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

    入朝之前

    从1949年进北京到1956年，我住在中南海锡福堂院内。1950年4月的一天，忽然通知我带全家到天津去玩一个星期，为的是把我的住房腾出来接待客人。临行前我才知道是金日成要秘密来访。

    我返回后，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知道了一些情况，大致是：金日成想打一仗，而且苏联支持金打，也是苏联要金来向我们通报，并说服我们接受他们的打算。开始时，对金日成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避而言他，为的是拖延时间，了解情况——通过大使馆调来金日成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证明金日成说的属实，毛泽东才同金正面讨论。

    毛泽东认为此时的时机并不好，推迟一些时候较为有利。金日成对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表态，也没有说明自己的心思。其实在此4个月之前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同斯大林第二次会见中，斯大林已经谈到金日成想打一仗，而且说金氏只听得进“打”的意见，听不进“不打”的意见。但斯大林说这话时并非征求毛的意见，所以毛也未置可否。但毛泽东是有深思熟虑的，他考虑的是：南朝鲜后面有个美国，打起来，北朝鲜不是其对手，到时必然少不了我们的支援，而我们的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主要兵力正在直驱南下。在这种情况下要把部队往北调，谈何容易！而且我们本应取得的更大胜利要受影响。后来知道，斯大林在1950年1月30日（毛泽东尚在莫斯科）给金日成的电报就同意打。

    金日成回去以后，斯大林给毛泽东来了电报，内容是“征求意见”，希望我们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丹东——沈阳一线。我方回答说：兵源是有的，但缺乏应有的武器，因为我们刚刚打了解放战争，军火消耗殆尽，假如苏方能提供装备几个师的武器，兵力是不成问题的。

    斯大林很快又来电，说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我们最好早一点把部队摆到东北的东南地区。

    就在中苏双方往返电报协商之际，朝鲜战争便于6月25日打响了，而事先金日成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听到这一消息的，很有些焦虑不安。

    接着，斯大林来电，大意是说金日成积极主动，说服不了金，金有极大的勇气，扭转不了金的决心和信心。

    朝鲜军队确实士气旺盛，长驱南下，28日拿下汉城。但这时的毛泽东却是忧心忡忡，他看出了隐患，他的心思无处诉说。我住得离他近，常见面，所以他在烦恼之际向我吐露一二。他说：“金日成的战略、策略都是不正确的。他太急躁了，出兵的时间未必对。尤其是拿下汉城之后，应该停下来休整一番。南方没有群众基础；特别是仁川，美军并未从那里完全撤走，济州岛也还在美军手里。一旦美军从西面登陆，就会把朝鲜南北切割开来，首尾不能相顾，那是很危险的。”

    朝鲜军队打到汉城以南时，毛泽东曾建议金日成暂停进攻，说“根据我们的经验，休整一下再打较好”。但是金日成听不进，一直打到南端，西边却空着。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9月15日，美军从仁川登陆，把朝鲜军队拦腰截断，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0月1日，李承晚部队越过“三八线”，10月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10月19日占领平壤，并叫嚣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打到鸭绿江，声称“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美军从仁川登陆，斯大林着急了，来电质问我们为什么还不把军队摆到丹东——沈阳一线。

    毛泽东本来就有意见：打响前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打响3天后才给我们打招呼；我们建议休整一下再打也听不进去，“胜利”冲昏了头脑。现在形势紧急了却怪我们，催我们出援。其实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也是有准备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东北驻军即在内部作了动员，处于临战状态。9月30日，在国庆节招待会上，周恩来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邦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而且从7月上旬就已经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河南调去第四野战军；将十三兵团（下辖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各军）和炮兵一、二、八师及特种兵等共26万多人部署在辽宁的凤城、辽阳、安东、通化、本溪一线。只不过斯大林不知道而已。

    斯大林还建议我们以志愿军的形式出兵支援朝鲜。这是一件大事，又是十分困难的事。兵源、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都得重新安排立即解决。不过斯大林还是商量的口气，问我们能不能支援朝鲜，有什么困难。

    10月初，朝鲜已经招架不住了。斯大林要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援朝问题。

    10月4日，彭德怀应召到京，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援朝问题。会上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我国刚刚结束大规模战争，国内困难很多，百废待兴，恢复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况且解放战争并未全部结束，西藏等地尚未解放，国民党残余尚未肃清，还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倾向于不出兵。

