伊德是个肃穆、蓄胡的德国教授先生，带着滑稽浓重的中欧口音，整天把性挂在嘴边。大家都相信，他的学说是要鼓励人们尽情把性需要表达出来。即使少数认真的评论者，也宣称他们在弗洛伊德作品里得到的困惑要多于启蒙。像玛丽·艾沙姆在《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上坦承，自己虽然努力想要弄明白弗洛伊德在《享乐原则之外》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想说些什么，“但本书评者却在弗洛伊德的作品里碰到很多困难，而最近出版的两部作品更是前所未有的困难”。艾沙姆相信，这些困难是源于弗洛伊德尝试“以‘后设心理学的’方式来呈现其早期的探索结果的缘故”。接着，她又把后设心理学误称为“一门新创的学问”。
在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中间，会挺身为弗洛伊德辟谣或对精神分析的误读做出澄清的，寥寥无几。传教士、记者和教师都谴责弗洛伊德散播淫秽观念，认为精神分析大行其道是一种灾难。1924年5月，《内在心灵的力量》一书的作者布朗博士在纽约圣马可教堂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把弗洛伊德对潜意识心灵的分析形容为“腐臭的”。会上，纽约大学语言学会的会长波登博士本来想要勇敢地把弗洛伊德一些基本观念提出说明，但布朗博士却加以反对，所持的理由是：“弗洛伊德不是教心理学的”，又说事实上，弗洛伊德的观念“要说的是意识有一个外部的隔间，里面充斥着各种有害观念，而它们都磨刀霍霍准备好要冲入我们的意识中。尤有甚者，他把一切都分解为性”。看来弗洛伊德被指控为执迷于性这个老罪名，始终洗刷不去。
在布朗博士以“腐臭”之名加在弗洛伊德观念上的一年后，著名的纽约犹太教改革派拉比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倡导者威斯以较细致的语言重提这个指控。他在“国际学舍”向学生演讲时，力劝他们远离门肯的影响，而致力于重新发现阿诺德作品中的甜美与光明。不过，他又进一步指出，“在‘以新神取代旧神’这件事上”，还有一个比门肯的犬儒主义更坏的榜样，那就是弗洛伊德主义。就像其他很多焦虑的观察者一样，威斯认为弗洛伊德乃是一个鼓吹释放原始本能的先知。“我乐于把弗洛伊德与康德相提并论，”他说，“因为在康德的‘你必须、你将会和你能够’理论之外，弗洛伊德又加上一个‘你被允许’。”威斯在结论里洪亮地说：弗洛伊德主义乃是要“挖进我们的情绪与欲望、梦与激情的污水沟里”。其他人的批评要更轻浮，像费城长老教教会的麦克尼尔牧师在斯托尼布鲁克的一个会议上说：“今天，每三个人之中就有一个热衷谈精神分析的话题，如果你想他们赶快闭嘴，可以要他们把‘精神分析’这个字拼出来。”
这一类的贬斥，乃是当时的典型，而且不限于美国一地。艾延冈在1922年11月从他最爱的巴黎写信告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那里正在与吵闹的反对声音苦苦搏斗：“看来，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法译本出版的同一天，碰巧有一篇叫《弗洛伊德与教育》的文章发表，并不是纯粹的巧合。此文是一个叫阿玛尔的教授写的，他在文中吁请政府要保护小孩，让他们免受精神分析的污染。这位阿玛尔先生的语气非常愤怒。”愤怒正是人们对弗洛伊德所带来的信息的另一种防卫策略。
围绕着弗洛伊德的观念展开的讨论，不管是出自同情者的还是敌对者的，程度往往很吓人。1922年，一个作者在伦敦《泰晤士报》评论《精神分析导论》时指出，精神分析“因为其使徒般的过分狂热，以至于交上了厄运”。又说精神分析开始时本来是“对心理科学的一个贡献”，后来却不幸成为了“一种‘喧闹’，也就是说，它成为了对它的意义只有些微了解的人所热烈讨论的对象”。姑且不论这种把责任完全推到弗洛伊德追随者身上的说法是否公允，这篇文章有一点没有说错，那就是精神分析已经在那些对它没有多少知识的人之间成为了一种喧闹。被弗洛伊德视为其信徒的瑞典医生皮耶在1925年指出，精神分析之所以会引起激动不安的情绪，是因为它俨然像“一种新的宗教而非新的探索领域，特别是在美国，精神分析的文献多得足以形成雪崩。‘去精神分析一下吧’已经成为了时尚”。知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麦克杜格尔在一年后也指出：“除了弗洛伊德专业上的追随者以外，一大群的门外汉、教育工作者、艺术家和半吊子之徒也对弗洛伊德的思辨着迷，因此把它变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时尚。也因此，弗洛伊德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术语，在美国和英国变成了流行语。”
欧洲大陆对弗洛伊德语汇的抵抗力，只比英美要强上一点点，但观感就像英美一样，好坏参半。“在日报里，”亚伯拉罕、艾廷冈和萨赫斯在一封1925年5月从柏林寄出的连环信上指出，“有好些有关精神分析的谈论，但主要是负面的，不过并非总是如此。”他们在信中也带来了好消息：由柏林精神分析机构（成立于1920年）所举办的课程总是能吸引大量听众，而且培养出了一些让人满意的候选分析师。他们也不忘提供弗洛伊德一则有娱乐性的消息：一个叫佐默的人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精神能量的测量法》的小册子，他在其中宣称：“有一天我结识了精神分析，而这使我与基督教更接近。”10月，亚伯拉罕又告诉弗洛伊德：“德国的报纸和期刊对精神分析的讨论是没完没了的，我们发现在任何地方都会提到它。”当然，“攻击性的言论是不会少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从未像现在一样强烈”。但亚伯拉罕所未提的，乃是这些感兴趣的人对精神分析的了解，并未比那个声称自己因结识了精神分析而得以更亲近上帝的佐默先生强多少。
这种混杂而以反面居多的信息，也是当时维也纳意见气候的特色。卡内提［德语小说家、剧作家。——译者注］回忆他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维也纳的见闻时指出：“几乎没有一席谈话是没有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的。”尽管“大学里的领导人物仍然趾高气扬地反对他”，但“分析‘口误’已蔚为社交聚会的流行游戏”。伊底帕斯情结造成的“喧闹”也不遑多让：暴民中鄙视崇高事物的人都乐于承认自己具有这种情结。事实上，很多奥地利人认为弗洛伊德有关侵略性的理论非常具有时代的关切性：“目击过谋杀残酷性的人都是难忘的，而很多参加过战斗的人现在都回来了。他们深知他们有什么样的本领，也贪婪地抓紧精神分析所提供给他们的‘人有杀人倾向’的解释。”
