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患上口腔癌

    1923年4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使他的医生菲力斯·道西大吃一惊，他要求医生看他嘴里那“令人不快乐”的东西。他接着说：“你要准备好，会看见你不喜欢的东西。”

    看一眼就够了，弗洛伊德患上了一种晚期的“口腔癌”！道西医生再看了一眼，认为病情严重，需要活体解剖，并且动手术除去染病的薄膜。他们很快就安排好了。道西医生写道：“我们一起坐车到医院，说好了手术完后他可以马上回家。但是他失血较多，情况紧急，所以必须在医院单人病房的床上休息，因为那时没有其他的舒适病房空着。”

    不久以后，就开始放射线治疗了，这是一连串治疗和手术的开端，希望可以防止疾病的蔓延。1923年5月10日，弗洛伊德回复亚伯拉罕给他的生日祝贺信，他尚能写：“我又可以吃东西、工作和吸烟了！而我将试用你乐观的口号：祝你青春永驻，万年长青。”这封信代表着弗洛伊德面对挑战，努力不懈的精神。他一直到生命终了时，仍不屈不挠地表现出他真正的英雄本质。

    巴德·格斯丁医生检查了开刀后的疤痕，认为他正在逐渐复原中。但是弗洛伊德对本地人不太信任，他觉得身体仍然不舒服。8月初，他去拉佛隆和女儿安娜会面。安娜劝他马上写信给在维也纳的菲力斯·道西医生。

    道西立刻回了信，并且决定从维也纳出发，亲自去看弗洛伊德。他抵达拉佛隆后，马上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必须进行另一个更严重的手术。

    可是再过几天，精神分析的核心小组会就要聚集在圣克力斯多佛。而因为弗洛伊德早先计划，要在8月底去罗马，现在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核心小组的成员，现在还不知道弗洛伊德的情况有多严重。他们会不会劝他接受手术（因为他看起来并不希望动手术）？第二，弗洛伊德应该照计划去罗马，还是立刻回维也纳？

    很显然的，弗洛伊德没有接受动手术的劝告，就去了罗马。等他回到维也纳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而等到许多年后，才有人告诉他核心小组决定不让他知道真正的情况。

    那就是弗洛伊德等待动手术时，他接到一封信，使他感到很满足。有一位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带着一封史丹利·何尔的介绍信来拜访他。何尔在信中赞美弗洛伊德说：

    “你的成就比现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家都要高超！事实上，历史将要证明，你对我们的贡献和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以为，如果你对那些叛离你的门徒宽容一点儿，也不会损及你崇高的学术地位。以我自己来说，你的工作一直是我过去15年来工作上的主要灵感泉源。它已经给予我对于精神生活上的崭新观念，你赐给我的，比任何人都要多。”

    弗洛伊德读这封信时，等待着他的是复杂的大手术。事实上，问题牵涉得很广，外科医生发现必须先在一个尸体上实验，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手术。事实上，需要动2次手术。第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准备在10月4日进行，1周后再进行大手术。首先，嘴唇和面颊必须割开很大的一个口子，然后将整个上颚和染病处右边的软肉割除。

    第二个手术进行了7个钟头，要经过局部麻醉和一些镇静作用。在10月底，弗洛伊德就已经回到了柏格街19号。

    现在，弗洛伊德正在康复中，他希望最坏的情形赶快过去，可是还不到2个星期，他的希望就破灭了。11月12日，将先前割下的组织样品拿去化验的医生告诉他，疾病在继续恶化中。他们建议再动手术，弗洛伊德也同意了，于是就在当天下午开刀。

    这次事情看来都很顺利，12月底以前，弗洛伊德回到家，显然在迅速的复原中。

    尽管13年后，恶性的细胞才再度被发现，但是弗洛伊德的灾难却继续不断。他将会经历30多次的手术，以除去慢性发炎的地方和病变前的癌细胞组织。

    二、带病工作

    1924年，有人建议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应该在银幕上呈现给大众，他的反应却是恐惧和轻视。他不仅仅是恐惧他穷其一生之力所研究的成果会为了投大众之所好而变成低级趣味，他更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理论能在银幕上解释清楚。

    不到6个月，弗洛伊德获悉，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环球影片公司去找亚伯拉罕和沙克斯，想要他们指导如何制作关于精神分析的纪录影片。他们说得很明白，不论弗洛伊德或他的同事帮不帮忙，他们都决定拍这样的电影。

