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久长

    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只要一提起他，人们便会想到他的满面胡须和一身戎装，想到他的传奇经历和迷人风采。1990年8月，我受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使我有幸与这位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开始了三年之久的交往。

    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

    赴古巴工作，我期盼早一天与卡斯特罗主席见面，亲眼一睹他的伟人风采。

    我于1990年9月1日抵古，9月6日递交国书。我原以为这次能见到卡斯特罗主席，结果未能如愿。接受国书的不是他，而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

    此后不久，我和夫人陈镇坤应南斯拉夫驻古大使夫妇的邀请，出席南大使的离任告别招待会。何曾料到，我与卡斯特罗主席的首次谋面竟是在这一场合中实现的。

    10月5日夜晚，秋高气爽，明月当空。南斯拉夫大使官邸花园草坪灯火通明，挤满欢声笑语的宾客，气氛十分热烈。蓦地，我发现一个魁梧的身影被人们围住。此人身穿军服，头戴军帽，浓眉大眼，满脸长须，神采奕奕，气宇轩昂。那不正是卡斯特罗吗！

    我正思索着是否立即挤进去向他致意时，古巴外交部礼宾总司长来到了我跟前。他得知我抵古后还未见过卡斯特罗，便友好地表示，他可以介绍我与主席见面，并带我进入楼内大厅，让我在那儿等候。

    卡斯特罗主席，古巴人习惯叫他“总司令”，或者亲切地直呼“菲德尔”其名。我边等候、边观察总司令的动静。数分钟后，见总司令朝大楼走来，礼宾总司长在前头开道。行至不远处，他忙把我引向前去并给总司令介绍。

    “总司令，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我抢先向他问候。

    总司令用深邃而明亮的双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新来的中国大使，欢迎欢迎！”

    “我是一个月以前来到哈瓦那的。在任职期间，我将为促进中古友谊而努力工作，希望能得到主席阁下的支持和帮助。”

    “那是一定的。古中两国是好朋友，我经常去中国大使馆。我们以后找个时间再聚谈好吧。”

    我连忙表示赞同，并请总司令抽时间去中国使馆做客。总司令一边点头，一边与我握手告别，然后在南斯拉夫大使的陪同下，转身进入了贵宾室。

    我同卡斯特罗的首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对这一瞬间的交谈，我自然感到不甚满足，但是我十分理解，在此种场合不便说得太长太多。但这次见一面为我们以后建立互信和友谊拉开了序幕。

    以“特殊方式”实现与中国建交

    1959年1月2日，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进入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新政府宣布愿与各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保持和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当局立即承认古巴新政权。但是，新中国诞生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给古巴革命政府和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吸引力。

    新中国同刚刚获得解放的古巴之间的交往是从民间开始的。1959年4月，新华社派出记者孔迈和庞炳庵常驻哈瓦那。同年7月，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为团长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古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在会见该团时表示，希望中方派一位负责干部主持哈瓦那分社，作为非正式代表与古巴各方面联系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古巴赶走蒋台“大使”后再正式建立中国大使馆。

    1960年3月，原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曾涛被派往古巴，担任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社长。时任政府总理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接见他时说：“我们是把你作为中国的外交代表来看待的。古巴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都不与蒋台‘大使’接触。他们的‘大使’到外交部去，最多派一个科长见见，他在这里不起外交代表的作用。”“你今后有事情，可以随时到外交部来，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那里解决。你有事还可以直接到我这里来，我的大门对你是开着的。”

    1960年7月，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古，与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会谈，双方签订了贸易支付、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协定和贸易合同。卡斯特罗在接见卢团长时表示：“请告贵国政府，双方关心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将在适当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善解决。”

    1960年9月2日，对中古两国来说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古巴政府在哈瓦那革命广场召开了古巴人民全国大会。曾涛作为贵宾应邀出席。

    一大早，曾涛和贸易代表邹斯颐一起到了大会广场，礼宾司官员安排曾涛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前面就是讲台。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不多久，整个广场挤满了人。大会开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话，主要是批驳由美帝国主义操纵、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第七次美洲国家外长会议8月28日通过的《圣约瑟宣言》。这个宣言攻击古巴革命，干涉古巴内政，而且还攻击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古巴的支持。当卡斯特罗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时，会场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响彻云霄。