不只弗洛伊德的大部分诋毁者对他的观念只有一知半解，就连他的很多仰慕者也是如此。还不只是那些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如此，即使博学者如皮耶，也竟然会用“下意识”一词来向大众说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观念。在美国，虎布希出版公司为黑尔的《一个风格的故事》——“一个对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撰写的广告传单上，有这样的文字：“对那些跟不上精神分析文献的快速累积速度的读者来说，此书可以让他们了解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追随者在揭露人类心灵或灵魂的运作方式上有多高明。”这一类的鬼话当然会让弗洛伊德倍感恼怒，而他有时只好用一句古谚来自我解嘲：他固然对付得了敌人，却需要先好好防备来自朋友的攻击。
但他的这个说法并不尽公允，严格来说，对精神分析的推广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趋附时尚或投机取利之徒。他们有一些摆明着就是骗子，正如《纽约时报》在：1926年5月所指出的：“对弗洛伊德的声誉最不幸的伤害，来自其理论被无知者与江湖术士的轻率滥用。”又说尽管弗洛伊德本人斥责这种滥用，但“在大势所趋下他的抗议鲜有影响力”。这是一定的，因为心理治疗市场乃是一块庞大的大饼，自然会引起滥竽充数之徒的垂涎。一个令人发指的例子是一家所谓的“英国精神分析出版社”竟然刊登这样的广告：“你想当一名年薪1000英镑的精神分析师吗？我们可以教你怎样办到，只要4几尼，你就可以获得8次的函授课程！”
不过，大部分因弗洛伊德所掀起的狂热，都是无伤大雅的，不会让人感到愤怒，而只会让人对人性的愚昧哑然失笑。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24年夏天。当时，一件煽情的谋杀案轰动了全美国。杀人犯一共两人，名字分别是利奥波德和勒布，而辩方律师则是大名鼎鼎的达罗。这案子会造成轰动，在于两名被告都是出身富有的世家，犯案动机完全只是出于一个难以解释的冲动：想要制造一件完美无瑕的谋杀案（其中也搀杂着一些隐晦的同性恋因素）。《芝加哥论坛报》以专横著称的社长麦考密克看准这是个可以炒作的机会，乃发了一封电报，邀弗洛伊德到芝加哥来为两个杀人犯进行精神分析，开出的报酬是让人动容的25万美元。考虑到弗洛伊德年老体衰，所以麦考密克又主动表示愿意包一艘蒸汽轮船把他接到美国，但弗洛伊德却不为所动。同年稍后，好莱坞最有权势的制片人之一高德温在前往欧洲途中，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此行打算拜访弗洛伊德“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爱的专家”，请他帮忙拍片。他开出的报酬比麦考密克还要高上更多：整整10万美元。记者在报道里指出：“高德温认定，爱与笑乃是制作电影两个最重要的元素，”因此，“他想要请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专家把自己的研究加以商业化，写作一个剧本，或者前来美国，帮助把这个国家的心情‘推一把’。”这篇报道继续说：正如高德温所说的，“没有什么题材比一个真正棒的爱情故事更有娱乐性的了”，那么，谁又比弗洛伊德更有资格为这样的故事写剧本或提供意见呢？高德温认为：“剧本作者、导演和演员将可从对日常生活的深入研究中获益良多。如果这些人懂得表现真正的情感动机和压抑的渴望，那他们的产品，将会更加有力多少？”过去25年来，弗洛伊德的收费都是每小时20美元（后增至25美元），这当然是很不错的收入，但毕竟他年事已高，能继续执业的日子无多，而且，他理应对强势货币如饥似渴。据此，《纽约时报》的记者推论说，高德温的美意将是弗洛伊德无法抗拒的。然而，在1925年1月24日，《纽约时报》却以头条的方式，报道了一个大相径庭的结局：“弗洛伊德泼了高德温冷水。维也纳精神分析师对电影公司的高价码毫无兴趣。”事实上，根据维也纳一份娱乐性报纸《时刻》报道（说是弗洛伊德亲口告诉该报记者的）表示，他回绝高德温求见的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不打算见高德温先生。”
这一类的小插曲反映出，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叶，弗洛伊德已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尽管如此，真正会去读《享乐原则之外》或《自我与本我》的人，仍属少数。而能够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弗洛伊德学说的，更属少数中的少数，而遗憾的是，大部分在这些年间会对精神分析发表评论的人，并不在这极少数者之列。不过，弗洛伊德的名字和照片（一个穿戴整齐、有着锐利眼神和嘴里总叼着雪茄的年老绅士），却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熟悉。但麦考密克和高德温的插曲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弗洛伊德对自己的反应是气恼而不是欢欣。“成不成名这件事情本身不是我所关心的，”他在1920年底写给撒缪尔·弗洛伊德的信上说，“那充其量只应该被视为对达到更严肃成就的一个障碍。”他一年后又重申，他的“世俗名声”对他来说是一个“累赘”。类似的形容，在他的书信里反复出现。例如在1922年初，他就对艾廷冈说：他认为他的名声是“可憎的”，那对他来说顶多有如一个嘲笑的表情。在那一年以前，他也告诉过艾廷冈：“现在在英国和美国，有一个盛大的精神分析狂欢节，但那不是我所喜欢的，而它带给我的，不过是一些剪报和采访者。不过我还是得承认，这些东西对我具有娱乐性。”弗洛伊德是获得了名声，却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名声。