    于是，一部叫做《灵魂的奥秘》的影片在1926年初发行，汉斯·沙克斯为看过电影的观众写了一篇论文。当《灵魂的奥秘》在德国各地上映时，弗洛伊德更加直接地牵涉到一个早年就潜伏在精神分析上的问题——外行人执行精神分析的问题。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应该只准合格的医生来执行或者也容许外行人参加。

    在20世纪初，这问题几乎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在美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意见是，只有医生可以执行精神分析，而在奥国，可以同时接受医生和外行人执业。其他的国家采取折中的办法，如伦敦的钟士、柏林的艾丁顿等人，他们相信可由外行人执业的原则，但觉得它的实施应该以某些限制来维护——特别是事先应该经过医生的推荐。

    1925年贝德洪堡大会，允许五个欧洲学会和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加入国际训练委员会后，欧洲和美国之间看法的分歧，开始要正面冲突了。翌年，纽约州宣布外行人执行分析为非法，使一些弗洛伊德的助手大失所望。他们以外行人的身份来到美国，希望他们的服务受到鼓励，但发现事情却恰恰相反。

    1929年在牛津召开的大会决议，诊断要和治疗分开，而且外行的分析师不能为病人提供意见，或直接替病人看病，除非那病人是由一个合格医药分析师介绍来的。更多的讨论继续于1932年的德国维斯巴登、1934年的瑞士卢塞尼及1938年的法国巴黎被提出。尽管双方都曾让步，但历次的大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死亡和相继移民外国，使欧洲的精神分析学会的人数锐减，实际掌握发言权的变成了美国人。

    尽管弗洛伊德被疾病和死亡的阴影逐渐束缚，而且不断有叛离的门徒，但他坚守他这一辈子的工作信心。他继续提醒大众，相信精神分析能治愈各种神经病现象是不正确的。早在1922年，他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一篇长文中，就提出这个警告。现在他说：“只要有机体的因素仍然不能掌握，分析的许多地方就仍是在云里雾中。”几年后他的《可中止的与不可中止的分析》的文章，使他的编辑詹姆斯·史特齐承认：“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他对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感到悲观。”

    在弗洛伊德的研究重点改变得非常清晰可见之前，他历经了许多次兴趣的改变。他写道：“我的兴趣，经过了一辈子迂回于自然科学、医学和精神治疗以后，回到长久以前就使我着迷的文化问题上。我更清楚地发现，人类历史事件、人类本质和文化发展间的互动、原始经验的沉积（最著名的例子是宗教）以及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间动态冲突的反映，精神分析就是在研究它们。”

    弗洛伊德新论文的第一篇是《幻觉的未来》，开始于1927年初，完成于秋天，在11月出版。论文中认为宗教本身是幻觉，而他知道，他势必再一次受到攻击。但是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新的经验，而且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已经学会屹立于当代人的不同意之上，在他年老时，他知道不久后就要凌越于别人之上，那么批评又能对他怎么样？

    在那篇论文中，弗洛伊德主张，他并没有增加什么反对宗教的声势，而他的表达只是“在那些伟大的前人的批评上，加了一些心理学的基础”。

    《幻觉的未来》中的观念绝不是新的，它受到弗洛伊德30年来所发现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支持。而这篇论文所引起的反应正是意料中的。在纽约，犹太人牧师纳桑·克勒斯道出了一般人的观念。他说：

    “我们习惯于听一个人谈所有的主题，只因为他在某一方面做了一些令人注意的事。因为爱迪生知道电学，于是人们就要听他的神学意见；因为一个人在航空科学上有成就，就有人要求他谈宇宙万物的事。大家都赞美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家，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也去尊敬他的宗教哲学！”

    弗洛伊德总该有各种理由为《幻觉的未来》得到的反应高兴，但是，他至少曾对一个访客表示出不曾接受赞美的心情。

    他以前的一个病人林拉佛果很热心地读了那篇论文，并写信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邀请他一聚。林拉佛果写道：

