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之“宫殿”

    君子以俭德辟难。

    ——《周易·否》

    在遥远的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居住着许多分散的人群。他们按照亲属关系组成氏族，好些氏族又组成了部落。黄帝和炎帝就是两个大部落的首领。

    过了很多年，尧当了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尧，姓伊祁，名放勋，史称唐尧。公元前2377年农历二月初二，在唐地伊祁山诞生，随其母在庆都山一带度过幼年生活。15岁时在唐县封山下受封为唐侯。20岁时，其兄帝挚为形势所迫让位于他，于是尧成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长。他践帝位后，复封其兄挚于唐地为唐侯，他也在唐县伏城一带建第一个都城，以后因水患逐渐西迁山西，定都平阳。唐尧在帝位70年，90岁禅让于舜，118岁时去世。

    他很会治理天下。东西南北四方，春夏秋冬四季，农牧渔猎各业，他都安排管理得井井有条。当时的生产很落后，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事常有。尧整天和老百姓在一起，对大家的苦难十分关心。他自己的生活也很俭朴。

    尧看到有人吃不上饭，心想：这是我使他饿肚子的。遇到有人穿不上衣服，他总觉得：这是我有过错，才使他没衣服穿的。有人犯了罪，他也首先责备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因为尧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所以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有一天，几个部落首领来拜望尧。他们来到尧的“宫殿”门口，细一看，都愣住了。

    “天哪，他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啊！”有个人先发出感叹，其他人也跟着议论起来：“这明明是几间最普通的茅草房啊！”

    “我们那里，守门官也比他住得好呢！”

    正说着，尧走了出来。大家见他的穿戴，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嘴上没说，心里却想：“难道这个身穿补丁衣裳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尧吗？”

    这些首领们互相看了看，他们每个人都比尧穿得好，脸上不禁露出惭愧的神情，从心眼儿里更加敬重尧了。

    在尧招待各部落首领的“宴席”上，大家席地而坐，愉快地端起土钵、土碗，津津有味地喝着野菜汤，谈着治理天下的大事。“宫殿”里不时传出一阵阵的笑声。

    从那以后，各部落的首领们都学着尧的样子，和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同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舜帝勤劳节俭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左传·宣公十二年》

    舜，中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

    舜名重华，晋代皇甫谧又说他字都君。舜又称虞舜，建国号有虞，都蒲阪。按先秦时代以国为氏的习惯，故称有虞氏帝舜。还传说舜出生于姚墟，故姓姚氏，唐代张守节特别指出：“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似认为舜是河东县人。唐代蒲州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市，治所在今蒲州镇。孟子认为舜是东夷人。《孟子》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中庸》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顼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舜的遭遇更为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里。

    有一次，继母叫舜和象去种黄豆，她让舜种阳光不足的北坡，让象种土沃光足的南坡。她还把好豆种给了象，把不好的豆种子给了舜。舜和象各自种下了豆种。

    勤劳的舜起早贪黑，不辞劳苦，整天耕耘在地里，浇水、除草、捉虫，样样精心。早晨还没等太阳升起，舜已出现在田间了；晚上太阳早已落山，他还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

    象由于娇生惯养，懒惰成性，挑不动水，举不起锄，怎能吃得一番辛苦而耕耘在田间呢？

    于是北坡与南坡的豆苗，出现了截然不同的长势；舜的北坡上的豆稞，枝叶繁茂，绿茵茵；象的南坡，野草丛生，几乎看不见豆苗。

    一天，帝尧来到这个地方，在山坡前，看见一个青年人，赶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人手里并没有拿鞭子，而是拿着一个小簸箕，不时地敲几下，帝尧看着，心里很纳闷，心想这小伙子真奇怪，犁地敲簸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儿，接过了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帝尧拱手道：“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老人说：“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帝尧问：“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挑柴吗？”老人说：“他就是这样，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并且身为首领，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不见他自己正在犁地吗？”

    帝尧走上前去，问了名字后，方知他叫舜。帝尧问他说：“为什么耕地敲簸箕？”他说：“牛虽是牲畜，但为我耕这样的山地，就已经很费劲了，如果我再用鞭子去抽它，实在从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用敲簸箕的声音吓一吓就行了。如果我要打，这头牛受痛苦就要猛拉，哪头牛还按部就班。这样一头猛拉，一头不拉，结果乱了套，少耕地，还累得牛筋疲力尽，没有什么好处。”

    听到这，帝尧连声称颂：“有道理！既勤劳又爱惜牛，也是奇才，如果当了国君，更会用人。”后来，帝尧真的让位给舜。

    由于舜在长期的艰苦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计民生，防敌御侮，无不处理得井井有条，成为百姓称颂的好首领。

    季文子以俭为荣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左传·宣公十二年》

    季文子，即季孙行父（？—前568），春秋时鲁国正卿，谥曰文子。

    季文子从公元前601年至前568年共在鲁国执国政33年，辅佐过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为稳定鲁国政局，曾驱逐公孙归父出境。他执掌着鲁国朝政和财富，大权在握，一心安社稷。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史记·鲁世家》记载：季文子当政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此来收揽人心，并招纳人才，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季文子身居位高权重的鲁国上卿大夫，掌握国政和统兵之权，有自己的田邑，但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没有一个人穿绸缎衣裳；他家里的马匹，只喂青草不喂粟米。

    季文子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有一天，他有公务出门，让他的侄儿备车。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就径直向马厩走去。

    刚走到马厩门口，他看到他侄儿慌慌张张将青草盖在马槽上，显出不安的样子。季文子很纳闷，问他在干什么，他侄儿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季文子上前一看，原来马槽里有粮食。季文子十分生气，说：“我已经说过，不许用粮食喂马，有充足的草就可以了。因为现在还有许多穷人缺吃少穿！”

    他侄儿点点头，说：“您说的道理我懂，我只是怕别人耻笑我们，说我们小气。”

    季文子微微一笑，说：“既然明白自己做得不错，就不必去管别人说什么。”

    他侄儿备好了马，季文子在车上坐好，他们出发了。马车很旧，一边走，一边发出使人心烦的吱嘎声。季文子的侄儿低着头，怕别人认出这是宰相家的马车。而季文子泰然自若，时而观望民情，时而皱眉沉思。

    当马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季文子下了车，与百姓们交谈。这时，走过来一位穿着十分讲究的年轻人向季文子请安。季文子转身一看，认出了这个年轻人是大臣孟献之的儿子，名叫仲孙。

    季文子问：“你父亲可好？”

    仲孙点头说：“很好，他刚才还在这里买东西。”

    季文子抬头一看，果然有辆豪华的马车正向西驰去。他说：“你们家好气派啊！依我看，要适可而止，还是以俭朴为好。”

    仲孙不以为然，带着几分耻笑的口气说：“大人做宰相这么多年了，出出入人连一件像样的绸缎衣服都没有。喂的马，不给粮食，只给草吃。您每天乘坐瘦马破车，难道不怕别人笑话，说您太小气了吗？您这么小气，要是让别国人知道了，说不定还会认为我们鲁国人穷成了什么样子呢！”

