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林

    从1958年6月到1989年1月，我先后4次在驻苏联使馆工作，共20年。另外10年在国内，也是从事对苏工作。30年从职员、随员到大使，走过了职业外交官职务系列的全部台阶，也经历了中苏关系从兄弟友谊到分歧暴露，从公开论战到关系破裂直至边界武装冲突，又从恢复对话到关系逐步正常化的全过程。

    从头学起

    1955年9月，我同2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乘一列专车离开北京赴苏联，入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俄语教研室做研究生。1958年6月，正当我每天坐在图书馆里埋头准备论文的时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调我参加一项临时工作，10月正式转为使馆工作人员，从此告别学校。当时我23岁。大使是刘晓同志，他是我国第三任驻苏大使。第一个同我谈话的是政务参赞李则望，也是在他的指导下我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

    除了会说几句俄语，对苏联稍微有些了解之外，我对外交工作完全无知，一切要从头学起。当时我的主要工作，一是当翻译，二是调研。记得我写的第一个调研材料是关于莫斯科公共汽车改为无人售票的。有一次为刘晓大使做翻译，我站的位置超前大使大约一步，李参赞在后边轻轻拉我一下，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失礼，赶紧退后两步。

    1960年初的多次中苏会谈，有些花絮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中国代表团住在苏联安排的别墅里，到处都有窃听器，所以代表团开会都去使馆。我们一些年轻人便设法利用窃听器，叫做为我所用。有时宾馆伙食不好，我们就大声嚷嚷：“这么大个国家，招待外国代表团吃这种饭，连点水果都没有！”这招还真灵，第二天清早女管理员一定过来问寒问暖，并且批评招待员为什么不上水果。

    奉调回国 准备谈判

    1963年底我奉命3天内回国。去干部司报到时，国外干部处的同志牵着我的手，把我交到国内干部处，好像怕我跑了似的。原来是要我参加中苏边界谈判。这是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于1964年2月至8月在北京举行。

    中苏边界7000多公里，中俄有关边界条约文件几十个，这种谈判政策性、专业性极强，我必须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学习许多东西。要学中俄关系史，研究条约，分清母约、子约的关系，要学会看地图，包括看航测图，要学法律知识（例如划界原则，领水领海），等等。中俄界约的中俄文本连名字都不一样，有的内容也不尽一致，这对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能有任何差错。在代表团专家们的热心帮助下，总算完成了任务，但深感知识的不足会影响工作。后来我用了两年（1965年至1967年）的全部业余时间系统地学习了俄国历史和中俄关系史，阅读了外交部图书资料室的所有有关中、俄文书籍，各种版本对照查阅，并做了大量笔记，同时在业余学校学法语，一直坚持到高级班毕业为止，进而又攻读英语。

    中苏双方 针锋相对

    1964年的边界谈判是在中国倡议下举行的。自从1960年苏联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国就明确提出：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在未解决之前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1964年的谈判中，中方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中方的立场既宽宏大量又公平合理，我们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历史形成的情况苏联人民没有责任。

    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更为可笑的是，苏方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为“苏中核定某些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说起来真像绕口令。这实际反映了苏方的立场，即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很明显，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根本无意解决问题，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用边界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支持中国的邻国，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给中国制造困难，形成对中国的包围。时过境迁，1993年初叶利钦总统访问印度时，俄国报刊终于说出了真话：俄国要同印度建立新型关系，不再把印度看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中国霸权主义的工具。第一次边界谈判从1964年2月谈到8月。苏方团长是边防军司令员，中方团长是曾涌泉副外长。双方都有一批边界问题专家，中方主要是余湛、马叙生、夏道生、丁原洪、赵瑾等同志。中国代表团集中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小楼里办公，苏联人住使馆，会谈在东交民巷40号举行。7月30日苏联代表团提出把谈判地点从北京改在莫斯科，并于8月中旬回国。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双方都未提恢复谈判的事。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中国出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立即主动派出由周恩来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47周年庆祝活动。此前陈毅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柬埔寨，参加后两国的国庆活动。我作为俄文翻译被指定随团活动，以备同苏联高层人士接触。这种做法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希望以赫鲁晓夫下台为契机，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寻求消除分歧、维持团结的新路。中方的努力未获成功，原因不在中方，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毛泽东说自己“名誉不好”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越途中路经北京，受到中方的友好接待。除了周总理同柯西金会谈外，毛主席还接见了他。这是我第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一天刘少奇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出席作陪。谈话进行的时间很长，出现了几次激烈的场面，贺龙、陈毅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讲话。苏方的翻译一是中文不高明，二是被这种场面吓呆了，自动退出，于是由阎明复同志为柯西金翻译，我为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翻译。这次谈话中，主席多次劝苏联不要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说那将标志中苏完全分裂。柯西金则提出停止公开论战。毛主席说，公开论战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中苏可能争论1万年，看着柯西金的面子可以减少1000年。主席讲话的特点是，讲一句就看着翻译，等待译成外文，看看对方的反应，然后继续讲。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名誉”这个词我听了有点像“命运”，到底是哪个词？我在头脑里翻转考虑了几秒钟，还是决心用“名誉”。主席接着讲，有人说他是教条主义，好战分子，可请赫鲁晓夫来北大讲授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等，这时我心上才一块石头落地，原来主席讲的是反话。可见翻译懂方言十分重要。这要感谢外交部1964年组织一批翻译去湖南参加“四清”，学习湖南话。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他说，中苏关系终有一天会好起来的。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苏联人。

