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的划分略显简单，不足以体现海明威思想状况上的变化，根据海明威的生活经历，从考察海明威小说创作的主题入手，以其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为切入点，详细勾画出海明威创作思想的发展轨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3年—1929年，“迷惘的一代”与“迷惘”的文学主题
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
创作时期状态：悲观失望，彷徨忧虑，消极遁世，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
海明威1923年开始写作，192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在我们的时代里》描写了主人公尼克·亚当斯战前的生活情景及和平宁静生活被战争破坏与战后的迷惘心情。很明显，这篇小说带有作者自传色彩。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6）刻画了战后一群青年流落欧洲的生活情景。这部作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当时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迷惘的一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所谓“迷惘”，是指他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迷惘文学”的特点是：语言上的简约主义和口语化倾向，形式上勇于创新，传记文学和回忆录空前繁荣。“迷惘的一代”称谓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斯泰因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迷惘的一代”从此成为这批虽无纲领和组织但有相同的创作倾向的作家的称谓。《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体现了“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这个流派的宣言，塑造了“迷惘的一代”的典型。
小说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绪。主人公杰克·马恩斯的形象带有作者自传的成分，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他战后初年的世界观以及性格上的许多特点。他是个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了重伤，战后旅居法国，为美国的一家报馆出任驻欧记者。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被一种毁灭感所吞噬。他热恋着勃莱特阿施利夫人，但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即，不能与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结合。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但是这也无济于事。马恩斯的朋友比尔对他说：“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书中所描写的都是人生角斗场上的失败者，但他们不是逆来顺受的“小人物”，而是有着坚强的意志，从不抱怨生活对他们残酷无情，从不唉声叹气。然而他们都只相信自己，只愿意自己孤军奋战。
小说的结尾笼罩着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哀伤痛苦的情调：他们注定是孤独的，不能结合在一起，只能在幻想中求得安慰。
海明威早期的文学作品和主张，极大地影响了欧美的许多作家，成为美国战后以怀疑彷徨和迷惘低落为基调的20年代文学的主要代表。这些作家中，大多数人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他们目睹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经历了战争的折磨，了解到普通士兵中的厌战情绪。当时，他们大多还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许多美好的愿望，澎湃的激情。面对现实，他们深深感到“拯救世界民主”的口号不过是当初美国政府用来迷惑自己为帝国主义战争卖命的虚伪幌子，深知上当受骗，美好的理想即刻化为泡影，心灵深处也遭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大战结束后，他们不再相信什么政治、信念，但又找不到新的可靠的精神支柱，因而悲观、失望、彷徨、忧虑，处于一种迷茫，不知走向何处的精神状态之中。“迷惘的一代”的作家没有统一的组织团体及共同的纲领，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在作品里揭露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反映了战后青年一代的悲剧，他们在艺术上都很讲究表现手法的新颖及独创性。所谓“迷惘”，即厌恶战争，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内心感到失落、惆怅、空虚。
《永别了，武器》（1929）描写了一个志愿参加欧战的美国青年与一位英国护士之间的恋爱悲剧，揭示了个人幸福被战争摧毁的痛苦，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揭露较深，具有强烈的反战情绪。这部作品强烈的动作和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以及简练的对话和真切的内心独白，标志着海明威艺术风格的成熟。
在《永别了，武器》第二部分中，他把在瑞士的乡居生活写得犹如世外桃源，就是他第一次结婚后的生活体会。书中女主角凯瑟琳的难产，也是他第二个妻子难产的切身经历，她最后剖腹生下第二个儿子。海明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这些人悲观、怀疑、绝望。他们志愿参军，在战争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遭受到无可挽回的创伤。他们怀疑一切、厌恶一切，鄙视高谈阔论，厌恶理智，几乎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认为人生一片黑暗，到处充满不义和暴力，总之，万念俱灰，一切都是虚空。
海明威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痛悟，正如他在《永别了，武器》第二版序言中所说：“这部书是一部悲剧，这个事实没有使我不愉快，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一部悲剧，也知道人生只能有一个结局。”他的痛苦迷惘是深沉的，包含着对世界以及对自己的沉思。