    季文子听了仲孙的话，语重心长地说：“你的话没有道理，这是因为你没有懂得节俭的意义。一个有修养的人，他可以克制贪心，因为他知道节俭可以使人向上。相反，一个人铺张浪费，必然贪得无厌。一个国家的大臣如能厉行节俭，艰苦奋斗，上行下效，百姓齐心，这个国家必然会越来越强大。因此，你怎么能说节俭丢脸和使国家衰败呢？”

    季文子句句在理的一番话，说得仲孙哑口无言。他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后来，孟献之闻知此事，怒而将儿子仲孙幽禁了7天，受到管教后的仲孙，改过前非，亦仿而学之。消息不胫而走，在季文子的倡导下，鲁国朝野出现了俭朴的风气，并为后世所传颂。

    晋文公饱不忘饥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尚书·大禹谟》

    晋文公（前697—前628），姓姬名重耳，与周王室同宗，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晋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晋献公之子，因其父立幼子为嗣，曾流亡国外19年；后在秦国援助之下，于62岁时回国继位。

    晋文公生于周桓王23年（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36年即位，卒于周襄王24年（前628年），共在位9年。在赵衰、狐偃、狐毛、贾佗、先轸、魏武子、介之推等人的辅佐下，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整顿内政，发展农业、手工业，加强军队，国力大增，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因平定周室内乱，接襄王复位，获“尊王”美名。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旋于践土（今河南荥阳东北），会集诸侯，邀周天子参加，遂成霸主。公元前628年10月，晋文公因病逝世，终年70岁，其子晋襄公继位。

    “饱不忘饥”，说的是晋文公的一段往事。

    晋献公死后，他的5个儿子为争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公子重耳遭受陷害，逃到狄国（现河北正定县）。后来，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夷吾当上国君即晋惠公。为除去后患，晋惠公派人刺杀重耳。重耳连夜离开狄国，带着孤偃等人，再次逃难。

    他们一路逃跑，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不得不靠野菜充饥或乞讨度日。他们先后到过卫国、齐国、宋国、郑国、楚国，最后到达秦国。在整个逃难的艰苦岁月里，孤偃紧跟公子重耳，帮他度过道道难关。

    秦穆公一心要帮助公子重耳回晋国做国君，便于公元前636年出动大军，亲自护送他。到了黄河，秦穆公把一半人马送给他过河，自己留一半人马在黄河西岸作为接应。

    上船的时候，公子重耳的随从把逃难时用的物品全都搬到船上，一样也舍不得扔掉。重耳见了，哈哈大笑。他说：“我回去做国君，要什么有什么，还要这个破破烂烂的干什么？”说着吩咐人们把东西撇在岸上。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这些东西扔到岸上，有的把破衣旧裤丢到河里。

    忠心耿耿的孤偃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难过。他想，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将来怎么会是个好君主？于是，他把秦穆公送给他的一块白玉拿出来，对重耳说：“如今公子过河，对岸就是晋国。你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就留在这里吧。现奉上这白玉，以表我的心意。”

    重耳一听，十分诧异，他说：“我全靠你们帮助，才有今日。大家在外面吃了19年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你怎能不回去？”

    孤偃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之中，我有些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情形不同了，自然另有一批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这些旧衣破鞋，还带回去做什么？”

    重耳听了，恍然大悟，直怪自己不该得意忘形，红着脸，流着泪对孤偃说：“这全是我的不是，做人应该饱不忘饥。”说着又吩咐把破烂东西重新装到船上。他们过了黄河，打了胜仗，重耳做了国君，就是晋文公。

    墨子提倡节俭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墨子》

    墨子（前468年—前376），名翟，又称墨翟，鲁国人（滕州）。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

    在战国时代，奴隶主、王公贵族们死后，要劳动人民为他们营建坟墓。棺材外面用很大的木椁，还捆三层牛皮。死人穿着非常讲究的衣服。一起埋葬的有玉器、丝织品、饮食用具等数不清的珍贵的东西，地下要修巨大的墓穴来埋葬这些东西。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墨子反对奴隶主、王公贵族的奢侈浪费的寄生生活，提出“节用”、“节葬”的主张。他说：“人们穿衣服是为了御寒，夏天防暑热和雨水；制造车船是为了便利交通。”因此，他坚决反对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任何浪费。关于埋葬死人，他说：“一个人死了，有三寸厚的木板做棺材，就可以了；只要有几件衣服，不让死人赤身裸体就够了；至于坟墓，只要能掩埋住棺材，止住尸体的臭味就行了，何必挖得很深，埋得像小山那么高呢？”

    为了提倡节俭，墨子和他的学生们，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身上穿的是粗布短衣，脚上穿的是麻鞋木屐。墨子的一生不但节俭，而且勤劳。他会亲手制造对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有用的东西。墨子自己就是一位精通机械制造的人，特别擅长制造防御战争中使用的器械。

    萧何生活俭朴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在汉中通往关中的山道上，一位年轻人骑着马借着月光匆匆赶路。突然，一位老者追了上来，把这位年轻人劝了回去。这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典故。这个年轻人便是被刘邦重视、不辞而别的韩信，那位老者就是刘邦的相国萧何。

    萧何（？—前193），谥号“文终侯”，汉族，汉初三杰之一，沛（今属江苏沛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银财宝，他却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并知民间疾苦，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项羽称王后，萧何劝说刘邦接受分封，立足汉中。刘邦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萧何极力推荐韩信为大将军，还定三秦。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汉代建立后，以他功最高封为“酂侯”，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萧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在法律思想上，萧何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被拜为相国。而他未能像张良那样及时地“假托神道明哲保身”，于是为了避免高祖的诛杀，他便以“自毁其名”的方法，以逃避被杀的危机。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卒，谥号“文终侯”。

    萧何本是秦末沛县人，年轻时任沛县功曹，这是负责县里某项事务的主要吏员。他平时勤奋好学，思想机敏，对历代律令颇有研究。秦朝时，任沛县吏。他在任县吏时期，清正廉明，从不搜刮民脂民膏。当地的百姓都很拥戴他。

    有一年，萧何追随刘邦起兵反秦，兵入咸阳以后，众将纷纷争夺金银财物，萧何却分文未动，在城里到处收集了秦朝廷的律令图籍，从而使刘邦对天下各处关隘险要，户口多少，风俗民情等了如指掌。

    刘邦做了汉中王，萧何被任命为丞相，他也是西汉的第一位丞相，与张良、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他亲手规划和组织了都城长安的营建工程，并提倡节俭使用，不得浪费各种建筑材料。他还参与了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制定，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

    萧何做了14年的丞相，在这14年里，萧何一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从不穿戴华贵的服饰，更很少食山珍海味。

    有一次，萧何的夫人看见他的朝服都已经旧了而且还补过了，就吩咐换了一件新的。萧何发现后，很不高兴，立刻又换了回来。并指责他的夫人说：“做丞相就不可以穿旧衣服了吗？”后来，萧何还做了个规定，就是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随便更换他的衣服和用具。