    会议在进行，毛泽东尚未表态，10月8日，应斯大林之邀，周恩来赴苏谈判已经出发了，我和康一民随同前往。

    同斯大林谈判

    我们到达莫斯科当天，才知道斯大林在南俄克里米亚的“红壤地”别墅休养。第二天，我们由布尔加宁陪同去会见斯大林。

    那时林彪正在莫斯科养病，周恩来也邀了他一同去往斯大林别墅。

    我们到达时，斯大林已经把政治局委员都调去等候在那里了。

    上午到达后，先休息和参观几个小时，下午开始会谈，一直谈到次日日出三竿。

    会谈开始时，双方互相都不了解对方的态度和意图，花了很长时间互相揣测摸底。

    斯大林首先给周恩来作了一个简单的情况介绍，大意是：金日成冒失，但很勇敢。金说他有取胜的把握；说南朝鲜人民群众完全支持北方，朝鲜各民主党派也完全赞成；而且他的军事力量也占绝对优势。斯大林说他自己是完全听信了金日成的话才同意的。现在出现了危局，总得设法救救他们。

    对于为什么苏联不出兵而要中国出兵，斯大林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也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我们早已声明我们的军队撤出了朝鲜，所以我们不能正式出现在战场上，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那样就成了国际问题。”并说苏联顶多可以出动一定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前沿，不能深入敌后，免得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或尸体落入美军手里，造成国际影响。斯大林认为中国可以出兵，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和朝鲜人长相相近，难以分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而且中国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行动可以自由自主。当然，苏联也是要尽义务的，那就是供给我们武器和装备。还谈了供给武器装备的具体种类、数目、交付方式等，并说已经有一定数量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辆、枪支弹药等运到了赤塔及其以南的地方，够我们装备几个师的，随时都可以运往东北。

    很显然，一切都是苏、朝两家商量好了的，只等我们接受他们的安排。

    会谈中周恩来谈的时间最长，着重阐明我们不能出兵的理由，主要是：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现在我们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如果再次卷入战争，人们的困苦生活无法得到改善，而且经济建设也无从谈起了。战争不是儿戏，陷进去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如此这般，极力向斯大林当面把诸多困难讲清楚。

    斯大林则始终表现得沉着、冷静，很有耐心。他说：“你们不出兵，朝鲜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顶多只能坚持5天到一个礼拜。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仍被敌人全部消灭，那就不如早点撤退，以保存所剩无几的有生力量，以待来日，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不过，撤退时，他们还得往你们东北撤，因为和苏联接壤的边界很短，只能撤退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只能撤到你们东北。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无论是被消灭还是主动撤退，都意味着敌人全部占领朝鲜。到那时，美军陈兵鸭绿江边，就会不断地对你们进行骚扰，尤其是空中的干扰，你们又将如何搞得了自己的建设呢？中国内地情况不同些，但东北将不会有安宁之日。”

    关于如何撤退，斯大林的意思是：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大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的东北，而把老弱伤残人员的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把有生力量撤到东北，还较有利于返回朝鲜。总之，我们两家共同来承担这个重担。

    林彪插了一句话：“他们可以分散上山打游击嘛！”

    斯大林不屑地说：“那样一个狭长地带，回旋余地很小，岂不是很快就被敌人搜索一空吗？”

    林彪碰了钉子，再也没有说话。后来林彪把这个意见又写给毛泽东，毛也未予重视。

    周恩来一口咬定不出兵，是因为离开北京时，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主要倾向是不出兵，但并非最后结论，所以在会谈中周恩来这样坚持。我觉得他把话说得太死了，没有留下回旋的余地，可是没有机会同他沟通看法。

    午夜以后进餐。斯大林连连举杯，向大家敬酒。只有林彪一味地表示他不能饮酒。斯大林命换葡萄酒和啤酒给林彪，林仍不举杯。斯大林说：“哪有将军不会饮酒的？”林彪依旧不动。大家劝他尝一点，他不干；劝他用舌头舔一点，他还是不干；最后劝他做做样子，他连“样子”也不肯做，使得大家感到无趣。不过，斯大林还是送给林彪一瓶葡萄酒，让他带回去慢慢饮，“把自己锻炼得更勇敢些”。

    餐后继续会谈，直到天亮。大家已是精疲力竭。最后，斯大林安详而和蔼地说：“那么中国同志的意思是绝不出兵了？”

    周恩来肯定地表示：“最好是这样。”

    斯大林总结说：既然这样了，我们就得作些安排：第一，我们是否联合给金日成发个电报，要他把有生力量设法保存起来，立即后撤过江（即鸭绿江），以免被全部消灭。第二，朝鲜军队和伤病员要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但大部分要撤到中国。因此，中国要花很大力量负担起来，苏联也要负担一部分，显然中国的负担要大得多。第三，中国要考虑如何保护鸭绿江，你们不仅要部署部队驻守鸭绿江边，防止敌人过江，还要迅速建立防空设施，你们要把空军尽快建立起来。因为美、韩飞机将会天天骚扰你们，甚至轰炸你们的重要设施。他们是胜利之师，有较强的战斗力。