用“迷惘的一代”概括战后的一代文学青年其实是非常笼统且不确切的。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颇为不屑地说：“让她（斯泰因）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应该看到，这批作家们虽然在反战、自我流放等生活经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将他们简单地归于“迷惘的一代”的大旗下而忽略其个人特色。相反，个性和个人风格正是他们致力追寻的东西，也是推动他们进行文化反叛的初衷。事实上，“迷惘的一代”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已经湮没于历史，到如今默默无闻，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的作品太符合“迷惘的一代”的“共性”而缺乏能垂名青史的个人特色。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一方面他们以其反叛旧文化的标新立异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阵营，但是一旦这些标新立异被主流文化接纳，他们的先锋性就迅速褪色，终至湮没于“迷惘的一代”的共同话语中。倒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肯明斯、福克纳等作家不拘泥于“迷惘的一代”的束缚，在1930年之后逐渐转向，不断成长，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题材与风格，从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了牢固而持久的位置。
1940年，海明威写成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叙述美国人乔顿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炸桥的故事，乔顿在临死之前回顾了一生，肯定自己为反法西斯而牺牲是光荣而崇高的。作者赞扬了主人公的牺牲精神，从民主主义立场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时的海明威已摆脱了“迷惘的一代”的桎梏，比较注重现实描绘，由此进入了海明威创作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1929年—1945年，“冰山原则”的创作
代表作品：《午后之死》，《丧钟为谁而鸣》
创作时期状态：潜心研究文学创作，探讨如何对抗孤独和痛苦、超越不幸和死亡。
“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在一部描写西班牙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1932）中提到的文学创作的著名原理，海明威说：“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有八分之一露出海面。”海明威主张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根据他的解释，可以对“冰山原则”作一个大略的理解：所谓“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的埋藏在形象之中，使之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而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对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
构成“冰山原则”的四个基本要素是：简洁的文字、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具体地说，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前两者是具体可见的，后两者是寓于前两者之中的。文字塑造了形象，形象包含了情感，而情感之中蕴涵着思想。诚然，就一般文学作品而言，这四个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强调了情感和思想的含蓄性。
这并不意味着在作品里，省略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他曾强调说：“如果一位作家省略某一部分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么在小说里就有破绽了”。很清楚，作家省略的东西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也必须是读者所能够心领神会的。这样一来，没有被省略的文字就要有典型意义，只要读者看到这些文字，便会联想到那些省略掉的内容。这就犹如高楼大厦的基石，大厦固然雄伟，但离开了基石却不能矗立一样。
海明威的“基石”埋藏得深厚而又牢固，这和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涉世的第一步是亲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红十字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海明威对这场战争是抱有幻想的。像许多单纯幼稚的青年一样，海明威怀着“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负走上了战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意奥战场，海明威用自己的勇敢行为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是非战斗人员，却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甚至受了伤。战争的残酷、统治者的虚伪和无谓的流血在战后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海明威发现，当年的勇士不过是受骗上当者，不仅身体受了伤，精神上也受到了创伤，变得迷惘消沉起来。海明威的创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在他早期的名作《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与巴克莱的悲剧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有趣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和他走过同样的路。对这场战争的回忆，成了海明威最痛苦的事。在《海明威，一个巨人的生与死》里，有一段是他去世前不久说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到十分可怕，吓得我有十年写不出它。战争在你内心造成的创伤，愈合起来是十分缓慢的。”海明威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的高明之处是他把反战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联系起来了。他从反对战争、怀疑社会出发，树立了一种除了个人勇气和自我感觉外，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这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海明威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抵触，尽管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国势日渐强盛，但是，在海明威看来，战争给人的生命和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接踵而来的又是社会的动荡不安。