    在封建社会，当了官，衣、食、住、行都与老百姓不一样。按当时的规定，丞相的住宅，应该是高门大院、富丽堂皇才可相称。可是，萧何给自己建造的房舍，与老百姓的住宅没有什么两样，既不是高门大宅，更没有雕镂文饰，他说：“丞相也得与民一样，不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萧何虽然身居相位，但家无余财，唯有“桑几百株，薄田十几顷”，而且他在置买田产时，从来不抢肥田沃土。他说：“我希望我的子孙不要堕于奢侈。”

    杨震遗产留“清白”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李商隐

    杨震，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时期的一位忠厚老实的读书人。他50岁才做上官，一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贫。

    杨震（59—124），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人。他出身名门，八世祖杨喜，在汉高祖时因诛杀项羽有功，被封为“赤泉侯”。高祖杨敞，汉昭帝时为垂相，因功被封安平侯。父亲杨宝，因刻苦攻读欧阳生所传授讲解的《今文尚书》，而成为当时名儒。衰、平二帝时，杨宝隐居民间，以教书为生。居摄二年（公元7年），杨宝与龚胜、龚舍、蒋翊一起被朝廷征召，他因不愿出仕做官，便逃避隐匿、不知去向。东汉光武帝刘秀很敬重杨宝的才华、学识、品德和气节，特派官家车辆征召他入朝做官，他因年老有病，未能成行，后老死家中。

    杨震在做官前的20年中，一直在当教书先生。由于他很有学问，对学生又很和蔼，因此，家长和学生都很敬重他。杨震为了养家糊口，课余时间还要在田里干活，收拾种的粮食和蔬菜。学生们看到老师上了一天课以后，还要干这么重的农活，就悄悄地来帮老师干点事。杨震发现后，马上制止了他们，并一再强调读书是学生的本份。他教过的学生一批又一批，不管哪个学生来看老师，他都从不收礼。杨震就是这样，不管从人力上，还是物力上都不给人家添麻烦。他总觉得，自己是先生，要为人师表，一言一行，都应是学生的榜样，所以对自己要求得十分严格。

    杨震有个学生叫王密，后来做了官，当了山东县邑县（现在山东省昌邑县西北）的县令。此后不久，杨震被派到山东的东莱任太守，正好是王密的上司。上任途中，路过昌邑，就在那里住了一天。学生王密得知太守是自己当年的老师，喜出望外，当天晚上就带了重金前去拜访。

    这天夜里杨震正在灯下读书，学生王密悄悄地走进房来。学生来看老师，自然是值得高兴的。杨震忙请他坐下，想好好叙说叙说。可是，那王密进屋后，就把一个沉甸甸的布包放在桌面上，顾不上跟老师说句话，打开布包露出了黄灿灿的金元宝，杨震一看，眉头紧皱，问：“这是干什么？”王密说：“这是我对先生的一片心意，请先生收下。”杨震执意不收，王密急了，说道：“现在是夜里，无人知晓。”杨震一听，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怎么能干这种事？这时他才明白王密的来意——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当官，这分明是行贿讨好，拉关系，求照顾呀！杨震气愤极了，立刻拍案而起，厉声地把王密轰了出去。

    杨震就是这样，当官多年，仍像以前那样从不收礼，一直过着粗茶淡饭的俭朴日子。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要儿孙们照着他的样子去做。他总是这样对孩子们说：“我给你们留下的家产，就是我这个清官的品质！”

    是仪一生节俭

    民奢示之以俭，民俭示之以礼。

    ——桓宽《盐铁论·救匮》

    赤壁之战以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当时，在孙权执掌大权的吴国，有一个专管国家机要的骑都尉，名叫是仪，是一个文武并蓄、德才兼备的官员。

    是仪原本姓“氏”，叫“氏仪”，大文豪孔融说“氏”字是“民”无上，不吉利，建议他改为姓“是”。于是，“氏仪”改为“是仪”。是仪前后做官半个世纪，从县吏到公卿、封侯。但他从未置过任何产业，不接受额外赏赐和别人的馈赠，一辈子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布衣素食，从不追求精美华丽的服饰和味香色佳的菜肴，更谈不上有粉黛附珠之妾和珍宝玉器了。他省吃俭用，把剩余钱粮都接济了贫困的乡邻。

    是仪廉于自身、固守清俭的行为，受到当地人的尊敬，大家交口称赞。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传到了孙权那里。起初，孙权并不太相信，因为在东吴时期，原来南方的土著士族和北方南徙的世家大族争相掠夺土地和人口，攀比排场，使奢侈之风日益兴盛，有的人身居高官，不思政务，却挖空心思搜刮财物；有的士族甚至积谷万仓，妻妾成群，婢女盈房，用粮肉喂犬马。孙权想：是仪固然可能没有田产，但到底会不会像朝野上下所赞誉的那样俭朴呢？为了证实传闻，他决定去是仪家看个究竟。

    这一天，孙权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驾车专程来到了是仪家，只见他的屋舍简陋窄小，年久失修显得破旧，屋内光线昏暗，全然不像个朝廷重臣的宅第。过了一会儿，正巧是仪家开饭，孙权坚持要亲眼看看是仪家平时的饮食，端上来的是粗米饭和简单的蔬菜，亲口尝一尝，味道很一般。孙权叹息不已，连声说道：“想不到你为官数十载，身为朝廷股肱，竟吃得这么差，住得这么寒酸，耳闻目睹，可敬可佩！”说罢，孙权吩咐增加是仪的俸禄，并额外赏赐给他田产和住宅。是仪执意不肯接受，一再辞谢道：“臣一生俭节，粗茶淡饮足矣。”孙权只得作罢。

    从那以后，孙权对是仪倍加尊重。有一年，他外出巡视，又路过是仪家附近，忽见一幢壮观的新宅大院，外表修饰得富丽堂皇，在一片低矮的旧宅中十分引人注目，他问左右：“这是谁家的新宅，如此富丽？”侍从中有人根据方位随口答道：“好像是是仪家。”孙权连连摇头，说道：“是仪简朴过人，堪称廉洁奉公的楷模，肯定不是他家营建的新房。”结果，一经查问，果然不是。

    是仪一生勤勉、公不存私、清心寡欲的高风亮节，一直保持到生命最后一息。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死后只穿平常衣服入殓，薄棺素身，无须髹漆装饰，丧事杜绝奢华，一切务必从俭。按照是仪的遗愿，子女亲友们从简办了丧事，是仪的美德也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刘晏雪中吃烧饼

    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之。

    ——刘向

    刘晏（约716—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东明县）人。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职，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7岁举“神童”，8岁时唐玄宗封泰山，因献《颂》，授太子正字。据《东明县志》记载，刘晏10岁那年，“一日玄宗御驾勤政楼，大张鼓乐百妓，罗列教坊，有王大娘者，能戴百尺竿，竿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歌舞”。这时刘晏被唐玄宗诏于楼中，“使贵妃施粉黛如巾栉”，打扮停当，玄宗目视刘晏发问，“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时弊，真不愧是风趣的字谏。接着贵妃又让刘晏针对勤政楼下百戏争新和王大娘头戴百尺竹竿的精湛表演作诗。刘晏应声吟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尤自嫌轻更着人。”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和嫔妃等人的一片赞颂。为此，唐玄宗赏赐了刘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领黄纹袍。