    紧急出发

    1965年3月，苏联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标志着中苏两党完全决裂，此后两国关系恶化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1967年2月间，苏联指使大批暴徒，连续4天在中国使馆前捣乱，后又闯入使馆，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惨遭毒打致伤，中国政府派专机把他们接回国。使馆严重缺员，国内决定立即派出13人去莫斯科补充，我是13人之一，任三等秘书。当时苏方单方面宣布废除中苏互免签证的协议，我们这13人要在此之前赶往莫斯科。我在机关接到去莫斯科的通知，第二天就要出发，只好打电话请家里帮我收拾一只皮箱，次日清晨即匆匆前往机场。

    我们13个人登上中国民航伊尔—18型班机飞往莫斯科。飞机上除了我们一行，没有其他旅客，等于一架专机。“专机”在伊尔库茨克停留加油，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下机休息，都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等候起飞。从飞机舷窗望下去，大地一片雪海茫茫。我们这13个乘客相对无语，都若有所思。

    抵达莫斯科后，我们在穿制服的和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下离开机场前往使馆。进入使馆大院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围墙外边插在雪堆上的许多反华标语牌，这是几天来“群众示威”留下的痕迹。

    安志远代办和使馆全体同志都在大厅等候我们的到来。当时的大使潘自力于1966年5月回国休假后没有返任，使馆人员加上新来的人也只有20多人。女同志已全部回国，留下的是一色的男子汉。全体人员都住在办公楼，几栋宿舍楼全部空出。

    在严密的监视下

    这段时间一直到1969年恢复边界谈判，是中苏关系跌至谷底的时期，当然也是使馆处境最困难的时期。苏联方面对外国使馆的警卫一向严密，中国使馆更受到特殊对待。大门口两个出入口由4名内务部警官把守，使馆大院四角均设固定岗楼，此外还有流动哨，至少两辆警车停在门口，随时待命。全部守卫人员至少一个班。在大门口值班的警察均为长期固定人员，轮流上岗，对使馆人头非常熟悉。记得有一个中尉军官，几年后我再去使馆时已升为少校，我对他表示祝贺，他笑着回答说：“你不也升官了嘛！”使馆所在的友谊路两侧，苏方各设一个观察哨，负责跟踪使馆人员的便衣警察均集中在此待命。使馆任何人出大门，大门守卫立即用电话通知观察哨，进行跟踪。当时专门跟踪我的有两个人，我开车外出，他们开车跟踪，我步行外出，他们步行尾随，寸步不离，甚至在红场观礼台上，他们两人竟然也站在我身后。几个月后混熟了，他们还主动同我打招呼，问我下一站去哪里，有时还帮我带路。

    奇特的照会战

    使馆同苏联的官方接触降到最低限度。使馆官员，包括代办约见苏方官员，苏方有时竟拒不接见。有限的一些接触也是相互递交抗议照会。这种场合双方官员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记得有一次，苏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召见代办，只说两句话，第一句是：“代办同志，今天请您来是要转交一份苏联外交部的照会。”而这一句话居然是用打字机打在一张小纸条上，副外长照条宣读的。代办阐述了我方立场后，副外长又说了一句话：“苏方的立场已在照会中阐明。”谈话到此结束。此后苏方干脆拒收任何照会，我们也如法炮制，拒收苏方抗议照会，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照会战，而且是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进行的。使馆把照会送到外交部收发室，苏方人员拒收，把照会扔出门外；苏方通讯员送来照会，我们传达室的同志也不收，苏方通讯员把照会夹在门缝里扬长而去。