    “话一进入正题，弗洛伊德就承认任何人的赞美都会带给创作者快乐。但是他接着在我的热心上浇冷水。他说：‘这是我最坏的一本书！它不是弗洛伊德的书。’你们绝想象不到我的诧异，我当即埋怨他的说法！但他仍继续说下去：‘那是一本老头子写的书。’哎！那时我差点昏倒了。他一字一句地加强语气道：‘此外，弗洛伊德现在已经死了！相信我，真正的弗洛伊德的确是一个伟人。我特别为你感到难过，因为你过去并不了解他！’”

    弗洛伊德的阴阳怪气可能和身体有关，他不断地有身体上的麻烦而且不停地挣扎。

    1929年夏天，当弗洛伊德又住在阿尔卑斯山时，他仍然爱山，仍然喜欢欣赏花草和风景。而为他看病的舒尔医生发现，“他所有的痛苦并没有大大减损他那种享受的能力。”但是他不能长途跋涉了，并且发现坐下来读书是很困难的事。他向朋友诉苦，说一个人总不能整天抽烟和打牌！他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他转而工作，因为“这么做，时间很快地就过去了”。

    工作的成果是3万字的论文，完成于7月底，题目是《文明中的不快乐》，后来改名为《文明与其不满》。到了9月中，他不得不再去柏林治疗。他的女儿安娜照顾他，他尽情地享受了和他的两个儿子恩斯特与奥利佛家人共聚的时光。

    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运用在传记的写作上，写了一篇《汤姆斯·威尔逊——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的论文。论文中他说威尔逊受到一种“父亲情结”的影响，以致在事业中的许多关键时刻里摇摆不定。事情的最高潮是他不能主宰巴黎和会，以及把“十四点原则”强加在不甘愿的欧洲各国上面。作为一种精神分析的研究，这本书是很有劝服力和娱乐性的，但是也引起了许多的争论。

    1930年初，弗洛伊德希望《威尔逊》这本书的出版，能使出版社窘困的经济情形复苏。但在1932年初，出版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他转向别的他认为有帮助的事情。那就是《新导论演讲词》，一共有7篇。

    第一篇演讲是梦的理论的修正，大部分是较早的材料；第二篇谈梦和神秘学，透露精神分析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玄学的事情。接下去的3篇谈到“超心理学”，比任何在战时的演说都复杂，文中介绍许多新的观念，以及来自“自我与本我”及“潜意识”的材料。

    最后2篇归纳了弗洛伊德对医学以外的主题的观念，诸如“精神感应”、教育、宗教及共产主义等。

    三、遭到威胁

    1926年，弗洛伊德70岁生日时，奥地利官方首次承认弗洛伊德。奥地利广播系统发布了有关他的生平和工作的纪念演讲。他对于这次庆祝活动百感交集，他写信给打算来维也纳为他祝寿的女婿哈伯斯塔特道：“你不必因为听说我已经老了，而且身体也不太健康而惊讶。目前我在疗养院接受心脏治疗，他们说那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做这种治疗。他们答应我这个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知道，我身上大大小小的病，将不容易继续做困难的工作了。”

    尽管弗洛伊德怀疑自己的健康情形，但是他在七十大寿来临前那段日子里精神相当愉快。他写信给撒母耳说：

    “我已经继续开始做一些工作。我每天花五六个小时为病人治疗。学生们和病人们都假装不知道我的病。我偶尔写些论文，我作品的全集已经完成了第一卷。现在我好像是一个名人，路经维也纳的作家和哲学家们都来看我、和我讨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以我为荣，把我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无论如何，我没有理由抱怨或恐惧地看着我自己的生命将结束。经过长时期的穷困后，我现在能毫无困难地赚钱了。”

    弗洛伊德在格隆德西听到了自己获得歌德文学奖的消息。他对这项荣誉有着复杂的感情，那是诗人帕克伊特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说服歌德基金会通过提名的，奖金每年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市颁发。弗洛伊德告诉帕克伊特说：“我还没有被公开的荣誉宠坏，因此已习惯没有它们也过得下去。”

    弗洛伊德对纳粹党的崛起，首先是出奇地沉默，当希特勒的胁迫从人们的噩梦变成现实后，他说了一句话：“谁能预料什么会成功，什么会有结果呢？”当局势越来越坏时，他的反应一半是充满哲学味道，一半是不相信。

    事实上，有许多合理的原因使弗洛伊德应该为未来恐惧。至少从1873年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他就曾经体验到维也纳的反犹太人运动，而他也曾亲眼目睹1914年德国的侵略。在“团体心理学”中，他明白地显示出他深切了解乌合之众如何被野心家煽拨利用。