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大两心河》，小说的第一部分叙述了主人公尼克·亚当斯返回阔别多年的故里，这是个偏僻幽静的乡间，一年前被一场大火烧光了。但主人公仍然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激动，因为他毕竟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那条熟悉的小溪和溪中的鱼了。从表面上看，尼克这次重返故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钓鱼，不过当我们看到尼克的种种行为时，似乎感到作者在暗示尼克另有企图。尼克朝宿营的地方走去，路上不时停下来寻找鱼饵，接着他平整场地，放好地毯，拉起帆布。从尼克机械的举动中，人们可以隐约看出，他的性格颇有些变形，就像溪中的鱼儿一样。显然，尼克企图通过连续不断的动作来逃避什么。他把所有东西都抛在脑后，从而获得了快活。当一切安顿就绪又突然觉得“脑子又在思索了”，顿时又紧张起来，接着，尼克进入了梦乡。
小说第二部分叙述了尼克次日一整天都在忙碌钓鱼。一旦有大鱼上钩，他兴奋不已，一天的时光就在这不停的兴奋中消磨光了。
作品中，钓鱼至多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小说描写了一个精神上受过严重刺激的人的形象。从尼克·亚当斯系列小说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尼克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回来，战争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和作者一样，尼克不敢想也不愿想战争的情景。“钓鱼活动”寄托了尼克“逃避”的思想。
《大两心河》的故事说明，海明威不仅具有杰出的叙述才能，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就海明威的创作给出论断：“海明威的最优秀的散文给人以深度感。”的确，海明威的作品几乎没有就事论事之弊，它们无不给人以思考的广阔天地。
“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和作者的思想相联。《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的著名短篇作品。故事是说一个男人带一位姑娘到马德里去做堕胎手术，这对男女在路边的车站等待开往马德里的快车。由于天气炎热，他俩不停地喝啤酒，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说话，整个作品是由对话构成的，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此刻姑娘的情绪等等，都没有提到。尽管如此，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仍能感觉到姑娘复杂的情绪变化。对于姑娘来说，显然有什么东西就要被毁了，而这东西又是姑娘期盼已久的。文中有这么一句，姑娘说：“样样东西都是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毫无疑问，这是在指孕育在身的胎儿。姑娘原本指望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但眼下，男人改变主意了，一旦胎儿被打掉，姑娘就要面临被抛弃的危险，所以她吓坏了。这里海明威始终没有把姑娘的感情写在明处。
海明威从来不企图在作品中说明自己的倾向性。从客观上讲，战争的残酷带给他的痛苦，已经到了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程度，这种痛苦使他的神经麻木起来。现在海明威唯一能做的是把他所经历体验到的一切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充实、想象。
海明威擅长描写具有画面感的场景，是和他长期爱好绘画分不开的。海明威的父母是他艺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曾希望把他培养成艺术家。他本人也做了不少努力。毕加索、马奈、莫奈等著名画家对他的影响不亚于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多本海明威传记中都曾写到，法国后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对海明威的影响最大。
塞尚是一位艺术风格独特的画家，他要求的是根据个人的特殊感受，改造对象的形体，使之更加单纯、坚实和足够的重量感。表面上看，他的作品简单，其实，正是这种简单的形式下，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海明威在回忆录中自己也承认，他从塞尚的画中学到了如何去创作一篇“有容量”的小说。
海明威重视场景画面感的描写，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受过意象诗歌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受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影响较大。庞德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对意象主义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诗要具体，避免抽象；形式上要允许连行，不要切成一行行；要精练，不要废字，不用修饰等等。海明威不仅在理论上这样陈述，在创作上也是这样实践的。海明威描写的事物本身总是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措辞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甚至小孩都能一目了然。文字的浅显不等于思想内容的浅薄，关键在于作者的文字运用是否恰到好处。
实际上，海明威吸取了许多名家的长处，并将这些长处转化为自己的东西。他的“冰山原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赋予海明威的任务是：放弃无关的素材、写作的花招、泛滥的情感，用精练的文字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冰山原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它开创了一代文风。随着历史的发展，海明威的那种特有的写作方式将会像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写作方式一样，被后人以新的方式取代，但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冰山原则”的影响是永恒的。
第三阶段：1946年—1961年，“硬汉形象”
代表作品：《老人与海》，《过河入林》