    刘晏少年时期十分勤学，少年时期才华横溢、名噪当时。宋代王应麟在他的《三字经》里写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把他树立为当时青年才俊学习的榜样。

    刘晏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善于管理经济。他官至左仆射，是负责全国财政的大臣。

    他手中虽然掌管着全国亿万钱财，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他的马车是旧的，穿的衣服也很平常，几乎与普通百姓一样。

    一年冬天，有一次他办完公务准备去上早朝，正赶上天下起了鹅毛大雪。五更时，街上的店铺燃起了香火，早饭的香味从一家家饮食店里飘逸出来。刘晏使劲地搓着冻僵了的双手，对车夫说：“找一家店铺，买一些早点充饥，然后再去上早朝。”

    车夫答应着，将马车停在一家店铺前。刘晏走下车子，步入食杂店。他一看价格，比别的店贵，就转身退出店外。与车夫继续往前走，在一家价格便宜的烧饼铺前停了下来，他对车夫说；“你去买些烧饼，够我们两人吃的即可。”

    车夫买来了热气腾腾的烧饼，刘晏急忙摘下帽子，将烧饼放在里面，然后，他和车夫一起站在雪地里吃起来。

    几个也要上早朝的官员看到刘晏站在雪地里啃烧饼的样子，小声讥讽道：“刘晏身为国家大臣，太寒酸了”；“嘿，他怎么跟乡下佬似的！”刘晏听到了，毫不在意，说：“这烧饼真好吃！”

    他的仆人听了人家的讥讽，心中愤愤不平，觉得脸上无光。刘晏却呵呵笑着说：“别被那些世俗的说法拉过去，个人要有主见。君子仁人从来就是讲求节俭的。一个人光讲奢侈，那才是真正丢了身份呢！”

    车夫听了，点点头说：“老百姓还是赞成您的看法。”

    刘晏的家位于闹市，居住环境杂乱。他的宅院无高楼亭阁，亦无奇花异草。因此，朋友们劝他换个地方重新修座庭院，也好风光风光，而刘晏却笑而不答，仍然住在原处。朋友们见他按兵不动，就暗地里为他找一块地皮。那里紧挨着朝中一些大臣的宅第。若在那里修建起豪华住宅，该是令人十分羡慕的。

    地皮找好了，朋友们就告知他：“我们实在看不过去，你的住处太差了。一个普通的官员都比你的宅第强，何况你是掌管全国财政的大臣呢！地皮都为你找好了，你就下决心修造新府第吧！”

    刘晏想了想，说：“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但修建豪华宅院，我刘晏是决不会干的。住宅能挡风御寒、住人休息也就可以了，不必去追求豪华。希望各位明白我的主张。”

    李责力悯农爱粮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

    李（594—669），本姓徐，名世，赐李姓，为避太宗讳，去“世”字，单名，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东南）人。他是唐初大将，任唐右武侯大将军、司空等职，曾被封为东海郡公、曹国公、英国公。

    李官高位显，禄厚薪丰，却十分节俭，尤其以悯农爱粮著称。

    一天，家乡一个年轻人到京都拜见他。

    吃饭时，桌上只有几盘素菜和几个麦饼子。李谈笑风生，大口大口地吃着。年轻人呢，吃了几口菜，觉得味道清淡，就懒得伸筷子了。咬了几口饼子，觉得饼子很硬，就把饼皮撕下来，偷偷扔在地下。

    年轻人的举动被李看见了，心里很不高兴，便对年轻人说：“年轻人，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年轻人道：“您老识多见广，何言请教？您有什么话只管说吧！”

    李说：“我自幼家富，不知这饼子是怎么来的。你生在农村，一定熟悉，能讲给我听听吗？”年轻人回答：“这很简单，经过犁、耙、种、锄、收、打，便可得到麦粒；再将麦粒磨粉，就可得到面；再将面用水和，上锅烙，便可得到饼子。”

    李捋着胡子笑着说：“哈哈，你说得不错。可是，这犁、耙、种、锄、收、打，还有磨、和、烙，就像你嘴说那么简单吗？锄，得头顶烈日，脚踏灼土，大汗淋漓，嗓子冒烟！还得浇水吧，那可要吱呀呀，吱呀呀，不停地摇辘轳，从早摇到太阳下山，摇得腰酸背痛手又麻。年轻人，你没干过这些活吧？”

    年轻人回答：“我父亲从不让我干这些。”

    李说：“怪不得你这样不珍惜粮食呢！”

    年轻人听了，面红耳赤。李令仆人拾起扔在地上的饼皮，用水洗净拿来，一块块放在嘴里。他吃的是那么津津有味。吃完，他抹了一下嘴说：“谁知一颗麦粒，千分苦啊！”从此，年轻人改了旧习，李悯农爱粮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柳宗元勤俭的一生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愈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刘禹锡与之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他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汉族，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柳宗元体恤民生疾苦，一生勤劳节俭，特别是开发岭南、造福岭南人民的美德千古流芳。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9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11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柳宗元交游甚广，刘禹锡、白居易都是他的好友。

    唐宪宗时期，已经43岁的柳宗元再度遭受打击，被贬到荒凉辽远的广西柳州做刺史。当时的柳州，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毒蛇猛兽，比比皆是。生活在这里的壮族百姓，生产力低下，文化落后，迷信活动盛行，生活极端贫困。柳宗元上任后，一面改革落后习俗，一面带领百姓，勤耕垄亩，发展生产。

    当时的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就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他教人们在被开垦的土地上种菜，种稻，种竹，种树。仅大云寺一处就种竹三万竿，开垦菜地百畦。他很重视植树造林，自己还亲自在柳江边上栽柳树，到柳州城西北种甘树。

    柳宗元除亲自动手种植中草药，还亲自采药、晒药、制药、研究药的功效，常常用自己做试验，认识药性和药效，向人们宣传防病治病的知识。

    当时，柳州民间流传着“三川九漏”的说法，柳州人不敢破土打井，因此，人们不得不用各种器皿去背江水饮用，路途遥远，十分艰难。柳宗元动员百姓破除迷信，并亲自动手带领大家破土打井，从那以后，柳州人才吃上自己打的井水。在柳宗元的教化下，柳州人还学会了养鸡养鱼修造船只等本领。柳州改变了落后面貌，出现了人人劳作，勤耕垄亩，宅有新屋，步有新船的新景象。

    柳宗元做柳州刺史4年，一心恤民奉公，自己生活却很凄苦。虽为一州之长，但死后却无钱料理丧事，还是朋友相助，才得以归葬先人之墓。

    为了怀念这位刺史，柳州人民为他在罗池立庙，奉他为“罗池之神”。这庙至今还矗立在柳州市的柳侯公园里。

    苏东坡节俭成习

    天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

    ——陆游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豪放派词人代表。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史书记载，苏轼身高186米，为人豁达心胸宽广。苏轼是苏洵的次子，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苏轼作为文学家、艺术家，苏轼的成就是辉煌的，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文学及艺术力面表现出了极高的造诣，同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然而，作为政治家来说，苏东坡却一生不得志。他21岁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后，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但是，在这40年中，苏东坡政治上总是受到打击，他曾许多次被贬官、流放。有一回还被抓起来，押到首都汴京治罪。他在晚年还曾被放逐到遥远的广东、广西一带去当小官吏，直到死前半年才被赦回。