    在驳斥《宣言》对中国的污蔑后，卡斯特罗忽然大声地对到会的群众说：“古巴政府提请全国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古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会场上约100万人举起双手，以雷鸣般的吼声回答道：“同意！同意！”于是卡斯特罗宣布：“中国的代表已经在这里。”说着，他走到曾涛身边，把他请到主席台，握着他的手高高举起，并向全场群众说：“从现在起，断绝古巴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这时，广场上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高呼“中国！中国！”各种帽子在广场上空飞舞，持续了好几分钟。在主席台上，好几位古巴部长和外交部官员都含笑走过来和曾涛握手，表示祝贺。

    卡斯特罗讲完话后，会场群众举起双手通过了举世闻名的第一个《哈瓦那宣言》。宣言庄严宣布：“古巴人民全国大会批准她和全世界人民友好的政策，重申她也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并且从现在起，运用她的主权和自由意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愿意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要断绝到今天为止还和美国第七舰队支持下的蒋台傀儡政府保持着的关系。”此时，曾涛和邹斯颐走到卡斯特罗面前，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他一面和曾涛握手，一面说：“我们古巴人民和中国人民很早以来就已经是朋友，现在外交上也成了朋友了。”

    大会之后，古巴外交部把蒋台当局的“大使”刘驭万叫到外交部，限他7天之内离开古巴，将一切文件都封存起来送到古巴外交部。刘驭万无可奈何地照办，灰溜溜地离开了哈瓦那。9月9日，曾涛被授权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开始与古巴外交部就两国建交的具体问题进行会谈，一切都很顺利，9月24日，曾涛和古巴外交部副部长温贝托商讨了建交公报文本，经过两国政府批准，双方于9月28日同时发表了建交公报。中古友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古巴是整个美洲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后，第一个访华的是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为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双方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政府承诺1961至1965年间向古巴提供一笔折合6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

    1960年12月，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赴哈瓦那参加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北京，毛主席、周总理出席古巴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毛主席对古大使说：“你们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1年3月，中国在哈瓦那国家博物馆举办大型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并派以南汉宸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访古，主持展览会开幕式。古巴多尔蒂科斯总统、卡斯特罗总理等领导人列馆参观。同年9月，多尔蒂科斯总统访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我国领导人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建交头几年，两国各界代表团互访频繁，终年不绝，不断升温的中古友好关系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一贯关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进程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关注，对中国情况的熟悉和了解，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说他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中国通”，是当之无愧的。

    卡斯特罗关注中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1950年，他在领导古巴军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就十分注重研究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及军队建设原则，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当时，毛主席的小册子和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古巴起义军中广泛流传。

    我清楚地记得，在与我接触和会见中国代表团时，卡斯特罗多次谈及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说他看过许多有关长征的文章，但是没有读到一部全面、系统、完整地介绍长征的书。他深感“长征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革命运动中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称赞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一生历经千辛万苦，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文革’后，中国领导人对毛主席功过的评价非常正确，没有否定历史，没有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他对自己一生未能结识毛泽东主席深感遗憾。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卡斯特罗主席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为了认识和研究中国，并结合古巴的国情和特点借鉴中国的经验，他派出了许多代表团来中国考察访问。在我任职期间，上自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政府部长，下至专业技术人员，来华访问的连年不断。

    与此同时，对赴古巴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无论党政官员，还是企业家或专家学者，只要有时间，他都热情接见。每次接见，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无异于接受一次考试。他不仅谈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而且提问具体、实在，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如在与陈慕华副委员长和轻工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以及政协委员、公司总经理等会见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他知识渊博，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从中国的农业、水利、机械、粮食、经济作物到水旱灾害；从工业生产、组织管理、产品销售到劳动工资；从能源开发到水陆交通；从中医中药到计划生育；从国营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到中外合资企业；从对外开放城市到深圳特区；从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到外汇管理；从台湾、香港、华侨到中国统一，等等，他无所不问，无所不谈。就是到使馆做客时，他也每每带着问题来。我虽然每次都预作些准备，但仍常有被他“考倒”的情况。

    据卡斯特罗的助手说，凡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及邓小平的讲话，他都及时阅读研究。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古巴党政高级官员都这样做。为此，古共中央曾选编了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说，今后要出版更多介绍中国的书，中国有很多长处值得学习，特别是经济特区建设和农业生产的经验。

    1994年4月的一天，我请卡斯特罗来使馆做客。席间，他热情洋溢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有秩序地进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改革。”“中国只有1亿公顷耕地，但解决了12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还强调：“解决如此众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旧中国做得到吗？我经常向外宾举这个例子，说明新中国取得的惊人成就。”“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对古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表示相信，中国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巨人”。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卡斯特罗闻讯后，立即致电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真诚地表示：“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回忆起他同其他长征老战士一起，杰出地参加了中国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回忆起他为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以及祖国统一的美好事业作出的新的、不可估量的宝贵贡献”，“中国的每项新的业绩都将铭刻着他的名字”。按着他又亲临中国驻古使馆吊唁，表达他的哀思。