    但是，当别人警告他将有“焚书”事件发生时，他似乎仍然不太在意。1933年5月10日，4万个柏林人，兴高采烈地看5000名佩着纳粹标识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前焚烧2000本书，包括爱因斯坦、汤姆斯曼、雷马克、兹伟克以及弗洛伊德的书。弗洛伊德的书最后被扔进火堆，学生们高喊：“反对过分强调性生活的破坏心灵者，并且代表人类心灵的尊严把大坏蛋弗洛伊德的书送到火里埋葬！”

    弗洛伊德对一位朋友说：“至少我的书已和最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一起被烧了！”又对另一个人说：“人类的进步多么大！如果在中世纪，他们早就把我烧死了，现在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之后回想起来，弗洛伊德的这句话显然是不祥的谶语。他的5个姐夫中，就有4人死在纳粹的集中营。

    弗洛伊德不愿意把对他个人的威胁看得很严重，因此迟迟没有做任何逃避行动。1933年春天起，朋友们相信希特勒一有机会，就会吞并奥地利，于是纷纷请他出国到他们那里去避难，建议他移居瑞士、法国、英国或美国，甚至西班牙籍的诗人波维达和一群同情他的作家邀请他到阿根廷。对这些人的好意，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逃走，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的危险。”

    弗洛伊德只有在1934年时，曾向兹伟克承认，最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不过他表示，自己将一直守在维也纳，除非希特勒的暴政真的来临。

    他的态度受到好几方面的影响：第一，一个老年人自然不愿意连根拔起；第二，他觉得离开就好像是抛弃他的岗位；第三，他仍深爱着维也纳的一切。但是，渐渐地，他开始发现“世界正变成一个大监狱，而德国就是它最恶劣的囚房”。

    1934年2月，奥地利多佛斯首相镇压了一次社会党的政变，国家的政权移到右派以后，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他在奥地利的前途。但是如果他离开奥地利会被人认为是畏缩，是从战斗中撤退，只有在情况最严重时才能采取这个步骤。他很不像一个接近80岁的病人，他认为他一旦离开奥地利，就不能行使原本的最大效能的影响力。

    希特勒被国会授以无限的权力后不久，德国的精神分析师就面临痛苦的问题。然后，德国吞噬了奥地利，占据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许多欧洲人也遭遇同样的问题——是移居从而离开“第三帝国”的控制比较好呢，还是留下来，以一种与敌人合作的态度，屈服于纳粹统治下的命运呢？真是叫人左右为难！

    对于“精神分析”来说，麻烦的第一个前兆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德国政府禁止外国人担任任何医学会的高级行政人员。

    希特勒在1933年获得政权以后不久，德国精神治疗学会便改组成为“精神治疗国际总医学会”。当时的会长克瑞舒曼辞职抗议，因为在新的政权下精神分析的实施将受纳粹党的控制。

    新任命的德国空军部长的堂弟戈林教授实际控制了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他通知会员：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以后将是大家的信仰基础。

    这个时候，逃离德国的人渐渐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女儿安娜以及在伦敦忠贞不贰的钟士，开始为不再能够在“第三帝国”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们找寻新的工作岗位。马克斯·艾丁顿和另外两位犹太难民，终于在巴勒斯坦创立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渡过大西洋，并在未来的10年内把精神分析的主流从欧洲移到了北美洲。还有许多人希望在英国定居，而钟士不得不告诉他们，甚至于一些英国的精神分析师，都没有足够的生意，所以即使新来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职业分析师的机会仍然很小。

    当这些阴影扩大时，弗洛伊德既苦于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前途，又苦于癌症。他的医生们借着手术和镭射线以及任何其他可以阻止癌症顽敌前进的武器，不懈怠地奋战着。

    马克斯·舒尔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更多的手术依次出现，舒尔医生不得不让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的成长和发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他说：“我苦苦劝他要戒烟，他却耸耸他的肩，以他的手作一种特有的姿态，不理我的建议……以后当他心脏有毛病时，他会一再遵守不抽烟的限制，但是他从来不顾嘴里的一个坏组织已经发展成为新的恶性癌的危险。”