    退席抗议行动

    这个时期，使馆人员参加苏方的各种活动，每次遇到讲话中出现反华言论，必须退席，以示抗议。这类活动每年至少有4次：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会；五一节红场阅兵式；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和红场庆祝典礼。参加这些活动必须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了反华言论，那可是立场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记得刘新权大使（1970年至1976年）在任时参加一次集会退场后，过了几天国内来电查问，大意是，据外电报道刘大使退席前曾向主席台鞠躬，速告有无此事。刘大使看了电报后哭笑不得，指示我当即答复国内，这纯属无稽之谈。

    使馆被砸

    1968年1月起，苏方即在中苏界河乌苏里江进行挑衅，打死打伤许多中国渔民。1969年3月2日，苏军乘装甲车侵入珍宝岛，突然袭击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多名。中国边防人员不得不自卫还击。3月15日，苏军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在飞机和远射程炮的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并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进行炮击。我边防部队打退了苏军三次进攻，保卫了中国固有领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珍宝岛事件”。

    苏方借此事件掀起了一个反华浪潮。连续几天上千人来使馆示威，使馆建筑临街的许多窗户被砸破。其实参加示威的人都是由各单位奉命组织来的，事先在一个指定地点集合后一起来使馆。许多外国记者都提前给我们通风报信，告诉我们队伍已在何地集合，已经出发前往使馆，请预作准备，等等。

    这段时间中苏争吵主要是围绕边界问题。我在1964年谈判中学到的知识派上了用场，使馆领导同苏方交涉每次都把我带上，随时提供情况。多少年过去了，中苏边界谈判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珍宝岛地区的边界已经划定，苏方确认该岛是中国领土。

    周总理会见柯西金

    1969年9月上旬，苏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紧急约见安代办，我陪同前往。苏方提出，柯西金总理访越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总理。使馆立即急告北京。国内很快答复同意，但消息辗转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离河内回国。据苏方说，柯西金的专机在塔吉克上空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掉转机头飞往北京。9月11日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周总理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对此，柯西金表示同意。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这就导致了196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

    9月18日，周总理致函柯西金，把会见成果归纳为五项临时措施，希苏方确认。9月26日，柯西金复函周总理。此后双方又有一些书信来往。10月7日、8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阐明我对边界问题的立场，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法。双方同意边界谈判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

    马拉松式谈判

    9月26日使馆收到柯西金致周总理的信后，决定让我当天乘班机回国送信。回到北京后，通知我留在国内参加边界谈判，不再返馆。

    苏联代表团于10月19日乘专机抵京，团长为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为边防军参谋长马特洛索夫将军。中方团长为乔冠华副外长，副团长是柴成文。第二次边界谈判从1969年10月20日起至1978年6月29日，共进行15轮，1277天，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小范围会谈）156次。1970年8月后苏方团长为伊利切夫副外长，1971年11月后中方团长为韩念龙和余湛副外长（1972年5月起）。

    从谈判一开始至1974年7月去干校，我一直在代表团工作，主要任务是翻译和译文定稿。这是一次十分艰苦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苏联代表团住在使馆，谈判在台基厂头条三号宾馆举行。谈判一般下午3时开始，持续几个小时，最长的一次达9个小时，中间休息几次，双方各在自己的休息室研究对策，中国人在楼上，苏联人在楼下。双方都有强大的工作班子，除正、副团长，还有团员、顾问和一批工作人员。全体会议时双方全团人马出席，团长会见则由正、副团长和少数工作人员参加。