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并不是完全不在乎公众的毁誉的，因为既然他坚信自己对心灵科学的贡献是具有原创性的，自是会希望这种贡献受到肯定。但随着名气日盛，各种苦恼也接踵而至：记者会不请自来，报纸会刊登一些有关他健康的不实报道，而信件也如雪片般涌来（偏偏他又是个有信必回的人）。这些事情，都会剥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并有把他本人及其事业庸俗化之虞，这是他所害怕和憎厌的。“我被认为是个名人了，”他在1925年底告诉住在英国的侄儿，“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拿我的名字来炫耀，把我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这种炫耀可不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发明，而拿他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也不只是在犹太人之间。像英国政治家贝尔福爵士，就曾经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揭幕典礼上，把弗洛伊德形容为对现代思想最具正面影响力的三个人（全都是犹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爱因斯坦和柏格森。这个颂扬的意义，对弗洛伊德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贝尔福爵士乃是一个他深为敬慕的人（贝尔福在1917年任英国外相时曾许诺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感激之余，弗洛伊德请钟斯把他的《自传研究》一文转呈给贝尔福爵士，聊表谢意。
在这种心情下，弗洛伊德有时会对他的世俗名声泰然处之。毕竟，他在写给撒缪尔·弗洛伊德的信上说，“我没有理由好抱怨和害怕生命尽头的接近，经过长时间的贫困，我现在不费劳力就可以赚到钱，而且敢说已经为妻子的余年做好储备。”有一两次，加到他身上的荣誉，是他感到光荣的，荷兰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学会在1921年11月授予他荣誉会员头衔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殊荣让他获得很大的满足感，因为这是继克拉克大学颁赠他荣誉法学博士以后，学术世界对他唯一一次的正式肯定。抨击弗洛伊德为江湖郎中的声音固然继续听得见，不过，他的声誉已经超出了追随者所组成的小圈子之外了。他开始与一些名人通信，主要是些知名作家，如罗曼·罗兰、斯蒂芬·茨威格、汤马斯·曼、刘易斯。1929年起，又加入了两年前因出版反战小说《格里沙中士案件》而声名鹊起的阿诺德·茨威格。弗洛伊德在写给曼彻斯特的侄儿的信上说：“路过维也纳的作家与哲学家都会来找我聊聊天。”他的孤立岁月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不过，有一种满足感却是老天始终不愿给他的：诺贝尔奖。当格罗戴克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名他），他不抱希望地告诉格罗戴克的太太，他的名字已经漂浮在瑞典皇家学院的空气中好些年，但总是一场空。后来，在1928年和1930年，弗洛伊德又两次获得提名，而这两次，都有一个年轻的德国精神分析师门格为他发起了一场提高获奖机会的圣战。门格的办法是找来大批名人为弗洛伊德连署背书。愿意签名的有一些是弗洛伊德的德国仰慕者，如名小说家德布林和瓦塞尔曼，有些是外国人，如哲学家罗素、教育家尼尔、传记家史崔奇、科学家赫胥黎等等。就连挪威小说家暨诺贝尔奖得主汉姆森和德国民族主义者作曲家普菲茨纳这些看起来不太可能会欣赏弗洛伊德的人——他们后来都是纳粹的同情者——也加入了连署的行列。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汤马斯·曼并没有签名，不过他宣称，如弗洛伊德竞逐的是诺贝尔医学奖，他将会乐于连署。不过门格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瑞典皇家学院咨询的那些精神病学家，都是把弗洛伊德视为骗子和敌人的。因此，唯一弗洛伊德有可能角逐的奖项就只剩下文学奖一项。不过，如此一来，弗洛伊德就得跟普鲁斯特、乔哀思、卡夫卡以至吴尔芙这些风格大家一较长短。也因此，他从没有到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机会。
弗洛伊德固然会欢迎这些善意的努力，但他自己对结果却并不看好。他在写给钟斯的信中声称，门格为他所做的努力是他事前不知情的，然后又说：“谁会蠢到淌这种浑水？”这种强烈尖刻的措辞反映出，如果他会获奖，肯定会马上用双手去接。1932年，他告诉艾廷冈，自己正在和爱因斯坦通信，谈战争的本质和战争是否可能避免的问题。他说这些通信是打算要出版的，不过自己并不预期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句出现得无缘无故的按语透露出他对诺贝尔奖有多么念念不忘——甚至已经到了可怜兮兮的程度。不过，他已经在西方文化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却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不只是在西方：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开始和印度医师鲍斯通信。“我相信，”斯蒂芬·茨威格在1929年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说，“你在心理学和哲学以及我们世界整个道德结构所唤起的革命，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你的发现在医疗上的效用。因为每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人，包括那些对你一无所知的人，都已间接地受到你对人类灵魂的转化所影响。”茨威格是个常常会让热情冲昏头的人，不过他这一次的评断，倒是和事实相去不远。