    弗洛伊德从不怀疑死亡是生命的结局，但是对于畸形精神现象更广泛也更复杂的谜团更加地怀疑了。他对罗曼·罗兰写道：“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我对一件事完全有把握，即使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不能了解的。”

    在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继续怀疑那些他仍然焦急地排除在精神分析主义之外的主题。此外，他自己一直在和疾病战斗，这加强了他对世界尤其是精神分析前途的偏见。

    弗洛伊德的态度，在1936年庆祝他80岁生日时表露无遗。窦史万首先读了一篇叫《弗洛伊德对人类的史学观》的文章以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我很高兴听到你的美丽的辞藻、你的博学、你广泛的取材以及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技巧。真的，一个人可以容纳无休止的赞美。”

    在伦敦，弗洛伊德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他的名字被著名的天文学家何若德·杰佛瑞和精神病学家阿德林提出，而且还得到曾参加过1908年萨斯堡大会的威佛瑞·特络特的支持。

    在维也纳，心理学机构的教师研习会不知道该如何庆祝弗洛伊德的生日。最后，有人建议他会欣赏从山里采撷的一束花，于是一个职员去搜集了一大把黄色樱草花。他们派一个17岁的女孩子送去给弗洛伊德。出乎她的意料，弗洛伊德请她进去坐，亲自谢谢她，而且强调他非常欣赏他们的盛情。

    但是弗洛伊德知道，尽管他有着许多荣誉，他仍然在逆流中游泳。他在写给兹伟克的信中说：“甚至我的维也纳同事，也只是当面尊敬我，他们背地里却背弃我。”他指出，教育部部长的确正式地恭贺他，但是教育部部长却又威胁奥国的报纸，如果他们报道这条消息，报社就要被查封。

    1936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须经过另一次他称之为“普通的”手术，而这次却引起不平常的剧痛。他告诉兹伟克说：“我必须取消我的工作12天，我痛苦地躺下，热水瓶放在沙发椅上。”但是在新年开始时，他又恢复工作。1938年2月，他在写给艾丁顿的信上，仍然对政治情况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说：“虽然看德国最新的事件，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企图如何。但是我们勇敢而诚实的政府，目前更生龙活虎地捍卫我们，抵抗纳粹党。”

    1938年3月9日，奥地利首相舒史克尼格宣布，奥地利政府要在1938年3月12日举行公民投票，看看人民是否愿意维持独立。1938年3月11日，舒史克尼格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取消公民投票。但是这还不够，在中午他被迫辞职。弗洛伊德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吩咐女佣去买一份报纸。他儿子马丁说：“爸爸轻轻地从波拉手中接过报纸，看了每个标题，然后用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奥地利完蛋了！”

    取代舒史克尼格的是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西史英夸特，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开门让德军进入奥地利。事实上，德国人已经开始进发了。黄昏，先头的坦克车隆隆地驶进维也纳的街道。在许多地方，民众快乐地欢迎德军，许多年以前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吉是一个反犹太的家伙，他在背后鼓动人民欢迎德军。

    1938年3月12日早上，希特勒亲自到奥地利，显然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决定不设立傀儡政府，而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

    如果不是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单位帮助，弗洛伊德获救的机会就很小。在美国，有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及国务卿柯德尔·胡尔的关注，再加上驻巴黎的威廉·布利特挺身相助，给予弗洛伊德一种个人的保护，最后终于迫使德国人让他离开奥地利。在英国，钟士与掌玺大臣德拉渥及内政部长撒母耳的友谊，为弗洛伊德全家在英国居留的许可铺了一条路。

    钟士有效地运用许多人事关系，于1938年3月15日飞到奥地利。在他到达维也纳以前，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在维也纳的英国大使：“钟士博士非常为弗洛伊德博士的前途担忧。如果他有求于你，希望你鼎力相助，掌玺大臣将会很感激你。”

    到维也纳后，钟士首先到精神分析出版社的办公室去。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在那里被捕，办公室正被德国人翻箱倒柜地搜查，显然，出版社不会因为它的国际性特质而逃过灾难。钟士又赶去柏格街19号，在那里得知，美国人不但机警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危险，而且已经开始运用所谓“友谊的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手段的运用，开始于那天稍早。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威利打电报给国务卿柯德尔·胡尔，要他转达布利特道：“我恐怕德国人不会放过年老且有病的弗洛伊德。”胡尔不但立即把消息传给布利特，而且向罗斯福总统报告。总统用他私人的通讯网指示胡尔，传令给美国驻柏林的大使威尔逊。