    给金日成的电报刚拟好，尚未发出时，周恩来仍由布尔加宁陪同先行飞返莫斯科，为的是尽快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会谈结果。而林彪仍回他的疗养地。

    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我们去“红壤地”时，康一民留在莫斯科同国内联系。当我们次日中午回到莫斯科时，康一民刚刚收到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电文很长，康在埋头译电，已译出了一部分，我看内容是我们决定出兵。大意是说：你们走后，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经再三讨论，取得了较一致意见，决定出兵援朝。我立即把电报内容报告了周恩来，周不相信，说我没看清楚电文，并要康一民尽快译出电报全文。康一民自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在译。

    待周恩来看完电报全文之后，他用双手抱住头，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是在思索怎样转这个弯子——因为刚刚表示了坚决不出兵，现在又要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而且分析了形势，说明了具体计划、兵力的部署、战略战术的设想等等，拟以志愿军形式组织兵团，要苏联提供装备。电报要周恩来赶快同苏方谈判，立刻作好准备。

    周恩来只好又去找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二人在莫斯科，正在忙斯大林交办的事情），我赶紧把电文译成俄文，莫洛托夫又立即将电报转报给斯大林。

    这时的莫洛托夫，与以往彬彬有礼、热情友好的态度不大相同，有点反常。他以将信将疑的口气探询周恩来：“如果中国方面的考虑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的事情应该从何谈起？”而且他把斯大林许诺过的飞机、武器数目减少了。周恩来很不高兴，质问莫氏为什么把斯大林原来谈的数目减少了。莫洛托夫先是否认斯大林讲过的数字，却又不敢坚持，改说是因为我们坚持不出兵，就把原来的数目减少了。周恩来说现在不是已经决定出兵嘛，你们的武器装备数目就应该按原来答应的执行。莫洛托夫又说再问问斯大林。周恩来说：“那是你们的事，但我清清楚楚记得斯大林是怎么说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发那么大的脾气，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

    不管怎样，听说我们决定出兵的人都非常高兴，我们接触到的苏方工作人员可说是沸腾起来了。苏方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了金日成。

    谈妥以上问题，共用了3天时间，我们立即返回北京。

    回国时，在飞机上我对周恩来说：“苏联运交我们的武器装备，我们最好详细地登记一下，苏方可能是要记账的，至少他们下面的执行人员要记账。”周说：“目前没有人干这件事。”周恩来很机敏，但他仍具备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忠厚老诚；尽管他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但仍缺乏足够的警惕。他想的是：抗美援朝是中苏两家的事，我们出人出血，他们只出物资，何况又是他们提出来的，还会有什么问题吗？然而，几年之后，斯大林逝世了，当权的赫鲁晓夫逼我们“还”的正是这笔“债”！而且我们没有记账，由人家说多少是多少！

    联合中的矛盾

    10月19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25日即打响了第一个战役。这一响震动了全世界！不仅苏、朝人民激动万分，就是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轰动了。东德总统皮克听到这一消息，立即上大街，和群众一起游行，同群众一道跳舞、呼口号，把自己的礼帽抛向空中。

    抗美援朝中，我们牺牲得很多，但获得的胜利是巨大的，起码大大杀下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中、苏、朝三方在联合中难免有些矛盾，也是不足为怪的。

    苏方赶运武器装备到我东北边境，再由我方取运。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是边出兵、边搬运、边装备起来的。我方运力不足，货场不能及时清理出来；苏方有意见，传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也不满意。

    彭德怀入朝时，身边的俄文翻译只有毛岸英一人，但在岸英准确无误的翻译和努力工作下，我方和苏联专家相处比较融洽，不曾发生不和。岸英牺牲后，没有了得力的翻译，常常发生误会，矛盾随之而来，彭总同苏联人争吵不止一次。这些情况，斯大林和金日成都了解。周恩来多次要我设法解决翻译问题，我自己对翻译的重要性是深有体会的，可是一时从哪里找到合适的人选呢？我向周恩来和总参建议把徐介藩派去。徐时任我国驻赤塔领事馆领事，正在国内休假。我国在苏联所设很少的几个领事馆本来就形同虚设，再加上苏方以己度人，总把领事当特务监视，徐介藩在赤塔很不愉快，很想离开那里，现在彭总需要翻译，我认为是徐介藩摆脱的好机会，我也向徐介绍了给彭总任翻译的重要性。但是徐介藩比彭总的资历深，徐介藩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党龄也比彭德怀长，到朝鲜接替毛岸英的工作，自然是屈才。不过徐介藩并不计较，愉快地担任了此项工作。徐去了之后，情况确有好转。只是后来彭总对我说：“徐介藩虽然工作很好，但我不敢使用他。”