有时弗洛伊德所引起的注意并不都是那么严肃的，反而是相当有趣的。匈牙利的剧作家莫尔纳——此君向来以幽默机智著称，有一次预备用弗洛伊德的观念写一个剧本，他说他已经准备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我目前还没有概念，但出发点很简单，和一般伟大悲剧没两样：一个年轻人很高兴跟自己的母亲结婚了，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他自己的母亲，他举枪自杀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英国，一位叫做诺克斯的牧师，他是圣经翻译者，也是高品位的讽刺家，有一次他就开了假冒的精神分析一个温和的玩笑，他用弗洛伊德的术语重新叙述德国古典儿童文学《一头乱发的人》。大约同时，在美国，瑟伯和怀特曾一起合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叫做《性是必要的吗？或者，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借此讽刺书店里性书的泛滥。书中的章节名称诸如“美国男性的本质：烛台研究”或是“孩子应该跟父母说什么？”等，都充满了弗洛伊德式的暗示，至于许多术语的解释亦复如此，比如“暴露狂”被解释为“太过火了，但不是故意的”，“自恋”解释为“自我满足的企图，但太含蓄”。这两位作者同时也为读者解释什么是“快乐原则”，以及什么是“原欲”。
弗洛伊德的读者并不都是没有责任感的。事实上，打从其事业的很早期开始，弗洛伊德就拥有一些很有责任感的读者，只不过，他们的存在却会被一个谣言遮蔽：凡接受弗洛伊德主张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1912年，年轻的李普曼在抱着“相当大的热忱”研究过“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以后，告诉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华莱士说，他对弗洛伊德的作品的感觉，“犹如人们读过《物种起源》之后的感觉”！李普曼在读过弗洛伊德以后重读威廉·詹姆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世界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定还相当年轻”。回顾这段豪情岁月时，他指出：“当时的年轻人对弗洛伊德都是相当认真看待的，把他当成一种时髦玩意儿来对待，百般剥削，只是后来的事，而且一般来说都是从那些没有读过他或没听过他的那些人中间产生出来的。”
很多精神分析师也不放过任何可以为弗洛伊德的观点辩护的机会，方法包括了对宗教人士或医生演讲，或是为一些非专业性期刊写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费斯特分别在德国和英国从事讲学之旅，把弗洛伊德的信息带给他的听众，并在私下的谈话中，努力说服一些有影响力的教授，俾使他们可以把精神分析的观念传播给学生。费斯特和其他精神分析师也为推广精神分析，写作了一些可堪信赖甚至可读性很高的介绍性作品。费斯特那本详尽但却不艰涩的《精神分析的方法》出版于1913年，其英译本四年后出版于纽约。但它并不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作品，因为在1911年，希契曼就已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神经官能症理论》（此书比费斯特的书要简洁许多），而且很快被翻译成英文。1920年，坦斯利出版了《新心理学及其与生活之关系》一书——一本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概括性论述，书写优美，两年内就印了七版。1926年，费登和门格合编了一部说是“为大众而编”的精神分析手册：《精神分析大众读本》。此书由多位同人合力撰写，涵盖了精神分析的整个领域（包括了对艺术与文化的分析）。全书由37篇短文构成，尽量避免使用专门术语且使用切近的实例，务求让弗洛伊德的学说能够平易近人。
这些努力或许会被弗洛伊德本人所取笑，但它们却不全然是徒劳的。1926年5月，很多国家的报纸和期刊都大幅报道了弗洛伊德70岁诞辰的消息，其中有些内容还相当翔实。这些报道之中，最让人动容的大概首推随笔作家与传记家克鲁奇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他指出，作为“精神分析理论之父”的弗洛伊德，“有可能是除爱因斯坦以外，今日被人谈论得最多的科学家”。“科学家”正是弗洛伊德最渴望得到而罕能得到的头衔。克鲁奇承认：“当然，即使时至今日，还是有着行为主义者和其他不肯妥协的反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存在，但至少他的主要观念的影响力，已经在大部分重要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的作品中反映得越来越强烈。”克鲁奇相信，正如达尔文的观念已经渗透到现代文化的最内层，同样的，“我们对弗洛伊德的观念，假以时日，它们大有可能也会像进化的观念一样，成为每个思想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心智的一部分”。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布朗大学一名教授著文表达了他对大学当局引入心理咨商制度的忧虑，说这样做只是让学生暴露在“一门半生不熟的科学分析下”。但《纽约时报》的一个社论主编却撰文加以驳斥，文章的标题是：“半生不熟看来是个坏选择”冷眼旁观这一切，弗洛伊德向阿诺德·茨威格自嘲说：“我不是名满天下，只是‘声名狼藉’。”这话只对了一半：他两者皆是。
四、活力：柏林精神
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连一向悲观的弗洛伊德都不得不承认，尽管仍然存在着外部与内部的问题，但精神分析的机构正在繁荣茁壮。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和瑞士等地以外，精神分析的机构在世界各地又新增了不少，其中“巴黎一个，加尔各答一个，日本两个，美国好些，耶路撒冷和南非各一个（都是最新近的），斯堪的纳维亚两个”。他志得意满地推断说，精神分析毫无疑问已经站稳脚跟了。