    坎坷的经历，使苏东坡对社会下层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使他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看得更清楚。也正因为这样，苏东坡一生，无论是位居高官，还是遭贬放逐，始终追求做人的廉洁正直。

    苏东坡在生活方面，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约，亦是惜福延寿之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肉体上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然而如果能注意生活节俭，那也算是真正找到了延年益寿的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苏东玻对节俭是相当重视的。

    公元1080年，苏东坡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他薪律大减；再加上遭贬后，旧日那些常来往的亲朋好友，都怕受牵连，再不愿与他来往，更不愿资助他钱财；他的弟弟苏辙又债台高筑；所以，当时苏东坡生活是相当窘迫的。然而，这并没有吓倒苏东坡，他依靠节俭的生活方式最终渡过了难关。

    为了渡过困境，苏东坡非常注意计划开支，从不乱花一分钱。为此，他还订出了一套特殊的计划开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首先把所有的收入和手边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将这些钱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份，每日只许用一份。这些钱全部分好后，苏东坡把它们统统按份挂在屋梁上，然后每日清晨挑下一包。拿到一包钱后还要计划开支，能不买的就不买，一日下来，最终开支只准剩余，不准超支。剩余下的钱，苏东坡把它们专放到一个另外备好的竹筒中，专门用于家中的意外开支。

    这样，日子虽苦，但清苦中倒也自得其乐，他在给好友秦少游的信中，谈到自己在黄州每日计划开支、艰难度日的清苦情境时说：“我估计手中的钱还可支持一年有余，到那时再作计划；水到渠成，不须预虑。因此胸中没什么负担。”

    苏东坡就是这样，凭着精打细算的节俭生活方式，度过了黄州遭贬后的艰难岁月。

    生活在困顿的时候，苏东坡能以节俭度日，生活发生了变化后，苏东坡一样非常注重节俭。他在朝廷中作高官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过去过的苦日子，生活从不讲究奢华。在饮食上，他给自己立下了这样一个规定：每顿饭只能是一饭一菜，如有客人来需同他一起进餐时，也只能增加两个菜，不能再多。如果有人请他去吃饭，他也要事先告诉主人：不许铺排，否则，他就拒绝前往。

    一次，有一位与苏东坡多年不见的老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了苏东坡。旧友重逢，自然十分高兴。于是，那位朋友便想找个适当的时候，请苏东坡去他家吃饭。苏东坡听说后，一再嘱咐那位朋友，千万不可大操大办、追求排场，只比平时多备几个菜，老友在一起边吃边叙叙友情就可以了。

    可是，几天以后，当苏东坡去赴宴时，却发现那位朋友并没有听他事先的劝告，酒席准备得相当奢华。这时，苏东坡很不客气地对他的朋友说：“老兄看来并不真正了解我苏东坡；我一向主张厉行节约，你酒席备得这样奢华、排场，看来根本不是为我苏东坡所备。如此看来，我还是离开的好。”说完，他转身便要告辞。

    那位老朋友见东坡这样认真，便解释说：“先生说哪里话，先生一向生活节俭，朋友是早就知道的。但这回是例外，我们两位旧友，这么长时间没有相见，今偶得重逢，实在难得，难道不该好好庆贺一番。再说，先生现在正在朝中任职，是场面中的人物，我请先生，若太寒酸了，岂不太失先生身份。所以……”

    “所以什么？”苏东坡没等那位朋友再往下说，抢过话头说道：“是朋友相聚，就该像朋友那样彼此随便、自然些，不必讲什么排场。现在你让我坐在这些山珍海味面前，一改素日节俭自约的习惯，我哪里还能吃得下去啊？我虽然在朝中做官，但做官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节俭。相反，官位高了，更应该注意自律。”说完，他硬是坚持不入宴。

    苏东坡走后，他的朋友感慨地说：“当年东坡遭难时，生活很节俭。没想到如今他身居高位后，还这样注意以俭自守，看来东坡已经节俭成习了。”

    苏东坡不但自己十分注意生活俭朴，还十分注意用节俭要求他的亲人。他有一位正在做高官的远亲，生活极为奢华。单是起居时“小洗面”，就要有两个人专门侍候；若是“大洗面”，侍候的人则要增至5人，如果是“大澡浴”呢，则要有9个人服侍。并且，“澡浴”之后，还要用名贵的药膏擦身，用异香薰烤衣服。这人生活如此奢侈，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是值得荣耀的事情。一次，他在给苏东坡写信时，不厌其烦地夸耀他的“养身乐道”。东坡看后，非常厌恶。他在给这位远亲回信时，只简单地写了一个字“俭”。希望他能在一个“俭”字面前有所醒悟，改掉奢华的习气。

    苏东坡在朝廷做官时，曾三次担任哲宗皇帝的侍读。其间，他也常向皇帝进言，讲述以俭治国的道理。他曾把古来君主成功的经验总结为“六事”，基中的一事即为：“讲节俭，简率朴素，不伤民财。”宋神宗时，有一年皇帝颁旨，要大办元宵节并要用“浙灯”4000盏。东坡感到：当时国库已亏空，民不聊生。神宗这样做是劳民伤财，且会助长社会上追求奢华之风。于是，他连夜起草奏章——《谏买浙灯状》，使神宗终于改变了初衷。节约的反面就是浪费。而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来往，尤其是好朋友们相聚时，浪费的主要根源是由大讲排场所致。讲排场是一种很不好的陋习，苏东坡的做法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要提倡的。我们有时也经常会发现，几个好朋友相遇在一起，到饭店里大吃一顿，摆摆阔气，三五个人上了一桌，似乎觉得只有这样才会身价倍增，才会令朋友对自己另眼相看。至于花多少钱？能否吃掉？根本不去考虑。请大家想想。这样做何谈节俭？相反，只能使奢侈的风气得到蔓延，于人对己都不利。范质戒奢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欧阳修

    宋代有位宰相名叫范质，身居高位，但生活十分节俭。

    范质（911~964），五代后周和北宋初大臣，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威县）范家营人。生于五代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六朝，五朝为官，两朝为相。

    范质于后唐明宗长兴四年登进士第。授忠武军节度推官，迁封丘令。后晋高祖天福间，宰相桑维翰奏为监察御史，随桑维翰为泰宁、晋昌节度从事。出帝天福八年3月，桑维翰入为侍中，荐其为主客员外郎、直史馆。开运元年6月，为翰林学士。二年6月，加比部郎中、知制诰。后晋亡，为草降表。后汉初，加中书舍人。隐帝乾祐元年4月，为户部侍郎。后周初为枢密副使。太祖广顺元年2月，为兵部侍郎。6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周时任宰相9年，先后进位左仆射、门下侍郎、司徒等。周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恭帝。恭帝时，封肖国公。陈桥兵变后，率百僚降宋太祖。入宋仍为宰相。乾德二年正月，罢为太子太傅。9月，卒，年五十四。