    密切合作于国际舞台

    1991年4月25日，卡斯特罗主席应邀来中国驻古使馆做客。在接待室稍事休息时，他喝了一杯桂花陈酒后，便顺手摆弄起茶几上的几个盘子和酒杯。我不解其意，只默默地看着他把一个大盘子和一个小酒杯摆在一头，又把一个大盘子和一个小酒杯摆在另一头。然后，他手指盘子和酒杯向我解释道：这头的大盘子代表中国、小酒杯代表越南，那头的大盘子代表美国、小酒杯代表古巴。接着，他将代表古巴的小酒杯挪到代表中国的大盘子旁边说，如果古巴不在美国旁边而在中国旁边就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和不幸，这是上帝的过错。他强调：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古巴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对各国进步力量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卡斯特罗用这个比喻向我说明地缘政治对古巴的重要性，生活在与美国近在咫尺的古巴人民面临着的处境艰难。

    美国一向有吞并古巴的野心，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还在19世纪初，美国总统杰弗逊曾公开表示对加勒比地区的兴趣，梦想使加勒比海上的所有岛屿结成一个联盟……“未来的极乐世界”。他垂涎欲滴地说：古巴是美国向南推进的极限，如能做到这一点，美国将成为“破天荒的自由大国”。1823年，美国国务卿亚当斯宣称，古巴是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品”，“把古巴并入我们联邦的版图，对于联邦本身的延续和完整是必要的。”1848年，美国提出以一亿美元的代价购买古巴，但被老殖民主义者西班牙拒绝。1898年4月，在古巴人民独立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出于吞并古巴的目的，以“同情”、“援助”为幌子，向西班牙宣战，趁机取代西班牙占领了古巴。1959年以前，古巴历届政府都是在美国操纵下产生的傀儡，古巴沦为美国的附庸。卡斯特罗执政后，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更为美国所不容。40多年来，美国历届总统和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派雇佣军入侵、经济封锁、文化渗透、外交孤立，等等，妄图彻底搞垮卡斯特罗革命政权。

    对此，早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曾明确指出：“古巴只有600万人口，是一个小国，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只要半小时”，“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古巴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周恩来总理也说：在美国的后院打开了缺口，是全世界人民最钦佩的事。美帝国主义岂能容忍隔海相望的古巴成为革命的国家，它一定会用各种手段对付古巴，要尽力支援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

    1960年9月28日中古建交时，周总理在发给卡斯特罗总理的贺电中，称“中古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将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得以加强，使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郑重地向阁下和兄弟的古巴人民申明：如果必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将给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古巴人民一切可能的支援。”

    1961年4月17日，美国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占领了吉隆滩。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中国政府立即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对美国武装入侵古巴不能漠不关心。周恩来总理在给卡斯特罗总理的电报中，对古巴人民保卫祖国的正义斗争再次表示坚决的支持。同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古巴人民。

    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中国领导人多次发表声明和讲话，严厉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战争挑衅和侵略行径，声援和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

    面对美国长达30年的禁运，从1991年起，古巴政府连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决议案，控诉美国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的暴行。到2004年，联合国大会连续13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尽快取消对古巴的禁运。中国代表每次都坚决谴责美国的非人道行径，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

    卡斯特罗主席也一贯赞赏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

    还在中古建交之前，在1960年9月2日通过的第一个《哈瓦那宣言》中，古巴就有力地谴责美国无理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10月，古巴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我任职期间，卡斯特罗曾多次谈及台湾问题，明确表示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并期望这一目标能早日实现。

    1990年以来，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以所谓“关心中国人权状况”为名，借联合国人权会议讲坛，多次炮制反华提案。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友好国家的支持下，一次次挫败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始终得到古巴的密切合作与坚决支持。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不畏强暴，顶住外来压力，主持正义，每次均投票支持中国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992年，我国申请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卡斯特罗在会见到访的刘华秋副外长时，对此举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并说：“中国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宗旨，受到所有不结盟成员国的赞扬。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杰出工作，对后来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感到遗憾的是一生中未能与周总理会面。

    中古两国对国际问题有许多共同点。在国际事务和多边外交中，两国经常磋商，密切合作，相互支持，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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