柏林的精神分析学会是亚伯拉罕在1908年创立的，采取的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模式：成员定期在他的住处聚会和宣读论文。这个学会的成员，成为了后来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柏林分会的核心分子。在美国，一些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医师在1911年分别组成了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和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两个组织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两年后，费伦奇成立了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这个学会曾在战后兴盛过很短一段时间，但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于1919年夏天被推翻后就划上休止符，因为新登台的霍尔蒂政权是反犹太的，因此也是反精神分析的。不过布达佩斯却产生过一些极其出色的精神分析师：费伦奇当然是其一，其余的还包括亚历山大、拉朵、贝林特、罗每姆和斯皮茨等。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于1919年，而伦敦精神分析研究所则成立于1924年底（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不知疲倦的组织家钟斯）。法国的精神分析支持者在两年后克服医学与精神病学建制的阻扰，成立了他们的精神分析机构。意大利的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于1932年；荷兰的成立于1933年。同一年，艾廷冈从柏林移民巴勒斯坦（他是第一批离开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精神分析师之一），并很快在耶路撒冷创立了一个精神分析研究机构。的确，诚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分析已经站稳脚跟了。
20世纪20年代最有生命力的精神分析机构是在柏林，最开始，亚伯拉罕所成立的学社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其中一些成员后来离了队，性学家赫施菲尔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兴趣只是在性解放，而不是在精神分析。不过，到了魏玛共和初期，尽管饱受种种政治和经济动荡的困扰，柏林却把自己确立为全世界精神分析运动的神经中心。讽刺的是，柏林精神分析师团队之所以人才济济，有相当一部分是拜其他国家更大的不幸所赐。像萨赫斯就是在1920年从风风雨雨的维也纳搬到柏林的，拉朵、亚历山大和贝林特夫妇则是在匈牙利王政复辟后，从匈牙利避走柏林的。也有一些人——如梅兰妮·克莱因和海伦娜·多伊奇——到柏林的目的是接受分析治疗和学习精神分析。
亚丽克丝·史崔奇——她在转投亚伯拉罕前原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极其喜欢柏林那种激动兴奋的气氛，认为与之相比，维也纳显得呆滞。她也喜欢亚伯拉罕当她的精神分析师。“我毫不怀疑，”她在1925年2月写给丈夫的信上说，“亚伯拉罕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精神分析师。”她深信，自己“过去5个月以来从亚伯拉罕那里的获益，要比跟随弗洛伊德那15个月为多”。这一点让她纳罕，不过她又指出，自己不是唯一有此感觉的人，因为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表示——像梅兰妮·克莱因就认为亚伯拉罕比弗洛伊德高明。在柏林，不管是在会议上、在糕点甜食店里，甚至在酒会上，都可以看得见精神分析师或候选分析师在讨论、激辩或争吵。在这里，吃甜点或跳舞是与讨论伊底帕斯情结或恐惧宣泄的问题并行不悖的。据精神分析师勒文施泰因的观察（他到柏林去是为了接受萨赫斯的训练），柏林的精神分析机构“冷冰冰的，非常德国化”。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柏林确有不少值得自豪的优秀临床专家和深具启发性的老师。在20世纪20年代，对一个精神分析师来说，柏林成了一个圣地。
柏林的另一个优势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敌意降得空前的低。“这个冬天，”亚伯拉罕、萨赫斯和艾廷冈在一封连环信中向弗洛伊德报告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异乎寻常地升高，有不同的群体都开办了供大众选读的精神分析课程。”有一些外地人来到柏林讲学和演讲，其中包括了费斯特。他在宗教研究学会所做的演讲“大体上很成功，只在若干地方流露出弱点与不熟练……赢得为数150人的听众（大部分是神学家）的友好反应”。三个月后，亚伯拉罕又为弗洛伊德捎来更多“有利消息”：他刚在柏林妇科学会宣读了一篇谈妇科与精神分析的论文，听众把大学附属医院的大堂挤得水泄不通；不只这样，这个妇科学会在演讲过后不久，就向亚伯拉罕要了一篇讲稿的印本，说是要登在学会的期刊上。“这是个成功的信号！”亚伯拉罕在信中欢呼说。
