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从齐鲁大学附属医院调至济南市立第二医院,任眼科主任期间,进行科学研究,积累了一些治疗疑难眼病的经验。最先由新华社内部刊物将我的经验作了介绍,《人民日报》又于1965年6月13日发表了我的关于学习研究及治疗疑难眼病的体会,题为《勇气、力量和智慧的源泉》的专文。经全国许多报刊转载,介绍推广。国内外许多眼病患者来我院找我就诊。卫生部也经常邀我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给中央首长会诊治病。
1965年9月中旬,院领导对我说:卫生厅来电话,北京有会诊任务,给一位重要首长会诊。你把科里的工作安排一下,明天就去北京,到了北京,卫生部会派人在站台内接你。同时给我一张火车票。那时候给中央首长会诊是绝对保密的,病情也是绝对保密,卫生部有关领导曾嘱咐过我,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包括家里人和亲友。有的重要首长的名字和病情也不能向各级领导汇报,所以我也就没有多问。安排好科内工作后,次日我就乘火车去了北京。
到北京下车后,在站台上有一女同志接我,并热情地送我到新侨饭店,接我到事先订好的一个房间,并告诉我餐厅在哪里,给我餐券,说了一些客套话,并没有告诉我给哪位首长会诊,只说今天您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您。当时我想,一定是一位重要首长,所以保密程度高,我也不便再问。第二天她来看我时,我才知道是给越南胡志明主席会诊。她简单地介绍了胡主席的病情,并说有一会诊小组,成员有上海眼科周诚浒教授、北京眼科同仁医院院长张晓楼、北京广安门中医院魏老、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毛文书教授等。她又说:这几位老专家已会诊了好几次,这次邀你参加这个小组,明天与卫生部黄树则副部长一起乘飞机去广州,胡主席现在在广州。第二天,我们飞到广州。
当日晚餐是胡主席宴请我们。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容貌与报刊登载的一模一样。尤其让我惊奇的是,他说一口比我们这些南方人还要流利纯正的普通话,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他是中国人。黄部长将在座的专家一一做了介绍。轮到我时,他加了一句:她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很好。会诊小组的成员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我最年轻,当时只有39岁,而且长相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些。黄部长大概担心胡主席对我的医术有顾虑,才加上这么一句。当时胡主席以非常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她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很好。张晓楼院长马上接着说:“她学了毛主席著作后,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工作中去,并做出成绩。”当时我很敬佩张晓楼院长思维敏捷,用简单扼要的话总结了我的工作,胡主席也非常满意地点头,表示认可。晚饭时胡主席客气地说,请你们吃饭,没有很多菜,但都很精致。他还兴致勃勃地介绍了每个菜的特点。时光流逝已39年,但胡主席热情的款待和慈祥的笑容,给我的印象仍然很深。第二天,毛文书教授来了,在黄部长主持下,我们开了一个会,毛教授介绍了胡主席的病情和治疗经过及最近情况。胡主席工作过于繁忙,左眼突然眼底出血,导致玻璃体积血很多,视力很快降至只能看到眼前手动的程度。经过这一阶段治疗,视力进步不明显,希望大家多提治疗意见。我们每个人都给胡主席做了详细检查,检查完,让大家发表治疗意见,其他九位专家已给胡主席会诊过,意见都提了。主要由我谈谈治疗意见。根据临床经验,球结膜下注射疗效相对会好一些。但是球注总是有点痛,也容易紧张,我担心胡主席可能接受不了,所以我只采用了口服和肌肉注射。其中有几种药,听毛教授介绍治疗过程时没有用过,我想可能有效。我们住了几天,主要观察用药后有什么不良反应,魏老也开了中药方。这期间我们每晚都和胡主席观看文艺晚会的演出。每个演员演完节目,胡主席都发一块糖给他们表示感谢。第一个节目他亲自给,第二个节目让我们给,依我们座位轮流给演员糖。胡主席的意思我们都是主人,是演给我们大家看的,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等待人。胡主席非常重情义,我们临走前三天,他送给我们每人一张8寸大的他本人的标准像片,并亲笔用中文签名“胡志明赠”,还在抬头上签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给我写的是“陈智慧同志惠存”。他还邀请会诊小组成员和他及随行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并送给每人一张6寸照片。1966年1月1日,我还收到胡主席亲自签名的贺年卡,印有精致的越南国徽和国花。这些都使我的心情激动,尤其是贺年卡,那已是会诊后第二年了,他老人家在繁忙的国事中还想着我,这些珍贵的照片和贺年卡我珍藏至今。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胡主席用药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我们就离开了广州。大约两个月左右,胡主席的保健医师告诉我,胡主席视力已提高到0.5,我听了非常高兴。几年后,从报上见到胡主席病逝的噩耗,我感觉很突然和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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