    他身上的衣服是旧的，只要不破，干净就行；他的饭食也十分简朴，从不八大盘七大碗地摆阔，只要够吃就行；他用的物品，更是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

    有一次他病了，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亲临大驾，前往探望。按理说，皇帝来了，应该盛情款待，用家里最好的精品才好，可是范质家里找不到一件精致的物品，请皇上喝茶的好杯子也没有。范质用的茶具是粗瓷杯盘。皇帝看到粗瓷杯盘，立即皱了皱眉，心中很不高兴，暗想，他是朝中一品高官，怎能如此穷酸？

    以后，皇帝又去了几次，细心观察，发现范质睡的是硬板床，床上铺的是旧棉被，其他家具也是旧的。皇帝心想，这哪里是宰相的家啊！

    皇帝回去后，就派人送去了雕花大床，鸭绒被褥和精美的茶具等。

    不久，皇帝再去时，看到范质仍旧使用粗瓷杯盘，仍旧睡硬板床和旧棉被。皇帝便疑惑不解地问：“爱卿身为宰相，何必这样同自己过不去呢？”范质微微一笑，拱手回答道：“陛下给我那么多俸禄，岂能置办不起好家具？只是为臣倘若摆设豪华，过分奢侈，那么，来访的大小官吏便会一一效仿，这样，岂不带坏了朝野风气，成为千古罪人？”皇帝听了连声叫好，称赞他：“身居高位，不为自己置办财产，是真正的宰相啊！”范质戒奢以俭的道德情操成为一代风范。王沂公荣归避迎送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

    ——《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宋朝时，青州府的王沂公自幼好学，聪颖过人，待人诚恳。他十年苦读后，终于考中了进士，继而又被点中状元。

    王沂公夺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城内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纷纷前来祝贺。王沂公此时最思念的是故乡，是父母。不久，朝廷允许他回乡探亲。于是，他匆匆告别了汴京城，踏上返回故乡的旅途。

    经过几天日夜兼程，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进入青州地界。王沂公正欣赏着家乡美景，忽然，一阵热闹的鼓乐声伴着清风传来。王沂公驻马观看，只见大路不远处的一个岔道口上，聚集着一群人，他们有的在吹吹打打，有的在燃放鞭炮，有的在摆桌倒茶……“他们在干什么？”王沂公轻声问一个过路人。过路人说：“客官，您不知道吗？青州府出了个状元，名叫王沂公。他们是知府大人派来的，在此等候迎接状元荣归故里。”

    王沂公点了点头，一边感到高兴，一边又隐隐感到不安。他想：我寒窗苦读，是为了能为国为民做些事业，现在刚中了状元，贡献尚无，就惊动地方，实在不好。今日迎我，我若前去，必定会使地方更加兴师动众，惊扰乡里。这样铺张浪费，实在不可。

    他打定主意，掉转马头，从小路前行。他边走边想，今后为官，务要注意节俭清廉。想到此处，他觉得自己穿朝服，跨大马，必然会被人认出来。一旦认出，实难遮掩。消息会不胫而走，到那时自己想回避铺张浪费的迎送都困难了。于是，王沂公停下来，脱了官服，找了一头毛驴代替高头大马，然后又上路了。

    进了青州城，王沂公径直去见知府。来到知府官邸，只见门里门外十分热闹。上下人都在忙碌。他不用问，一猜便知他们是为迎接状元公在忙碌。他皱起眉头，叹了口气说：“小小状元尚且如此，来了上司或朝廷官员，肯定更要铺张，此风断不可长。”

    门人通报以后，知府大吃一惊，忙迎了出来。他望着便服装束的王沂公说：“这是怎么回事？状元公怎么独自到了？听说您荣归故里，我已派人在路上恭候，现在，怎么就您一个人啊？”

    王沂公笑着说：“晚生承蒙乡亲支持，皇上恩德，侥幸中了状元，既无功，又未为家乡出力，怎敢劳动各位，惊动乡亲呢！”

    知府摇头说：“话虽这样讲，但状元荣归，理当迎候庆祝，这是历来规矩，区区小事，您不必有什么顾虑和不安。”

    王沂公也摇了摇头，说：“大人的话，晚生不敢苟同。晚生以为，不必要的事，就不要去做，更不可虚夸，不能铺张浪费。谢谢大人的好心，但晚生实不敢当，也打心眼儿里不同意这样做。”说罢，王沂公便向知府告辞，回家拜见父母了。海瑞为人正直节俭惟俭可以惜福，惟俭可以养廉。

    ——清·钱泳

    《履园丛话·安安先生》

    海瑞（1514~1587），明代著名政治家。海南琼山人，字汝贤、国开，自号刚峰，后人称其为“海青天”，与宋代包拯齐名。其民族有争议，海瑞可能是汉族穆斯林也可能是回族人。祖上从福建晋江垵边（广西杂志有载）迁居海南琼山海厝。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海瑞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罢官抗逆显于后世的明代廉吏海瑞任诸暨知县；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同年，户部主事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疏，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班方士的骗术，应整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论死，遭迫害入狱。首辅徐阶力救海瑞，黄光升则把海瑞上书比拟儿子骂父，以减轻罪责，并乘机把海瑞留在狱中，直至同年12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世宗死后海瑞获释。

    他对家人说：“我的薪俸不高，家中人口又多，一定不可浪费。饭食清淡一些，不要经常买肉。”

    有一天，因为海瑞的母亲过生日，他家仆人才破例一次买了2斤肉。

    作为县令，送礼行贿者大有人在。海瑞一概拒之门外，也严禁下属贪赃枉法。有些好心人见他日子过得节俭清贫，就时常送些蔬菜之类，海瑞发现后及时退回。他在衙门的空地上开垦了一片菜地，种上了新鲜蔬菜。

    为了节省开支，他让家人闲暇时都上山砍柴。

    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这个职务权力很大，地位显赫，每次出巡，按朝廷规定，前有鼓乐引导，后有护卫，左右有旌旗官牌，三班六役，前呼后拥，十分威风。海瑞看不惯这一套劳民伤财的制度，很想废除它。于是，他下令，每次出巡，不再用鼓乐仪仗，也不许当地官员出城迎送。

    过去，地方上的官吏常常利用上司巡视，搜刮民财，翻建住房，新建馆所。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海瑞通知沿途各县，不要改建、新建房屋，也不许添置设备，就连房中用品也不必更换，因陋就简，有住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久，海瑞再次出巡，第一个县是他十分熟悉的地方。

    到了县界，果然没有人迎接，住进驿馆，一切也都如旧时一样，没有添置新设备。海瑞对此感到很高兴。

    知县送海瑞来到驿馆的正厅。海瑞曾多次来过这里。他习惯地站在堂前打量一下全室，然后坐在椅子上休息。陪同的人也都一一入座。海瑞刚要让县令汇报情况。突然，他觉得椅子有些不对劲。他伸手摸了摸椅子坐垫，心里明白了。他站起身，走到卧室去看。一看，卧室里的被褥，还有那椅子的椅垫都换成了崭新的绸面。

    海瑞很生气地质问知县：“三令五申，你怎么明知故犯。我明明记得那旧的绸面并不破旧，为何更换？”

    县令面带愧色，说：“下官想……”