    威尔逊还没有回答以前，威利已经向胡尔报告，维也纳的新掌权者已经注意弗洛伊德了。他说：“他的屋子被搜查，金钱和护照已被没收。在搜查时，我们公使馆的两位官员出现，表示‘友善的关切’。从那时开始，弗洛伊德才没有受到骚扰。维也纳的警察总长答应保护他。法国使馆说，如果弗洛伊德得到出境许可，法国政府就给他签证。”

    事实上，弗洛伊德家老早就被特务人员列为注意的重点之一，他们进入公寓，在门口安置了一个守卫。据钟士说，玛莎的反应是请守卫坐下，因为她不喜欢见到人们站在她家门口。然后她又把她所有的家用钱放在桌上叫他们随便拿，使这些不速之客感到难堪。安娜领官员到另一个房间，从保险箱内拿出大约6000个奥地利先令。此刻，房门推开，弗洛伊德出现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怒目而视。那些人显然很不安，迅速地走了，但是提出了警告，说他们以后还会再来。

    1938年3月17日，在柏林的美国大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遵循指示办理的经过。

    但是弗洛伊德仍未作出希望离开维也纳的表示，他泰然自若，呈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好像他又回到战斗中一样，这使钟士的劝服工作显得极为困难。弗洛伊德推托地说他不希望在法国定居，于是钟士说他会想办法使英国接纳弗洛伊德。最后弗洛伊德终于提出问题的症结：离开祖国，就好像一个战士抛弃他的岗位。钟士反驳说：不是弗洛伊德离开奥地利，而是奥地利抛弃了他。他终于恍然大悟，同意离开维也纳。

    钟士回到伦敦后，弗洛伊德居留在英国的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了。他和掌玺大臣及撒母耳的交情都派上用场。

    到1938年4月中旬时，似乎只有一个难题要克服。威利通知柯德尔·胡尔说：“弗洛伊德离境的事因为他的出版社破产而暂时不能发给签证。希腊的公主在这里极力为弗洛伊德奔走。她可能会承购出版社。弗洛伊德打算在英国定居。”

    所谓“破产”，显然是在弗洛伊德领到离境许可以前，向他敲诈最多金钱的方法，因为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已经接收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出版社的财产。

    1938年5月初时，以金钱交换离境许可证的问题仍然呈焦灼状态，在柏林的威尔逊通知柯德尔·胡尔道：“到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官员总会询问弗洛伊德的案子。处理这件事的盖世太保总是会说：‘警察当局并没有再反对弗洛伊德的出境，所有的公文已经准备就绪了！’”他又说：

    “但是弗洛伊德的离去之所以搁延，是因为他大约欠他的出版者32000先令，现在弗洛伊德正和债权人商量解决的办法。”他继续推论：“弗洛伊德有足够的钱去偿付债权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谈妥价钱，只要这项交易完成，弗洛伊德就可自由地离境。”最后，这笔敲诈的款项是由希腊公主玛丽·波娜帕特捐出来的。

    1938年5月5日，弗洛伊德的小姨明娜被允许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1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在英国的儿子恩斯特说：“在这悲哀的时候，有两个希望支持我继续前进：一是和你们重逢，另外是自由而死。有时候，我把自己和《旧约圣经》中的老雅各相比，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被他的儿子们带到埃及去。”

    10天以后，弗洛伊德的大女儿玛西黛和她的丈夫获准离开，而弗洛伊德还得留下1个星期。最后，一切必需的文件都备齐了，盖世太保装腔作势地带给弗洛伊德一份公文要求他签名。公文上说：“政府公平合理地对待弗洛伊德。”他签字了，然后说了一句挖苦的话：“我可以满心欢喜，快乐地将‘盖世太保’推荐给任何人了。”