    边界谈判搁浅

    1975年5月，我在北郊干校当了一年菜园班班长后，又奉调莫斯科工作，职衔是二秘，任刘新权大使的秘书兼翻译。

    1975年5月以后边界谈判只进行了两轮，即1976年11月7日至1977年2月18日，此后间歇421天，于1978年4月26日至6月29日进行第15轮谈判，从此陷于长期休会状态。这次判前后延续9年之久，中方曾殷切希望谈判能获得成功，从而和中苏边界紧张局势，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当时中国已同所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只剩下苏联、印度两家，但是谈判一开始方就背离了两国总理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会见时达成的谅解，反对签订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这一问题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这个概念，并硬说中方提出“争议地区”概念是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那个时期苏联报刊大量文章都说中国对苏联有领土要求，这是毫无道理的。其实问很简单，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曾交换地图（比例：东1∶10万，西段1 ∶ 50万），争议地区就是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时，柯西金是承认这一实的，但苏方却违背了两国总理的谅解。事过多年后，苏联方面透露出的材料表明，柯西金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强硬派的攻击，认为他错误地接受了中国人的观点。

    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78年以后，中苏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自动延期5年。由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条约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79年4月3日作出了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的决定，并于当日由黄华外长将这一决定通知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尽管中国决定终止“条约”，但仍希望中苏双方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国家关系。因此中国政府在宣布不延长“条约”的同时，向苏联政府建议，双方就两国关系进行广泛的谈判，解决中苏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双方商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一轮于1979年7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

    聋子对话

    1979年9月23日，王幼平副外长率团抵莫斯科，当时我是使馆一秘，列为代表团顾问。苏方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中国期望通过这次谈判，促使苏联采取实际措施来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从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为此，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它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见时达成的谅解。中方还提出扩大贸易，恢复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人员来往等建议。但是苏方却以“在谈判中不能涉及第三国”为借口，拒绝讨论问题，使这次谈判于10月30日毫无结果地结束。这次谈判正如苏方一位代表团成员私下所说的，完全是一次聋子对话。中方本打算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但由于1979年底苏联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而作罢。

    钱其琛：中国人不需要教师爷

    1981年1月我奉调回国，任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这一个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事件是开始副外长级内部磋商。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除攻击中国的老调外，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中方感到这是一个信号，公开表示注意到了这个讲话，但指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此后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了一些信息，最后商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副外长级特使内部磋商。中苏特使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5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苏方特使为副外长伊利切夫，中方特使为副外长钱其琛。我仍作为顾问参加代表团，负责谈判的具体组织工作。1983年2月27日至3月21日，钱副外长一行8人（包括我在内）在莫斯科同苏方举行了第二轮磋商。正式会谈后，苏方组织我们去塔什干和布哈拉参观。3月21日，葛罗米柯外长会见钱副外长。葛氏担任外长27年，只访问过少数几个西方大国，对亚非拉穷国不屑一顾，很少会见外国使节，一向板着面孔，从来没有微笑。会见外宾也是以上课为主，教训别人。我们背后都称他为“葛院长”，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书呆子。这次同钱副外长的会见给人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他一上来就大谈美帝国主义如何如何，中国应该如何警惕，等等。钱其琛同志俄文很好，不用翻译早已听懂了意思，只见他胸有成竹的样子，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娓娓地说了一段话。他从1840年鸦片战争说起，提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一一列举出是哪八国，自然也包括俄国，强调中国人有100多年的教训，知道如何对待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最后提高声音说中国人不需要教师爷！葛罗米柯听了目瞪口呆，几分钟说不出话来，谈话不欢而散。此后，副外长磋商又进行多轮，至1986年6月共进行了12轮，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苏磋商的核心问题，中方认为应消除三大障碍（苏联支持越南侵柬、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侵略阿富汗），特别是消除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一障碍，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但苏联方面总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采取不承认和拒绝讨论的态度，后来虽于1986年下半年同意讨论，但其立场并无实质性变化。

    葛罗米柯笑迎黄华

    1982年11月，1984年2月，1985年3月苏联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逝世，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为特使和万里副总理、李鹏副总理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分别前往莫斯科参加了葬礼。我陪同黄华同志参加了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葛罗米柯外长会见了黄华同志。葛外长这次一改平时外国客人到后他才出来的习惯，早在会客室等候，且面带笑容，会见后又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后来黄华同志对我，难得看见葛某还有笑脸。我说，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道对中国外长是不能怠慢的。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相继任苏共总书记的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年科。安氏主持工作只有半年即重病缠身，契氏更是无所作。这两位领导人在中苏关系方面无任何建树，也从未会见过中国代表团。但是安德罗波夫于1983年8月27日对《真理报》记的谈话表明，他对中苏关系抱有希望，说明他对此问题给予了定的关注。