    海瑞大声呵斥说：“想让我住得舒服？想让我高兴？对不？我不需要！我看到这些并不高兴！”

    县令受到申斥，他并不委屈，只感到海瑞清廉刚正名不虚传。他忙说：“我立即让人们换下，仍恢复原貌。下官一定记住大人的叮嘱。”

    龚自珍不收水獭帽子

    多求不如省费。

    ——宋·司马光《言招军札子》

    龚自珍是清朝著名诗人，官至礼部主事，有较高的薪俸。可他却省吃俭用，从不铺张浪费，把省下的钱赠给街坊邻居中极贫困的人家。

    一天，同僚们坐在一起，说起了北方冬日御寒之事。一位姓刘的官员指着自己的裘皮大衣问：“你们猜猜看，我这件裘皮大衣值多少钱？”

    几个人围了过去，一边查看，一边猜测。那姓刘的父亲是朝廷要员，家中钱财万贯，他是借此在炫耀自己，龚自珍感到十分鄙视。

    然而，使他意想不到的是，那姓刘的竟走到他的面前，挑衅地问：“主事大人，请问您的长袍是什么皮的？”

    龚自珍衣着朴素，他根本没有什么皮袍子，身上穿的只是件棉袍。

    龚自珍哼了一下，说：“我不如你呀，我没有皮袍，只有棉袍子。”

    那姓刘的哈哈大笑说：“不，你说的不对，明明你有皮袍子嘛！”

    龚自珍不耐烦了，瞪了他一眼，说：“去去，我没有闲心与你扯皮！”

    姓刘的说：“对对，我不扯皮。我告诉大家吧，龚大人现在正攒钱买皮大衣！”

    正说着，外边仆人来报告说：“有人来找龚大人。”

    龚自珍点头说：“请他进来。”

    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人，穿着十分讲究。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盛锡福衣帽店的老板。我喜欢您的诗，特来拜会。并给您带来一顶几十个商人凑钱买的水獭皮帽子，请您收下。”

    龚自珍听了，连连摆手说：“感谢厚爱，水獭帽子我不能收，我是不穿皮袍子的，更不戴皮帽子。我不怕冷，光头走在路上，头脑清醒，不至于变成糊涂蛋，狂妄自大。”

    老板诚恳地说：“帽子请您收下吧！”

    龚自珍坚决地说：“我决不收。穿着好坏，并不能决定人的学问深浅。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帽子请你带回去。”

    最后，龚自珍终于谢绝了老板的馈赠。

    老板走后，龚自珍对姓刘的同僚说：“你看到了吧，我既不想穿皮袍子，也不想戴皮帽子。”龚自珍的话使他感到十分尴尬，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次他的棉鞋破了，眼看不能穿了。夫人给他钱，想让他买双单鞋。可恰在此时，他的家乡杭州闹了灾害，龚自珍就把钱捐给了家乡。

    他没有买来鞋，直到5月了，天气已暖，可他脚上仍然穿着那双破了的棉鞋。

    宋庆龄的朴素生活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宋庆龄（1893—1981）于1893年1月27日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宋庆龄是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尽管她地位那么高，声誉那样大，但她的生活是十分俭朴的。

    宋庆龄的饮食很随便，从不挑食。除了举办宴席会见宾客。自己从不点菜。平时吃的菜很普通，一般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就足了。有时菜做多了，一顿吃不了，她就嘱咐工作人员留着下顿再吃。宋庆龄最爱吃的是富有江南风味的雪里蕻咸菜。这种菜不太贵，每年上市时，她都要腌两大缸，可以吃很长时间。她还爱吃辣椒，许多菜都放上辣椒吃。她平时吃的是青菜，吃大锅菜。有时，工作人员单为她做的菜她不吃，却要吃工作人员用大锅做的粗菜粗饭。她不止一次地说：“我愿意吃青菜，青菜营养价值可高呢！鱼翅海参听听很了不起，其实吃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宋庆龄的房间陈设简朴而又整洁。她在上海的家中，卧室正面是个五斗橱，五斗橱上面挂着她和孙中山先生的合影。还有大立橱、梳妆台和一只沙发，再就是一张卧床了。卧室的对面是一只专门放置文房四宝的茶几，右边是一架古老的钢琴，还安置着一架英文打字机。她在北京的住房也很简单，宽敞的卧室里放着写字台、沙发等常用的几件家具，还有一架钢琴，看不到一点豪华排场的地方。

    宋庆龄的服饰也是很简朴的。她头上常佩带的一种黑的发卡，不是乌金之类的贵东西，而是几分钱一个的钢发卡。她一直到逝世前还用的一套梳妆用具，都是出嫁时的陪嫁品。宋庆龄穿衣既讲究整洁，又爱惜服装。家里总是备有两套服装，在家时，穿普通衣服。遇到外事活动，或去会见客人，出门开会，才穿上质地好的衣服。宋庆龄穿的衣服大都是她和李燕娥等工作人员一起做的，样子自己设计，草图自己绘，几乎全是具有我国传统特点的女服样式。随着年龄大了，身体胖了，就把原来的衣服从腋下开个缝，接个边，加加肥，照样穿着。有一年，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见她常常深夜工作，怕她受了凉，提出要给她做一件御风寒的宵衣，她高兴地同意了，但没有拿出现成的布料来做，而是翻找出一些零零碎碎的普通布料和绸缎边角，用26块布拼凑了一件风衣。工作人员看见这五颜六色的风衣，风趣地称它“八卦衣”。宋庆龄也高兴地说：“别小看这八卦衣，披上它还挺御风寒呢！”

    张澜先生廉洁二三事

    惟敬可以胜怠，惟勤可以补拙，惟简可以养廉。

    ——张伯行

    张澜先生是四川南充人，字表方，清末秀才。他一生廉洁，四川人民尊称他为“川北圣人”。

    由于家里贫穷，小时候张澜先生很少穿鞋袜，无论在家干活还是下地劳动，都是赤脚而行。直到他23岁时应试科举，临行前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特地为他做了一双布鞋。张澜先生拿着这双布鞋舍不得穿，只在应试那几天穿上，然后就脱下很细心地保存起来，以后逢年过节时才拿出穿一二日。

    1915年张澜先生任嘉陵道（今四川南充地区）道尹，1917年北洋政府又任命他为四川省省长。虽然做了这么大的官，张澜先生的家依然在乡下，他的夫人刘慧征仍在家乡劳动：割草、放牛、养猪、种田。当时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反对北洋政府的军阀石青阳派兵到乡下去抄张澜先生的家，官兵们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只见屋内空空如也，除了几件破旧家具，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官兵们将屋里屋外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有抄到，只好空手回去向石青阳交差。石青阳听了官兵们的报告，感叹地说：“张澜川北圣人之名不虚也。”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先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身居高位不忘俭朴。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张澜先生着一身旧布长衫登上天安门。当时毛泽东主席笑道：“表老，你太俭朴了。现在你是国家副主席了，要参加一些活动，还是应该穿好些。”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送去了呢中山装和大衣，他舍不得穿，放在箱内长期妥善保存。在他去世后，家人遵他遗嘱将衣服还给了国家。