    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是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每改装一批只需十天半月。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状。然而斯大林对我们这种做法大加赞扬，认为我们这样做很正确、很明智、很精巧，既在短时间内改装了更多的部队，又使装备起来的部队得到实战的锻炼和检验。他称赞我军是好样的。实际上这些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二战”结束后的剩余物资，苏方正需要为其寻找出路。斯大林还要求我们的空军参战，因为只有在实战中才能得到锻炼和真正建立起来。我们这样做了。事实证明：我们年轻的空军是好样的！

    彭德怀打哑谜

    1952年8月中旬，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任务是同苏方共同研究我国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和苏方对我国的援建项目等问题，历时两个多月。在此期间，9月初，彭德怀和金日成、朴宪永应苏方之邀，一同秘密访苏，来到莫斯科。他们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主要代表成员一起，受到斯大林的几次宴请，气氛十分融洽、亲切，但是终于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有一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副团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也邀请了彭德怀赴宴，苏方则是政治局全体成员出席。这次宴会是有预谋的一次行动。

    可能斯大林得到了什么人的报告，说我们在朝鲜杀过美国俘虏，为此，他们那么多的人对彭德怀进行了一次围攻。

    宴会前，首先是斯大林突然问彭德怀：“你们是不是在朝鲜杀过俘虏？你们知不知道国际上有公约不许杀俘虏？”

    彭德怀不做声。

    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跟了上来追问：“杀了没有？杀了几个？

    彭德怀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他们说：“你只要说上一句，杀过，还是没有？”

    彭不答。

    “那么到底杀过几个呢？”

    彭仍然不理不睬。

    任凭他们怎样质问，彭德怀就给他们一个“徐庶进曹营”，半个字也不说。弄得周恩来和中国同志也很着急，于是也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也是不回答。

    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站起来围着他质问，他却是稳如泰山，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根本不理众人。

    这样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大家丝毫没有办法，于是便各自说各自的去了，又喊又叫，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也无法翻译了，因为谁也弄不清谁在说些什么。

    苏方翻译费德林站出来说：“请你们稍停一下，让我把你们这会儿各自说的意思略略向大家介绍一下，否则你们互相都不了解对方说了些什么，怎么继续谈呢？”

    但实际上没有再谈下去，那些政治局委员只不过是给斯大林助威的，能说些什么呢？

    斯大林为了转弯子，宣布散会。

    散会后，大家应邀到斯大林的别墅赴宴。在宴会上，彭德怀照吃照喝，安详自若。

    席间，斯大林特为彭德怀祝酒，彭举杯同斯大林对饮了一大杯白酒，斯大林很高兴，气氛缓和了许多。我知道彭总有胃病，刚想劝他少饮酒，周恩来拉拉我，不让我干涉，并说彭总有酒量。果然彭总的酒量过人，他连饮几大杯，毫无醉意。这同林彪的表现，形成巨大的反差。

    宴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

    餐后，斯大林邀大家跳舞，吃点心，参观他的客厅、书报室等，大家随便翻阅那里的各种图书、杂志、画报，自由自在地交谈着。当大家做着上述活动时，斯大林又把彭德怀和我叫到了一个角落里。

    斯大林还是问彭杀没杀过俘虏？杀了几个？彭仍不语。

    斯大林说：“你就告诉我一个人，咱俩悄悄说，我绝不告诉别人。”

    彭仍闭口无言。

    就这样僵持了约一个小时。

    斯大林说：“我只要你说一个字：是，还是否？”

    彭依旧不语。

    斯大林算彻底地没有办法了，他对彭德怀说：“你不要以为我心疼美国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你们在前方、在战场上杀他们几千几万，我才高兴哩！但是不能杀俘虏，否则消息传到外国去，我们在政治上就输光了。因为这是国际公约所不允许的。”

    说完，斯大林拉着彭德怀有说有笑地走向人群，彭德怀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给在场的人看的，是自己给自己下台阶，他也就露出了笑容。

    周恩来关心地问我：“彭老总说了些什么？”

    我说：“一个字也没说。”