    老一辈革命家的期盼

    1984年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正式访华，是中苏关系的一件大事。钱副外长全程陪同，我作为苏欧司副长一直随行，并在会见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同志时担任翻。阿尔希波夫20世纪50年代曾长期在中国工作，任苏联顾问组长，当时同这几位老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云同志行走便，但仍迈着艰难的步子在门口等候阿尔希波夫到来。薄一波同志也站在一边。阿尔希波夫进入会见厅后，两位老人与他亲切手，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他们说起共同熟的一些老人。陈云同志说，中苏之间应该建立正常的关系，三障碍要克服，经贸关系也要发展。彭真同志也专门会见了阿尔波夫。在谈话中他强调指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关系。中苏已多年不称对方为社会主义国家。彭真同志的讲话引起苏方的极大注意。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都热切地盼望中苏关系正常化。

    阿尔希波夫一行还去武汉和深圳参观访问。苏联人对特区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随行的苏联记者请阿说说感想，并问苏联可否也搞特区。阿的回答是深圳确实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可惜苏联没有香港。

    一套班子 两种谈判

    如前所述，边界谈判自1978年6月以后一直处于休会状态。1986年9月，两国外长在纽约会见时达成协议恢复边界谈判。经过9年休会后，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恢复，中方由钱其琛副外长任团长，钱升任外长后，由田曾佩副部长接替，苏方团长改为罗高寿副外长。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边界谈判和副外长级磋商是中苏在当时情况下进行正式接触的渠道，实际上由同一位副外长率领同一个班子进行两种谈判，虽内容不同，却相互促进。有时只进行一种谈判，有时交叉进行。例如1969年至1978年只进行了15轮边界谈判，1978年6月休会后，于1982年起进行副外长级内部磋商，直至1988年共谈了12轮。同时边界谈判于1987年10月恢复，即两摊谈判交叉进行。外交部的“中苏谈判办公室”就是主管这两摊谈判事务的。我在北京工作时，来往于两国首都，参加每轮谈判；在莫斯科工作时，则只参加在莫举行的谈判。

    戈尔巴乔夫会见李鹏

    1985年3月，李鹏副总理率代表团参加了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的葬礼。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于3月13日会见了李鹏。

    李鹏副总理转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戈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衷心祝贺和良好祝愿。

    李鹏说，戈在前不久举行的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取得重大改善，我们对此表示同意。我们愿意作出努力发展两国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系。李鹏又说，对于中苏两个伟大邻邦、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

    戈重申，苏联希望苏中关系得到重大改善，继续对话，提高对话级别，缩小分歧，经过双方努力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取得进展。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20多年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见中国代表团；第二，中苏多年来都不称对方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次可算是一个突破。这次会见的消息登在3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邓小平传递重要口信

    1985年6月，我第4次去驻苏联使馆工作，任公使衔参赞，后为公使。这时的中苏关系已进入逐步改善的阶段。苏联国内的形势是，1985年3月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苏联舆论开始对苏的内外政策进行反思，苏联新领导提出了改革的口号。当年10月，邓小平同志通过外交渠道向戈尔巴乔夫递了一个口信：如果中苏双方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邓本人愿意打破不再出国访问的决定，到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

    这一时期中苏各个领域的交往开始活跃。两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交往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84年底，苏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访华时双方签订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等。1985年7月，姚依林副总理访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关于1986年到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1988年塔雷津第一副总理访华，中苏贸易额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瑞士法郎。

    祝酒风波

    1985年7月，姚依林副总理访问苏联，苏方由阿尔希波夫出面接待。苏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欢迎宴会之前，我们把姚副总理的讲话稿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双方商定采取中国的习惯做法，宴会上把双方讲话稿文本分发给每人，主客双方讲话不再当场口译。没想到这件礼宾上的小事却引出了麻烦。宴会前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匆匆忙忙跑来找我说，姚副总理讲话的末尾是祝酒，但是阿尔希波夫讲话不祝酒，因为宴会上根本不备任何酒，可否把祝酒的几句话删掉。当时苏联的禁酒令刚刚开始实行，政府机关带头，任何宴请均不上酒，包括烈性酒和葡萄酒。我对这位官员说，讲话稿已经姚副总理审阅，不便再改，而且距宴会开始只剩半个小时，从技术上说修改讲话稿也来不及了，如果宴会上没有酒，只好以水代酒。这位苏联官员马上报告了阿尔希波夫，受到了阿的严厉批评。阿下令宴会上要提供两种葡萄酒，而且他的讲话稿也要加进祝酒的内容。我在使馆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同阿尔希波夫交往，1986年他退休以后仍热心于发展中苏关系的事业，担任苏中友协副主席，同中国有关的各种活动他几乎每次都出席。1989年9月他又率领苏中友协老战士代表团访华，并参加了中国国庆40周年庆祝活动。