柏林吸引精神分析师的最大磁力是亚伯拉罕，他是年轻人和有想像力的人一个可靠、忠实而稳定的支持者。如果说亚伯拉罕真是如弗洛伊德一度所说，具有强烈的“普鲁士调调”的话，那这种气质在生气勃勃的柏林并不构成负面影响。柏林的另一块磁石是西梅尔和艾廷冈创办于1920年的诊疗院（由艾廷冈出资）。两位创办人都把原始构想归功于弗洛伊德，而这并不只是一种奉承。事情可回溯至1918年举行于布达佩斯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会上弗洛伊德曾经为精神分析勾勒出一个在很多听众听来几近是狂想的未来远景。他指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寥寥可数的精神分析师，但备受神经官能症困扰的人却为数可观，而且大部分都是穷人，也就是负担不起接受分析治疗费用的人。但“有朝一日，社会的良知将会觉醒，明白到人有接受心灵治疗的权利，一如他们有接受外科手术的权利；明白到神经官能症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并不亚于肺结核”。一旦有了这个认知，社会就会建立一些雇用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医生的公共机构，去为有需要的病人看诊。“这些治疗将是不收费的。”弗洛伊德也知道，国家要意识到这是它的责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也许首先会设立这种机构的是一个私人的慈善家。但不管怎样，总有一日，事情会如我所说的实现”。
西梅尔和艾廷冈创办的诊疗院可以说是弗洛伊德这个“乌托邦”梦想的初步实现。在庆祝诊疗院成立10周年而出版的一本小型纪念文集里，撰稿者都认为诊疗院的成就相当可观。一些统计数字可以多少反映出这种评价没有太夸大：据柏林一位年轻的精神分析师费尼秋统计，在1920至1930年间，诊疗所看诊的人数是1955人，其中有721人被认定需要接受分析治疗。这721个分析治疗中，有117个尚在持续，有241个夭折，有47个被认定失败。而在其他316例中，116例显示出情况有所改善，89例显示情况有明显改善，111例被认定痊愈。当然，断定一个病人“情况改善”或“痊愈”的标准何在，一直是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不过，就算费尼秋的数字缺乏科学的精确性，它们至少见证了精神分析活动的范围已扩大至10年前所无法想像的程度。在柏林的精神分析机构及诊疗所工作过的治疗师前后有94位，其中60位是（或后来成为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换言之，当那些贫穷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来此求诊时，为他们看诊的，并不一定是正在实习的候选分析师，而是也有可能会碰到经验老到的治疗师。
与此同时，诊疗院的附属研究所还会训练有志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学生，而在柏林，这种训练课程又是最一丝不苟的（批评者则认为是吹毛求疵）。它要求学生修读的包括了精神分析一般理论的课程、有关梦的课程、有关临床技巧的课程，以及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法律、社会学、哲学、宗教与艺术的课程。而尽管课程的安排会因人而异，但弗洛伊德作品被认定是必须彻底研读的。尽管每个学生都要研读弗洛伊德，但他们可不是都会成为精神分析师：研究所对候选分析师与旁听生之间有着严格区分。那些想成为职业分析师的学生，需要接受全面性的训练，而旁听生只需要选读他们认为可以对他们原有职业有帮助的课程。
研究所又规定，学生都必须接受过训练性质的分析治疗。这种要求，在其他地方仍然是有争议性的，但在柏林，却没有一个分析师是没有接受过别人的分析的。这个训练性的分析治疗为期“至少一年”，让学生可以——就像萨赫斯所说的——“如教堂里的见习修士一般”，获得一段考验的时间。但萨赫斯的这个比喻不会是弗洛伊德喜欢的，因为后者曾对钟斯说过：“我并不喜欢扮演大祭司长。”不过这个抗议是徒劳的。
一旦柏林精神分析机构的优越性在精神分析师之间建立了口碑，学生就蜂拥而至。他们很多都是外国人：有英国人、有法国人、有荷兰人、有瑞典人、有美国人。他们都喜爱主其事者的不拘一格、热情和认真。这些学生在回国后除了会执业外，有些也会创立自己的研究所。奥迪耶——法国最早的精神分析师之一——是在柏林接受亚历山大的分析的；贝林特接受的是萨赫斯的分析；哈特曼——他稍后移民纽约——接受的是拉朵的分析。接受过亚伯拉罕分析的学生名单读起来就像一部精神分析的名人录，其中包括了爱德华·格洛弗和詹姆斯·格洛弗（他们是英国精神分析师中的领导性人物），海伦娜·多伊奇（她曾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日后将以有关女性性欲的论文而闻名），理论创新者梅兰妮·克莱因，还有那个风趣的观察者亚丽克丝·史崔奇（她也是后来弗洛伊德作品的英译者）。
柏林固然是精神分析最璀璨的重镇，但并不是唯一的重镇。弗洛伊德继续在维也纳执业，而且越来越把重心放在教育后进上，诸如珍·兰波—德·克鲁和玛丽·波拿巴王妃这些重要的追随者，都是弗洛伊德战后阶段的“弟子”。克鲁在60多年后回顾1922年4月到上坡路19号初访弗洛伊德的情形时，深情一点未减。她回忆说，弗洛伊德是时已66岁，是个彬彬有礼、“迷人、体贴而老派”的绅士。当他问她有什么是自己或女儿在她的安顿上可以略尽绵薄之力时，克鲁回答说她需要一部钢琴。弗洛伊德当即谈到自己是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并表示自己提这个，是怕如果不事先告知而日后克鲁自己发现这一点的话，会成为她的分析治疗的一个干扰。而当克鲁告诉他，自己深爱而身体一向强健的大姐五天前才死于流行性感冒时，弗洛伊德追忆起女儿苏菲之死所带给他的哀痛。日后克鲁回到荷兰后，两人继续保持热情友好的通信。并不是每个弗洛伊德的病人都会觉得他如此有魅力，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的影响力已经以一个绵密的网络涵盖了欧洲及美国，却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其他可显示出精神分析体质强健的证据。直至纳粹在1933年掌权为止，两年一度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总是如期举行，而参加者也总是翘首期盼着它的到来。弗洛伊德因为受到上颚假体的困扰，后来没有再出席，不过，他要下定这个决心相当不容易，所以一直拖到自己真的力不从心才停止参加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1925年3月——当时预定要在巴德洪堡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正处于筹备阶段——弗洛伊德写信告诉亚伯拉罕：“你的观察是正确的，我又在订新的计划了。不过，只怕到了要把它们付诸实行时，我的勇气又会离我而去。