    1938年6月1日，万事俱备。6月2日，弗洛伊德收到奥地利当局给他及他妻子和小女儿的最后解放令。第二天，弗洛伊德离开几乎80年来一直是他家乡的维也纳，首先搭乘“远东号快车”到巴黎，同行者有玛莎、安娜、两个女佣和一位医生。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轮到英国。在伦敦，恩斯特已经为他的父亲安排好了住处。钟士也已经做好他的预备工作。德拉瓦伯爵也已经安排好给予弗洛伊德一行人以外交人员的礼遇，因此他们在伦敦和多佛都没有遭到行李检查和其他的例行手续。钟士甚至成功地避开了许多不可避免的新闻界的注意，用他自己的汽车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妇，在记者闻风赶来以前他们已经闪避开了。

    四、流亡岁月

    弗洛伊德还有一年多可活，对于一个80多岁、疾病缠身的人来说，日子真是难过。在那几个月里，至少有一部分肉体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国受到的欢迎抵消了。欢迎他的人，不仅是有特别理由承认他的正式医学界人士和犹太人团体，同时也包括了一般人士。

    1938年，玛莎写信给仍在维也纳的弗家姐妹们说：“每天我们都收到许多欢迎他的信。我们只来到这里2个星期，但即使信件不注明街道，只写‘伦敦，弗洛伊德’也照常收得到。想想看，伦敦市有1000万居民，这不是很奇怪吗？”

    借着安娜的帮忙，弗洛伊德才应付得了如潮水般涌进家来的信件。有些信是朋友们写来的，另外有许多则来自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只是希望问候他或索取签名。当然，也有些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古怪的人、傻瓜、信教着迷的人”写来的信，他们从《圣经》上抄录下应许救恩的句子，想要劝弗洛伊德相信以色列人的命运将得以挽救。

    1938年6月23日，来了一群使他特别高兴的访客。他们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们，带来学会的会员录，请他签名。弗洛伊德无法亲自到学会的总部，会员录送到他面前的这项荣誉在过去只有英国国王才能享有。他告诉齐威格说：“他们留下一册复制本给我。如果你来这里，我可以将牛顿和达尔文的签名指给你看。”

    1938年7月，弗洛伊德又开始工作了。他现在所做的是“归纳精神分析的教义，而且以最精简的形式和最不含糊的字句来叙述它们。它的用意自然不是强迫别人相信或是引起盲从。”

    此外，在美国和英国，精神分析就要被广泛地应用，那是弗洛伊德始料不及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几个月以后就要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的交战国都聘用精神分析专家，为他们自己的心理战运动提出建议，也分析敌人的心理战。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克里斯就要在英国组织一个特别的政府机构，分析德国人的广播，后来在美国也这么做。战争一开始，使用精神分析专家治疗战争伤患的范围，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得多。

    弗洛伊德安下心来写《精神分析大纲》。他重复各种基本的理论，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来叙述，而且在许多地方暗示他有新观念要详细地阐述。不幸的是，他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8年9月底，弗洛伊德搬到位于马斯斐德花园的一幢宽广的老宅中。这时候，他的家具和私人收藏物已经从维也纳运到了。因此，安娜和女佣能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重建”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她们把家具放在同样的位置，把同样的雕像和画放在桌子上，这使弗洛伊德倍感亲切。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家。弗洛伊德自己只在这里消磨了最后的十几个月，他的妻子和小姨继续住在这里，分别于1951年和1941年死亡。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大多数的近亲都安全了——大女儿玛西黛和她丈夫以及马丁和恩斯特两家人都在英国，奥利佛一家人在法国。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女婿哈伯斯塔特带着他的儿子于一年多前从汉堡移民到南非；他的弟弟亚历山大不久就到了加拿大，并在那里终其一生。

    但是有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弗洛伊德，他为“四个年纪都在75~80岁之间的老女人”忧虑——他四个仍住在奥地利的妹妹。在离开维也纳以前，弗洛伊德和亚历山大给了她们16万先令（以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32000美元或8000英镑），除非钱被德国人没收，否则足够她们用上好一阵子。无论如何，他曾设法接她们去法国，但是没有成功。弗洛伊德死前不知道，他四个高龄的妹妹已被纳粹党驱逐出维也纳，而且都死在集中营里了。

    到了1938年秋天，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经所剩不多。他把它花费在他最后一篇震撼人心的论文的写作上，那就是《摩西与神教》——三篇论文和几年前写的序文。