    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要上新台阶

    1988年4月14日，苏联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诺苏军将从5月15日起，在9个月内全部撤出阿富汗。当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特使第12轮磋商中，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苏方建议就柬问题举行专门磋商。8月27日至9月1日，田曾佩副外长同罗高寿副外长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了工作会晤，双方有分歧，但也有共同点。9月28日，中苏两国外长在43届联大会议期间在纽约会晤，苏方表示愿促使柬埔寨问题尽早解决。10月17日邓小平同志又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说，3年前的口信看来有成果，可能明年能够实现中苏高层会晤。

    1988年11月5日，十月革命节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使节。我作为临时代办应邀出席。各国使节按到任顺序逐步上前向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祝贺节日，戈则同有的使节多说几句，对其他人只握手表示感谢。临时代办不分先后次序，礼宾司官员把我安排在前边。我向戈祝贺节日后，戈说非常高兴见到老相识，表示对中苏关系的改善感到满意。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上一个更高台阶的时候了。说话时间超过了3分钟，引起了全场注意。仪式结束后许多使节向我打听谈了一些什么，我回答说，关于中苏关系。有人要我介绍具体一些，我只以微笑表示无可奉告。

    钱其琛访苏纪事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应邀访苏。这是1957年以来时隔31年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中苏外长会谈的主要议题是柬埔寨问题。经过讨论，增加了共同点，缩小了分歧。2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钱其琛外长时也表示：柬埔寨问题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苏联希望早一些解决这个问题。双方认为，1989年上半年举行中苏高级会晤是有可能的。钱外长邀请苏联外长1989年初访华。戈尔巴乔夫会见钱外长仍由我担任翻译。会见在戈的办公室进行，中方参加的有于洪亮大使，苏方则是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和戈的外事顾问沙赫纳扎罗夫。这间办公室里早已挤满了各国通讯社的文字和摄像记者，新华社、《光明日报》的记者也己占据了有利位置。双方寒暄之后开始谈话，即请记者退席。戈尔巴乔夫面前桌子上放着很厚的一本文件夹，但整个谈话过程中戈从未翻阅，钱外长也未带任何文件和只言片纸。谈话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秘书悄悄进来把一张小纸条交给了沙赫纳扎罗夫，沙看后尴尬地笑了一下，戈尔巴乔夫瞄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出了什么事？”沙只好把纸条递给他，戈看后微笑着对钱部长说：“方才摄像记者没有拍好，想让我们摆个架子重拍一次，我看可以吧？”钱外长说：“当然可以。”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8年底我接到前往保加利亚的调令，定于1989年1月回国。罗高寿副外长为我饯行。我在讲话中说，离开莫斯科意味着告别苏联事务，但我将继续关注中苏关系的发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苏关系会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化。

    1月18日回到北京后，部领导通知我，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2月来访，小平同志准备会见他，要我去担任翻译，因为担心年轻翻译不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2月3日，田曾佩副外长率领中方人员陪苏联代表团乘专机去上海。第二天上午，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一行。我们几个陪同的工作人员先到小平同志处汇报。朱镕基市长也在场。自20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后，这些年我没见过小平同志。老人家记忆力非常好，还记得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翻译。苏联代表团进入会见厅后，小平同志还认出了当年也做翻译的罗高寿副外长。这次谈话令人终生难忘。小平同志向苏联客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也给中苏关系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成了传遍全世界的名言和许多报纸的大字标题。参加会见的苏方人员几乎每人都拿着小本记录小平同志的讲话。会见结束后他们都拿出随身带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俄译本，请小平同志签名。苏联外长这次访华期间，中苏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了谅解，并发表了关于解决柬问题的共同声明。这就为中苏高级会晤最终扫清了道路。此后不久，5月份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同志会谈，实现了中苏高级会晤，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毛主席早在1965年的预言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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