    张澜先生住得也很简陋，新中国成立前他为官不置公馆，不买田地。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先生住在北京复兴门内嘉祥里一中式四合院，政府准备花几万元修缮翻新，他都婉言谢绝了。在饮食方面，张澜先生也十分简单，粗茶淡饭足矣，80余载一直如此，即使待客也从不奢侈浪费。1954年3月，当时的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已故百岁老人张秀熟到北京参加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去张澜先生家做客，吃的也不过是川北的家乡小菜，有红白萝卜、腊肉、豆腐等。他感慨地说：“表老以中央政府副主席高位之尊，吃的不过是一般平民百姓的茶饭，我们就更应该艰苦朴素了。”

    张澜先生一生为人清廉，克勤克俭，并写成《四勉一戒》教育子女：“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

    徐悲鸿克己以俭

    俭开福源，奢起贫兆。

    ——《魏书》

    徐悲鸿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画家。他在艺术创造上勤练笃学的精神，足为大家模范，他的克己节俭也是大家的风范。

    徐悲鸿先生为国家创造过巨大的财富，他曾经无数次慷慨地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对自己永远严格和节俭。在临逝世之前，他身上穿的只是一套洗得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和一双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一块用了30多年的旧怀表，曾经日夜不停地伴随着他，度过了30多年艰难的岁月，直到他停止了呼吸，这块怀表也才停止了转动。

    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个人画展，这次画展卖出的一部分画，所得的画款很多。他照例是帮助一些穷朋友、穷学生购买书籍字画。许多人来伸手借钱，他都慷慨地赠给。他年轻时的痛苦遭遇使他永远同情处于困境中的人。

    徐悲鸿先生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在中国美术学院工作的时候，吃着集体伙食，和大家一起包饭，吃的常常是发霉的“平价米”，喝的是田地里的水。他只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兼画室，室内有一张充当画案的写字台。一张木床，一个书柜，两把藤椅，而且这些家具还都是未曾油漆过的。他在冬天总是穿一件蓝布棉袍，夏天穿着夏布衫，从不穿绸料衣服。有时，有重要的社会活动，才穿西服。他的自奉之俭，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l946年，徐悲鸿和夫人来到北平。他们租住在东裱褙胡同22号的东西厢房里。房屋的主人住在北屋，他们有时邀人打麻将，打至深夜，夜阑人静之际，客人散去时，一片喧嚣，吵得徐悲鸿夫妇不能安眠。因此，徐悲鸿夫妇想租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

    一天，北平艺专一位总务科的职员告诉徐悲鸿夫妇，说有一处很安静的住房出租，地址在东四牌楼不远。他已去看过，觉得很适合他们夫妇住。于是，由他带领徐悲鸿夫妇一同去看房。像北京许多讲究的住宅一样，这座住宅有两扇朱红油漆的大门，大门两旁立着一对昂首的石狮子，显得气派恢宏。走进院内，房屋确实宽阔整洁，油饰一新，画栋雕梁，十分美观；院内植有花木，异常幽静。朝南的北屋宽大明朗，室内家具齐全，有雕花的嵌大理石红木书案，正是可作徐先生的画案；还有上等的席梦思弹簧床，式样新颖的沙发，色泽雅致的地毯，长垂及地的金丝绒窗帘，等等。房主人极愿意以较为低廉的房价出租，但是徐悲鸿先生回绝了。他的夫人惊讶地说：“回绝了？这样好的房子你还觉得不行？”徐先生说：“不是不好，是太好了，太富丽堂皇了，这不是我这样身份的人住的，我们应该有书生本色。”

    后来，他们仍旧回到东裱褙胡同的房子里。直到这年年底，他们才租到小椿树胡同九号的一所普通的四合院房子，搬了进去。房屋陈旧，院子不大，院内仅有一棵小小的槐树，他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直到有一天院墙忽然倒坍，他们只好另觅住处，才搬到东受禄街16号。

    东受禄的房子是徐悲鸿用卖画的钱买下来的。房屋并不十分宽敞，但院内有宽阔的空地。院内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徐悲鸿夫妇搬进后，自己动手，铲除了杂草，种上了许多果树。还种了许多蔬菜。那些鲜红的番茄，碧绿的黄瓜、紫红色的苋菜和紫苏，既点缀了他们的院子，又成了他们餐桌上的美味。徐悲鸿先生在工作之余，常在院子里劳动，给那些果树苗和蔬菜浇水施肥……徐悲鸿自奉之俭，是值得敬佩的。

    齐白石勤劳俭朴

    我是一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

    ——梅兰芳

    提起齐白石，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篆刻家。可是，人们并不一定知道他是木工出身，也不太清楚他的一生是怎样辛勤而忘我劳作的。

    齐白石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只读过半年书，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辍学，在家里放牛砍柴。

    他从小就特别勤劳，每天天一亮就把牛赶到山上，然后再去砍柴，日落以后才赶着牛，牛背上驮着很多柴回家。他15岁开始学做木工，16岁从师改学雕花细木工，出外当雇工做活。他给人家干活，从来不偷懒。每天早早上工，别人休息了，他也不闲着。由于他的勤劳，师傅很喜欢他。把最好的手艺都传给他。这为齐白石后来成为篆刻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齐白石不仅勤劳，而且非常节俭。他把做工的额外收入都攒起来，不是该用的地方，从不乱花。他从小就喜爱画画，可是，家里没有余钱为他买纸，他就到处收集旧账簿和写过字的纸来习画。有一年，齐白石在一个雇主家干活，无意中看到一部《芥子园画谱》，这是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用五彩套印的画谱。齐白石见到画谱，就像发现了盖世稀宝，很想把它勾影下来。可是又不能用写过字的纸。于是，他狠了狠心用做工赚下的钱买了纸和笔。然后整夜整夜地趴在桌上，很仔细，很谨慎地照着画谱进行临摹，生怕浪费纸张。

    齐白石一生勤劳、奋进、艰苦攀登。他自学绘画直到成为名家的70年中，几乎每天都坚持握笔画画、篆刻，即使因故间隔了一天，次日他必定要补上。在85岁那年，有一天他连续画了四张条幅，已经到吃饭的时候了，他又挥笔作了一幅画，还在画上题字：“昨日大风，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至此补之，不教日闲过也”。

    齐白石一生只有三次间断过画画。第一次是62岁时他害了场大病，7天7夜起不了床；第二次是64岁时，由于母亲去世，他悲恸万分，几天没有画画；第三次是他95岁时，也是因为自己生病，不能起床作画。三次间断的时间加起来只不过一个多月。据不完全统计，齐白石一生作画有4万多幅，写诗千首，治印3000多方。1953年，齐白石已是90余岁高龄了，就这一年，他还画了600多幅画，差不多平均每天作画二幅。

    他每天不仅作画，还做户外劳动。他为了作画的方便。亲手种植花木，饲养虫鸟。每天早早起来浇花、喂鸟，风雨无阻，昼夜不停。有时候，他出外写生很晚归来，也不顾疲劳还去照看那些花木、鸟虫。

    齐白石毕生奋斗，“从不教一日闲过”，真不愧是“人民艺术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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