    在斯大林逼问彭德怀的时候，我只觉得斯大林把我们的水平估计太低了，我军从十年内战到八年抗战到三年解放战争，一贯的纪律和传统之一，就是不杀俘虏，优待俘虏。彭德怀作为主要统帅之一，怎么可能不遵守呢？而美军对中、朝被俘人员的摧残却是骇人听闻的，也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彭德怀为什么不加以否认，我当时不太理解，后来越想越觉得彭德怀高明。因为既不能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又不能否认。否认了，斯大林又会像逼问他一样去逼问诬告者，那就会使已经存在的矛盾激化。从大局着想，还是让斯大林心存“不解之谜”为好，至于对他本人的误解，他不在乎。彭总啊，你真是机敏过人、品德过人啊！

    这次会谈后，苏联给中国代表团赠送了汽车。送给周恩来的是“吉斯”，送给陈云、李富春、彭德怀的是“吉姆”，其他部长们都是“胜利”牌小轿车。斯大林专门解释说：“为什么也给彭德怀送了‘吉姆’呢？他虽然不是代表团成员，但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停战之前

    从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1951年五六月间，已打到了三八线，但我们并不向三八线以南推进，然而美军已经招架不住了。他们的“联合国军”联而不合，参战国都不出力，实际上是美军孤军作战，还要背上各参战国军队供给的沉重包袱；尤其是美国国内人民不知道美国人为什么要到地球的对面去送死，纷纷向政府要他们的亲人，这是美国最受不了的，于是向苏联求救，请求苏联出面调解停战。

    斯大林首先打电报给毛泽东，说：“美国要求我们做中间人，希望从中调解一下，别打了。你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回答他们？”

    毛泽东的复电称：“对美国的意图不清楚，是真想和解还是耍手腕？会不会得到喘息之后卷土重来？”

    为了使美国彻底低头求饶，志愿军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打得更凶、更猛、更狠了。不过仅限于歼灭其有生力量和占据有利的地形，并不向南推进。

    不久，美国又求助于苏联，说只有苏联出面调解，才能对中国发生影响，才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大约是1951年6月中旬，金日成来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会谈的结果，基本同意停战。中共中央派了高岗，和金日成一道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我仍任翻译。

    这次会谈，前后进行了一个来月，主要议题就是决定停不停战，在什么条件下停战；而这些问题的决定，当然要以金日成的意见为主，所以中国只派了高岗，把在北京商谈的结果带了前往。

    三方会谈的人，只有斯大林、金日成、高岗。

    斯大林首先说：“美国已经3次要求我们出面调解停战了。第一次我没理；第二次、第三次就不能不反应了。你们打得他受不了了，这就是你们的胜利！”

    斯大林想了解战场上的情况，问得很具体，但无论是高岗还是金日成都答不上来。斯大林很不高兴，立即打电话把苏联自己的副总参谋长叫来，副总长拿了地图来向斯大林报告了朝鲜战场形势，斯大林问清了一些问题之后，让他退出，三人继续会谈。

    金日成急于告彭德怀的状，大意是说：彭德怀刚愎自用，自己决定一切，不听别人的话等等。斯大林几次暗示金别说了，金还是喋喋不休。斯大林生气了，说：“听我的！”金日成才闭上嘴。

    斯大林向金日成提问，如果美军发动突然袭击，是否能顶得住等问题之后，一致同意把军事行动停下来。

    在会谈中，高岗和金日成的发言，把“停火”、“停战”、“休战”等词交替使用，表述不清，斯大林便为他们解释这些词的概念。他说：我们要做的究竟是什么？是停火，休战，停战，还是和平？并解释说：“停火”是暂时的，只停几个小时或几天，是为了双方会晤，或者为打扫战场、收回尸体、撤退伤病员等的需要；“停战”、“休战”是较长时间的，但都没有解除战争状态，随时都可能再打起来，即没有和平。斯大林解释完了问：“你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最后，三方一致同意停战。

    斯大林又说：“弄清了概念和你们的愿望，跟美国人就容易说了。在停战以前，你们应先调整好自己的阵地，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够了。”

    这次会谈，斯大林显得不大愉快，其原因很明显：一是金日成和高岗对前线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一味地支吾搪塞；二是金日成总要流露出对中国的不满。

    会谈结束，走向休息厅时，斯大林以关切的口气问到我国种植橡胶的情况，说海南、雷州半岛有条件种植橡胶，又一次谈了橡胶的战略意义，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发展橡胶生产。

    抗美援朝，无论是中苏双方，还是中苏朝三方，都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全部是口头谈的“君子协定”，于是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向我们勒索。这是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的一笔学费。

    （师秋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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