例如，到了大会举行前后，我想我的上颚假体让我感到的不舒服，应该不会比上星期少，因此，到时我不适宜旅行，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你在做安排时，不要把我算进去。”他派安娜代表自己出席，算是在精神上参加了大会。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各个精神分析机构站稳脚跟以后，精神分析的刊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冒出来，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创办的那些形成互补，像1926年法国的《法兰西精神分析评论》和1932年意大利的《精神分析评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另一件让弗洛伊德开怀的事情是，其作品已被译成很多种语言。在20世纪20年代的通信中，他谈到安排好的翻译计划时，语气总是很热切，而且也常常会对已出版的译本做出评论，这些都足见翻译这件事情对他意义重大。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是发行最广的一本，一共（在他生前）有12种外语译本，《性学三论》有9种外语译本，《梦的解析》有8种。但最早期的译本都不总是尽如人意的。布利尔一度是弗洛伊德作品英译的垄断者，但他的译笔很随意，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吓人的差错，其中一个例子是他似乎不知道（至少是不在意）“笑话”和“风趣”之间的差异。尽管不太可靠，但布利尔的译本至少让战前的英语世界得以一窥弗洛伊德理论的轮廓。他所译的《性学三论》英译本出版于1910年，《梦的解析》英译本出版于三年后。
不过，翻译的精确性逐渐获得改善。在1924和1925年，一支小型的英国团队把弗洛伊德的重要文章翻译成了四册的《论文集》。主其事者是史崔奇夫妇和琼恩·李维叶那个“戴着阔边花式女帽和打着猩红色洋伞的爱德华风格的高个美女”，他们的翻译比任何人都保留了更多弗洛伊德的行文风格，弗洛伊德阅后深为动容。“《论文集》的第一册已经寄到，”他在1924年底写给艾廷冈的信上说，“译笔非常帅！非常令人肃然起敬！”信中，他又表示了对此书所收录的一些“老古董”文章是否适合作为向英国大众引介精神分析的媒介，感到疑虑，但只期望第二册（预定几星期后出版）会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他在写给几个译者的信上说：“我看得出来你们想让精神分析的重要文献在英国落地生根的良苦用心，也对你们获得的成果表示恭贺——我不能期望一个更好的译本了。”一年后，在收到《论文集》的第四册时，回信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但又不忘带着他一贯的怀疑主义说上一句：“如果此书只会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发挥其影响力，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不过，他的这种忧虑就像大多数时候一样，是多余的。事实上，弗洛伊德作品的英语化，乃是精神分析观念拓展上的一件大事：四册的《论文集》迅速成了不谙德语的精神分析师之间的标准文本。它包含了弗洛伊德撰写于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中叶间所有较短篇作品：如论临床技术那些论文，有关精神分析运动那篇论战性的文章，所有有关后设心理学与应用精神分析学的已出版论文，五个重要的案例分析报告（朵拉、小汉斯、鼠人、施列伯和狼人）。由于英国和美国很多较年轻的精神分析师都不像钟斯、史崔奇夫妇和琼恩·李维叶那样，具有学好德语的天分与意愿，因此，弗洛伊德作品的优秀英译本，乃是强化精神分析国际大家庭凝聚性的重要手段。
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清楚看到的，这个“大家庭”并不是完全快乐融洽的一家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精神分析运动就饱受一些内部争吵所困扰，而这些争吵，有一些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带有私人因素的。例如，很多精神分析师认为格罗戴克太自我和太不谨言，不适合代表精神分析在公共场合发言。钟斯仇视兰克，而费伦奇则认为钟斯是反犹太主义者，弗洛伊德因为听说亚伯拉罕愿意帮助拍一部有关精神分析的电影而愤怒。在纽约高高在上的布利尔则像是要试验每个人的耐性似的，谁的信也不回。在伦敦的许多会议上，儿童精神分析师梅丽塔·施米达伯格则公然和她妈妈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的前驱——唱反调。
不过，在精神分析理论上和临床技术上的观点冲突，也不一定只是当事人用来掩饰私人恩怨的面具，或只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高度竞争性的领域里显得高人一筹。它们部分是来自于对弗洛伊德文本的不同解读，部分则来自于临床经验的出入。这些解读上的不同和经验上的出入，都是建立原创性的契机，而且也是弗洛伊德本人——在一定的范围内——所鼓励的。
20世纪20年代最具创见的精神分析理论家，毫无疑问就是克莱因。她1882年生于维也纳，不过一直要到28岁迁居布达佩斯以后，才“发现”弗洛伊德的学说。此后，她大量阅读精神分析文献，找费伦奇为她进行训练性的分析，然后开始从事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她的小病人包括了她的儿子和女儿，并以他们为蓝本，写了一些几乎无所隐讳的临床报告。那时候，儿童精神分析仍然是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领域，但费伦奇和亚伯拉罕都对克莱因的理论创新感到着迷，并挺身为她辩护。这种支持正是克莱因亟须的，因为她对儿童精神分析的探索，几乎是没有前例可授。弗洛伊德固然分析过小汉斯，但依靠的主要是二手资料。到了1919年，克莱因开始发表有关儿童精神分析的临床报告，而因为亚伯拉罕愿意对她的观念保持开放性的态度，她遂决定移居柏林，从事分析、辩论与发表研究报告的工作。