    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告诉荣格，他注定要去开拓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约书亚”。而弗洛伊德本人就像摩西一样只能远远地观望。在奥地利作家舒尼兹勒庆贺弗洛伊德70岁生日以后，弗洛伊德回信说：“在感情上，犹太人的归属仍然对我非常重要。”他对瑞士犹太人周刊的编辑说：“我永远对我的种族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我也如此教导我的儿女们……”但是，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犹太人是“人类中最特别和邪恶的民族”的理论甚嚣时，弗洛伊德开始疑惑：“什么是真正构成犹太民族的本质？它在历史上如何发展？为什么犹太人经常受人压迫？”弗洛伊德的解答是：摩西是一个埃及人，他不同意皇家的宗教，于是聚集了一群跟随者，离开埃及。

    《摩西与神教》在1939年3月初，分别在荷兰和德国出版。一般人认为，《摩西与神教》是弗洛伊德比较不成功的作品。一方面，这本书被他写了又改，改了再写，以至于结构动摇；再一方面，年纪大也是主要原因。钟士私底下向一个书评人承认道：“弗洛伊德在晚年引述别人的话时特别挑剔，他只引用支持他的特殊论点的话。不像他早年时，会看完整篇文章再斟酌。这种习惯与他的精力所剩无几有关。”

    五、离世

    1938年10月里，弗洛伊德写信给一位朋友，说道：“我已经安然度过另一个经常性的手术，又能工作了。”他正为自己已经逃过了“条顿民族的疯狂”而高兴，正“等待目前还没有来的病人们”。不久以后，他又每天主持4节精神分析课。

    年后，他的身体有了变化。1938年1月中旬，另一个肿瘤出现在他的口腔深处。舒尔医生写道：“起先，它看起来像另一个骨疽，但是不久以后，这个组织被破坏的情形显得异常严重。医生们对弗洛伊德病情发展的严重程度有分歧的意见，他们不能确切地控制住它。1939年2月底，巴黎居里机构的拉卡沙尼博士抵达伦敦，指导我们施行放射线治疗，同时还做了许多试验。结果使人叹息，癌症又回来了，它的位置使我们无法动手术。到了1939年3月，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大的希望只是设法减轻他的痛苦。”

    弗洛伊德还剩下6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坚忍地面对命运而拒绝服用可以减轻疼痛的药物，直到死前的几个星期他还为几个病人进行精神分析。

    1939年4月里，舒尔医生必须离开英国，到美国办理移民手续。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不能照顾自己了。他写信告诉希腊公主波娜帕特道：“我很希望有办法缩短这个残酷的过程。”但是他仍拒绝放弃，2个月后写了一封信给威尔斯，还乐观地描述他的远景，并提议再来一次茶会。

    但是，舒尔医生1939年7月里回到英国时，发现他的病人的身体更衰弱。更令人难过的是，精神上已冷漠木讷。弗洛伊德现在一直住在底层的房间里，外面就是花园。太太玛莎仍然和往常一样，以全副精神将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安娜现在则昼夜不停地服侍在床头。

    1939年8月，弗洛伊德开始一蹶不振。亲戚和朋友们都纷纷前来做最后的探望。1939年8月12日，准备前往美国的侄儿哈里向弗洛伊德告别并说：“回来过圣诞节时，会再来看您。”弗洛伊德苦笑着说道：“你回来时，一定再也看不到我了！”

    1939年9月里，弗洛伊德的病情继续恶化，吃喝和睡眠变得更加困难。21日早晨，舒尔医生坐在他床边时，弗洛伊德对他说：“我亲爱的舒尔，你一定记得我们第一次的谈话，那时候你曾答应我，当我的死期来临时，你不会抛弃我。现在只有折磨，一点儿都没有意义！”

    舒尔医生当然没有忘记。弗洛伊德谢谢他，并且说：“请你告诉安娜这件事。”没有一丝自怜的感情。

    舒尔医生写道：“当他又陷入痛苦时，我为他在皮下注射了2毫克的吗啡。他马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并安静地睡着了，痛苦的表情也消失了。过了大约12小时，我又为他打了一针。弗洛伊德显然已经精疲力竭，陷入弥留状态，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他死于1939年9月23日凌晨3点钟。”他走完了83年的人生路程。

    接着的追悼现场，热烈异常，虽然当时全世界正陷于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烽火中。在美国，1939年11月的《美国社会学会刊》以全部篇幅登载并评论弗洛伊德的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别的报章杂志上，赞美的言辞和生平的介绍也比前几年可能出现的情形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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