创作时期状态：面对困难顽强不屈，始终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勇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明威身负多伤，留下了脑震荡、视觉重叠等严重后遗症，老年时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神经方面的疾病。他与病痛拼搏，还要坚持写作。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虽勤奋，但此阶段创作且于生前发表的却仅有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和写斗牛见闻的《危险的夏天》（1960）三部作品。1961年海明威去世以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作品有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1964）、长篇小说《湾流中的岛屿》（1970）、短篇小说集《尼克亚当斯故事集》（1972）和长篇小说《伊甸园》（1986）等。
海明威曾说过，“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像拳击场，每一个人都在场内。你只有还击才能生存，所以我时刻准备拿起拳击手套戴上就打，我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就要跟自己打”。正如他所说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海明威仍在顽强地拼搏，其结果就是《老人与海》。海明威说《老人与海》是他一生中打到的最大最美的狮子。《老人与海》描写了老渔夫桑提亚哥在连续84天没有钓到一条鱼的逆境中决不气馁，他仍然每天出海打鱼。最后，他终于凭借他的经验、智慧和毅力征服了一条比他的渔船还长的大马林鱼。在胜利返航途中，面对轮番来袭的成群的鲨鱼，疲惫不堪的老人再一次勇敢地投入到捍卫胜利果实的战斗中。虽然他最终没能阻止鲨鱼对大马林鱼的攻击，虽然他最终带回港湾的只是一副大马林鱼完整的骨架，然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人生信条：“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老人平静地接受了失败的事实，但又同时坚信自己的精神和意志永远不会败，他计划作更加充分的准备以迎接新的挑战。
《老人与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为海明威赢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确，《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一生创作的总结性作品，它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人物形象来说，桑提亚哥超越了亨利和杰克，他不像亨利那样在疯狂的战争和不期而至的灾难面前痛苦茫然，不像杰克那样在不幸的深渊中苦苦寻觅生活的准则。桑提亚哥也超越了乔丹。虽然他们都是逆境中的行动者——“硬汉子”，但桑提亚哥把逆境视为人生的必然而坦然面对，没有悲观宿命思想，更没有哀叹。再者，桑提亚哥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上——日常生活中，为了生活，为维护自身尊严而拼搏，而乔丹是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在特定的环境中为实现其政治信仰而献身。因此，从审美价值和审美效应看，桑提亚哥比之乔丹具有更大的审美价值和更加强烈的审美效力。所以，从亨利到杰克到乔丹再到桑提亚哥，这是海明威的硬汉主人公成长的历程。但严格地说，只有桑提亚哥才是唯一真正的“硬汉子”。第二，从主题思想来说，《老人与海》也超越了海明威以往的任何作品。他的早期作品重在揭示人生的痛苦和虚无，中期作品重在探寻对抗痛苦和虚无的途径，而《老人与海》则在大力颂扬以勇气和尊严为核心内容的硬汉精神。第三，从对作者的影响来说，《老人与海》使得海明威超越了有限的自我生命，获得了永生。海明威说：“谁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人到了临终，到了必须同上帝进行最后一次战斗时，他总希望世人记得他的为人：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你完成一项伟大事业，那就会使你永生，如果你完成得确实出色，那就会永垂不朽。”海明威言出必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他脚踏实地地生活过并且终生拼搏不止，文学创作事业使他获得永生，《老人与海》使他永垂不朽。
海明威笔下的一系列硬汉形象虽然在职业、年龄上有差异，但都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始终保持人的尊严和勇气。面对暴力和死亡无所畏惧，身处逆境而不气馁是他们性格的主导，尽管每次拼搏都以悲剧作尾，但他们是失败了的强者，精神上的胜利者。正如杰克·伦敦所说的：“一切总算剩下了这一点，他们经历了生活的困苦颠连，能做到这种地步也就是胜利，尽管他们输掉了赌博的本钱。”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既是海明威本人的人生格言，也是其笔下一系列硬汉形象的真实写照，是硬汉精神的最高境界。桑提亚哥是硬汉精神的完美体现者，他是一种寓言化的神奇英雄的化身，象征着一种哲理化的硬汉精神，一种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压倒命运的力量。“硬汉精神用主体的行动来展示其丰富的内涵，揭示肉体和精神的永恒生命来自于运动的驱动力，强调在深沉的行动中锻造有价值意义的灵魂，勇敢、冷静、果敢、顽强、不畏任何强大力量的主体意识在与自然、他人、与自我的拼搏中展现出来。”
这种硬汉精神向人们昭示了一种深层的哲学意蕴：面对任何异己力量，人都要高傲地坦然直面、在永不停息的积极行动中尽显生命的优雅风度和永恒的力量。“与命运抗争”是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在地狱中无休止地、孤独徒劳地推着命运的巨石，虽然日复一日无功如斯，但正如加缪所言“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而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是当代生活中的西西弗斯，他们在人生困境中能自觉地、积极主动地迎接一切困难和厄运，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海明威的硬汉形象要比西西弗斯更具魅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人们的精神家园已成为荒原，海明威为不甘沉沦的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支柱——硬汉精神。这种精神传承了古代希腊文化，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它向我们传达了一种“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人生哲学，激励着陷于困境的人们勇敢、冷静、顽强地抗争，并在抗争中保持优雅的风度和高贵的尊严，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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