亚丽克丝·史崔奇后来认识了克莱因，并深深喜欢上她。她跟梅兰妮·克莱因一道上咖啡厅，一道去跳舞，对后者的刚强、干劲和雄辩深感折服。在一封写给丈夫詹姆斯的信中，史崔奇描述了一场克莱因所引起的典型风暴：“昨晚的聚会刺激透了，”她写道，指的是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聚会，“克莱因发表了她有关儿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经验，最后，反对者露出了他们须发已白的头颅——那可是白得够呛。他们的用语，当然都是精神分析式的，像批评克莱因的论点有削弱‘理想自我’观念之虞等等。不过，我想他们的意思，都是反精神分析的，如我们不可以告诉儿童有关他们的压抑倾向的可怕事实等等。对于这些指控，克莱因说明得很清楚，小孩子从小（两岁九个月以后）就深深被欲望和罪恶感的压抑所苦恼了，”史崔奇进一步指出，“来自亚历山大和拉朵两位医生的反对意见，都是非常情绪性和‘理论性的’。”毕竟，除了克莱因，没有人对儿童有任何了解。幸而，一个又一个人急着发言，为克莱因辩护。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站在她的一边，炮轰那两个黑不溜秋的匈牙利人”。
史崔奇又指出，在这个充满硝烟味的会议中，克莱因用来支持其论证的两个例子“非常出色”。事实上，“如果克莱因的报告无误的话，她的案例在我看来是非常有压倒性的。她将要到维也纳发表她的论文，而可以预期，她将会受到来自贝恩费尔特和艾希霍恩这两个没有救的小学教师的非难，当然也少不了来自那个煽情者安娜·弗洛伊德的非难”。史崔奇这番立场鲜明的言论，预示了克莱因在1926年移居英国以后所引发的那些她与安娜之间的激辩。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克莱因去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会变得热烈。就算那些拒绝追随她的创新理论的人，都会对她所开发来协助分析治疗儿童的游戏技巧感到入迷。她主张，游戏乃是让儿童透露自己的幻想，让分析师得以进行分析的最佳方法——往往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与她的批评者大异其趣的是，克莱因愿意尽可能坦白地对她的小病人解释他们的幻想的意义。但她并不只是个有想像力的临床专家，因为她在临床技术上的创新，部分是源于她在后设心理学上的创新。住在英国那些年间，克莱因对她的系统进行进一步的精密化，把伊底帕斯情结和超我的出现时间，推得要比弗洛伊德所认为可能的时间早很多。对克莱因来说，孩童的内在世界乃是一个破坏和焦虑幻想的大杂烩，充斥着暴力与死亡的潜意识意象。如果说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是自私的野蛮人，那在克莱因看来，儿童就是嗜杀的食人族。要是说有谁是对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主张及其意涵认真以待的，当非克莱因莫属。
然而，她对儿童心灵的那些假设，乃是偏离弗洛伊德和他女儿所认为可信的儿童心智发展时程表的。对此，弗洛伊德最初采取的是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克莱因的主张受到很多人的怀疑和反对，”他在1925年告诉钟斯，“至于我自己，则不是很有资格对儿童心理的事情发言。”不过两年后，他终于表明立场。在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中，他告诉钟斯，一直以来，他都试图在克莱因与安娜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因为一方面，克莱因最强烈的敌人就是他女儿，而另一方面，安娜的研究又是和他各自独立的。不过接着又说：“但有一点我是可以告诉你的，那就是，克莱因女士有关儿童的理想自我行为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也是与我的理论的所有预设相违背的。”他表示如果她能证明儿童“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要成熟”，自己无比欢迎，但又说那是“有极限的而且是无法证明的”。
梅兰妮·克莱因与安娜的理论争辩会激起更大的冲突，是毋庸惊讶的，至于弗洛伊德最终无法保持中立，就更毋庸惊讶了。不过，他的怒火主要是宣泄在写给钟斯的私人信件上。在这些信中，他放任自己使用了一些相当尖刻的言辞。他在信中除指责钟斯不应该策动一场对安娜分析儿童的方法的围剿，也挺身为女儿批评克莱因的意见辩护。除此以外，他也对克莱因等人指控安娜所接受的分析治疗不够彻底一事，大发雷霆（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敏感地带）。“试问，谁又是得到过彻底的分析的呢？我敢说，安娜所受到的分析，要长过和彻底过——比方说——你。”他否认自己把女儿的观点奉为神圣不可批评的；事实上，他说，如果有任何人试图封住克莱因的嘴巴，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他本人。但克莱因和她的盟友指控安娜所接受的分析治疗是规避了伊底帕斯情结的，则是太过头了，让他怀疑，这些对安娜的攻击，矛头事实上是不是指向他本人。
在公开的出版物里，弗洛伊德并没点名批评过克莱因。这种策略性的谨慎，反映出弗洛伊德知道自己对外应该保持一个大家长的风度，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纷争之上的立场。1935年，他为《自传研究》一文添加了一个新注脚，表示因为“克莱因和我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研究”的关系，儿童精神分析获得了强劲的推动力。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受正统精神分析理论约束的克莱因主义者，而这些影响力，日后将会弥漫于英国、阿根廷和部分的美国精神分析机构。不过，这时候的弗洛伊德，并无暇对这些人开火，因为他要把能量集中在一些他认为更事关重大和更需要他介入的争论：如焦虑概念是否必须重新定义的问题、没有医生资格的分析师是否适合和胜任的问题，以及——最棘手的——女性性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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